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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其仁:王绍光等提出的“国家能力”要重新定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昨天(12月18日)的财新峰会上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学者20年前提出的国家能力必须重新定义。 1993年,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共同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今年,甘阳、房宁、强世功等学者在一次纪念报告出版2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称赞说,这份报告为后来20年的国家战略标示了路线。...

墙外楼 | 同学眼里的李克强

口述者: 陶景洲 【编者按】近期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 现任中国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预期将在明年三月人代会上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中国官方公布的领导人简历往往过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有限,而与新领导人曾有第一手接触的同事同学也多“为尊者讳”。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近日采访了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现为同学会召集人的名律师陶景洲,请他说说他的大学同窗李克强。以下为陶景洲的访谈实录。 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执行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目前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和伦敦国际仲裁院理事。 我和李克强,都是安徽人。他1955年生在定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很快决定恢复全国高考。每个省自行出题。我们当年文科的作文是:读叶帅(时任国家领导人的叶剑英元帅——编者注)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有感。 1977年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北大法律系总共招收了82位新生。其中安徽籍同学有三位:李克强、 张恒山和我。我们三个人填写的志愿却不是法律系(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我们三人入学之前都是中共党员了。 李克强比我大三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属于埋头读书那种类型,稍有些内向。报到后,有同学告诉我,这个李克强同学在安徽凤阳县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同是安徽老乡,但彼此的接触并不很多。一开始,他好像也不是班干部,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党支部书记。 (左图:李克强(后排右)和王绍光、陈兴良和陶景洲(前排右)在一起,1981年,北大南门) 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他就对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浓厚。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我们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就在崇文门那里,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我们上“海商法”课程,我和克强等一些同学又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国门初开,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完全不知道国际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我们77级考大学时,因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不考英语。我们这批学生进校时,英语都很差。我是英文字一个都不会,也不重视,还几次申请免修。李克强是同学中学英文最卖力的之一。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小卡片,一面写的是英文单词,一面写的是中文,用橡皮筋一扎, 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我印象中,他在图书馆呆的时间很长。 (左图:1981年师生留念。后排右一为李克强,左一为陶景洲,前排左二为龚祥瑞教授)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不少名师,如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其中,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有一位老师就是外国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教授。龚祥瑞教授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我是他“比较宪法”课程的课代表,主要是为老师写黑板和擦黑板。一批英文还不错的同学与龚祥瑞老师走动密切,其中就有李克强。他很崇拜龚祥瑞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 大学期间,李克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记得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他还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后来,在龚祥瑞指导下,他和其他系的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他当时本来也让我们参加,但我们感到太难。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198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那时,李克强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代表大会负责人。其实,当时李克强想和我们班上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样,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欧美留学。他想做学术,以后当教授。当时,他是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的,也就是大学期间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我们班上大约有十几位同学是全优生。北大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名额,以他的学业成绩来看,他考上的概率极大。但是,一位叫韩天石的和一位叫马石江的北大领导很赏识他,一定要他留校,不让他考出国。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毕业安排。克强又是个很尊重组织意见的人,最后也就答应不参加出国考试了。毕业离别之时,由于物质条件很差,也没有专门的毕业纪念册。每个人自己随便弄个本子,让同学写几个字。当时,我给克强写了什么,他给我写了什么,都忘了。小本子现在也找不到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克强在他的宿舍里,因一个与法律相关的英文单词争论起来。这个词是“laymen”。当时,我刚开始读英文,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的意思。克强说,他的理解正相反,“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当然,争论最后,证明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对的。 他留校后不久,就去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工作。在团中央时,我去看过他,没有看到他特别忙,这也正好让他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和做研究。他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别的官员怎么读学位,我不知道。以我对他的了解,李克强一定是自己认真读的。1988年到1994年期间,他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先是硕士,再读博士。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得到博士学位。 (左图: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毕业那么多年,班上同学有聚会,只要他人在北京,基本都会参加。去河南当省长之后,离开了北京,同学聚会来得少了。2002年,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到场了,还有当年还健在的各位老师。那天,李克强和王绍光教授作为同学代表发了言。会后,组织聚会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当时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我算是纪念册的主编,还写了个序。我们同学间的聚会,很轻松,不谈别的,只谈当年的同学友谊和趣事。另外,克强也是热心肠,记得当年,有一位同学请他帮忙说媒介绍其他系的女生,他出面去谈,可惜最后没有成功。谈及这些北大的往事,大家都很怀旧。 对李克强有什么期待?作为他的老同学,对他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美国之音 | 张宏良:我没有在为薄熙来呼吁的公开信上签名

最近互联网流传一封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能主持公道,合理合法解决薄熙来的问题。按照这封公开信,带头签名的是中国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如孔庆东、王绍光、韩德强、巩献田、张宏良以及老干部李成瑞等。不过,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张宏良说,这封信他不知道,不知为何将其名列其中。

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进入专题 : 群众路线 基层治理 计划生育    ● 吕德文        「内容提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赣南版上镇20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例,关注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行政体系的动员及群众动员,运动式的治理与科层制工作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相对成功的制度建设和并不成功的群众动员,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部分延续了下来。   「关键词」群众路线;基层治理;分类治理;群众动员;计划生育      一、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两年后,中共七大将这一基本精神写入了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群众路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操作办法: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②   已有研究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不仅在镇反运动中获得了成功,还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系统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土改的一份口述史研究显示,“诉苦”等民众动员手段是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这一机制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宏大的阶级、国家联系起来,成功地确立了新中国积极的国家形象,③这一机制使“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④王绍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改造税收系统的研究也表明,新中国通过政治教育、政治运动及各种社群组织的介入,以及专业化、官僚化的组织体系建设,成功地改造了旧官僚体系,在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起来时就极大地加强了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⑤由于群众路线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国家性质的一部分。邹谠将这一体制概括为“全能主义”,其主要内涵即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告别了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政治路线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作为认识论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作为政策前提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及正确处理两类矛盾,作为道德规范的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仍然是治党和治国的基本原则,“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⑦   在组织方式上,群众路线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在国家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群众动员依然是行政的主要特征。一项关于“严打”的研究表明,运动式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仍然是常态社会的常用治理方式。⑧怀特的研究表明,动员依然是中国行政体系运作的根本特征,国家不得不通过群众性的参与来克服正常的官僚体制能力的局限;而黄延中和杨大力的研究则表明,改革后的国家官僚系统能力依然强大,只是官僚能力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距离,造成了群众动员依然是政府政策执行的手段。⑨不过,陈柏峰的另一个关于乡村治安工作的研究却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众路线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社会治安工作,因此,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是,与专门工作相伴随的技术治理却无法有效替代与群众路线相伴随的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⑩这种判断得到了另一些证据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群众动员或许仍是国家行政的主要特征,但国家从未放弃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各种目标管理责任制、监察制度的建立,似乎表明中国的社会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且逐渐走向了监管型的国家。11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尽管发生了巨大转变,但这一转变过程却从不意味着对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智慧的放弃。事实上,正如詹姆斯搠森等人所言,“群众路线作为毛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学说中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12正因为群众路线蕴含着丰富内涵,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包括动员,又包括官僚化;既是集权的,又是简约主义的,黄宗智将之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13.   集权的简约治理在群众路线的意义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意味着群众路线具有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在动员的层面上,群众路线既包括官僚体系的动员,也包括群众动员,前者是加强领导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等;后者是加强群众工作的表现,表现为各种宣传教育工作,最具典型的是各种群众会、诉苦等。二是在工作方法的层面上,群众路线既包括采用一些运动式的治理方式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表述为“中心工作”,也包括韦伯式官僚制的建设,“基础工作”、“制度建设”等都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与群众工作,运动式的治理与官僚制建设进行了有效结合,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改革开放后,这种结合并不完美,在很多情况下,动员与官僚制建设被认为是一种对立关系,正如陈柏峰的研究所显示的,乡村治安工作中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技术治理与身体/德行治理之间更多的是替代关系,而非有机结合的关系。   显然,单纯从群众路线的某个层面看,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无实质改变,动员仍在不断进行,基础能力建设也在不断加强。核心的问题是,当基层治理中的动员仅仅是官僚体制内的动员,而缺乏真正的群众动员,韦伯式的官僚制建设仅仅是行政体制内部的建设,而缺乏对群众的合理组织和分类治理时,群众路线要发挥作用必将捉襟见肘,“集权的简约治理”就很可能陷入集权的陷阱,而无法真正发挥简约治理的作用。因此,把握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式主要特征的核心并不在于行政体系是依靠动员还是依靠科层制,而在于群众路线内部的矛盾结合体是否得到了统一,“领导和群众”是否真正结合起来。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度号称基层治理中的天下第一难事,从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颁布为止,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基层政权的中心工作,民间用“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来形容这十年基层治理的主要特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典型特征,也集中反映了群众路线的运作机制,本文将以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揭示改革开放后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过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同时,这种反差也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部分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赣南安心县的版上镇14.该镇地处闽粤赣客家边区,素有安心县“北大门”之称,是该县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155平方公里,辖12个村委会,总人口25000多人,耕地面积1.51万亩,山地面积16.9万亩。由于当地保持了传统的客家文化,是一个生育冲动较强、男孩偏好明显的地区,因而,自计划生育政策推广以来,国家政策与地方文化网络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事件为本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2006年夏,笔者对该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预调查;2008年秋,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期间,访谈了乡镇主要干部和计生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收集了该镇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计划生育文件材料,重点对竹村和后村两个村进行了驻村调查,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个案访谈,尤其是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跟踪调查。      二、中心工作与制度建设      群众路线说到底是领导方法,因而,如何有效地组织动员官僚系统的力量是这一方法运作的基础。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专门论述了组织力量的动员和组合,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15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把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并且要负总责。”安心县很快下发了《关于打好1992年计划生育翻身仗的决定》,表达了该县坚决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战略的决心,为了配合这一决定,全县于1992年7月16日至23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大检查活动。   检查活动几乎动员了全县所有单位,由县计生委牵头,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抽调人员组成了72人的检查组,对全县各乡镇1~6月份生育情况及基础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采取指定和抽签的方式确定调查点,每个乡镇检查两个行政村,首先由检查组根据计划生育完成情况,指定一个受检的行政村,然后抽签确定另一个受检的行政村。对受检的行政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对所有已婚育龄妇女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版上镇因出生率过高受到通报批评,其中一个村的计划生育率竟然为零,该村的育龄妇女还漏报了13人,这充分表明计生部门的调查摸底工作不扎实,基础建设有待加强。   很显然,版上镇1992年上半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达到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全县各乡镇的普遍状况,版上镇是因为出生率过高受通报批评,而其余乡镇受通报批评的原因则是计划外二胎率和多胎率高、计划生育率低、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低、统计报表“水分”没有全部挤干等不一而足。通报批评并非目的所在,而是要通过这次大检查给基层政权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计划生育工作应该成为该地区的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也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事实上,在县计生委呈送县委县政府的检查汇报中已经显示,1992年上半年该县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便是“组织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各级党政领导上岗到位亲自抓总责,抓工作的统筹安排、目标任务的落实;重大问题、关键问题的处理解决;亲自挂帅出征,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16如此,不断动员官僚系统就成为安心县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动员却是以加强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国家制度的建设作为保证的。   在安心县完成夏季计划生育大检查后,计划生育名副其实地成了版上镇的中心工作。1992年10月,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在全省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制度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在干部提拔晋升方面,凡计划生育不合格的,予以“一票”否决。这反映在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便是每年的每个季度都组织实行计划生育服务高潮,每次高潮期间,都明确地将计划生育任务分解到各个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来保证实施。1993年冬季计划生育高潮前,版上镇发布了一份《关于对全镇冬季计划生育高潮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决定》,这份决定的特点是将各项任务指标化,分解到人,并配以相应的奖惩措施以保证实施。从此,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成了版上镇实施计划生育高潮的通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群众路线 基层治理 计划生育   

OhMyMedia | 南风窗:新工人,怎么办

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揭示在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策划:李北方 统筹:杨军 来源:南风窗 中国工业化成就的最大功劳理应属于中国工人。3年前,中国工人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人物,4位女工作为他们的代表登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 这种笼统的表述方式无助于理解中国工人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工人”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很多学者引入了“新工人”这个概念,但这一概念尚未规范化。为了讨论的方便,本专题采取了狭义的“新工人”概念,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 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揭示在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它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工业化发展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再是“农民工”,只能是工人,他们的最终归属不再是农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没有及时回应这个转变,滞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们融入城市。 称他们为“新工人”,淡化农民工称谓,是为了打消那种他们会如同上一辈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幻想,是为了提示调整发展策略以便能让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的紧迫性,是为了全社会不至于忽视这个寂静无声的庞大人群的存在。他们与父辈是不同的,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旦他们开始说话,每个人都必须倾听。 如何看待这数以亿万计的悬于城乡之间的群体及应对其连带的社会问题,是新的政治周期之内需要应考的难题之一。 谁是新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对的,正是农民工问题。 作者:本刊记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宪法原则在法理层面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但现实的情况远为复杂。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总体而言,从国企老工人到进城的农民工,工人群体在过去30年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在利益上承受了很大损失。 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夹在城乡之间,既有的经济模式下的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靠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他们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 老工人的美丽传说 中国革命和建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同时,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学者黄纪苏对此有精辟的概括:“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新华字典》对“工人”的解释是:“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主,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这一定义无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和“人的商品化”趋势出现的、作为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家阶层的对立面存在的“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不符合这一定义,他们不是市场化进程的产物,是政治进程创造了他们。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了某种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后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老工人们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学者王绍光将1949年至1984年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模式概括为“伦理经济”,即人的经济生活服从于人生存的伦理准则。通过单位体制,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的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依托体。 政治进程造就了老工人,同时也遮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上的平等瞬间就消逝了,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学者李静君将这种管理模式称为“混乱的专制主义”,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集体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方式抗争。这无疑会导致国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则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这一过程中,老工人被无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岗,有的被迫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和管理的一页被翻了过去。 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现代化建设方式却创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福利,乃至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工作权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会机会,更不消说“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总体上,工人的处境要远远好于农民。 在老工人群体的内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到了国企改制阶段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农民工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不是绝对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得以通过招工的形式转变为工人。与后来的进城打工不同,那个时候成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种身份的彻底转变。此外,农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即在地方集体办的企业里做工,但不改变身份。在计划经济时代末期,中国的化肥产量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贡献,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197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据此可见,参与工业生产的农民为数众多。 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勃兴开辟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工人。至今仍有论者认为,乡镇企业是真正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被政策放弃了,为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让路。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为后来的大规模使用农民工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首先,农村的境况大幅落后于城市,这个对比在1990年代以后愈发的明显,以至于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向上流动,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性在此激励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虽然促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但代价是集体主义的瓦解,这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行为模式。早期农民外出务工有不少结伴同行的情况,这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集体主义瓦解后,大量农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契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 农民工是市场进程创造的,但农民工也不符合字典上“工人”的定义。农民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早期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一个人外出打工,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务农。他们将打工视为阶段性的选择,期待一旦赚够了盖房子或其他某种特定用途的钱,就回到家乡,继续在土地上讨生活。这种心理导致了外出务工者省吃俭用、将打工所得尽可能地寄回家的行为模式,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巨额汇款对缓解地域差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末期曾经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期,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累积,这与“伦理经济”时期以满足人的需求为首要生产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决定了农民工的地位与老工人天壤之别,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工则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谓“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比较优势的理性利用之上的。 在“效率优先”主导的时代,中国极度缺乏社会保护政策,人和自然环境都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在微观经济层面,企业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提高利润率的方法之一即是控制成本—人力成本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压低农民工工资甚至大面积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普遍现象,这才出现了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事情,甚至使用“奴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劳动保护措施的匮乏导致了一代农民工为经济发展付出了血与泪的贡献,有估算认为,在1993~2002年间,有5%~7%的农民工因工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无法维持再生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水平应以足够支持劳动力再生产为标准,这是一个硬约束,因为工资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劳动力再生产就会在萎缩的条件下进行,长此以往会危及整个经济。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不仅包括劳动者自身的吃穿住用,也包括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家庭开支。 农民工在老家有一片土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身份只是“半无产者”,其劳动力再生产一部分成本由土地承担了,理论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家属也间接地受到资本的剥削。这是农民工可以承受低工资的奥秘,中国因此成了资本的天堂,博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 现代化意味着减少农民,但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农民的数量持续增长。这表明,风风火火的城市化并没有安置城市的建设者。不少人是希望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的,即继续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丢给农村,维持现有的资本积累方式,但他们同时又把目光盯在农民的土地上,希望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下一个增长点,仿佛没有意识到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是代际更替。研究表明,跟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呈现以下特点:保持了吃苦耐劳的特性;已经结婚的新一代农民工往往夫妻双方全部脱离农业;完全不懂务农,回归农村已经不可能;遭遇不公正时,反抗的倾向更强烈,等等。 这一代农民工夹在城乡之间,既有的经济模式下的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有调查结果显示,40%的打工夫妻不得不各自住在宿舍或工棚,因为工资水平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回到农村也不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土地已经因为流转或征地而失去了。无论如何,靠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他们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个庞大的人群暂时还是沉寂的,尚未形成集体意识。他们在政治上很少有表达的渠道。他们最常用的反抗形式是“用脚投票”,频繁地更换工作,但这使得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形同虚设,最终结果是有利于资本。 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多被使用,但还不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范畴,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谁是新工人呢? 学者潘毅曾提出,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有数据显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7544.1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382.1万人,差额为5162万人,这5000多万人即为下岗和转制工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类同于进城的农民工,又与农民工存在着直接的竞争,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略逊一筹,对农民工抢占工作岗位、拉低工资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备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民工无法企及的。 但是,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为参照,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因为老工人的社会地位同样是今天的国企工人无法比拟的。高收入的国企职工集中在个别行业和特定的岗位,并非一线工人。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这一差距仅为1.18倍。今天的国企已经蜕变为纯粹的营利性机构,管理方式上与私营企业的差异渐趋雷同,2000多万国企工人已泯然众人矣。 还有一部分论者口中的新工人仅指农民工。他们主张用新工人这一称谓的理由是,为农民工争取产业工人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是要打消一些人对农民工还能回到农村的幻想。潘毅的论点比较精确地概括了这种倾向: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对的,正是农民工问题。 半城市化下的逼仄人生 财政税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返还,资本方在获得资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分红,工人工资则长期被压低。 作者:本刊记者邢少文 来源:南风窗 “她们太懒了,上班的时候玩手机,聊天,做事情不负责任,哪像我们呀。”陈婧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若芸说,李若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婧和“90后”李若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 这个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旧水坑村的工业区中,有日立、胜美达、卡西欧、丰达电机等多个外资厂,园区里到处悬挂着大批招收女工的横幅,早晨的时候,厂区车站边摆着一长溜招聘的桌子,村里的管理方统一为这些工厂招聘。 高峰时期,这个工业区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旧水坑的湖南人陈婧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则以旧水坑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若芸是新一批旧水坑的落脚者,后来,她说她认同陈婧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只不过可能只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吧,选择多了,人就不会那么善于忍耐了,其志并不在那条单调枯燥的生产线。 像她这样的年轻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根据番禺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2010年的统计,番禺流动人口已达117万,如果将70、80、90后的流动人口归为“第二代”,这个人数已有87万多人。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职业空间 在一家日资工厂中,陈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响组装流水线上钉螺丝、贴胶布、装海绵,2002年,她刚到这家厂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加班五六十个小时,也只拿到500多块钱,她所在的企业在2004年由于中层管理人员的投诉,在劳动部门的强迫之下,才将基本工资提高到600元,近3年来,随着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基本工资才提到1300元,现在加上加班费,她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围基本局限于这个工业区,个人生活中的主要开支是房租和吃饭,10年前,陈婧的月生活开支是200多元,现在大概600元。10年间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和工资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都已经13岁了。 中间,她曾跳槽去了奥林巴斯的工厂,但情况相差并不多,“哪个厂工资高一点,就去哪个厂,后来这边工资加了,又回来了。” 情况和10年前已大为不同,以前是排队进厂,现在机会多得多,工厂缺工的现象普遍。对于这些一线的生产工人而言,跳槽的机会虽然很多,但选择去什么样的工厂,除了工资的高低,还要看各种保险缴纳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升迁的空间。 来自陕西的杨煜在一家生产轿车零配件的日资工厂模具车间当班长,基本工资2000出头,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来,工厂正规,管理也相对宽松,并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选择离开,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赞同这种看法。 按照规定,现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0小时,每小时的加班费用也按规定执行。由于今年的整体外需不好,订单不像前几年那么旺盛了,加不加班,则由个人决定,“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换工作,最主要的考虑点也是这个,这样我可以安排时间去上夜校。”李若芸说。她现在读一个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的夜校,需要5年的时间。 在这些年轻的工人中,对于学历与文凭的看法近乎一致,没有学历,意味着在工厂中的上升通道将几乎彻底丧失,“工作了20年的熟练工,如果你没有学历,工资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低。”陈婧很是不满。在日资企业中,高中学历文凭,意味着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长,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大学生才能得到像课长、次长这样的升迁机会。而根据统计,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动人口中,初、高中学历者占到了79%。 一方面,他们会认为上升空间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一方面却又囿于现实,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位置上。“没有学历,你去了别的工厂,所谓的技术熟练程度、经验别人是不认的,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又要重新开始处理和上级的关系,没有意思。”杨煜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能也在这里呈现,在杨煜看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考一个更高的文凭,没有这个决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芸则富有这方面的进取心,“我还年轻,不想总是这个样子”。 在工厂中,这些一线工人得到的培训和知识提升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工厂只在乎节省成本的熟练工。也因此,他们的打算是如果工资还过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选择回家。谁愿意在一个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长久地工作呢?谁又愿意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长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间 这是一个还没有彻底城镇化的地区,城市白领、外来的新工人、本地的农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区的市中心市桥,人群和摩托车交织,显得嘈杂无比。 不过,杨煜很少在休息时间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时间里,他们在工厂与出租屋之间来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聊天,娱乐活动很少。 杨煜带着《南风窗》记者来到石碁镇的赤岗新村,他对于当地农民的生活羡慕不已。这是一幢4层楼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一间300元,数了数,共有四五十间,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10平方米的单间,放下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椅子,已显狭窄。因为楼距狭窄,在房间里,手机信号时常会消失。 而在旧水坑村,1984年开始,该村在招商引资中并没有像一般村庄那样把自己的土地出卖分红,而是由村统一建设厂房、宿舍和生活区,将它变成集体物业。从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体公司发给村民股东的红利已超过了3亿元。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镇工业化进程一样,当地居民分享到了这一进程的好处,但那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工人却处于过客状态,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当地的安家费用。 “小孩子上幼儿园,在这里一个月的费用就相当于老家一个学期的费用,谁负担得起啊。”杨煜说。和他们的上一代打工者一样,虽然没有奢想过买房,但他们并不排除在此地多呆10年8年。至于什么时候回去,目前并没有计划,即便是打算结婚,也还不想回去,“回去做什么?村里肯定是不想回,回老家的小县城,要先想好做点什么生意才行,而且,老家那种地方到处都要讲关系,也很难的”。说起前途,他和他的工友们都显得很迷惘。 2000年,番禺撤市并区,这12年,是城镇化最快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景象,在此斑驳交错。 在番禺所辖的9个镇中,也存在镇域发展的不平衡,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分布不均的情况,有些镇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聚集,有些镇则居住着大量的城市白领—由于广州市中心房价的高昂和空间的逼仄,番禺成了许多广州市区工作的白领及富人居住的“城郊”。 房地产价格逐年飙升,如今,在位于石碁镇这样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手房价格也达到9000元/平方米。这对于月收入在1000多到3000元之间的工人而言,只能望而兴叹。 那些环境优美,占地面积上千亩的楼盘,与大型的工业园区边拥挤的出租屋,以及本地人的小洋楼,构成这个城区3个不同的人群世界,他们的生活彼此交集很少。 户籍制度的羁绊,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依然是横亘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巨大制度障碍。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之中,随着地方财政的富余,曾经滞后的城市管理也在逐步开展,番禺在城镇社保、医保、教育上正在逐渐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走,农村居民也正在逐渐摆脱农民的身份,但庞大的外来人口却未能享受到这些。 2010年,广东省推出了积分入户政策,外来务工人员达到一定的积分即可入户,并将其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挂钩。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落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各样的门槛设计使得它所吸纳的,只能注定是那些外来人员中学历比较高,有一定的职务,甚至是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的外来人员,而并非大多数的制造业工人。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番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共有18万学生,其中外来人员子女8.4万人,占了46.6%,但2011年番禺区仅有474人凭居住证参加“积分入学”计划免费入读公办学校。 直至2008年,这个地区才开始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化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一部分,在石碁镇,2011年,只有668名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合作医疗保险的赔付。 中国的城镇化依托于工业化,但却又落后于工业化。对于那些年轻的工人们而言,或许他们的家乡未来会随着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后发优势让他们像目前他们居住地区的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是,在中国30年的发展积累之中,他们的上一代以及他们这一代都在承受着这种身份异化所导致的利益受损,这些“中国制造”辉煌的缔造者,难以完成职业身份与社区居民身份的转换。 重塑政经关系 工资增长和公共服务提供无法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对应,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工人利益受损需要在新的时期进行调整。 大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以2001~2004年为例,2004年广东省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是2001年的4.6倍,实现利税是2001年的3.3倍。但陈婧的工资在同一个时期,如果没有劳动部门的强制要求,她的工资增长还不到一倍。 中国的1994年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随后的近10年里,制造业中的劳工工资提升水平可以算得上是极其缓慢的。一直到21世纪初,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的一线工人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 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结构是失衡的。以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例,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到2007年已降至39.7%。 如果从番禺地区截止2007年的统计来看,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都保持了年均20%以上接近30%的增长,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到14%。 在全国各地,新工人都普遍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制造业,工资增长幅度的缓慢,与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过于求有关,也跟地区经济发展中利润分配的结果有关。财政税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返还,资本方在获得资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分红,工人工资则长期被压低。 在居民的身份上,这些外来的工人受到政策性的歧视;在职业身份上,大量侵犯工人合理权益的事件在制造业中经常发生,劳资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如何重塑这些工人与政府、企业的利益格局,是解决新工人何去何从所要面临的。 1998年以来,番禺区唯一的一家劳工权益民间组织“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一直为打工族的工伤赔偿及维权服务,其负责人曾飞洋10多年来的体会是,个人维权与有组织的资本对抗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工厂的打击报复和漫长的法律程序使得这样的个人维权无休无止,成本巨大。 劳资关系的重塑要化个人维权为集体维权,改变工人维权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加强工人组织与资本方的谈判力量,但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推动劳资对抗,而是集体协商、合法维权,在工人权益的保护,包括社保、工资、福利的谈判上达成妥协。而要建立集体协商的对话平台,除了让工人成为工会的组织力量,让工会成为工人的组织资源,别无他途。 不过,他也承认,劳资关系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不仅在于政府和企业从过往劳资冲突引起的社会问题中主动反省,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招工难、工人流动性大,也成为资本方愿意推动劳资关系谈判的一大原因。 时而发生在全国各地一些以外地务工人员为主的群体性事件,似乎也在昭示着劳资关系的变化。 (注: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流水线上的异变 每天走进车间,在线长的训斥下,他们平静而麻木地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本车间有多少工友。 作者:本刊记者石破发自郑州 来源:南风窗 那过去了的…… 郑州西郊某大型企业的李师傅,如今是一名退休工人。他所在的工厂曾是部级企业,近10年来日渐衰败,如今大部分厂区在搞房地产开发,工人减员90%左右。 李师傅的家乡在豫南农村,1958年祖国大建设时,18岁的他挟了件破棉袄来到郑州。刚来时,李师傅月工资16元,因为工作出色,3年后直接跳到三级工,月薪47元。虽然工资低,但那时物价也低,三级猪肉5毛5一斤。职工生活用水不收费,电费一个月只需块把钱。厂里有3个大食堂,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去大食堂吃饭。职工澡堂给每家都发澡票,理发店发理发票。夏天,厂里给职工发降温费,还发冰水、汽水和雪糕。 1968年,李师傅成家时,离开单身宿舍,领导批给他一间14平方米的暖气房,给了3天假。婚礼是在他的师傅家举行的,因为师傅家地方大些。小两口借了200块钱,做了两桌菜待客。“那时结婚没有去饭店的,200元做两桌菜,相当不错。”李师傅说。参加婚礼的工友给他们随礼,少则5毛钱,多则两三元,婚礼简朴而热烈。 李师傅经常加班。他是管道工,全厂哪个车间的管道坏了,来人叫他,他都马上过去修理,从没耽误过生产。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不管谁评上先进,厂领导都要敲锣打鼓往家里送喜报,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发奖状。工人们争当劳模。每天早上7点钟,厂区与生活区的大喇叭同时广播,讲国家大事,讲本厂职工的先进事迹……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 晚上,厂里经常在露天舞台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有时候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露天影剧院每周三、周六放映电影,大人小孩有说有笑,很是热闹。那时候李师傅家住在3楼,一推开窗户,就能看见电影银幕。1983年,李师傅家买了黑白电视机,稍后,厂里成立了电视台,用闭路电视播放节目,不收费。 如今,李师傅最怀恋的,一是那时候看病不要钱。厂里有职工医院,不管谁得了病,在职工医院看不好就转河南医学院,一个三联单,看好了病再出院,自己一分钱不用花。二是职工无后顾之忧。厂里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技校,职工子弟上学有班车接送,技校毕业直接进厂工作。老职工退休了,子女自然来接班,不用操心谁找不到工作。退休职工离世后,厂工会发布讣告,组织追悼仪式,派大巴送到火葬场—专门有人跑这个事。 那时候,在郑州,西郊几家大厂的工人家庭,底子是最殷实的,也是最令人羡慕的。这些大企业曾是10几万人安身立命的靠山,如今员工星散,多数大厂都在倒闭的边缘挣扎,很少有人再想到它们。李师傅每月从银行领取退休金,与自己曾经任职的工厂早已失去联系,他也不知道如今工厂里的工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跳楼的幸存者田玉 2010年3月17日,因为讨不到工钱,17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厂的宿舍4楼跳了下来,导致下身瘫痪。 在好心人帮助下,瘫痪的田玉重回家乡,这位纯朴的女孩子感悟到了乡村之美。2011年春天,在一篇微博里,田玉写道:“现在的村和往常不一样,整个村焕然一新,每天早晨起来令人神清气爽,树叶出来,好像给整个村子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看上去很美丽。”她还好奇地在微博上问:“养鸡场的鸡下蛋不叫,农村的鸡下蛋叫,这是为什么?” 有人跟帖回答:“养鸡场的鸡是流水化作业的,生了蛋也不是它的功劳,有啥好叫的?但是农村的鸡就不一样了,自己找吃的,长好肉就已经是完成任务,生了蛋自然更是功劳一件。” 《南风窗》记者私信问田玉:“你是否会由此想到,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他们是没有自豪感的?即使他们能生产出精致的产品,也不会有成就感?”田玉回答:“哈哈……他们不管在哪里打工,我希望他们快乐,有什么事情都要静下心来,不要冲动,不要像我一样做傻事,那样会付出代价的。” 田玉说,外出打工前,她对工厂生活没有什么想象,只是想出去锻炼锻炼。这位“开朗、乐观、爱笑”的女孩,刚去深圳富士康一个月,就跳了楼。她是受了前面有工友跳楼的消息影响吗?不,田玉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跳楼)!”那么,既然她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又怎么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呢?田玉沉默了,她说:“对不起,这些事我不想再想了……” 她在深圳没有熟悉的工友,也不关心他们现在的情况,那里的一切她都不愿提及。但她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得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回到湖北老家之后,除了恢复身体,她和爸爸学做人字拖鞋,在淘宝开店出售,但生意不是很好,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她还有妹妹和弟弟。14岁的弟弟是聋哑人,在上聋哑学校,18岁的妹妹,今年春节去杭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妹妹出发前,田玉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仔细叮嘱妹妹外出打工的注意事项,不要像她当初那样想不开,而只是跟妹妹说:“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一位线长的离职经历 2010年10月,郑州富士康招聘普工,一位20多岁的河南小伙前来面试。他被拒绝了,因为招聘者看到了他手腕的烟疤,怀疑他有自残心理。当时,深圳富士康已接连发生10几起工人“连环跳”,正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月后,他再度面试,侥幸过关,也许这次招聘者没看见他的疤痕,也许看见了但没在意。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条件其实很宽,不要求文化程度,只考几道简单的算术题,问你是否认识26个英文字母等,就算过关。 穿上新工装的小伙子,和60多名同伴去深圳的富士康观澜厂培训。说是培训,其实是直接上岗。因为富士康已将生产流程尽可能简化,变成工人不需要专门知识和训练,便能重复进行的几个简单化操作。在深圳呆了6个月,郑州厂区建好后,他们又回到郑州上班。在郑州,这位小伙子当上了线长。 如今,线长已然离职,但他仍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道中出现。我们就以“前线长”来称呼他吧。 “去深圳后,立刻感觉说不出来的压抑。”前线长说,“说是8小时工作制,但每天都加班,常常要干12小时。为了抓产量,流水线速度定得很快。12个小时不能坐,我们把脚都站肿了。” 在深圳,他们住在前塘宿舍,两栋楼住了三四千人。每间宿舍8个人,上下铺。室友不是一个车间的,甚至不是一个事业群的,有上夜班的,有上白班的,彼此很少接触,有的一起住四五个月都没说过话。宿舍门挨门,他们下班也不串门,怕丢东西受怀疑。上网打游戏、聊天几乎是唯一的业余精神生活。前线长说:“在网上,你可以随便交朋友,随便宣泄,但我们跟身边的人交流不多。” 深圳宿舍的窗户,都用钢丝网密封过了,下面还有“防跳网”。这批河南新工在去深圳的路上,曾讨论过为什么富士康员工会跳楼。在观澜,他们也听说龙华厂区有人跳楼了,据说还是一个QE(品质工程师)。但他们都没太往心里去,毕竟那里有10几万工人,发生在人海中的个别事件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共感。 在生产线上,工人轮流吃饭,但机器不吃饭,它该生产多少还生产多少。工人吃完饭,还没落口气,就要搞“堆积”—要把刚才耽误的活计给抢回来。除吃饭时间外,工人离岗要登记,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有的男工躲到厕所抽烟,组长会带人去抓,抓到了就要除名。 对工人的处分分为警告、大过、除名三种。警告两次记大过,记大过两次除名。在郑州富士康,在去年7月辞职之前,前线长就受到过一次处分。因要回家办事,他想跟一位同事调换休息日。组长不同意他们的申请,再三请求下,组长说如果你们换卡被逮到,不关我的事。结果,他们真的被负责巡逻的PQE逮到了,两个人都将被除名,但在处分通告贴出来之前,他们行贿了PQE主管,对前线长的处分被改为记过(这件事因他而起),同事则受到了一次警告。因为这件事给组长添了麻烦,组长很生他们的气,命令助理员取代他线长的工作,把他发配到流水线上“打毛刺”(用披锋刀把新产品上的毛刺打掉)去了。 一个月后,前线长辞职了,他说:“我太憋屈……”他在郑州一家私营小厂找到新的工作,当业务员,每天跑来跑去地跟人打交道,他感到很快乐。 富士康小镇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是郑州富士康的总部,位于新郑机场的北侧。两年前,这里还是生长枣树和小麦的田野,现在变成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车间,如同大地上盘踞着一只巨型怪物。 据富士康郑州工厂人力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月中旬,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员工总数达到13万人,其中河南籍员工为12.3万人。 如果不是富士康,你很难想象在某个城市远郊,会聚集着10几万名“80后”和“90后”青年。他们学无所长,受到物质世界的诱惑而又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来富士康工作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6个月试用期和3个月考核期结束后,他们每月都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入职门槛很低,不需要技术,即使学到了技术,将来转行时也用不上。 他们没有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感觉,每天走进车间,在线长的训斥下,他们平静而麻木地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本车间有多少工友。他们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干多久,每天都有人辞职、自离、除名,富士康的众多代招点也每天都在招人。铁打的流水线,流水的工人。 厂区往东,有一座“豫康新城”,这是一个巨大的生活小区,居住着10来万人,但与城市小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家庭,只有单身宿舍。富士康的工人每月需付150元住宿费,免费洗衣,每个楼层有电视机可供观看。员工生病了,可以到富士康的医院看病,拿病历单请假,并且报销70%~80%的药费。 小区外,是肮脏而熙攘的街道,到处是出售廉价货的摊点,似乎全河南的风味小吃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为富士康招工的摊位也三三两两,夹杂其中。这里像是一个小镇。上班的路上人流拥挤,坐厂车、去职工餐厅吃饭,到处都要排队或抢位。下了班的男女青年在街上闲逛,把嚼过的甘蔗渣吐到地上。电瓶车、三轮车、面包车和黑出租都在这里拉客,喇叭声此起彼伏。豫康小区内部,也充斥着集贸市场的气息。网吧里生意红火,青年们在网上聊天、玩游戏、看电视剧,有的在宿舍蒙头大睡。 “不上班比上班还无聊,每次休息都发愁……”一位“80后”男工在网上倾诉。在这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的地方,他们过着另外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天地狭小、无趣,既缺乏私密性,也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远离了父母亲人,远离了乡村熟人社会,来到这数以十万计陌生人相聚的地方,他们既惶恐,又冷漠。有人单独或合伙去附近租房子,迅速抬高了本地房租价格,并催生出了一大批简陋出租屋。 虽然每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但很多普工还是“月光光,心慌慌”。他们有的憎恶加班,为每天多干几个小时,“累得都快跪了”而恐惧,有的却因工资迅速花光,“口袋比脸还干净”,而一心想加班赚钱。他们在这个体量庞大的企业里耗费青春,却找不到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既被富士康的条规成例所浇塑,又受庸俗的消费文化所影响,以及各自原有的习性在这陌生地方的大碰撞,无所适从。 富士康像一个巨型抽水机,从辽阔的内地农村,把10几万代表着生机、活力和希望的少男少女抽出来,汇聚在这里,农村进一步老化、萧条,留下来的人们更加孤寂、冷落和无助。但是,没有富士康,照样有许许多多抽水机,把这些骚动不安的农民后代抽到别处,四处流淌。他们的回乡路虽然不远,却很难走。 但他们与家乡,毕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他们的避风港,是他们的根。在富士康工作过的20岁的小丁是来自河南周口的姑娘,无所事事,来富士康找朋友玩,但她却拒绝重回这里上班。家乡的小企业很多,她想在家乡打工,虽然收入比这里要少一两倍,但她不想离家太远,她在这里只有一个朋友,但她在家乡,有一大堆的同学朋友亲人。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打工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还不是全部。 新生代的苦闷和改变 教育没有带给他们文化意义上的知识,而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平等观念的建立。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得到群体呼应、在维权中实现自组织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自我效能感。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成长于农村、脱离了土地、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渴望在城市中完成身份转换,新工人中具有相对完整教育经历的群体正沿着这样的生活路线逡巡。他们的教育资本来自于父辈们外出打工的反哺,被寄予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底层身份。 然而,他们又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没有艰难而隐忍的劳作体验和生活阅历,读书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较高的自我期许。教育程度却不足以彻底改变命运、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分享者。当80、90后成为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他们注定要比老一代的打工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落差。 “野夫刀”和他的20万 中专学历的“野夫刀”是郑州富士康的一名员工,2004年毕业于老家一所不知名的技校,学的是钳工。他称自己为“久经考验的二代农民工”,这个网名源于他钟爱的一句唐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读技校的几年,大约是他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候,老师常常说“你们这个是最挣钱、最有前途的专业”。“那时候读的书也都是风花雪月、励志名言之类的,总之就是一些让人更加自我沉醉的东西。”他说,出了校门才知道,老师根本就是在“吹牛”,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早就被淘汰了,和工厂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刚出校门,幻想就被打破了。17岁的他自信满满只身去了上海,到江南造船厂应聘车工,那是他理想的工作环境,大企业、高收入。“你见过房子那么大的车床吗?还应聘车工。”“野夫刀”说,人家撂下这句话,正眼都不看他。遭到打击后,他决定放弃高要求,去深圳做普工,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收入不过几百元,前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技校的老师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帮忙招生,“野夫刀”一口回绝:“你别再画饼了。” “以前工资低,但还能感觉到尊严,现在连自尊都没有了。”2010年,他跳槽到了烟台的富士康。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完全不属于城市,以前想的是再也不回农村了,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攒钱。“有了钱才有脸回家,才能盖梦想中的农家小院”,“野夫刀”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也是他几次想辞职不干但仍在坚持的原因。他的目标是20万,目前才存了9万元。这让他感到沮丧,“建设用地的费用一直在涨”,他不知道即使攒够钱,还能不能顺利盖房、结婚。 “野夫刀”的经历与分散于全国大小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不同,他们即便受过职业教育或者有更高的学历,在流水线上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在重复上一代的宿命,苦闷、冰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不堪重负,达观者也只是以频繁跳槽的短工化态度“用脚投票”。他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短暂梦幻,最终却发现农村才是更具幸福感的安身之所。 教育并没有带给他们过多的学历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生产体制中,学历很少能够对应相当的红利,正如媒体曾经报道的深圳富士康招聘的大学生,经常被当作普通操作工来使用,大学生通常以“储备干部”名义招进来,要求从普通员工做起,但何时“储备”结束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将大学生当农民工使用。这种窘境使得一些大学生“储备干部”看不到前程,从2001到2008年,这个群体多达6000多人。 然而,他们毕竟已经与上一代的农民工有所不同,教育没有带给他们文化意义上的知识,而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平等观念的建立。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得到群体呼应、在维权中实现自组织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自我效能感。 集体行动的主角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体现极其有限,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潜在地提升了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能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 “野夫刀” 就曾经参与过烟台富士康的一起争取权益。去年,这家工厂决定加薪,但是2月份和3月份进厂的人加薪额度不同,相差150元,而且没有年终奖。在一次员工大会上,“野夫刀”和其他一些3月份才进厂的工人表示不满。“一开始大家没有那么激动,后来一个义警指着我骂‘再喊一句就弄死你’。”“野夫刀”说,那名义警正要走过来打人的时候,大家冲上去把他摁在地上打了一顿。事态由此激化,“野夫刀”号召大家走出车间。事件平息后,大部分人的工资涨了,但不包括“野夫刀”。回想起自己的那一次经历,他觉得有些后怕,因为当时工会主席扬言要抓人。“我怕事情闹大,觉得胳膊拗不过大腿,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罢工,都是很正义的事情。”他说。 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导的抗争在多个城市出现。2010年以来发生的抗争浪潮可以看作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导力量的标志,虽然他们争取利益的行为更多是基于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很难说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维权自觉,但与第一代农民工直接从泥土中来的状况相比,他们的教育背景变化的确是形塑从“农民”到“工人”身份认同的关键。 知识化与改变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为他们提供了知识化的可能性。 郭于华所在的课题组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长期、广泛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6年。他们当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中有40.2%的人是在学校毕业的当年就进入企业工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6.6%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学校毕业后第二年进入企业的比例也达到15%。这一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企业前,很难有机会参加一个完整周期的农业生产。 “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资,而不是补发被克扣的工资。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开始发生变化。”郭于华说。 课题组对近两年发生的11起争取权益个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结构的构成不同,导致他们在争取权益时的诉求产生较大差异。在那些以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中,会明确提出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而在那些老一代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主要为初等教育的工厂中,通常只是为了要求补发被克扣的工资或者要求企业遵守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或其它劳动权益的规定。 “新工人与传统体制联系较弱,与老工人的自尊不同,他们对于在新体制中改善自身地位更有自信。为此可能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发生冲突,他们深知改革对自身地位是有利的。”中国劳工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说。 虽然新生代的集体行动仍然是以劳资纠纷为主,但在与资方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了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在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会提出建立工会或者改组工会的诉求。然而在工会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缓冲地带很难建立,尽管工会直选在深圳、杭州等地已经进入实践阶段,与2007年以前能否成立工会都是一个问题的状况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组织还很远。 除了政策空间的限制,新工人本身的原子化状态,使他们更多面临生存压力和对于前景的迷茫。一旦成为打工一族,就很难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北京一家劳工NGO打工艺术文化博物馆为打工者提供了电脑技能、法律知识和社区调查方法三门课程。但目前只有20个人,曾经一度有一半工友流失。工作人员吕途说,很多人半途离开是“因为无法忍受长时间没有工作”。 在原子化状态下,知识化的新工人更多是对个人生活和工作处境的挣扎,即使偶尔在以集体面貌出现的行动中,他们的诉求也局限于利益和工厂管理层面,而并非对整个劳资分配体系的对抗,只是作为一个员工,而非群体中的一分子。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遍化,更多的新工人将完成教育水平的升级,他们对现有的生产分配体制或许将发生更大的冲击。 因此,让工会组织回归本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使劳资双方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有序展开博弈、取得利益平衡,是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当务之急。   原文:依次点击 一   二   三   四   五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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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学友讨论 王绍光,祸党误生! 老看老想 2012-10-12 20:49:26 你凭什么说,五十年代,中学大学师生都出身"地富反坏"?民国的国(省,市)立的小中大学全是免学费的,甚而,免费吃住(八年抗战中后方)。就是沦陷区的京沪宁的日汪伪政权的公立学校也是免学费的。"地,富,反,坏"子弟大都考不进呢。查查清华人事学生档案,再看江三履历就可得出结论的abc历史。我怀疑你出身在既付不出私校学费又考不进公立学校的城市贫民家庭?毛革命有余,知识欠缺。 至于你颠倒被否定的老毛历次运动,祸党!不过,你也没有别的吃饭本事,光懂"重庆唱红打黑"吃啃薄三! 王绍光,半瓶醋瞎晃! 老看老想 2012-10-12 06:34:42 本老头,经历反右,可以教训你的是: 1."杀共产党","轮流坐桩"...全是当年党报"摘句"。全平反了。 2.你是清华的历史教授。清华党委书记袁运熙等,以及黄万里等右派亦要和蒋南翔等轮流当校长吗? 3.学生当右派,不外:a.想入团入党学生,响应党号召动员.占大多数.b.家庭有冤案c.发展党团员不公d.要求民主自由的。 4.海内外网传:清华王绍光是拥载薄熙来当总书记的87个铁杆之一呢。莫非亦要将薄熙来再颠倒过来? 颠倒历史? laoda 2012-10-11 08:09:05 历史么,颠来倒去,为何不一次摆正?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郁建兴 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郁建兴 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进入专题 : 地方发展型政府 政府职能转变 央地关系    ● 郁建兴   高翔        摘要:“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关键词:地方发展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中央—地方关系;问责有限的分权   作者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27);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27)。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对策研究”(批准号:08&ZD020);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测度、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研究”(编号:200803350112)。本文曾经在2011年7月1—3日于图宾根大学举行的“Politics and Autonomy in China's Local State ”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感谢杜伊斯堡大学Thomas Heberer 教授、图宾根大学Gunter Schubert 教授、维尔茨堡大学Bjoern Alpermann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杨雪冬教授、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LindaChelanLi 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波士顿大学Joseph Fewsmith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地方政府是理解中国政府的关键主体。改革开放之后,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以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下管一级”和财政包干制为标志,中央政府实施了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地方政府开始在地区事务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来看,“属地管理”和“行政发包”是中国政府体系的典型特征,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层面的职能履行,而是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授权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的政府职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改革和加强垂直管理实施了“软集权”,但为了推动省级政府接受新的税收体制,中央政府不得不赋予地方政府在辖区内更大的管理权,这进一步巩固了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从财政支出来看,分税制改革重构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方式,但并未扭转央地之间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国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除了个别年份,一直都在30%以下,2010年更下降为17.8%。而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两个项目,地方财政成为履行政府对内职能的主要支出者,2010年地方政府在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甚至超过95%。因此,地方政府是政府职能的实际履行者。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广泛褒扬,被认为是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因素。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行政分权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表现却饱受诟病。分权后,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并未相应提高,它被认为是扩大社会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教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而经济建设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虽然逐渐降低,但到2006年仍高达26.56%。一项在福建、河北、山西和江西等省份开展的实证调研表明,绝大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当低下。基于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特征,学者们提出了“地方发展型政府”、“地方企业型政府”以及“地方合作主义”等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将具备上述行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统一指称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   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积极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的同时,却忽视了公共服务职能的承担呢?什么因素导致地方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而难以转变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考察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两种具有竞争性的解释理论:“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前者聚焦于分权的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在分权后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行为自主空间,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形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后者强调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的有效性,认为中央政府在分权后仍然通过掌握干部人事权构建了纵向问责机制,从而确保地方政府行为在中央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地方发展型政府是中央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   无疑,分权的财政体制和政府间的纵向问责机制都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制度安排。但是,它们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同等的吗?为了辨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我们选取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社会政策创新的两个案例,考察在财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施政纲领转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此比较纵向问责机制和财政体制对于塑造地方政府行为的主次关系。两个案例都显示,中央政府施政纲领的转变并不总是地方政府开展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源,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益才是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标,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了以社会政策创新为工具的发展型政府新形态。   那么,为什么纵向问责机制在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分权的财政体制又难以改善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呢?通过考察发展型政府的制度基础,我们发现,分权的财政体制并非地方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由于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纵向问责机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地方政府缺乏外在约束,行为自主空间不断扩大,形成了“问责有限的分权”,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选择性职能履行,形成了发展型政府。   与已有解释中国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文献相比,我们的研究确认了财政收益最大化在塑造地方政府行为中的优先地位,表明高层政府施政纲领的转变并未带来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变迁,而是形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新形态。对于“分权化威权主义”的观点,我们发现了纵向问责机制具有的局限性,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具有较强的任意性权力,但基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高层政府的渗透性权力却明显不足。   因此,中央政府尽管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施政纲领的转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进一步地,在肯定“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的解释力的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分权的财政体制既不必然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也非造就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根源。“问责有限的分权”,即地方政府行为缺乏外在约束,包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司法体系等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才是造成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制度基础。      一、中国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形成:两种竞争性的理论      分权是讨论改革开放后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模式的起点。但是,对于分权背景下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因素,研究者们却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认为财政分权不仅赋予了地方政府处理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建立了促进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还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地方利益,从而选择性地履行有利于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的政府职能。另一种观点则聚焦于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和引导,指出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干部人事权、构建政治锦标赛机制,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地方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实质上是高层政府政策目标优先次序的反映。   GabriellaMontinola、钱颖一和BarryR.Weingast 提出了“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将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视同政府向市场的分权,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分权重构了央地权力关系,在赋予地方政府处理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同时,实现了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确实,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财政承包制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1993年中央政府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2%,已经缺乏足够能力开展宏观调控,更不用说干预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王绍光、胡鞍钢于1994年指出,中央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削弱了国家(主要指中央)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导致了中央被架空的局面。在中央权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研究者认为分权导致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利益,并引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潜在矛盾。何显明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已演变成“具有特殊利益结构和效用偏好的行为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行政目标。郑永年将中国的央地关系概括为“事实上的联邦主义”,指出地方政府具备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各级政府之间的行政分权已制度化。   那么,地方政府的“独特利益偏好”是什么呢?研究者认为,在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硬预算约束,必须以更加合理的方式管理地方财政,但也由此获得了对地方财政收益的“产权保护”,享有了支配地方财政——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收益的权力。戴慕珍指出,自负盈亏的财政体制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逐利动机。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地方政府愿意而且积极参与到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盈余的活动中。她对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显示,在以企业所得税、流转税和工商税等为主要收益来源的财政结构下,地方政府把促进工商业发展作为施政重点,着力推进辖区内的农村工业化,就像“董事会一样管理辖区内的工商企业”,形成了“地方合作主义”。周飞舟的近期研究表明,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增值税对地方财政收益的贡献日渐式微,地方政府藏富于企业的动力不复存在,乡镇企业也随之消亡。相应地,由于营业税(主要来自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对地方税收收入的贡献不断增加,加上土地财政对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地方政府行为出现了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的转变。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尽管在不同时期参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但它“抓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本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中建构了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   与“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强调地方政府自主性逻辑不同,另一种理论突出了分权背景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调地方政府面临来自高层政府的纵向问责。一方面,他们认同地方分权构成了1978年以后政府纵向治理结构的重要变迁,但另一方面,他们表示中央政府仍然通过牢牢掌握干部人事权实现了对地方的强有力控制。   PierreF.Landry将这一局面描述为“分权化威权主义”,即中央政府在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的同时,通过着力构建新的治理机制,形成了对地方决策者的制约。   在实践中,中央政府确实从未放弃过对地方行为的干预和引导。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分权之初,中央政府就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牢牢掌控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权限。此后30多年中,中央政府多次重申这一原则。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实行分税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得到了迅速提升,从1993年的22%跃升为1994年的55.7%。这一改革尽管没有改变地方分权的实质,但强化了中央政府应用手中资源,采用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方式奖励“表现较好”地区的能力,以期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一定的纠正。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保障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中央政府开始“试水”行政集权,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对其在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地方发展型政府 政府职能转变 央地关系   

信力建 | 信孚要闻(10.11)——幸福在哪里?让我来告诉你

作者: 信力建   1、17日,全球将迎来第20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一天仅用6.3元,亲身体验中国的真实贫困。2011年11月底,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作为全国新的扶贫标准,平均一天的全部支出就只有6.3元。 2、近日,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家养老院发现,原本应该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因“物美价廉”成为“特权”老人争相享用的“蛋糕”。广州市老人院里小桥流水,绿树成林,在这里住了10年的79岁高伯,退休前曾是一名副处级干部,目前每月能领到8000多元的退休金加补贴,而包括住宿、伙食、护理等费用在内的养老开销每月只有1300元。 3、意大利中央政府9日解雇南部雷焦卡拉布里亚全部30名市政府及议会成员,以防这座城市沦为黑手党“地盘”。来自首都罗马的调查人员发现,雷焦卡拉布里亚部分官员与意大利四大黑手党之一“光荣会”有牵连。 4、台湾当局昨日在美国四大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东海和平倡议”全页彩色广告,从历史及国际法等角度论述“台湾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呼吁各方以对话取代对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资源。 5、剑桥大学在其800年的历史上首次利用公共债券市场(而非慈善募捐)募资。这所英国最为富有、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发行了价值3.5亿英镑的40年期债券,利用低收益率来为新成立的干细胞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宿舍提供资金。 6、为了喂养流浪的猫狗,北京50岁的关某将单位的22万货款“截留”下来,全部买了狗粮猫粮。10日上午,“爱心泛滥”的关某被控挪用资金罪在法院受审。关某辩护人称,关某拿走的钱她自己一分钱都没用,全部用来喂养猫狗了,建议法院从轻判决。 7、德国首都柏林以及东部1万多名小学生和托儿所幼儿在学校疑因吃了中国进口的冷冻草莓而食物中毒。专家称,草莓含有病毒,到底是生产过程、流通期间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还需进一步调查。进购了这批草莓的德国易北霜冻公司表示,以后不会再从中国进口草莓。 8、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9号联合发布一份报告显示,2010到2012年间全球长期营养不良人口接近接近8.7亿人,而非此前称的10亿人。其中8.5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有近15%的人口处于长期营养不良状态。 9、近日关于首套房贷利率或将上浮的报道频见报端,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获悉,工、农、建三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仍在执行最低八五折优惠,但中行仍保持九折不变。而中信、光大、民生、招行、兴业等股份制银行则仍和前段时间一样维持基准利率。目前首套房贷利率并未出现大的变动。 10、韩国兵役管理局9日发布一份报告,揭露过去5年间33名“官二代”为逃避强制兵役而放弃韩国国籍。韩国《兵役法》规定,18至35岁体格健全男子必须服兵役,最短2年,除奥运会冠亚军、亚运会冠军、博士、残障和患病人士等极少数人可免除兵役,逃兵役是全社会道德禁忌,家人逃避兵役成为一些政界人物“事业”的终结线。 11、“9· 15”西安反日游行中受重伤的日系车主李建利委托律师,将于今天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起诉西安市公安局“不作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残疾赔偿金、财产损失等暂定共计50万元,因为李建利的预后费用不好估计。 12、日本《读卖新闻》10月11日报道,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1970年以后才开始主张对相关岛屿拥有主权。1960年中国发行的地图中,曾明确标明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据玄叶称,1960年由中国出版发行的世界地图册中,钓鱼岛曾被标注为“尖阁群岛”、“鱼钓岛”。 13、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10月10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官员穆萨·汗(Musa Khan)证实称,专吃大脑的水生寄生虫变形虫(brain-eating amoeba)已经导致巴基斯坦最大卡拉奇市10人死亡。据称,喝水通常不会感染影响大脑的疾病,但在脏水中游泳或用污染水清洗口鼻,则有可能感染。变形虫喜欢生活在温暖的脏水中,它能感染人类神经系统,而且一旦感染很难治愈,可能导致感染者在一周内死亡。 14、印尼一名14岁女孩遭人贩子强奸后被学校驱逐,因为学校认为她“玷污”了学校的形象。这名女孩被人贩集团绑架一周,期间遭一名人贩子强奸。全国儿童保护委员会已经向女孩所在学校发信抗议,并将给教育部写信,要求教育部重新审核这所学校的营业许可。 15、10月11日下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揭晓。网传中国作家莫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本次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对此,多位作家表示莫言获奖的可能性不大。莫言自称不关心,没有看法。目前,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也被传有希望获奖。 16、瑞信研究院10日发表2012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全球家庭财富总值出现自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跌。亚太区首次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中国成为过去十年亚太区内最重要的新增财富来源,预计在2017年成为全球排行第二的富有国家。 17、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10日表示,我国每年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1次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据介绍,该项服务由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 18、据美联社11日报道,英国一杂志近日刊文称一个国家的人均巧克力销量与这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有密切关系。巧克力销量越高,获诺贝奖的人数越多。 报道称,这个看起来很无厘头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在发表在小报和八卦杂志上,而是刊发在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19、英国《金融时报》10日刊登驻北京记者拉比诺维奇的报道,题目是“藏在华为身后来到美国的中国小鱼”。报道说,在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引起争议的同时,美国威斯康星州为50几个没有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的投资铺设了红地毯。 20、26岁吉林女子岳某,去北京治病无果,无钱而在东直门摆地摊卖发卡以讨生活,被民警查获并带到派出所,因惧怕被拘留5天,将一民警手腕咬伤,被提起公诉。后因无钱赔偿被咬民警,被东城法院重判有期徒刑8个月。 21、【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南方周末) 22、王绍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Co-China周刊 | 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福

“ 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们思考的是,莱恩用理论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 一 ) 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罗伯特-莱恩 (Robert E. Lane) 已经从尤金-梅耶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国修读过政治学的人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个主要学会的会长,即“美国政治学会”(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策研究学会”(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 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英国科学院 (The British Academy) 推选他担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离系里不远的一座公寓楼里。在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提着老式布制书袋漫步的身影。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认真听讲,却很少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一次系里举办例行的午餐研讨会,莱恩也来了。 那次会的主题是民主制度,主讲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即以研究民主理论闻名于世的罗伯特-达尔。 虽然退休多年,达尔几乎每天都来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点也不象年过八旬的老人。达尔最著名的书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但我认为真正能展现其对民主问题深邃思考的是他六十五岁以后出版的书,如《经济民主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acy, 1985),《论民主》(On Democracy, 1999), 和不久前刚问世的 《美国宪法到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2002)。每次与他交谈,我总能受到某些启发。因此,他主讲的研讨会当然不能错过。 但是,那次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达尔,而是莱恩。达尔具体讲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讲完后,莱恩破例举手提问:“巴伯 (罗伯特的昵称),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象你说得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 “那当然,” 达尔答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别国不去说它,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显学。各国学者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过探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稳定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有人研究过,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想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莱恩能从这个被人们忽略的角度提出问题,真不愧为大家。那天研讨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为莱恩问题对我的启迪而兴奋。 兴奋之余,脑海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感到幸福的人真的减少了吗?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心理变化与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民主不能带来幸福,什么可以带来幸福?我本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便向莱恩请教。他让我稍微耐心一点,说他的新书将系统回答我的问题。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恩的新书,题为《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书很长,达465页,光注释就有102页。次年,“美国政治学会”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 ( 二 )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管它有多幸福。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 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别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 (利己主义原则) 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 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 (1842-1924) 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功效”(utility) 所替代。“功效”是一个经济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同时又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现代经济学词典》的定义,“功效”是“福利”(welfare) 、“满足”(satisfaction) 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happiness)。不过,“幸福”基本上已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以前,心理学关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话题。再往后,社会学中发展出生活品质研究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这个分支,幸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但到目前为止,幸福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莱恩相信,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它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难以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在某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比赛让人幸福死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浪费时间。不错,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从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数据。 莱恩整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1994期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 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莱恩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一般人认为,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在概念上,他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会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会产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很明显,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指数也较高。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喜欢听的结果。但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basic needs) 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个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会逐步递减,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这才能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如果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 (companionship),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他在书中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 (William Black) 的诗句:“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他们能够凭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谐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好几项独立的研究证明,一个人朋友的数目比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她是非感到幸福。 ( 三 ) 在确定幸福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莱恩进入了该书的主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会增加人们的幸福,还是会减少人们的幸福? 按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做出选择,满足他们的偏好,从而将“功效”和“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莱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四个方面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扩展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第一,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使人不幸福。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是指将物质追求作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被物质主义俘虏的人往往会暗想:“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市场之所以能运作的前提。的确,如果人们都不把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很难想象市场有什么用处。但经济学家同时相信,每个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莱恩认为,这就完全错了。他列举了多项实证研究,每一项研究都表明,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忧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 为什么物质主义妨碍人们感受幸福呢?首先,物质主义者往往更自私。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它问人们如果得到一份两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会如何处置。结果发现,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比其他人会将三倍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业。自私的人也许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们也许渴望亲情和友情,但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更加强烈。按照莱恩的理论,缺乏亲情和友情的人是难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标” (extrinsic goals) 而不是 “内在目标” (intrinsic goals)。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外人、外力有关,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难以享受到自我满足的乐趣。再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结果满足”而不是“过程满足”。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最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满足的。得到一样新东西的快感马上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淹没。这四个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忧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 第二,市场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把他们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庇古 (Arthur Pigou) 说,金钱是市场衡量人价值的准绳 ;奈特 (Frank Knight) 说,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他们与其它生产要素 (如资本) 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既然他人只是为自己赚钱可利用的工具,社会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交友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又想用赚的钱来买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铜臭玷污,亲情和友情就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市场服从的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里,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里都曾谈到,市场经济如何一步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宗族和乡里关系,如何在人之间造成了“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韦伯更直截了当,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说得最透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第三,人们从劳动市场很难感受到幸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他说的还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失业也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即使不看学术性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失业对人的精神打击有多大。而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自杀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失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重点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安全。赚多赚少固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能否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更重要。一旦饭碗不保,谁还可能感觉幸福呢?哪怕没有遭遇失业,劳动市场仍然可能给人们带来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分工,从劳动市场发育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的一个后果是非技能化:将有创意的生产过程变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别林的电影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种生产过程有多么摧残人。又如,从加强人们竞争意识的角度讲,拉大收入差距也许十分必要。但它对同事间的关系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并增加人们工作中的精神压力。 第四,如果说在劳动市场人们得付出的话,消费市场理应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地方。那么消费市场能否给人带来幸福呢?莱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据说是消费者的天堂,那里购物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高中的数量。但在莱恩看来,这正好说明消费主义浸透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消费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但要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东西会给很多人造成“认知过载”(cognitive overload) 问题;并挤压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的氛围里,人际关系可能被买卖关系取代,金钱可能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市场中必要的猜疑态度可能演化为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本身就是造成社会疏离的内在原因。 在经济学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就名正言顺了。上面的分析证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干预,或更具体说,民主政府的干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莱恩的对此似乎不太确定。因此,他给书的第五部分的标题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民主是不幸福的根源之一吗?”他的判断是,幸福不幸福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在宏观政治领域的经验。一些实证研究似乎也支持他的这个判断,因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与该国民众是否感到幸福满意没有什么相关关系。 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莱恩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就民主的过程而言,它充满了痛苦。例如: (1) 所有麻煩的社会问题都是民主政治必须处理的问题;(2) 当政府决定做一件事时,总是只与冲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边,因此得罪其它各方;(3) 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要征税,但没有人喜欢交税;(4) 行使各项公民权 (包括最宝贵的投票权) 都可能要克服一些困难、付出一些成本 (如时间和精力)。就民主决策的性质而言,它所能满足的是“要求”(demands) 而不是 “需求”(needs)。哪一个利益团体的声音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强,政府就可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而尽管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弱势群体恐怕也得不到政府的注意,因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政客最在乎的是能得到多少张选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大概不会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结果而言,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满意。这表现在,在西方社会中生活的人对他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对老百姓的事非常关心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不少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无力感 (powerless)、无助感 (helpless)、疏离感 (alienation)。这些增加了人们的烦恼,而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 四 ) 莱恩的这本书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 “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们思考的是,莱恩用理论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亲情和友情。两百多年前,法国革命打出了 “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以来,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莱恩既不是右派,又不是左派,他强调的是“博爱”。同时,在如何实现博爱理想的问题上,莱恩绝不是怀旧派,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他清楚地了解,田园诗般的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莱恩也不是乌托邦派,他知道,过分强调亲情和友情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现象,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莱恩主张,对现实进行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亲情和友情;并在追求其它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伤害亲情和友情。对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 香港沙田吐露湾 2002年6月10日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7887 )

Co-China周刊 | 周濂: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

“ 试图让民主制度为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是一个范畴错误,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形式,民主制度不可能实现共同体的功能。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多元共同体主义实现某种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 论文简介:本文旨在回答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制度,民主能否担当提供幸福的职能?为此本文将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对经典概念出发,指出随着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概念被置换成为快乐、满足、成就这些稍纵即逝的私人观念,另一方面,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只可能承诺某种消极价值,比如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所有公民的正派社会(a decent society),或者一个制度上保障公民自尊的正义社会(a justice society)。本文认为,试图让现代政治社会(民主制度)为每个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乃是一个“范畴错误”。在现代性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的多元共同体主义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关键词:共同体 社会 幸福 自尊 不羞辱 据说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一次例行午餐会上,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与罗伯特•莱恩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莱恩提问达尔:“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 达尔答道:“那当然。” 莱恩继续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别国不去说它,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 有幸旁听这段对话的王绍光教授自称因此有一种“开窍”的感觉,理由是有太多人研究民主与经济增长、民主与稳定、民主与自由以及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探讨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 王绍光这样表述他之前的困惑:“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来就没有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 民主与幸福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制度,能够担当提供幸福的职能吗?如果不能,我们是否就只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制度层面上另觅他途寻找现代民主的替代方案,要么干脆做一个向现代性举手投降的自由主义者,因为笃信现代世界和民主制度是唯一真实和最不坏的选择,所以对意义的丧失和幸福的终结抱一种一切随他的犬儒态度?凡此种种,都是问题。 奥古斯丁曾经斩钉截铁地声称:“我们都确然渴望幸福地生活。” 这个断言无论对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中的信徒,还是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个体都同样为真。幸福生活从来都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的,区别只在于:幸福是什么,谁来定义幸福,以及谁来实现幸福? 本文试图澄清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将从腾尼斯对“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经典区分出发,指出在前现代时期无论是宗教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意在提供终极意义和根本幸福,而现代之后,尤其是在多元主义成为现实的今天,政治层面的共同体已不复为可欲和可行的选择。其次,伴随着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型,作为终极目的幸福概念不仅成为私人定义的概念,而且进一步被置换成为快乐、满足、成就这些稍纵即逝的主观感觉。第三,现代政治社会(如民主制度)的功能只可能承诺“消极价值”或者“中级目标”,比如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所有公民的正派社会(a decent society),或者一个制度上保障公民自尊的正义社会(a justice society),除此不能要求更多。第四,无论正派社会还是正义社会都只能成就“半个社会”,如果我们接受在政治层面上不可能重建共同体的结论,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伦理层面上建立多元的共同体,把幸福生活(至善生活)这样的积极价值和终极目标托付给各个不同的小共同体去实现。本文的最终结论是,试图让民主制度为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是一个范畴错误,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形式,民主制度不可能实现共同体的功能。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多元共同体主义实现某种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1 、共同体与社会   腾尼斯区分“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这两个概念英文通译为“Community”和“Society”,中文语境没有统一译名,迄今为止已有 “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吴文藻),“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费孝通),“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以及“社区”与“社会”等等不同译法 。虽然最终的翻译仍有待斟酌,但是至少在滕尼斯那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却是清楚的,它们分别意指两种不同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 所谓共同体指的是“一切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共同生活” ,这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人们在共同体里面与同伴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1)亲属(血缘共同体),(2)邻里(地缘共同体),(3)友谊(精神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母与子的关系。 与此相对,所谓社会则是“公共的生活——它是世界本身” ,这是一种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它是机械的和人为的聚合体。作为共同生活的一种形式,社会只不过是而且必然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在社会形式里,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契约关系。 腾尼斯认为共同体在语义上几乎从来就不具备负面意义,“说坏的共同体是违背语言的含义的”,而社会则似乎在概念上天然与“人为”相连,因此“说有一种有生命的社会是自相矛盾的”。 按照腾尼斯等人的观点,在人类发展史上共同体要早于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折射出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转型。 某种意义上,18世纪以来几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共和主义乃是对此作出的不同反应。其中,只有自由主义(尤其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完全接受了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以及由此伴生的个人主义,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共和主义则仍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捍卫着“共同体”的理想:从阶级团结、共享公民资格到共同种族血统或者文化认同,不一而足。威尔•金利卡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是共产主义(communism)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又译社群主义),前者认为只有通过彻头彻尾的社会革命去改造世界才能建立起全新的共同体,而后者却相信共同体从未真正消失,它一直存在于共同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共识中,因此我们不必重新建构共同体,而只需尊重和保护旧有的共同体,让人们安心接纳旧有的的已知世界。 共产主义与共同体主义对于“共同体”的不同理解提示我们,虽然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但对于共同体的创建或者重建努力从未停止过,并且一个全然人为的共同体在概念上是矛盾的,在现实后果上更可能是危险的。 与马克思•韦伯区分正当性的三种类型一样,腾尼斯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区分也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虽然在概念和语义上共同体与社会、礼俗与法理、有机与机械、契约与身份、自然与人为看似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但在事质上却并非截然两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蕴含。腾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真正的社会生活总是摇摆于这两种类型之间。 因此在借用这个概念框架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理论的自觉,既不因为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缺少泾渭分明的界限就轻易放弃这个分析框架,也不因为共同体与社会在表面语义上的龃龉就陷入到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中。 腾尼斯虽然在理论上对于共同体和社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区分,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定义却始终聚讼纷纭。100多年来,社会学家提出了多达90多种的“共同体”定义,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体理论,也没有关于什么是共同体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然而正如Amitai Etzioni 所指出的,“不能被定义”是一个令人厌倦的说法,估且不论理性、民主和阶级这样的复杂概念,即便是在精确定义椅子这样的简单概念时我们也会遇到重重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要放弃椅子这个概念。 尼采曾经指出只有非历史性的事物才能够被定义。这话要想言之成理,必须在“定义”之前加上“普遍”。我们的确很难对历史性的概念如理性、民主、阶级和共同体进行柏拉图意义上的“普遍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对之进行定义,更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遵循“意义即使用”的思路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因为像理性、民主、共同体这些超级概念除了植根于日常语言的沃土,还另有理论建构的规范性源头以及不同文化传统的经验差异,在政治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对概念的语法考察工作必须要与理论规范和现象描述工作多头并进,缺一不可。只要我们牢记所有的定义不过是理论探讨的起点而非终点,是依据但不是标准,则大可不必放弃对历史性的事物下定义的努力。 按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的观点,共同体由两个基本要素组合而成: “A,它是一群个体内部情感-满溢(affect-laden)的关系,这种关系总是彼此相互交织和加固(而不是纯粹的一对一,或者链条式的个体关系);B,它是对一组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意义,以及一个共享的历史和身份认同的一定程度的承诺,简言之,是对一个特定文化的一定程度的承诺。” 伊兹欧尼承认上述定义仍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它至少点出了共同体两个最为核心的要素:纽带和共享价值。进一步的,这个定义还提出了一个对当代经验尤为重要的观察,即共同体不必然是地域性的。 纽带不仅是关系,而且是非利益计算的、“情感满溢”的关系。母与子因为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而具有不言而喻的确定性,一般而言孩子几乎无须证明任何东西,也不管做了什么,都会确信会得到来自母亲的爱与帮助。宗教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血缘共同体的翻版。《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浪子比喻即是在劝诫世人,上帝对于人类的爱有如父亲对于儿子的爱,无论儿子如何浪荡挥霍,只要浪子回头、迷途知返,父亲的怀抱就永远向他敞开。来自上帝的爱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和确定感,获得它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放弃离乡背井、自由追寻幸福的任何企图,只要你保持那份单纯与天真,安于接纳旧有的世界,你就可以拥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感,并且无忧无虑、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2 、共同理解与共识 家庭是所有共同体的原型,家庭的纽带关系也是最为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腾尼斯认为旧的共同体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所有成员都分享有“共同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正像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这种共同理解有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上下在手状态,它与共识(consensus)不同,共识是指由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达成的一致,是艰难谈判和妥协的产物,是经历过多次争吵、许多次反对和偶尔的对抗后的结果,而共同理解则先于所有的一致和分歧,它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一旦这种共同理解变得不自然,需要大声叫嚷、声嘶力竭时,它就不会再存在下去,此时,共同理解就会从上下在手状态转化成为现成在手状态,也就变成了深思熟虑和详细审查的对象。 共享价值正是在“共同理解”的意义上深植于共同体的成员之中。 腾尼斯所说的共同理解在概念地位上类似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最大病症即在于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沟通理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的境地。哈贝马斯将沟通行动定义为以达成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所谓达成理解,意味着沟通行动的参与者对表达的有效性达成同意;而所谓同意,就是说对说话者给出的三种有效性宣称达成主体间的认同。 但是根据日常经验可知,为了达成共识与同意,参与者除了必须满足三种有效性宣称,还必须不断地对自身所处的情境做出修正、探讨和共同定义。换言之,要想通过沟通行动最终达成共识,就必须要引入生活世界(腾尼斯意义上的共同理解)作为沟通行动的补足概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俗观点倾向于认为上下在手的共同理解或者生活世界是完全自然生长起来的,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陈词滥调。没有哪一个共同体(包括家庭共同体)的共同理解是如空谷幽兰般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或多或少都是通过某种刻意地教化、培育和灌输产生的,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只对于经过数代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内化后的个体才是不言而喻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声称为了维护城邦的正义与稳定,让护卫者、辅助者和工匠们安守本分、各归其位,就必须重述腓尼基人有关金银铜铁的那个“荒诞传说”,格劳孔听完苏格拉底的陈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曾经是理所当然、不成问题的生活世界不断地脱落成专题化的意见以及成问题的观点,传统的“共同理解”不但早已坍塌,而且不再有人能够讲述使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会相信的故事,也不再有人会毫无理由地笃信这种故事,故事刚一起头就被骨子里的怀疑主义听众用各种解构和反讽的手段消解掉了。现代性的流动本质让一切坚固的东西(共同理解)都烟消云散,而那些必须要经过艰难斗争才能争取到的“共识”未及固化就已经过期或者质变。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当代世界的共识与共享价值就是“自由”,这话自然不错。以赛亚•伯林在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时候,特别指出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是实现某种其他价值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伯林承认对于个人幸福而言自由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在回应伦理问题——我如何能够过上幸福人生时,自由更像是一种“构成性”和“维护性”的价值,它并不承诺某一特定的具体答案,而是向任何答案敞开可能性。王绍光援引美国《独立宣言》来表达他对民主和幸福的关系的困惑,可谓目光独具,然而他忽视了一点,美国国父们向美国公民承诺的只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现成的幸福本身”。这表明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幸福应当而且也只能被主观和私人地定义。在现代社会凄惶奔走的自由个体一方面苦苦追问“幸福在哪里”,一方面死死咬定这是“我要的幸福”。真正的问题在于,让没有能力获得幸福的孤独个体拥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否意味着幸福的必然丧失? 3、幸福的丧失与重获?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就是交易:为一种必要的、心爱的价值,牺牲另一种值得珍视的价值。 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同样可以称之为交易:为了自由牺牲确定性。 用自由去替代确定性,看起来只是两种同样值得珍视的价值的“物物交换”。但是替代品之为替代品,正在于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承担起替代物的功能。作为共同生活的同质性基础,契约关系是如此之薄,它无法承担起情感满溢的纽带所能提供的确定性和幸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政权垮台和冷战结束,历史终结的福音一度四处流传,然而到了90年晚期,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y)却发出了如是疑问:“民主胜利了,自由市场制度胜利了。但是紧随这一伟大的意识形态胜利背后的信念实质是什么呢?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们现在真正信奉的是什么呢?……是享乐主义的相对主义?……我认为这种空虚,这种潜在的空虚——如果尚不是现实的话,也是危险重重的!” 晚近兴起的政治自由主义,虽然意在为多元主义社会奠定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在回应道德虚无和伦理幸福如何可能等问题上却愈显羸弱。罗尔斯指出:“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公正的社会长治久安如何可能?这是一个政治的正义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至善(the highest good)的问题。” 这一立场意味着至少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政治自由主义放弃了对至善问题的回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社会之前的所有政治共同体几乎全都建立在功能异乎强大的全能教义之上。这种全能教义在确保自然和历史整体一致的同时,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人生价值是什么、个人的德性与理想作出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整体安排。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美好生活与正义社会,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都是浑然一体的,也正因为此,政治共同体才能为其成员提供确定性和幸福感。 正如威廉•巴雷特所指出的,古希腊的哲学不是一门特殊的理论学科,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它“是对人和宇宙的总体看法,个体的人据此度过他的一生。” 在城邦里,关于你应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虽然这意味着公民缺少私人生活,城邦的宗教、习俗和公共生活深入到私人领域的方方面面直至最细微的毛细血管。但是与此同时,一切都是各归其位、按部就班的,公民只要悉心遵循既定的宗教、习俗和法令,哪怕不必然赢得幸福,也会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绝对确定性和安全感。而当马其顿帝国取代古希腊城邦共和国之后,“城邦生活提供的完整性的感觉”便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与此相似,中世纪的宗教同样不只是一个神学体系,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坚实的心理基质,这种基质“环绕着个体从生到死的全部生活,以圣礼盒仪式把一切普通的和特殊的事物都囊括起来,并使之神圣化。”随着宗教的衰微,人们也就“失去了从心理上维系直接经验正当性的一整套象征、形象、教义和仪式”。 就此而言,宗教的衰微不单纯是一个思想事件,而是一个生活事件,它意味着整体性生活方式的坍塌,上帝从此不亏欠人类什么东西,他“已经使人们自立,并告诉他们去寻找自己的方式。”更为糟糕的是,在消费至上和娱乐至死的现代社会,作为终极目的幸福概念已经退化和置换成为快乐、满足、成就这些稍纵即逝但无伤大雅的观念。启蒙运动带来了光明却没能赶走严寒,驱散了黑暗但没能带来温暖。 惟当一个而且是唯一的那一个全能教义有效控制政治共同体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被彻底安顿下来,并与目的性的最高价值(如幸福、卓越)或者超越存在(如上帝)发生关联,并由此获得充沛的意义。全能教义确保自然与历史成为整体,它讲述关于宇宙论和存在论的完整故事。只有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意义依附于完整性。而在诸神之争的多元社会里,各种全能教义不断照面并且相互揭穿,曾经扎实牢靠的日常直接经验也就如水银泻地般四处散落,再也无法拾缀成为一个整体。 行文至此,本文似乎一直在哀挽共同体的解体与幸福的丧失。但是历史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共同体并不像腾尼斯和威廉斯认为的那样天然就具有正面的意义。共同体的一面是善良、容忍、友爱、确定性和幸福,另一面则是封闭、不宽容、压迫、排他和不自由。关于自由和确定性的辩证关系,鲍曼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 “确定性总是要求牺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有以确定性为代价才能扩大。但没有自由的确定性与奴役无异(此外,如果确定性中没有注入自由,最终将证明是很不确定的确定性);而没有确定性的自由也与被抛弃和被丢失无异(如果自由中没有确定性的注入,最终证明只能是极不自由的自由)。因为没有解决办法,这种情况令哲学家感到头痛。这种情况还使得人类相处充满冲突,因为自由名义下被牺牲的确定性,往往是其他人的确定性;而确定性名义下被牺牲的自由,也往往是其他人的自由。” 一些人的解放总是离不开对另一些人的压制,共同体对于同质性的偏执追求必然会导致对异质性的绝对排挤。在这个意义上,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意味着解放尽可能多的人,同时压制尽可能少的人,乃至近乎于不压制任何人。事实上,罗尔斯之所以会从《正义论》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恰恰是因为罗尔斯充分意识到,哪怕政治社会是统一在康德、密尔甚至他的《正义论》时期的理性自由主义基础之上,只要这种理论仍是一种所谓的全能教义(comprehensive doctrine),并且运用国家力量去强行推行之,都必然会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造成“压制的事实”。 尤其在国家存亡面临性命攸关的时刻,建立压制性与排他性的政治共同体就会成为首选目标。正像杰弗里•威克斯所指出的: “事实上,共同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地生存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以及那些在这之外建立一个提供强烈的抵抗力和能力感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群体。由于看起来无法控制那种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人们把这个世界缩小到他们的共同体的规模,并在政治上依据这一基础而行动。这样造成的结果就常常是,作为面对或解决不测事件的一种方式的过分的排他主义。” 把“非常真实的个体的脆弱和虚弱”重新塑造成为“想象的共同体”——如民族共同体和种族共同体——是20世纪政治实践的主流之一,施米特所谓的敌友之分也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而政治自由主义之所以在许多保守主义者看来天真又孱弱,原因正在于,1,罗尔斯始终是以常态政治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不考虑例外情况,更不把例外情况夸大成为常态情况;2,罗尔斯希望用一个薄版本的正义原则来尽可能多地包容他者,由此建构起来的注定只能是现代意义的政治社会,而不是传统意义的政治共同体。 4 、正派社会与正义社会 综观现代西方政治史,只有一种民主制度试图在制度上回答幸福问题,那就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民主。极权民主有几个特色:1,政治与社会的区分不存在,国家的统治力可以穿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2,权力高度集中,不相信制衡原则,不容许多元社会存在;3,遵奉一套僵化的意识形态;4,一党专政;5,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维持动能,配合严密控制的媒体以推行统治;6,利用秘密警察或其他机制进行恐怖统治。 极权民主是以创建新共同体的理念在设计政治制度,但这样的答案显然有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后果。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虽然幸福生活和至善生活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议题,但是最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是最首要的议题。而政治自由主义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取的,正因为它清醒地认识到,在回答何谓美好人生之前必须先行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美好生活的问题必须要放在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框架下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回答。更进一步的,共同体式的共同生活形式,因为情感满溢的纽带发生断裂、共享价值的坍塌、共同理解和生活世界的丧失而不复可能,在诸神之争的多元主义时代,Gesellschaft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才是我们可欲且相关的选择。 如果政治社会必须要放弃回答美好人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能够回答或者承诺什么呢?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荣誉(honor)和羞辱(humiliation)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荣誉的核心概念是自尊,不过他认为荣誉和自尊的获得还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 为什么把正派社会的特点消极地表述为不羞辱,而不是积极地表述为尊敬其成员,乃至让成员获得幸福生活?马格利特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作答:一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是逻辑上的,一个是认知的。其中道德的理由在于马格利特深信在铲除恶与增进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关系。消除令人痛苦的恶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更为紧迫。羞辱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恶,而尊敬则是一种善。因此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与尊敬。 马格利特的这个观察虽然是经验性的,但却是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前提。简单探讨一下羞辱(humiliation)与羞耻(shame)这对相生相伴的概念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本文的论题。 有社会学家把传统中国称作“耻感社会”(shame society),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乡土社会或者地缘共同体来说,耻感都是道德的核心观念。陈少明认为,从《说文解字》到各种现代中文辞书,耻的含义往往被界定为辱或羞。“任何当事人都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具体的个人。社会学家把特定的身份称为角色,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角色换成传统的字眼就叫名,而相应的规范就是名份。一个人表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称职,即声誉好,会得到他人的好评。 反之,要是不能满足社会的角色期待,甚至公开做背叛角色的行为,那就是不称职,甚至是不名誉或渎职。不名誉之举即是做可耻之事。”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ergon”(功能)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的“名份”概念颇有类似之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这样论述他的正义观:“每个人必须在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这个让现代人有些费解的正义观念正是源于与角色、名份类似的概念“ergon”。柏拉图相信“任何东西都有一种特有的功能,某个工作或者只有它能做,或者它做得比其他更好。” 所以惟当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ergon”是什么,尽心尽力做好它,不僭越不出格,这个社会才是正义和稳定的。也正是基于“ergon”和名份观念,传统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美好生活和正义生活,伦理与政治之间融会贯通浑然一体。 在传统意义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和份,只要他们恰如其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特定功能,就是好人,就会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乃至幸福和至善的人生。反之,一个没能很好履行自己功能的人就是不称职的人,不名誉的人和可耻的人。那些因为未能很好履行自己的功能、未能恰如其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成员会产生羞耻感——也即“耻自己之不善”,而且在小规模的熟人共同体中这种羞耻感体现得尤为强烈。陈少明指出:“在陌生人与在熟人面前出丑相比,其狼狈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关系越密切者,耻辱感就越强。所谓辱没门风,就是一指个人的不体面行为,给整个家族造成的名誉损害。” 这个观察提示我们,在关系疏离的陌生人面前人们的羞耻感会相对淡漠,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人们的角色、身份和功能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与周遭世界不存在情感满溢的纽带关系,在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随时可以从偶然的关系中抽身离去。 在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不仅“耻自己之不善”的羞耻感会减弱,而且“施自己的不善于他人并使之耻”的羞辱行为会增多。如果说传统共同体的一个职能就是营建“羞耻感”,那么现代政治社会的重要职能就是“防止羞辱行为”,特别是防止在制度上羞辱任何人。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营建“羞耻感”以及在私人关系上不羞辱他人视作伦理和道德的主题,而把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视作政治的主题。马格利特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制度正是因为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而得到证明的。这包括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 马格利特指出,相对正派社会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实现正派社会的政治策略不仅非常不同于实现正义社会的策略,而且相比实现正义社会的机会而言,马格利特对建立一个正派社会的机会要更乐观一些。 在罗尔斯看来,社会是一种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自由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由正义保障的权利是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计算。” 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可以指导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以及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上分配的都是所谓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基本善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被推定想要的东西。无论一个人的理性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善通常都是有用的。” 首要善最初的清单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但是罗尔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最重要的基本善也许是自尊” 。 罗尔斯一方面认为“自尊由社会所认可的所有人的平等公民身份来保障”,而“物质手段的分配则根据程序正义的观念自行安排” ;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这一想法很可能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自我价值感会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份额。” 按慈继伟的观点,罗尔斯在探讨自尊概念时呈现出来的论述困难将引导我们把自尊与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重新界说正义的作用:正义不仅要解决人们为争夺物质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们为争夺构成自尊基础的社会条件而发生的冲突。” 这意味着,如果沿着罗尔斯的论证思路继续推论,就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正义二原则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字典式排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收入和地位构成自尊的基础,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说,差别原则的重要性就不一定亚于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原则。也就是说,正义的两项原则不应该有固定的优先顺序,而应该根据影响自尊的具体因素来决定。” 不过,无论怎样解释罗尔斯的理论目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期望建立的正义社会不仅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长久互惠的社会,更是一个能够在制度上保障所有人自尊的社会。当然,关于“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自尊”的实质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作为消极性的目标,无论正派社会还是正义社会都不保证人们在其中必然获得幸福生活或者至善生活。要义在于,一个正派社会或者正义社会不一定是美好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派或者非正义的社会一定是不美好的社会。如果我们既不怀抱乌托邦的梦想企图回到古典,也不彻底抹煞启蒙运动的成就,那么就应该直面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义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或者正义社会或许是我们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最相关和最可行的选择。一个政治社会能够也应当保障的是“消极性”的价值,比如“不羞辱”或者“自尊”,制度性的建设应该做到这一点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任何越界行为都会导致难以估量的恶果。 5 、 多元共同体 无论正派社会还是正义社会都只能成就“半个社会”。 如果我们接受在政治层面上不可能重建共同体的结论,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伦理层面上建立多元的共同体,把幸福生活(至善生活)这样的积极价值和终极目标托付给各个不同的小共同体去实现。 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创建工作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当旧有的、传统的、曾经是自然生长的共同体坍塌之后,“从现在起,所有的同质性必须通过筛选、分离和排斥,从大量杂乱的多样性中精选出来;所有的一致性都需要被创造;‘人为制造出来的’和谐是惟一行之有效的形式。共同理解只能是一种成就(achievement),而这种成就,又是在经历曲折漫长的争论和说服工作,以及在与无限的其他潜在性进行艰苦的竞争之后才实现的,……” 鲍曼相信,这种经由艰苦谈判、反复争取而来的共同体,“无论它控制得多么牢固,也无论它的代言人和提倡者用什么话语来描绘它,像腾尼斯和雷德菲尔德所用的‘自然而然’、‘不言而喻’,也不会达成协议。它必然免除不了进一步的反思、质疑和争论;甚至恰恰相反,它可能形成一种活络合同(rolling contract)的状态,这种需要同意的协议必须定期更新,任何一次更新、续签都不能保证下一次的更新和续签。” 这种活络合同虽然意在提供一种确定性,但在事实上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不确定性,正像鲍曼在另一个文本中所指出的:“与昔日的不确定性不同,当今的不确定性……是制造出来的,因此,愈益明显的是,生活在不确定性中,呈现为一种生活方式,且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鲍曼这个颇显悲观的结论只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新型(新兴)共同体而言才有效。比如因兴趣相投而组成的减肥共同体或者网络上的虚拟共同体,由于其共享价值过于单薄,纽带不够牢靠,成员可以自由随意出入,所以这些联合体没有资格称作共同体,它们只是一些定期更新的“活络合同”。 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面,重建共同体的努力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修正“共同体”的定义和属性,对于可能的共同体形式要有更为自由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伟大成就但如今已经恶化成为肿瘤的极端个人主义进行疗治。个人主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激进的功利型个人主义已经给现代社会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共同体主义者(如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主张所谓的“无拘束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或者“不受羁绊的自我”(disengaged self)。我相信共同体主义者的这个批评对于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夸大其词了。 的确有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由于个体自主性与任何压迫性的政治制度和权威都在逻辑上不兼容,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无政府主义。但是多数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接受这个极端结论。更为中正平和的观点或许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生活在联合体中就必然地要依从于这样那样的他人意志,可是依从并不一定意味着自主性的彻底丧失,恰如主张自主性不意味着要斩断与周遭的所有关联。我甚至愿意说,不存在不受制于任何他人意志的自主性,任何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受到家长、朋友、他人、社会、国家的意志影响。如果我们承认从来就不存在赤裸裸、无拘无束的自主性,那么我们就要在另一个意义上考虑自主性,我称之为“可修正的自主性”。 可修正的自主性既不主张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也不试图破坏所有的社会纽带,它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尽管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时时刻刻都处在与他人意志的复杂关系之中,但是作为个体,我有自由和权利对任何其它意志与权威进行评估和质疑,并且,当我做出某一个判断或者行动时,最终的认可来源于我的自我决定。这是一种弱意义的自主性,这种弱意义的自主性虽然仍旧以个体利益作为思考的原初起点——没有人能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判断哪一种利益更符合我,但是它不否定社会历史情境对于个体的构成影响,不拒绝共同利益的概念,也不排斥忠诚、团结、友爱这样的共同体主义价值,更不抗拒“共同体”或者“传统”概念。弱意义的自主性不认为个体的自主性应当每时每刻、自始至终贯穿于个体的判断、行动与生活——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它所主张的毋宁是,当个体最终做出判断和行动时它是基于个体的认可。并且,个体有形成、修改和完善这种认可的能力和权利。一言以蔽之,这种自主性意味着“个人应该享有理性评估和修正自己现有目的的自由。” 因为认为任何有价值的生活都必须是源于内心的生活,而强调个人的自我决断,不仅能更好地促进个体的自我利益,而且还将带来任何强迫性生活所不具备的自尊感。 可修正的自主性在下述意义上试图消除“消极自由”概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在政治生活上坚持消极自由,拒绝来自国家意志、集体意志和某种规律的政治干涉,但是在伦理生活中,我们不应反对那些“真实的”、“更高的”、“理想的”自我的积极影响。当然,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哪一种自我是更真实、更高和更理想的?对此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我们只能深入到特定共同体的共同理解中去寻找答案。 6 、结语 无论“社会”还是“共同体”,都是“共同生活”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基于“社会”聚合而成的“我们”,还是基于“共同体”团结起来的“我们”,都是对“同质性”的某种承诺,而同质性则必然意味着他者的存在以及被排斥。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根据什么样的理由排斥他者,又根据什么样的共享价值来团结“我们”。 在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世界,如果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的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体,那么在政治层面上最可欲的共同生活形式就只能是“社会”:要么是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要么是在制度上保障每个人的自尊的正义社会。而那些希望在共同生活中体验到确定性、归属感和幸福的人们则可以在政治社会的制度框架下面团结成各种复合多元的共同体。 回到王绍光的困惑,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回答他:民主和幸福之间本就没有必然关系,试图在民主制度中寻找幸福本身就是缘木求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抛弃民主制度,事实上,民主制度(政治社会)与多元共同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相容的,它们各自成就一半的社会,前者保障正义和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后者承诺更多的确定性和幸福。这或许是常态政治中最相关和最可欲的一个选择。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原文链接:)

爱思想 | 褚宸舸 曹鑫:近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回顾

褚宸舸 曹鑫:近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回顾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褚宸舸   曹鑫        摘要: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和政党、政策及现实高度关联,研究视角多元,但是形成共识较少,学者之间的分歧加深。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主体的广泛性、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前瞻性和论证精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综述;近十年(2002-2011)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对"政治体制"范畴的理解。十年前,学界通常认为,政治体制并非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其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只涉及对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微调,不涉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近十年间(2002-2011),学界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已经扩展至"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本身。例如,高放认为,政治体制实质上就是政治制度,包括根本的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前者包括政体,后者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权力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和互相关系等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1吴江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发展民主、改造集中"。2   当代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是马立诚所谓八种思潮(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总结3,还是高全喜所谓的五种民主政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的归纳4,亦或是郭道晖对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毛泽东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左派、狭隘民族主义、新盛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述评 5;不论是蒋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的"三院制"6设计,还是秋风(姚中秋)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7和"通三统" 之倡导。总之,各类思想在中国当下激烈交锋,形成了左中右阵营,各种方案和建议涌现,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这些都为把握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领导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进一步深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本文试就十年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回顾,主要取材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本土公开出版的论著(包括专著、报刊论文,但不包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专题对相关论点进行归纳,以便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其研究有所借鉴。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   高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两大步和多小步:第一大步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了党内民主,打破了两个"凡是"。第二大步是1986年邓小平讲话和1987年十三大后的实践(在1989年终止)。自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迈出很多小步。8   关于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学界还有二、三、四、五阶段等不同的认识。不同学说实际反映了研究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各时期的臧否。   "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期虽然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但却存在传统道德体系和信念消失的弊端。9这类划分隐含了对近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判断。   "三阶段说"分别以1989年和1997年为界,分为摸索起步阶段、部署整顿阶段、深化阶段。10这种划分主要肯定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等一系列新主张的重大意义。    "四阶段说"是学界较早的观点,以1978年底到1985年为奠定基础期,1985年到1989年为改革宣传热点期,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为历史转折期,1992年至今为隐性发展期。11此类划分和"二阶段说"一样都肯定了1980年代政治体制的改革。    还有人提出"五阶段说",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作为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全面部署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调整思路、总结经验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阶段,21世纪初至今,是深化发展阶段。12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   大部分学者认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三个方面。142民主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14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政体及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15有学者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对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33国家要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能一味的强调秩序,稳定不能成为拒绝或延缓改革的借口。"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被响亮地提出。16同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各种地方性"经验""模式"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研究。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实事求是而言,改革在"顶层设计"上仍然混沌,这表现为对法治、民主和宪政三个核心问题存在很大分歧。   第一,法治虽然在我国确立较早,但认识尚不统一。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8年,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讲座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发表于"中国平安网"上,引起政法界的关注,该讲座观点遭到龚刃韧的强烈批评。 "朱龚之争"的核心是"法治"有无姓社姓资之分,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学界近年来类似的争论还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公开信事件,童之伟质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系列文章等。   第二,"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语)已成共识。 但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可是,官方这种大拼盘式的民主论述,未能弭平相关争论。   褚宸舸认为民主概念在当下中国具有"弥散性":有人强调民主的普适性,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来抵制民主化进程。也有人认为民主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解构"自由民主"的话语系统,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但很多争论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不是同一个问题。17   学者对如何实现民主提出了很多方案。俞可平的"增量民主说"认为,要继续保持自主性、主导性、渐进性与梯度性发展,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他强调程序民主,重视民间组织与公民自身的作用,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18何增科的"混合民主政体说"认为,要将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是从大中城市的中间阶层突破,向上向下延伸。19王贵秀的"民主的法治型政体说"则针对原有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中)的根本弊端。20除此以外,还有潘维的"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王绍光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双轨政治体制说"等。   第三,是否应认同"宪政"概念,在2004至2005年曾经历过激烈的争论。21法学界曾有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宪政等相关研究。2006年"宪政"概念从政治上解禁后,江平、胡星斗较早提出"宪政社会主义"。华炳啸则从学理上全面论述"宪政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即"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阶级鸿沟'和'专政暴力国家'的最终消解为目标。"22郭道晖表示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未来应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体人权的统一和并存,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从而实现人权至上、公民社会至上和社会权力至上。23   宪法学界2010年达到高潮的"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激烈碰撞。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但同时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24对此,林来梵提出,"政治宪法学"看上去好像是刚好策应了现实政治中某种微妙的蠕动,甚至是迎合了大众在茫然之中渴求变革的希望。但是到头来要么是对强大的政治现实的学理认证,要么就是空疏的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25他认为,未来中国宪法学最大的时代课题,应该是在理论层面上,努力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即力图依据有效的、具有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去调控公共权力的立场、精神和方法)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上,则是努力贯彻规范主义的精神。26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目前,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是绝大多数国人的认识。27多数学者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改进代议制,扩大公民直选等方面将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未来在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内民主、人事制度和党政关系等方面都会进一步改善。28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党内民主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由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将大大增强。29学者认为五至十年内应实现一些具体的改革目标: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允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30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和动力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爱思想 | 赵磊: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的可能走向

赵磊: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的可能走向 进入专题 : 政治 经济 中国改革    ● 赵磊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群体急剧分化,中国社会凸显出某种不稳定的特征,是一个可以得到经验证明的现象。于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虽然这个关系中的“正相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其中的“负相关”却更加令人困惑不安:至少在既定的时期内(比如用人均收入水平界定的某个发展阶段),经济越发展,社会稳定程度就越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精辟地表达了这种“负相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较早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并试图解释这个“负相关”的,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提出了“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到来”这个著名的疑问——笔者把这个疑问称为“托克维尔悖论”。②在当下中国,“托克维尔悖论”再次显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石中、赵磊、王绍光等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前景发出了明确警告③;此后不久,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④,也不乏深刻地刻画了中国社会正面临的尖锐矛盾。然而,“托克维尔悖论”真正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则是进入21世纪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最近几年以来,这个“悖论”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以至于一个被命名为“国际发展经验”的说法,成为学术界用来展示这个“悖论”的经典表述:“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 1000—3000美元,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阶段的稳定发展问题。”⑤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均GDP在3000美元时,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呢?显然,“国际发展经验”是无力给予满意回答的。因为所谓“国际发展经验”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解释”,不如说是一种“经验观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层面上重新剖析“托克维尔悖论”,对于洞悉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主流认识:“宪政转型”、“体制落后”与“分配不公”      在特定的阶段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什么会呈现出“负相关”呢?对这个问题,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个在中国学术界曾红极一时的显学,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托克维尔悖论”这样的问题意识。因为,按照市场浪漫主义的看法,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化”与“市场化”等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定,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合情合理。这种逻辑使得人们的关注点长期被锁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类的经济指标上,至于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问题,则“无可奉告”。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急遽变化,“托克维尔悖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学术界也很难置之不理。于是,逐渐形成了三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   (一)“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的逻辑,来自“转型经济学”有关改革路径的“激进”与“渐进”之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杨小凯等人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以及林毅夫与之针锋相对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两篇文献。《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的主题,是想厘清并展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正如杨小凯等人所言:“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⑥这个主题,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激进”与“渐进”的一场论战,并形成了以林毅夫为领军人物的“反方”阵营。   对于中国改革的前景,“转型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仍是不断重复主流经济学的老生常谈:“私有化”和“市场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不论“转型经济学”如何宣称自己是经济学中的另类,它与“新古典经济学”都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转型经济学”难以自觉肩负“托克维尔悖论”的问题意识。但是,在“激进”与“渐进”的论战中,“转型经济学”的问题阈却很难绕开“托克维尔悖论”的困惑,并最终催生出了所谓“宪政转型”的诉求:“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⑦换言之,经济转型(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而曾经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那些基本制度,如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宪政秩序等方面的转型(统称“宪政转型”),才是更为基本的“转型”内容。   基于“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杨小凯认为:“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⑧换言之,在杨小凯等人看来:“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⑨这些“长期代价”包括:“政府服务质次价高,产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剥削,因此市场容量小(看起来像通货紧缩),分工水平低,总和生产力低”等等⑩,由此,他们得出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政治上允许自由进入也形成自由市场时,这种‘坏资本主义’才能被高效率的‘好资本主义’代替。”(11)   “宪政转型”的深刻之处在于:从宪政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这不仅是对主流经济学纠结于经济“现象”的一种突破,而且,其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基本是自洽的。以这样的视野来观察问题,“宪政转型”具有比较敏锐的历史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杨小凯等人所注意到的那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法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负面的,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12)   但是,“宪政转型”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个局限就在于:它虽然看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却并没有真正把握这种关联的内在本质,即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局限使得“宪政转型”无法洞悉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真谛所在,而必然陷入以下的误区之中:   第一,在杨小凯等人看来,“制度核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13)。换言之,与经济相比,政治才是第一性的要素;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制度高于一切”。于是,杨小凯等把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经济困难(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日本、苏联和东欧)统统归咎于没有完成“宪政改革”所致。这种把宪政当作“一个筐”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林毅夫的质疑:“能不能把任何经济困难,都归结为宪政体制改革问题?难道英美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之后就没有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了吗?美国1929年出现过经济大萧条,比1991年以来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也从工业革命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宪政体制有问题呢?《宪政》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十分意识形态化的。”(14)林毅夫正确地看到:“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的。”(15)   第二,在杨小凯等人看来,政治与经济虽然具有某种关联,但政治完全可以超越经济而独立存在。换言之,“宪政”成了外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相应地,“宪政转型”也就成了一种“无根无据”、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了。用杨小凯等人的话说:“宪政转型”的发生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情,是“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的结果。(16)对于如此“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林毅夫提出了相当有力的批评,他说:“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历史上的宪政改革“从经验上看也不是愿意,就可以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而在一两代人之间建成的”。(17)为什么“宪政改革”不能随心所欲呢?因为:“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否则,即使通过宪法,也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宪法,固化其垄断权。”林毅夫并不拒绝“宪政转型”,只不过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先发展经济,建立多元的政治、经济力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宪政体制。”(18)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分歧在于:前者把“宪政转型”看作是“内生”的因素,而后者把“宪政转型”看作是“外生”的因素。   (二)“体制落后”的分析框架   “体制落后”的框架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年)的观点为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亨廷顿的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然而,当时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未给“托克维尔悖论”提供充分的时代背景,所以在经验层面上,亨廷顿的观点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回应和引申(2008年亨廷顿去世,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个回顾的高潮)。直到最近几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内在张力的增加,“体制落后”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学术界才逐渐得到了“应用性”的重视,比如:孟军的《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19),胡政、罗维的《论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及其现实启示》(20),刘军宁的《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21),等等。   为什么“现代性产生了不稳定”呢?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说:“(社会动乱的)根源何在?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观点是,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集团的产生急起动员参与政治,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总之,“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22)由此可见,所谓“体制落后”,其实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那就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体制落后”,亨廷顿不仅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那就是:“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23)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充满信心地展示了“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的历史前景。(24)   概括起来,“体制落后”的理论要点在于:(1)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是二元并列的关系;(2)经济结构的演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3)政治结构不能落后于经济结构的演化水平。这个分析框架的政策含义是:其一,经济发展是“善”的体现,是“进步”的象征;其二,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其三,政治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而言,上述政策含义中的第三点尤其有着重要意义。比如,刘军宁将亨廷顿的理论引申为:“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25)   从本质上看,“体制落后”与“宪政转型”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与“宪政转型”一样,“体制落后”的深刻之处在于: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的背后,发现了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于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仅仅是一个现象层面的问题;而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则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但是,与“宪政转型”的分析框架一样,“体制落后”的局限在于:由于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政治与经济的本质关系,因而,政治体制也就成了外在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比如,亨廷顿一方面承认政治结构的发展要与经济结构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又将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看作二元并列相互独立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治 经济 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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