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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环球时报》刊文称中国社会管得太松

中国著名学者王小东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不是太严而是太松。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五(26日)刊登中国著名学者王小东的文章。该文章就北京近来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评论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不是太严而是太松"。 王小东目前担任中国青少研究中心研究员。由于他一直以来宣扬民族主义,因此也被人形容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 王小东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今天的社会管理过于松垮,是有历史原因的。他认为,虽然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都过于严苛,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自由度大大增减。而由于人们对过去的严苛管理极度反感,社会心理出现矫枉过正。 王小东还表示,目前中国社会舆论过于轻易地、一边倒地同情那些违规者,甚至还有人把杀死多人的罪大恶极之徒奉为“大侠”、“英雄”,而对于那些维护社会秩序的人们则苛责、嘲笑甚至辱骂。 为此,王小东指出,矫枉过正到了一定程度,就该往另一个方向改变了,否则大家都会为出了问题的社会秩序加倍埋单。 网上民调 《环球时报》还就王小东文章提出的观点进行了一项网上意见调查。在此文截稿时,已经有近15万人参与。 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参与者(51%)反对王小东提出的“中国社会管理不是太严而是太松”的观点,但同时也有大约45%的人赞同王小东的说法。 另外,还有52%的参与者反对“严格管理一定会让社会秩序少出问题”的说法,但也43%的人赞成这一说法。 (撰稿:李文 责编:高毅) 你是否同意王小东的观点?你认为中国近来暴力事件频的根源是否在于社会管理还是另有原因? 欢迎你在此发表意见。网友如欲发表评论请使用下列表格:

Co-China周刊 | 徐友渔: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进入新世纪之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争论,而且表现在实际行动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维权活动的兴趣和介入程度,以及所起作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上世纪中后期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思想舞台,它们之间的争论构成了那一时期思想派别之争的主要内容,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这两个思想流派怎样了,它们是否还存在,是否还在争论?它们是否继续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是奄奄一息,还是保持活力? 根据有些人的观察,自进入21世纪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已经风光不再,它们的争论也烟消云散。根据有些人的判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本来就是舶来品,时髦一阵之后就该偃旗息鼓了。但在我看来,它们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争论的内容和方式有变化,许多争论并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亮明旗号的公开对立。另外,由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脚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进入新世纪后,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甚至分化成为值得关注的动向,它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兴趣和较多的评论。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帽子还是事实 早就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质疑,到底有没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甚至有人怀疑,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到底是真实存在的思想派别,还是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给自己或者给对方贴的标签。一个有趣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都坦然承认自己的称号,承认存在立场的对立和观点的争论,而新左派则竭力否认这种称谓和这场争论。比如,被认为是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汪晖多次谴责使用这样的称呼和描述这样的争论,他说:”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i 我曾指出,两派观点之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的文本为证据。我把自己较为熟悉的争论情况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显而易见,这样的分歧和对立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来分类是恰当的:1、对于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原因的分析,一派认为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一派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寻租行为;2、对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态度,一派反对,认为对于现存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加入,只能革命,一派认为加入利大于弊;3、关于如何认识、判断中国的国情,一派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诊断中国的问题就是诊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弊病的问题,一派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性质,是新形式下的老问题;4、关于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派认为否定过头,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派认为批判和清理还不够;5、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派认为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映而主张批判性反思,一派认为被打断应该继承发扬;6、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一派质疑,一派肯定,认为应该大力追求;7、在一系列国际问题,比如美国出兵伊拉克、对9. 11恐怖主义袭击的态度和应对等,有不同的立场和表态。ii 从双方所援引的西方理论资源也可以明显看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一方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爱德蒙·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而另一方则多引证或介绍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这两个谱系的特征和名称是一目了然的。 有人,特别是一些新左派,说”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是自由主义派发明的词汇,企图用这个称谓捞取好处,事实并非如此,最早使用”新左派”这个称呼的并不是自由派。据李扬考证,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21日,在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2月号上刊登卞悟反驳崔之元、甘阳,张隆溪批评张颐武的文章,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评中国式的’新左派’与’后学’”。 虽然汪晖在国内一再表示他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说明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谴责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但他在接受国外《新左派评论》杂志采访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完全清楚这两个名称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条件变化和知识界立场分化的产物。让我们来看看,对国外的新左派同道他是怎么说的。 《新左派评论》的编辑提问说,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90年代措辞和划分变了,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原因何在?汪晖详细地(也是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认为用”改革”、”保守”难于表达实际内容,政治词汇因此发生变化,这大致始于1993年,标志是崔之元、甘阳在《二十一世纪》上的文章,在这种语境中开始说”新左派”。 《新左派评论》编辑的提问表明,连他们都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那就是,1989年后,官方的政策使得这种情况出现了:”自由主义”一词表达了对政府既支持又批评的立场,赞成市场化,不赞成言论控制和违反人权,这种态度的基础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信仰自由,而自由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占主导地位,因此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起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者。当问及情况是否如此时,汪晖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特别有意思的是,汪晖也表示他知道”新左派”一词最早出现于《北京青年报》,他说,他看了报纸,认为该报是以正面口气用这个词,不过,因为该报编辑是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所以他疑心”新左派”一词是用来打自由主义的棍子,这就是他本人一直犹豫在中国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的一个原因。iii 显然,汪晖对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因为公正和大度的缘故,为了不委屈中国的自由主义,才没有用”新左派”这个词。但他的公正和大度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在国内,他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和面孔。   从理念到实践:维权活动 进入新世纪之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争论,而且表现在实际行动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维权活动的兴趣和介入程度,以及所起作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 维权活动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活动,也不能说是自由主义领导的运动,但是,在维权活动中总是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的身影,听到自由主义者的声音,他们把维权当成是自己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延伸,他们使维权活动明显具有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理性抗争、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诉求特征。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理念和实际的维权天然地、内在地一致。 与自由主义者的积极、活跃形成对照的,是新左派们的悄然无声,几乎不见踪影。这有理论上的原因:他们虽然一直空谈人民民主、大众参与,但那是一种对应于巴黎公社、苏维埃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概念,他们拒斥个人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当农民被剥夺土地,在村委会选举中遭到压制时,当城市里的拆迁户被剥夺时,新左派可能认为受害者是在捍卫个人利益、私人财产,他们不是那种大写的”人民”;这更有实际的道义勇气方面的原因:新左派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从来都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他们可以唾沫四溅地痛骂另一个半球的美帝国主义,而对身旁的不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甘阳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事例。他曾十分高明地指责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知识分子珍爱言论的自由,与人民大众的生存无关,他把这叫做贵族的自由,而标榜自己主张的是弱者的权利、平民的自由。但当需要为弱势群体说话时,当维权运动不断发生时,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呢?其他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又做了什么呢?他们当然可以什么也不做,只是不能指责对手是贵族,而自己是为着弱势者和平民。 孙志刚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孙的惨死凸显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执法机关滥用权力的问题,在维权过程中扩展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法律的违宪审查等问题,自由主义者根据自己的信念,顺着自己熟悉的理路,义无返顾地与这场维权运动打成一片。在事件发生大约两个月之后,某些新左派也草拟了一封”就孙志刚事件致全国人大书”,但其内容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下面是我婉拒签名时所作回复的一些内容,我想说的是,禀持新左的理念,想做维权的事都难,因为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气质。 一、这是”就孙志刚事件致全国人大书”,但孙志刚事件在其中所占分量很小,一开头的文字完全不提孙志刚事件,其诉求也不集中于此事件。书中谈到”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反思和阻止”减员增效”、”教育产业化”,这些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些问题显然涉及到国内不同人对目前中国社会形势的不同见解,与孙志刚事件并无直接关系。 二、说”非典型肺炎,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措施,造成了大规模爆发”,这有很大问题。海内外绝大多数人都看得清楚,疫情未得到及时制止,关键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问题,从而是政治体制问题。我不知起草者为什么要避重就轻。”缺乏社会保障措施”,可以是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可以是确定资源分配和社会福利优先性的问题。 三、说”由非典型肺炎和孙志刚事件,我们认识建立社会紧急应变机制的重要性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性”,也是避重就轻之谈。孙志刚之死,完全是”专政机关”人员草菅人命之所为,由此的诉求方向应为尊重人权和法治,我知道这两点是很多人一直回避的。说实话,一个无辜大学生被活活打死,结论和反应是”我们认识建立社会紧急应变机制的重要性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性”,这不但使人哭笑不得,简直令人气愤。 四、文本说,”必须废除一切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和制度,必须改革收容和暂住证等制度”,这是对的。但紧接着说”社会救治只能施之于需要救助的群体和个人,社会救助不能违背任何被救助者的意愿”,这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我怀疑起草者的理解是,收容制度还有好的一面,比如收容救助无家可归者,应对其一分为二,故强调要尊重被救助者的意愿。这是不了解收容制度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法学界关于废除收容制度的长期努力及其原因。这个文本的起草者的认识大大低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法学界的水平,那时的要求就是废除收容制度,而不是完善它,或在实施时要因人制宜。起草者不知道收容遣送制度的要害是:它是违反宪法的恶法,它赋予警察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力,他们以为可以发扬此制度中慈善的性质和社会福利的好处。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很容易比较深刻地理解和阐发维权运动的意义,他们不但用行动参与和支持维权,也用理论激励维权。比如,有人在总结维权运动的特征时说:”其一,这些民间维权都与整全性的社会政治诉求无关,而与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滋长但尚未得到保障的各种个人权益相关。80年前,胡适曾告诫青年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在为国家争自由’。对个人权益的维护和保守无疑具有眼下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在为更重要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奠定一种心平气和的社会道义与心理基础。其二,这些以’民权’为诉求的维权活动,都主动遵循法治化的渠道,同时也在利用和拓展着法治化的空间。法治是一种最具有连续性的统治,它不用社会的刚性断裂来寻求变革,也不通过对个人既得权益的否定和藐视来重新界定起点。从法治的角度看,’新民权运动’恰恰是一种在社会变迁中最有利于强化和弥补社会连续性的争自由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维权活动中,将自己的蝇头小利或者身家性命放进来,这种公民权利与个人利益的投入正是社会稳步前行的最可靠的保障。”iv 一位媒体人士的观察和评论很说明问题:”孙志刚案对自由主义的时评写作,确实是一个基督复活的日子。在孙志刚案之前,属于自由主义的时评基本在网上,该案之后,自由主义者规模地占领了新闻媒体的时评写作,例如秋风和王怡成为《新闻周刊》的主力。”v   改革:令人尴尬的两难局面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从GDP的帐面数字看,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从道义和人心看,它相当失败。官员-管理者曾经是改革的阻力,现在成了动力,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体会到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是寻租,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而对那些坚持道义立场和承担改革代价的人来说,从上世纪末起,改革的乌托邦就不断破灭,现状令人难以忍受。 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3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这个过程中,掌权者-管理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工人处境悲惨,从而产生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经济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时间价值,在回答”可不可以把产权改革的步子放得慢一点”的问题时,他说:”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并不是真正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责任,所以很多改制方案他能拖就拖。就好比,这个西红柿放着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西红柿卖了,而人家说我卖便宜了,这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那肯定就不卖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国有资产就这样子流失吗?”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其中有人说,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是将50多年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转移到极少数现任企业和地方、部门的领导手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郎咸平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自己与其完全无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有变化,后来又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他所总结的”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有一个情况很有趣,身居海外,自称原教旨主义和纯正的新左派的陆兴华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甚至没有意义的。他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从思想到语言都是标准自由主义的。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显然,这是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的,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病垢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例如,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批评:vi 有人 (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 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i 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都源自西方,初看起来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天然隔膜,但是,在新世纪,它们与传统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新左派如果禀承老左派的精神,应该继续把传统文化当成所谓”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但是,新左派除了把”资本主义”当成头号敌人之外,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非常接近,对启蒙、理性、法治、现代性持敌意,认为自由主义坚持这些价值的普遍性是错误的。如果说儒学是从前现代的角度批判以上价值,新左派则从后现代的角度进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前后夹攻中,二者找到了共同之处,可以配合之处。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有传承关系,但是如果说中国老的自由主义受杜威、拉斯基的影响因而带上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中不少人则大受爱德蒙·伯克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们非常重视和珍爱传统,不能接受传统的断裂。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思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难于相信可以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白手起家或另起炉灶地追求现代化和宪政民主,既然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在文化上脱胎换骨、全面移植?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当今自由主义者中,最早、最深入和系统考虑自由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是刘军宁,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儒教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ii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王怡、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王怡说:”我和蒋(庆)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iii 他还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今天属于你,昨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iv “中道自由主义”的态度受到保守主义的欢迎,陈明说:”我很看重自由主义学人在读经问题上的出场和言说方式。我一直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为了自己民族生命的健康条畅才有所保有所守。因此,它应该把发展自己的传统当做能保能守的前提或条件。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我觉得是头等重要的。”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也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v 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恢复国学的努力之所以正当和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争论还涉及对国学衰落原因的认定,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不提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是一个劲批判眼光向外学习和对内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vi 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民族主义是比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更基本、更广泛的思潮,它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两派都有一个如何面对民族主义的问题,即表现出对民族主义的亲和性或拒斥性,以及是否形成具有自己特征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在上世纪90年代就相当盛行,在世纪之交,随着北约在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中国驻斯拉夫使馆被炸等一系列事件,这种思潮和情绪迅速高涨。在一本作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的书中,作者在序说:”1999年5月8日,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民族生命的冲动,听到了民族的心灵在呐喊。”作者不同意美国是误炸,说即使是误炸,也说明美国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并抱怨说, “另一方面,中国却一直把与美国的友好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二者对比,差别极大。”作者还抱怨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vii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欧洲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思潮和运动,因此从历史和时间上看,二者的一致或交差之处甚多。不过单从理论上分析,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情;前者重个体,后者重集体或整体;前者重普遍性,后者重特殊性,因此内在矛盾是深刻的。拿左派思潮和民族主义像比较,前者原来重普遍性,但新左派却相反,强调特殊性,尤其是后进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以民族的特殊性来对抗”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普遍性。 甘阳的观点可以说是新左派强调中华特殊性的例证,他说:”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中国可能将按她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西方的逻辑……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viii 甘阳讲话的主旨,在朱苏力的评论中更加突出,即用所谓民族的独特的价值对抗被他们说成是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化价值,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两党制或者是宪法、法制”。 自由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侧重于对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最近一、两年则表现出一种新的动向:寻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探讨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高全喜提出:”从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对民族主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剖析与应对,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给出一种理论上的解答,不能不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在他看来,宪政主义是驯化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一付解除民族主义暴虐的最有效的解毒剂。它的核心原则是多样性的、个人的自治原则。他还说:”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其宪政主义、法治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模式为解决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解决,不是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强权政治,也不以专断的意识形态为共识的符号,它所提供的乃是一种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为核心的政治框架,并试图通过民主与法治的途径,以多元的联邦自治为制度形态,在共和主义的协调中,来解决民族主义所提出来的问题,这样其实也就是提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ix 在中国,民族主义往往和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要用一种新视角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自然要用一种新视角处理爱国主义问题。张千帆说:”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自由主义层面。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作者还认为,虽然一般人理所当然地把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但主权是一个国际法概念,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x 自由主义者还考虑到了内政和外交的复杂关系,考虑到了国家利益问题。我在”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说:”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高全喜提出,现代国家主权的确立,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在国际上,国家主权基于现实主义的丛林原则,由其他国家的承认而获得;”可是在国内问题上,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及其尊严却来自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则,即人权原则,或者准确地说,来自公民权原则。”他借鉴休谟的理论,提出以下原则来打通内政与外交,自由的国家主义与现实的自由主义:第一,建立一个国家的自由政体是国家利益的最根本性问题;第二,自由政体作为构建现代国家的核心,它所现实的手段,在国家内部与国际关系方面是不同的,对内是自由的国家主义,对外是现实的自由主义;第三,自由国家是内生的,但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国际秩序却是国家行为体外化的结果。xi 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型塑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观,其意义既是深远的,同时具有当下价值,但要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划清界限,并不是那么容易。高全喜在一次讲演中转述一位俄罗斯自由派的话说:”俄国的自由派确实主张宪政,主张法治,主张自由民主,但是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他们为之奋斗并取得了现实成果时,苏联在哪儿?他们的祖国在哪儿?现在的俄罗斯已经退回到彼得大帝时期的疆域,甚至都还不到。”他接着反问:”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令人痛心?代价是不是太高?中国今天难道不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吗?”xii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苏联的解体,原因不在于自由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应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第二,那位俄国人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立场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第三,怎么能够认为,一个大帝国的解体一定不好,为什么只看它的结局,不问它的来历?通过威胁、颠覆、侵占、并吞而形成的大帝国,其解体不过是历史正义的实现,有什么值得悲叹的? 结论和展望 当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已有将近10年,两派的争论也有将近10年,这种争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争论将在何时结束,让位于其他思想派别之间的交锋?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这个预言不是个人的主观猜测,更不是一个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一定发言权的人的一相情愿,而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 先说一个比较宽泛的理由。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而且是深刻地、广泛地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无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如果说,用”市场列宁主义”来形容当下和下一阶段的中国是恰当的,那么自由主义强调这个表达的名词,而新左派则强调它的形容词。很有可能,”市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那么对它的认识和批判,将考验中国所有思想派别,所有思想者的道义和智慧。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新世纪复兴儒学的努力与10年前大不相同,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例证是方克立态度的转变。他在上一次国学热中认为其提倡者有文化之外的动机和意识形态企图,不排除有人想用孔子、董仲书来抵制马克思主义,他力图掀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一场大批判。而在2005年9月上旬致信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他以正面口气提出”第四代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的概念,认为从2004年夏天起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这种从高度警惕、严厉追究,扣意识形态和政治帽子变为正面言说的做法,很值得玩味。 ii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8月号,第102、105页。 iii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公法评论网,http://gongfa.com/wangyidujing.htm。 iv王怡:”‘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http://gongfa.com/wangyiyuanjiaozhi.htm。 v袁伟时:”‘王道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和读经”,《青桐文化月刊》2005年第3期,第22页。 vi徐友渔:”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新京报》,2005年,11月29日。 vii房宁、王小东、宋强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序”第8页,第3-15页。 viii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2005年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90。 ix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155-157页。 x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大国》,第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1页。 xi高全喜:”论 国 家 利 益–一种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理论考察”,《大国》,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51页。 xii高全喜:”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大国》,第5期,第181页。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链接】

王思想家 | 朝鲜侵犯“大国崛起”专利

朝鲜侵犯“大国崛起”专利       [ 核心提示:如果你真正爱这个国家,爱国民,那就得知道:大国崛起,至少要让百姓活着的时候买得起房,死了买得起墓地。]         这两年,中国的“大国崛起”论者有点灰溜溜。在高税收、高房价的噩梦下,叫嚣“大国崛起”,实在是侮辱公众的智商。     革命自有后来人。据网易报道,朝鲜将宣布自己“大国崛起”。            一帮小混混,其中一个叫宋晓军,一个叫王小东,身穿“大国崛起”花衬衫,招摇过市。对面来了一乞丐,穿一件一模一样的“大国崛起”衬衫。宋晓军王小东们又羞又恼。恼的是;乞丐这厮竟敢也敢崛起;羞的是,自己怎么跟乞丐一个水平?据说这在业界叫“撞衫”。     虽说又羞又恼,但宋晓军王小东们还是有收获的。他们出版了几本垃圾书,兜售给义和团,赚取了不少银两。据说宋晓军已经利用从义和团那里赚的钱,买到了美国护照,随时可以奔赴他天天攻击的美国去了。剩下义和团在粪坑里傻站着。     义和团们对于朝鲜侵犯“大国崛起”专利的行为,深感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义和团们虽说愚蠢,但好歹从有知识有学问的汉奸那里学到一点知识,知道专利是要申请的。他们也曾到联合国专利局申请“大国崛起”专利。联合国官员亲切接待了他们,并耐心地告诉他们,申请该专利需要几个条件:     1,大国崛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人民富裕,而不是政府税收暴涨,公民却在活着的时候买不起房,死了买不起墓地。     2,大国崛起不能以疯狂开采资源、疯狂牺牲环境为代价。     3,一个不能输出思想、不能输出价值观、公民完全没有尊严的国家,永远不能称为大国崛起。         闻听此言,义和团们只好低头回国。如今,只好眼睁睁看着面有菜色的朝鲜兄弟宣布“大国崛起”。     曾经喧嚣一时然后又灰溜溜沉寂的“大国崛起”,以这种极其不体面的方式回归,着实令某些人难堪。不要愤怒,人家朝鲜人至少没有听说为“活着的时候买不起房,死了买不起墓地”而苦恼。     古今中外,不少人叫嚣过“大国崛起”。比如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下场都不是很好。     想当年,咱也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那就是当年的“大国崛起”论。结果如何?一下子给崛起到“十年浩劫”(官方用语)里去了。     如果你真正爱这个国家,爱国民,那就得知道:大国崛起,至少要让百姓活着的时候买得起房,死了买得起墓地。这是最低要求吧?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李伟东:民主化让中国更强大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伟东:我就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上午秦晖老师你们都提到过的国际大格局。这国际大格局似乎不可解,而且标准的左右状态都受到挑战。就像秦老师说的原来有左右,现在说超越左右可能超越不了,能按照人家说的做到就不错。问题是现在左右的解释本身开始出现问题,似乎是外部世界正在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挑战。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整个大格局不可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压低劳动力薪酬情况下一直冲到世界第一呢?现在以我们国内左翼思潮的看法,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木生的意思也是我们有达到第一的可能,那么这个世界大格局是不是这样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迟疑,我比较接近秦老师的看法,能否继续前进的矛盾焦点实际是专制和民主的选择问题,不管你在专制条件下搞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也好,可能都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民主机制,特别是如果世界治理结构变成民主化的治理结构,可能状态会比较好。如果是专制结构,无论你搞什么主义最后都比较糟糕。如果中国在世界老二的地位上引导世界民主潮流,出奇招,就是说自己主动放弃专制体制,然后你共产党主动倡导民主体制,而且在国际上倡导新的民主秩序,你就真有可能长治久安了,比如再玩40、50年,玩半个世纪都有可能,如果沿着一个专制路线走下去,不是被自己内部的阴谋打翻,就会被外部革命打翻,是肯定玩不下去的。 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核心是两条,重心放在“新”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但是下面要搞的是民主主义,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果你主动引导社会潮流,倡导世界民主体制,在现在的实力下你是有可能玩下去的。如果不是这样,继续墨守成规,沿着专制路往下走,可能新民主主义也没有了,就变成新法西斯主义了。然后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中国未来的命运,要么你是全世界的领袖,要么是全世界的敌人,这才是“中国世纪”的真实含义。当下恰好是分水岭,当世界敌人你就是要法西斯化,全世界都要把你打败,就像当年对付希特勒一样,认为你是世界公敌。如果我们要从世界公敌角度变成世界领袖,就只有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引导的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引导的专制主义。木生的核心意思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点不能动摇,还要挂羊头,这个旗帜要抗下去。接下来搞的核心东西是民主主义的东西,比如说工会、农会,党内分派,回到建国初政协体制了,回到共同纲领了,回到共产党历史上最好时期了,也把整个国家带回到最好时期,这是你的核心意思。我理解的没错吧? 张木生:没错。 李伟东:还得再往前走,还要加上法治、新闻自由,这些木生也没有否定,你说新民主主义包括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次我们在8.27德平的会议上你说新民主义就是一个筐,你们所有好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等于提供了一个混合政策平台。既然如此,我在政策层面上始终支持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你地支持态度。但我要提一个醒,如果你这新民主主义最后指向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那我会很警惕。咱们讨论一年多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很警惕,也多次提醒。如果能够让共产党引导世界民主潮流,那这恰恰是凤凰涅盘之路。你跟上面有多种关系,你多给灌输点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民族之福。 第二,现在经济状况不可持续。木生你说有两个一百万亿:一百万亿国有资产,一百万亿现金,好像共产党最牛,是第一有钱政府。但仍然不可持续,理由有这么几条:   1、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对土地的侵蚀,对农民盘剥,这么多年的钱都是是这么弄来的,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昨天微博上包月阳都在为湖北老岳父家的房子被强拆而紧急呼救了,他一个正司级别的人都跑到微博上呼救,说我岳父母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拿刀出去跟进来抢他们土地的人开战了。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再持续呢!这个土地财政的体制不能持续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管理体制要改革,如果再不改就鸡飞狗跳,而且已经到了暴动四起的程度,官方用“群体事件”这个中性词来化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实际上是暴动四起。 张木生:西部村里的农民这两年很满意,强征土地的是都已经转移到发达地区了(因为那里土地值钱),去年一年全部都是。从广东、杭州、苏州、大连。乌坎划了一个句号。 李伟东:一届政府吃掉70年的城市周边土地收益,下届只好大面积向外扩张,进一步侵蚀农民,在富裕地区均如此。城市周边都是菜地,本来很值钱,你要强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政府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强制打压农民,已经闹的暴动四起,不让农民分享资本化的好处就不可持续。       2、第二个不可持续,就是政府高强度投资,你说你要搞市场经济,现在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强势,以政府投资为主,大规模的浪费、背后的贪污腐败,以及对经济形势强制行政扭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各个地方比着干,都是中心城市化现代化。给自己城市涂脂抹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豪华机场,从一般意义上说没有坏处,如果大家一块上就干不下去了。王晓鲁你是比较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说经济到拐点了,都说有问题了。 张木生:我都说了三年了,不平衡不可持续。 李伟东:     3、权贵资本主义在大蛋糕中的切割能力越来越强势。如果现在你只有十大家族,或者二十大家族,只要边界是明晰的就好办。但现在是权贵资本无限扩张,出现家族上千个,然后彼此之间互相纠缠,内斗的结果非得炒翻不可。重庆这事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有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在里头。所以你自己的统治集团就会把它吵翻。   4、两极分化严重,二元结构,把社会撕裂,碎片化。这十年大家都以孙立平老师对社会的描述为标准,按照你这个标准,这个经济就不能持续了,没有办法往下走,且不说外部的压力。   我要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世界格局,如果你引导世界潮流,沿着民主方向往下走,共产党是有明天的,而且很可能成为世界级领袖,有能力调整世界结构。国内经济这样走是走不下去的,也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走向民主化,没有民主化没有明天。 关于我和左派的交往感受,会议组织方给了我这个题目,大家想听,我就说说。这两三年我一直跟左派有交流,杨帆(他算中左吧?)是我同班同学,他从开始出道以来我就跟他一直交流,像王小东,包括在座的纪苏、东力等各位我都有多层面接触。在我看来左翼在中国是有存在土壤的,这个存在土壤像徐友渔描述的第二种文革,文革内部的反官僚主义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才是符合阶级斗争逻辑的,毛泽东是说早了,他是有预见的,今天才是修正主义,社会正在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在压迫我们,是不是?是。民众底层充满苦难,用毛式革命把它推翻,把它批斗了,把财富重新转移到老百姓手里,左翼认为有合理性。所以中国是存在左翼革命的逻辑起点的,现实风险以及组织力量通通都存在。 张木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哪里,就在共产党内部。现在全找到了。126个人大政协委员,资产上十亿。 李伟东:是。我从来不在微博上骂左派,哪怕特别极端左的我也不去骂,只会商榷和批评,我对左翼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你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第一,跟大家都是私人朋友,我们便于未来协商,包括中国一旦民主化了,某种圆桌式的协商要有对话的途径,我给自己作沟通桥梁的角色定位,我要跟他们始终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第二,你说的这套主张我理解,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承认你有存在的合理性。还有,我跟扬帆一再说,我说你们误解了右翼的一个问题,现在双方把对方打成为权贵政府说话的人,比如右批左,说你为政府说话,比如说司马南他们怎样怎样,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是思想左翼,他们是政府某种辅助力量,这个我不好多说。如果真正的左翼为政府说话,这有点不合逻辑,有些是批政府的,批现在的改革,这就看出他们的区别了。所有公开微博上为政府说话的,只能看成是政府一伙的,那不算是左翼。真诚的左翼是有思想感染力的。我说你们对右翼也不对,好像我们都是为权贵资本说话的。我们这么多年作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为权贵资本说话了?都是不停在切割。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我就不点名了,原来当院长说的话就有些不对头,现在不当院长了说的就很好,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不等于右翼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为权贵说话的,现在左翼是把右翼知识分子和权贵资本捆绑起来,说我们是卖国贼也好,带路党也好,是故意混淆界限。所以我第一次从王小东那听说带路党一词,我就说中国唯一的带路党只有“苏俄带路党”,而且还在带,你们把苏联那套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我跟左翼交往的体会是,我首先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未来社会也会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在未来如果是一个圆桌会议,是民主制度的话,应该允许他们有党派存在,允许他们在民主条件下博弈,这一点我内心就不排斥。第二,对他们当中若干人我持有良好个人关系,这也是为未来某种协调打一个合理的基础。第三,我对他们存在和未来历史趋势的左翼化倾向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我把思想左翼和纯粹为政府说话的,比如说司马那些人,做切割,我不认为他们是左翼思想家,他们是为政府唱赞歌的一群人,跟左翼不同。 共识网

实话实说的美国民主模式

  【作者注: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争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往往是一种被乌托邦化的概念。而美国民主模式的价值就在于,历史上第一次,使弱势者不再那么的“弱势”。除此之外,迄今还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模式,曾经给予弱势者与强势者平等博弈的机会。】   1.   毫无疑问,作为世界超级强权的美国及其政治模式,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至深,无论中国的外交内政,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与与美国联系起来。甚至今天社会上甚为激烈的所谓左右派之争,也往往都是以对美国的态度来划分界限的。   在有些人看来,美国是天使的化身,代表了正义与进步。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美国则是魔鬼的代言人,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充满了邪恶,在世界各地作恶多端。而对更多的人而言,面对媒体上各种不完整的信息和各种结论先入为主、极具诱导性的言论,头脑中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困惑与不解: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从英雄到魔鬼的多重角色变换?   2.   在这里先来看一些具体的实例吧。   就在不久前,美国政府向11名非法移民赔偿了35万美元,作为执法人员在逮捕这些人时没有履行必要法律程序的赔偿,成为历史上同类事件中最大的一笔赔偿。   伊利诺伊州一名穆斯林教师要求请假前往麦加朝圣,在遭到校方拒绝后辞职并打起了官司。最后该教师胜诉,而且校方还被要求赔偿7.5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教育当局曾经试图了解,在学校里大致能有多少来自非法移民家庭的学生,结果立即收到了联邦司法部的信函,警告其停止调查,否则可能会以侵犯人权被告上联邦法庭。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州因为对非法移民立法,而被司法部告上法庭。原因之一,同样是人权。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去年曾经试图收购一家中型的通讯公司,结果被司法部出面搅局,因为司法部认为收购会导致市场垄断,不利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十多年前一些破产的黑人农民发起集体诉讼,控告美国农业部在贷款中种族歧视。结果在90年代末,农业部被判赔偿10亿美元,另外一些黑人农民再接再厉,官司又打了10年,美国政府在前年又给赔了10亿才了事。   看完了这些故事,这个时候肯定不少人会顺理成章地觉得,美国简直就是完美无瑕,无愧于最佳的民主模式了。但是请先不要急着下结论,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3.   在2007年,曾有一名70岁的老年公寓护工把她的雇主告上了法庭。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名黑人护工在一场车祸中受伤致残,失去了工作能力,可能由于对赔偿不满意,于是聘请了律师打官司。后来她的律师在审核其个人财务状况时惊奇地发现,这位老太太有时每周工作长达70小时,竟然一直没有加班工资。   一般情况下,加班肯定是有报酬的,尤其在美国这种强调劳工权益的国家。但根据多年前的一条法律,护理行业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当时这类工作多是亲友负责的。近年来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护理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但这条法律一直没有变化,导致大量的从业人员得不到加班工资。   于是他们决定打一场官司,试图改变这条法律,来争取合法的劳工权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劳工权利组织的关注,并在财政上资助了老太太的法律诉讼。后来这个案子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吸引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即被很多人甚至视为正义化身的那九个人,无异议全体一致9:0通过决议,驳回了老太太的合理要求。道理很简单,大法官们的观点与当时布什政府和纽约市政府完全一致:如果同意了这样要求,护理行业的成本和政府的福利开支将会大大增加,以致会无法负担。一名大法官直接对老太太讲明,“如果你赢了,无数的人会从此付不起护理费用,那会是政府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这一判决结果震惊了美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批评,社会大众第一次才注意到,这一弱势群体由于收入太低,很多的护理从业人员都是要依靠政府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在两年后因肾衰竭、心脏病去世。《纽约时报》感慨说,这样一个一辈子照顾别人的人,在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却穷困潦倒,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看到这里,大概很多对美国民主持怀疑、敌视态度的人就要忍不住叫起来,“看吧,这就是所谓民主自由的美国。”而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人大概也会觉得无话可说了。的确,这一事件实在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显而易见,就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光天化日下被公然牺牲了。这个时候,如果把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事例都放在一起,很多人肯定会迷惑不解,一会儿是几个破产黑人农民扳倒了势力强大的国家农业部,一会儿又是一位护工老太太连一点加班工资都不能被保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要理解美国的民主模式,其实一点也不难。首先需要从我们自身的价值判断说起。   说起民主,很常见的解释,就是一旦实现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解,把民主当作是一味仙丹妙药,包治百病。而这种乌托邦心态其实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在历史上,各种“均贫富”的口号从不鲜见,一直到今天,“共富”的思维仍然被作为主旋律在大加宣扬。在这种文化心态之下,对于“民主”的上述理解,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了。每一个人都在期盼一个天堂。   然而现代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天堂是不存在的。   经济学里有最基本的两条原则,1,资源是稀缺的,2.人性是自利的。从这两条原则出发,不难想象,既然资源的稀缺是永恒的,而人又是自利的,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据此,一切理想化的所谓“均贫富”“共富”的口号都是站不住脚的。   进一步而言,任何人随意就可以顺势推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足自己所有意愿的状态。这种最优的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在承认人与人利益竞争关系的前提下,重新理解民主的含义,就成为了必然。简单地对民主给予所谓“真”与“假”,或者“好”与“坏”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乌托邦心态的评判。   5.   美国的社会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来认识它的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体制。简而言之,美国民主既不是有些人抨击的“虚伪”,也不是有些人向往的天堂。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之下,美式民主在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框架,是一个利益争取的过程。在现阶段,它的民主,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权力,其结果可能很美丽,也可能很丑陋。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何谓“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与“治”两个字实际上是一种从上至下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点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着清晰的表现,此处无需赘述。所谓“讲政治”,毋庸讳言,就是维护特定团体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在现代西方的话语中,“政治”二字的含义则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水平方向上,争夺权与利的表述与行动。在本文中,“政治”基本上是后一种意思。   美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不讳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来作为调整社会总体关系的基础。基于此,民主制度作为利益博弈的框架形式而出现。在这个框架之下,人与人可以进行利益的争夺。那么既然是博弈,请注意,就不会是“均贫富”或者“共富”,就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换言之,民主并不保证谁一定胜利,所以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是弱势群体,那些黑人农民获得了胜利,而护工老太太则输了官司。   这种民主体制的价值,首先在于每一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虽然它并不保证谁输谁赢,必然存在着对手间力量的不对等,也不宜被用作道德评判,但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需要注意到,是参与利益博弈者的人身是安全的。这种体制下,不会有人因为利益诉求而被对手灭口。比如有人要起诉总统,那么一般而言,美国的律师会饶有兴趣地听取他的陈述,然后决定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但是在非民主体制下,律师会立刻让这个人走路,因为律师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美国破产农民起诉农业部,小时工资不到10美元的护工可以在国家最高法院打官司。   其次而言,这种博弈的体制不会有永恒的输家或者赢家,强者未必一定赢,弱者未必一定输,结果也将是动态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护工老太太的案子,虽然她当时输了,而且人也已经去世了,但现在美国民间、政府、和国会中,都有很多人正在推动修改相关的法律。她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由于她的抗争,自己身后已经成为美国劳工权益运动的一部分。再举一个例子,仅仅几十年前,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还是完全合法的,而在今天少数民族可以开白人的肤色玩笑,白人在这种话题上却往往要极度小心。这就是民主博弈体制带来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总体趋势是向善的。   6

爱思想 |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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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王小东: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   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   一、伦敦的交通:行人无人遵守交通规则,狠狠整治司机   我有一个习惯:到每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城市大小,一放下背包,就要出去走,漫无目的,只是大街小巷乱走。按我友房宁的话说,这叫用自己的脚量一量这个城市。这个量法也许不如看统计年鉴更“科学”,却也经常能够知道一些从统计年鉴上无从知道的东西。于是,我放下背包就催着来接我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大街小巷满处乱窜了。   大街小巷满处乱窜,首先看到的就是伦敦的交通状况,而伦敦交通状况最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这真和我在国内听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国内的电视报纸、专家学者都在说发达国家的文明的公民们如何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它们有那么多汽车,全是因为公民素质高,遵守交通规则,才不像中国的大城市那样堵车的。我也去过一些国家,知道事情并不尽然:很多国家的大城市都堵车,行人闯红灯的事也往往举目可见。但是,像伦敦这样行人完全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地方,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还试图遵守交通规则,每次过街都去按那个交通信号灯,按完了就等着。这倒不是我想显示一下我堂堂中华的公民比大英帝国的公民更文明,而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要知道,伦敦几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十字路口,几乎所有的路口都像阿米巴变形虫似的,不定从哪个方向就窜出一辆车来,而我人生地不熟,预见能力和反应能力比本地人差得远,闯红灯对于我来说是太危险了。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在伦敦遵守交通规则真的很不现实:首先因为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你一个人在那里遵守就好像是一个傻瓜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伦敦的街道极狭极短,几步就得过一个红绿灯,这时间也实在耽搁不起。   可是伦敦堵车吗?嘿嘿,还真不堵车,这在世界的大城市中是少见的。为什么呢?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伦敦似乎大部分道路都是单行线,这在中国的专家总结国外整治交通堵塞的经验时提到过。但这可苦了司机了:我敢说,如果没个三年五载熟悉道路的经历,你想把一辆车开到对面的大楼也许都很难。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据接待我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休斯博士说,就在两年以前,伦敦堵车还堵得厉害,新上任的伦敦市长决心用铁腕治理,不顾强烈的反对声浪,实行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制度,一下子就把堵车治住了,现在大家尝到了甜头,正在要求把收费区域扩大呢!   这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加于司机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呢?我没细问。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条消息,就是英国的“乱停车罚款”搞过了头。近些年,英国的警察当局把整治乱停车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竟然把这项罚款搞成了生财之道,稍有停车不当,便狠罚,有时都到了荒唐的地步。“乱停车罚款”搞成了“停车乱罚款”,有时司机忍无可忍,发生了不少武力抗罚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伦敦的交通堵塞算是被治住了。伦敦的经验就是:治理交通堵塞决不像中国那些专家说的那样,主要在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行人遵不遵守交通规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治理交通堵塞的不二法门就在于狠狠修理司机——伦敦的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可司机却非常遵守,非常礼让行人。   二、“我们先前曾经阔过”   承蒙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照,我所住的宾馆处于泰晤士河旁的一个黄金位置:大英帝国的那点精髓,你就说吧!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唐宁街、伦敦桥、伦敦塔、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圣保罗大教堂、英格兰银行、皇家法院、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眼、伦敦经济学院本身……还有什么你就说吧,全在我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内。所以,我在那里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眼还算是开了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我还想住在这个地方(然而,这么高级的宾馆,它的早餐我却不敢恭维:食物的种类那么少,量也那么少,你都不敢吃,怕吃多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这和我去过的其他那些国家没法比,和我们中国就更没法比)。   从哪说起呢?泰晤士河算是治理的好的,但河水还是很黄,有一点淡淡的臭味,不算重,看来城市里的河,再怎么治理,完全干净是不可能的。在河边的散步道上散步,感觉很好。散步道上乱扔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各色垃圾,还有夜晚醉鬼们的呕吐物,比上海黄浦江边强不太多,与东京的街道相比就差远了……细说就不必了,那旅游书上全写着呢。我只说一下大致的观感,就是旧的东西极精致、极优雅,质高量大,新的东西则显得粗陋寒酸,质次量小——伦敦眼除外,这个大转轮的创意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游客不多,不知能不能赚回钱。   我认为伦敦的宝中之宝就是大英博物馆,那里面好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么好的博物馆却是免费的,里面人山人海)。细数也是没法数,就这么说吧:中国的一流博物馆我都去过,二三流的也去过一些,里面宝贝也不少,但加到一起,也比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五分之一!我真是被人类四五千年以前就达到的文明程度所震撼。大英博物馆聚集的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中国的博物馆聚集的只是我们中国文明自己的。我过去也说过:西方那个地区是很多文明来回征战、融合的地方,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理上与西方隔绝的地区是一枝独秀,他们的舞台大,我们的舞台小,所以他们聚集的人类智慧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当我亲眼看到这么多人类文明的结晶时,我更有了一层实感。   休斯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好东西全是他们那时候‘抓’来的”,并且作了一个“抓”的动作。就凭这一个“抓”字,已足见出他的中文功力:他还是不肯说“抢”,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英国人自己造的,也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弄”来的,但用这么中性的词就有点欺人了,所以他说“抓”,恰到好处,中文字眼深啊!   不要说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宝贝,就是大街上你都能碰上稀世珍宝。我住的宾馆出门往右走不了几步,在泰晤士河边上,有一座方尖碑,我走过来走过去好几回。这是个古董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个一、两百年历史的一般古董,直到一天早上我吃完早点出来散步,闲来无事走到它近前一读碑文,我吓了一跳:它是纪元前1500年埃及法老的财产,曾在希腊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被弄到了克莉奥佩屈拉的王城亚历山大,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重新树立起来,后被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逊“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碑文原话)”包在铁箱子里“抓”(原文为“brought”,和“bought”差一个字母)到了英国,这期间还因遇风暴沉到了比斯开湾,1878年捞出来的。请列位记住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包括这个从国外“抓”东西的。休斯博士也谈到,虽然现时的英国人对于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多数是反对的,但对于当时撒切尔夫人发动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则举国一致地支持。他说:“那时你才看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中国的那些“精英”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思想”、“西方人”,全都是胡说八道。   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终于落了山。休斯博士说,这些年已经是好得太多了,你还没见撒切尔夫人以前的伦敦呢!伦敦整天是警察和工人开仗,两边都排着队列,就跟真正的战争一样;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收;伦敦经济学院如此名校,三天两头停电。休斯博士是个左翼(英国的学者多半是左翼,我这次去演讲的伦敦经济学院曾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本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经过撒切尔夫人的右翼革命,今天的境况是好多了——这一点中国的左派朋友们应该记取。好多了的伦敦,也是个太阳落了山的伦敦。比起我去过的另外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我们自己的中国,伦敦是精致和优雅的,它的文化底蕴,这些国家哪一个也比不上;它的那些极狭极短的街道,比我们北京大开膛修到市中心,充满穷人乍富的蛮横气的宽马路要有逛头得多。但是有一条,它就是没有上述这些国家的那种活力,特别是没有我们中国的那种活力。休斯博士说:他的父母那一代还接受不了今天的这个现实,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他们总是在谈当年的大英帝国给世界上多少地方带去了文明的光照;但更年轻的英国人已经接受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一流国家这个现实,这个转变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   英语里也有“我们先前曾经阔过”这句中文的非常简洁、传神的对译,就是“has-beens”。据报纸上说,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昔日大英帝国无数的确实了不起的“has-beens”已经是不屑一顾了。英国人自己如是,中国留学生们也如是。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位留学生说:说我们中国人爱看热闹,可前些天附近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撞死了人,英国人竟然是万头攒动来看热闹;说我们中国人随地吐痰,可英国人是不光随地吐痰,而且随地小便(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在对人礼让方面,英国人还是相当文明的:我去书店买书,里面狭小的过道站着两个中国女孩,你要过去,她们却对你视若无睹,一般英国人早早就把道让开了)。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我笑了,我说:何止是牛顿,还有达尔文呢,还有瓦特呢,那时的英国就是不得了;可太阳总会落山,我们中国的太阳早就落了山,但也许,今后中国的太阳将重新冉冉升起。   三、中国是众矢之的   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G7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而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哪一个也没超过3%,特别是加拿大,还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当然我们是死活不能认这个帐,认了这个帐,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就全都没有了,这也许是他们夸我们的狼子野心啊,决不能让他们夸晕了),却在G7里待着,而中国不在;这样的G7谈汇率问题,金融市场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让人民币升值。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被简约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双人舞。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认为G7应该把中国和印度包括进去。有几位经济学家则说:最好改成G6——美国、日本、欧洲、英国(自私啊!他们就不说英国的区区3%也不够在Gx里待着的资格了)、中国、印度,而不久的将来,也许巴西也会来敲门了。   不管那个什么“购买力平价”算得到底有没有理,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巨人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块头太大。当它被打倒在地,昏睡不起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看不起它,所有的国家都想来撕一块他的肉吃,但当它一旦晃晃悠悠站立起来,自己还没觉得怎么着呢,所有的国家就已经在颤抖了。   中国是众矢之的。无论中国和哪一个国家发生矛盾,国际社会的同情都是站在另一边的。我参加了一个谈中日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至少教授们的同情完全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的。那个主讲教授竟然认为,中日关系今天的问题,全在于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不能和中国面对面据理力争,以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够坦率。我当时就反驳,这太荒唐了。我举了那个日本人用钢筋水泥把海中一块时沉时浮的小石头加固,以占据大片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我说:这样的行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贪婪的民族,正是这类行为才使得中国民间讨厌日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上门送礼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喜欢客气的人。我想,他们之所以同情日本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是他们一个阵营的,而中国不是——所以我常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承认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使得中国在外交上非常吃亏;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对于这一点有充分的估计: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欧洲,都不可能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猜忌或者说敌意只是程度也许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梦想什么联这个制那个。其次则跟中国的块头大也还是有关系的。日本的块头虽然也不小,但比起中国来还差得远,中国的经济、科技一旦能够赶上去一点,其综合国力就会超过日本,别人怎会不怕呢?岂止仅仅是西方人,岂止仅仅是帮帮日本人,我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一个亚洲人模样的蹦了出来,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早就应该考虑让它的各部分独立了。我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已经整合得非常好的国家(呸!我们还从来没有尝过日不落帝国的好处呢,就想让我们像大英帝国那样落了山?门也没有)。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国家未必对中国有什么同情,最多只是在实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买一把中国的账而已。虽然人们一般都不怎么同情中国,但最仇视中国的,还得数我们的台湾同胞。   中国威胁论是消除不掉的。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无论如何,让别人感到威胁比让别人可怜你更好。什么时候国际社会可怜过中国人?也有过的:那就是日本人暴揍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吗?所以,我承认中国威胁论是有它存在的合理基础的。我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的是,尽管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无数的严重问题,但从大局说,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接纳中国,把中国的前进所带来的冲击化为机会;而只要国际社会善待我们,我们也并不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相反,我们还会维护它。英国的《独立报》便以“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为主题,刊发了我的演讲摘要。   四、英国的移民政策及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   对了,我还没有说我刚到希思罗机场时的观感呢,现在让我来倒叙。下飞机的是无边无际的英国前殖民地来的人群!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可怕啊,英国可怎么办啊!果不其然,英国正在辩论收紧移民政策,根据报纸介绍,虽然知识分子还在装模作样的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批评政客们不该收紧移民政策,但民意调查却显示,百分之八十几的英国人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可要是不让移民来,英国也有难处啊。第一点是英国毕竟还不甘从二流再沦落到三流,所以非常想继续在前殖民地发挥影响,这就需要让前殖民地的人民感到英国还是他们的“老妈”,跟他们有“特殊关系”,你“老妈”连来都不让“儿子们”来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二点更重要:英国的人口老了,牛顿的后代也没了牛顿的那份聪明劲了,不让那些又年轻又聪明的移民进来干活,那老绅士们的小日子能过得这么悠闲自在吗?   英国的劳动力老化了,钝化了,高工资、高福利却下不来,这在资本家眼里就成了最劣质的劳动力。你要是不让人进来,那资本家就会走出去。这个问题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的。我在宾馆看CNN的报道,讲的是德国,说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有六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迁了出去,一位德国主管说:他们在海外发现了“大批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迁出去是理所当然之事。原来人们还在谈论什么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让给海外的劳动力去做,德国人做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而今天的残酷事实是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也移了出去。我想这个“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多半还是在我们中国吧!英国的报纸又说,整个欧共体的劳动市场,缺几千万劳动力。既然如此,还搞什么“收紧移民政策”呢?改改移民政策吧!不要老想着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了,搞公平竞争吧!多弄点中国人进去吧!保证是优质劳动力,“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   这先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的样本。他们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呢?我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看了看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一句话,太苦了。什么都怕对比,这一对比,我才知道我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太幸福了,虽然我当时觉得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并不舒服。说到这里我正好谈谈英国的物价。伦敦的地铁(伦敦的地铁网很密是它的一个优势,但地铁站有些破烂,站台很窄,和东京同样很密的地铁网没法比,甚至不如上海的地铁站;另一方面,它的一些精微之处的人性化,却仍旧反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高度文明)起价是两英镑,合三十多元人民币,要是路途远还得加钱;学生宿舍条件相当差,一间小破房一星期收费是84英镑,一个月合五千人民币左右,这还算是优惠的,争得打破头,而且到放假学校就要把宿舍出租给旅游者,再开学重新申请,住得上住不上还不一定;到唐人街喝了两次小碗汤,我看在中国一块钱都算贵,你猜猜花多少钱?合人民币小五十一碗。吃了一顿全素斋,我看在中国花个五十块就不算便宜,在伦敦得五百。当然了,自己做饭差价没这么大,牛奶什么的还是挺便宜的。一个英镑的汇价是十五、六元人民币,而实际购买力呢?我看再怎么保守地算,也当不了五元人民币用——所以前面英国人算中国的GDP相当于英国的四倍多还是有道理的。学费呢,外国研究生一年合人民币十七、八万(英国本国学生大概是这个价钱的八分之一),再加上我上面说的那种物价,你自己算算吧,一年二十几万人民币(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典型开销)过的是什么鬼日子!极有钱的当然也是有的:我这次坐的是公务舱,票价相当于普通舱的四倍,居然就有几个非常年轻的女自费留学生也坐在里面。但一般留学生,即使家里算是相当有钱的,那个生活也是相当苦的。所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的孩子,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死活不肯再去,白花了二十几万块钱。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定要明白,英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国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甚至和日本、德国都不一样,它们是把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赚大钱的买卖来做的。所以,除非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否则,到英国这样的国家留学非常的苦,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是进入英国的中国移民的先头部队,我希望他们能够咬牙把这个苦吃下来,在那里站住脚。中国人还是要走出去的。   距离我留学的时候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现在有了那么多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所谓的“自费留学生”,是指外国人或多或少出一部份钱,剩下的自己拼命打工而已,中国的高官显爵的子女都大抵如此。现在,中国的一部分留学生已经可以拿着自己家的钱支付大部或全部费用了,但中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使我们的留学生不吃那么多的苦。艰苦的留学生活造出两种人:一种是磨砺出坚韧品格的人,另一种却是见了外国人就自惭形秽、就生出一份仆人对于主人的孝心的人。前一种人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他们当中最先觉醒的。这后一种人也不算少。尽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金钱、有了地位,但已经融入到骨髓里的包藏不住的仆人的猥琐,却总是渗透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包装得再好的“学术”也掩盖不住那一股子“仆人”气。新的一代留学生会怎样?我乐观地以为,这后一种人会少一些了,因为中国强大了,也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击——无论那些“仆人”怎么谩骂,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五、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而我们的国家呢?就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飞跃,就算我们的那些贪官还是这样贪下去,如果这个国际形势这样继续下去,也不用什么改进,只要是和平的市场竞争,他们就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真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我摸摸兜里那本刚刚买的《西方为什么赢了》(这是一本讲西方2500年一以贯之的巨大军事优势如何与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密切相联的战争史书,我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这次偶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书店里买到了),默默走着,看着那些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础的战争英雄们的塑像。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喷嚏图卦20111205】你丫这么在乎被人看得起,怎么就不能干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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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沪滨 :发达国家居民消费1000度电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6.79%。美国2.67%,韩国3.19%,法国4.1%,瑞士4.36%,卢森堡5.46%,英国5.77%,日本8.19%,爱尔兰6.63%,荷兰6.94%,奥地利 7.14%,丹麦10.68%,意大利11.13%,葡萄牙13.44%。中国30.68%,是发达国家的 4.52倍。 【12】八路军战士能用手榴弹打飞机 醉鱼 :刚才看了眼抗日意淫剧《永不磨灭的番号》。。。直接把兄弟震了。。不过不是因为黄海波老师牛逼的大陆版咆哮体。。。而是我们八路军战士能用手榴弹打飞机。。。这大冷天的,不剪出来给大家热血沸腾一下,简直没有天理。。哈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MzkyODc2.html 【13】追妹子这种事儿 @请叫我小纯洁 : 追妹子这种事儿,最好挑有男朋友的,因为你的对手只有一个。~~~~~~~~~~~~~~~~(文字 @不笑你抽我 ) 自我堕落时,看看人家!!多励志呀!! 【秋裤体】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条保暖的秋裤。每一个不穿秋裤的女孩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正在穿秋裤。三人行必有穿秋裤。垂死病中惊坐起,我的秋裤在哪里;枯藤老树昏鸦,穿条秋裤回家。嗨,你的秋裤。不,是你的秋裤!曾经有一件温暖的秋裤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挨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再穿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条秋裤说三个字:我穿了。如果非要在这条秋裤上加上一个要求的话,我希望是……羊绒的! 皇上,你还记得十八年前大明湖畔穿秋裤的夏雨荷吗? 【14】缅甸改革继续 12月3日,缅甸官方媒体称,缅甸总统吴登盛已签署允许民众举行和平示威法令。新法令要求抗议者至少提前5天提出申请,如果申请被拒可以提出上诉。示威地点须避开政府机构、大使馆、学校及医院。此前的10月,缅甸就同意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这也是该国1962年以来首次允许罢工。 【15】没有反对党的选举是犯罪 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束,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此前大多预测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会失去此前的70%席位,跌破三分之二多数,不过还是会保持过半数。令人震惊的是,出口民调显示,他们只赢得了了48%的选票。 当地时间12月4日,莫斯科,防暴警察试图逮捕一名抗议者。当天晚上,大批抗议者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广场举行反杜马选举集会,高喊“没有反对党的选举是犯罪”、“把选举还给我们”等口号。莫斯科警方因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为由逮捕近200名抗议者,包括一名激进反对派领袖。 【16】《圣斗士星矢》制作元老荒木伸吾病逝 经典动画片《圣斗士星矢》的制作日本元老荒木伸吾于11月30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岁。网友评论:"圣斗士是我初中最爱的动漫,每天晚六点播一集。下午上最后一堂课,下课铃没响就收拾书包,老师一度很生气,后班长去解释,老师才息怒。....”;“提醒我们,童年远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沉痛和悲伤的消息,荒木伸吾先生到另外一个世界创造动画去了。我们不能忘记他留给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回忆,留给这个世界整整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及梦想” 天马流星拳…… 【17】勇敢的新缅甸 @假装在纽约 :下期时代杂志封面,勇敢的新缅甸。这个国家,就这样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王小东 : “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太重要了,没赢得的都去死吧 【18】世界上最贵的车祸?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日本山口县一条高速路4日上午发生了一起昂贵的车祸。一辆法拉利失控撞上中央隔离带后引起连锁反应,导致14辆车发生车祸,其中包括3辆奔驰、1辆兰博基尼、8辆法拉利跑车等。事故造成财产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英镑。幸运的是事故的10名伤者都仅受了磕碰等轻伤。 【19】互联网是历史上最公开透明的网络 @Lady花蕊 :总有人害怕网络,害怕透明,害怕阳光,害怕人们知道真相,他们喊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压倒了稳定。来听听美国总统怎么看待网络吧!奥巴马说: 互联网是历史上最公开透明的网络。我们需要让它一直公开透明下去。我会阻止网络供应商实行区别待遇,以避免限制网络上的表达自由! 【20】所有的成功与伟大,如同中药和老火汤,都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 @王冉 :所谓的成功与伟大,不是高估值高融资额烧出来的,不是时髦产业关键词堆出来的,不是咖啡馆里挥斥方遒侃出来的,更不是媒体数字崇拜吹出来的。所有的成功与伟大,如同中药和老火汤,都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 【21】中国人绝对不能给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非常冷漠,一毛不拔 外交家吴建民谈到赠马其顿校车时称,捐赠是好意,无关穷和富,不是比人家发展好,才能援助。老百姓要摆脱弱国心态,建立是非观念。但吴建民又说到:“那种狭隘不怪老百姓,他们不了解情况,不像我们搞外交的,在世界上经历了很多”。“中国人绝对不能给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非常冷漠,一毛不拔”。 【22】你丫这么在乎被人看得起,怎么就不能干净点呢? @冯小刚 :有一年去旧金山,在中国城吃饭。我对伙计说:我低头走路,不看街名也不看店铺牌匾就知道到中国城了。伙计问:为什么?我说:脏啊。餐馆老板是爱国老华侨,怒我看不起国人,立马翻脸,电招爱国黑社会。哥们撒腿就跑,一路狂奔时心想,你丫这么在乎被人看得起,怎么就不能干净点呢?这是起码的尊严呀。 【23】当你摧毁别人的信仰,你就是信仰 凤凰周刊:云南的一个干部团,到达韶山,从看到毛泽东铜像开始,就立即跪倒,一步一拜,葡伏向前,等到了铜像前,膝盖已经磨破,鲜血淋漓。铜像前密麻麻的跪满了人,烛纸丰盛,香烟燎烧,礼花满天,人们都念念有辞:毛主席保佑我们人财两旺、生意兴隆、平安健康秤……当你摧毁别人的信仰,你就是信仰。( @忧国忧民王全杰 ) 【24】还是吃货好 左图女性,年51. 她是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健康专家Gillian McKeith,她宣扬全面的营养与保健,提倡体育锻炼,大量摄入有机水果和蔬菜的素食计划。她推荐解毒食品,清肠治疗,以及适量补充维生素。 右图女性,也是51岁。她叫Nigellea Lawson,主持电视美食节目,偏爱肉食,白脱,和甜食。 陈述完毕。 【25】混蛋也会传染 据美国研究人员的实验发现:如果你在一个混蛋上司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混蛋。一个原本善良的正常人在混蛋老板影响下,可能会不自觉地传染上粗暴、不讲理、恶毒、势利等恶习,并如病毒般逐级传染...... 【26】说出真相,不会天下大乱 @慕容雪村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的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除了知道某思想可以指导养猪。但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让许多人明白了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有人只是批评,看似无用,但对成年人来说,“批评”就意味着道德上的选择。说出真相,不会天下大乱,只会让人们更清醒。 “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林语堂《吾国吾民》) 【27】 我陪你一起发呆|匈牙利女摄影师:littlechipiee ( @视觉志 ) 【28】像体贴自己一样体贴体贴他们吧 @艾瑶丫头 :如果丢的垃圾里有碎玻璃、大头针、刀片等,请用胶带把它们缠裹一下,并尽量多缠几层。这样就降低了保洁人员或者捡垃圾者被伤害的概率,他们大都是没有医保的弱势群体,像体贴自己一样体贴体贴他们吧,好人会有好报的 【29】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康德 http://t.cn/SGAeax  ( @喷嚏意图 ) @好庄严好局长 :有一些二奶,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为首长服务上,而是定位在反腐败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4332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維基解密: 中國線人之謎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文/陈文森 维基解密的美国外交电文为访谈人加注「保护」字样,被左派网站污名化为「线人」,在中国公共舆论界掀起波澜。但不少毛左和亲体制人士却也赫然列名「线人」,「锄奸」活动搬石砸脚。其实,使馆通过与驻在国各界人士进行交谈,从而了解并搜集该国政情,是正常外交活动,也是外交官的职责所在。 一个常任工作人员只有数人、处事神秘的媒体组织,却能撬动各国內政外交的种种敏感秘辛,引发一轮又一轮波及全球的政治与传播风暴。维基解密(Wiki leaks)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过去两年间可谓是声名大震於国际。 凭著不断释出的大量机密档案,维基解密所製造的种种效应,不仅如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预期的那样令政府和强权感到恐惧,令更多的谎言与欺骗被拆穿,更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衍生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维基解密近日的外交密档,更在中国掀起一场揪查「美分党」、「汉奸」的轩然大波。然而,这些在外交密档里被提及的中国人,按照使馆的本意,本来就是使馆官员在驻在国的访谈对象,外界將之污名化了。 外馆电文掀风波 从2010年底起一直陆续公佈到今天的大批美国外交密电,犹如杀伤力惊人的霰弹。在超过25万份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报中,维基解密把美国国务院与驻各国使领馆之前的通讯记录、情报汇整都编好顺序,一一上载。 按照《纽约时报》评论的说法:「25万份机密美国外交电报为外界提供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机会,了解位於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的幕后交涉、对国外领导人的坦率看法以及对核问题、恐怖威胁的真实评估。这些电报还揭示了奥巴马政府內部对危机和衝突的意见交流。」 外交密电的影响范围,就不仅限於美国一国了。美国驻外人员在加密的情形下,口无遮拦地任意点评驻在国人物,或是將各国政坛秘辛回传华盛顿。 驻柏林大使认为德国外长缺乏外交经验,「思维背后很少有内容支撑」。阿塞拜疆总统夫人酷爱整容导致脸部僵硬。阿富汗副总统马苏德曾携带著5200万美元现金的提包被美国缉毒特工拦获。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就任前会见美国大使时,追著儿子的宠物兔子跑。美国以奥巴马会见为条件,交换斯洛文尼亚接受安置关塔那摩囚犯。 各路电文一出,美国政府忙不迭地跟各国政要打电话道歉,一时烽火四起。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到处出动,將维基解密称作对世界各国的攻击。不过希拉里本人也没能幸免。密电显示她曾经下令暗中调查各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并指示收集各国高级外交官的生物信息(DNA)。 即使在信息开放程度较差的中国,维基解密透露的外交电文也颇有看头。如一份2009年11月使馆工作人员走访甘肃的电文就显示,地方官员为了迎接胡锦涛的考察,刻意造作。官员们不仅命令被考察的农户「连鬍子都不能刮」,用於作秀的与农民炸油条的油也只有70度,已避免胡锦涛被油溅伤。最后吃到嘴里的油条根本不是当场所炸。 又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接获情资,称朝鲜载有导弹的货物正以飞机运输的方式从北京运往伊朗。赖斯要求美国使馆「最快」、「以最高层次」说服中国阻止运送。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和胡锦涛的一次见面中还亲自提出相关问题。 这样信息丰沛的海量外交密电,却只是通过一位美国大兵就轻鬆泄露出去的。1987年出生的布莱德利·曼寧,在2009年於巴格达担任美军情报分析师时,趁接入美军內部信息网的机会,將大批外交电文下载。据曼寧本人对朋友描述,他假装在听一张贴有Lady Gaga標籤的CD,然后迅速地在电脑中操作,把CD里的音乐抹去,將机密档案下载並刻录到CD中,並最终转移至一个移动U盘里。虽然曼寧已被美军逮捕并面临重刑,但他的判断并没有错误,「国务卿希拉里和几千名美国外交官在早晨醒来之时,看到这些全球公开的外交密电,肯定会心臟病发。」 2011年中,由於阿桑奇在接受卫报记者採访时,向记者提供了一段维基解密用来保护密件的真实密码,而记者又將密码放入公开出版的书籍中,导致维基解密自己也被解了密。竞爭对手网站將密码破译,大批电文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上线,阿桑奇也被迫跟进,改变了原先会对密电可能伤害到的人物进行保护处理的办法,又一次大批推出了原始外交电文。其中中国的部份,可以一直上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美国使馆人员发回的分析与访谈。 「Protect」与电文可靠度 在不少美国外交电文中,使馆工作人员会在一些报告的谈话对象中加注「protect」(保护)或「strictly protect」(严格保护)字样。在一些媒体的早期报导中,这样身份的人被冠以「线人」的头衔,用来指代美国使馆访谈的联繫人。 这样的称谓放在中文语境中,却不免给人以「里通外国」、「汉奸」式的不当观感。事实上,美国使馆通过与驻在国各界人士进行交谈,从而了解并搜集该国政情,是非常正常的外交活动,也往往是外交官,即密电中出现的政治官员(Poloff)的职责所在。 即使是中国的外交官,在驻在国活动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访问当地专家学者,了解驻在国的社会政治动態。只要搜集的信息都在驻在国法律允许范围之內,对联繫人和使馆工作人员而言,都没有问题。 最为可笑的是,维基解密的外交电文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居然还能掀起一场內斗的波澜。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转载《谁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中国线人》一文,將所有被使馆加注保护字样的访谈者都称作「线人」,还號召网民一同来挖掘。 不少毛左和亲体制人士更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西奴」、「带路党」的证据,却不料隨著深挖下去,包括《环球时报》主笔王文、《中国不高兴》作者王小东等左派活跃分子也都赫然列名「线人」。本来兴高采烈的「锄奸」活动搬石砸脚,不得不收小声势。 美国为访谈人加注保护字样,一般有出於多种考量的可能。这其中包括受访谈人身份敏感,被披露后会受到伤害或困扰——美国於中东地区访问许多女权运动人士即属此例。也可能是谈话內容太过敏感,透露出去会造成外交上的尷尬或被动——许多交谈中品评外国政要的电文属於此类。 还可能是谈话內容並非完全翔实,仅供参考,故此不能被泄露,以免发生以讹传真。维基解密的中国电文各自属於何种情况,并不甚明確。但阅读各个电文中的访谈內容,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或违背中国法律的事实。 相反,如藏族僧侣就奥巴马会见达赖表达喜悦之情的电文,很可能正是害怕僧侣受到违背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迫害,而特別加注保护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少公共知识份子在曾和美使馆谈论的消息曝光后受到的污蔑与困扰,以及左派分子在被发现曾和美使馆接触后的尷尬,或许也说明美国人在电文中加注保护的「体贴」或是「別有用心。」 对外交电文的解读,也要秉持更为小心和客观的態度。由於每份电文的长度有限,所以外交官的汇报可能无法完整地重现与访谈人交谈的全部內容。甚至可能发生断章取义,或者引述语句脱离语境的状况。 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霍格兰德在维基解密事件后,就被媒体发现曾要求手下像记者一样写作。「电文的前三到五个字是读者在瀏览海量信息时最先注意到的內容」,他还撰书详述如何让电报的行文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书名就叫《大使的电报起草技巧》,在这种背景下,电文敘述不完整、挑选有衝击力的內容陈述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特別是在中国这样的非英语国家,外交官的访问即使专业,也可能存在文化和日常交流中的误读。由於中国大陆的电文当事人大多拒绝发表看法,外界无从得知电文的准確性。 以台湾部份为例,美国外交官员的电文显示副总统萧万长在答应出任马英九2008年总统大选副手后,仍然表示不看好马英九选情,就曾在岛內掀起疑问。萧万长本人回应以不合逻辑,但有报刊就指出可能是外交官误读了萧万长的谦虚之辞,属於中美交往中的文化差异。 在美国外交系统的默认下,外交电文的真实性应该是毫无疑义,但表象的真实,是否能够避免不全面、甚至恶意的解读与宣扬,就是维基解密这阳光下的惊雷所不能控制的了。 本文原载《阳光时务》电子杂誌第3期 http://isunaffair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2278.html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我們怎樣被洗腦?——專訪牛津大學研究員凱瑟琳·泰勒 / 2011-09-30 16:27 / 评论数( 0 ) 十年進退兩茫然 ——「9.11」以來的美國與世界 / 2011-09-30 15:53 / 评论数( 0 ) 中國民間金融貧血症 / 2011-09-30 10:28 / 评论数( 0 ) 金三角勢力大洗牌 / 2011-09-30 10:26 / 评论数( 0 ) 你可以不信神,但不能不對話 / 2011-09-28 22:59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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