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媒体札记|祭奠

可惜的是,在昨日的记者会上,“有潜水员官东讲述救人经过”,却“又是没有让提问就撤了”。不过,来自大公网的消息,说的却是救灾的公开透明,“长江船难信 息更公开,李克强亲允外媒采访”:“事故长江段所属监利县,面积不大,两日内迎来了或许是该县历史上最多的媒体。初步估计在百家以上,包括美联社、法新 社、路透社、泰晤士报、NHK、读卖新闻等35家外媒涌入该县…3日上午,救援指挥部作出了一个让外媒记者振奋的决定——可进入沉船现场近距离采访拍摄… 内部人士透露,此决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准…经过简单的记者证登记程序,35家共79名外媒记者登上两辆大巴,集中前往沉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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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裴毅然:1800万知青下乡真相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   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   二、学术贡献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   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 (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 (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1] 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 (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   《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 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   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 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 (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390~391)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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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公 民 建 议 书

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 腐败是当前中国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7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2年11月19日,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监察部会议上讲话,也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但多年来,口号式的反腐、运动式的反腐一直没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2010年7月11日,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报告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但上述信息并未公示,没有起到根治腐败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财产公示。1766年,为限制国王的权力,瑞典议会制定的《出版自由法》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240多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反腐的利器,被世界各国普遍效仿,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也已经实施。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要求自上而下开始官员财产公示,不仅因为高级官员“思想政治素质比较好,工作实绩比较突出,群众公认程度比较高”,更因为高级官员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高级官员的权力影响着中国十三亿公民的幸福安康。 十八大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会继续探索。去年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表示,如果将来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会率先公布所有财产。这些公开表态,让我们看到财产公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要求205名部级以上高级官员(名单见附件一)率先垂范,在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其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进行公示,从源头遏制官员贪腐行为,建设美好中国。  如果您同意本建议,请标明您的“姓名+居住地+职业”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者发短信至15810050900。我们将于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此公民建议书及签名记录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起公民(按姓氏拼音为序): 艾晓明(广州、大学教授) 曹飞云(北京、独立学者) 陈武权(广州、律师) 陈云飞(成都、业余驯兽师) 丁家喜(北京、律师) 丁艳东(上海、自由职业) 段汉杰(郑州、律师) 郭飞雄(广州、维权推动者) 郭全芳(济南、教师) 郭于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嘉(北京、工程师) 胡佳(北京、维权推动者) 胡俊雄(黄冈、工程师) 胡星斗(北京、大学教授) 华泽(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 黄晓敏(成都、维权人士) 赖虹(南京、教师) 李德美(上海、商人) 李刚(北京、自由职业) 李红雨(北京、作家) 李化平(上海、自由职业) 李蔚(北京、职员) 李伟东(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 李宇(成都、自由职业) 梁小军(北京、律师) 刘凌峰(惠州、职员) 刘沙沙(河南、油田工人) 刘卫国(济南、律师) 刘晓原(北京、律师) 刘永泽(长沙、职员) 刘正有(自贡、维权人士) 卢林(昆明、工程师) 罗世模(自贡、维权人士) 邱蓓(上海、作家) 阮云华(珠海、作家) 孙含会(北京、法律人) 唐荆陵(广州、停牌律师) 田奇庄(邯郸、作家) 王成(杭州、律师) 王功权(北京、企业家) 汪建华(上海、自由职业) 王全杰(烟台、大学教授) 王永红(北京、会计师) 王永华(北京、企业家) 魏忠平(新余、职员) 吴洪森(上海、真名网站长) 吴青(北京、大学教授) 夏漪兰(北京、作家) 笑蜀(广州、媒体人) 谢丹(上海、企业家)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杨彦辉(北京、律师) 杨阳(杭州、职业经理人) 杨子立(北京、学者) 杨勤恒(上海、民运人士) 燕小云(北京、媒体人) 袁雪成(苏州、中学教师) 詹双环(北京、职员) 张辉(北京、学者) 张继伟(济南、建筑设计师)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赵常青(北京、民间维权人士) 张昆(徐州、民间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律师) 庄道鹤(杭州、法律人) 附件一:中国大陆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广洲 习近平 马凯 马飚(壮族) 马兴瑞 马晓天 王君 王侠(女) 王珉 王勇 王晨 王毅 王三运 王万宾 王玉普 王正伟(回族) 王东明 王光亚 王伟光 王安顺 王志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国生 王学军 王建平 王胜俊 王洪尧 王宪魁 王冠中 王家瑞 王教成 王新宪 王儒林 支树平 尤权 车俊 尹蔚民 巴音朝鲁(蒙古族) 巴特尔(蒙古族) 卢展工 叶小文 田中 田修思 白玛赤林(藏族) 白春礼(满族) 令计划 吉炳轩 朱小丹 朱福熙 全哲洙(朝鲜族) 刘鹏 刘源 刘鹤 刘云山 刘亚洲 刘成军 刘伟平 刘延东(女) 刘奇葆 刘晓江 刘家义 刘粤军 刘福连 许达哲 许其亮 许耀元 孙怀山 孙建国 孙春兰(女) 孙政才 孙思敬 苏树林 杜青林 杜金才 杜恒岩 李伟 李斌(女) 李从军 李东生 李立国 李纪恒 李克强 李学勇 李建华 李建国 李鸿忠 李源潮 杨晶(蒙古族) 杨传堂 杨金山 杨栋梁 杨洁篪 杨焕宁 肖钢 肖捷 吴昌德 吴胜利 吴爱英(女) 吴新雄 何毅亭 冷溶 汪洋 汪永清 沈跃跃(女) 沈德咏 宋大涵 宋秀岩(女) 张阳 张茅 张毅 张又侠 张仕波 张庆伟 张庆黎 张志军 张国清 张宝顺 张春贤 张高丽 张海阳 张裔炯 张德江 陆昊 陈希 陈雷 陈全国 陈求发(苗族) 陈宝生 陈政高 陈敏尔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 苗圩 范长龙 林军 林左鸣 尚福林 罗志军 罗保铭 周济 周强 周本顺 周生贤 郑卫平 房峰辉 孟学农 孟建柱 项俊波 赵实(女) 赵正永 赵乐际 赵克石 赵克志 赵宗岐 赵洪祝 胡泽君(女) 胡春华 俞正声 姜大明 姜异康 骆惠宁 秦光荣 袁纯清 袁贵仁 耿惠昌 聂卫国 栗战书 贾廷安 夏宝龙 铁凝(女) 徐守盛 徐绍史 徐粉林 高虎城 郭声琨 郭金龙 郭庚茂 郭树清 黄兴国 黄奇帆 黄树贤 曹建明 戚建国 常万全 鹿心社 彭勇 彭清华 蒋定之 蒋建国 蒋洁敏 韩正 韩长赋 焦焕成 谢伏瞻 强卫 楼继伟 解振华 褚益民 蔡武 蔡名照 蔡英挺 蔡赴朝 雒树刚 魏亮 魏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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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无锡黄民菊家被强拆走上血泪上访路(图)

(维权网信息员钟剑报道)黄民菊家住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新安乡沙墩港村晏介里 29 号,拥有合法《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权属清晰。本来 530 平方米 的房子,街道拆迁仅仅还原她家 120 平方。黄民菊为此到新区、无锡市、江苏省、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却遭到多次非法关押、拘留、殴打。 自 2007 年 10 月起,无锡市新安街道拆迁办采用断电断水、恐吓威迫手段对付不肯搬迁的黄民菊家,导致她丈夫气急吐血丧生。 2008 年 10 月 15 日 和 18 日,拆迁办雇人对黄民菊大打出手,并把门窗撬走、墙壁砸洞、房顶掀掉,财物被抢夺。 2009 年 2 月,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把黄民菊关押 12 天,致使黄民菊心脏病发作,看病花了 2000 多元。 2009 年 5 月 20 日 ,黄民菊去无锡市新区拆迁办控诉违法拆迁财产被抢的情况,华立明主任不但不解决,反而打掉了她的牙齿。同年 7 月 7 日,黄民菊又被村委主任王仁昌野蛮殴打,手脚、胸骨、牙齿、右耳朵被打伤。 2010 年 10 月 1 日 ,黄民菊去无锡市政府信访。被街道综治办主任吴觉辉、信访办主任吴锡峰、新安二社区主任王岳、沙墩港村委汪春生和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所长吴展伟(警号 028177 )、民警王志刚(警号 221015 )、郝尔佳(警号 028642 )抓到派出所,第二天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但医生诊断黄民菊患心脏病。 10 月 2 日 ,吴展伟在派出所用绳子绑住黄民菊,吊在人字梯上抽耳光、冷水泼头,然后令警员轮流上前殴打、用打火机烧头发、香烟烫嘴巴、大电筒照眼睛,还用纸卷蘸上风油精塞鼻孔眼睛,如此连续折磨了 2 天,黄民菊都是光脚站在冰冷有血泊的水泥地上。警员还把黄民菊双手反绑、推倒在地、抓住手往肩上耸,造成黄民菊肩部受伤,又叫黄民菊跪在警棍上,所长吴展伟用脚踩着警棍在腿上滚来滚去,还穿着皮鞋猛踢大腿和屁股,威胁她不得到外面伸冤。 派出所一天只给黄民菊吃一、二个馒头,甚至一天只喝两杯水。 35 天里,趁黄民菊多次昏迷之际,民警王志刚、社区主任王岳和街道弄了很多材料、录音、录像、承诺书等逼其抄写、签字、按手印。随后他们又把黄民菊关进拘留所 7 天。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他们又把黄民菊非法关押三天, 12 月 2 日 晚上,无锡市新区信访办吴锡锋、所长吴展伟、民警王志刚、社区主任王岳等八人,叫两名开锁人把黄民菊家门锁撬掉,非法搜身,翻箱倒柜,把上访材料和证件强行拿走,把她押上警车关押在派出所二天。他们说“如果你再上访,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弄死你,反正有你的严重心脏病证明,神不知鬼不觉。” 2011 年 1 月 18 日 ,黄民菊到无锡市人大信访办去伸冤,又被新区街道综治办、派出所非法关押 4 天,命她直接睡在水泥地上; 2 月 11 日 又无故关押她 2 天。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下午 2 时,综治办主任吴觉辉与派出所所长吴展伟等又把黄民菊押到派出所,社区主任王岳又大打出手,狠抽耳光,然后看守 5 天,不让看病、上访、伸冤; 8 月 18 日 上午,黄民菊又遭王岳殴打。 2012 年 1 月 11 日 早晨,黄民菊去无锡市人大信访办反映问题,被民警沈运滔抓进派出所,下午 2 点钟被郝尔佳残酷殴打,然后又被看守五天。 3 月 1 日 晚上 19 点钟,吴展伟带领六、七个人把黄民菊家门锁撬坏,把她抓到青山湾金海花园酒店关押 17 天,期间不给她吃饭,逼迫她写承诺书,写所长吴展伟没有打她。因为黄民菊不肯写, 3 月 2 日 下午 4 点多钟,他们把黄民菊的头往墙上撞,又勒脖子、灌冷水、用脚踩头、脸、嘴、脖子、乳房和胸骨,还用-尺长的铁片把黄民菊的脸打肿,双手反绑在黄民菊的头、眼、脸上抹风油精,用纸卷蘸上风油精塞鼻孔、用牙签戳眼皮。 长达 5 年的残酷殴打、虐待、凌辱,并没有使黄民菊屈服。她仍然在到处控诉、寻求公道。 黄民菊手机 15861594605 ; QQ1186925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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