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白衬衫 | 王开岭:一个人的遭遇

  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三十五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拣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励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拣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90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和末芥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效仿“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个体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      长期以来,在体制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惟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真理”,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去,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一旦“大小”“皮毛”这些日常经验话语通过权力指认——被政治哲学赋予意想不到的身份伦理后,一旦生物现象学变成了社会政治学,“小”和“毛”的“刍狗”悲剧即开场了。“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统摄、全能、无限、光荣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图腾魅力。   但问题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含有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该负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它对“小”所承诺的庇护与保障是否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对方那儿领取信任和拥戴?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的思想》中,告诫当时的青年一代:“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人”被榨干了。“人”奇怪地消失。个体之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统统消失在组织、单位、团队、党派、国家、民族——这些以集体名义注册的政治大词中。生命作为一种零散物件,像“镙丝钉”“小数点”一样被严厉地拧固在国家机器上。可以说,“文革”结束前,在体制文化上,个体的人从未得到过价值观层面的充实与滋养,它被不断地向外抽、吸,日益干瘪。相反,“集体”“人民”“领袖”这些榜首词却源源不绝地输入新政治能量,愈发神采奕奕、傲慢无礼……所谓“革命”,即要求“大”愈大——无穷大、“小”愈小——无穷小,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小至轻若鸿毛、贱如粪土。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争是可以的,但在重实际的中国人看来,关键是和谁争?存不存在争之可能?      周永臣,一个绝对威权荫影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不会不被告知自己的渺小,不会不对一切带有“国家”标志的东西和来自“上面”的指令抱以敬畏,不会不清楚自己的遭遇乃典型的“中国制造”。他面对的始终是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公章部门……作为民间卑微的个体,一介自幼在“民怕官”的积弱文化和大一统思想下——靠“服从”“尊纪”成长起来的草芥书生,既然从未感受到来自“大”的庇护和抚爱,又怎敢伸手向长久笼罩自己的“大”要什么公道?讨什么说法呢?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么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型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      或许有人嘀咕:时代毕竟不同了嘛,其实他完全可以……   不错,他走得太安静了,甚至看上去有点窝囊、没出息……      但,人为什么要逃避控诉的权利?   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根本就不信这权利!根本就不信这权利已到手——无论它被标榜得多么逼真和近在咫尺!他对突然被授予的东西既陌生、又恐惧,对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凶险记忆尤新。几十年来,虽然周围人的境遇多有改善,但他的境遇却从未有变,难道他没理由怀疑一切吗?   将一盆香喷喷的肉赏给一匹快要饿死的骆驼,这何尝不是一种羞辱?其内心除了悲凉、空荡、凄楚,什么都不会再有……      那17年的迟到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仍是漠视人。在那些职能部门眼里,一芥草民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遗忘,且对遗忘不以为然,既无道歉,也无赔偿……因为自己据守的是“大”,对方是“小”,大对小怎么会低头呢?   西人有言: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而周永臣收到的,已是“迟到的迟到的不完全正义”了。      轻描淡写的“平反”与30年前的“罪名成立”,实质上有多大区别?缺少诚意的“精神安慰”和当年的“精神摧残”又有何二致?甚至说,它比当年的出手更重,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人往往可以承接命运的严酷,但却受不了人生的奚落和捉弄。正是这鬼使神差、不期而至的“大赦”,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瘫痪了,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幻想被击溃了,一个人的存在被忽略、废弃和贬值到了极点,他听到了冥冥深处的嘲笑声……17年的顽强“活着”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悲壮变成了可悲,坚忍变成了滑稽,正剧变成了荒诞。他实在没有力气再重视自己,心成了废墟,所有的生存理由皆已散去。      历史本身并没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场历史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暗暗延续着,是整座“加长的历史”摧毁了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永臣的悲剧实则为一代“个人”的悲剧。      余华曾有一部摧人泪下的小说《活着》,描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涯故事,从青春到白发,从挈妻携子到家   破人亡,从屡败屡战到万念俱灰……其实,阅读周永臣的遭遇,我觉得其履历或许更能印证“活着”——这道伟大又残酷的语义。      严肃地活着,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多么不易。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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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王开岭:是“国家”错了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      1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高高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传颂,并不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2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预支,更不能摊派。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      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3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3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尤为感慨,也是让我吃惊和敬羡的地方。      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和讨论范围)和“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件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不受指控,确乎不可思议。而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一点:在当时法国,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者说,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和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要去背叛它——这确令人鼓舞。否则,若话题一开始就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头巷议的机会都没了。而在别的地方和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      表面上,迎合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公式:邪不压正!真理必胜!但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和险势。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和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嗓子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8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      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不得不”,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和为后世所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和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和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得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它所费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在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它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可见,再伟大的法律和政治文书,都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和“选择性依法”的机会。而这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      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和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      (本文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三)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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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1 对张炘炀的采访,有了对李阳那期采访的反思,稍有了调整,稳了些,没那么“水花四溅”,但还是有读者留言说,你看他的时候是有“脸色”的。 看完全片,当可理解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诚意。但脸色?我又看了一遍节目,嗯,采访中可能会有瞬间,怔了那么一下,或者一丝愕然,但什么都瞒不过电视机前的人。 所谓愕然,是与自己的经验和预期有差异时的本能反应。觉得这个少年逸出了自己的经验。这时当然应该不动声色,但这不是靠采访时硬绷着脸能做到的,在现实生活里你做不到,在工作中你也不可能靠勉强做到。 在采访本周要播的“自贡拦路救狗事件”时,我发现好恶往往是因为有一个专断的精神,即“我认为应该如此”。我采访过一个与女儿有严重隔阂的母亲,她二十几年后反思说:“不论是谁,都不要对别人说‘应该’这两个字”。 “应该”,是一个人认识生活的模式,一旦形成,很难摆脱,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只是一再加强这个模式。 要想完成客观的采访,就要尽力削除这个“应该”,只陈述,只发问,不评判,唯有如此,才能了解更多事实,知道冲突背后无限的,经纬交织的结构,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样,做完一期节目,也才可以增加人生经验,而不只是印证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所以,前不久接受记者访问时,我说,采访中大部分错误是由于狂妄所至。“在采访卖烤肉串助学的新疆小贩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看到我有些吃惊的表情。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停了一下,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苦,只不过是“女学生式的暂时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2 上周《看见》,启明专栏里的《奥迪车撞收费员事件》,我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片断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十五块钱的停车费,开奥迪车的居然要闯岗撞人? 看节目才知,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那是一个刻意撞人的行为,奥迪车主的车是借来的,为了带妻子去看病,为了省钱,要停在较远的停车场。即便如此,这个停车场的收费,也有市民认为过贵,常有争执。逝去的这位收费员是一位母亲,一个想好好工作养活儿子的妈妈,所以“她干工作比别人都认真”。 节目中有一幕,肇事者的家人登门去道歉,进了门就跪在地下,摄像在这个动作之后,再没有拍全景,只是稳定地卡着他们上身,用中景拍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推特写,也不拉开刻意让人看这个场面。   亡者父亲,看到跪在面前的人,他生着气不想理他们,只说“没有用”。 他一直偏着头不看他们,但肇事者的哥哥一直在说道歉的话,亡者父亲缓了一会儿,说:“你是谁?” “他兄弟。” “这个呢?” “这是他老婆” “这个是谁?” 是车主的唯一儿子,一个患有先天性痴呆的孩子。 亡者的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镜头就这样结束了,没动,只是中景,没退下来,也没推上去。 所以接受采访时我说:“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看见》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们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   4 换过头来说,什么叫事实? 前两天在台湾看《赛德克·巴莱》,讲原住民抗日的电影,根据真实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 历史留下的材料很简单,只知惨烈结局已定。有人质疑编剧,用想象来填补不实的事实,对死者不敬,对历史不实。 编剧就是导演,曾经执导《海角七号》的魏德圣。他说,事件的结局是死亡,那么“事件发生前必然有挣扎,死亡只是挣扎与矛盾的爆发点” 这是一个可以推演的想象,只要这个想象力要尊重逻辑和知识。他说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如果我是……”。 拿个细节来说,在电影里,动作组曾经建议,为了片子好看,在情节上安排部落的人怎么设陷阱,怎么扔弯刀掷敌,导演不同意:“如果我是一个蛮族,我根本用不着陷阱,只会诱你进身杀了你,也不会拿刀飞出去扔你,因为那样就没有武器了,不可能的事。” 看完这个电影后,在地铁上,有个台湾大学生跟我说:“这个片子只是猎杀,他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了想,说:“他在讲一个故事,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呢?”他有一点鄙夷的神色。 我想起前一天有朋友带我去艋岬,那里是台北的最早发端地,各路人马争抢码头的地方,械斗痕迹多处仍在,有一家香火最盛的城隍庙,当中有个牌位,说三十三人在江湖拼杀中,抬着这城隍老爷的像逃出来,死了,所以供着他们名字。 乍听大家觉得有点好笑,脸上也有点相似的神色——为了这么个泥胎把三十多人的命都送了?再问,说这塑像是这些湖北人唯一从大陆漂洋过海带出来的东西,我默不作声,多少理解了些。 一个细节可以让人进入想象,进入他人的灵魂当中,置身于他的经验之中,才能理解,一切为什么必然发生,不可避免。“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想起魏导演说:“把你的知识,教育,国际观全拿掉,你只是一个手拿蕃刀的族人,你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真实却又矛盾的位置,我希望所有的观众都能和我一起抵达这个位置。” 就是这句话,一个好电影,一个好报道,都是一种抵达。 四姑娘山失踪事件的采访之后,有观众留言说“采访是一次双方的完成”。 这话好。 5 史景迁说,写历史,写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最重要的是“象他一样活一遭”。 文学,历史,绘画,要想达到真正的客观,都需要有这种能力。写人写物,才能得其最完满的本质。 看看托尔斯泰的小说,看看凡高的画,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能够完美观察的人,根本不需要杜撰什么,也用不着非去找一个宝贵的,敏锐的灵魂来作为入口,任何人,农民,醉汉,狗,马,虫子,都可以成为材料。 采访也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来自于知识和观察,也来自一种不可秤量的直觉,象伯林说的,要去了解“在现在的世界秩序里,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换言之,要了解生命。 生命是什么?用凡高的话说是“动作”,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是“流动性”。 这种律动之感,它触动你的内在,对自己体会越深,对他人亦然,反过来,对他人浸泡越深,越对自己有恍然大悟之感。 采访胡文传时,他的故事我事先都知道,但在采访的往来中,才辨识到,他行为背后不是因概念,而是由情感驱动,受“不忍心”三个字的刺动。采访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它只能是一种共同的负担,真相才因此得以承受。 6 2009年,我和老郝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酒后驾车,撞到对面路上的桑塔纳,四死一重伤。 这个人没有驾驶证,还喝了近一斤白酒,每一百毫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是135.8毫克,严重超过醉酒标准,一审判处他死刑后,引起巨大争议,二审改判无期。 我在街上采访路人的时候,很多人激愤地说:“四死一伤,三个家庭都毁了,这是个魔鬼”。我们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说:“其实还不如判我死刑呢,无期更残酷,一辈子什么都完了”。 回到他饮酒的那天,那个拉开车门的动作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想要当上白领,出人头地的年青人,从农村到城市,进了公司当了中层管理人员,买了房买了车,他说自己又急又自大,恨不得一买了车就立刻开上路,向客户证明自己,连去考个驾驶证都等不及就上了路。 出事当天,他在家族宴上,以长孙名义,在父母亲朋的大酒席上给各桌敬酒,他代表他家的荣光,那种金光闪闪的气氛里,连想都没想起过他还要开车。等酒劲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不了车辆了。 又说“你知道吗?我天天在里头想,我早晚得出事,不在这个上头出,就会在经济上出事。” 他指的是自己烫热赤红,急于出人头地、不计一切的心。 我采访遇难者的孩子,一个年青小伙子,他坐在家里人的合影下接受访问,这是他出事后第一次坐在这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喝酒开车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 我说你说说看。 他说十八九岁喝完开车,差点撞上人,一脚急刹,大冬天一身汗。 他没等我问,就说:“是,我想过,我也可能就成为孙伟铭。” 王开岭当时在评奖会上谈到这个片子,“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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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国际先驱导报:邱启明:我的定位就是讲人话

【简介】邱启明,生于1971年,江苏省宿迁市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4小时》和综合频道《看见》周末版主播。   【先锋语录】         讲官腔官调官话套话的东西,我会起鸡皮疙瘩,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以民为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   新闻人可以弯下身段,哪怕是匍匐前进,弯下腰来往前走,只要能走一点就是一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 实习记者范旸发自北京 两年前的9月11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节目主播台上出现了一新面孔:不打领带,看上去有些沧桑的面容,其播报新闻方式,也似乎与人们一贯印象中的“央视标准”不太一样。   两年后的8月7日,作为央视综合频道系列改版举措之一,新开播的《看见》周末版中,依然是这张面孔,和柴静刚柔相济地搭档。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观众“看见”新闻中的人。   他叫邱启明,一个拥有众多粉丝的央视“新人”。从南京到上海,再到突然被央视召唤,三级跳式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展开。接受本报采访时,他甚至遭遇了一位澳大利亚粉丝的表白。站在央视的平台上,他已然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主播,而这样的平台和影响力,也令一向大胆说“人话”的他注定面临巨大压力。   有时真想去做新闻发言人   8月17日 ,邱启明在微博上说:“不容忍哗众取宠的辞藻,不容忍沽名钓誉的题材,社会再浮躁,也会有一群始终坚守的人”——送给身后的《看见》。遇到自己欣赏的制片人李伦,邱启明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对这份新工作也投入了不少精力,他希望能像白岩松、柴静那样走得更远。    《国际先驱导报》:《看见》为什么会请你和柴静搭档?   邱启明:《 看见》团队有从《24小时》过去的七八个人,包括能写出很精彩的一两句话的评论、极其像我的语言风格的先锋派作家王开岭。他们知道我在上海时的主持风格,我做《看东方》的时候,每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完全靠自己说新闻。他们希望我过来之后还能延续这种风格,希望在感性之中有更多的理性,包括文采,都希望能展现出来。他们不希望我骂人,我倒有想发火的冲动,因为有的东西你太看不惯了,我很直白,有时候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必须得骂。   我和柴静的定位很简单。柴静还是她的深度报道、深度挖掘,用她的柴氏风格去寻找我们可以挖掘的资源。我呢,他们通过这两年来包括我的微博、我的为人、我作为一个孩子父亲的身份,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个带有慈悲情怀的善良的父亲、大叔的形象。以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恐怕会不断地“下去”,就像这样跟你们聊天一样,去倾听更多的声音,而且我要求尽量地给我更多去老少边穷地区采访的机会。    Q:相比中生代的白岩松、敬一丹等,你所感受到的柴静、张泉灵有怎样的不同?   A: 差别很明显。我的水平肯定比不上老白、敬大姐。老白是有个性的人,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我很欣赏这样性格的人。但是为了寻求差异化的立足之地,我学不了老白、柴静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得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我给自己定位的就是——讲人话。倒不是说别人不讲人话,而是说我应该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跟我爸爸妈妈、朋友聊天的话。能在节目中这样讲话,我觉得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是我最高的理想。我希望能把最深刻的道理,大家感觉到很难明白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讲出来,让大家觉得,“哦,原来这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单位出了事情以后,会想要迅速地给出定论、掐灭愤怒的声音,但他给出的定性的东西让大家没有办法去信服,与其这样,我倒希望你慢慢来,把事情弄清楚再出来说话。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求你在事情发生后以最快的速度赶紧给出信息,有关部门赶紧去调查,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别不负责任地去给错误的信息,让大家更不相信你。我有时候真想去做一个新闻发言人,太想去了。   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个平台   邱启明不钦佩西方的电视主持人,也不参加任何的电视评奖,他说:“我坚持不看别人的东西,不去学现在被大家所公认的各种主持风格,就是缘于我不想被他们带走,我要是我自己。我不想开宗立派,没有任何这种想法,我只想做自己,哪怕它是一个不太合格、不太标准的主持方式,但我还会坚持。”    Q:你是从地方台出来的,这一点让你在央视有怎样的不同?   A: 我做民生新闻、电视新闻的营养,都是从南京台来。据我了解,南京是电视民生新闻办得最风风火火的一座城市,是最鸡零狗碎的新闻都可以上电视的一座城市。当然鸡零狗碎确实能带来很高的收视率,这不是我推崇和喜欢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这样才知道怎么样做出来的电视民生新闻才是最恰当的。现在我的节目就拒绝鸡零狗碎的东西。包括《24小时》里所有的导语,如果我看到了难以忍受的、官腔官调官话套话的东西,对不起,都不可能出现。我有这样的权力,我可以完全地把它删掉,换成我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觉得讲那样的话,我会起鸡皮疙瘩,就这么简单。    Q:你经常更新微博,似乎要把它变成一个公共平台?   A: 我做不了白岩松,写不了书,没那个本事啊,所以我只能靠这140个字让更多人解我。其实真正介绍我自己的真不多,我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我看完之后无法忘记的东西,我尽量地尽自己一点点绵薄的力量。我太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能量了,很卑微很渺小,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这点卑微和渺小就不干,我总觉得我比卖菜的舅舅、卖菜的姥爷的话语权要强得多。因为大家会相信你,所以你一定会有一点点的力量。如果你有一点力量还不做的话,你就对不起这个平台。    Q:你曾因言论被骂,也获得过赞誉,这些会对你以后发言有影响吗?   A: 我的内心一直很强。虽然到央视后,赞誉和骂声的程度都加剧了,但因为我上头有人撑着,真不怕这些东西。有人撑着,是说比我更有新闻理想的人多了去了,我不担心。     但确实,新闻是有纪律的。我如果是一个新闻无纪律的人,肯定待不下去。……我心里当然会把握一个说话的尺度。大家谁都不要装呆。    Q:其实最让人奇怪的是在央视,你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为什么?   A: 我确实跟传统的CCTV的形象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他怎么这么有个性,实际上我的导语跟编后,包括我随口来的,夹杂了太多的个人符号。在新闻理论上,我实际上是特别应该被诟病的一个复杂体。在新闻当中你是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的。可是我一直没把《24小时》当成一个纯新闻的节目,它不是《午间30分》,不是《新闻联播》,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新闻资讯的综述性的节目,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东西。也有人骂我,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你凭什么把自己的观点带到这么独立的平和的新闻体系当中去?”“我乐意!你管呢!只要CCTV能容忍。”(笑)从这个角度来讲,体制内的CCTV,我真的很喜欢它现在的(样子)。不是我矫情,要为媒体人喊冤,确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新闻人可以弯下身段,哪怕是匍匐前进,弯下腰来往前走,只要能走一点就是一点。     什么叫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以民为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   一个父亲的选择   如果说,一个人的身份足以影响其立场,那么成为父亲,无疑是邱启明新闻生涯变迁中的最重要拐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面前的邱启明,明显表现出对于新闻事件中弱小生命的关切,例如参与微博打拐,例如救助失学儿童,例如关心“7·23”动车事故中的小伊伊。有时候,他在话语和姿态上的选择,离不开其新闻观的指引,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父亲的选择。    Q:从事新闻行业19年,中间没有没想过转行?   A: 想过。包括在央视,去年七月份我也辞过一次职,没辞掉。当时一个是想孩子,第二个,钱太少。我要不停地北京上海来回飞,在北京还要租房子,还要养家,给孩子买奶粉,我突然发现我还能给孩子留什么呢?首先你没有时间去陪他。再加上上海那边正好有个机会,还有不少的钱,我又不是神人。     现在让我喜欢的是,我们是老媒体,也是“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部训),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会有压力,想辞职都是缘于生活的压力。     Q:做了央视主播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A: 不方便。我最喜欢吃路边摊,跟朋友们弄个串吧烧烤,喝个小啤酒,但现在觉得不方便。你说没那么多人关注吧,但又老被人认出来,在机场上个洗手间都能被人认出来。这个平台就像广告一样,你一个月有半个月在上新闻,肯定有传播、广告的功能,但我在南京台的时候就讲过“离开‘南京电视台’,我什么都不是”,到CCTV依然一样,我是站在一群优秀电视人的肩膀上。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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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网 | 【喷嚏图卦20110730】今夜,我们都是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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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鸟人 :【729吴山广场追思723温州脱轨事故】没有鲜花,没有蜡烛,周围是早已安排好的保安和便衣,一看到蜡烛燃起便冲了上去,最后协商的结果允许用手机亮屏的形式来追思723遇难者头7 韩松 :以前老有人批评我的地铁写得太黑暗,过去七天里我才感觉到,我写得太温情了! @郑艳琼 :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刘松因“7.23特大铁路事故”义卖T恤而被写检查。 @松松_lausson :上次写自我认识时是在初中,因骨子里燃着见义勇为之心,结果闯了祸。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还是没能逃过如此……请问各位能人志士如何能够取消V认证?像郭美美那样。 @三联黄宇 :这是个神奇的国度。一位大爷准备将桥下祭奠死者的水果零食偷偷拿走。无语中。 @康少见 :我真的没办法说什么。还有人挖出一部不知是遇难者还是生还者的手机,以700元的价格卖掉。 新华网快讯:截至30日11时许,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已经与10户遇难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在此次事故中遇难的40人分别来自31户家庭。 @ZEEKO :终于有一天,和谐号也被和谐,不因为一场事故,而因为一个奇迹,还被所有人看见了。 @陈旭Chris :你们删去吧 @慕容雪村 :那谁,你这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抹黑?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你还在遮掩,还在屏蔽,撤了稿你以为就没人知?封了口你以为就没人说?捂上自己的耳朵就以为没人听到?你屁股下面的一定是椅子,但你脖子上面的还是不是脑袋?你究竟是在捍卫你们的千秋危业,还是在催它早日灭亡? @土家野夫 :当嘴被缝上的时候,眼睛一定睁开了;当眼睛抠掉的时候,耳朵一直盛开;当耳朵被堵上的时候,心肯定醒来。当心都绽开的时候,手,一定开始握紧了…… 【2】自由之花 “手拿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言论自由和民主——在2011年7月22日以后,我们正在监督挪威要走的路。” 本周在奥斯陆举行的一场守夜活动中,面对同胞们的哀痛,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这样回应。32岁的挪威人、仇视伊斯兰的极右分子布列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承认发动了两次恐怖袭击共导致76人身亡,一次是对位于首都的政府大楼的炸弹袭击,一次是在工党青年夏令营举办地于特岛附近的枪击屠杀。 挪威发生血案一周后,该国各界于当地时间7月29日首度为一些遇难者举行葬礼。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将遇难者比作“英雄”。当天,挪威全国降半旗致哀。 挪威警方7月29日宣布,奥斯陆爆炸和于特岛枪击案所有76名遇害者的身份都已鉴定完毕,他们将在格林威治时间16时(北京时间30日零时)公布遇害者名单。 挪威哈尔登监狱,私人房间,独立盥洗室,大玻璃窗,豪华图书馆,各种户外运动,甚至,还可以组织乐队,有专业录音棚,可以录制唱片。。此次挪威血案疯狂杀人犯,很可能会被关在这。。 【3】日本6年前城铁脱轨事件铁道公司社长受审 @王悦 :2005年4月25日,西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兵库县福知山线发生严重事故,致107人丧生。事发后,西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的社长、副社长专务常务都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着电视镜头低头谢罪,就这样受害者家属还不依不饶,一定要他们“土下座”(下跪)。今天当年引咎辞职的社长接受审判,将因过失罪被判刑至少3年。   【4】写意手法 据中新网,在山西太原双塔烈士陵园的“解放太原革命烈士纪念碑”亮相3个月以来,不少细心的民众发现,该雕塑做工粗糙,人物面部五官变形,而陵园工作人员则称此为写意手法。图中可明显发现烈士头像扭曲异常。 【5】消防员救助跌落铁轨男子 双双被撞殒命 29日下午,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名年轻男子疑因感情问题跳下桥倒在铁轨上,消防战士姚携炜见状迅速翻越护栏救人,正当他欲将该男子拉出火车轨道时,一辆深圳开往广州方向的动车疾驰而过,瞬间将姚携炜撞飞,两人均被撞身亡。 【6】王濛因醉打领队被停训 7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就王濛等6名运动员醉打领队王春露一事做出临时处理决定:王濛与刘显伟被停止训练,做出深刻检讨;周洋、梁文豪等4名队员要写出书面检查,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冬运中心表示,不少队员是法盲。 图为王濛(右)双手缠绷带与周洋一同参加会议。  【7】委屈 图片上的女子,叫徐秋华,桂林市一家酒店客服。今年2月,她被阳朔县警察以谋杀县委书记谭峰罪名抓走。徐秋华辨解说她不认识谭书记,更不可能谋杀他,但经过15天的修理,徐秋华被迫招了。然后发现这是一起冤狱,谋杀书记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阳朔县委宣传部说:我们谭书记也是受害者,挺委屈的……( @雾满拦江 ) 【8】命比纸薄 @不能不得不聊 :723事故昨晚又添一名遇难者。摄于温州殡仪馆。 【9】宁扣十二分,不赚带血钱 @华强北在线 :淘宝惊现牛店,不接待铁路系统员工。。。 扬正气 促和谐 @非我非非我 :【叨叨】昨天看《变形金刚3》首映,居然看到了动车相撞的画面,老美都预言了!!大家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可以注意看一下。99‘04妙(1小时37分左右)。观众们都认为博派汽车人死了,结果最绝望的时候,秦天柱率领汽车人赶到动车遇难现场。主角和美国大兵为动车遇难者哀悼。( @非我非非我 制图) @谭笑_Derrick :【铁道部VS民航总局】哈哈,太有才了~~~~ 【10】支付宝问题终于解决 阿里巴巴集团、雅虎和软银今晚(29日)宣布,就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正式签署协议,支付宝的控股公司承诺在上市时予以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为支付宝在上市时总市值的37.5%(以IPO价为准),回报额将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 【一场被夸大的商业谈判】它曾经引发了关于契约精神的大讨论,以及关于VIE的大恐慌,到底,它只是一场商业谈判。正如马云所言:“钱的事,都好谈。”这份迟来的协议说明,三方终于找到了利益平衡点实现多赢。此前有观点认为,假如因支付宝没有获得牌照,而导致公司无法运转,才是对契约的最大背叛。 【11】温州教学楼工地塔吊倒塌两人受伤 7月29日下午2时左右,温州市学院路温州十二中工地一施工塔吊发生坍塌,导致民房部分建筑受损,两人被塌落的塔吊压住。在事发现场记者看到,大概30多米长的塔吊拦腰而折,塔吊顶部一侧横卧在双井头新村35、36两幢住宅楼的楼顶。楼顶和房屋外墙已多处损坏。 【12】史上最牛面试帝 金山词霸CEO贾琳 @josephjia 被曝虚构工作经历,靠着一路造假当上CEO。 有个真实段子,有个人从来没有在腾讯工作过,他虚拟腾讯经历面试进了阿里,被阿里发现能力不济后,以阿里工作经历真正才进入腾讯,然后发现能力不够开除后,以腾讯及阿里工作经历,进入了中国排名前几十名互联网公司做CEO,目前还稳稳当当的做着这个位置,成为业界传奇。 【13】美国众议院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29日通过了众议长博纳提出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方案。根据博纳的方案,国会将采取“两步走”,即先提高9000亿美元债务上限,并在未来十年削减赤字917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明年初,美国将再度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讨论 【14】利反对派最高军事指挥官遇刺可能引爆部族冲突 北京时间7月29日凌晨,利反对派武装最高指挥官尤尼斯将军突遭暗杀身亡,成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这一事件很可能引发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爆发全面的部族冲突,给业已扑朔迷离的利比亚局势再添变数。 【卡扎菲部队称周三以来打死190名反对派士兵】路透社报道,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周五称,周三以来,卡扎菲部队已在西部打死至少190名反对派士兵。易卜拉欣还称是基地杀死了反对派将领尤尼斯,但反对派部长却表示尤尼斯是遭内部士兵杀害。反对派怀疑尤尼斯家族仍与卡扎菲有染,并称掌握其背叛证据。 【15】勇敢夫妇为拍另类结婚照跳入湖中 结婚照的外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教堂、花园、草坪之类。但《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坎布里亚郡一对标新立异的新人阿曼达和马修,为了拍出另类效果双双跳入冰冷的德温特湖,给自己留下了与众不同的瞬间。为了拍摄这一系列照片,摄影师当时也站在齐颈深的水中。 【16】国防部长刚走,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啊。求证实。( @昱日闻新 ) 【17】39国和地区带薪假期时间长短排行:中国垫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今晨发布各国“带薪假期”时间长短的排行榜,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登上排行榜,巴西和立陶宛同以41天位居榜首;美国以25天位居倒数第二,中国排最后一位 【18】成思危:经适房已成腐败高发区 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 经济适用房成了腐败高发区,因为谁拿到经济适用房就等于拿到了国家补贴的一大块财富,因此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一是有些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既掌握分配权,又掌握优先选择权,因而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经济适用房变成公务员小区的现象。 【19】审查制度总是让故事变味 @摄影之友 : http://t.cn/aYwrQy 这些照片因马赛克而显得不雅。这是广告公司 Memac Ogilvy & Mather Dubai 为非盈利机构“记者无国界组织”制作的广告,名为《Cen­sor­ship Tells the Wrong Story》(审查制度总是让故事变味)。看似胡闹的照片实则发人深省。刻意的隐瞒只会传达出错误的讯息。 @作业本 :美美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不让搞了。红会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动车的事儿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高铁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京珠高速得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人搞了。赖总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法搞了……问:为什么都搞不清楚?答:都撤稿了。 【20】为了唤醒他,我一直和他说话 @新京包吴伟 :“为了唤醒他,我一直和他说话,摸他,全身地摸。但他全身都是伤,从头到脚都是伤,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下。”这是我温州之行的最后一篇稿件开篇的直接引语,来自于第40名死者陈伟的妻子刘成兰,写的时候未曾料到,这竟会是这个夜晚过去后媒体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悟。 不许看,不许说。可是,你们堵得住吗?( 张发财 ) 【20】真的,不必绝望 其实,我们都是幸存者~( @黄晓明 ) @钱钢-香港大学 :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么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厘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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