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王学泰:唐朝繁华是一个谎言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北京人,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燕谭集》、《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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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亩产一万斤”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大跃进壁画 (当时)一位同学直言不讳: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说是精神有些错乱,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 作者:陈四益,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 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 毛泽东 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煌煌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 毛泽东 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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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从“国民党特务”到“匪谍”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 《柏杨全集》 柏杨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 全二十五册,1800.00元 柏杨像 李媛绘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王学泰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除了他翻译的《资治通鉴》外,其余的作品囊括殆尽。第二十四卷,主要是“柏杨回忆录”。   柏杨一生备经苦难,极富传奇性,我读其自传最感兴趣的是两件事:一、抗日战争时,像柏杨这样自称“野生动物”、颇有反抗基因的青年,怎么追随了国民党,而没有选择当时尚处于弱小、但却是抵制主流、或明或暗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抗的共产党?二、柏杨的冤案。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件大事,柏杨以写杂文得罪国民党当局,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使他以“匪谍罪”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1968.3.7-1977.4.1)。   柏杨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但其不幸源自幼年丧母,很小就受到继母的极度虐待。父亲的关照只能增加继母对他的仇视,于改善生活待遇无补。父亲将他送回老家河南辉县,由于性格孤僻(柏杨自称“个性顽劣”,不乖、不服管,所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再加上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教师体罚和得罪校长被开除),少年时的柏杨就有了一种叛逆意识。因为生活不稳定,数度迁居,转学与升学就成为柏杨最头疼的关隘。为了过关,他数次伪造学历证件,伪造证件在民国时期是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叛逆性格与违法行为逐渐地把柏杨推上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位置,在社会动荡之际,这类人很容易参与革命或造反活动。   抗日战争打响后,柏杨正上高中,由于爱国激情,更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假文凭案”可能爆发的威胁,他参加了设在南阳县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班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在训练期间,“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当时他正崇拜蒋介石(西安事变极大地提高了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   看来柏杨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三八式”的共产党干部。如果他真的与张纯亮去了延安,如果在延安不出问题(不过就柏杨桀骜不驯、又特别较真的性格来看,延安整风时说不定会出问题),建国后大约就是个厅局级的干部。不过,就在出发的前一刻张纯亮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柏杨有些遗憾地说:“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国民党经过“以俄为师”的孙中山改组后,也属于组织类型的政党,但其组织的技术技巧和能力远逊于共产党,可以说连一半也不到。何方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描写了延安整风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里有“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军事化生活片段”,朝气蓬勃,从这种氛围来看就是一派打天下的气象。青年经过训练培养,便被派往各个工作岗位,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很快就能开辟出一块天地。   我听一位老共产党员说:1942年日本扫荡时,许多根据地组织被破坏。他就拿了一封组织介绍信,到“平北”(北平以北广大地区)来主持开辟和恢复工作,很快就把已经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柏杨在国民党中经多次培训,先是战干团,后来又被送到培养三青团干部的“青干班”。前者蒋介石曾经亲临,后者是国民党中央主持的政治培训机构。但都混乱不堪,在敌机轰炸中手足无措;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学员被仓促派遣。这些都说明其办班计划不强,组织机能极差。   柏杨被派回已沦陷的河南老家开展敌后工作。他感慨“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柏杨很快在家乡暴露身份,跑进大山开展工作,但不知要做什么。“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就是会写又有什么用),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从这些地方可见作为组织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是不够格的。   后来柏杨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渴望上大学,于是利用机会,伪造文件,把自己保送到东北大学,以圆大学梦。当时左派学生认为柏杨是国民党特务。1990年代初,我曾与最近故去的徐放先生(当时也是东北大学学生)谈起柏杨。徐先生说:“柏杨是国民党特务,被派到东北大学的。我们和他们有斗争。前年我去河南,从辉县路过,看到车站上有个大牌子标示‘柏杨故里’。我把站长找来,要他们把牌子去掉。”(徐当时是《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我读了回忆录,感到徐放等左派高估了国民党的组织能力。柏杨到东北大学上学只是个人行为。当时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小职员,负责审查沦陷区来的大学生,证件合格的便报到教育部,由教育部分配到各大学。想上大学的柏杨突发奇想:每天把那么多沦陷区来的学生发往各个大学,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派发到大学去呢?于是他把从南京来的中央大学政治系郭大同的证件,改为郭衣洞,发到教育部。当时南京已沦陷,无从对证。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迁回南京,发现柏杨伪造证件,便永远开除学籍,而且令任何院校不得收容。可见并非如东北大学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想的那样。   在“东大”柏杨确实与左派学生发生过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柏杨说:“那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两方争什么?“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的要爱自己的祖国,来和共产党热爱国际的口号对抗。”“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无怪作为左派的徐放,数十年后,仍然对柏杨那样切齿。   国人对“祖国”、“国家”、“政府”等历来很少区分。抗战期间,毛泽东也讲过“爱谁的国的问题”,告诫人们不要爱“蒋介石的国”(见《庐山会议实录·7月31日常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因为《共产党宣言》宣称“工人没有祖国”,当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当然要强调国际主义,于是这就成了当时左派右派之争的焦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组织上又属于蒋介石嫡系,所以柏杨在沈阳解放后,跑到北平,北平又解放,他在北平又呆了一二十天后,拿着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的同伴的十四块银元逃离北平,南下上海,从上海入台,成了后来的“台湾同胞”。   国共长期对立,互相打入对方内部,做情报工作。前面说过国民党组织能力弱,原本它只是一些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的联盟,后虽经过改组,但其内部派别纷杂、矛盾纠结的病根并未完全清除,这就给共产党预留下潜伏的空间。而共产党后起,它是在共同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性强,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很难进入。国民党丢失大陆、败走台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9年之后,国民党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竭尽全力控制台湾,长期实施戒严,注重对来台人员清理,弄得人人自危,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是柏杨冤案的前提和背景。如果在法治社会,这一切可以通过法治手段、有序地进行;而在专制社会,防止敌对势力来袭就可能衍化成为统治者或执法者手中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不仅伤及无辜者,甚至连自己集团内的人也难以避免。   柏杨案直接导火线是为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释文做的翻译。漫画情节是父子沦落到某海岛上,两人还要竞选总统,竞选演说的开端语“fellows”(伙伴们),柏杨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是蒋介石讲话时惯用语。特务抓住了把柄:“侮辱元首,动摇国本”,把他抓了起来。当然这只是个由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写杂文,挖苦讽刺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和腐败(如《立正集》中的杂文),被掌权者判定为“可恶”。如果按照组织路线来说,柏杨属于两蒋的嫡系,但其长期处于底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在大陆失败有深刻的了解,痛恨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其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同情雷震,可以说柏杨组织上入了国民党,但思想上不仅未入,而且时时与党的领袖离心离德。柏杨谈起蒋介石看法时说“他老是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规定墙角不许撒尿,他高兴起来就往墙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大。我觉得真是既肤浅而又愚昧”。有这种想法,能不反映到其创作中?冤案发生后,由于孙观汉(帮助台湾建设“原子炉”的美国物理学家)介入,为柏杨打抱不平,弄得举世皆知,在为柏杨定罪时,如果以思想文字定罪,拿不上桌面,不仅大悖现代政治文明,而且平常以“自由中国”自诩,兴文字狱,等于自掴其面。为了面子,最后还是按“匪谍”(所谓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定罪。可见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仍是能拿上台面来说事的。   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大背景,对大陆也有影响。可悲的是,当年参加东北大学地下党的徐放先生1950年代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视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代理人,被关押和劳改前后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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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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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这个词本身是反动的

“反动”这个词本身是反动的 作者:李成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19:57:11 阅读量:134次   重读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王学泰的文章《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叫人悲愤不已,思索良久。这里,我简单谈几句“反动”这个词,算是一个小的读后感吧。   第一、那些随意给别人戴“反动”帽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分子”。王学泰的文章开篇举例,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电台写了封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看法,理应是一个普通的常识,本无可厚非,但那些当权者党同伐异,将与自己意见不一的人上纲上线为“反动分子”,然后予以残酷迫害。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所谓“反动学生”的“反动话”才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而那些给别人随意戴“反动学生”帽子的人却是无情残害生命的真正“反动分子”。在是非颠倒的社会,一些掌权的“妖魔”以自己妖魔的心态对照正常人,当然觉得正常人是“妖魔”,于是拿起“革命”的棍子满处乱打乱批。   再如,文中列举的北大64届某学生因信中透露“报考研究生”的想法,而被视为“反动的话”。这种荒诞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给别人戴“反动”帽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者。   第二、什么是“反动”,即便现在的人也没有下出一个科学定义。前几年我在北京扫大街时从垃圾筒里捡到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的,今天拿出来翻看。结果它对“反动”的解释是“指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的:反动派(反对进步,反对革命事业的集团或分子)。”这种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经不起人们的追问:难道新的东西全部都比旧的东西好吗?如果所有的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好,那么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也是进步了?“进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政府的意志还是某个党派领袖的意志,或是一些老百姓的意志?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厢情愿地标榜为“进步”,那别人的不同思想和行动就是“反动”了?   按词典上的解释,在我看来依旧没说清楚“反动”到底是什么,反而给一些人蓄意为别人乱戴“反动”帽子提供了某种暗示。再别遑论“反动”定义的科学性了。   第三、“反动”这个词本身就是反动的,在民主社会本不应该有“反动”一说。在民主自由社会里百家争鸣,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大胆自由地表达,你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必须尊重其它各派的表达权,万万不能将自己的思想视为“进步”,而将其他言论说成是“反动”。其实,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对当下人们的某些思想绝不应该以“进步”或“非进步”的标签来评价,而应以“主流”或“非主流”进行暂时性地量化,至于是不是真正的“进步”要由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来认定。一些人连自己几斤几两都弄不清,就满嘴雌黄地以“进步人士”自居,真是荒唐可笑。   在民主自由社会里,如果你将别人的不同言论随意定性成“反动”而加以限制或迫害,这就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肆意践踏,是对宪法自由精神的挑战,就足以说明“反动”这个词的反动本质。其实,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是鲜有“反动”一说的。当社会生活中许多人嘴边动不动挂着“反动”这个词时,说明这个社会绝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反动”这个词慢慢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说明我们不断向着民主自由的精神进步着。但“反动”这个词在今天并未绝迹,甚至一些层面的人还是张口闭口地“反动”,这说明我们的民主自由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下去。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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