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纽约时报 | 王小鲁:改革收入分配的五个抉择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本周表示,下半年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 狭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指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生产单位和非生产单位以及居民中的分配过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具体的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囿于具体的方案设计中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各种片面认识。 事实上收入分配模式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并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模式。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 在整体改革的大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设计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恐怕也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收入分配?我觉得有五个基本问题需要做出回答。 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能为了社会公平而否定市场,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因而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 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来决定,给了政府过大的决策权力,使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轻率错误的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多数人的利益,是走不通的,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  中国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使经济高效运行。但这种淘汰指的是资源重组,而不是人身淘汰。中国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前者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但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而后者则单纯强调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把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把人类社会关系变成血淋淋的互相排斥、互相倾轧、甚至你死我活的关系,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事实上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目前左派与右派之间关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的争论,常常都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之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通过钱权交易、暗箱操作,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少数侵占社会公众利益、把持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阶层或权贵集团,形成高度垄断的市场。另一种是权力在公众监督下行使,市场按公平竞争的原则运行,鼓励提高效率,鼓励进步创新。前一种模式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同时也导致经济效率的丧失,把社会引向腐败和停滞、倒退。只有在公众监督下运作的权力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高效、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经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当日益做大的蛋糕越来越大的部分被少数人据为己有,这一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继续保持持续、稳定运行,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促使体制发生改变。主动的体制变革是更理想、全社会损失更小的方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及其各阶层成员都会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 低福利还是高福利?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能够并需要在确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一套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制度。这套制度要能够保证全体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使每个人有病可医,有房可住,有学可上,有就业机会,有获得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的权利。公共服务要能够公平地提供给全体公民。 但在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上,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变成未来发展的沉重负担。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通常,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这些制度又没有健全到能够保障全体公民长远利益的国家,常常会看到某些政党和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的眼前利益而实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政策,不顾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这种危险,也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福利过高,而是相当一部分居民(例如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国富还是民富?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必须给全体公民带来实惠,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国富民穷更不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模式。政府需要具有一定的实力,才能完成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公共治理、进行转移支付、促进发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 然而,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尤其要防止凭借政府权力和国有垄断假公济私,滋生既得利益,形成权贵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公众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允许挥霍滥用,为少数人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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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 答《时代周报》:收入分配改革为何迟迟不出台?

2012年06月24日 23:06:50    时代周报: 6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透露,本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修改之中。可就在第二天,贺铿又作出澄清,称能否通过“目前尚无法肯定”。从2004年开始,“即将通过”的消息就吊足了公众胃口,如今8年已过,方案能否通过却仍“无法肯定”。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整个经济体制,或许本就不该寄希望于一个方案改变今日中国收入悬殊的状况,但我们还是要问,方案难产背后到底有何隐情?此方案真的能把超出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吗?      时代周报: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在1988年已经悬殊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造成今天收入悬殊的原因有哪些?       王小鲁: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二是体制弊病造成的结果。发展阶段的因素主要是指过去30多年改革期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供过于求,就会压制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工资上涨比较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体制弊病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在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时代周报: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代周报: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        时代周报: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您对此次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时代周报: 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2012年6月21日)       上一篇: 稳增长不能再靠投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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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 稳增长不能再靠投资

2012年06月12日 23:56:50 改革 减税 扩大内需 经济增长        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超过预期,这本身就说明我国过份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头了。目前上一轮扩张性宏观政策带来的通胀效应尚未完全吸收,而过去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已带来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和其他负面效应。以钢铁业为例,市场需求6亿吨,产能已经达到9亿吨,有1/3的产能过剩,而近一时期仍有钢铁投资项目在继续上马。在2000—2010年这10年中,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已经从2.4上升到6.0,显示投资效率在急剧下降,投资资金的浪费越来越严重。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不直接导致产能扩张,但在储蓄率过高、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一旦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必然引起相关生产领域的又一轮投资和产能扩大。这种情况在过去实施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期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此,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但结构失衡未解决,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因此,当前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和手段必须转换,着重推进结构调整,通过改革消除那些导致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原因。关键是需要扭转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且不断下降的局面。主要应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来促进消费、启动内需,尤其是需要促进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同时抑制腐败和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这种调整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可能周期较长,见效较慢,但必须从现在着手,着眼于长远;宁可短期承受增长放慢的痛苦,也不要只顾短期内拉动增长,忽视长远发展。       目前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并持续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以致产能过剩越来越多、投资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产出率越来越低。消费不足是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导致的,因此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从制度改革入手。通过政府补贴来刺激短期消费的政策,例如家电下乡等,可能有某些临时性的效果,但作用有限,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不应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       导致目前消费-储蓄结构失衡、内需持续不足的体制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扭曲未能纠正,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未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导致公共资金流失和使用不当,政府投资、采购监管不善,国有企业监督不到位,这些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过去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期间,由于一些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反而趋于严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制度不健全,存在大量钱权交易、暗箱操作,导致生产要素资本化产生的大量收益分配失当。       第三,资源税改革及其他方面税制改革尚未到位、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尚未到位,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不当。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实现全面覆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尚未改革,公共服务分配不均,抑制了居民消费。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两亿农民工长期在城镇地区打工,但受户籍制度和现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的限制,无法在城镇安家落户,也难以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据统计局调查,2011年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只达到23.6%、16.7%、13.9%和8.0%。这些方面改革长期滞后严重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第五,小企业经营环境不良,融资困难,优惠政策不落实,负担偏重,不利于扩大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启动消费。       针对上述情况,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应避免过度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应基本保持中性,只宜微调,不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短期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中长期以推进改革为主。按照先短后长的顺序,建议重点考虑以下措施:       1)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大投资转向对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变扩大政府支出为增加小微企业及其就业者的收入。全部小微企业大约提供了60%的工业企业就业岗位,在服务业中缺乏数据,情况应该类似。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将有利于稳定生产和就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建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从17%减至13%,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从应税销售额的3%减至2%,执行其他税率的小微企业参照调减。这一政策至少维持3年不变,如果效果好,可以考虑长期实行。此外,营业税转增值税应加快总结试点经验,改善后加快推广。       2)目前针对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下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惠及面过窄、力度过小。建议把这一政策至少扩大到全部微型企业,并可酌情提高上限。个人所得税也可以考虑针对中等以下收入人群采取减征的政策。       3)提高农村低保和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并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步伐。目前全国农村低保的人均月支付水平约在120元,平均保障水平149元/月,尚未达到2011年制定的年纯收入2300元的农村贫困线。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只有55元,折合年金660元。如果能将两者的保障标准提高40%—50%,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居民收入状况和鼓励消费。此外也应当合理调整离退休早、养老保险标准过低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标准。       4)加快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给两亿多农民工创造逐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条件,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尽快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5)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改革,重点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途径。       6)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透明度,严格财政纪律,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       减税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与增加政府支出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其主要结果是增加居民消费而不是投资,因而有利于结构调整。以上建议的前三项政策主要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年度减收增支规模估计约3000亿元左右,并不很大,但惠及面宽,效果直接,直接和间接受惠者将数以亿计;而且这些人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政策调整对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消费的效果将会很明显。如果按较为保守的乘数2.5计算,将带动有效需求7500亿元,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按今年后半年实行算,估计将提高当年经济增长率0.7个百分点。       财政增支减收,短期内可以通过发债筹资,中长期要靠改革使结构恢复平衡。上面列出的后三项改革,会有相当的难度和较大的阻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推进,将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23期,6月11日) 上一篇: 不动既得利益,失衡无法纠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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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

俗话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眼下的中国经济,则可谓近忧和远虑并存。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凸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投资率快速升至50%左右的历史记录水平。眼下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这三大投资引擎都遇到了麻烦。1)中央坚决调控房价导致房地产投资失速。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回落18.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3.1个百分点;2)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急剧缩水(上海2012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猛降80%),另一方面平台债务清理压力持续,投资势头不再;3)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则遭遇了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之后暴露出来的质量隐患和高债务风险的双重挤压。 在三大投资引擎同步熄火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以8.1%(低于普遍预期)的数字给了市场一个下马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虽然地方平台债需要清理、房价过高、铁路负债率太高等难题都是客观现实,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多地需要体制改革来理顺。如果期盼在短时间内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上述问题,则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诚然,化解短期的硬着陆风险并不困难: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强调:铁路投资5000亿元今年必须确保到位。这是政策即将逆转的信号。即便中央不公开宣称放弃房价调控,但房地产调控势必逐步向“表面上严格,暗地里宽松”的格局转变。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调,从而向商业银行体系注入更大流动性。银行将不得不抓紧再融资,补充资本金,来适应规模扩张和贷款质量下降的风险。 近忧易解,远虑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建立在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供应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攀升不可避免;污染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近临界点;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持续;“大政府”导致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督,进而成为寻租的温床。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相当的0.5的历史高位的同时,灰色收入在2008年即达到5.4万亿的惊人规模(王小鲁的测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作法,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公权力频繁侵犯私权利(如强拆)和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不断等社会矛盾的激化。 50%的投资率,标志着投资驱动的增长走到了尽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则警示了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聚精会神搞增长”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则必须是“重启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将如何铺开?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要实现两个核心转变。其一,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的制造走向创新;其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 要实现企业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寻租的制度空间,减少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破除行政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应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弃做运动员,专注于做裁判员。 要实现消费驱动,必须提升居民的有效收入,将政府控制的过多经济资源(例如央企)“还利于民”。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制,消除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逐步退出“土地财政”,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显然,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消费驱动,其核心命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转变为“看不见的手”,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放弃过多的审批权、消除垄断,让市场的归市场;要求政府放弃掌控过多经济资源的作法,真正还利于民;要求“大政府,小社会”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其实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政府放权让利,实现“自己改革自己”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关键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孟子所言: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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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寻租中国

    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一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醒目而已。去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内容有三大部分:其一是寻租现象与寻租理论,其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理论,其三是政治制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三部分内容的连接方式特别重要:官僚政治与寻租活动构成强烈互补,并且官僚政治严重压抑创新活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显著地反比于它的官僚化程度。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中,用三个维度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⑴创造性,⑵团契性,⑶群体规模。   图洛克1967年关于“特权垄断”的讨论《关税的福利代价,垄断与偷窃》,公认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开端。不过,直到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发表寻租的实证研究《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这一术语才开始流行。   特权寻租,首先要定义“特权”(special privilege)。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没有谁能够影响价格。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厂商却能够控制商品的供给量从而影响价格。根据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定义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值除以价格),当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市场权力完全消失。稍作推演,读者即可发现斯蒂格勒定义的市场权力公式与需求曲线弹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当需求曲线趋于水平的时候,也就是需求弹性趋于无限大的时候,市场权力趋于零。   最典型的特权,在西方社会,往往因法律对某一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而建立,从而使这一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市场各方之上。根据图洛克的广泛观察,特权引发的效率损失远大于以往经济学家公认的“哈伯格三角形”。图洛克认为,特权寻租的效率损失是一个“图洛克矩形”,或者是这一矩形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打个比方,若某一地区从来没有窃贼,则住户无需防盗。这时,假设只出现一名窃贼,而且假设他只盗窃一家,则家家户户都需防盗,并且为防盗而支付的资源总量可能远远大于窃贼从某一家庭窃取的资源数量。   关于寻租的严重程度,我们通常以总租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近似。浏览几十年以来发表的数十篇实证研究报告,我的印象是,尽管收集数据十分艰难,寻租总值在不同国家占GDP的比重,从8%到47%,差异极大。王小鲁近年深研中国“灰色收入”,颇引发了一番与统计数据有关的争议。不过,我的疑问来自问题的另一方面。灰色收入为何是“不透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来源不合法。也因此,王小鲁的本土研究与魏尚进坚持多年的国际研究都是对人类社会反腐败运动的重要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法律的初衷远不是法治的,消极不足而积极有余。基于法治的法律是消极的,只界定不合法行为的集合,凡不在集合内的,都合法。中国法律可说是强烈积极的因素与消极因素的不合逻辑的混合,不仅界定不合法行为而且界定合法行为,于是任何行为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甚至常有行为同时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使民众无所适从。中国的灰色收入,根据我的观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不合法且由特权寻租而来的腐败收入,还有一部分,或许比例也很大,是不合法但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收入。另一方面,那些合法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受到政策或法律强烈保护的国有垄断部门,可说是“合法地腐败的”(与“腐败”的常见定义矛盾)。由不合法创新而有的收入与由合法腐败而有的收入相互抵消,我倾向于相信,王小鲁估算的灰色收入大致相当于腐败收入。这就意味着,中国GDP的腐败系数(即由特权寻租而有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至少是15%,更可能是20%甚至35%。   其实,我们从中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改革初期约为0.33而最近几年约为0.59)可推测GDP腐败系数应是越来越大,否则就很难解释如此迅速增加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最后,与世界各国的腐败相比,我们也不难相信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如果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因此,我判断,如果中国GDP的腐败系数不是47%,也应达到35%的水平。   我还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中国GDP腐败至此,何以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这里涉及的,是寻租活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论,因为初期的改革,关键在于突破意识形态障碍,不论是“官”商还是“民”商,关键在于允许经“商”。在这一意义上,寻租确实是生产性的。最近十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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