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张维迎谈市场与企业家 ・编者按・ 5月12日,张维迎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演讲,题目为《市场与企业家》,系统阐述了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的精神与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他说,首先是理念。“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为钱正名》发表之后近30年,张维迎教授一直以独立学者的立场参加到中国的改革实践当中,其企业理论与政策主张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篇讲稿表达了他“这几年考虑的问题”。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一位经济学人近30年的坚持与改变。 怎么认识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发展、大分流与市场 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解释了它们之间过去200多年来形成的贫富差距。 张维迎喜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得了个“维迎德曼”的雅号。 我们从人类的大历史开始谈起。2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 (编注:智人是生物学分类中,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 ,10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到中东,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4万年前到达欧洲、东北亚,1万多年前到了美洲,至此,人类已经分布在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 1万年前 (编注:第四纪冰川末期) 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冰川融化,使得世界被分割开了,形成了三大区域:一个是亚欧非大陆,一个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还有一个是南北美洲。人有了定居生活之后才有了文明,家庭、村庄、城市、国家相继出现。 我们现在讲的人类文化都是在过去1万年内形成的,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这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三大区域是分割开的,相互没有来往,但是各区域内部仍然有来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要交流。然后就到了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欧洲人相继发现了澳大利亚等地,全世界就重新开始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可以说,我们现在脑子里想的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这500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近200年的历史。 2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 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技术都一样,没有大的差距。但是,过去20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麦迪森教授 (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 的数据,我计算了各国的GDP数量和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世界的差距是没有的,绝对平均的。一直到182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4,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没有大的差距。但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了1973年,相关系数为0.15,差距拉得很大。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了,有些国家没有“发达”? (1973年之后相关系数开始回升,2003年回复到0.52,预计到2030年可以恢复到0.73。如果依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亚洲的GDP能够回到全世界的60%的话,全世界的政治格局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现象都需要我们去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 是不是最近200年人类突然变得更聪明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人并不比几千年前的人更聪明。2500年前至2000年前这几百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伟大人物,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现在人的智慧超过不了他们。 资源增加了?没有。现在的资源都是几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形成的,包括石油、煤炭都是很久之前形成的。 人类有什么变化呢?技术进步了。这肯定是事实。统计显示,农业文明时代,大致来讲年均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1500年左右,人均收入才翻一番。18世纪英国人过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我当过农民。我们那时在农村的生活跟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大学 (编注:1978年张维迎作为1977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 之后,去陕西博物馆看,发现我在农村时用的农具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营养还不如那个时候。 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达到1.5%,意味着每50年不到人均GDP翻番。中国过去每9年人均GDP就翻一番。 技术为什么变化?我要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出现了这个差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有些从资源,比如发现美洲,英国的煤炭,来解释世界出现大分流的原因。这些都是次要的。 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引入这个市场。 还有,过去200年来,不仅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的速度尤其变得更快。在古代,技术进步很慢,传播速度更慢。 中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技术,大概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但这个技术到了公元751年才传到中东。怎么传到中东的呢?中国唐朝和伊斯兰军队打战 编注: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 ,我们打输了,被俘虏去的人中有人会造纸,造纸技术就传到了中东,然后再过几百年传到欧洲,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造纸技术对于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每一个新技术刚出来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现在当老师难?原来当老师可以垄断知识,现在学生和老师一样有渠道获得新知识。国外一本书刚出版、上市,中国翻译本就出来了。这使得人类的进步变得很快,人类吸取知识的能力变得很快。所有这些进步都是人类相互学习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创的。 我们可以想到中国青铜,但青铜是来自中东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编注:从公元前4000年后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武器,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 。他们比我们早1000多年。在“丝绸之路”之前有“青铜之路”,“丝绸之路”从东往西,“青铜之路”从西往东。 我们现在吃的 小麦 最早不是我们自己培植的 (编注:日本遗传学家木原均研究认为,小麦的发源地是在里海以西的阿塞拜疆及其周围地区,也即是外高加索一带) ,牛羊也不是中国开始驯养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可能就是小米、水稻。几百年前,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为什么?食物变化了,有了 玉米 、马铃薯,这些哪里来的?都是美洲的 (编注:大约公元前200年,秘鲁印加古国的印第安人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 。 所以我就说,人类的进步很多是在相互学习当中获得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好方式。 幸福靠“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下面跟大家讲我这几年考虑的问题。 在我看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 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无论哪一个宗教都承认,人类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要给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 (编注:汪洋5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这个是西方在启蒙运动时候说的话。 人类追求幸福,无非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这就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法,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叫做“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不增加财富,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我们不要一想到“强盗的逻辑”就以为都是偷、抢,不完全是那样。政府垄断印票子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知不觉就抢了你,现在有好多制度安排都跟这个有关。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本来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货币是所有产品定价的尺度,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得建立在“强盗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其实宗教所探求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人更幸福。宗教领袖和经济学家惟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怎么改变人的行为,而宗教领袖想的是怎么改变人的心,改变他的灵魂、意志。所以我说,一个是利他之心,一个是利他之行,这是他们的不一样。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200多年前是以“强盗的逻辑”为主导。当然“市场的逻辑”一直存在,如“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但是主导的还是“强盗的逻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罗马帝国的建立,再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人类历史充满了征服和被征服,都是“强盗的逻辑”。 但是,250年前人类还是走向了以“市场的逻辑”为主导。当然不是没有“强盗的逻辑”了。“二战”时期,德国、日本就是“强盗的逻辑”;但总体来说,“市场的逻辑”在主导。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失败了,很快又崛起了,1960年代它们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靠什么?“市场的逻辑”。日本人、德国人生产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其他国家人民变得幸福,他们就发达了。中国这30年也是这样。 美国人在国内用的是什么逻辑?“市场的逻辑”。在国际用的是什么逻辑?“混合逻辑”。中国人在国内用“混合逻辑”,计划经济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的逻辑”还是越来越多,但是“强盗的逻辑”仍然很多。中国在国际关系用什么逻辑?中国很弱,怎么可能用“强盗的逻辑”?但“强盗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思维方式。中国现在很多思维方式还是“强盗的逻辑”思维:你赢了,肯定我输了。我们加入WTO,谈判代表说要跟美国搞一个双赢的协议,外交部高官勃然大怒,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双赢?这就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思维。所以说,认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再讲170年前的鸦片战争。如果当时中国人明白“市场的逻辑”的话,也许不会这样。英国等欧洲国家来到中国并不完全想用“强盗的逻辑”,没有想过能够征服中国,他们是想交易,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我们说不行。 (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欢迎人家。) 当时观念有问题,最后导致一系列矛盾,弄得本来可以走“市场的逻辑”之路,变成了“强盗的逻辑”的受害者,被人家征服了。 企业家是市场核心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 “市场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第一,自由竞争。自由是一种权利;不是特权,不是一部分人可以有另一部分人不可以有。 第二,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市场的逻辑”。 第三,企业家精神。这也是贯穿我下面要讲的东西。 先讲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我概括总结,叫它“改进的斯密经济增长模式”。我意识到科学并不都是进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历史上的理论比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的东西要正确。我总结亚当・斯密 编注: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 的所思所想。他关心什么问题?财富怎么增长。他的答案是:财富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叫创新。创新与技术进步靠什么?靠分工。分工靠什么?靠市场的规模。市场的交易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大,财富增长就越快,财富增加后市场进一步变大。美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市场是中国的4倍。就是因为它收入比较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潜力在哪,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爱往大城市跑?就是因为大城市竞争更激烈,提供更多的机会。 前面讲到,1万年前世界分成三大部分。到了500年前,最发达的是亚欧大陆,其次是美洲大陆,再其次是澳大利亚。亚欧大陆人口最多,所以可以保持领先。人口的规模对经济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很惭愧,中国人口占世界20%,我们聪明人应该也占到20%,意味着技术进步应该不止20%。技术有一个溢外效应,一个人创造的东西其他人都可以应用,所以我们的贡献应该是30%、40%才正常。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950年,全世界161项重大技术发明中,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项:算盘;从公元1年中国发明了船的尾舵开始,一直到1045年毕�发明活字印刷,全世界6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中国人做的;很遗憾,公元1045年之后的151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中国的。中国在近代对人类(技术进步的)贡献真的是太少了。 这个循环 (编注:即市场规模推动分工,分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财富增长推动市场规模) 要运转起来靠什么?靠企业家。怎么发现市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上个世纪日本人最大的发明就是方便面,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是了不起的贡献。日本人的第二项发明是什么?卡拉OK。企业家就干这个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没有技术的创新,靠传统的擀面杖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产业。如果你要当一个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高管,你的脑子都要动在这个方面:怎么发现市场。 再来看看比尔・盖茨。在盖茨之前,软件是硬件的一个附属而已。硬件和软件都是IBM (微博) 自己做。比尔・盖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软件市场,创造了软件产业,由此这个市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苹果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谷歌 (微博) 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要记住,新的分工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经济增长的财富再变成新的市场,也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人在近代对技术的贡献很少,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更可怜。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产业?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这就是“腐败产业”。中国腐败都是外包的,一些所谓的“咨询公司”就是专业提供贿赂服务。中国大量的咨询公司其实是腐败产业,就是帮助人家行贿。中国很多品牌也是与腐败相联系。为什么一条烟几千元,一瓶酒几千元,都是与腐败相联系的。好的例子,创造了什么产业,我真的想不出来。 市场缩小阶层差距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与古代皇宫贵族躺在床上看歌女、舞女表演无异。 我在几年前总结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凡是自我表扬的部门都不是市场。政府可以自己表扬自己,企业不行。企业说我的技术多好没有用,消费者认可才行。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怎么让人舒服,怎么让人满意。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200多年前,传统社会都是普通人伺候达官贵人。只有近代史上,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变成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笨的人,伺候普通人。大家可能都用iPhone。乔布斯够聪明,比我聪明得多,但他伺候我。 还有消费者也是最不讲良心的,你对他服务好他才买你的账,无论你过去做得多好,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就弃你而去。你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不断让客户满意。 市场经济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企业伺候的人越多才越赚钱。你看哪个企业伺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完蛋不远了。 人类有市场之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减少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给大众带来更多的好处。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没有电的时候,穷人点不起蜡烛,皇宫贵族人家有很多蜡烛,所以它的照明和你相差很大,现在没有了。没有电视机、网络的时候,皇宫里面可以现场直播,歌女、舞女来表演,皇帝躺在床上看。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了,大家更平等了。 政府和企业的差别在于,政府是靠税收拿收入,企业是靠价格获得收入。中国人很希望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靠强制收费,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价值远没有它花的成本大。企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成本高的话,它就完蛋了。 任何产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今天讲劳动价值,是有问题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你花的劳动时间多你的价值高。一件产品能卖的价格,从来不可能高于它的价值。这个差额是什么?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什么?竞争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创造9个单位的价值,第二个企业8个价值,但第一个企业的成本是6,只能带给消费者3的剩余,而第二个企业的成本是4,可以带给消费者4的剩余,那么一定是第二个企业赢。不是生产的东西好就能赢,还要看你能够给消费者多大的剩余空间,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过去二三十年行销全世界。因为中国成本低,中国人给消费者留下的剩余多。做企业的人要认识到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今天的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可能得到几十年前花数万美元同等甚至更强功能的计算机产品。 创新,就要理解人性 以前 索尼 不把三星 (微博) 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作为一个企业要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靠什么?靠创新。创新是什么?无非两个方面:怎么提高总价值,怎么降低成本。 我把企业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出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这是最伟大的,他们创造产业。比尔・盖茨、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第二类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满足已有的需求。他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制造。 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人家把设计都做好了,你生产就是了。 中国最多成功的企业是第三类,做OEM (编注:代工生产) ,其次是第二类。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称为是第一类企业家?很少! 其实,企业创新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理解。乔布斯做任何一个东西,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我是客户我会满意吗?什么是对我最方便的?他要手机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工程师说技术上不可能,但乔布斯说不可能也要做到。最后做到了,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解。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必备条件。艺术家、科学家都要有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家更重要。 创新就是让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大量的户外广告,一个合同就是一年,花上比如说200万。但比如说,对卖羽绒服的而言,冬天来临之前广告才有用,夏天的时候广告没有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就想出分时传媒,按月甚至按周刊登广告,客户只需要在最有价值的时段做广告,原来这个广告200万,他分给两个人,每个人收150万,客户少支付50万,他多赚100万。商业模式、技术进步最后关键都是看你能不能给客户创造价值。 还有,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很多的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索尼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什么?walkman。但当MP3、MP4出现时,索尼公司不愿意推,因为推MP3、MP4的话,walkman就完蛋了。而发明walkman的这个人在索尼公司内部地位没人敢挑战,谁都害怕得罪他。结果亏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现在技术进步、技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什么结果?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以后做企业别指望长生不老。柯达破产了。5年前诺基亚 (微博) 红得不得了,现在也不行了。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企业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利润就是责任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企业要成功,还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亚当・斯密讲市场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但市场越大,交易者之间越陌生,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以这瓶矿泉水为例。我不认识制造商,老板工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信任它?我提出一个概念,连带责任。这是从中国历史上得到的启发。皇帝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人?这和连带责任有关。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连带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么大,市场很大,怎么办?不需要认识每个人,只要记住A、B企业就可以了,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个现代组织本身都是一个连带责任,国家也是连带责任。每个人太渺小,几十万员工怎么办?为什么要有老板?让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什么叫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因此,老板就要加强公司治理管理,否则肯定破产。 第二,企业一环套一环,一个大企业背后有数千数万小企业,一个品牌企业要为所有的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零部件不合格,钢铁制造商生产的 钢材 有问题,但是责任是谁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客户只需要找汽车制造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叫利润?利润就是责任。如果你只能对自己负责,就只能当个个体户,或者当个雇员。如果你可以为10个人承担责任,可以搞一个小餐馆,搞一个普通软件公司。如果你可以为1万人承担责任,那就能做个大企业。 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我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 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老子。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是谁?司马迁。老子没有理解市场,老子主张清心寡欲,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一开始就批评了老子。人喜欢幸福,喜欢吃好的,听悦耳的,看漂亮的。人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怎么改变呢? (编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老百姓自由地去追求幸福,财富就自然来了,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可惜,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中国的政策和司马迁所说是倒过来的。首先和你争,争不过了就整你、骂你。实在管不了的,最后才顺其自然。 很自豪司马迁是我们陕西人 编注: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一说山西省河津)人 。 司马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企业家立传的人,他写了30多位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书里面,不能变成中国(包括近代)的行动。 两个错误思潮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接下来我们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和企业家的崛起。计划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你没有自由。 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养的鸡下的鸡蛋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都要给城里人吃的,没有自由的。农民要种什么庄稼也没有自由。 改革以后“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给你自由。所以,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主张市场就是主张自由,如果主张自由就是主张市场。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认为,私有制下权利是个人的,公有制下权利是大家的。这是不对的。集体是不会行使权利的,国家怎么行使权利?只有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才能行使权利。 计划经济公有制下,行使权利依赖于官位的大小,消费品的分配都是按照官位区别对待的。出差坐火车,各个干部坐的车厢也是不一样的,坐飞机没有局级干部坐不了的,家里安的电话也不一样,看报纸也看你官多大。 这时候,追求幸福就是争夺官位,你上去我就上不去,所以要把你弄下来,那个时候斗争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忙着怎么毁灭别人。引入市场之后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不一样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创造财富。 农民要富,就要看你卖的东西人家买不买,所以获得任何一分钱都要给人家带来价值。1984年,粮食就过剩了。 市场经济之下,如司马迁所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就是说,你有千金的财富,可以过上跟诸侯差不多的生活;有万金的财富,可以跟国王一样生活。现在大老板的车都不比市长的差,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聪明的人,一个当农民,一个当干部。为什么要当农民?因为户口进不了城市。 第二代,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从制造业、房地产再到互联网,就是这些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 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 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所以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 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 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 (编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 ,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 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 (编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 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 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 (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 ,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 (微博) ,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 (编注: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提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政改不能拖 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政府改革。 政府的因素导致什么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合理就是合法的,合法就是合理的;一个不好的制度里,合法的基本不合理,合理的基本不合法。 我们计划经济就是这样。我们改革就是增加后者,减少前者。如果一个国家里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是一个罪行,这个体制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企业家搞的是制度创新,美国企业家搞的是技术创新。什么叫制度创新?如期权激励能不能搞,如何转制,等等。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企业家不需要太关心这些问题。 中国一个企业上市要花企业家多少时间?中国企业上市,老总剥一层皮。还要审批,还要找发审委,认识人不认识人就不一样,还经常有人找我,还好我不认识人。这是中国的悲哀。 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小。企业家现在到了什么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是在坐牢,他觉得有人营救他;而另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觉得哪一个人感觉更好?牢里面的人。 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拖下去,无论从我们内部的挑战还是从人类进步本身来看,都不可能。先搞经济自由化,然后实现政治民主化。但不可能停在这。中国只要停在这就会倒退,一停止改革就会倒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难。 未来之路 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 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第一,理念。第二,领导力。 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我特别喜欢凯恩斯这段话,“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对立面,米塞斯也讲过类似的话 编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 。大卫・休谟 (编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 曾说,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革、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创始人、领导人哪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为什么闹革命?理念变了。 再往前,美国发动解放黑奴的运动,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协会,靠协会的主要成员来推动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讲过,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不明白。一个是无耻,我们太明白。 中国的很多错误例子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跃进”,先是无知后来无耻;包括产业政策。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因为它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有市场经济,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人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力量。 人们有言论自由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减少人类由于无知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减少人们因为无耻而犯的错误。 建立一个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你们在脑子里想什么,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领导力。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理想的人,没有这些人,事情做不了。邓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变成这些伟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这种高度不可预测,和语言腐败有关。 语言腐败什么意思?就是滥用语言,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 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 (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 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官员每天说假话,收受贿赂还会有心理障碍吗?谎言盛行的社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还会有罪恶感吗? 最后你看小悦悦没一个人救,能怪谁呢? [编注: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漠然路过,最后,拾荒者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热议] 语言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思想的市场。如果有了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的语言腐败就可以减少很多。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个人追求梦想、追求幸福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断地创造,我们就会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人类就可以不断地进步,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经作者审订。) 分享到: 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 相关报道: 张维迎: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地步 私有化阳谋:张维迎式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张维迎提问谢旭人:别让4%变成年底的突击花钱 吴晓波: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何志毅:社会平稳最大受益者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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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律师自发的行业自救行动使北海一时热闹非凡,“律师团”的集体行动又出现在常熟、成都、贵阳等地。莎士比亚借他人之口说“杀光所有的律师”,想必这正是律师的可爱之处,以为他人维权为职业,却陷自己于危险境地。从北海案件之后,律师涉嫌刑法第306条罪名的案件要异地审理了,想必人们还需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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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1年影响法治的几大事件和人物

作者: 辣眼时评  |  评论(0)  | 标签: 盘点 , 2011 , 法治 , 药家鑫 , 李刚 , 李阳 , 高晓松 , 小悦悦 即将过去的2011年,是中国法治进程值得记忆的一年,因为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这一年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外,诸多的人物 和事件留下了浓重的印迹——这一年,扶起跌倒老人成了一个法律难题;这一年,一个叫悦悦的小女孩离我们而去;这一年,不断有人在违法犯罪后公然“拼 爹”……这一年,新中国的刑法第一次消减死刑罪名;这一年,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年,几多贪官污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在悲喜之余,或许能够更加懂得如何去获得公平正义,如何去维护法治精神。   “法治”不是靠宣传就能达成的,而是要靠你我每一个人都有法治的精神和法治的实践,唯此,我们才能一步步更加靠近法治……   争议多的几大案——   NO1:天价过路费案   河南禹州农民时建峰为逃避过路费,拿着两套假的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内共计通行2362次,逃费金额为人民币368.2万余元。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时建峰无期徒刑。其后,时建峰自曝是为弟弟顶罪,其弟时军峰随之自首。2011年1月16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和平顶山市中级法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对负责此案的4名责任人进行问责。   点评:时建锋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案子会把四位法官“拖下水”,还引起了公众对天价过路费的愤怒和追问。尽管案件伴随着法院问责、案件再审等程序淡出了公众视野,但高速公路收费却“依然故我”。   套军牌躲过路费,时家兄弟的行为当罚。但依照一审法院认定的“8个月获利20余万元,应缴过路费368万元”一算,如果不逃过路费,时家兄弟简直是在给收费站打工,而且还越打越亏。如果守法一定亏,违法或许赢,谁会心甘情愿地守法?   NO2:药家鑫故意杀人案   2010年10月20日晚,药家鑫驾车与一骑车女子相撞,事后这位学生娃将伤者连刺8刀致其死亡。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药家鑫死刑,陕西省高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此后,药父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药家鑫案受害者家属代理人张显。   点评:药家鑫案从被媒体报道到死刑执行,对于该如何判决,一直纷争不断。   案件审理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罕见的“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法院直接向旁听人员发问: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   药家鑫死后,药父在微博上公开致歉,并表示“药家鑫从一个懂事的孩子,优秀的学生,到一念之差犯下杀人罪,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 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罪。”事件对被害人张妙一家来说是惨剧,对药家鑫一家来说也是悲剧。药父的这段话,或许值得 大家思考,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正确处理?   NO3:许云鹤案   2009年10月21日,天津车主许云鹤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行驶,遇到正在红旗路上由西向东跨越中心护栏的王老太倒地受伤。许云鹤称是下车搀扶王老太,而王老太则称,被许云鹤撞倒。二人发生争议。   2011年6月16日,一审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王老太10万余元。判决理由是:车主许云鹤发现王老太时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王老 太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由于没有有效的人证、物证,到底是撞人还是扶人,案情扑朔迷离……   点评:如果没有此前的彭宇案,许云鹤案或许不会这么“红”;如果没有此后众多跌倒没人敢扶的老人,许云鹤案或许也不会被推向风口浪尖。到底是撞人还是 扶人,只有案件当事人心里明白。寄望法院来“还原真相”,是为难法官。但法官“知难而进”,以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作为裁判依据,无视倒地者违法翻越护栏的 行为作出判决,无疑是人们无法接受判决的重要原因。   缺乏良知,是法律很难惩罚的,但司法者至少应该在手执法槌时尽力呵护良知,而不是作出可能戕害善意的判断。   NO4:李昌奎案   残忍杀害19岁少女及其3岁弟弟的李昌奎,2010年7月15日被云南省昭通市中级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然 而,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以相同罪名终审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害人家属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满,开始申诉。此结果引起网民热议,有人甚至直接将此案称为“赛家鑫”案。   8月22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对该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9月29日,经最高法院核准,李昌奎被执行死刑。   点评:李昌奎案再审被改判死刑是依法改判,还是迫于民意的“网络审判”?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为何还要判处死刑?该案的改判是否会引起“翻案风”……一个因邻里纠纷产生的案件,引来了诸多关于司法领域深层次问题的质疑。   李昌奎死或者不死,该案结果迥异的一二审判决已经在人们心中产生了疑惑;而不论裁判者承认与否,激烈的民意必然影响了该案最后的走向。   法院如何保证司法公证?法官如何更加中立而超脱?李昌奎案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法院和法官自己的事情。   NO5:徐文被砍案   2011年9月15日下午4点多,一名就诊男子在北京同仁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砍伤。徐文被行凶者连砍17刀,倒在血泊中,后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行凶男子逃离约2小时后被抓获。   据介绍,目前徐文治疗的重点,是尽一切可能恢复其肢体功能。徐文本人表示,对她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再重新回到手术台上。   点评:当“治与被治”的医患关系转换成“砍与被砍”的行凶者与被害人关系时,简单地呼唤健全卫生法治或提倡医患互信,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徐大夫的遭遇令人心痛。但抛开个案来看,医患关系早已变得“步步惊心”——患者时时担心大夫给自己开大单,大夫刻刻防着成为医疗纠纷的被告……以药养医是公开的秘密,更是导致医患彼此不信任最重要的原因。   徐文事件后,卫生部发言人公开表示,“医院是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场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加强平安医院建设,改善医疗执业环境,保证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是啊,医院是看病就医的场所,卫生部是不是应该为净化这样的场所来点实际行动?   躲不开的几重门——   NO1:“李刚门”   曾经因一句至今也不明来源的“我爸是李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河北大学“10·16”校园车祸案2011年1月30日一审宣判,法院认定李启铭醉酒驾驶,致1人死亡1人受伤,且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李启铭有期徒刑6年。   2010年10月16日晚,李启铭酒后驾车到河北大学新校区生活区,将两名女生撞倒。警方经对李启铭采血并对所驾车辆进行检测,鉴定为醉酒超速驾驶。   点评:“李刚门”之所以引起公众的愤怒,或许不是因为李启铭醉酒驾驶的罪大恶极,而是案件涉嫌特权的干预。大家憎恨和担心的是特权,以及特权带来的司法不公。   尽管“他爸是李刚”的李启铭还是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然而,让人忧虑的是,“李刚门”冷了,类似事件又热了。“我爸是县长”、“我爸是国法”、“我爸是村长”……高调“拼爹”的丑恶事件此起彼伏地进入公众视野。   到底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到底有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众多的“我爸是××”中,难免让人心生疑惑。   NO2:“艳照门”   2011年8月初,网络曝出河南汝阳县人大某主任上演“艳照门”,发帖人帖出四张照片,照片中男子全身赤裸与一女子身体接触。   洛阳市纪检委随后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经查,确定网帖中的当事人为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此后,田汉文因“艳照门”事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的其它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很快,昆明也曝出官员“艳照门”——该市发改委副科级干部成某聚众淫乱。9日成某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同日,当地警方发布消息称,成某被勾引淫乱遭偷拍……   点评:官员陷“艳照门”,不仅刺激着公众神经,也令“官员的私德底线何在”成为喧嚣背后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汝阳和昆明两地官员的“艳照”初现网络之时,两人所属单位都采取了不承认是“自己人”的态度。但事件末了,“传闻”还是被证实了。   不论当事人此后如何被问责,事件反映出的官员个体道德沦丧与他们所在单位的急于否认,着实让群众失望了一把。   NO3:“十重门”   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由此打开了故宫今年遭遇的第一重“失窃门”。   5月11日,北京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部分展品被追回。5月13日,故宫博物院有关负责人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但是,一面写着“撼祖国 强盛,卫京都泰安”的锦旗引发“错字门”事件;此后,又传闻建福宫成为富豪会所的“会所门”;8月1日,故宫向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上报了宋代哥窑瓷器精品 的损失情况,发生了“哥窑门”;再后来是瞒报门、屏风门、封口门、拍卖门、古籍门、逃税门……   点评:从“失窃门”到“封口门”,故宫今年的“门”真是这道关了那道开,好不热闹。   当这道道“大门”被打开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国人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故宫,日常管理竟存在那么多问题。   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事后承认,“十重门”暴露了故宫平时的管理工作存在诸多缺陷、漏洞和不到位,向公众诚恳致歉。并承诺打破故宫的封闭状态, 与外界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保证公开透明。然而,道歉与反思容易,怕只怕发现了违法违规者却不问责,更怕“批评接受,行动照旧”。   NO4:“家暴门”   2011年8月30日,李阳在家中对其美籍妻子李金实施家暴,致李金额头、耳部、腿部等多处严重受伤。事后李金在微博上披露李阳的家暴行为,事件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10月,李金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在起诉书中,李金称李阳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其与妻子李金没有感情,与李金结婚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家庭教育而做的一个实验,三个女儿只是实验品。此种说法更是让李金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同时,李阳曾多次对李金实施家庭暴力。   点评:李阳“家暴门”的曝光,引来了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我国的家暴现象非常严重——全国妇联有关调查显示,在2.7亿中国家庭中,有近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对于遭遇家暴的受害者,不少“专家”的建议都是及时就医留证据、及时报警或者是向相关机构求助。然而,现实是不尽如人意的。目前,我国没有专门 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而很多被施暴者害怕“家丑外扬”,再加上一些地方的公安和相关机构不爱管这样的“家务事”,导致家暴不断升级。或许,要解决这一问 题,除了完善立法,让相关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职责,更要帮助受害者克服不愿开口的“心理关”。   NO5:“电梯门”   7月5日,由京港地铁公司运营的北京地铁4号线,发生重大电梯故障事件,造成1死、3重伤、27人轻伤的结果。事故电梯由奥的斯提供。2010年12月深圳地铁电梯故障事件,使用的电梯也是由奥的斯生产。   北京市质监局11月25日发布消息,“7·5”北京地铁四号线自动扶梯事故调查工作结案,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被罚款总计50万元人民币。   点评:如果不是“7·5”北京地铁四号线自动扶梯事故,我们从不曾知道原来天天乘坐的绿色环保地铁中隐藏着如此巨大的安全隐患。尽管奥的斯因此被罚, 承认自身存在问题,甚至声称,奥的斯中国公司已经制定并实施彻底的整改方案,但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心中对自动扶梯的隐忧很难短期消除。   更让人关心的,是整个地铁运营的安全。除了自动扶梯,地铁信号系统出错,导致了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没有屏蔽门还导致北京不止一次出现自杀者跳下地铁的悲剧……   地铁还能再安全、更安全一点吗?   影响大的几部法——   NO1:新“拆迁条例”   经过3年多反复调研,40多次座谈会,2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1月21日,国务院出台了5章35条4000多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条例》规定,政府是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此外,取消行政强制拆迁,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点评:《条例》的制定,“动静”极大,国务院法制办甚至“罕见”地两次针对该条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   “取消行政机关自行强拆”被认为是该条例的最大亮点。《条例》还被认为“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房屋征收行为,加大了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然而,现实的问题常常“触不及防”。新《条例》刚满半岁的今年8月,新华社记者就报道一些地方“以拆违名义拆迁架空新拆迁条例”。看来,对于“拆迁”这个带有太多利益的事情来说,新的条例刚出生就又“滞后”了。   NO2:刑法修正案八   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获表决通过。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醉驾飙车、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买卖人体器官等被定为犯罪;降 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入罪门槛,增加了食品安全渎职罪;加大打黑力度;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从宽规定;明 确规定社区矫正……   点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的修改非常大,涉及条文有50条之多。一方面,更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有些刑罚进行了调整,比如取消了 部分犯罪的死刑,规范了被判处死缓的人减刑、假释后的实际执行期限,调整了数罪并罚的刑期,同时又体现人道的精神,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的一些刑罚规定进行 了调整,更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使我们国家刑罚的结构更趋合理。   另一方面,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加重了对一些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处罚,例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等。   NO3:个人所得税法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此外,新法还调整了工薪所得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 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此外,还适当扩大了低档税率和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适当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 力度。   来自财政部的统计显示,新的个税法实施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将由此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有大约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点评:不论数字如何显示,每个纳税人缴多少个税自己心里明白。负担轻重,也不是统计数字能改变的。   近年来,物价快速上涨是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生活成本也不断攀高。通过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为中低收入者减负的呼声此起彼伏。   此次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与一些中低收入人群希望的5000元尚有差距,但还是比草案二审稿中的3000元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无论如何,最高立法机关“果断”将起征点定在3500元,确实让更多的人得到了实惠。   NO4: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最高人民法院8月12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首次明确在离婚案件中,一方 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规定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该新规一公布,立即引发了热烈的口水仗。不少网友认为新婚姻法是男人的“福音”,保护了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损害了弱者的利益。北京、南京、浙江宁波等地已先后出现适用该解释的首例案件,其中多案涉及人们最关注的离婚后房产分割问题。   点评:不论多少专家学者出来“澄清”或“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依然带来了各地房产证“加名”热潮,南京地税还对婚前房产证加名行为进行了契税征收,大有“趁火打劫”之势。但即便要缴税,也丝毫阻挡不了夫妻加名的急切,仿佛害怕有朝一日净身出户。   司法解释的制定,本来是“辅佐”法律具体实施的。如果在方便判案的同时,新规还带来了人们对婚姻态度的改变,恐怕是规则制定者没有预料到也不希望看到的。   NO5:刑诉法第二次修改   8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次刑诉法修改的面较大,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草案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等言辞证据应当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不强迫夫妻父子间当庭“大义灭亲”、对特定案件证人采取保护措施、法律援助对象扩大、进一步保护刑辩律师执业权利。   点评:在一个追求公平正义、“依法治国”的社会,法律首先需要钳制的,应该是公权力,其次才是危及社会的犯罪分子。   一个显见的认知是,个体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仅限于点状的威胁,而公权力一旦脱缰,其对社会的辐射性危害则远甚于个人。只有在程序上加强对公权力的规制,避免公权脱缰疯狂恣意,公平正义才可能最终顺着法治的轨道前行。   忘不了的几个人——   NO1: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1月26号,于建嵘创建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此后“微博打拐”引起广泛关注。   NO2:许宗衡(深圳市原市长)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NO3:高晓松(著名音乐人)   5月9日,10时50分,高晓松在北京市东城区驾车与前车追尾,造成四车连撞,4人轻伤,后被警方带走。5月17日,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NO4:小悦悦(一个曾经生活在佛山的2岁小姑娘)   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2011年10月21日,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NO5:罗亚平(辽宁省抚顺市女贪官)   11月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下达死刑执行命令,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罗亚平被依法执行死刑。罗亚平曾被称为“土地奶奶”,因为她只是科级干部,但贪污受贿金额惊人,该案曾被评价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贪污案件。 ⊙ 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评论,欢迎来到辣眼时评。http://bbs.voc.com.cn/forum-76-1.html ⊙ 全文链接:http://bbs.voc.com.cn/topic-3853685-1-1.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辣眼时评的最新更新: 像保卫中南海一样守护校园,传媒保安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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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我与新京报》征文: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2011年11月25日 13:50:39        (这是为报社写的八周年征文,一百多位同事写了自己与新京报的故事,不少文章令人泪下,我写的偏闪亮一点。结集出书了,估计半个月能出来。)         潘采夫,1976年生,河南人。2004年12月来到新京报,在文化副刊部负责文娱时评版,断断续续做了7年,热爱编辑工作,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办出“新京愤青版”。其间送文娱同事吃离别餐超过一打,终难逃7年之痒,于2009年6月辞职,进入网站,但浅尝辄止,当年速度回归,调到评论部,继续负责文娱时评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嘴脸大变,排雷成癖,名曰把关,愤青去矣。           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2003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新京报创刊招人的广告,但没往心里去,没觉得这张报纸有什么不同。直到一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失去了一次共襄盛举的机会。     那时候我在“联办”工作,就是办《财经》杂志的财讯传媒。2004年,一个叫王晶的年轻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新京报的人,他想去求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帮上他忙。一段时间以后,王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入职了。     我那时才真正动了去的念头,但是也不太强烈,抱着姑且试试的念头,去找我的同事猛小蛇。猛小蛇是当时新京报文化部主编王小山的哥们,他把我的简历转交给王小山。不久王小山回话,说人已经满了,没有编制了。     王晶去了文化副刊部做文娱时评版,那块版后来我做了七年。王晶对我说,如果我想去,他可以给我李多钰的电话。我就把简历快递了过去,附上我做过的一些报纸版面,以及写的一些评论。当时我在中青报下面的《青年时讯》兼职做读书和专栏编辑,每周偷偷跑去两次做版,这份兼职持续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联办”为止。     快递寄出,很快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位于虎坊桥的新京报社面试,地址在光明日报的老楼里,八楼。     记得那天我要去东单踢球,就穿着一身运动服,背着一个运动包,跑到八楼。李多钰和王小山在同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王小山烫着一头懒洋洋的卷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自来卷。     李多钰笑吟吟的,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是河南人吧,我给你分享一个段子哈:一群狼坐着京广线去南方,路过郑州的时候,下火车觅食,他们经过一个房子,听到里面有小孩在哭,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哭,你再哭,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狼!’这群狼听了这话,就蹲在窗户外面等,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孩子也没扔出来。狼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还感慨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忘了,记得嘿嘿干笑了两声,这算哪门子面试啊。出门的时候,王小山送了出来,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没想到还能进人。这个当时还气质很倜傥的家伙,成了近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世界观,我的交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都受他影响太大了。           那些闪亮的姑娘们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有几个品貌不端的小伙儿上来和我拥抱,他们都是体育部的。那时我已经给新京报写了一年的专栏,他们以为我去的是体育部,所以我在八楼第一批认识的,反倒是体育部的编辑们。     文娱部的同事我挨个认识之后,马上就被他们震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把这么一坨神人给攒到一块了?很佩服李多钰相人的眼光,她有句名言在小规模流传:我就是以貌取人。不知这句话的真伪,有好奇者可问当事人。     那拨人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个性,再找不到那样又扎堆又闪亮的个性。我最崇拜的是惊才绝艳的江海蓝,八零后小姑娘,北大才女,杂草般的黄头发用头绳一捆,浑身穿的丁零当啷都是链子,外形绝似长袜子皮皮。她的文字自由不羁又趣味盎然,记得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标题叫《莎士比亚的汤的汤的汤》。有次主编怪她编的稿子不好,这姑奶奶马上发表骇人的演讲:“拜托你他妈的用脚趾头想想,记者给我写的是一坨屎,我再怎么用金子包装它也是一坨金子包的屎啊。”后来她辞职去云南泸沽湖开客栈,临走前到主编的格子间里辞职,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可怜的主编边往外跑边喊:“李总,暴暴蓝要打我!”暴暴蓝是江海蓝的昵称。     还有王春晖,会唱歌,整天跟乐队玩。报社有个晖迷协会,每到各种节日,她桌上总能收到鲜花,上面还从不署名,那肯定是同事送的。大仙一般的张璐诗,据说会四五国外语,包括广东话,她现在正在欧洲漫游,当时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外国男友。还有新京报第一美女天蓝,刚来报社的时候,到哪里都能造成交通堵塞,直到现在“一姐”地位也无人敢觊觎。出国留学的牛文怡,一下飞机就来了新京报。金秋还是业余在酒吧驻唱的艺术青年。张映光、周文翰是北师大二散仙。张映光留下的名言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采到了就牛逼,采不到就傻逼,就这么简单。     王小山就是这帮神人的大头领。他是新京报喝酒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酒桌上的守望者。我们八点签片,每到七点多,他就开始敲着桌子催,你们倒是快点啊,这么慢还哪有时间喝酒啊,我们在南都的时候,版可以不做,酒不能不喝,世风日下啊!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把版做完,找一个大排档,喝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再回家睡觉,下一天继续。     我没想到的是,我进入新京报,取代的竟然是王晶。他做文娱时评版不太让人满意,就让我接替,他改做记者,一个月后,他没通过试用期。王晶哭得挺痛,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小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怒之下自学三个月法语,竟然考到了法国一所大学留学。几年后回来,又去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看来真有报纸情结。           袁伟时单挑纪宝成             记忆有些不清晰了,我记得编评论版约的第一篇稿子,是黄集伟写的。当时《天下无贼》放映,我不知道该找谁写影评,就给黄集伟打电话:“ 黄老师,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刚来新京报,不知约谁写稿,您能帮帮我吗?”黄集伟先是强调了一通他有多么多么忙,最后一句是:“好吧,我写。”那篇头条评论就是《冯小刚,毕业了!》。黄老师可能没意识到,这篇精彩的评论对我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属于“一举奠定了历史地位”那种。     但真正帮我奠定了地位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那时我到新京报已经半年,虽然尚算称职,却是不咸不淡。年轻人需要大阵仗来博取名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伸出了援手。     某天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开始招生,那是校长纪宝成的重头项目。这个事情很好玩,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文化部主编王来雨就写来一篇《国学需要弘扬吗》,为一次大讨论打响了头炮。第二天,人大一位中文系博士主动投稿,对王来雨进行反驳。我见到此稿,说实话有点见猎心喜,就给加了个“观点争锋”的栏目名,重点刊出,然后又约王来雨再次反驳。一来二去,火药味儿浓了起来。王来雨又给我推荐了正在上博士的王晓渔,1977年的。王晓渔又推荐了徐来,1979年的。一个比一个年轻,文字一个比一个老辣,让我看着稿子,幸福得直哼哼。     但这样有点小打小闹,需要给“战事”提升一点级别,邀请重量级人物出山。我给袁伟时教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嘻嘻的:“我已经答应你们前面的版了,不过一千多字,不解渴。”我赶紧以篇幅诱之:“我这边给您一个整版,您随便写,最多可写六千字。”老袁同志有点动心,答应写出来给我,顺手把约他稿的曹保印给拒了。     6月12日,袁伟时文章发到,我排上版,字数不多不少,删一字而不能。付型给王小山看,他一气看完,抬起头的时候叹了口气,说了四个字:“牛逼大了!”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里刊发的最轰动的一篇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振兴国学”论》。文章刊出之后,战争烈度果然飙升:新儒家陈明、蒋庆,自由派学者,人大国学院派出的代表,还有各路青年才俊,都纷纷加入战团。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主动投来一篇痛骂袁伟时稿子,本着公平原则,我也是全文刊发。而徐友渔不肯袖手旁观,也拍马横枪单挑袁济喜,一场大规模国学论战爆发了。     袁伟时的那篇评论让我获得了总编辑奖,奖了一千块钱,我写邮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袁老师。过了几个月,他写来邮件,说那篇评论被《新华文摘》选入了,于是作为奖励,广东省委宣传部送他五千块钱。邮件里袁老师相当得意:“原来袁伟时比李耀军还要厉害啊!”     这样的争论,让我真正找到了做评论版的乐趣。当然也乐极生悲,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特刊,李多钰交给我来策划,我就弄了个名字《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版是我写的《和鲁迅的虚拟对话》。我以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鲁迅,他以自己著作中的原话作答。结果正是因为这个版,这份特刊在印出后又销毁重印,把虚拟对话版毙掉了。     遭到销毁命运的版一共有两个,除了鲁迅那个,还有一个《秦桧与秦淮十二艳》的评论。第一篇的理由是恶搞历史文化名人,第二篇的理由大概忘了,好像是改动了对秦桧的历史评价吧。     几年之后,我请黄集伟喝酒。他听说我不做文娱时评版了,就送我一个礼物——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版,他收藏了,七年之后从报纸堆里翻找了出来。纸张已经泛黄,他找了个镜框,把版样放进去,送给我留个纪念。头条就是黄老师的那篇评论,下面是“魔岩三杰”,最下面是刘德华,“写在边上”的栏目当天主持是王春晖(松木)。           新京报的人口贩子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创刊时,新京报很少大规模公开招聘,更多的是同事私下推荐。包括创刊时候,也是呼朋唤友投奔新京报,本来都是一个论坛上混的,突然某天全成了同事,那开心的样子,真有点像去二龙山搞聚义。     王晶是通过王春晖加盟的,他又给我提供了渠道。所以,我到新京报之后,就顺手把“贩卖人口”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了。     徐来是在国学大讨论时认识的,我的评论作者,2005年他才24岁,学问大得简直没有边,供职于《东方早报》。他的文章我都给署上“徐来(上海教授)”,以示滔滔敬意。一次去上海参加朱大可的活动,终于见到了“金童”徐来本人,果然灵气逼人。遂引诱之。没成想不久之后,徐来就抛来秋波,向我打探新京报的“行情”。我在大办公室奔走相告:“徐来教授要来了!”     徐来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黄维嘉。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写文章敢情比徐来更好。这点成就,足以使我在炫耀中度过余生了。     戴婧婷也是我的作者,这位北大小姑娘,研究生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郝建老师的学生。她组织过北大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给我写第六代电影的影评,文字清秀又来劲,又让我动了邪念,终日勾搭。结果戴老师一毕业就来新京报报到了,并且接替我做了两年文娱时评版,我则晃荡着不知干了点啥。     武云溥来新京报,其实我只能算得上“亦有贡献”,但吹牛吹到酣处,一顺手就把功劳据为己有。其实是王谨把武云溥的简历发给我,我又发给了萧三郎。但青年才俊的举荐权,还是很吸引人的。     于德清认识的更早,是先成为朋友后成为作者。他在《华夏时报》的时候,就帮我的乡亲们讨过薪。后来华夏又欠他薪,我就推荐来新京报。结果他当时没听我话,去了新浪,受尽摧残两年后才迷途知返来了新京报。     卢漫是我最后一个推荐进来的。这个小姑娘刚毕业,就立志要进新京报。我约其见了一面,感觉很漂亮,也很爽利,听说刚失恋。本着为新京报单身兄弟们考虑,我就赶紧推荐给了王悦。现在她已经是社会新闻部的一把好手了。               上一篇: CBA,你怎么让肉鸡飞起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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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是什么扭曲了我们的人性

2009 年中国文化界曾有过一次针对“告密者”的口水战,章诒和女士大笔如掾, 先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针对的是文化老人黄苗子的 “ 历史问题 ” ;继而一篇《卧底》,为与章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冯亦代竟是个长期在自己家里的卧底者,而被“ 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 。 记得当时我自己看到这些文字时,也不禁为这些素日为人尊敬的文化名人曾经的丑事而震惊得瞠目结舌。 其实当时被曝出的还有刘、贺、林、邓等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文革中对其父母的揭发批判。记得当时有一篇从当年“ 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 ”上节录来的《 文革中贺龙女儿批贺龙的大字报 》:“ 同事们!战友们!目前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 修 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拍手称快!我要坚定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限,坚定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完全清算贺龙的罪恶,誓死保护党中心,誓死捍卫毛主席。 ”大概是由于其不在章诒和女士关注范围,未被章文涉及,因而未引起更广泛关注,但也有不少跟帖,大骂贺捷生“忤逆”“ 畜生不如”(估计大多是没经历过文革的)。 骂声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认为这是人性与政治的双重悲哀:“ 为了政治信仰,为了领袖崇拜,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可以不要家庭,不要婚姻,不要亲娘老子。父子相互揭发,兄弟可以相残,夫妻能够反目。一切人性与人情,都会在党性面前丧失殆尽、荡然无存 ”。 记者王悦阳写道:仔细想来,章诒和女士所展现给读者的黄苗子、冯亦代两位老人曾经的那另一面不过只是简单的 “ 真实 ” ,而并非 “ 丑陋 ” 的揭露。在那个时代,咬人有时只是生存之需,而咬人者内心深处那情非得已、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绪又有谁能知晓? 那些大知识分子,那些红色元勋,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元帅,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将,甚至包括国家主席,一个个何以如此驯服,或乖乖地甘为驱使,卧底举报;或束手就擒,宁为阶下之囚? 张鸣先生看到了原因:“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 张鸣指出:“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的确,这是 20 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大景观, 独具特色的思想统治——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忆苦思甜、谈心活动、讲用活动、早请示晚汇报、端正态度、政治表态、贴标语、喊口号、表忠心、组织生活会、向组织交心、思想汇报、思想检查、英模教育、领会文件吃透精神、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它成功地把一个民族变成了只有一个大脑,只会说一句话、唱一首歌、发一种声音,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自我意识的空心人、稻草人、机器人、木偶人…… 这无形的恐惧甚至强大到可以使一些词语的意义被完全颠覆,比如诚实,比如心怀坦荡……都成了恐怖的帮凶。“诚实”的含义只剩下“对组织要诚实”,你的思想里就不能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有,那就赶快向组织说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否则,你就是欺骗了组织和人民,你就得受到谴责——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样诚实就变成了党棍们控制人们思想的帮凶;既然你是心怀坦荡的,那么就应敢于把自己的一切向组织敞开,就不应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就得允许别人随时随地进入你的灵魂进入你的内心,就这样心怀坦荡就成了那些人随时随地窥视你心灵的堂皇借口。 章诒和女士写《卧底》,根据的是冯亦代自己的文字 《悔余日录》 ,章诒和在文章最后说: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也曾披露过自己一次人性晦暗的亲身经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章诒和接着回忆道:“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 4 点钟的样子,从清晨 4 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 12 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尽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 9 月 30 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当年聂绀弩听完章诒和的讲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章诒和接着说:“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 其实何止狱政管理,当时整个国家的管理不也是这样吗。 读到这里,联想章诒和后来写的《卧底》《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两篇文章,让我觉得,章诒和本意也许是想冷静地对告密现象做些思考,但是写着写着,章女士被情绪带走了,而忘了初衷。 有人敏锐地指出, 章诒和女士那笔尖常带感情的文字,毫不意外地把文章主题引向了对黄苗子、冯亦代个人的道德拷问。 其实,章诒和女士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误区。以她的文章的巨大影响,对推动社会进步发的积极意义就更加显豁了。 章女士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被张鸣先生说出来了,他在《告密》一文中写道:“ 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 —— 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 是专制制度扭曲了我们的人性。 这正是今天反思文革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重提文革,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清算什么人的责任,要防止用文革的方式,人身攻击的方式,泄愤的方式。在厘清真相的基础上,对个人所作所为,尽量宽容宽恕。需要彻底清算的是那个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为了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演,最根本的保障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建设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制度,使每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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