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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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王小鲁:改革收入分配的五个抉择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本周表示,下半年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 狭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指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生产单位和非生产单位以及居民中的分配过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具体的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囿于具体的方案设计中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各种片面认识。 事实上收入分配模式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并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模式。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 在整体改革的大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设计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恐怕也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收入分配?我觉得有五个基本问题需要做出回答。 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能为了社会公平而否定市场,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因而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 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来决定,给了政府过大的决策权力,使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轻率错误的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多数人的利益,是走不通的,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  中国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使经济高效运行。但这种淘汰指的是资源重组,而不是人身淘汰。中国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前者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但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而后者则单纯强调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把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把人类社会关系变成血淋淋的互相排斥、互相倾轧、甚至你死我活的关系,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事实上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目前左派与右派之间关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的争论,常常都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之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通过钱权交易、暗箱操作,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少数侵占社会公众利益、把持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阶层或权贵集团,形成高度垄断的市场。另一种是权力在公众监督下行使,市场按公平竞争的原则运行,鼓励提高效率,鼓励进步创新。前一种模式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同时也导致经济效率的丧失,把社会引向腐败和停滞、倒退。只有在公众监督下运作的权力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高效、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经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当日益做大的蛋糕越来越大的部分被少数人据为己有,这一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继续保持持续、稳定运行,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促使体制发生改变。主动的体制变革是更理想、全社会损失更小的方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及其各阶层成员都会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 低福利还是高福利?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能够并需要在确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一套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制度。这套制度要能够保证全体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使每个人有病可医,有房可住,有学可上,有就业机会,有获得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的权利。公共服务要能够公平地提供给全体公民。 但在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上,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变成未来发展的沉重负担。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通常,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这些制度又没有健全到能够保障全体公民长远利益的国家,常常会看到某些政党和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的眼前利益而实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政策,不顾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这种危险,也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福利过高,而是相当一部分居民(例如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国富还是民富?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必须给全体公民带来实惠,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国富民穷更不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模式。政府需要具有一定的实力,才能完成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公共治理、进行转移支付、促进发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 然而,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尤其要防止凭借政府权力和国有垄断假公济私,滋生既得利益,形成权贵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公众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允许挥霍滥用,为少数人牟利。

王小鲁 | 答《时代周报》:收入分配改革为何迟迟不出台?

2012年06月24日 23:06:50    时代周报: 6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透露,本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修改之中。可就在第二天,贺铿又作出澄清,称能否通过“目前尚无法肯定”。从2004年开始,“即将通过”的消息就吊足了公众胃口,如今8年已过,方案能否通过却仍“无法肯定”。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整个经济体制,或许本就不该寄希望于一个方案改变今日中国收入悬殊的状况,但我们还是要问,方案难产背后到底有何隐情?此方案真的能把超出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吗?      时代周报: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在1988年已经悬殊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造成今天收入悬殊的原因有哪些?       王小鲁: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二是体制弊病造成的结果。发展阶段的因素主要是指过去30多年改革期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供过于求,就会压制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工资上涨比较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体制弊病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在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时代周报: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代周报: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        时代周报: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您对此次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时代周报: 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2012年6月21日)       上一篇: 稳增长不能再靠投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王小鲁 | 稳增长不能再靠投资

2012年06月12日 23:56:50 改革 减税 扩大内需 经济增长        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超过预期,这本身就说明我国过份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头了。目前上一轮扩张性宏观政策带来的通胀效应尚未完全吸收,而过去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已带来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和其他负面效应。以钢铁业为例,市场需求6亿吨,产能已经达到9亿吨,有1/3的产能过剩,而近一时期仍有钢铁投资项目在继续上马。在2000—2010年这10年中,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已经从2.4上升到6.0,显示投资效率在急剧下降,投资资金的浪费越来越严重。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不直接导致产能扩张,但在储蓄率过高、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一旦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必然引起相关生产领域的又一轮投资和产能扩大。这种情况在过去实施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期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此,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但结构失衡未解决,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因此,当前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和手段必须转换,着重推进结构调整,通过改革消除那些导致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原因。关键是需要扭转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且不断下降的局面。主要应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来促进消费、启动内需,尤其是需要促进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同时抑制腐败和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这种调整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可能周期较长,见效较慢,但必须从现在着手,着眼于长远;宁可短期承受增长放慢的痛苦,也不要只顾短期内拉动增长,忽视长远发展。       目前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并持续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以致产能过剩越来越多、投资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产出率越来越低。消费不足是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导致的,因此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从制度改革入手。通过政府补贴来刺激短期消费的政策,例如家电下乡等,可能有某些临时性的效果,但作用有限,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不应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       导致目前消费-储蓄结构失衡、内需持续不足的体制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扭曲未能纠正,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未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导致公共资金流失和使用不当,政府投资、采购监管不善,国有企业监督不到位,这些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过去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期间,由于一些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反而趋于严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制度不健全,存在大量钱权交易、暗箱操作,导致生产要素资本化产生的大量收益分配失当。       第三,资源税改革及其他方面税制改革尚未到位、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尚未到位,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不当。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实现全面覆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尚未改革,公共服务分配不均,抑制了居民消费。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两亿农民工长期在城镇地区打工,但受户籍制度和现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的限制,无法在城镇安家落户,也难以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据统计局调查,2011年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只达到23.6%、16.7%、13.9%和8.0%。这些方面改革长期滞后严重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第五,小企业经营环境不良,融资困难,优惠政策不落实,负担偏重,不利于扩大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启动消费。       针对上述情况,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应避免过度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应基本保持中性,只宜微调,不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短期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中长期以推进改革为主。按照先短后长的顺序,建议重点考虑以下措施:       1)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大投资转向对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变扩大政府支出为增加小微企业及其就业者的收入。全部小微企业大约提供了60%的工业企业就业岗位,在服务业中缺乏数据,情况应该类似。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将有利于稳定生产和就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建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从17%减至13%,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从应税销售额的3%减至2%,执行其他税率的小微企业参照调减。这一政策至少维持3年不变,如果效果好,可以考虑长期实行。此外,营业税转增值税应加快总结试点经验,改善后加快推广。       2)目前针对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下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惠及面过窄、力度过小。建议把这一政策至少扩大到全部微型企业,并可酌情提高上限。个人所得税也可以考虑针对中等以下收入人群采取减征的政策。       3)提高农村低保和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并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步伐。目前全国农村低保的人均月支付水平约在120元,平均保障水平149元/月,尚未达到2011年制定的年纯收入2300元的农村贫困线。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只有55元,折合年金660元。如果能将两者的保障标准提高40%—50%,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居民收入状况和鼓励消费。此外也应当合理调整离退休早、养老保险标准过低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标准。       4)加快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给两亿多农民工创造逐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条件,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尽快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5)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改革,重点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途径。       6)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透明度,严格财政纪律,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       减税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与增加政府支出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其主要结果是增加居民消费而不是投资,因而有利于结构调整。以上建议的前三项政策主要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年度减收增支规模估计约3000亿元左右,并不很大,但惠及面宽,效果直接,直接和间接受惠者将数以亿计;而且这些人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政策调整对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消费的效果将会很明显。如果按较为保守的乘数2.5计算,将带动有效需求7500亿元,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按今年后半年实行算,估计将提高当年经济增长率0.7个百分点。       财政增支减收,短期内可以通过发债筹资,中长期要靠改革使结构恢复平衡。上面列出的后三项改革,会有相当的难度和较大的阻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推进,将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23期,6月11日) 上一篇: 不动既得利益,失衡无法纠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金融时报 |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

俗话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眼下的中国经济,则可谓近忧和远虑并存。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凸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投资率快速升至50%左右的历史记录水平。眼下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这三大投资引擎都遇到了麻烦。1)中央坚决调控房价导致房地产投资失速。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回落18.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3.1个百分点;2)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急剧缩水(上海2012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猛降80%),另一方面平台债务清理压力持续,投资势头不再;3)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则遭遇了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之后暴露出来的质量隐患和高债务风险的双重挤压。 在三大投资引擎同步熄火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以8.1%(低于普遍预期)的数字给了市场一个下马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虽然地方平台债需要清理、房价过高、铁路负债率太高等难题都是客观现实,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多地需要体制改革来理顺。如果期盼在短时间内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上述问题,则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诚然,化解短期的硬着陆风险并不困难: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强调:铁路投资5000亿元今年必须确保到位。这是政策即将逆转的信号。即便中央不公开宣称放弃房价调控,但房地产调控势必逐步向“表面上严格,暗地里宽松”的格局转变。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调,从而向商业银行体系注入更大流动性。银行将不得不抓紧再融资,补充资本金,来适应规模扩张和贷款质量下降的风险。 近忧易解,远虑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建立在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供应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攀升不可避免;污染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近临界点;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持续;“大政府”导致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督,进而成为寻租的温床。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相当的0.5的历史高位的同时,灰色收入在2008年即达到5.4万亿的惊人规模(王小鲁的测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作法,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公权力频繁侵犯私权利(如强拆)和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不断等社会矛盾的激化。 50%的投资率,标志着投资驱动的增长走到了尽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则警示了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聚精会神搞增长”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则必须是“重启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将如何铺开?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要实现两个核心转变。其一,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的制造走向创新;其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 要实现企业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寻租的制度空间,减少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破除行政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应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弃做运动员,专注于做裁判员。 要实现消费驱动,必须提升居民的有效收入,将政府控制的过多经济资源(例如央企)“还利于民”。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制,消除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逐步退出“土地财政”,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显然,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消费驱动,其核心命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转变为“看不见的手”,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放弃过多的审批权、消除垄断,让市场的归市场;要求政府放弃掌控过多经济资源的作法,真正还利于民;要求“大政府,小社会”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其实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政府放权让利,实现“自己改革自己”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关键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孟子所言: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汪丁丁:寻租中国

    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一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醒目而已。去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内容有三大部分:其一是寻租现象与寻租理论,其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理论,其三是政治制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三部分内容的连接方式特别重要:官僚政治与寻租活动构成强烈互补,并且官僚政治严重压抑创新活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显著地反比于它的官僚化程度。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中,用三个维度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⑴创造性,⑵团契性,⑶群体规模。   图洛克1967年关于“特权垄断”的讨论《关税的福利代价,垄断与偷窃》,公认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开端。不过,直到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发表寻租的实证研究《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这一术语才开始流行。   特权寻租,首先要定义“特权”(special privilege)。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没有谁能够影响价格。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厂商却能够控制商品的供给量从而影响价格。根据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定义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值除以价格),当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市场权力完全消失。稍作推演,读者即可发现斯蒂格勒定义的市场权力公式与需求曲线弹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当需求曲线趋于水平的时候,也就是需求弹性趋于无限大的时候,市场权力趋于零。   最典型的特权,在西方社会,往往因法律对某一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而建立,从而使这一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市场各方之上。根据图洛克的广泛观察,特权引发的效率损失远大于以往经济学家公认的“哈伯格三角形”。图洛克认为,特权寻租的效率损失是一个“图洛克矩形”,或者是这一矩形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打个比方,若某一地区从来没有窃贼,则住户无需防盗。这时,假设只出现一名窃贼,而且假设他只盗窃一家,则家家户户都需防盗,并且为防盗而支付的资源总量可能远远大于窃贼从某一家庭窃取的资源数量。   关于寻租的严重程度,我们通常以总租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近似。浏览几十年以来发表的数十篇实证研究报告,我的印象是,尽管收集数据十分艰难,寻租总值在不同国家占GDP的比重,从8%到47%,差异极大。王小鲁近年深研中国“灰色收入”,颇引发了一番与统计数据有关的争议。不过,我的疑问来自问题的另一方面。灰色收入为何是“不透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来源不合法。也因此,王小鲁的本土研究与魏尚进坚持多年的国际研究都是对人类社会反腐败运动的重要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法律的初衷远不是法治的,消极不足而积极有余。基于法治的法律是消极的,只界定不合法行为的集合,凡不在集合内的,都合法。中国法律可说是强烈积极的因素与消极因素的不合逻辑的混合,不仅界定不合法行为而且界定合法行为,于是任何行为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甚至常有行为同时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使民众无所适从。中国的灰色收入,根据我的观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不合法且由特权寻租而来的腐败收入,还有一部分,或许比例也很大,是不合法但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收入。另一方面,那些合法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受到政策或法律强烈保护的国有垄断部门,可说是“合法地腐败的”(与“腐败”的常见定义矛盾)。由不合法创新而有的收入与由合法腐败而有的收入相互抵消,我倾向于相信,王小鲁估算的灰色收入大致相当于腐败收入。这就意味着,中国GDP的腐败系数(即由特权寻租而有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至少是15%,更可能是20%甚至35%。   其实,我们从中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改革初期约为0.33而最近几年约为0.59)可推测GDP腐败系数应是越来越大,否则就很难解释如此迅速增加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最后,与世界各国的腐败相比,我们也不难相信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如果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因此,我判断,如果中国GDP的腐败系数不是47%,也应达到35%的水平。   我还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中国GDP腐败至此,何以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这里涉及的,是寻租活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论,因为初期的改革,关键在于突破意识形态障碍,不论是“官”商还是“民”商,关键在于允许经“商”。在这一意义上,寻租确实是生产性的。最近十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颜昌海:数万亿灰色经济都隐藏在人民视野后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 2011 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黄金、劳斯莱斯和游艇、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不像十年前婴儿出生率上升那样,现在的抢购速度是以比 2011 年同期的 20% 、 50% 甚至 80% 的巨大跳跃性增长。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据一项调查,该调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供。调查的结果很撩人,不过也许能有助于观察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自从政府 2008 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 “ 灰色 ” 经济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其发展值得关注。王小鲁认为: “ 灰色经济今年已经达到约 9.3 万亿人民币。 ” 约合 1.47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双方投资混合体,证据何来?就是 2011 年未被查处的奢侈品消费。王小鲁表示: “ 当今,看看奢侈品购买,看看这些信号,灰色收入仍旧是个严重的课题。我觉得灰色经济增长的步伐十分之快。 ” 官方报道称,中国经济 2011 年增长了 9.2% ,达到 47.16 万亿人民币。王小鲁在 2007 年和 2010 年发布了两份关于隐蔽性经济的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目前比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得要迅速。当然,中国经济近 30 年间都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许多正当财富。扣除物价因素,数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涨了约 8.4% 。王小鲁说 : “ 然而居民平均收入并没有如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般迅速,而隐性收入助长了奢侈品消费。 ” 政府清楚许多人民谎报收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向新闻媒体作了一份在 “ 很有趣 ” 的陈述报告,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国家统计局不公布中国总体基尼指数的数据时,马建堂表示原因是统计局知道那些关于高收入者的数据是错误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统计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基尼指数是一种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度量 ( 指标 ) 。 “ 国家统计局直接采用的数据并不正确, ” 而统计局认可它的行为令王小鲁感到诧异。他在 2010 年卷入与两位国家统计局官员的公共纠纷,他们称王小鲁的灰色收入 “ 过高 ” ,不过最后证明是王小鲁在理。王小鲁轻笑: “ 统计局说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他们不是。 ” 利用忽略官方数据不计的革新调查技术手段,王小鲁预估在官方评估后的隐性收入不仅是数万亿人民币,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金字塔顶端的 10% 部分。他的结论就是:富人在隐藏他们的财富,而社会远比政府认为的要不公平得多。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自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隐性收入扩大了多少呢? “ 我手头没有数据,因此我不了解, ” 王小鲁如是说, “ 但近几年没发现系统性发展。目前尚不明显。 ” 他指出不止是超级富豪,也有许多人有机会瞒报收入。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 “ 寻租行为 ”( 指把时间和金钱不是花费在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花费在试图使政府改变规则上,以使自己的行业更有利可图 ) 或特殊待遇制造温床,王小鲁补充道: “ 事实上,就是贪污腐败。 ” 压力之下去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走上掠夺并贩卖农民土地的道路,这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小鲁认为: “ 土地销售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官员持续以毫无规划的方式售卖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农民甚少获得与他们土地价值相近的收益。 ” 一个中国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 “ 如何精确计算富人们的财产 ” ,文章显示王小鲁表示藏钱和谎报收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些情况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则有很大区别。与依据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人民的收入差距现已接近 0.48% ,高于警戒线的 0.4% , 0% 代表绝对平均而 1% 代表绝对不均。 王小鲁还称,然而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中国需要针对确立事实真相开始系统的政治、财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加强民众监管当权者的能力。 “ 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 总的来说,“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来就不单只在经济方面,应该也涉及政治改革。” 2011 年以来 ,央行连续释放紧缩货币措施,又是提高存准率,又是连续加息,而 12 月物价走势显然与政府愿望背道而驰。虽然菜价有所回调,但涨价的商品和服务品显然在增加,涨价的趋势很难抑制,今年, CPI 涨幅很难低于 5% 。物价上涨,穷人日子难过,虽然政府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工资,但调整幅度很难赶上物价涨幅。对绝大多数一线劳动者来说,指望收入赶上 CPI ,赶上物价轮番上涨,很难! 2010 年度,中国大陆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4869 元,增长了 13.1% ,似乎很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34 元,同比也增长 10.5% ,超过往年。但对比大幅度上涨的房价和物价,实质性的收入水平提高仍然差一截。如果考虑到股市的低迷,股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居民购买力基本没有得到多少提高。 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5875 元,增长了 13.6% ,虽然收入提高的概率很大,但能不能超过通胀率,仍然难说。针对物价全面上涨,提高城镇居民购买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包括稳定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很多省市区都提出要在 “ 十二五 ” 期间实施 “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 ,江苏、广东、山西等 10 多个省份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力保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上 GDP 增速。 保证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与 GDP 增速持平或者稍微快些,以纠正多年来中国大陆财政收入远超过劳动者收入, GDP 增速快于劳动者收入增速的 “ 反剪刀差 ” 的怪现象,的确是当务之急,但能不能做到,疑问很大。而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提出确保劳动者收入 5 年之内翻番,很可能是 “ 画饼充饥 ” ,更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首先是大幅度、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资金来源基本不存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收入近年来的确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但增长的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 30% ,比如 2011 年国企利润增长幅度高达 49% 。但就是因为国企挣得太多,民企、服务性企业利润率才很低,很多依赖出口的加工企业今年基本没有什么利润。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的确可以提高工资,但要保证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指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有利润结余。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做不到。 另外,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初衷,主要是想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但低收入群体往往集中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众多,即使一些企业有钱涨工资,也很难令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真正提高;相反,很可能因为刺激物价而使更多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 2011 年农民工工资涨幅较大,但这些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之后,对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涨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还把没有涨工资的劳动者收入降低了不少。 现在的现实是,垄断性企业有钱涨工资,赞成收入倍增计划,但非垄断性企业没有钱涨工资,不赞成收入倍增计划。因此,光提收入倍增计划,很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继续增加,低收入群体虽然也可能涨一点,但远远赶不上物价, “ 倍增 ” 的最终结果将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如靠国家出钱解决低收入群体的 “ 收入倍增计划 ” ,别说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想一想近些年来房价为什么暴涨,物价为什么跳涨,就会明白:国家拿钱,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给大家涨工资,都会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国家的钱,其实是虚的,拿多少出来都得靠印钞票,而印钞票的唯一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因此,能保证居民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就不错了。能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速快于垄断性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速更是要务,至于收入翻番,那是幻梦。 当然,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质性收入,国家有很多可以立即见效的事情能做:严厉审查高收入群体的 “ 灰色收入 ” ,限制官员的 “ 签单权 ” 是政府分分钟就可以做到的,能够让高档饭店的客人少一半,让绝大多数高消费场所都必须开出真实发票,让官员下班后不能动用公车,物价水平立即会大幅度下降,老百姓的购买力自然得到提高;而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门槛,也可以立即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得到增长。这些措施比直接涨工资要现实得多。当然,能够少发几只新股,让股市得到休养生息,让更多的中小股民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因此,要想让低收入群体得到实惠,不需要拿收入倍增计划忽悠人。如同调控房价,控制物价一样,做一两件能够触动利益集团神经的事情,立即可以见效。解决穷人最关心的问题,关键点不在收入倍增计划,而在抗通胀,做实事。 早在两年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为 55 倍,大大高于官方公布水平。这还是王小鲁在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中透露的。当时他就指出,中国官方关于居民平均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明显失真,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认为,这是因为对高收入户进行收入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等人于 2009 年开展城镇居民真实收入支出的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推算的收入与官方的统计收入进行比对,发现在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方面,差异不太大;但从中等收入往上,官方的统计与研究小组的推算的差距逐渐拉大,差距最大的是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级别。他表示,官方 2008 年的资料显示最高收入的 10% 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 4.4 万元,然而他们以模型分析法推算的合理数据应是 13.9 万元,与实际调查结果一致,为官方统计的 3.2 倍。该报告通过在 2005 年- 2006 年对中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的家庭收支调查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居民(约 1900 万户, 5000 万人) 200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 万元,相当于官方公布数据(不到 2.9 万元)的 3 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 4.4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 GDP 的 24 %。报告发现,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中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31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 9 倍。城乡合计,全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55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推算的 21 倍。报告表示 , 由于数据不充分,还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 0.45 的水平。 为何统计收入与王小鲁推算收入差异如此之大?他指出,这些未能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的收入可以称为 “ 隐性收入 ” 。由于官方难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资料,因而产生统计落差,不过这并非正常的统计遗漏,称为 “ 灰色收入 ” 更贴切。 王小鲁表示, “ 灰色收入 ” 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据分析显示,这笔收入数额巨大且高度极中在高收入家庭,说明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这也正说明政府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和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严重挑战中国未来前途。 旅居法国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蔡崇国就中国大陆人均收入差距问题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反映出来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完备。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畸形的,就是国家的垄断,就是银行业,电力行业等等,他们的工资高,其实很多就是国家的保护、国家的垄断,也没有透明度。”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财政资金通过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资金使用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官员寻租图利行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第五,垄断行业收入。 2005 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 833 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 1.07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 9200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旅美经济学这程晓农认为,不同行业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在任何国家,从事比较高科技的行业的职工工资,因为他们的工作难度,技术要求和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远远高于那些低技能和简单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高并不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可能政府公务员的各种工资以外的收入更高,国家统计局统计收入时候的一个有意的疏漏。”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的经济跟银河系有些类似:我们不停发现中国人民的财富比我们原想象的要大,跟想象的可能有数万亿的出入,而且许多都隐藏在人民的视野后。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张曙光 | 冲破思想禁区  调整利益格局

2012年01月29日 09:50:48   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本报评论员 张曙光                    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推动了陷入泥潭的改革战车,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断续前进。如今重读这些讲话,依然能够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那种令人钦佩的气魄、睿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巡讲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现居世界第二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2010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而要走共同富余道路,就要深化改革:一是改变日益僵化的观念,二是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转变观念,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物质匮乏年代,主要矛盾是解决“有没有”。所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非常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不突出的问题现在突出了。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从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成为现在差距较大的国家。次要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二是如何理解“发展”。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而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彻底转变为了“政绩”的发展,得不偿失的发展。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拆迁纠纷成社会主要不稳定因素。我们在讲“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讲讲发展的代价了。          三是反对新的形式主义。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遗憾的是近年来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一些部门领导只是喊口号,造概念,定指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干部选拔除了年龄就是学历,看不到干部的品德和能力;一些“政绩”就是一些印在纸上的数字指标,偏离了人们的切身感受。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慵政、懒政、蠢政的挡箭牌。          而利益调整则更是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难题。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提了很多年但效果不大,除了观念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利益难协调。          金融危机后,我国强调要起动消费内需。但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年来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消费率(消费占G D P比重)从1978年62 .1%,下降到2009年的48%。而同期投资率(投资占G D P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9年的47.7%。而要提高消费率就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国1995年——— 2009年十五年间人均G D P增长了9.4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6.1倍,相差3.3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重逐年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正常社会中,除了政府的税收外,社会财富分配一是按资本所得,二是按劳动所得。但在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健全,除了资本和劳动参与财富分配外,还有权力参与。这就使本来就畸型的分配机制更加不正常。          据学者王小鲁统计: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收入统计未包括的“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可以称为“灰色收入”。而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无怪乎一方面是中国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侈奢品消费国;另一方面是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稍有波动,民众则惊呼“伤不起”,以至水、电、气等基础价格长期无法理顺。          而进一步分析,畸形的消费市场是由于畸形的财富分配机制,而畸形的分配机制则与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行政主导下,经济增长形成了以土地开发、房地产、基建项目、城市规划、各种行政审批、以行政权力为背景形成行业垄断等发展方式。在投资拉动模式下,从工程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投标;再到承包、层层分包、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结算,每个环节都有“租”可寻。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上千亿元的项目,只要掌权者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分一杯羹,便可陡然而富。这既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权力的收益。          虽然近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行政部门不可能“挥刀自宫”,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贪官”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有几十任交通厅(局)长落马。人们总结其教训就是:钱太多,缺监管。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如果还是老思路发展,不仅环境、资源很难支撑,现有矛盾将更加尖锐。只有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怎样看待中国企业家的进步性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2/1/30

春节过去了,上周因节日缘故,原文推荐没有定期出现。现在我们将上周以来的所有推荐结成一帖,供大家参考。翻译之前请确认译者网站上是否已有相同译文,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另外,我们在用G+(https://plus.google.com/u/1/113701623246327997042/posts/)上的+1功能请大家为【荐译】内容投票,得票多的会被优先翻译,还可以在那儿查到某篇是否已经被认领,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多谢!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美联社: 绝望和镇压在西藏孕育着更多的暴力冲突 ——"由于在面对个人和平抗议时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应,中共在为大规模的暴力抗议制造条件。" 美联社: 西藏地区加强戒备,受伤的藏人躲藏起来 ——藏人称警方在甘孜地区开枪之后,有三十多名受伤藏人躲入寺庙。而警方已将那里包围起来。当局称开枪原因是藏人冲击公安局。 法新社: 专家称西藏骚乱地区一向有着强烈的独立倾向 ——最近骚乱频发的甘孜和阿坝地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意识非常强的康区,面积接近英国,约有 150 万藏人。 路透社: 两名被柬埔寨遣返的维吾尔族人被中国判处无期徒刑 ——这两人是 2009 年新疆躁乱后逃到柬埔寨要求避难的。 《纽约客》中国来信: 艾未未的软禁与缺席 ——记者欧逸文对艾未未的最新采访。"警察每星期都来,要不然就是我去派出所,接受教育。" 《纽约时报》: 艾未未,一位异议分子的演变 ——纪录片《艾未未:道歉你妹》的导演撰写的文章。她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艾未未的故事会完全不同。 《洛杉矶时报》: 2012 年桑丹斯电影节:关于艾未未的纪录片观影成为政治事件 ——在电影节上放映的《艾未未 :Never Sorry 》将政治和抗议引入一个新的场合:电影院。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不要再折磨高智晟了 ——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的评论文章,回顾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政府酷刑迫害的经历,呼吁中国当局按法律行事。 《外交学者》: 2012 年,中国龙会开口咬人吗 ?——对于政府眼里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在 2012 年发出了严厉警告:严厉镇压,关入大牢。 《经济学人》: 危险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交媒体使得抗议事件越来越常见,而如今对中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未来可能性: 另起炉灶——抗议、民主和中国的宗族组织 。作者详细分析了乌坎村民抗议的组织形式,认为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宗族化组织管理。这对其他村镇的群众抗议有借鉴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博客: 乌坎的抗议并非想许多人想的那样具有颠覆性 ——《中国特色的抗议》一书的作者谈对乌坎抗议的看法。他说中国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抗议是受到儒家对权威的观念所影响的结果。 《纽约书评》: 长平专访:民主属于中国吗? ——记者与长平的问答录,谈及文革、六四、艾未未、韩寒、乌坎、香港。。。 《每日电讯报》: 2012 年达沃斯:中国呼吁对其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多些耐心 ——如果不改变"新殖民主义者"、"资源掠夺者"、"知识产权窃取者"的形象,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国内和国外都会引起政治问题。 《纽约时报》: 韩寒的 180 度大转弯? ——作者对韩寒最近三篇博文引起的争议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韩寒说的非常到位,中国最深刻的问题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改革比革命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BBC 晚间新闻: 主持人与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对话视频 。刘称中国不能算共产党国家,谈中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以及对艾未未税案的看法。感觉上水平比前任傅莹差一截。 《华盛顿季刊》: 中国新左派的影响和空想 ( 27 页 PDF )—— 2008 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新左派宣判了市场化政策的失败,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强化国有公司。但他们提出的措施不一定能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稳定。 《大西洋》月刊: "和平演变" 20 年之后,中国再次面临历史性的时刻 —— 20 年前,邓小平开始南巡,以改革开放反击政治保守派。如今中国再次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只是现在的反对派是既得利益集团。 外交关系委员会: 中共政治局明白些什么 ?——他们明白自己对中国百姓的头脑没有绝对的掌握。他们明白革命未发生时看似不可能,而一旦发生则会令人感到不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些在网上贴篇散文或诗作的人投入监狱的原因。 《国际先驱论坛报》: 中国即将变得死气沉沉 —— 2012 年是中国政局交接的一年。为了力求稳定,当局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大量失业、增加通胀或引发不稳定的激烈改革措施。 《外交学者》: 北京的外交政策令中国受到伤害 ——中共把自己统治权的安危置于国家的安危利益之上。对于专制政权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但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外交学者》: "走狗"当道 ——最近,大陆客在香港地铁吃东西引发的纠纷,以及随后孔庆东教授对港人的怒骂引起了不小的喧嚣。然而,在热闹的背后,中港台地区人民在彼此关系上的矛盾却不能不引起注意。 《华尔街日报》: 蛟龙之年 —— 2012 年里值得注意的中国海军的 12 个动向。 《商业周刊》: 中国 6.5 万吨的机密 ——对中国第一艘航母前生今世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 中国加紧控制微博,反对派人士则将推特视为自由的天堂 ——虽然 2011 年微博很火,但是其言论审查让很多异议人士转而利用自由的推特。 《华尔街日报》: 推特要想被中国解封,都需要做些什么? ——最近推特宣布在不同国家将进行有选择的内容审查。此举在中国的推友中引起不少反对意见。艾未未称"推若审查,我即停推"。 《自然》杂志: 中国的文化历史阻碍了科研的进步 ——清华大学教授宫鹏发表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学术论文虽然数量增加,但质量不高,学术道德问题相当普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 《时代》周刊: 空气污染的政治化:严重的污染如何缓慢地改变着中国 《卫报》: 优酷帮助中国电影人绕开审查 ——网络视频服务在中国的兴起,使得有些电影人选择不在电影院放映,直接把影片放到优酷或土豆之类的网站上,以避开内容审查。 《纽约时报》: 美国休斯奖显示出中国在科研领域的进步和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的努力取得成效 。——该奖授予在美国完成学习后回祖国开展科研的人员。今年有 7 位中国学者获奖。 【国际外交】 路透社特别报道: 湄公河上华人被杀事件与血色外交 ——记者对缅、泰、老交界处的湄公河金三角地区做了深入报道,分析了当地毒品、赌博、地方势力在中国船员被杀事件中的可能角色。 《国际安全》: 中国的世纪 ?——为什么美国的优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47 页图文 PDF )。据统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是世界新闻媒体谈论最多的话题,超过" 911 "袭击和伊拉克战争。但是作者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是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中国超过 《每日电讯报》: 挪威想阻止中国加入北极委员会 ——因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刘晓波,中国对挪威采取了外交和经济报复措施。如今挪威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机会。 《外交政策》: 双赢世界的终结 ——《零和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讲述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他认为中美关系一向是既有合作也有对立。而如今对立的趋势占据了主要地位。 《纽约客》: 中国和国情咨文 ——在过去的几年里,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总是离不开中国。今年也不例外,只是口气变得更强硬。但是在表面言辞的背后,中美其实面临着类型相似的根本问题。 半岛新闻: 元?还是不元?这是个问题 ——由于中国资金和生意的涌入,津巴布韦目前正在考虑将人民币定为其国币。 《商业内幕》: 美国在这八个工业领域里已经输给了中国 ——包括钢铁、汽车行业和高技术出口等行业。 【经济金融】 卡内基基金会: 中国爆炸性的债务增长不可能再持续多久了 ——北大外籍教授认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过剩并非房地产行业,而是基建投资,并由此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负担。 《纽约时报》: 苹果的 iPad 以及中国工人的生命成本 ——对苹果在中国的生产厂工人劳动条件的长篇报道。"现在人们对新 iPhone 的兴趣远高于对中国的劳动条件的关心" 《纽约时报》: 中国,求求你,买我们的东西吧! ——对于美国商人来说,中国既带来繁荣也带来失望。富裕起来的中国并未象预期的那样大量购买美国货。作者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 【生活百态】 《纽约时报》: 在中国,一所教授藏族文化的学校成为罕见的奇迹 ——在青海,一位担心西藏文化失传的活佛创建了西藏文化中心,以藏文传授知识。给他的学校捐款的,有不少是汉人。 法新社: 中国的城市化如火如荼,但代价有多大 ?——中国的发展也许在经济上可以持续,但是在文化和生态上,则未必如此。新建的城市并不舒适。 《纽约时报》: 中国的灰色收入加剧了贫富差距 ——学者王小鲁认为中国富人隐瞒了自己的收入,而贫富差距实际上远超过政府所承认的程度,已构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人》: 中国的劳动力:十亿工作者 ——对中国人口结构数据的分析:虽然去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但劳动力的绝对数字还在增加。 《大西洋》月刊: 思乡:为什么中国的民工要在四十天的时间里总共完成 32 亿次行程 。 中国立场博客: 春节期间到未来岳父母家过年的经历 ——博主跟随中国女友到她的山东老家过年,被亲戚朋友们反复问及结婚事宜,体验了一回典型的中式"关怀"。 《国际先驱论坛报》: 达沃斯成为中国"侯鸟"的歇脚点 ?——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富商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可能有不少人在谋求离开中国,达沃斯只是他们的歇脚点。"你只有跟政府合作才会变富。如果你停止与政府合作,你就挣不到钱,还可能会失去一切 《纽约客》中国来信: 中国人会抗议 iPhone 吗 ?——富士康的工人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但是他们的境遇在中国已不是新闻。财富已将中国公众划分成了众多等级,使那些为买 iphone 而彻夜排队的人们,不愿去想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 中国辩论博客: 哈佛公开课"中国的传统和演变"上线 。一共 37 课,每课 50 分钟。其中最后 7 讲是新中国到现在的历史。具体课程地址是: http://cdn.dce.harvard.edu/openlearning/hist1825/ 路透社: 中国大片《金陵十三钗》在美国票房不佳 ——制片成本达九千万美元的《金》片,在美国首映周末的票房只有 4.8 万美元,平均每家影院只有 1600 美元出头的收入。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金融时报 | 中国特色的房价泡沫

房价已成为中国最令人纠结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举全家资源为结婚买房,本应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沦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获得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有关系的开发商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被查处的贪官手握数十套房产亦不足为奇。公众的不满情绪由此而来。 面对房价问题的政治化,中央也不得不多次重申要坚定调控房价。但中央的调控政策难免投鼠忌器:房地产不仅绑架了GDP,更绑架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前景,乃至银行业资产安全。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央的房价政策一直在走钢丝。 2011年以来,房价调控政策愈加升级:房产税、限购令先后出台,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限价令。不过真正产生一定效果的还是银行信贷紧缩。2010年-2011年,央行12次提升准备金率,这一旨在打击通胀的努力却“意外”影响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陷入资金链困境的开发商近期开始被迫降价销售。 但是这样的调控效果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从长期来看效果适得其反。首先,过度提升准备金导致“硬着陆”风险加大。目前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铁道部都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硬性的信贷紧缩,有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其次,房价过高,是因为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太高。而眼下的调控正朝着逼死做为房屋“供给方”的开发商的方向演进,这与“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是相悖的。一旦信贷政策松动,大量观望需求涌入,而供给方又出现能力萎缩,结果将是房价新一轮的反弹。事实上,2011年12月初35个月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已经预示了信贷紧缩不得不向“硬着陆”风险低头的结局。 那么,中国房价究竟有没有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房价泡沫的本质。 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房价过高问题。目前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值不过5.1倍,而泡沫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也不过为5.6倍。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价泡沫时期的房价收入比也不过15倍左右。因此,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房价严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2007年房价泡沫不同,中国一直对个人房贷有严格限制。美国房价泡沫的起因是银行不断降低个人房贷的门槛,最后干脆取消了首付款要求,甚至连月供都可以推迟交纳,结果滋生了大量“次级贷款”。但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并非买房者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的高房价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说它泡沫,是因为严重偏离了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说它并非泡沫,是因为全社会做为一个整体有合理的支付能力来承受目前的房价。 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房价泡沫,并非典型的金融泡沫,它不过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集中体现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超过贫富分化最严重时期的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于投资相对于股市更为省心的房地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的关联,从大量落马贪官案件上得到一再证实。

王小鲁 | 关于发展绿色产业和政府职能转换

2011年11月27日 01:40:16 就业 政府职能 环境保护    在中国就业促进会“绿色就业”课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2011-10-20 发展绿色就业,首先需要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产业,不是在一个政府部门业务范围以内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恐怕很多政策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那么,怎么来推进这种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挥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这里有很多具体文章可做。     但研究绿色就业这个课题,非常有必要,很有意义。中国其实在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方面潜力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中间的一些瓶颈问题,怎么来推动?我认为不见得都要靠政府投资,或者都靠国有企业来做。当然,政府的推动作用、政府的政策引导很重要,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起积极推动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是,还要考虑政府怎样做、采取哪些政策、做哪些工作,才能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全社会的作用。并不是说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靠政府来投资,这个事就解决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涉及现行政策的调整,甚至涉及到现行体制的改革问题。     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垃圾分类的问题。现在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在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经济效益是好的,社会效益也是好的;对于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对于环境保护,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是不是没做?其实也做了,街上都摆了垃圾筒,写了可回收、不可回收,但是实际上分不了。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低,老百姓做不到垃圾分类,所以这个事没法解决。     但是我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件事情首先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到位。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几年,在这件事上,我有切身的感受。城市垃圾的分类,首先是政府在这方面持续地、坚持不懈地、非常具体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怎么分类?旧报纸、塑料、金属、各种不同的垃圾怎么放,都有具体的解释。而且给你提供方便,把垃圾筒摆在你门口,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旧报纸放在什么地方,玻璃瓶子放在什么地方,塑料放在什么地方;而且持续不断地宣传,告诉老百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使这些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     没有这一系列的工作,光靠老百姓的自觉意识,希望靠老百姓自己主动就把这个事办了,不可能。光摆了两个垃圾筒,一个写可回收,一个写不可回收;随便问谁,什么叫可回收?什么叫不可回收?谁能给一个明确的定义?我反正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现有的技术什么能回收,什么不能。你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详细的解释。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也搞不清,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谁搞得清楚?     所以,垃圾不能分类,不能光说老百姓素质不高,我觉得首先还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到位,政府没有持续地宣传,也没有把解释工作做好。至少你要把分类的具体概念明明白白地写在垃圾筒上,这是很简单的事,总是可以做的吧?而不仅仅是写个模模糊糊的“可回收”、“不可回收”。然后,宣传工作,垃圾分类处理、回收,这些工作都要跟上。实际上,即便有些老百姓明白,已经分类了,但是收垃圾的来了,稀里哗啦全倒在一起了,人家分类不是白分了吗?几次以后谁还再给你分类?自然都不分了。     所以,如果政府不能认认真真地、持续地推动这个工作,把工作做细、做具体,这个事确实解决不了。但是这些事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国外,这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个部门就能解决。但在中国这个事就麻烦了,环保是环保局的事。要向老百姓宣传,那是你宣传部门的事。要垃圾分类,是环卫部门的事。回收以后的再利用,可能又是工业部门的事。我们的政府部门,凡是会涉及到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事,是绝不介入的。谁和谁也不衔接。那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你又怎么解决垃圾回收利用问题?     这事在国外就没那么复杂。比如说政府交给市政部门来做这件事,那你向老百姓宣传,你去做这个具体的分类,你去解决垃圾回收过程中的问题,这些环节怎么衔接,这都是你一个部门应该解决的事。他用不着考虑说,我是不是介入了其他部门的领域了?我会不会做多了?我尽量不多做,不介入别人的领域,只做我这个部门设定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我觉得这说明我们政府工作的理念,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相差很多。     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大余地的。政策上的调整,包括体制上的调整,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发挥部门的主动性,这方面潜力还很大。不见得一说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就需要搞新的投资,也不见得都要靠新的技术,有很多现有的问题通过政策调整,其实就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北京看到,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不完全的垃圾回收系统了。谁建立的?是农民工建立的,完全是靠市场,是自发的。到处有农民工回收垃圾,卖到垃圾回收站,回收站这些人也是农民工,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旧报纸、玻璃瓶子、塑料瓶子这些东西都捡出来,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回收利用了,但完全是靠市场,并没有政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回收是不完全的。如果政府想进一步推动、完善这件事,完全可以有一些政策上的考虑,比如说如何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瓶颈问题,让他把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做得更规范。他现在要的当然只是能卖钱的东西,不能卖钱的不要。如果政府来参与,是可以做得更完整的,可以用激励机制,例如某些补贴政策等等,可以进行培训,来促进他做这件事。     再一个例子,是关于农作物秸秆回收。现在中国粮食产量5亿多吨,再加上其他作物,每年大概有8亿吨的秸秆,按发热量折合标准煤,估计大约4亿吨。如果能利用起来,那么相当于全国一年能源消耗总量的百分之十几,超过现在核能、风能、太阳能这些绿色能源的总和,也超过每年全部石油进口的总和。这么大的一个资源,能不能利用?现在恐怕大部分都没有利用,利用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扔掉了,烂掉了,或者一把火烧掉了。还污染了空气。如果能利用起来,减少多少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少花多少外汇?     现在的生物质燃料,这个技术据我所知是现成的,沼气技术也是现成的,但有的地方做得好,很多地方做得不好。生物柴油技术也是有的,只是还需要完善或者提高。这些技术都有,但是相当于四亿吨标准煤的这个资源是怎么利用的?没有利用起来。为什么?因为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绿色产业,而且能够带动大量的绿色就业。不是麻烦吗?麻烦就需要人工;需要人工,就带动就业。而现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这么贵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来利用这个资源的话,在经济效益上也应该是好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现成的技术,但是没人去组织、去推广、去实施,没人去给老百姓做示范。当然不是说都要靠政府投资来做,更重要的是政府来引导、示范、推广,必要的环节组织技术攻关,或者通过补贴等手段来促进,把各个相关环节打通,解决中间一些瓶颈环节的问题。     例如农村存在一个回收网点问题,怎么回收?怎么运输?远距离运输不合算,需要寻找就地加工的途径。有的可以加工后就地消化,有的可以初步加工以后再运输。因此,想一下子就靠政府投资在全国建立网点,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但是能不能通过政策调整,通过具体的、积极的规划、设计、示范、组织工作,去鼓励民间这方面的产业发展,来逐步推动这么大的一笔生物资源的利用?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组织工作非常重要。但这需要各级政府转换思路、转换职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而不是一门心思搞投资项目、搞GDP、搞财政收入。     最后说一点想法,不一定跟绿色就业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农民工的社保问题。去年城镇就业人数接近3.5亿(可能还有遗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了1.9亿,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7亿,工伤保险覆盖1.6亿,失业保险覆盖率更低,只有1.3亿。平均算下来,实际覆盖率只达到了50%上下。哪些人没覆盖?主要是农民工。有些数字说,覆盖率已经到90%了,那个数字我认为是不可靠的。计算基数不应当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我认为需要把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实现全社会保险,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不是他们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而是现行制度和政策限制了他们成为城市居民。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这已经包括了农业户口的城镇常住人口。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80%,有的更高。在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大趋势。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中国再有20年或者不到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今后还会有大量农村人口继续转移到城市。但我们不能长期保持这样一种政策,把新老城市居民分成两种身份,两种待遇。老城市居民有户口,享受城市社保和医疗、教育、住房等优惠政策和公共服务;而新城市居民没有户口,只作贡献,没有同等权利,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老了,干不动了,你再回到农村去生活。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也不利于今后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资本主义早就做到的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做了的事,即全民权利平等,一视同仁,我们长期以来还没有做到。     目前政府正在解决城镇社保的异地接续问题,这是一大进步,有利于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保,有利于提高社保覆盖率。在农村实现了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并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也是巨大的进步。但还有不少障碍因素有待解决,包括转移人口的城市户口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住房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需要统筹考虑,加快解决的步伐。     (根据记录稿整理,有个别改动) 上一篇: 中国改革走到哪里了?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爱思想 |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进入专题 : 进口奢侈品降税    ● 李光辉       黑格尔曾经说过,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2011年6月至9月间,尽管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围绕对“进口奢侈品减税”(主要是关税兼顾其他相关税种)问题的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事件不是特别重大事件,但似乎依然遵循着上述“正剧--闹剧循环”的逻辑,值得关注和讨论。     2011年6月以来,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即将成为世界之最”[1]步伐的加快,围绕“进口奢侈品税负”问题的争论也持续升温。问题缘起于年初以来,国内外个别学者和媒体以少量同类国外奢侈品(及国产普通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国税负过高所致”的结论。此番舆论迅速演化为“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是因为奢侈品税负高于国外,从而导致‘消费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贸易平衡’,因此,进口奢侈品税负应该下降”等等观点,此观点及其政策建议也迅速得到国家商务部官方的积极响应。     2011年6月15日,商务部新闻人姚坚公开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并强调这是“大势所趋,各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6月24日,商务部官网文章认为,应降低进口关税,不仅是奢侈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更应该下调。然而,华夏时报记者就此通过财政部新闻办联系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试图采访,被采访人却选择沉默。几天后,财政部官员针对商务部所谓的“共识”通过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听说此事”。6月24日,财政部网站挂出最新税收调整方案:从7月1日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然而,在其商品名录中并没有涉及到进口奢侈品种类——“共识”显然并不存在,分歧却已针锋相对。6月30日,财政部网站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甚至应该提高奢侈品税负,加大征管力度,以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2]。     公共政策在相关中央部委之间意见相左、并公诸于社会,这进一步刺激着国民的神经,引起学术、媒体和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层级也不断上升。比如,201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3]。不仅如此,争论的范围也由进口关税扩大到与进口奢侈品相关的进口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税方面来。     其实,商务部为奢侈品减税的主张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也早已付诸了行动。在此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海外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也称,适当降低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税率,有助于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据此,商务部从去年开始就着手研究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相关事宜,一年前,商务部有关司局已将草拟的“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调整议案”,上呈国务院审批,议案涉及的奢侈品种类主要包括化妆品、珠宝、服装、包、高档手表等进口商品,但由于涉及商品种类过多,牵涉部门太广,所以该议案一直在各部委之间辗转,调整的品类和幅度也因此迟迟没有最终定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部分行业希望能够将调整一步到位直接归零,但这种方案可能不会被采纳,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将最终调整幅度定在2%~15%之间……[4]。     然而,“方案”毕竟不是“共识”。何况进口产品关税的调整,并非由某一个部委就可以决定。我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需要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由财政部部长兼任,组成人员来自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承办日常工作。因此,商务部并无权实施这一行为。从行政角度来看,财政部对于关税问题无疑有着更大的权威性。     因此,第一轮商务部的“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财政部的“被共识及其否认”以财政部6月末的实际行动和网站文章暂时画上了停顿号。而商务部则于1个月后自己出面为此画上了句号:在7月15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称,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关税调整,其根本出发点是扩大国内消费及需求。而对于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姚坚则表示,调整奢侈品关税的时间表需要财政部来表态[5]。     然而,到2011年9月9日,第二轮的“共识”又“形成了”。据《中国经营报》报导称,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奢侈品」论坛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官员达成调降奢侈品关税共识,初步结论是「分层调整税负」。所谓“分层调税”是指,奢侈品关税调整不能一刀切,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分,分层调整税负:对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奢侈品,比如化妆品、香水,应该适当降低进口税和消费税;而对于城市居民遥不可及的顶级奢侈品,如贵重名表、珠宝等高档商品,不但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关税。     但是,时隔几天,9月13日,财政部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财政部对奢侈品进口税的态度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税收政策的调整一般以财政部为主,奢侈品进口税是否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所调整,财政部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但目前财政部的态度较此前没有改变”[6]。显然,这一轮“被共识及其否认”的过程及其短暂,但余音未了。     其实,社会公共政策出现分歧,进行讨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本案中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双向戏剧过程中所蕴涵的某种迫不及待、强词夺理以及借助舆论操作手段轮番误导、施压手段的运用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这类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消费者利益、并间接影响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以中央部委层面的这种公开分歧直接面向社会,实属罕见,但却典型集中地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矛盾、大众社会心理的尖锐冲突以及利益分化时代的共识缺失。     那么,商务部执意要为进口奢侈品减税,不惜一再在媒体上公布其并不成型、甚至有越权之嫌的减税政策主张,并自称已经与其他相关部委“达成共识”,广造舆论,形成压力,这种极不严肃甚至近乎闹剧的做法到底意欲何为?其背后的运作值得关注,其表面的主张值得商榷。     本文综合、概括了目前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税负”(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负和国内经营环节税负)观点的若干理由和具体政策主张[7],认为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通过‘扩大奢侈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正确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在奢侈品税收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正确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生产与消费,提升生产消费层次,改善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一、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          第一,从价格构成要素看,商品价格一般是由原产地价格,加上运费、过路费、仓储搬运等物流费用,店家租金、装修、工资等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和国内各种税收组成;进口奢侈品价格除了上述一般商品价格组成外,还包括垄断经营、授权经营所产生的额外经营费用和超额利润,以及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组成。所以,一般商品都具有“销售地价格高于原产地价格”的特点,是由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也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于进口奢侈品就更是如此,“外贱内贵”同样是由上述综合因素所致;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进口奢侈品价格不仅是由上述复杂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国际贸易中各国劳动力价格、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求关系等动态综合决定,与各国利率、汇率、税率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直接间接相关。何以统统简单归结成税负问题所致而要“降税”呢?     第二,从奢侈品属性看,作为特殊商品的奢侈品,“价格高昂”是其固有特性,“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其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其价格弹性和税收弹性都很小,即价格对销量和税收均不敏感。可以说,当预期消费人群极少时,即使降价也不能引起销量的大幅提升,自然就会选择高定价。中国由于总收入水平低,富人相对较少,对高档品缺乏价格弹性,厂商自然会选择高定价。奢侈品利润率极高,绝不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正所谓“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所以,税收调节作用有限。即使降低关税、取消消费税,商家也不会降价,甚至会把减税形成的让利通过再提高价格收归己有。纵观奢侈品市场,鲜有“降价促销”的情况。前两年我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降低了香水、手表等奢侈品的关税,但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并未因此而下调,一些奢侈品价格反而因商家的销售策略而屡创新高。这就很能说明减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从需求方来看,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如果价格降低,反倒不会去购买了,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正所谓“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早在百年前,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奢侈消费进行过深刻分析,“任何贵重品,要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能同时适应美感和高价两种要求”,“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他进一步论证,高价因素把消费区分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成为所谓的身份的标志和荣誉,进而界定了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8]。     第三,所谓奢侈品“消费外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从实际看,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原产地购物品质保障的信任是基本因素。比如购买外国奶粉,即使不是奢侈品,因为国产的质量总是出现问题,也导致人们到境外购买。更何况国际奢侈品大牌在国内被假冒屡禁不止,被仿制屡打不绝呢;从价格看,国外购买价如果再加上出国交通、住宿、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机会成本,所购奢侈品的综合成本也会大大高于国内价格(除非保持一定的购买量,使之达到某个“盈亏临界点”之上,但那已经超出了纯粹消费的范畴),所以“内贵外贱”也肯定不是所谓“外流”的主要原因,更是与税负关系不大;从常识看,由于近年来出国旅游人员日益增多,万里迢迢、机会较少,归国顺路购买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原产地消费品带回自用或馈赠亲友,也是极正常的消费现象。而且,除高档手表和化妆品外,人们从国外购买的大多数奢侈品,如高档名牌服装、鞋、箱包、电器、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等等,并没有纳入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似乎也不能归结到国内税负较高上来。     其实,近年来的“外流现象”又何止于“奢侈品消费”呢?移民潮、资本外流、三公消费、贪官外逃等等,哪一幅“外流”图画不构成巍巍大观的凝重图景?哪一股“外流”洪流不浊起奢侈品消费的浪花或泡沫?而这些,又怎能统统归结为税收负担所致呢?           二、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和扩大进口’,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消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奢侈品行业主要增长区域。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内,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中国有望提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品牌中有80%以上已进入中国市场,征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并没有让我国奢侈品市场萎缩,销售额一直在高速增长。早在2009年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有60%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大于在国外消费的增长[9]。可见,目前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更不需要减税。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恰恰是进口奢侈品大量充斥国内市场,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发展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培育,这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通过加强对进口奢侈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征收管理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保护和扶持本土中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生产与消费,满足人民多彩生活需求,这才正是我们努力的主旨和方向,而不是相反。     就“扩大内需”而言,即使在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体系框架中,“需求”也决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上的批发零售,而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统一体,其背后的实质意义在于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统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强调“内需”则尤其是指向的国内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国外产品的进口和消费。如果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恰恰是拉动“外国的内需”(即外国的出口),促进的是外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我国消费者无论是身在国外还是身在国内,所购买的外国奢侈品都是增加了国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科学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无关。“把消费者在国外的奢侈品消费转移到国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观点,即便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无知愚民,也起码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这种扩大内需”带来的只是数字游戏,增大的也只有国内贸易和GDP的苍白数目字而已,无助于国内生产技术升级和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所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景象必将迷惑形势判断,所增长的漂亮内贸数字也必将误导政策走向,贻害无穷。     另外,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且只能是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不能为扩内需而扩内需,更不能为拉动外国经济增长而损害本国根本利益。再进一步而言,“内需说”作为凯恩斯学说及其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本质把握到底有何适用性,其实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早在上个世纪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围绕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分配不公”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今中国而言,哪个问题更真,哪个判断更贴近本质,其实也是愈来愈明显了。     就“平衡贸易”而言,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顺差压力大,面临一个“调结构、压规模、扩内需”的问题,因此,“扩大奢侈品进口有利于平衡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双顺差”问题(即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就已经出现。尤其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十几年来,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呈现出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出模式。弥补并维持这一模式持续下去的是,除了有限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之外,大部分是亿万工农的低收入、土地低价格、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长期冻结的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相当部分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得来的血汗钱。     尽管我们的GDP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一枝独秀”,但是,从GDP的统计学意义上看[10],这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非主体性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体是外资企业,那么,他只是由于占用了我国的地域空间而增加了我国的GDP数字,我们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工人工资和国家税收等收益之外,其他巨额利润收益均与我们无关,更不参与分配。由于目前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其中的80%是高新技术产业),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还由于我们对这些出口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如果说这种GDP和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补贴给了外部经济及其消费者[11]。     更为关键的是,顺差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6月底已高达近3.2万亿美元,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纠正。只有长期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本国经济技术层次和经济效率,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提高消费能力,彻底屏弃靠让利政策和恶性竞争引进外资的战略,根本扭转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局面。     那么从短期看,如何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贸易平衡呢?现实是:当我们购买实在的矿产资源时,却屡遭价格讹诈(比如澳洲铁矿石问题);当我们投资紧缺的石油资源时,则又逢外交、军事干扰(比如中东、北非石油问题);当我们引进真正的高新技术时,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让我们迎接不暇;当我们购买先进的防御武器时,则又面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华武器禁运……     由此看来,巨额贸易盈余没有更多更好的出路,也只有退而求次“投资”美国国债一求保值增值喽。最近似乎为“分散风险”,又“投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垃圾)债券[1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美(主要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魔术出现了:     对中国而言,国内商品流出,美元流入,然后美元再流出(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但却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流通,于是,国内商品减少,流通货币增加,最终物价上涨;对美国而言,中国商品流入,美元流出,然后再发债收回(发行国债卖给中国),于是,国内商品增加,流通货币减少,最终物价下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与美元“对内升值、对外贬值”的奇妙对称平衡格局[13]。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而且连流通的货币财富也遭受贬值损失;而美国等则恰恰相反。而且,由于中国对出口商品还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国消费者进行额外补贴,也导致国外物价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前述同类国产商品“外贱内贵”的基本原因。     游戏的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稀的崩盘也在步步临近。     终于,“平衡贸易”的机遇和利好来了,讽刺而又吊诡:一直以来,几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项进步,都无不如影随形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指责或困惑,但是2011年6月,“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王冠将于2012年戴到中国头上”的消息和现实,却受到西方“一致而又热烈的欢呼”。无论是被超越的日本,还是“受益无穷”的欧美都一起“喊好”。世界奢侈品协会称,日本庆幸“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这一王冠将被中国“抢”去,日本《读卖新闻》称有两大好处:一是日本人重新捡起原有的勤劳节俭意识;二是处于经济不断上升的中国国民对奢侈品的向往,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商机。德国《柏林日报》6月11日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德国人均采购金额为454欧元,大大超过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的127欧元。六月里,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扎堆出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14日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日前引述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众多西方奢侈品牌对此“欢欣鼓舞”,普拉达、巴宝丽、新秀丽等西方奢侈品牌争相谋划在香港上市融资[14]……     背后的故事既简单、又直观: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比简单直观的故事更严酷的现实是:“人前挎LV,回家吃泡面”的畸形消费和“未富先老”、“未富先奢”已经在中国大地呈现。中国整体GDP与美国还有相当长距离,中国人均GDP落后很多国家,甚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已经跌破50%以内,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破到35%以内,而奢侈消费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有海外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15]”,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奢侈鸦片贸易[16]”。     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贸易平衡”吗?难道我们的贸易政策、财税政策要配合、支持的就是这种“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吗?           三、全面历史地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发展,提升生产消费层次,促进技术经济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桑巴特),但在奢侈品经营业内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奢华性、非必需性和价格高昂”等特性。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皮具、珠宝、首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     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却是一贯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17]中,基于大量史料,精辟地分析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之著名论断。     早在l3、4世纪,西欧各国出现财富迅速增长、并且由封建地产向资本财富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上流社会的消费观念开始向奢侈转化。无论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还是没落的旧贵族,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额财富。奢侈之风的盛行引发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社会结构重组和阶层阶级分化。奢侈,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引导出资本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奢侈消费还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农业、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海外市场有限,国内市场狭小,普通民众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拉动作用极小,而唯有奢侈品附加值较高,能够刺激富人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支撑。          在纺织品、装饰品等奢侈工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下,欧洲及殖民地农业都为了满足奢侈工业品的需求而向大规模、精细化方向发展,由此催生18世纪欧洲农业组织形式变革。     奢侈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市场经济整体状况看,“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由于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市场还未出现,只有奢侈品才成为投资增值的载体;从奢侈品生产的特殊工序来看,来自远方的贵重原料,繁琐的生产工序、严格的管理、高昂的费用、管理者广博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专业分工和联合作业的互补结合,这一切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从奢侈品市场状况看,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金额巨大,且需求经常受到“时尚”和市场波动的更大影响,这种波动风险只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能有效积极应对。正是基于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甚至得出如下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的确,“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井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产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18]”。现代战略家拉茨勒也直言:“奢侈品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向效益和成果。奢侈品能提高主观能动性,刺激产生新想法。”他还相信:“奢侈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作用。奢侈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而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19]”。     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奢侈品生产的效率提高使得成本下降,产量提高,消费得到普及,原来的奢侈品变为大众产品,实现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于是,一个更高起点的奢侈品创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便又开始了。     可见,奢侈品以及中高档消费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具有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相应的财税政策,积极鼓励扶持国内中高档民族品牌发展,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以此吸引国人消费国产奢侈品和中高档消费品,吸引消费回流,拉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同时,对进口奢侈品及中高档消费品也应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适量进口,丰富国内市场,同时起到“鲶鱼效应”,逼迫国内企业提高质量和档次。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节俭向奢侈、由世俗禁欲精神向消费主义的流变过程,消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为不断为经济扩张提供驱动力的神话,其经济功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具有道德风险,其经济主义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收入分配水平,过分刺激奢侈品消费,过度张扬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功用起负面效果尤其不可忽视。     比如,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消费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存在一个伦理限度问题,即这种差距应当是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容忍或接受的程度;这种差距的存在,必须能够使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获益(其中,让奢侈品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正是一种这样的有效机制)。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可这种消费差距的,对公平的看法较以往理性和全面得多了,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高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所谓的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穷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社会“仇富”情结。过大的消费差距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传统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带动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甚至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因此,消费是个人权利,奢侈品消费追求个性自由,既是个体获得自尊与自信、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前提,也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标志。然而,每个人的消费自由却不是绝对任性和纯粹自我的,个人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必须使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公平范围之内:要考虑到消费差距的合理限度,尊重和维护甚至关心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生存权利,不放任欲望驱使,更不能任性妄为。全社会培育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风尚,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体制予以保障则尤其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四、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有利于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在中国税收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单独设置针对“奢侈品”的税种,奢侈品作为普通商品大家庭中的一员,负担与其他商品同样的税种,理应承担在进口环节统一交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并承担在国内经营过程中的国内相关税收,这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当然,国家根据国情需要,会在统一税收体系框架下,通过不同商品适用的税率高低、征收环节和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调整体现对不同商品的奖、限意图、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税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更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象征。     第一、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还需要保护,还需要提高资本积累,遏制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税收,就是要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基本原则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使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发展壮大。这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国外奢侈品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或在其母国的价格是由于进口环节关税过高”的话,那也恰恰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及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不合理消费的作用。     对此,有人视而不见,反而以“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接轨”“拉动内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不断降低关税等政策主张,尤其提出要降低奢侈品关税,甚至取消消费税,无疑是要敞开大门,让国外产品直接冲击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以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型鸦片贸易”以极不对等的方式掠夺中国财富[20],这正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了,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正确发挥关税等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税收的作用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忘记,当最早把“全球化”理念和手段付诸实践的英国人“为自由贸易而战”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30%以上[21],而当时满清政府的主要进口商品的官方关税率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22],但是,即使这般“门户开放”,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招致了列强卑劣的鸦片贸易、血腥的坚船利炮和屈辱的割地赔款;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这些发达的经济富国无不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靠贸易保护政策(还有屠杀、掠夺)暴发的,而现在却高唱着自由贸易至上(还有“新干涉主义”)的滥调,其实只不过是以过河拆桥的方法来扼杀新的竞争对手;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面对英国兜售“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恰恰是德国、法国、美国等诸后进国家没有盲目与“国际接轨”,美国总统林肯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23]”。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24]。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一系列保障屏障,就没有美、德、法诸强国在19世纪的崛起。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还高达80%[25];在号称实行了自由贸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26];在整个l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27]。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鸦片,二是战争赔款,三是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导致人民经济收入减少、税赋加重、内乱滋生和国家贫弱。中国文明的衰败并非自由贸易之过,而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之过[28]……百年沧桑,开放的中国更加坚定地认同了全球协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也应坚定地确认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包括税收关系,绝不能违背全球公正原则。     第二、从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角度看。目前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一般采用垄断直营的方式,贸易路径一般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进入大陆市场,赢利模式一般是利用香港的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靠避税和垄断利润获得多重高额利润。由于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港”,“税种少、税制简[29]”,特别是香港税收对商品及服务的依赖程度很低,没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几大主力税种),而且税率较低,企业利得税率仅16.5%,为内地的66%,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奢侈品跨国集团按照“纳税筹划、合理避税”的要求,大都在香港成立完全控股的贸易公司,专司进口奢侈品业务,并出口内地,与内地所设垄断直营的奢侈品卖场(公司)之间表面是独立企业,其实形成关联公司,通过价格操纵手段,即大大高于一般交易价格的关联交易价格出口内地,并以极低税负在港完税,从而将高额利润锁定并在香港公司财务报表上实现,以规避税收。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下,奢侈品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企业,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国内厂商和消费者的多种权益,理应通过加强反避税举措和正常税收管理予以矫正,更不应该对其进行减税优惠。同时,对于国内消费者个人通过国际旅游形式、网络邮购等方式等规避了正式贸易渠道下的关税和消费税,获得了奢侈品的低价格,削弱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应该好好研究堵塞这些漏洞。     第三,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30],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表现。因此,消费中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分配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在自然资源享有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富人与穷人在消费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某些杜会成员非法掠夺或过多占用消费资料问题。其中,奢侈品消费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奢侈品的特征是奢华性、非必需性和高昂的价格,“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就是对富人征税”,是对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矫正,也是对不合理消费需求的有效抑制,不但不应降低,相反应该提高。同样,这也与税收固有职能高度吻合:从财政职能看,奢侈品附加值高、含税量大,以奢侈品为载体或税基,把富人过高的收入通过奢侈品消费环节征收一部分,税收执行成本较低,社会总体效用较高;从调节职能看,税收体系的调节作用除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之外,还在消费环节对高收入者的奢侈性消费进行征税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矫正性机制,这种机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差距征税来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才是真正合乎民意的选择。所以,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进口奢侈品保持较高税负(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加强税收管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进口奢侈品纳入到奢侈品消费税征收范围来,充分发挥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五、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          在2011年7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他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点。”姚坚解释,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且“降税有利扩大中产消费”等等[31]。问题在于,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扩大内需应该着眼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制定消费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消费意愿,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样适用奢侈品消费政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潜在风险,比如,生态方面的主体权能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自由方面的个性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人性方面的人自身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在奢侈品消费问题上要把积极促进与合理引导相结合,彻底屏弃单纯的经济功利观,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政策等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辨证统一”理论方法为根本指导,借鉴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科学地区别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弄清手段和目的,辨别真问题和伪问题,最终抓住影响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分配问题,从而把握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有的放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以少数权贵阶层的局部利益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协调发展。     然而,以此观照“奢侈品减税”等政策主张,从决策依据看,能以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奢侈消费价格代表中国总体物价水平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奢侈品消费能影响到“拉动内需”,现阶段奢侈品无论是消费总量和消费者占比都不是中国整体消费的主流,更不是目前中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关注面。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增长的提升,才能带来可循环的内需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然而,我国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对大众的倍数更多,话语权更重,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少数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较高税费的抱怨被误读夸大为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的意愿歪曲为大众民意,从而使有利于公众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舆论压力。     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选择时机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今年春天“济南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而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畸高,低收入群众为吃不起菜而发愁,最近海南蕉农“成本八毛只卖两毛,无奈之下香蕉喂猪”等报道令人揪心;另一方面,“郭美美炫富”事件刺激公众神经,挑战公众忍耐底线,富人挎着名包、戴着名表、开着豪车甚至私人飞机到处跑;再一方面,群众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样的氛围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应该干什么,应该缓干什么,应该不干什么,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有关部门和人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极少数富人的奢侈需求,甚至利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帮助跨国集团在中国推销奢侈品,不啻是天方夜谈,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进一步引申而言,应高度重视国际奢侈品巨头背后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早已不是开放初期的散兵游勇了,而是演变为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势力及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成为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实现更彻底的垄断、控制和暴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媒体、强力公关、利益输送、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跨国垄断资本结盟、借助与培养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等手段侵蚀中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严重危害是:影响重大决策乃至立法,损害法律尊严、损害政府威信,谋求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掠夺巨额利益。跨国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思想领域放弃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自我麻痹,自我缴械,轻易放弃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畅行无阻;某些无良学者和买办充当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有意误导决策和舆论,唯外资马首是瞻;某些政府部门“不当决策”和“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其中的某些个人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甚至丧失原则立场,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与不顾,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涉外案件无不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上述场景。     ……在这些场景的映衬下,透视近期我国“奢侈品税负过高”、“痛苦指数世界之最”、“税负过高导致中国物价高于国外”、“降低奢侈品关税拉动内需”等诸多争鸣,发现有的早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政策辩论范畴,不乏逻辑混乱、流言蜚语、漫骂攻击和恶意诽谤等等,其中徘徊着一股不良倾向,就是“税收原罪论”倾向,很多人把税负问题当成了空筐,把一切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收入不高等都看做是税负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国家税收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所致。在这股舆论冲击中,撇开正常的解疑释惑、学术争鸣以及宣传不够和财税缺陷等因素之外,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作祟的魅影了。     基于对我们已成功进行6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认识,基于对已经开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伟大社会建设工程的现实认识,基于对税收所固有的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物质基础本质特征的理性把握,更基于对古今中外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久演不衰的“税能载舟,亦能覆舟”鸿篇巨制的了然于胸,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意识:税收问题不简单,事关商品价格,影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我国进出口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还与收入分配、社会风尚、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紧密相关,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部。对于目前围绕我国“税收负担”所展现的正常学术争鸣之外的、似乎有步骤、有组织、有重点地聒噪、纷扰和步步紧避,其背后的真正指向和用意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坚决有效地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     注释:     [1]《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2]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载于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载于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载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3] 参见《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0%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 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4]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5]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6]《多 部 委 就 奢 侈 品 税 分 层 调 整 达 成 共 识 高 档 品 或 增 税 》2011年09月10日 〈中国经营报〉作者:徐聪;《财政部否认奢侈品分层调税说 称态度未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 10:11 财经网;《消息称各部门就奢侈品降税达共识 最快年底明确》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7]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 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本文中所列观点和数据,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引自上文。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9]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10]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12]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 》作者博客,2011-7-1     [13]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聂辉华赴美研究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关于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的问题,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参阅《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报道《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14]本段落中西方各国报纸消息和数据,均引自《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15]张琪:《黄亚生: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经济观察网,2011年07月04日     [16]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17]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9]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20]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其实,在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不对等的“交换”,或者就是一种剥夺。“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是国际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有媒体做出的反思更为犀利:“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志’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其毒害麻痹程度更为显著。“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参见《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21] 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3]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4]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参见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5]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59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6]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中卷,l986年版,上卷,第613页;中卷,第l5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7]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8]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31页。     [29] 没有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而且是唯一没有征收一般消费税的经济发达体,只有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总额的50%以上。另外,豁免征收香港境外交易收入或利润的税项。     [30]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分配,如果物质生产的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3页。     [31]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参考文献: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余永定:《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年6月三联书店第一版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李光辉:《税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税务》2000年第4期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载于2011年7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本文删节版本发于《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9/10期合编本,作者授权爱思想网站首发全文版本。    进入专题: 进口奢侈品降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国际贸易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瘦米中文网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声音17】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国新办昨日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称为“限娱令”是不准确的,广电总局一直鼓励办好积极健康的娱乐节目。简单用“限娱”的说法,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意见》主要是针对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部分上星频道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格调低俗、形态雷同等倾向而制定的一整套管理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解释“限娱令” 中国今年计划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预计将在11月底前全部开工。目前保障房建设存在选址离城区较远、部分质量不过关、退出机制不完善三大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报告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这说明现行的GDP统计还有缺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虽然目前还没有其他指标可以取代GDP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可以使用其他综合指标来对GDP的局限进行一定弥补。 ———人民网网友提问:GDP年年增加,为什么感觉生活质量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回应 以运列车为名申请建造粤海铁3、铁4号不能说是浪费,因为申请时写的就是运火车。 ———国家斥资8亿元打造的粤海铁3号、铁4号不能投入客货车运输而长期闲置,其中粤海铁4号停在岸边晒了半年太阳。而另一方面,琼州海峡抗8级风的渡船却很紧缺。海南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冯绍裘表示 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作为“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三基地一窗口”、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绝不允许乱收费行为发生。 ———就网友微博质疑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收费一事,绵阳官方表态 这属于坍方,与塌方是两码事情。下面的公路是完好无损的,只是边坡上面松软的土石滑下来,把公路覆盖了。 ———云南一条开通第二天即塌方的公路再次出现山体坍方导致交通中断。指挥部一负责人解释说 不打官司也可以,起诉到法院出发点是好的,但反过来是给政府添乱。 ———10月19日,由“草根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获得在云南曲靖中院立案。这被环保组织称之为里程碑意义的公益诉讼案件。曲靖环保局乔姓科长认为 从广义来说,我很适应,就是说官场需要我这样的人。从狭义来讲,有点不适应,但勉强凑合就行,在条件成熟时准备三五天或一两个月就辞职,或在不久的将来就辞职。 ———10月10日与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因干部调动问题发生冲突的衡阳市司法局副司长廖曜中,近日在被问到“你认为自己能适应目前的官场文化吗”时回答 孩子安全问题不是镇政府要考虑的。 ———9月23日,内蒙古土右旗将军尧镇启蒙幼儿园的院墙被将军尧镇政府强拆推倒,100多名孩子的安全令人担忧。而启蒙幼儿园与将军尧镇政府仅相隔一条马路,镇政府相关领导对此回复,因相关领导对幼儿园新院墙不满,应改成高级铁艺院墙,才能与镇政府相匹配,甚至还表示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如果在国内官员蔑视法律,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对于国际法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只看眼前利益。因此,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不是手段上的完善,而更多要基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日前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如是说 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所以,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接受采访时认为 北京推广文化演出的大众平台就“太干净”了。在纽约和伦敦,到处都能看到贴着各种海报的联合售票亭,可在北京,普通人找到各剧院的演出信息非常困难。我曾问过相关领导,他们跟我说城管不让,原来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我就想问一句,您这么“干净”的意义是什么? ———白岩松认为,国内对文化事业的推广渠道不足 之所以出现销售假冒绿色猪肉的情况,是员工切割猪肉失误导致。 ———10月25日,重庆沃尔玛13家商场重新开业。在媒体沟通会上,沃尔玛中国大卖场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运官董开源称 不算吧。就是我的一位老领导,现在已经不分管我了,找我聊聊这个事情,没有批评我。他只是提醒我,要记住自己的身份是一名纪委干部,不是媒体,也不是自由撰稿人,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走正常渠道,注意方法。 ———以网名为“御史在途”发帖叫板长沙县委书记的湖南纪委干部陆群,被问及是否被领导找去谈话时回答 “油荒”主要是由两大石油巨头“控制”销售导致。 ———“油荒”再现,各方说辞不一。24日,中石化称,此次油荒与民营炼油企业负荷减少相关。25日,山东一地方炼油企业人士表示 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专家分析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他们也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不怨孩子们。想想我们的大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除了胖子,就是眼镜,娇生惯养的太多,家长追求的就是考试成绩。没有独立性,不孝顺父母,没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考上再好的大学有什么用?我们同等年龄的孩子能赢俄罗斯队的话,中国足球就是世界前八了。 ———北京小学足球队两度惨败俄罗斯少年队,郝海东忍不住发评论 现在的国企利润主要是垄断利润。现在说5%、10%、15%上交,而且归国资委支配,这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非国有企业要给股东分红,而国有企业不用分红或者少分红,实际上就是享受变相的国家补贴,和非国有企业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的。” ———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10月31日预计是全球第70亿人的诞生日,届时全球人口将再创一个整数纪录。目前,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印度紧随其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人口数量差异只有1.1亿人。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6日发布“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称 我们都看到了,没加入欧元区和欧盟真是好处多多。 ———瑞士前司法部长、第一大党人民党副主席布劳赫对媒体称,最近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证明,瑞士没有加入欧盟是明智之举 我现在光用信用卡,就能把希腊这个国家买下来。 ———NBA球星特雷西·麦克格雷迪调侃说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什么都讲政治【声音18】 (0) 中国市场上有一批强盗企业【声音16】 (1) 我为中国测空气【20111102】 (3) 爱折腾的夫妻档摄影师【图馆69】 (1) 中国问题:从威权体制到结构 (1) 选举没有反对是一种犯罪【声音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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