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白衬衫 |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陈梦家,男,一九一一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杀。   一九八O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二十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九三六)、《西周年代考》(一九四O)、《西周铜器断代》(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尚书通论》(一九五六)、《殷墟卜辞综述》(一九五六),等等。   一九四O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一九四八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五一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一九五一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一九九O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八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二十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八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一九八四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一九五O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一九五七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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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历史写作的力量——庆祝杨继绳《墓碑》英译本出版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2012年10月27日写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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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进入专题 : 文革 历史写作    ● 王友琴 ( 进入专栏 )        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o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o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o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o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 进入 王友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历史写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2年2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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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一、关于两宗“罪行”   综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2003年春,我给刘进打电话说起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找同学了解当年情况,帮助自己回忆。2006年,我和一些同学集中走访了不少老师、校友,后来还开过几次座谈会。在我们班(女附中66届高三3班)两次班级座谈会上,十几位同学敞开心扉,从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谈到文革初期学校发生的几件大事,她们具体、生动的叙述唤起我不少记忆。还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时期的笔记或给我写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帮助我回忆、梳理、分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状况和文革开始后头三四个月的经历。 二、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贴出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有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学校一下子乱成这样,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有老师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反党”,校党总支的老师也害怕我们滑向右派学生。当天下午他们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帮助教育我们,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反党。6月3日晚,团中央的几个干部来到学校,他们说我们贴大字报做得对,做的好,坚决支持!还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听到他们的肯定,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1〕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得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月底传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斗和武斗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月18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 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从武汉回来后,班里同学见到我,说你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从此,我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会上骂了我父亲,说宋任穷的鬼女儿去武汉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妈妈被押到沈阳软禁起来,与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69年初春,我从沈阳逃出来到内蒙牧区找同学插队,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插队时我一直埋头劳动,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推荐下,我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老乡和知青都去反映情况,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金老师顶住压力想办法录取了我,让我走进长春地质学院的校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幸运地开始求学生活。此后,我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远离喧嚣,认真学习和工作,平静地和家人生活,与同事和朋友相处。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她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为抢救卞校长而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她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老师,我的名字写在最后。   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据那位校友的说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我给毛献袖章与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系在一起。有美国朋友说,这样的说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们认为,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影响恶劣。他们建议我表明态度,说清情况,必要时诉诸法律。后来,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与Honic 及出版社进行了沟通。他们了解真相后向我公开道歉,并承诺如该书再版会予以更正。〔2〕   在此之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也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起初被我谢绝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我才在纪录片杀青之际接受了卡玛的采访,并从2003年开始调查回忆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什么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而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更不愿单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扰。 三、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   2007年,实验中学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称为“荣誉校友”)。有同学推荐了我,并通过了学校的初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后来,在一些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这期间,我也犹豫过,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而且,我退出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我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我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这是我被推选的理由。   同年3月,我们班准备制作一张名为《六十回眸》的光盘作为校庆礼物,也是为我们自己共祝花甲。关于光盘的图文,班里形成共识,不提8?18,不用我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因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评选,所以班里把这个原则也反映给校庆办公室和校领导。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离校后的照片选了一遍,选照片时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抒发感情、说明背景的话,以供做光盘时参考。这些材料我在4月底发给了做具体工作的同学,没有想到这封私人邮件会上传到学校“荣誉校友”评选的网络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网站上发现后非常惊讶。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我马上找到刘进,请她和学校联系,要求校庆办公室将关于我的图文全部从网上拿下来。虽然刘进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庆活动结束仍未见改变。   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90年辉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的第三章也用了这张照片。   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过去了,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写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答案是,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女附中的一名学生,我永远忘不了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无法解开的结。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尧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间,几位同学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长的遗像献花以表达我们40年来的思念、哀悼与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上述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 写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注释: 〔1〕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摘自郑洸《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中国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2005 年内部出版,第219页。 〔2〕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见《亚洲研究通讯》2003 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 宋彬彬否认文革中曾打人抄家 (2010年10月5日)        作者:邋遢道人(乌有之乡网友)   本文部分言语激烈,HiHistory.net为传递更多观点转载此文,不对其中侮辱性的言语负责,特此申明!   袁吠吠有一段关于文革的评论,说毛主席接见了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宋要武,结果宋要武就回去就开始打人,一次打死了7个人。   袁吠吠的这段话是有出处的,而且确实很长时间都流传过宋彬彬组织人在校园里打死了她们的女副校长卞仲耘,而且与人比赛杀人,别人杀了6个,她就杀了8个。很关键的是,这些内容都是很有名的人说的。比如千家驹说过,徐友渔说过。还都是正经出版社的文章,于是就成了铁证了。   徐友渔在他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见第三章「红卫兵的区别与派别」,第6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中文大学出版社。)   如果追溯信息来源,徐友渔显然是听千家驹说的。千家驹怎么说呢?   《开放》杂志总编 金钟 先生在「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一文(指千家驹未发行的《自撰年谱》的一段文字)里说∶“千家驹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千家驹显然当时不在北师大女附中,根本不可能“身历其境”,只能是听说的。千家驹听谁说的呢?应该是来自网上一篇自称是 宋彬彬 老师的人的文章。这个“老师”这些写到:   ……但到了 八月十八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位自称是 宋彬彬 老师的话,显然就成了铁证。   可是,千家驹显然很粗心。因为北师大女附中根本没有男学生,宋彬彬的班里一个男生也没有,怎么能会突然跑出个男生呢?其次,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年龄小的18岁,一般应该19岁(66年下半年)根本不可能出现“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的情况。十五六岁是高一学生。还有,宋彬彬个子偏高(照片中与毛泽东低补多少,而且插队蒙古时老乡称其为“耐林温都尔”,意思是“高挑”),一点也不像这个“老师”说的“娇小”。还有一点,王府井的教堂在东城,而师大女附中却在西城。当时北京“破四旧”不但不跨区,而且不跨派出所管片。   因此,稍微一留心就知道,这个帖子是瞎编的。但是,无论千家驹还是徐友渔,以及 金钟 先生,都很不难辨别其中真伪的。于是,这么一篇完全捏造的文字,就被诸多专家引用,出书立说,反复转载,成为“信史”了。   2004年初,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点此观看)。片中宋彬彬亲自在电影里澄清,她不但没打死过人,没打过人,连抄家都没参加过。并且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动手。她从来没改过名叫“宋要武”,更从不曾写过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是在看到了报上那篇文章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改名“宋要武”了。于是,美国和中国都出来一批人对卡玛电影进行批判,说她为文革辩护。卡玛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贫道看到一个网站关于女附中90周年纪念中关于这件事的帖子。没有一个当事人证明宋彬彬参与打死校长,倒是都在证明宋彬彬当时没打入。下面是几个当事人的帖子:   “关于卞仲耘之死,我也说几句。我是师大女附中67届高中学生,我是当年事件的目击者……1966年8月初的一天,学生在学校大操场揪斗校领导,卞仲耘也在其中,当时虽有殴打,但并未到武斗的地步,真真的残忍是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之后。当年高一的几个女生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后,将卞仲耘拉到实验楼前,……我能确认,实验楼前对卞校长的毒打宋彬彬并未在场,多半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大操场揪斗后学生已经散了……宋彬彬,她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组织过打人,并很早就淡出了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当时的校革委会也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我同意上面校友的留言。我那天也没有看见宋彬彬在打人现场。”   关于文革,有很多传言。传多了就成芒刺儿说的“常识”了。而且会流传很多年,像澄清都不容易。就像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塚本不存在,宋以前从未有类似记载。但当被文人们作诗时只管引用,再往右就没人怀疑了。   如宋诗人俞应符的“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这么多名人“认定”,假的也就成真的了。而且能越千年而无疑。   像割喉管、杀八人等谣传,编造容易,转引随便,可真要恢复历史原来面貌就难了。幸亏有卡玛女士(美农业专家韩丁女儿,哈佛博士)这样的人比较认真。描黑文革和描黑毛泽东的事情,文人们集中精力下足功夫搞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究竟对这个时期的认识有多少真实性?真让人怀疑。   来源:乌有之乡网,原标题:谣言是怎样炼出来的——关于宋彬彬连杀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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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进入专题 : 文化大革命    ● 何与怀 ( 进入专栏 )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 》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数据,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X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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