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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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祭奠

可惜的是,在昨日的记者会上,“有潜水员官东讲述救人经过”,却“又是没有让提问就撤了”。不过,来自大公网的消息,说的却是救灾的公开透明,“长江船难信 息更公开,李克强亲允外媒采访”:“事故长江段所属监利县,面积不大,两日内迎来了或许是该县历史上最多的媒体。初步估计在百家以上,包括美联社、法新 社、路透社、泰晤士报、NHK、读卖新闻等35家外媒涌入该县…3日上午,救援指挥部作出了一个让外媒记者振奋的决定——可进入沉船现场近距离采访拍摄… 内部人士透露,此决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准…经过简单的记者证登记程序,35家共79名外媒记者登上两辆大巴,集中前往沉船点。”

爱思想|裴毅然:1800万知青下乡真相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   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   二、学术贡献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   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 (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 (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1] 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 (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   《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 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   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 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 (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390~391)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纵览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公 民 建 议 书

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 腐败是当前中国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7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2年11月19日,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监察部会议上讲话,也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但多年来,口号式的反腐、运动式的反腐一直没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2010年7月11日,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报告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但上述信息并未公示,没有起到根治腐败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财产公示。1766年,为限制国王的权力,瑞典议会制定的《出版自由法》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240多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反腐的利器,被世界各国普遍效仿,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也已经实施。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要求自上而下开始官员财产公示,不仅因为高级官员“思想政治素质比较好,工作实绩比较突出,群众公认程度比较高”,更因为高级官员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高级官员的权力影响着中国十三亿公民的幸福安康。 十八大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会继续探索。去年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表示,如果将来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会率先公布所有财产。这些公开表态,让我们看到财产公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要求205名部级以上高级官员(名单见附件一)率先垂范,在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其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进行公示,从源头遏制官员贪腐行为,建设美好中国。  如果您同意本建议,请标明您的“姓名+居住地+职业”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者发短信至15810050900。我们将于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此公民建议书及签名记录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起公民(按姓氏拼音为序): 艾晓明(广州、大学教授) 曹飞云(北京、独立学者) 陈武权(广州、律师) 陈云飞(成都、业余驯兽师) 丁家喜(北京、律师) 丁艳东(上海、自由职业) 段汉杰(郑州、律师) 郭飞雄(广州、维权推动者) 郭全芳(济南、教师) 郭于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嘉(北京、工程师) 胡佳(北京、维权推动者) 胡俊雄(黄冈、工程师) 胡星斗(北京、大学教授) 华泽(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 黄晓敏(成都、维权人士) 赖虹(南京、教师) 李德美(上海、商人) 李刚(北京、自由职业) 李红雨(北京、作家) 李化平(上海、自由职业) 李蔚(北京、职员) 李伟东(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 李宇(成都、自由职业) 梁小军(北京、律师) 刘凌峰(惠州、职员) 刘沙沙(河南、油田工人) 刘卫国(济南、律师) 刘晓原(北京、律师) 刘永泽(长沙、职员) 刘正有(自贡、维权人士) 卢林(昆明、工程师) 罗世模(自贡、维权人士) 邱蓓(上海、作家) 阮云华(珠海、作家) 孙含会(北京、法律人) 唐荆陵(广州、停牌律师) 田奇庄(邯郸、作家) 王成(杭州、律师) 王功权(北京、企业家) 汪建华(上海、自由职业) 王全杰(烟台、大学教授) 王永红(北京、会计师) 王永华(北京、企业家) 魏忠平(新余、职员) 吴洪森(上海、真名网站长) 吴青(北京、大学教授) 夏漪兰(北京、作家) 笑蜀(广州、媒体人) 谢丹(上海、企业家)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杨彦辉(北京、律师) 杨阳(杭州、职业经理人) 杨子立(北京、学者) 杨勤恒(上海、民运人士) 燕小云(北京、媒体人) 袁雪成(苏州、中学教师) 詹双环(北京、职员) 张辉(北京、学者) 张继伟(济南、建筑设计师)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赵常青(北京、民间维权人士) 张昆(徐州、民间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律师) 庄道鹤(杭州、法律人) 附件一:中国大陆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广洲 习近平 马凯 马飚(壮族) 马兴瑞 马晓天 王君 王侠(女) 王珉 王勇 王晨 王毅 王三运 王万宾 王玉普 王正伟(回族) 王东明 王光亚 王伟光 王安顺 王志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国生 王学军 王建平 王胜俊 王洪尧 王宪魁 王冠中 王家瑞 王教成 王新宪 王儒林 支树平 尤权 车俊 尹蔚民 巴音朝鲁(蒙古族) 巴特尔(蒙古族) 卢展工 叶小文 田中 田修思 白玛赤林(藏族) 白春礼(满族) 令计划 吉炳轩 朱小丹 朱福熙 全哲洙(朝鲜族) 刘鹏 刘源 刘鹤 刘云山 刘亚洲 刘成军 刘伟平 刘延东(女) 刘奇葆 刘晓江 刘家义 刘粤军 刘福连 许达哲 许其亮 许耀元 孙怀山 孙建国 孙春兰(女) 孙政才 孙思敬 苏树林 杜青林 杜金才 杜恒岩 李伟 李斌(女) 李从军 李东生 李立国 李纪恒 李克强 李学勇 李建华 李建国 李鸿忠 李源潮 杨晶(蒙古族) 杨传堂 杨金山 杨栋梁 杨洁篪 杨焕宁 肖钢 肖捷 吴昌德 吴胜利 吴爱英(女) 吴新雄 何毅亭 冷溶 汪洋 汪永清 沈跃跃(女) 沈德咏 宋大涵 宋秀岩(女) 张阳 张茅 张毅 张又侠 张仕波 张庆伟 张庆黎 张志军 张国清 张宝顺 张春贤 张高丽 张海阳 张裔炯 张德江 陆昊 陈希 陈雷 陈全国 陈求发(苗族) 陈宝生 陈政高 陈敏尔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 苗圩 范长龙 林军 林左鸣 尚福林 罗志军 罗保铭 周济 周强 周本顺 周生贤 郑卫平 房峰辉 孟学农 孟建柱 项俊波 赵实(女) 赵正永 赵乐际 赵克石 赵克志 赵宗岐 赵洪祝 胡泽君(女) 胡春华 俞正声 姜大明 姜异康 骆惠宁 秦光荣 袁纯清 袁贵仁 耿惠昌 聂卫国 栗战书 贾廷安 夏宝龙 铁凝(女) 徐守盛 徐绍史 徐粉林 高虎城 郭声琨 郭金龙 郭庚茂 郭树清 黄兴国 黄奇帆 黄树贤 曹建明 戚建国 常万全 鹿心社 彭勇 彭清华 蒋定之 蒋建国 蒋洁敏 韩正 韩长赋 焦焕成 谢伏瞻 强卫 楼继伟 解振华 褚益民 蔡武 蔡名照 蔡英挺 蔡赴朝 雒树刚 魏亮 魏凤和

维权网 | 无锡黄民菊家被强拆走上血泪上访路(图)

(维权网信息员钟剑报道)黄民菊家住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新安乡沙墩港村晏介里 29 号,拥有合法《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权属清晰。本来 530 平方米 的房子,街道拆迁仅仅还原她家 120 平方。黄民菊为此到新区、无锡市、江苏省、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却遭到多次非法关押、拘留、殴打。 自 2007 年 10 月起,无锡市新安街道拆迁办采用断电断水、恐吓威迫手段对付不肯搬迁的黄民菊家,导致她丈夫气急吐血丧生。 2008 年 10 月 15 日 和 18 日,拆迁办雇人对黄民菊大打出手,并把门窗撬走、墙壁砸洞、房顶掀掉,财物被抢夺。 2009 年 2 月,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把黄民菊关押 12 天,致使黄民菊心脏病发作,看病花了 2000 多元。 2009 年 5 月 20 日 ,黄民菊去无锡市新区拆迁办控诉违法拆迁财产被抢的情况,华立明主任不但不解决,反而打掉了她的牙齿。同年 7 月 7 日,黄民菊又被村委主任王仁昌野蛮殴打,手脚、胸骨、牙齿、右耳朵被打伤。 2010 年 10 月 1 日 ,黄民菊去无锡市政府信访。被街道综治办主任吴觉辉、信访办主任吴锡峰、新安二社区主任王岳、沙墩港村委汪春生和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所长吴展伟(警号 028177 )、民警王志刚(警号 221015 )、郝尔佳(警号 028642 )抓到派出所,第二天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但医生诊断黄民菊患心脏病。 10 月 2 日 ,吴展伟在派出所用绳子绑住黄民菊,吊在人字梯上抽耳光、冷水泼头,然后令警员轮流上前殴打、用打火机烧头发、香烟烫嘴巴、大电筒照眼睛,还用纸卷蘸上风油精塞鼻孔眼睛,如此连续折磨了 2 天,黄民菊都是光脚站在冰冷有血泊的水泥地上。警员还把黄民菊双手反绑、推倒在地、抓住手往肩上耸,造成黄民菊肩部受伤,又叫黄民菊跪在警棍上,所长吴展伟用脚踩着警棍在腿上滚来滚去,还穿着皮鞋猛踢大腿和屁股,威胁她不得到外面伸冤。 派出所一天只给黄民菊吃一、二个馒头,甚至一天只喝两杯水。 35 天里,趁黄民菊多次昏迷之际,民警王志刚、社区主任王岳和街道弄了很多材料、录音、录像、承诺书等逼其抄写、签字、按手印。随后他们又把黄民菊关进拘留所 7 天。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他们又把黄民菊非法关押三天, 12 月 2 日 晚上,无锡市新区信访办吴锡锋、所长吴展伟、民警王志刚、社区主任王岳等八人,叫两名开锁人把黄民菊家门锁撬掉,非法搜身,翻箱倒柜,把上访材料和证件强行拿走,把她押上警车关押在派出所二天。他们说“如果你再上访,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弄死你,反正有你的严重心脏病证明,神不知鬼不觉。” 2011 年 1 月 18 日 ,黄民菊到无锡市人大信访办去伸冤,又被新区街道综治办、派出所非法关押 4 天,命她直接睡在水泥地上; 2 月 11 日 又无故关押她 2 天。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下午 2 时,综治办主任吴觉辉与派出所所长吴展伟等又把黄民菊押到派出所,社区主任王岳又大打出手,狠抽耳光,然后看守 5 天,不让看病、上访、伸冤; 8 月 18 日 上午,黄民菊又遭王岳殴打。 2012 年 1 月 11 日 早晨,黄民菊去无锡市人大信访办反映问题,被民警沈运滔抓进派出所,下午 2 点钟被郝尔佳残酷殴打,然后又被看守五天。 3 月 1 日 晚上 19 点钟,吴展伟带领六、七个人把黄民菊家门锁撬坏,把她抓到青山湾金海花园酒店关押 17 天,期间不给她吃饭,逼迫她写承诺书,写所长吴展伟没有打她。因为黄民菊不肯写, 3 月 2 日 下午 4 点多钟,他们把黄民菊的头往墙上撞,又勒脖子、灌冷水、用脚踩头、脸、嘴、脖子、乳房和胸骨,还用-尺长的铁片把黄民菊的脸打肿,双手反绑在黄民菊的头、眼、脸上抹风油精,用纸卷蘸上风油精塞鼻孔、用牙签戳眼皮。 长达 5 年的残酷殴打、虐待、凌辱,并没有使黄民菊屈服。她仍然在到处控诉、寻求公道。 黄民菊手机 15861594605 ; QQ1186925965 。

美国之音 | 连战: 两岸经贸交流应该扩大深化

台北 -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席一项经济论坛时表示,两岸经贸交流应该继续扩大深化,同时,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也必须尽快签署。不过,在野的台联党则认为,两岸经济协议没有经过公投就是违法。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星期五出席第二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致词时表示,两岸两会在2008年6月复谈,再度开启双方正式的协商大门,奠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 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 x 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 ​​连战指出,两岸恢复协商之后的成果包括了,直航班次大幅增加、陆客来台观光人数快速成长、开放陆资来台投资项目大增、两岸经济协议(ECFA)早收清单产生相当效益、两岸产业合作也初见成效。 *投保协议迫切需要* 不过,连战也强调,目前双方在投资、金融和产业合作方面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彼此进一步协商、克服。 他说:“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签署具有迫切性,应该尽速的签署投保协议,使得两岸企业能相互投资,并受到法律的保障,进而更促进两岸双向的投资。” 据了解,两岸两会原本计划在本月底签署投保协议,但是,由于在文字、细节方面仍有歧见而推迟。 *公投不过没有正当性* 另一方面,台湾在野的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两岸经济协议(ECFA)不仅没有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更成为两岸太子党的交易平台。他强调,ECFA必须经过全民公投通过之后,才能签署。 他说:“这是国家重大政策,应该由老百姓来表示意见,所以应该要公投,公投过了,你才去签,公投不过,你不要签。” 台联党主席 黄昆辉 x 台联党主席 黄昆辉 ​​黄昆辉还指出,ECFA在没有经过人民公投同意之前,就是一个没有正当性的协议,应该立刻冻结,江陈会也应该暂缓。 *两岸三地互补性强* 出席论坛的台湾世贸中心董事长王志刚表示,两岸三地在经贸合作上的互补性非常强,台湾的好处是企业整合完备,中国的优势包括了广大的市场和充沛的资金,香港的特长是成熟的服务业。 王志刚指出,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下,希望中国大陆也能支持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济协议)。 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简称三经论坛)是由两岸三地的经济日报轮流共同主办,第一届论坛在北京召开,今年则由台北接棒。出席的人士来自于两岸三地产官学界。

王才亮 | [转载]南方周末:不拆房子,移动成不?房子逃出拆迁线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   发自:天津   最后更新:2012-06-2209:32:48 谁都知道,房子离不开土地。按照法律,房子是你的,脚下的土地属于国家。政府应该努力确保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财产权利的平衡,至少,以平移代替拆迁,听起来是不错的主意。 讲一个剑走偏锋的抗拆故事。没有钉子户,也没有自焚。 2011年夏天,拆迁来临,48岁的天津企业家王志环,将两栋房子毫发无损地移到了拆迁范围之外。 想法很天真:政府要地建设绿化带,房子搬走不就行了吗?房子走了十多米,连一块玻璃都没碎。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房子搬走后,能放到哪里呢?果然,这两栋移走的房子迟迟拿不到许可证,成了“违章建筑”。 2012年初,挖掘机开到现场,两栋花费480万巨资平移、已不在拆迁范围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2012年6月16日,王志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难以理解当地政府的逻辑:拆了再建可以,移走咋就不行? 有本事,能把房子推走? 王志环自豪于自己的创意,坚信可以趟出一条节能环保拆迁的新路。 20年前,王志环在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落户办厂。这位民营企业主一直醉心于环保节能技术的研发,生产的一种锅炉配件,能将锅炉排放的尾气脱硫98%。 2010年底,他的津华暖通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津华暖通)厂区门口的公路,突然要从9米拓宽至60米,两侧还要规划绿化带,原本远离公路的钢结构车间和一栋办公楼,有约三分之一的部分超出了规划红线。 王志环仔细研究了下:他的两栋房子其实不太碍事,道路双向8车道都已经修好了,就是稍微占了点绿化带面积,拆掉这两栋建成才十多年的房子,不过是让绿化带上再多栽两排树。政府说,还是得拆,否则绿化带不好看。 双方你来我往,各种协调,折腾了一个月。2011年6月10日,在领导要求王志环“讲党性原则”、“做出点牺牲”后,王志环与北辰区双街镇政府签订了协议,同意拆迁。 政府不同意重新划地,但表示,可以在厂区内重建办公楼和车间,并可按“原有面积”修建。双方约定:政府按1500元一平米补偿王志环,王拿到钱后10天内自行拆除。 后来,在法庭上,王志环说,这份拆迁协议是违心签订的,因为“补偿标准明显过低”——买附近的厂房,毛坯房都要七八千元一平方米了;“拆迁时间明显过短”,“自个儿搬个家也要一周呢,10天怎么够”? 王志环舍不得拆这两栋房子,尤其是那栋5层的办公楼,精装修,建成才十几年。但协议签了。 设备能移,房子能不能移?天津人聊天时常说:“有本事你能把房子推走嘛?”意即:这是不可能行的事情。 王志环要挑战一把。 一个代理销售进口液压设备的朋友推荐了专事平移、桥梁升顶的江苏鸿基科技有限公司。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能轻松实现——他们已成功平移过河南省检察院大楼、睢宁县新华书店以及多座民国建筑。 房屋平移技术其实不是啥新科技,国外早已应用多年,国内也已有了上百起实践案例。起初,这项技术多用来保护历史建筑,后来因为技术成熟、能节省拆迁成本,国内江浙一带推广使用。2006年,江苏省甚至专门出台了《农房平移技术规程》,以服务该省的农村改造和农房拆迁。 王志环盼着这门新技术带来双赢结局:既腾出绿化地,又保住房子。 看,房子在走! 津华暖通的门卫王锡禄,活到65岁,第一次见到了“房子会走”。 2011年6月14日清早,一阵鞭炮声响过后,王锡禄发现,工厂东边临马路的那座钢结构车间,似乎自己长上了腿,开始缓缓向南移动。 经过3天准备工作,那座近300平米的红白色钢结构车间,底部已经装上一个由钢梁组合而成的底座,钢梁之下,铺有拳头粗的滚轴,房子已经被一个钢材为梁的“底盘”牢牢托住,与地基切断后,它已成为一个可移动体。 平移的技术原理,其实与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时移动巨石无太大差别——都是克服地面的摩擦阻力移动重物,区别是,滚轴取代了圆木,液压驱动设备代替了奴隶。 在液压设备的牵引之下,房子以每小时2米的速度,沿着钢板铺设的轨道,走了整整12米——逃离了划定的拆迁生死线。 那天,看新鲜的人不少。三十余名邻近的村民围在施工现场外。两年前,有百年历史的天津西站老候车楼采用类似的技术,移动了175米,成为天津市民议论一时的话题。 领导也被惊动了。在天津市北辰区,这种“搬家”还是第一次。当天,北辰区双街镇的镇长、副镇长等官员,亲临拆迁现场,对王志环的创意大加赞赏。据王志环的哥哥王志刚回忆:在场领导们都很高兴,“说你们厂里还有这么大本事啊,这么拆迁,方便,再盖也快”,“镇长还说,你要能再快点,提前一天,我奖励你10万元”。 当天下午3点多,钢结构车间移动到位,未出任何安全问题。走前,镇领导们顺便还问了句:旁边那栋办公楼,四五天能移完吗? 这次,王志刚的答复没有让领导满意:五层的办公楼,近2000平米,全钢筋混凝土结构,比钢结构的车间重多了,光底座的养护就要20天以上,移完估计得2个月。领导们不满:合同约定是10天拆完,如果要拆两三个月,如何能保证绿化工程顺利完工? 为争取时间,王志环给分管市政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长只升华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拆迁新思路”,恳请市长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以实现“低碳环保拆迁”。在这封信上,只升华批示:“请宝锟同志阅示并处”,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宝锟”即李宝锟,时任北辰区委副书记、区长。 市领导批示还在公文传递的路上,2011年6月17日一早,推土机、挖掘机和大批工作人员开到了王志环的工厂门口。僵持到下午,王拿出副市长的批示复印件,镇里面的干部不肯接收。 “说我越级上访,说我耍他们,”王志环回忆说,最终,有人打电话过来,拆迁人员才撤兵。但事情并没完。 无地安放啊 钢结构车间的平移只是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移动那栋高达5层的办公楼。经计算,这栋楼重达2万吨,用钢材作为底座有点冒险,稳妥的办法是:浇注混凝土大梁,作为底座。但是,混凝土底座浇注完后,需要长时间养护,才能移动。 工程启动后,正逢雨季,断断续续准备了近2个月,40组圆钢制成的滚轴,铺到了混凝土底座的下方,随着6台液压牵引设备的发力,灰白色的办公楼也开始走了。 至2011年9月16日,办公楼平稳地往南走了7米,又往东走了3米,彻底移动到了拆迁范围之外。北辰区当地的电视台闻讯,派出记者记录了平移的过程。电视台曾从节能减排、减少浪费角度,对王志环的创意拆迁进行报道。 大功告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地是国家的,房子是王志环的,但移走之后,房子还是得放在地上,能放到哪里呢?工厂院内,是王志环办厂时承包的土地,但房子直接放在院内还不行——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新建房子,必须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否则,将被视为违建。 王志环屡次到政府部门,请求对被平移的房子变更坐落位置,进行建设规划许可登记,均无功而返。 “镇领导不高兴,认为我们平移,有侮辱他们的意思。”王志环回忆说,“政府给了1400多万的拆迁补偿,而平移一共只花了480万,省了近1000万,领导们觉得被耍了,“他们告诫我说,‘你不能为了蝇头小利,得罪上下这么多领导’。”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被移到王志环厂区院内的两栋房子,迟迟未能从轮子上“卸载”下来——像两个已怀孕足月的婴儿,没有准生证,无法降生。 2011年8月,北辰区城管局给王志环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王对平移进院子的钢结构车间限期拆除。与政府交涉,答复是:政府已经对两栋建筑给了拆迁补偿款,就有权以拆迁方式处置,私自移动,应视为违章建筑。 北辰区双街镇党委副书记邱忠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志环的房子原先就没有建设施工许可证,本身就是违章建筑,“平移之后,又产生了新的违章”。 “当时是按拆迁给的他补偿款,他要是说平移,我们就给平移的钱了。”邱忠义说,王志环签协议之前,拍着胸脯说10天拆完,还一次性把1400多万补偿款领走了,镇里边相信了他,结果钱领走之后却不拆了,拖了近半年时间,把房子平移了,还是不拆,政府最后是申请了法院强拆,走的是司法强拆的渠道。 2012年2月11日,农历春节刚过,清晨8点,挖掘机、救护车、消防车,各种穿制服的人员,将王志环的工厂团团围住。 强拆进行了2天2夜,挖掘机的铁臂抓住了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摇晃了很久,楼仍然未倒。最后,挖掘机铲断了大楼的底部,这栋建于1994年的楼房,才不情愿地倒下来。 3个多月之后,2012年5月31日,作为北辰区十项“民心工程”之一的九园公路改造工程,正式竣工。紧邻民心工程的王志环的工厂,因为厂房被拆,陷入半停业状态。 2012年6月16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新修的、长达10公里的九园公路上看到,津华暖通被拆除的废墟外,已植上了三排碧绿的杨树。而在九园公路沿线,至少还有两家工厂的厂房,就建在公路辅路边上,并没有留足绿化带面积,目前为止,仍得以幸存。 王志环说,他曾经跟区里领导讲:北辰区还有很多房子,不必一定要拆,用平移的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需要,他可以免费提供技术。区领导笑而不答。 王志环保留了这次平移的所有技术资料和数据,闲暇时,他还在继续琢磨这事儿,不为别的,“是为了那些英年早逝的房子”。

王克勤 | 刘志明:吃空饷15年,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

吃空饷 15 年 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   本报记者 刘志明   特约记者 胡飙 山西报道   42 岁的女人王辉,自 2011 年 6 月当选为山西省文水县副县长,这位山西雪恩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雪恩集团”)前董事长——即陷入当地政界与坊间的争议中。 王辉, 1970 年生, 1990 年山西省行政管理学校毕业,之后进入文水县民政局工作。 工作仅仅两年,即于 1992 年到北京经商,与丈夫王建中一起成立山西雪恩集团。 经商 15 年后,于 2007 年底又进入文水县政界。 第三年,即 2010 年 4 月,升任县政协副主席; 第四年,即 2011 年 6 月,改任副县长。 本报记者调查获知,自 1992 年开始在京晋两地经商至 2007 年进入政界的 15 年间,王辉在县民政局“从来不上班”,却一直领着工资,是为“吃空饷”。这也是她在文水被议论的一个焦点所在。 一位与王辉相熟的当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她的争议大一点,从不上班,回来却当了领导!”   15 年空饷:三任局长的证词   1990 年, 20 岁的王辉进入文水县民政局工作。当时担任局长职务的是席士彪,席现退休在家。 4 月 11 日,席告诉本报记者,他是在 1990-1996 年间担任局长一职,他记得王辉进民政局的那年,同时进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王辉就是一般职工,在办公室工作,没多久就去北京做生意去了。那时要求不太严格,也没办什么手续”,而工资“一直发着,领到我退休”。 文水县殡仪馆馆长王效忠也毕业于山西省行政管理学校,比王辉高一届,由于都来自文水,在校期间二人相识。 1989 年王效忠毕业,进入县民政局工作,一年后,王辉也到了,王效忠记得那时的王辉也就是做些收发报纸、文件登记之类的工作。由于比自己的婚礼早了三天,他对王辉的结婚日期记忆很深刻,那是 1992 年农历十一月十一(公历 1992 年 12 月 4 日),“结婚后,她就没再到局里上过班”。 对于王辉为何离开民政局,一位同在北京做生意的文水人介绍说:“不是因为工作,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矛盾。她老公在家开了一个加工厂,那段时间我们都到外面做生意,他看到北京是个大市场,也就来了,王辉也随着来了北京。” 1993-1998 年,王效忠任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王回忆, 1996 年局里根据上级要求对公务员进行考核,“不参加工作半年以上的就不再考核”,对于王辉,他如实填写为“不上班”,被局长制止,“要继续保留着”,领导这么说:“把工资留在局里面,给大家发点福利什么的。” 接任席士彪局长职务的是和林瑞, 4 月 17 日,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去民政局时,王辉已经不在了,“做生意去了”,“什么手续都没有办。”当时在民政局与王辉有着同类情况的还有司机成维根,也是去北京做生意。和林瑞记得,在他任局长期间,“工资不是全领,他们回来的时候领一部分,另一部分给职工搞福利,他们领大头,花他们一小部分,那时工资水平不高,也就 1000 多一点,一年就花他们 3000 来块钱”。 和林瑞说:“在我之前,他们是全领。” 在和林瑞任局长期间,即 1996-1999 年,现在文水县环保局任纪检组长的王新忠是民政局会计,他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王辉与成维根的工资“一直都在发放”,“我在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我那里领,有时家属代领,有时他们本人领。” 和林瑞的后任、在 2002-2008 年任局长的陈越明则告诉本报记者:“王辉是原来跟着我的职工,她在民政局不是干部,也不是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 1992 年就走了。在当上政协副主席之前,她在局里什么职务都没有。我 2002 年 2 月当局长时,她已经在北京做了 10 年生意,每年都领工资,我当局长期间也领。” 4 月 18 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已是副县长身份的王辉这样解释 1992-2007 年间在民政局“不上班、吃空饷”的状况:“也不是每天不上班。那几年鼓励大家下乡多一些。有的下乡,有的下海。我不算下海,我下乡多。我每年都包着村。”   从商人到副县长:县里的“政治任务”   王辉与丈夫王建中在北京主要是做“铁艺”生意。“铁艺”即用钢铁铸造阳台护栏等用于建筑、家居、园林的装饰。一位在北京做此生意的文水人告诉本报记者,文水县有五六万人在京做生意,其中以从事铁艺、不锈钢与粮油等三个行业的居多。王辉是去北京最早的一批人,也是做得最好的。 根据山西雪恩集团官网信息,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 月,法定代表人是王建中,注册资金为 13500 万元,主要从事生态文化旅游、生态农业、房地产开发。据媒体公开报道,王辉还曾在京经营体育器材,曾担任北京雪恩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4 月 18 日,王辉通过电话告诉本报记者,山西雪恩集团“是我爱人搞的一个企业”,“我只是偶尔帮着他做一些”。但是,检索网络,可以发现多篇新闻报道以“山西雪恩集团董事长”的头衔称谓王辉,这些报道如《山西农民报》于 2009 年 3 月刊发的《传奇王辉和她的“雪恩”奇迹》、《前进论坛》杂志 2009 年第 2 期刊发的《辉煌事业感恩人生——记雪恩集团董事长王辉》等,对其经商取得的成功多有赞誉。而山西雪恩集团的工商资料显示,其法定代表人直到 2007 年 9 月 13 日才由王辉变更为王建中。 在文水县前政协主席王志刚的记忆中,王辉是在 2005 年前后回到文水发展的,王志刚时为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县里进行企业改制,王辉带着五六百万现金回来,想把一家制药厂买下,没能买成,后来又想买下一家中药厂,也没成功。 2008 年,县里拍卖刘胡兰手扶拖拉机厂,王辉以 1600 多万元的价格拿到该厂约 60 亩地皮,用于房地产开发,其在文水的事业由此开始真正起步。 而 2007 年是王辉由商界进入政界的关键一年。时任文水县民政局局长的陈越明回忆,就在这一年,县里让他推荐王辉做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让我给上报她已经是科级干部,但是她啥也不是,我不给她写。 2007 年底,她就通过县领导把人事关系从民政局办到开栅镇去了,我听说,她出去后很快就成了副科、正科级。” 王辉则告诉本报记者, 2007 年 1 月,她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底,当选为山西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同在 2007 年,成为县政协常委。在 2010 年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之前,她是苍儿会生态旅游开发中心的主任,该中心是正科级单位,当时苍儿会正是由开栅镇管辖。本报记者看到,在山西人大网上,关于代表王辉的介绍,“职务”一栏至今仍旧填写着“文水县开栅镇苍儿会办事处干部”。   2010 年 4 月 8 日,在文水县政协七届四次全委会上,王辉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一位在场的县政协委员对这次选举印象深刻,他告诉本报记者:“选王辉当政协副主席是县里的一个政治任务,市领导对县委书记说,如果她选不上,你这个书记就别当了。选不上,政协主席也当不长。” 时任县政协主席的王志刚证实了上述说法。 4 月 11 日,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次选举只有王辉一个候选人,“就是一个政治任务,”“像我这个位置,要跟市委保持一致,压力比较大。当时吕梁市委组织部派了个副部长找我和县委书记谈了话,意思是说要保持比较好的局面。市委书记也一再交代,县委书记与政协主席一定要保证选举成功。我们专门给政协委员中的党员开了会,要保证与市委保持一致,当时县委书记说:‘选王辉,就是选县委。’” 文水县共有 197 个政协委员。在那次选举中,尽管是唯一的候选人,弃权票之外,王辉还是丢了 60 多票,以 120 多票当选,在县城开酒楼的政协常委朱丽彬尽管不是候选人,也得了 48 票。朱丽彬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平时选她的呼声较高,选举前,县委书记曾找她谈话,“让我回去给委员打电话,不要他们选我”。选举那天,“县委、县政府、县组织部、县纪检委,全部在那里,把场子里的人看得紧紧的,必须选王辉”。 到了 2011 年 6 月选副县长时,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朱丽彬说:“各乡镇的书记都兼着乡镇的人大主任,哪个区丢了票,出了问题,就把你免了。”王志刚也说:“文水是 13 个团,把乡镇书记叫去了。要不是那样,她根本选不上。” 对于当选为副县长,王辉则告诉本报记者:“都是我命好。当时正好有这个机会。去年文水出了个大事,县委书记、县长都被免了,县委没有女同志,政府这边也没有,而且还缺一个‘非党’的。我进政府,就是‘一顶二’。”   经营公司与开办高尔夫球场:“官商”之道   根据开栅镇一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2007 年底,王辉的人事关系从县民政局调出,先是转到县里,又从县里转到苍儿会办事处。该工作人员说,“我记得三年前,王辉的人事转到苍儿会后,她在开栅镇领过工资,打到她的银行卡里。” 因为在苍儿会生态旅游开发中心有了公职,告别“不上班”状态,这一时期王辉所领薪金已非“空饷”,王辉本人也开始从商界“抽离”,走上政途。 尽管自 2007 年 9 月山西雪恩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改由其丈夫王建中担任,王建中成为公司董事长, 4 月 16 日,本报记者查询到的山西雪恩集团的工商资料显示,直到这时,王辉仍在公司中任职。 山西雪恩集团下设 4 个子公司:山西雪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其执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为王建中,王辉为监事;山西雪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山西雪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都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2009 年 6 月 29 日,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由王辉变更为王建中,王建中由监事变更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辉由执行董事变更为监事;山西雪恩集团苍儿会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其执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为王建中,王辉则一直担任监事一职。 位于文水县西部山区的苍儿会是一块风光秀美的区域, 2006 年 10 月,山西雪恩集团与文水县政府签订协议,取得了苍儿会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为期 50 年的开发经营权、建设权、管理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王辉告诉本报记者,开发苍儿会景区是山西雪恩集团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省里、市里的重点项目”, 2005 年开始考察, 2006 年正式启动,那时由县城通往苍儿会的道路不通畅,王辉在开发区管委会任职,修通了公路,“都是我一手跑出来的,县里财政困难,我每次都在省人代会上发言,省里支持。” 当选为副县长后,文化广电、文物旅游等工作正是由王辉分管。王辉告诉本报记者,山西雪恩集团的苍儿会项目主要是做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但本报记者调查得知,它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经营高尔夫球场。在山西雪恩集团的工商资料里,没有任何有关高尔夫球场的字样,其官网中则有详细介绍:“山西吕梁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山西首家国际标准 18 洞高尔夫山地球场,球场内有练习场、木屋会所、高尔夫别墅、四星级酒店等。球场南北纵深长 5 公里,高低落差达 160 米,是现今国内落差最大的山地球场。”该高尔夫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会籍分为个人会籍、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尊爵卡五种,价格分别为: 22.8 万、 26.8 万、 55.8 万、 85.8 万、 128.8 万。 现已退休的前文水县政协主席王志刚告诉本报记者:“王辉自己没有多少钱,是当时的县长下命令,让银行给她贷的钱。高尔夫球场国家禁批,现在也一直没有批。当地群众也有反映。它开业的时候,是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招待吃的饭,省里、市里的个别领导都参加了。” 4 月 11 日,本报记者驱车前往苍儿会探访该高尔夫球场。球场位于县城西北方向约 70 公里处的深山中。这里距离苍儿会办事处约 2.5 公里,办事处大门外的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答谢家乡的养育之恩,敬献一片爱心,特捐赠健身器材,供大家健身、锻炼,愿家乡人民身体健康。雪恩集团董事长王辉敬赠。 2007 年 5 月。”   这一天,球场大门紧闭,保安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是防火期,要在 5 月 1 日以后才能开业”,并拒绝记者入内。本报记者登上一侧的山头,俯瞰球场,但见两山相夹的山谷中,球场从谷口一直绵延到山谷的最深处,规模庞大。草坪刚刚开始泛绿,几个工人正在其中浇水。 球场的所在地是麻峪口村,这是一个约有 290 人的小山村, 4 月 17 日,村民告诉本报记者,该球场已经建了五六年了,占用了谷口的约 150 亩耕地,还占用了山谷中约 10 里长的“退耕还林”土地,“他们铲掉树苗做草坪,那时树苗只有膝盖高,山坡上没有被铲掉的,现在已经有成年人那么高了。” 因为补偿问题,几年来,村民不断上访,但是“人家是副县长,我们没有办法”。他们都知道球场的老板是王辉,王辉也经常过来,村民都认识。一个村民告诉本报记者,王辉最近一次来是在 4 月 12 日,“过来看了一下。” 2011 年的一天,村民又去县里上访,接访的恰是副县长王辉。一个村民回忆,当时王辉说:“我不是强买强占你们的土地,我有合同,我出钱了。”“我们没有见到过钱。”该村民说。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http://www.eeo.com.cn/2012/0420/2249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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