王人博

All

Latest

云之 | 小悦悦走了

佛山小悦悦的悲剧,在网络和官媒引起热议,谈论最多的还是道德沦陷。 围脖上看到美国网友与中国网友关于这个事件的对话,十分认同美国网友的观点。美国网友说,如果在美国,首先会起诉失职的父母、通缉二级谋杀的司机,而不会忙着谴责路人。 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事件,首先想到的也是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但我不敢说,因为这太不“厚道”了,人家的孩子已经遭了大难,还去指责人家,把目标对准漠视的路人显然更“政治正确”。于是想起丛日云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明讲演录》中王人博教授关于公法文明的演讲,真是不一般的高人,他几乎没提什么专业名词和概念,却将西方公法文明在中国的处境讲得透彻到令人痛彻心扉。在王教授看来,根源就在于中国人的“厚道”。“西方人的宪政概念本身就是个防御制度 …… 奥巴马干坏事怎么办?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不能说他干了坏事了,我们还没想出对策来呢。美国人说,我们得先想好对策防止他干坏事。这就是宪政。”( P165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看人从来不这样看 …… 因为中国人特别厚道。厚道的中国人,没把人想得这么坏。相反,我们把人都看得很好,都挺善良的。坏人那是以后变坏的。”( P166 )当然这样看法的人们是不可能设置防御机制的,我们等他变坏后再说。 再说回小悦悦。为什么我们不能指责小悦悦的父母呢?因为哪个父母不心疼儿女(对于中国人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小悦悦的父母一定是好好看护孩子的,只是一不小心酿成大祸,问题在于司机太坏、路人太冷漠。路人确实冷漠,但如果父母可以疏忽照料孩子、压死比撞伤合算,路人不再冷漠,就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小悦悦悲剧所反映的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法治问题。 刚刚听说她今天去了,我却松了一口气,对孩子来说,也许死去比活着容易多了。孩子,来生别做中国人的孩子。

贺卫方 |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贺卫方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它比较偏,它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的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是像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起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是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是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的很多,但理解的很少的一个人。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 13 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有些在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互相讨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的人,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感觉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去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把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地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是正确的,是勿庸置疑的,教科书不会出错的吧!我问我的孩子对教材的看法,他现在正在读初三,他就觉得教科书怎么会可能错呢?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经常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讲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它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有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地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机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叫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又像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点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交响音乐,我们要非常多地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如何东西比持之以恒地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学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八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我们沙坪坝校区作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发表的(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地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一定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你们知道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我去年的 12 月份吧,好像是 12 月 15 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广东那边的校友特别多,然后咱们学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我们这样的无形资产,在广东那儿办一些法律硕士课程班啊,有一个课程班也叫我去讲过一次。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广东,居然有 3000 到 4000 以上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 50 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准备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三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像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我们看看整天电视,大家看电视、看报纸,你看我们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而且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口号,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也不给你来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在逻辑上跟从前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关联?搞得我们都糊里糊涂,但糊涂归糊涂,口号还是要跟着喊,甚至屠宰场都跟着喊:“以‘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哄堂大笑,掌声)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能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那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   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形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命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 committee 和 commission 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不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师生情谊   我要说的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她的非常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个学校啊,也许是地处重庆、受本地民风影响的缘故,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简直是没比的了,没有哪个学校能这样。我刚刚从这儿毕业到北京去啊,我就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人情关系太冷漠了。大家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啊,也许是太大,也许是跟官场文化有关系,当官的人太多了,官员们之间最不容易交心,你要随便交心的话,你这个官就很危险。所以就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多少对整个北京的民情有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西南政法大学,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爱情,不对,这里不是爱情,而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爱意之中。当然我们那三届同学有一点点特殊,同学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的老师老是说西南 78 级如何如何,你们不要心里边不要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校友,下边的校友确实觉得西南的老师一说就是 78 级,你看人家 78 级如何如何,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因为 78 级对于咱们的老师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法律教育,他们被下放到劳改农场,下放到祖国的最偏僻的地方,去劳动、去改造,结果突然复办了以后,他们从那些个角落里边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刚刚开始要教书了,就遇到了我们这一批人,见到我们他们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的,简直是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美的一种感觉。其实,当年我们也没少惹他们生气,经常是在课堂上跟老师较较劲啊,跟老师讨论,以不太那么尊重的态度跟老师讨论,但是,就像父母不会当真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一样,老师们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重庆的夏天非常热,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师用自己的钱下去买了一箱一箱的冰棍,然后又会家里边拿来许多杯子和碗,在每一个同学旁边放了一支冰棍(掌声)。哎呀!在那一刻,真的,每一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仿佛没有离开自己的家,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当时因为家离得太远,所以我们都是暑假回家,寒假就放二十一天假,没办法回家,就在这儿呆着过年。但是过年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一会儿跑过来一个老师到宿舍里边,“贺卫方,你初二到我家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老师又来了,说是“你初三到我家吧!”第二天,又一个老师来了“你初四到哪儿去啊,到我家吧!”然后我说“哎哟,真是对不起了,刘老师,我已经有安排了。”(笑声、掌声)那样的一种师生情意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我每次回来我都去拜访我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退休了,但对我不会忘记培养我对法制史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西南政法的几位老师。像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杨联华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杨联华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现在都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但是他依然关怀着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林向荣老师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严谨,甚至有点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到他家里拜访,坐下以后,师徒二人相对无言。(笑声)老师非常严谨,不苟言笑,对学生有时候也特别严厉。学生也不知道拿什么话给老师,让老师的脸能够笑起来。但是两个人愿意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笑声)。林老师当年教书也是一位教学非常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这种讲课的那种风格非常有魅力。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饭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饭碗,像放大的搪瓷杯子,上课时都随身带着,到了中午,比方说十二点下课,然后当大家肚子饿啊,不少老师都会在十一点四十左右的时候受到敲碗的待遇。(笑声)但是林向荣老师从来没有同学去敲过碗,反而是,当林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同学都问,“哎,怎么就到十二点了?不对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样的讲课,这样的老师的教学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后来这些老师到退休了,有时候到北京去,像林向荣每次到北京去,总要跟他的老学生们见见面。我发现老头子变得非常地慈祥(笑声)。师徒二人现在变得话多得不得了,不像以前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会保持永久啊,保持一辈子啊!甚至有时候会传代,我的孩子都会知道,林爷爷是爸爸的老师。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图书馆的那位肖廷秀老师,你想想看要记住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喜欢读黑格尔的,那个人喜欢读大仲马的,那个人又喜欢读先秦诸子的,她居然能够记得住——也许是她用了一个本子悄悄地记下来,反正你一去图书馆,她总是会知道你的读书兴趣。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记得这位肖老师,记得培养了他们的读书兴趣的肖老师。    前一段时间,王人博老师调到北京去了,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实际上同学们有时候可能比较着急,现在我们学校里边人才流失比较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外面也感觉有点着急。(掌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要体谅你们有一些走了的老师,说老实话,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一个机构,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需要有一种流动性。我们老话讲“人挪活,树挪死”,那么人要挪动挪动。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往外挪不往里挪,只有老师往外走,没有同样优秀的、或者更优秀的教师往里进。所以我想呢,龙宗智校长也好,张国林书记也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非常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校友他们总是要感叹这个事实,甚至个别的时候表现出校友的一丝愤怒。这个学校是怎么管的?或者是这些优秀的教师都被伤心了,他们才走的。但是实际上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患者。我走的学校也比较多,一会儿这个学校,一会儿那个学校,所以我能够理解。   上面我们就非常简短地——哟,说简短也不简短了,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精神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是用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到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学校里边生活过的人,将来你就会一辈子会被这个学校打上一个烙印。你会,像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人,你是哪儿出身的,你是不是属于校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本科在哪儿读。你的本科在哈佛读,你是哈佛校友。一个人只在哈佛读过了法学院,那么通常除了校长认为你很有钱,找你来给母校捐献的时候你是校友之外,其他的时候一般不被认为是校友。那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因为在这里读了四年本科,而身上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烙印,那就是:你是西南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西南的,我们是西南出身的人。”我们每当谈起自己的母校,想起自己的母校,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在涌动,所以我跟我们法学院安排课程的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外头办一点课程班——“有两个地方的课程你要安排的时候不需要跟我商量,直接安排就行了。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重庆。”(长久掌声)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哇……”地一声,这样的感叹实际上表示着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比较老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座的本科生同学都没有出生,大家都是 80 年代的产物(笑声)。说老实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地快,我自己跟大家讲西南的精神的时候,自己当年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一转眼,已经到 20 年以上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人生是非常快的,人生要做事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现在教育的过程越来越长,一个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例如,张老师也在北大,是我们那儿很优秀的博士生,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了。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时间就相对缩短了。作为一个老校友,我此刻想表达对在座的各位本科同学的一种朴素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们到了将来,像我一样的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候,也能够像我今天一样地那么自豪地讲起我的母校,也能够像我的许多同学,你们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学校期间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基础给夯实,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法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毕业以后能够真正地向世人说,你是一个为西南政法增光添彩的人。最后我要说,实际上一个学校的精神不仅仅是要靠在校的老师来缔造,同样重要的是在校的学生。在校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边一个重要的成员,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同样,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实际上是学生管理的大学。在北大,我们也特别多地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之中。比方说,我们每年度都要由学生来自主地投票,去评选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我们的几位校友,每个人都当选过这个十佳教师。另外,全北大的学生还要投票评出来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学生投票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的投票显示了一种人心的向背,显示了学生对那些认真教学、非常勤勉地治学的老师的敬意。他们能够让这个学校的管理者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谁是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自学生的压力永远是一个教师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所以,虽然西南政法的人员在不断流动,学子们一代一代的不断地进入这个学校,又离开这个学校,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一方面将我们的西南精神继承下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另一方面,更利用你们短暂而宝贵的大学四年的时间,为这个大学留下更丰富的精神烙印和学术成绩!    谢谢大家!(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西南政法大学为什么又成了焦点?

刘桂明按语:     一段时间以来,西南政法大学因为其骄人的业绩一直是一个热点.最近,李庄案件的再度曝光,又使刚刚度过自己60岁生日的西南政法大学成了焦点.因为各路意见领袖中均有西政校友的声音和身影.     对于这所不同一般的政法大学,许多人都有话可说,当然说好话的居多,我也是其中一员.于是,西政人说我不是西政人,胜似西政人.我的母校华政人说我既是华政人,更是西政人.不管怎么说,现在我还是西政的兼职教授.所以,自然要特别关心并关注西政的状态和动态.     现在,这篇"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眼帘.             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   来源:南都周刊   http://www.nbweekly.com/news/observe/201105/25924.aspx         歌乐山下、红岩烈士墓畔的西南政法大学,是环境清幽、潜心向学的上佳之地,也曾是中国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在重庆这个正在风雷激荡的城市里,这里更是各色人等纷至迭来的舞台。 2007年3月,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的1000余名大学生走进体育场,用身体组成“人人重庆”的重庆形象标志。而现在,作为重庆市教育系统“唱读讲传”先进集体,西政正在创造“校校有活动、班班有歌声,人人唱红歌、个个读经典”的氛围。     南都周刊记者_季天琴曾向荣  实习记者_曾明瑞  重庆、上海报道         四月中旬,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京碰见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后者去年刚从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离职,两人谈起李庄案第一季中,西政部分教授为检方“释疑”的行为,不无玩笑地说———第二季谁再这么丢学校的人,就用口水淹死他。     2011年 4月12日,李庄漏罪案开庭前一周,贺卫方发表了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因此,贺卫方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困惑,他认为是一个学者应尽的义务。     歌乐山下,嘉陵江旁,是贺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在重庆乃至全国的政法系统,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众多。     西政人带着他们特有的荣耀,这所中国法律界的“黄埔军校”,曾经承载过中国法学界的荣耀与梦想,号称法学江山,西政一半。     作为西政学子们的大师兄,以及精神偶像,贺卫方承认,他的隔空喊话,是想唤起校友们“对于法治的那一份情怀”。     西政人也不吝于他们的回应,他们在留言中告诉贺,感谢他为母校“长脸”。     2003年3月,离西政五十周年校庆还有半年时,贺卫方给西政渝北校区的大一新生做讲座,号召他们把“西南政法这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     世易时移,时隔八年,在他当年做过讲座的地方,西政学子们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参加重庆卫视《天天红歌会》渝北周的现场节目录制—作为重庆市教育系统“唱读讲传”先进集体,西政正在创造“校校有活动、班班有歌声,人人唱红歌、个个读经典”的氛围。   李庄案中的外围智囊     2009年岁末,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当年贺卫方大学实习的地方,李庄第一季一审开庭,本刊记者亦到庭旁听。     此前,因“涉黑老大”龚刚模的举报,其辩护律师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妨碍作证罪被批捕,律师的权利边界成为当时的焦点。2010年2月,李庄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这被业界称为李庄案“第一季”。     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最终,合议庭拒绝了这个要求。该案审判长付鸣剑,亦毕业于西政,其硕士论文的主题,是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贺卫方称该案检察官“创造性地为一些行为背书”———在一审当庭抛出李庄“嫖娼说”的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公诉人幺宁,同样毕业于西政,被李庄案第一季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驳为“法律审判失败,遂用道德审判”。     学界也未能与此案保持距离。一审当晚10点多,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和西政刑诉法教授李昌林、潘金贵、高一飞、梅传强接到紧急开会的电话。参会的教授回忆称,因重庆市政法委对庭审效果不满意,故紧急召集检方外围智囊商量对策。     重庆的本地媒体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在次日做了倾向性明显的报道。参会的陈忠林,不久在“西政人论坛”上和母校学子纵论李庄案,并和陈有西就程序正义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学术辩论。在调任重大之前,陈忠林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另一位西政教授,时任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的徐昕,则在《方圆法治》发表文章《重庆打黑答问录》,向自己的同事们开炮。      在这篇答问录里,徐昕告诫这些正在从事打黑课题研究的学者,“真心希望打黑的研究者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为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作些贡献”。     在第二季开庭之前,贺卫方在公开信中向这五个学者喊话: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李庄服刑期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于今年4月2日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对李庄提起追诉,并于4月19日在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是为“第二季”。     在场人士注意到,当天的庭审,西政潘金贵教授等人亦到场旁听。在李庄漏罪案检方撤诉后,陈有西肯定了程序正义的功能,感叹“西南政法大学这次没有一个教授再为重庆说话背书”。   那些受欢迎的人      2010年9月,西政六十周年校庆—---两度庆典,别人用十年,西政只用了七年。      此前,西政一直把1953年作为建校时间。去年4月,这个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解释西南政法大学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是如何一脉相承。因此,西政的校史被追溯至1950年,刘伯承是首任校长,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是兼职老师。      校庆提前,不少校友尤其是夏登峻、徐静村等退休老教授们并不赞同。夏登峻称,1949年初各地纷纷成立的“革大”,只是培养干部的临时机构,跟一般的正规大学是两码事。      另一位在职教授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学校的红色资源”。      2010年9月,西政校庆期间,刘伯承元帅的长子刘太行专程来渝,并在西政渝北校区为其父的雕像揭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应邀即席讲话,表彰这所法治名校为中国政法界和重庆打黑作出的贡献。       庆典上,学生们诵读了该校经典节目《古往今来名人论廉政》———由该校民商法学院诵读队表演的这个节目,曾在“唱读讲传”专场文艺演出中受到过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表扬。       不过,民商法学院一位教授透露,曾有诵读队的学生家长跑到学院来告状,认为表演太频繁,担心孩子荒废学业。       作为西政的兼职博导,贺卫方已经两年半没回母校了。去年校庆,贺卫方还在新疆支教,校庆的邀请函寄到了北大法学院。     在西政学子看来,贺卫方代表着该校的精神谱系。99级学生羽戈回忆说,他在西政听过的最火热的讲座,莫过于贺卫方的“中国宪政起步”。容纳千余人的小礼堂,里外至少站满三千狂热的学子,盛况所至,礼堂的厚实大门被挤得脱框。     时隔多年,西政学子将同样的热情给予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010年11月18日,在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副校长刘俊的陪同下,王立军出席了西南学术大讲堂法律论坛。许多学生踮着脚尖站在门口,听王立军讲打黑。     当天在现场的一位西政老师称赞王立军的PPT做得好,“跟《盗梦空间》一样”。     会上,张国林为王立军颁发证书,正式聘请其为西政刑法学兼职博导。     一个月后,西政“全球法学家论坛”邀请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到校讲座。该论坛由西政刑侦90级的校友冯清华解囊100万元人民币,并委托宋庆龄基金会捐赠给西政作论坛专用。在渝期间,李聘请王立军为“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     事实上,架起西政、重庆和世界沟通桥梁的李希光,是西政近年引进的最重要人才之一。去年校庆庆典期间,“重庆经验与亚洲模式国际研讨会”在西政举行,多位嘉宾感谢西政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李希光对他们的邀请。      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希光,属西政柔性引进的人才。知情人称,“他可以不来西政,但是论文要署西政的名”。     作为交换,李本人在渝北拿到了一套240平方米左右的花园洋房,“房子相当于三层,下面一层是车库”,李按每平方米1600元的成本价一次性付清。附近的房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     此外,西政也会提供科研经费,“他在我们这里一个月拿1.5万-2万是没有问题的”。对李希光,西政领导层也表示了满意。     2010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到访重庆,其间,托平被聘为西政的客座教授,并与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会面—其实,托平的重庆之旅由李希光一手促成,李本人随后也在《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详解这段经历。     5月10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李希光核实上述情况,李称自己在美国,“电话费钱”。随后记者的短信,他也未予回复。   三次“护校运动”     犹如一个没落的贵族,西政眉宇之间还残存风华绝代的气韵。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那时这所学校还仅被称为西南政法学院。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撤销所有的政法学院的决定后,西政几位老先生顶着自己头上的政治高帽,上书苦苦恳求保留学校。因此,当同时期的政法学校在动荡中被肢解时,西政的师资力量却奇迹般地得到保存。这就是西政历史上著名的“护校运动”。      1978年,作为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当年,全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西政是惟一的单科学院,招生人数比其他4校的总和还要多。     歌乐山下、红岩烈士墓畔的西政校园,环境清幽,是潜心向学的上佳之地。在法学界,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被公认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典范。     仅1978年校友而言,除了目前法学界知名学者贺卫方、梁治平、龙宗智、王人博、张卫平等,还有不少大员,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以及刚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211”申请失利,成为西政人永远的痛。在这场被命运扼住咽喉的斗争中,西政最终没能突围———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传统名校,在教育资源上边缘化更甚。“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构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宏大工程。     2003年11月,《南方周末》一篇《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写尽西政的内交外困,引得重庆地区当期《南方周末》全面脱销。     此前,这所命运多舛的高校亦历经波折。1999年,西政学子们听说要被并入重庆大学后,他们在悲壮的“护校运动”中打出了“宁做西政鬼,不做重大人”的口号。学校是保住了,但是不到一月,西政又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变故———它的隶属关系从司法部划归重庆市政府,由中央军变成了地方系。     11年后,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2010年4月12日,西政校方正式通知,将在老校区旧址成立“红岩干部培训基地”。     校内情况通报称,这是重庆市委市府的决定,“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是即将建成的与井冈山、延安、浦东三所干部培训学院齐名的第四所培训学校,主要培训对象为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西政老校区诞生在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靠近红岩魂广场,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综合重庆市文广局和西政知情教师提供的信息,将其改造成为“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有利于重庆建好“红岩联线”的红色文化品牌。     不过,这个消息于西政师生而言,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消息宣布后的短短三日内,西政老校区的命运变数横生。     党委书记张国林召集高绍先等退休的学院领导,要求他们表态支持搬迁,几小时后,他无功而返。     4月14日晚上,在沙坪坝校区岭南厅,有学生打出了“反对卖校,保卫西政”的条幅。法学院教授徐昕在大会上发言称,“我们挺过来了,西政不搬了”。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唐尧也壮烈激怀,称:“强烈反对学校行政化,只有学校强大,才不会任人宰割!”     因为这些强烈的反对声音,西政老校区得以暂时保全。     不久,唐尧便转变风向,与校方口径保持一致。在《沙坪坝校区搬迁问题的法律思考》一文中,唐称重庆市府和西政“不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行政法律关系”。     他写道:反观1999年和近期所谓的“护校”,由于其前提条件错了,学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这次护校,官方说法是,“全校上下的努力由于个别人的行为化为乌有”———这个“个别人”,在西政人看来,指的便是徐昕。   让学校为难的人     “护校风波”后不久,2010年6月,徐昕最后一次在西政的课堂露面,他告诉台下的学生,“这次机会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原因就不解释了”,语毕,课堂上响起了持久的掌声。      徐并不愿意臧否母校,但离开西政显然是无奈之举。1970年出生的徐昕,西政硕士毕业,在清华读完博士后曾短暂任职海南大学,后重回西政,并在36岁时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导。     早在2009年3月,他就曾公开致信党委书记张国林和时任校长陈彬,抱怨学术讲座中繁琐的审批程序,那是他在西政第一次捅娄子:    “一次讲座需要四个部门审批,比原来还增加了二个审批部门:党总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指什么部门的党总支、宣传部、科研处、外事处。”     李庄伪证案第一季之后,他又发表了那篇《重庆打黑答问录》。作为西政在校教师中唯一公开要求程序正义的学者,徐昕在网络上被称为“西政唯一对李庄案的良心发现”。     就徐昕离职一事,西政宣传部长张北坪以“个人意见”对本刊记者称,这是正常的人事流动,合同期满,聘与不聘某个员工,是内部正常管理行为。对此,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未作回应。     当徐昕为离职忙得焦头烂额时,2010年4月27日至28日,西政正在举办“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     校长付子堂在研讨会上痛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九个月后,付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新华网法治频道关于该活动的介绍称,“该同志为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保障,受到重庆市委的表彰”。     学界人士介绍,因相关方面对这次研讨会规格不满意,当年6月初,西政不得不再次组织全国专家,和重庆市政法委、市法学会共同主办了“防治涉黑犯罪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     相关人士透露,西政领导还劝说该校教授赵长青参加这些“涉黑”研讨会,“为了学校,出面表个态”。     今年77岁的赵长青是贺卫方等西政人最尊重的老师之一。后者回忆说,上大学期间,每到中午饭点,学生就在下面敲碗,在“磅磅磅”声中,有老师受不了就下课了,然而赵从来没被学生敲过碗。     2009年,赵长青代理了重庆黎强涉黑案,在辩护中,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1849件证据中,没一组能证明黎强涉黑罪名成立。     黎案庭审期间,法庭上下诸多人物,不少都是赵长青的徒子徒孙。他提醒他们,“打黑”不是“黑打”,“务必审慎”。     当年岁末,李庄伪证罪期间,与重庆警方相关的法律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李庄案的直接诱因是黎强案中赵长青的成功辩护———黎强案从法院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拖了一个多月,让警方觉得自己不再强势,也意识到律师的作用。     去年4月,“涉黑”研讨会期间,贺卫方本来要去西政准备一个法律文化的讲座。然而,校方跟贺沟通—能不能往后推一推?最终,贺未能成行。     5个月后,在西政60周年校庆上,校长付子堂在发言中提及,两次研讨会上,“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两次专门接见了与会代表,每次接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体现了重庆市委对政法事业和西南政法大学的亲切关怀。”     这次校庆前,远在新疆的贺卫方应校长付子堂之约,为母校题词。他为这所红岩下的学校,这个正在读经典、唱红歌、看红色电影的校园,写下了一句话:呵护法治嫩芽,守望大学尊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贺卫方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它比较偏,它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的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是像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起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是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是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的很多,但理解的很少的一个人。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 13 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互相讨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的人,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感觉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去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把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地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是正确的,是勿庸置疑的,教科书不会出错的吧!我问我的孩子对教材的看法,他现在正在读初三,他就觉得教科书怎么会可能错呢?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经常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讲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它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有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地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机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叫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又像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点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高级交响音乐,我们要非常多地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如何东西比持之以恒地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学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八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西南本部作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发表的(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地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一定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你们知道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我去年的 12 月份吧,好像是 12 月 15 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广东那边的校友特别多,然后咱们学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我们这样的无形资产,在广东那儿办一些法律硕士课程班啊,有一个课程班也叫我去讲过一次。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广东,居然有 3000 到 4000 以上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 50 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准备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三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像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我们看看整天电视,大家看电视、看报纸,你看我们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而且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口号,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也不给你来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在逻辑上跟从前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关联?搞得我们都糊里糊涂,但糊涂归糊涂,口号还是要跟着喊,甚至屠宰场都跟着喊:“以‘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哄堂大笑,掌声)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能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那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   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形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命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 committee 和 commission 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不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师生情谊   我要说的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她的非常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个学校啊,也许是地处重庆、受本地民风影响的缘故,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简直是没比的了,没有哪个学校能这样。我刚刚从这儿毕业到北京去啊,我就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人情关系太冷漠了。大家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啊,也许是太大,也许是跟官场文化有关系,当官的人太多了,官员们之间最不容易交心,你要随便交心的话,你这个官就很危险。所以就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多少对整个北京的民情有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西南政法大学,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爱情,不对,这里不是爱情,而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爱意之中。当然我们那三届同学有一点点特殊,同学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的老师老是说西南 78 级如何如何,你们不要心里边不要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校友,下边的校友确实觉得西南的老师一说就是 78 级,你看人家 78 级如何如何,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因为 78 级对于咱们的老师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法律教育,他们被下放到劳改农场,下放到祖国的最偏僻的地方,去劳动、去改造,结果突然复办了以后,他们从那些个角落里边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刚刚开始要教书了,就遇到了我们这一批人,见到我们他们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的,简直是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美的一种感觉。其实,当年我们也没少惹他们生气,经常是在课堂上跟老师较较劲啊,跟老师讨论,以不太那么尊重的态度跟老师讨论,但是,就像父母不会当真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一样,老师们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重庆的夏天非常热,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师用自己的钱下去买了一箱一箱的冰棍,然后又会家里边拿来许多杯子和碗,在每一个同学旁边放了一支冰棍(掌声)。哎呀!在那一刻,真的,每一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仿佛没有离开自己的家,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当时因为家离得太远,所以我们都是暑假回家,但是寒假就放二十一天假,没办法回家,就在这儿呆着过年。但是过年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一会儿跑过来一个老师到宿舍里边,“贺卫方,你初二到我家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老师又来了,说是“你初三到我家吧!”第二天,又一个老师来了“你初四到哪儿去啊,到我家吧!”然后我说“哎哟,真是对不起了,刘老师,我已经有安排了。”(笑声、掌声)那样的一种师生情意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我每次回来我都去拜访我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退休了,但对我不会忘记培养我对法制史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西南政法的几位老师。像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杨联华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杨联华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现在都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但是他依然关怀着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林向荣老师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严谨,甚至有点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到他家里拜访,坐下以后,师徒二人相对无言。(笑声)老师非常严谨,不苟言笑,对学生有时候也特别严厉。学生也不知道拿什么话给老师,让老师的脸能够笑起来。但是两个人愿意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笑声)。林老师当年教书也是一位教学非常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这种讲课的那种风格非常有魅力。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饭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饭碗,像放大的搪瓷杯子,上课时都随身带着,到了中午,比方说十二点下课,然后当大家肚子饿啊,绝大多数老师都会在十一点四十左右的时候受到敲碗的待遇。(笑声)但是林向荣老师从来没有同学去敲过碗,反而是,当林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同学都问,“哎,怎么就到十二点了?不对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样的讲课,这样的老师的教学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后来这些老师到退休了,老了有时候以后到北京去,像林向荣每次到北京去,总要跟他的老学生们见见面,我发现老头子变得非常地慈祥(笑声)。师徒二人现在变得话多得不得了,不像以前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会保持永久啊,保持一辈子啊!甚至有时候会传代,我的孩子都会知道,林爷爷是爸爸的老师。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图书馆的那位肖廷秀老师,你想想看要记住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喜欢读黑格尔的,那个人喜欢读大仲马的,那个人又喜欢读先秦诸子的,她居然能够记得住——也许是她用了一个本子悄悄地记下来,反正你一去图书馆,她总是会知道你的读书兴趣。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记得这位肖老师,记得培养了他们的读书兴趣的肖老师。    前一段时间,王人博老师调到北京去了,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实际上同学们有时候可能比较着急,现在我们学校里边人才流失比较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外面也感觉有点着急。(掌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要体谅你们有一些走了的老师,说老实话,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一个机构,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需要有一种流动性。我们老话讲“人挪活,树挪死”,那么人要挪动挪动。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往外挪不往里挪,只有老师往外走,没有同样优秀的、或者更优秀的教师往里进。所以我想呢,龙宗智校长也好,张国林书记也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非常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校友他们总是要感叹这个事实,甚至个别的时候表现出校友的一丝愤怒。这个学校是怎么管的?或者是这些优秀的教师都被伤心了,他们才走的。但是实际上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患者。我走的学校也比较多,一会儿这个学校,一会儿那个学校,所以我能够理解。   上面我们就非常简短地——哟,说简短也不简短了,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精神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是用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到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学校里边生活过的人,将来你就会一辈子会被这个学校打上一个烙印。你会,像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人,你是哪儿出生的,你是不是属于校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本科在哪儿读。你的本科在哈佛读,你是哈佛校友。一个人只在哈佛读过了法学院,那么通常除了校长认为你很有钱,找你来给母校捐献的时候你是校友之外,其他的时候一般不被认为是校友。那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因为在这里读了四年本科,而身上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烙印,那就是:你是西南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西南的,我们是西南出身的人。”我们每当谈起自己的母校,想起自己的母校,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在涌动,所以我跟我们法学院安排课程的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外头办一点课程班——“有两个地方的课程你要安排的时候不需要跟我商量,直接安排就行了。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重庆。”(长久掌声)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哇……”地一声,这样的感叹实际上表示着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比较老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座的本科生同学都没有出生,大家都是 80 年代的产物(笑声)。说老实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地快,我自己跟大家讲西南的精神的时候,自己当年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一转眼,已经到 20 年以上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人生是非常快的,人生要做事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现在教育的过程越来越长,一个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例如,张老师也在北大,是我们那儿很优秀的博士生,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了。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时间就相对缩短了。作为一个老校友,我此刻想表达对在座的各位本科同学的一种朴素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们到了将来,像我一样的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候,也能够像我今天一样地那么自豪地讲起我的母校,也能够像我的许多同学,你们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学校期间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基础给夯实,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法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毕业以后能够真正地向世人说,你是一个为西南政法增光添彩的人。最后我要说,实际上一个学校的精神不仅仅是要靠在校的老师来缔造,同样重要的是在校的学生。在校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边一个重要的成员,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同样,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实际上是学生管理的大学。在北大,我们也特别多地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之中。比方说,我们每年度都要由学生来自主地投票,去评选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我刚才给大家讲过,我们的几位校友,每个人都当选过这个十佳教师。另外,全北大的学生还要投票评出来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学生投票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的投票显示了一种人心的向背,显示了学生对那些认真教学、非常勤勉地治学的老师的敬意。他们能够让这个学校的管理者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谁是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自学生的压力永远是一个教师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所以,虽然西南政法的人员在不断流动,学子们一代一代的不断地进入这个学校,又离开这个学校,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一方面将我们的西南精神继承下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另一方面,更利用你们短暂而宝贵的大学四年的时间,为这个大学留下更丰富的精神烙印和学术成绩!    谢谢大家!(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律师生涯二十年(上)

按:这是今年六月二日应邀在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的讲座,感谢同学们将录音整理成文。      夏霖:同学们下午好!来学校跟同学这样交流让我确实很紧张,比我去法庭开庭要紧张很多,请同学们原谅。离开学校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又重新回到学校来和同学们交流,确实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比较紧张。在座的同学们都是80年代末或者90后的人了,我也不知道同学们关心什么问题,关心什么话题。今天主持人给我的题目是“在北京做律师”,我想跟同学们先商量一下,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我把它分成两段,我可能主要讲45分钟或者1个小时,然后留更多的时间跟同学们交流,这样自由交流能够充分一些。      大概想了几个有关律师行业的话题,开始之前我希望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讲什么。讲律师行业的现状还是讲我自己办案的心得体会,也可以讲一讲给同学们的建议,因为都是法学院的学生嘛,怎么样在法学院里更迅速地形成一套法律人的逻辑思维以及训练体系。我不知道同学们关心哪些问题。刚才你们法学社唐同学和我说,希望我讲一下案例,我不知道讲案例的话,同学们关心哪几种案子,因为我代理的案子有很多,有些是死刑案件,有些是涉及到民生的案子,有一些甚至是政治性的案件,有一些像去年社会关注比较高的邓玉娇的案件,还有前几年杀城管的案件,都是我做的代理。我不知道同学们希望听哪一块?听哪一块我就可以讲那一块。      学生:邓玉娇。      夏霖:就是案子上讲邓玉娇案子。那么我就简单的串起来讲,我大概讲一个小时左右。      从哪里说起呢?同学们经过了在法学院的学习,应该对中国的律师制度有所了解,但我想再用简单的几句话把中国律师行业的现状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介绍。中国的律师制度,中国的古代是没有这个律师制度的,都是一些讼师或者说那种绍兴师爷,充当了一些现代律师的功能。清末沈家本、伍廷芳修律,从日本介绍进来了一套法律制度,因为日本的法律制度完全拷贝德国,他们就引进了大陆法系的一套制度。但是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他最希望引进的就是一套纠问式的法庭审理制度,这就跟我们以前古代的县官或者州府老爷坐堂,能够衔接起来。对抗式这样一种诉讼制度,当时考虑就放弃了,专制统治者不会喜欢对抗式。      当时沈家本修律,从日本拷贝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拷贝一套完整的律师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只考虑注重法庭、法官或者县太爷纠问式的一套程序,把它完整的拷贝过来。结果就导致了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是1902年,当时沈家本是清朝的一个翰林,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bar律师资格的,伍廷芳是一个新加坡的华人。他在英国留学,,后来回国。当时伍廷芳反对,这就代表着第一次,英美法的对抗式的审判制度跟大陆法发生的冲突。在清末朝廷的力量很小,伍廷芳后来投奔到南方的革命党,投奔到孙大炮这一批人。      辛亥以后南北和谈,伍廷芳还是作为南方的谈判代表,大家需要关注一些,大家可能都学过一些法制史,但是我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伍廷芳。伍廷芳的命运就代表着第一代法律人在中国专制传统非常深厚背景下的经历,他从英国获得律师资格以后,他在中国做的种种法制改良的努力,以及他为何后来投奔“孙大炮”,成为辛亥以后代表南方跟袁世凯签订和谈协议,他作为南方代表签的字,这是伍廷芳。如果大家以后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的话,对中国的法制史理解会更深一些。      清末修律以后,在1908年颁布的一个《律师暂行章程》,后来没有来得及施行,辛亥的炮声一响,枪炮一响肯定法律无声,不用说律师制度了,什么东西都已经砸碎了。直到1912年袁世凯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在北洋时期的时候,很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引进了一套律师制度,而且在上海、浙江、南京他们都有自己的律师公会,纷纷组建了律师公会。当时中国第一代律师,他们出现在社会面前完全不同于以前大家理解的绍兴师爷或者是状师,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律师制度创立的黄金时期,就是在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性很大的案件,比如宋教仁被刺杀,当时的上海法院还发出传票,传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出庭,这是上海的地方法院,同学们想一想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地方法院传召现任总理出庭。赵秉钧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自杀身亡,当然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把他毒死的,当然这个跟我们的话题无关。我想说什么呢?北洋时期是前100年中国法律史上,组建了一套独立的司法,司法的独立性程度以及法官的专业水平,还有对抗的诉讼体制最完整的时期,就是从1911年到1927年北洋时期,是前一代法律人最黄金的一段时期。无论是律师制度还是诉讼制度,以及法律对地方生态的影响,都是一个最完整的时期,那确实是一代黄金时期。      当时的法官,理性的程度是最高的,所有的法官不得加入任何党派。当时政治上是两大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梁启超的进步党。法官是居中裁判的,他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任何做法官的人经过司法考查,做上法官的人都必须要放弃他原来的政党立场,你不能够预设政治立场。因此,在司法的中立程度上北洋时期是最好的时期。到了1927年国民党北伐,国民党完成北伐以后,把司法这一块完全用党化的这套理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一套东西完全污染了司法独立。这个传统到1949年被共产党发挥得更加极致。      所以我们现在讲司法不独立,党控司法,以一个政党的意志来控制司法,让法院不能够进行居中裁判,现在的人攻击的话就攻击到1949年以后,是在共产党取得天下以后。实际上我们应该放在国民党身上,就是1928年以后他们用党化天下的方式在控制司法,就把北洋时期刚刚进行草创,使得学习德国一套完整的大陆法系制度建构的努力就化为乌有,从国民党时代开始,而不是始之共产党。      到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这种司法现状跟我们经济比较落后了许多,以前司法不独立的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现在的法院、法官,有些地方法院就是一个地方的法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机关,很多法官也很无奈。像我们办的案子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判决书,法院的院长出来一份,盖着法院印章的判决书出去以后,上面打招呼,或者是政法委书记或者是县一级的党委书记,他们可以公然把法官叫到党委去,一把把判决书撕掉,“哪能这么判,你重新去写”。这是我亲身碰到过的。法院不独立的话,就完全失去了组建这一套中立仲裁程序的意义。如果说嫌程序麻烦的话,还不如恢复到我们古代中国的传统,我们古代中华的话至少还有一个中华法系,虽然说民刑不分,有很多问题。当时法官就是一个县太老爷,他是一个县官同时他监任法官,他不能够推诿,不能说这个案子今天来到,县老爷推了,我不受理,没有这种事,他必须受理,你去击鼓鸣冤,他必须要开堂受理,公开审理。虽然说他先要打板子,但是他至少受理。不像现在我们一些案子,你要去立案,老百姓碰到很多民生的案子,经常连案子都立不起来。司法现状如此,这个司法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前几年最高法院可以发文,《通知》说什么呢?涉及到老百姓拆迁的案子法院一律不受理,或者涉及到证券公司二级市场上交易问题,法院也一律不受理;凡是碰到一些敏感、复杂,或者说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法院就得听从党委的指示,不能够受理类似的案件。前两年电影局禁了汤唯,还有《苹果》这部电影。当时《苹果》被电影局禁了,他甚至都没有发一个明确的处罚通知,就是发一个短信,告知导演你这个影片被禁了,不得在市场上进行放映。这个案子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个案,那我就去北京中院要求立案,电影局对我这是一个行政处罚吧,那么我们不服这个行政处罚,我可以去提一个行政诉讼,法院是没有理由拒绝受理的。法院收了状纸以后,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7天的时间必须要告知我是否立案,但是实际上法院他们转头就跟电影局协商,电影局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告电影局的,电影局是不能够成为被告的,那样到法庭上很丢脸,他们心目中成为被告是很丢脸的事情。      我想起来了是范冰冰演的电影《苹果》,后来汤唯又被禁,我们所做的法律诉讼上的努力,因为法院不立案,从一开始你就进入不了法律程序。因此,希望通过法制的努力改善一些冲突性很大的社会事件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你进入不了程序的话,法院的功能就很少了,它就只是一个行政部门或者说它是行政部门的附庸,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      我1992年开始做律师,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做律师。从1993年开始,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允许律师3个人可以合伙成立一个合伙所,1992年以前的律师,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那些所谓的律师都是官办律师,都是属于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我毕业之后,我们当时的分配制度还是政府包分配,我当时毕业分到了公安局,我有点讨厌做警察,后来就去做了律师。到1994年,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允许律师成立合伙律师所,就是3个专职红本律师,就可以自己开一个合伙所。我就跟另外三个同事在贵阳开了这样一个合伙所,现在这个所发展的还是很好,算得上贵州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所,叫辅正所,我是该所原始的合伙人。我的经历先跟同学们交流一下。      那个年代科班出来的学生是很少的,80年代的话法学院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当时司法部的院校有5个,5大政法院校,我是西南政法毕业的。像西南政法、北京政法、华东政法、中南政法、西北政法,这个排名是按照重要性排名的,这是5大政法院校。其他的还有像北大、人大、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这些是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80年代的话也就是这样,但是像政法学校的话,因为培养的目标不一样,很明显这几个学校完全是为公检法培养干部。因此,像我们这种实务上的训练跟综合性大学有所不一样,像我们刑事侦查这一方面课程就很多,比如说法医、痕迹鉴定、布控、预审,当时我们都学。所以毕业了,我就直接分到了公安局。虽然我没去,但是在刑事侦查的训练让我们在后来的律师生涯当中办理一些刑事案件能够更容易的抓住要点。      前两天跟中国政法大学同学们交谈的时候,现在法学院的同学在实务上的训练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法律是一个很世俗的科学,它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在学校里面大家能够完成一个什么呢?能够完成一个法理上的积累,就是基本法律素养,形成法律人的一套思维逻辑。你要走上社会以后,更重要的是实践,这种东西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它不一定特指法律上的经验,很多是社会经验的积累。一说同学们都知道,像美国的律师,美国的法律人才培养先有一个本科4年,无论其他什么样的学位,拿到一个本科,然后才能够去读法律本科,毕业之后应该在27岁左右,然后你才可以考取司法牌照,考取律师牌照,才开始执业,这样年龄的话就在28岁左右了。这个年龄会对社会有更深的理解。      大陆法系不一样,一般高中生直接进入法学院,读完大学,4年以后就可以考取法官,如果你的成绩很优秀,请同学们注意,这种成绩优秀仅仅指考试成绩的优秀,在实务办理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学生就可以直接当法官,做了法官,你就可以判断人的生死,确定人的生死,这是很有问题的。你的社会历练不够,你对社会感觉、经验都有问题,人家讲法官,那是决定生死的职业,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西方法律传统讲法官是上帝衣袍里面的跳蚤,只有他最接近正义。你在这个年龄阶段就要去做法官就要去定人生死,我觉得那是有问题的。      因此英美法这样一套制度,他从律师当中选取法官。刚才我介绍了,到了28岁以后做了律师,再经过10年的训练,他才能够去做一个法官,一个优秀的法官,这个时候法官的年龄在37、38岁以上,这样他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法官。而我们大陆法系这样一种培养体制,在这个问题会有局限。前几年贺卫方老师提倡司法改革,好不容易把“三合一”放在一起,就是律师跟司法官、检察官合在一起进行考试。在法学院教育方面,在大学里面开设了法律硕士,这个就有点像英美制的法律本科。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会有效的减缓这一点上的缺陷。      但现在这个司法改革在新一届领导人上来之后,特别是现在最高法院王胜俊上台以后,因为他不是科班出来的,他比以前的肖扬差了许多,肖扬是60年代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胜俊完全就是一个党国人,同学们可以看到他上台以后做了什么?提了一个口号,什么三个至上,什么叫“至上”?完全很搞笑的一个东西,这个逻辑完全讲不通。然后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那你这个还怎么判刑呢?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比如说去年成都的交通肇事,酒后驾车撞死很多人,那就是一个交通肇事嘛,交通肇事就是过失的;如果他是酒后故意高速,就像杭州飙车的一样,可能就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最多也是一个间接故意。你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他撞死了很多人不判死刑不行嘛。媒体大量报道,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就判了死刑,好像是二审改判了。      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西方法治国家那是戴假发的人,穿上上帝的衣袍定人生死的。这样一个大法官提出一个“要不要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看谁的感受啊?如何统计人民群众的感受啊?完全没有法律逻辑。提出一套完全走回头路的方式,他们推行这些措施是在对90年代以来司法改革的反动。90年代进行的一整套司法体制改良举措,是走在正路上,是向着法治、向着技术化、向着法律职业精英化,以期能够形成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在做努力。那么现在的这种非法律出身的官僚,去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我感觉,现在法学院培养体系恐怕有一定的偏差,刚才我讲了在执业过程当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推崇我的母校西南政法这样一套训练学生方式,第一年通行的进行法理,包括一些程序法的基础知识,最主要的是法理。第二年再进行一些程序法的训练。第三年整整实习一学期,当时我们实习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这40个同学分成公、检、法、司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若干人。这40个同学到一个县城,当时我们是到江北县,现在是重庆边上的一个区。我们就完全接手公、检、法、司,公、检、法、司原来的这些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他们科室就留下两个带队老师,其他的人全部休假。他们就去度假或者去海边。警察局预审科留两个人,检察官起诉组留两个人,法官也是,就由这些同学完全接手。经过半年的办案训练,你就可以完全熟悉整个司法的流程。      这种经验的学习是你在学院里面怎么样都学不到的。比如说弄一个模拟法庭(我不知道你们法学院有没有),像这种东西不是真刀真枪的。我们这样去做,你完全是进入真正的司法程序。当时我就在警察局,我们5个人,我们5个同学在公安局预审科里面实习,加上2个警察,一共7人,接管这个县整个预审,所有的案子全是你办,效率特别的高。同学经过一个月的磨合以后,上庭全是同学,比如说检察官是我们同班同学,法官也是同学,律师也是同学。通过这方式,你是在办真实的案件。比如说我在看守所负责预审,预审的警察当时有预审制度,就是现在公安局的审查起诉的法制处。1997年改革以后没有了预审制。当时我就在做预审,嫌疑人进来以后,你做笔录,判断他可能构成什么罪,然后把它移送到检察院去。同学们大概知道这些流程吧,法学院学生应该还是知道的。      同学们办案,同学们也获得很好的体验,然后呢?当地的老百姓也觉得很好,这一帮子年轻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办案的效率特高,而且还不收礼,连烟都不收,效率特别高,同学们工作又很努力,效率非常的高,同学们也获得很多的体验。经过这样半年的训练,进行实务上的培训,实战半年时间。大四完成毕业论文,再选择你的专业方向,完成你的积淀。这样的话出去以后很快就能适应,无论你是到公、检、法、司干什么,法律四大职业你完全可以适应接受。我当时就直接分到警察局了,但是我不愿意去做警察,然后我就选择做了律师,因为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      为什么90年代做律师容易些呢?因为当时科班出来的在社会上做律师的人还是比较少,当时一些律师很多都是军转干部或者是司法局招干生什么的。我们当时做律师的时候不像现在,当时科班出来的年轻人,你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逻辑,你可以很快的脱颖而出,可能现在的话失去了这个条件。当时我一接手,就是贵州的一个商标案件,贵州有一个茅台酒厂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厂跟另外一个贵州醇酒厂两家因为商标,一个是外观设计,一个是贵州茅台酒商标,双方发生争议,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商标权,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外观设计。当时的时候,我们刚刚出去就能够接手这样一些知识产权的案件,当时的律师因为他们缺乏这些方面完整的训练,没有学过国际私法,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像这种案子做好以后,你就迅速站稳了脚跟,马上脱颖而出。我在24岁的时候就做了老板,自己作合伙人,然后自己办律所,当时律师所发展的很快。我在26岁的时候我就带了十几个人的律师团队,到1996年以后我们就转向,主要是为了赚钱,就做了很多非诉的案件,当时的工厂改制、股份制改造,公司改制以后,原来是工厂制,把它组建成现代企业制度,把它变成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把他们改制上市,或者原来那些军工企业改制转型,我参与了很多。来了北京以后,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刑辨律师。实际上我在非诉讼方面,我在贵州是做了很多的,算得上是做非诉的好手。当然你说刑事辩护的话,那是一个律师的看家功夫了。      就像刚才我跟同学们介绍的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在西南政法接受的一套完整的实务训练,所以后来无论做什么,你上手很快。90年代底,2000年左右,生活状态完全有点游戏人生,玩世不恭,整天的生活状态就是吃喝玩赌了。到2000年左右,当时我30岁了,我觉得人生好象不能够这样混,也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2001年我就跑到北大来读书,还希望深化一下自己理论的积淀。这两年我琢磨,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法学界大家的话都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很多。法学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西南半天下”,为什么呢?当时他有一个传统,在抗战时期,他是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法政大学,跟一个私立的朝阳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北朝阳,南东吴。抗战的时候这些学校就迁到了重庆,这帮法学家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接管重庆以后,他们完整的留了下来。无论是英美法的,还是大陆法的,这一帮法学家的基业留存了下来。到60年代期间砸烂公检法,他们虽然去劳动改造,学校停办,但是他们仍然集中在一起劳动改造。1978年西南政法复校,他们就回到学校里面,就马上开始培养下一代的法学人才。      现在同学们可能知道法学界的大家,像贺卫方、许章润、王人博、梁治平,都是在这个年代出来的。当时一届招500人,这种训练方式能够让人迅速成长,就是这种偏重于实务性的训练,能够让人迅速成长。跟这种综合性大学,当年像北大、人大,他们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虽然也叫法学院,也叫法律系,实际上就是政治系,讲的多是苏联这一套维辛斯基法学,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法学方面的积淀是比较少的,到后来才有一些变化。因此,在我看的话,五大政法院校跟当时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笑傲江湖》华山派一个叫气宗,一个叫剑宗,不知道同学们看过《笑傲江湖》没有。五大政法院校有点像剑宗,容易速成,综合性大学像北大、人大、吉林大学他们有点像气宗,不知道这个比喻合适不合适,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是实务的训练容易速成,如果说再加上自己的一种天资或者经验的积累,再加上五大政法院校人多势众,在法学界更容易出头。      我自己的律师历程,在贵州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方向了,就到北大来念书,又在北大交友不慎,碰上贺卫方、陈瑞华这些人,受到他们一些鼓舞,你现在不是找不到方向吗?你们80年代的大学生,你们是受国家培养,是老百姓养活的,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自己掏钱交学费,我们当时是国家全免学费的,甚至每个月要发39块钱的生活费,30块钱伙食费足够了,9块钱还可以买点香烟抽,当时39块钱是很管钱的。受他们的影响,应该要用自己实务的经验,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案件。我在北大读完书以后,04年就把律师档案转到了北京,跟北京的几个同学合伙。曾经还专门开办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律所,跟全国律协人权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一个所,义派律师事务所,我作了第一届主任。这个所赚钱的都不做,用全部精力来做法律援助案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用我们的一些经验做一些社会公益案件,做一些影响性诉讼,。通过这些案子慢慢之于中国社会,从一个权力高度专制的社会向法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我们认为通过法治进步可能能改良中国社会。      03年孙志刚事件,这样一个典型案件推动了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的废止。受此案件的影响,我们希望用一些典型性的案件做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通过法律来化解一些社会戾气,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现在这种官民冲突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社会冲突矛盾非常大。底层百姓的不满,同学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感受不到。就在昨天,昨天发生的案子湖南枪杀法官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已有媒体报道,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司法不公正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事情对法官具有这么大的仇恨,他动用了枪支。      07年甘肃还有一个案子,法院年终开总结会议,有一个受了冤案的老百姓,抱着一个炸药包,因为冬天开年度总结会议,他就穿上棉大衣,冲到法院会议室,当场引爆。现在这种方式的话,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重的地步,一般的官员思维,冲突越大,施加管制就越大,要维持稳定,他通常的思路就是暴力镇压,用各种非常手段来维稳。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法律人认为是不利于化解社会戾气的。法律最终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如果说维护稳定,你不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去着手,仅仅用暴力或者各种非常手段来维持的话,这样的稳定只是一个短期的稳定。      我昨天留意了一下法官被杀后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你可以看到满眼戾气,暴力的张扬,大家在歌颂杀手。我相信网民还是知识分子,能够上网,能够打字,能够到网络上发言,基本上还算不是特别底层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满网络的评论都是一片欢呼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在寻求做一些法治的改良,能够提高我们人权进步的幅度,我们想通过做一些影响性案件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这种方式我到目前仍然认为是一个消除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像高压锅一样,需要得到一些释放。你必须要最终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邓玉娇案件以后,我回到北京,《纽约时报》北京社长他来采访我,我们就谈到了,因为他也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学生,在美国也做过律师,他有法律背景,于是是他来采访我。我们就深层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政治事件,在美国任何一个政治事件最终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庭上得到解决,法庭上的解决毕竟是一个文明的解决方式,不能把任何问题变成一个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都是一个更强的暴力打倒一个暴力,完成一个循环以后,几百年又来一次,又来一次,这个社会是没有进步的,还在原点上打转,没有社会进步。整个社会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暴力活动当中又化为乌有。      法治化的努力可以使得任何一个危险的问题都化为一个法律问题解决,他可以去寻找律师,他可以寻求一个法律救济途径,让他的情绪得到一个缓解,他可以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律师总是诉诸于法律,他不会说“走,兄弟们上梁山”,他不会说这个话,他总是在体制内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改良方式点点滴滴,当然他会不爽。但是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是一种缓慢的效应,但是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法治化的努力对于化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戾气,化解社会对立情绪是很有效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有关当局恐怕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习惯于专制的思维,他们习惯于每逢出现什么问题他一定进行强力的打压。比方说上访,北京上访的群众很多,80%都可能是一些冤假错案。你不去及时的解决这些案件,每一个地方发生上访,昨天还有一起事件是一个上访的老百姓,东北的,他来上访,县里面为维持官员的考评,就派人到北京劫访,派人把这些人采用各种方式绑架回去,结果昨天那个女的在火车上连续捅伤9个人,昨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本来这个案子有具体的对象,最多是一个判决不公平,她的情绪有具体的指向。那么官员采取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时候,她就把这股情绪变成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因此她就不加区别在火车车厢上捅伤他人。前一段时间杀幼儿园的孩子的案件,这些都是说明我们现在社会冲突已经到了非得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进行化解,而仅仅采取强力镇压的形式,这个后果我真的不敢预言。      我们还是回到律师制度上来。同学们在实务当中,我觉得现在谈实务的话为时过早,学校里面的教育,同学们应该在大一、大二完成基本法理的训练,适当的把程序法要精读,实体法就是泛读了,因为现在都是电脑操作。实体法了解一些法理,学会这套法律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程序,然后法理通了,再多了解一些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说经济、中文、历史,多进行综合性学养的吸收,会对同学们以后有好处。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需要你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需要更多的历练,这些历练有可能从书本上来,有可能还需要同学们走上社会以后才能获得。要更多进行各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对社会更有感触,对我们法律逻辑很清晰,坚守我们法律人所讲的正义观,坚守我们法律人所有的价值观,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资深的法律精英、法律职业人。      我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有一些经验之谈,可能拉拉杂杂讲了很多,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真的很紧张,比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紧张很多。谢谢同学们!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