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财新|周其仁:王绍光等提出的“国家能力”要重新定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昨天(12月18日)的财新峰会上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学者20年前提出的国家能力必须重新定义。 1993年,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共同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今年,甘阳、房宁、强世功等学者在一次纪念报告出版2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称赞说,这份报告为后来20年的国家战略标示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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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同学眼里的李克强

口述者: 陶景洲 【编者按】近期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 现任中国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预期将在明年三月人代会上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中国官方公布的领导人简历往往过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有限,而与新领导人曾有第一手接触的同事同学也多“为尊者讳”。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近日采访了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现为同学会召集人的名律师陶景洲,请他说说他的大学同窗李克强。以下为陶景洲的访谈实录。 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执行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目前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和伦敦国际仲裁院理事。 我和李克强,都是安徽人。他1955年生在定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很快决定恢复全国高考。每个省自行出题。我们当年文科的作文是:读叶帅(时任国家领导人的叶剑英元帅——编者注)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有感。 1977年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北大法律系总共招收了82位新生。其中安徽籍同学有三位:李克强、 张恒山和我。我们三个人填写的志愿却不是法律系(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我们三人入学之前都是中共党员了。 李克强比我大三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属于埋头读书那种类型,稍有些内向。报到后,有同学告诉我,这个李克强同学在安徽凤阳县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同是安徽老乡,但彼此的接触并不很多。一开始,他好像也不是班干部,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党支部书记。 (左图:李克强(后排右)和王绍光、陈兴良和陶景洲(前排右)在一起,1981年,北大南门) 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他就对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浓厚。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我们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就在崇文门那里,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我们上“海商法”课程,我和克强等一些同学又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国门初开,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完全不知道国际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我们77级考大学时,因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不考英语。我们这批学生进校时,英语都很差。我是英文字一个都不会,也不重视,还几次申请免修。李克强是同学中学英文最卖力的之一。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小卡片,一面写的是英文单词,一面写的是中文,用橡皮筋一扎, 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我印象中,他在图书馆呆的时间很长。 (左图:1981年师生留念。后排右一为李克强,左一为陶景洲,前排左二为龚祥瑞教授)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不少名师,如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其中,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有一位老师就是外国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教授。龚祥瑞教授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我是他“比较宪法”课程的课代表,主要是为老师写黑板和擦黑板。一批英文还不错的同学与龚祥瑞老师走动密切,其中就有李克强。他很崇拜龚祥瑞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 大学期间,李克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记得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他还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后来,在龚祥瑞指导下,他和其他系的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他当时本来也让我们参加,但我们感到太难。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198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那时,李克强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代表大会负责人。其实,当时李克强想和我们班上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样,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欧美留学。他想做学术,以后当教授。当时,他是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的,也就是大学期间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我们班上大约有十几位同学是全优生。北大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名额,以他的学业成绩来看,他考上的概率极大。但是,一位叫韩天石的和一位叫马石江的北大领导很赏识他,一定要他留校,不让他考出国。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毕业安排。克强又是个很尊重组织意见的人,最后也就答应不参加出国考试了。毕业离别之时,由于物质条件很差,也没有专门的毕业纪念册。每个人自己随便弄个本子,让同学写几个字。当时,我给克强写了什么,他给我写了什么,都忘了。小本子现在也找不到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克强在他的宿舍里,因一个与法律相关的英文单词争论起来。这个词是“laymen”。当时,我刚开始读英文,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的意思。克强说,他的理解正相反,“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当然,争论最后,证明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对的。 他留校后不久,就去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工作。在团中央时,我去看过他,没有看到他特别忙,这也正好让他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和做研究。他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别的官员怎么读学位,我不知道。以我对他的了解,李克强一定是自己认真读的。1988年到1994年期间,他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先是硕士,再读博士。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得到博士学位。 (左图: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毕业那么多年,班上同学有聚会,只要他人在北京,基本都会参加。去河南当省长之后,离开了北京,同学聚会来得少了。2002年,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到场了,还有当年还健在的各位老师。那天,李克强和王绍光教授作为同学代表发了言。会后,组织聚会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当时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我算是纪念册的主编,还写了个序。我们同学间的聚会,很轻松,不谈别的,只谈当年的同学友谊和趣事。另外,克强也是热心肠,记得当年,有一位同学请他帮忙说媒介绍其他系的女生,他出面去谈,可惜最后没有成功。谈及这些北大的往事,大家都很怀旧。 对李克强有什么期待?作为他的老同学,对他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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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张宏良:我没有在为薄熙来呼吁的公开信上签名

最近互联网流传一封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能主持公道,合理合法解决薄熙来的问题。按照这封公开信,带头签名的是中国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如孔庆东、王绍光、韩德强、巩献田、张宏良以及老干部李成瑞等。不过,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张宏良说,这封信他不知道,不知为何将其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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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进入专题 : 群众路线 基层治理 计划生育    ● 吕德文        「内容提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赣南版上镇20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例,关注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行政体系的动员及群众动员,运动式的治理与科层制工作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相对成功的制度建设和并不成功的群众动员,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部分延续了下来。   「关键词」群众路线;基层治理;分类治理;群众动员;计划生育      一、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两年后,中共七大将这一基本精神写入了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群众路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操作办法: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②   已有研究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不仅在镇反运动中获得了成功,还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系统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土改的一份口述史研究显示,“诉苦”等民众动员手段是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这一机制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宏大的阶级、国家联系起来,成功地确立了新中国积极的国家形象,③这一机制使“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④王绍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改造税收系统的研究也表明,新中国通过政治教育、政治运动及各种社群组织的介入,以及专业化、官僚化的组织体系建设,成功地改造了旧官僚体系,在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起来时就极大地加强了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⑤由于群众路线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国家性质的一部分。邹谠将这一体制概括为“全能主义”,其主要内涵即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告别了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政治路线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作为认识论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作为政策前提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及正确处理两类矛盾,作为道德规范的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仍然是治党和治国的基本原则,“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⑦   在组织方式上,群众路线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在国家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群众动员依然是行政的主要特征。一项关于“严打”的研究表明,运动式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仍然是常态社会的常用治理方式。⑧怀特的研究表明,动员依然是中国行政体系运作的根本特征,国家不得不通过群众性的参与来克服正常的官僚体制能力的局限;而黄延中和杨大力的研究则表明,改革后的国家官僚系统能力依然强大,只是官僚能力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距离,造成了群众动员依然是政府政策执行的手段。⑨不过,陈柏峰的另一个关于乡村治安工作的研究却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众路线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社会治安工作,因此,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是,与专门工作相伴随的技术治理却无法有效替代与群众路线相伴随的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⑩这种判断得到了另一些证据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群众动员或许仍是国家行政的主要特征,但国家从未放弃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各种目标管理责任制、监察制度的建立,似乎表明中国的社会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且逐渐走向了监管型的国家。11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尽管发生了巨大转变,但这一转变过程却从不意味着对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智慧的放弃。事实上,正如詹姆斯搠森等人所言,“群众路线作为毛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学说中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12正因为群众路线蕴含着丰富内涵,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包括动员,又包括官僚化;既是集权的,又是简约主义的,黄宗智将之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13.   集权的简约治理在群众路线的意义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意味着群众路线具有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在动员的层面上,群众路线既包括官僚体系的动员,也包括群众动员,前者是加强领导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等;后者是加强群众工作的表现,表现为各种宣传教育工作,最具典型的是各种群众会、诉苦等。二是在工作方法的层面上,群众路线既包括采用一些运动式的治理方式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表述为“中心工作”,也包括韦伯式官僚制的建设,“基础工作”、“制度建设”等都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与群众工作,运动式的治理与官僚制建设进行了有效结合,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改革开放后,这种结合并不完美,在很多情况下,动员与官僚制建设被认为是一种对立关系,正如陈柏峰的研究所显示的,乡村治安工作中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技术治理与身体/德行治理之间更多的是替代关系,而非有机结合的关系。   显然,单纯从群众路线的某个层面看,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无实质改变,动员仍在不断进行,基础能力建设也在不断加强。核心的问题是,当基层治理中的动员仅仅是官僚体制内的动员,而缺乏真正的群众动员,韦伯式的官僚制建设仅仅是行政体制内部的建设,而缺乏对群众的合理组织和分类治理时,群众路线要发挥作用必将捉襟见肘,“集权的简约治理”就很可能陷入集权的陷阱,而无法真正发挥简约治理的作用。因此,把握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式主要特征的核心并不在于行政体系是依靠动员还是依靠科层制,而在于群众路线内部的矛盾结合体是否得到了统一,“领导和群众”是否真正结合起来。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度号称基层治理中的天下第一难事,从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颁布为止,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基层政权的中心工作,民间用“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来形容这十年基层治理的主要特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典型特征,也集中反映了群众路线的运作机制,本文将以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揭示改革开放后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过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同时,这种反差也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部分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赣南安心县的版上镇14.该镇地处闽粤赣客家边区,素有安心县“北大门”之称,是该县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155平方公里,辖12个村委会,总人口25000多人,耕地面积1.51万亩,山地面积16.9万亩。由于当地保持了传统的客家文化,是一个生育冲动较强、男孩偏好明显的地区,因而,自计划生育政策推广以来,国家政策与地方文化网络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事件为本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2006年夏,笔者对该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预调查;2008年秋,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期间,访谈了乡镇主要干部和计生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收集了该镇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计划生育文件材料,重点对竹村和后村两个村进行了驻村调查,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个案访谈,尤其是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跟踪调查。      二、中心工作与制度建设      群众路线说到底是领导方法,因而,如何有效地组织动员官僚系统的力量是这一方法运作的基础。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专门论述了组织力量的动员和组合,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15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把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并且要负总责。”安心县很快下发了《关于打好1992年计划生育翻身仗的决定》,表达了该县坚决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战略的决心,为了配合这一决定,全县于1992年7月16日至23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大检查活动。   检查活动几乎动员了全县所有单位,由县计生委牵头,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抽调人员组成了72人的检查组,对全县各乡镇1~6月份生育情况及基础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采取指定和抽签的方式确定调查点,每个乡镇检查两个行政村,首先由检查组根据计划生育完成情况,指定一个受检的行政村,然后抽签确定另一个受检的行政村。对受检的行政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对所有已婚育龄妇女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版上镇因出生率过高受到通报批评,其中一个村的计划生育率竟然为零,该村的育龄妇女还漏报了13人,这充分表明计生部门的调查摸底工作不扎实,基础建设有待加强。   很显然,版上镇1992年上半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达到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全县各乡镇的普遍状况,版上镇是因为出生率过高受通报批评,而其余乡镇受通报批评的原因则是计划外二胎率和多胎率高、计划生育率低、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低、统计报表“水分”没有全部挤干等不一而足。通报批评并非目的所在,而是要通过这次大检查给基层政权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计划生育工作应该成为该地区的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也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事实上,在县计生委呈送县委县政府的检查汇报中已经显示,1992年上半年该县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便是“组织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各级党政领导上岗到位亲自抓总责,抓工作的统筹安排、目标任务的落实;重大问题、关键问题的处理解决;亲自挂帅出征,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16如此,不断动员官僚系统就成为安心县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动员却是以加强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国家制度的建设作为保证的。   在安心县完成夏季计划生育大检查后,计划生育名副其实地成了版上镇的中心工作。1992年10月,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在全省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制度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在干部提拔晋升方面,凡计划生育不合格的,予以“一票”否决。这反映在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便是每年的每个季度都组织实行计划生育服务高潮,每次高潮期间,都明确地将计划生育任务分解到各个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来保证实施。1993年冬季计划生育高潮前,版上镇发布了一份《关于对全镇冬季计划生育高潮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决定》,这份决定的特点是将各项任务指标化,分解到人,并配以相应的奖惩措施以保证实施。从此,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成了版上镇实施计划生育高潮的通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群众路线 基层治理 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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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风窗:新工人,怎么办

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揭示在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策划:李北方 统筹:杨军 来源:南风窗 中国工业化成就的最大功劳理应属于中国工人。3年前,中国工人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人物,4位女工作为他们的代表登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 这种笼统的表述方式无助于理解中国工人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工人”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很多学者引入了“新工人”这个概念,但这一概念尚未规范化。为了讨论的方便,本专题采取了狭义的“新工人”概念,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 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揭示在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它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工业化发展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再是“农民工”,只能是工人,他们的最终归属不再是农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没有及时回应这个转变,滞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们融入城市。 称他们为“新工人”,淡化农民工称谓,是为了打消那种他们会如同上一辈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幻想,是为了提示调整发展策略以便能让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的紧迫性,是为了全社会不至于忽视这个寂静无声的庞大人群的存在。他们与父辈是不同的,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旦他们开始说话,每个人都必须倾听。 如何看待这数以亿万计的悬于城乡之间的群体及应对其连带的社会问题,是新的政治周期之内需要应考的难题之一。 谁是新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对的,正是农民工问题。 作者:本刊记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宪法原则在法理层面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但现实的情况远为复杂。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总体而言,从国企老工人到进城的农民工,工人群体在过去30年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在利益上承受了很大损失。 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夹在城乡之间,既有的经济模式下的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靠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他们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 老工人的美丽传说 中国革命和建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同时,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学者黄纪苏对此有精辟的概括:“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新华字典》对“工人”的解释是:“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主,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这一定义无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和“人的商品化”趋势出现的、作为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家阶层的对立面存在的“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不符合这一定义,他们不是市场化进程的产物,是政治进程创造了他们。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了某种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后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老工人们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学者王绍光将1949年至1984年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模式概括为“伦理经济”,即人的经济生活服从于人生存的伦理准则。通过单位体制,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的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依托体。 政治进程造就了老工人,同时也遮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上的平等瞬间就消逝了,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学者李静君将这种管理模式称为“混乱的专制主义”,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集体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方式抗争。这无疑会导致国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则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这一过程中,老工人被无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岗,有的被迫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和管理的一页被翻了过去。 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现代化建设方式却创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福利,乃至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工作权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会机会,更不消说“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总体上,工人的处境要远远好于农民。 在老工人群体的内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到了国企改制阶段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农民工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不是绝对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得以通过招工的形式转变为工人。与后来的进城打工不同,那个时候成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种身份的彻底转变。此外,农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即在地方集体办的企业里做工,但不改变身份。在计划经济时代末期,中国的化肥产量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贡献,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197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据此可见,参与工业生产的农民为数众多。 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勃兴开辟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工人。至今仍有论者认为,乡镇企业是真正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被政策放弃了,为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让路。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为后来的大规模使用农民工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首先,农村的境况大幅落后于城市,这个对比在1990年代以后愈发的明显,以至于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向上流动,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性在此激励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虽然促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但代价是集体主义的瓦解,这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行为模式。早期农民外出务工有不少结伴同行的情况,这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集体主义瓦解后,大量农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契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 农民工是市场进程创造的,但农民工也不符合字典上“工人”的定义。农民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早期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一个人外出打工,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务农。他们将打工视为阶段性的选择,期待一旦赚够了盖房子或其他某种特定用途的钱,就回到家乡,继续在土地上讨生活。这种心理导致了外出务工者省吃俭用、将打工所得尽可能地寄回家的行为模式,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巨额汇款对缓解地域差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末期曾经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期,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累积,这与“伦理经济”时期以满足人的需求为首要生产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决定了农民工的地位与老工人天壤之别,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工则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谓“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比较优势的理性利用之上的。 在“效率优先”主导的时代,中国极度缺乏社会保护政策,人和自然环境都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在微观经济层面,企业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提高利润率的方法之一即是控制成本—人力成本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压低农民工工资甚至大面积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普遍现象,这才出现了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事情,甚至使用“奴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劳动保护措施的匮乏导致了一代农民工为经济发展付出了血与泪的贡献,有估算认为,在1993~2002年间,有5%~7%的农民工因工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无法维持再生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水平应以足够支持劳动力再生产为标准,这是一个硬约束,因为工资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劳动力再生产就会在萎缩的条件下进行,长此以往会危及整个经济。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不仅包括劳动者自身的吃穿住用,也包括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家庭开支。 农民工在老家有一片土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身份只是“半无产者”,其劳动力再生产一部分成本由土地承担了,理论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家属也间接地受到资本的剥削。这是农民工可以承受低工资的奥秘,中国因此成了资本的天堂,博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 现代化意味着减少农民,但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农民的数量持续增长。这表明,风风火火的城市化并没有安置城市的建设者。不少人是希望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的,即继续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丢给农村,维持现有的资本积累方式,但他们同时又把目光盯在农民的土地上,希望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下一个增长点,仿佛没有意识到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是代际更替。研究表明,跟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呈现以下特点:保持了吃苦耐劳的特性;已经结婚的新一代农民工往往夫妻双方全部脱离农业;完全不懂务农,回归农村已经不可能;遭遇不公正时,反抗的倾向更强烈,等等。 这一代农民工夹在城乡之间,既有的经济模式下的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有调查结果显示,40%的打工夫妻不得不各自住在宿舍或工棚,因为工资水平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回到农村也不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土地已经因为流转或征地而失去了。无论如何,靠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他们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个庞大的人群暂时还是沉寂的,尚未形成集体意识。他们在政治上很少有表达的渠道。他们最常用的反抗形式是“用脚投票”,频繁地更换工作,但这使得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形同虚设,最终结果是有利于资本。 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多被使用,但还不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范畴,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谁是新工人呢? 学者潘毅曾提出,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有数据显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7544.1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382.1万人,差额为5162万人,这5000多万人即为下岗和转制工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类同于进城的农民工,又与农民工存在着直接的竞争,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略逊一筹,对农民工抢占工作岗位、拉低工资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备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民工无法企及的。 但是,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为参照,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因为老工人的社会地位同样是今天的国企工人无法比拟的。高收入的国企职工集中在个别行业和特定的岗位,并非一线工人。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这一差距仅为1.18倍。今天的国企已经蜕变为纯粹的营利性机构,管理方式上与私营企业的差异渐趋雷同,2000多万国企工人已泯然众人矣。 还有一部分论者口中的新工人仅指农民工。他们主张用新工人这一称谓的理由是,为农民工争取产业工人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是要打消一些人对农民工还能回到农村的幻想。潘毅的论点比较精确地概括了这种倾向: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对的,正是农民工问题。 半城市化下的逼仄人生 财政税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返还,资本方在获得资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分红,工人工资则长期被压低。 作者:本刊记者邢少文 来源:南风窗 “她们太懒了,上班的时候玩手机,聊天,做事情不负责任,哪像我们呀。”陈婧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若芸说,李若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婧和“90后”李若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 这个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旧水坑村的工业区中,有日立、胜美达、卡西欧、丰达电机等多个外资厂,园区里到处悬挂着大批招收女工的横幅,早晨的时候,厂区车站边摆着一长溜招聘的桌子,村里的管理方统一为这些工厂招聘。 高峰时期,这个工业区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旧水坑的湖南人陈婧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则以旧水坑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若芸是新一批旧水坑的落脚者,后来,她说她认同陈婧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只不过可能只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吧,选择多了,人就不会那么善于忍耐了,其志并不在那条单调枯燥的生产线。 像她这样的年轻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根据番禺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2010年的统计,番禺流动人口已达117万,如果将70、80、90后的流动人口归为“第二代”,这个人数已有87万多人。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职业空间 在一家日资工厂中,陈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响组装流水线上钉螺丝、贴胶布、装海绵,2002年,她刚到这家厂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加班五六十个小时,也只拿到500多块钱,她所在的企业在2004年由于中层管理人员的投诉,在劳动部门的强迫之下,才将基本工资提高到600元,近3年来,随着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基本工资才提到1300元,现在加上加班费,她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围基本局限于这个工业区,个人生活中的主要开支是房租和吃饭,10年前,陈婧的月生活开支是200多元,现在大概600元。10年间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和工资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都已经13岁了。 中间,她曾跳槽去了奥林巴斯的工厂,但情况相差并不多,“哪个厂工资高一点,就去哪个厂,后来这边工资加了,又回来了。” 情况和10年前已大为不同,以前是排队进厂,现在机会多得多,工厂缺工的现象普遍。对于这些一线的生产工人而言,跳槽的机会虽然很多,但选择去什么样的工厂,除了工资的高低,还要看各种保险缴纳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升迁的空间。 来自陕西的杨煜在一家生产轿车零配件的日资工厂模具车间当班长,基本工资2000出头,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来,工厂正规,管理也相对宽松,并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选择离开,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赞同这种看法。 按照规定,现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0小时,每小时的加班费用也按规定执行。由于今年的整体外需不好,订单不像前几年那么旺盛了,加不加班,则由个人决定,“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换工作,最主要的考虑点也是这个,这样我可以安排时间去上夜校。”李若芸说。她现在读一个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的夜校,需要5年的时间。 在这些年轻的工人中,对于学历与文凭的看法近乎一致,没有学历,意味着在工厂中的上升通道将几乎彻底丧失,“工作了20年的熟练工,如果你没有学历,工资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低。”陈婧很是不满。在日资企业中,高中学历文凭,意味着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长,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大学生才能得到像课长、次长这样的升迁机会。而根据统计,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动人口中,初、高中学历者占到了79%。 一方面,他们会认为上升空间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一方面却又囿于现实,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位置上。“没有学历,你去了别的工厂,所谓的技术熟练程度、经验别人是不认的,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又要重新开始处理和上级的关系,没有意思。”杨煜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能也在这里呈现,在杨煜看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考一个更高的文凭,没有这个决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芸则富有这方面的进取心,“我还年轻,不想总是这个样子”。 在工厂中,这些一线工人得到的培训和知识提升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工厂只在乎节省成本的熟练工。也因此,他们的打算是如果工资还过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选择回家。谁愿意在一个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长久地工作呢?谁又愿意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长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间 这是一个还没有彻底城镇化的地区,城市白领、外来的新工人、本地的农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区的市中心市桥,人群和摩托车交织,显得嘈杂无比。 不过,杨煜很少在休息时间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时间里,他们在工厂与出租屋之间来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聊天,娱乐活动很少。 杨煜带着《南风窗》记者来到石碁镇的赤岗新村,他对于当地农民的生活羡慕不已。这是一幢4层楼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一间300元,数了数,共有四五十间,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10平方米的单间,放下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椅子,已显狭窄。因为楼距狭窄,在房间里,手机信号时常会消失。 而在旧水坑村,1984年开始,该村在招商引资中并没有像一般村庄那样把自己的土地出卖分红,而是由村统一建设厂房、宿舍和生活区,将它变成集体物业。从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体公司发给村民股东的红利已超过了3亿元。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镇工业化进程一样,当地居民分享到了这一进程的好处,但那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工人却处于过客状态,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当地的安家费用。 “小孩子上幼儿园,在这里一个月的费用就相当于老家一个学期的费用,谁负担得起啊。”杨煜说。和他们的上一代打工者一样,虽然没有奢想过买房,但他们并不排除在此地多呆10年8年。至于什么时候回去,目前并没有计划,即便是打算结婚,也还不想回去,“回去做什么?村里肯定是不想回,回老家的小县城,要先想好做点什么生意才行,而且,老家那种地方到处都要讲关系,也很难的”。说起前途,他和他的工友们都显得很迷惘。 2000年,番禺撤市并区,这12年,是城镇化最快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景象,在此斑驳交错。 在番禺所辖的9个镇中,也存在镇域发展的不平衡,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分布不均的情况,有些镇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聚集,有些镇则居住着大量的城市白领—由于广州市中心房价的高昂和空间的逼仄,番禺成了许多广州市区工作的白领及富人居住的“城郊”。 房地产价格逐年飙升,如今,在位于石碁镇这样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手房价格也达到9000元/平方米。这对于月收入在1000多到3000元之间的工人而言,只能望而兴叹。 那些环境优美,占地面积上千亩的楼盘,与大型的工业园区边拥挤的出租屋,以及本地人的小洋楼,构成这个城区3个不同的人群世界,他们的生活彼此交集很少。 户籍制度的羁绊,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依然是横亘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巨大制度障碍。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之中,随着地方财政的富余,曾经滞后的城市管理也在逐步开展,番禺在城镇社保、医保、教育上正在逐渐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走,农村居民也正在逐渐摆脱农民的身份,但庞大的外来人口却未能享受到这些。 2010年,广东省推出了积分入户政策,外来务工人员达到一定的积分即可入户,并将其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挂钩。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落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各样的门槛设计使得它所吸纳的,只能注定是那些外来人员中学历比较高,有一定的职务,甚至是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的外来人员,而并非大多数的制造业工人。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番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共有18万学生,其中外来人员子女8.4万人,占了46.6%,但2011年番禺区仅有474人凭居住证参加“积分入学”计划免费入读公办学校。 直至2008年,这个地区才开始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化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一部分,在石碁镇,2011年,只有668名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合作医疗保险的赔付。 中国的城镇化依托于工业化,但却又落后于工业化。对于那些年轻的工人们而言,或许他们的家乡未来会随着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后发优势让他们像目前他们居住地区的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是,在中国30年的发展积累之中,他们的上一代以及他们这一代都在承受着这种身份异化所导致的利益受损,这些“中国制造”辉煌的缔造者,难以完成职业身份与社区居民身份的转换。 重塑政经关系 工资增长和公共服务提供无法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对应,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工人利益受损需要在新的时期进行调整。 大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以2001~2004年为例,2004年广东省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是2001年的4.6倍,实现利税是2001年的3.3倍。但陈婧的工资在同一个时期,如果没有劳动部门的强制要求,她的工资增长还不到一倍。 中国的1994年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随后的近10年里,制造业中的劳工工资提升水平可以算得上是极其缓慢的。一直到21世纪初,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的一线工人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 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结构是失衡的。以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例,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到2007年已降至39.7%。 如果从番禺地区截止2007年的统计来看,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都保持了年均20%以上接近30%的增长,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到14%。 在全国各地,新工人都普遍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制造业,工资增长幅度的缓慢,与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过于求有关,也跟地区经济发展中利润分配的结果有关。财政税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返还,资本方在获得资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分红,工人工资则长期被压低。 在居民的身份上,这些外来的工人受到政策性的歧视;在职业身份上,大量侵犯工人合理权益的事件在制造业中经常发生,劳资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如何重塑这些工人与政府、企业的利益格局,是解决新工人何去何从所要面临的。 1998年以来,番禺区唯一的一家劳工权益民间组织“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一直为打工族的工伤赔偿及维权服务,其负责人曾飞洋10多年来的体会是,个人维权与有组织的资本对抗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工厂的打击报复和漫长的法律程序使得这样的个人维权无休无止,成本巨大。 劳资关系的重塑要化个人维权为集体维权,改变工人维权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加强工人组织与资本方的谈判力量,但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推动劳资对抗,而是集体协商、合法维权,在工人权益的保护,包括社保、工资、福利的谈判上达成妥协。而要建立集体协商的对话平台,除了让工人成为工会的组织力量,让工会成为工人的组织资源,别无他途。 不过,他也承认,劳资关系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不仅在于政府和企业从过往劳资冲突引起的社会问题中主动反省,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招工难、工人流动性大,也成为资本方愿意推动劳资关系谈判的一大原因。 时而发生在全国各地一些以外地务工人员为主的群体性事件,似乎也在昭示着劳资关系的变化。 (注: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流水线上的异变 每天走进车间,在线长的训斥下,他们平静而麻木地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本车间有多少工友。 作者:本刊记者石破发自郑州 来源:南风窗 那过去了的…… 郑州西郊某大型企业的李师傅,如今是一名退休工人。他所在的工厂曾是部级企业,近10年来日渐衰败,如今大部分厂区在搞房地产开发,工人减员90%左右。 李师傅的家乡在豫南农村,1958年祖国大建设时,18岁的他挟了件破棉袄来到郑州。刚来时,李师傅月工资16元,因为工作出色,3年后直接跳到三级工,月薪47元。虽然工资低,但那时物价也低,三级猪肉5毛5一斤。职工生活用水不收费,电费一个月只需块把钱。厂里有3个大食堂,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去大食堂吃饭。职工澡堂给每家都发澡票,理发店发理发票。夏天,厂里给职工发降温费,还发冰水、汽水和雪糕。 1968年,李师傅成家时,离开单身宿舍,领导批给他一间14平方米的暖气房,给了3天假。婚礼是在他的师傅家举行的,因为师傅家地方大些。小两口借了200块钱,做了两桌菜待客。“那时结婚没有去饭店的,200元做两桌菜,相当不错。”李师傅说。参加婚礼的工友给他们随礼,少则5毛钱,多则两三元,婚礼简朴而热烈。 李师傅经常加班。他是管道工,全厂哪个车间的管道坏了,来人叫他,他都马上过去修理,从没耽误过生产。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不管谁评上先进,厂领导都要敲锣打鼓往家里送喜报,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发奖状。工人们争当劳模。每天早上7点钟,厂区与生活区的大喇叭同时广播,讲国家大事,讲本厂职工的先进事迹……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 晚上,厂里经常在露天舞台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有时候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露天影剧院每周三、周六放映电影,大人小孩有说有笑,很是热闹。那时候李师傅家住在3楼,一推开窗户,就能看见电影银幕。1983年,李师傅家买了黑白电视机,稍后,厂里成立了电视台,用闭路电视播放节目,不收费。 如今,李师傅最怀恋的,一是那时候看病不要钱。厂里有职工医院,不管谁得了病,在职工医院看不好就转河南医学院,一个三联单,看好了病再出院,自己一分钱不用花。二是职工无后顾之忧。厂里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技校,职工子弟上学有班车接送,技校毕业直接进厂工作。老职工退休了,子女自然来接班,不用操心谁找不到工作。退休职工离世后,厂工会发布讣告,组织追悼仪式,派大巴送到火葬场—专门有人跑这个事。 那时候,在郑州,西郊几家大厂的工人家庭,底子是最殷实的,也是最令人羡慕的。这些大企业曾是10几万人安身立命的靠山,如今员工星散,多数大厂都在倒闭的边缘挣扎,很少有人再想到它们。李师傅每月从银行领取退休金,与自己曾经任职的工厂早已失去联系,他也不知道如今工厂里的工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跳楼的幸存者田玉 2010年3月17日,因为讨不到工钱,17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厂的宿舍4楼跳了下来,导致下身瘫痪。 在好心人帮助下,瘫痪的田玉重回家乡,这位纯朴的女孩子感悟到了乡村之美。2011年春天,在一篇微博里,田玉写道:“现在的村和往常不一样,整个村焕然一新,每天早晨起来令人神清气爽,树叶出来,好像给整个村子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看上去很美丽。”她还好奇地在微博上问:“养鸡场的鸡下蛋不叫,农村的鸡下蛋叫,这是为什么?” 有人跟帖回答:“养鸡场的鸡是流水化作业的,生了蛋也不是它的功劳,有啥好叫的?但是农村的鸡就不一样了,自己找吃的,长好肉就已经是完成任务,生了蛋自然更是功劳一件。” 《南风窗》记者私信问田玉:“你是否会由此想到,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他们是没有自豪感的?即使他们能生产出精致的产品,也不会有成就感?”田玉回答:“哈哈……他们不管在哪里打工,我希望他们快乐,有什么事情都要静下心来,不要冲动,不要像我一样做傻事,那样会付出代价的。” 田玉说,外出打工前,她对工厂生活没有什么想象,只是想出去锻炼锻炼。这位“开朗、乐观、爱笑”的女孩,刚去深圳富士康一个月,就跳了楼。她是受了前面有工友跳楼的消息影响吗?不,田玉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跳楼)!”那么,既然她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又怎么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呢?田玉沉默了,她说:“对不起,这些事我不想再想了……” 她在深圳没有熟悉的工友,也不关心他们现在的情况,那里的一切她都不愿提及。但她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得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回到湖北老家之后,除了恢复身体,她和爸爸学做人字拖鞋,在淘宝开店出售,但生意不是很好,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她还有妹妹和弟弟。14岁的弟弟是聋哑人,在上聋哑学校,18岁的妹妹,今年春节去杭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妹妹出发前,田玉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仔细叮嘱妹妹外出打工的注意事项,不要像她当初那样想不开,而只是跟妹妹说:“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一位线长的离职经历 2010年10月,郑州富士康招聘普工,一位20多岁的河南小伙前来面试。他被拒绝了,因为招聘者看到了他手腕的烟疤,怀疑他有自残心理。当时,深圳富士康已接连发生10几起工人“连环跳”,正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月后,他再度面试,侥幸过关,也许这次招聘者没看见他的疤痕,也许看见了但没在意。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条件其实很宽,不要求文化程度,只考几道简单的算术题,问你是否认识26个英文字母等,就算过关。 穿上新工装的小伙子,和60多名同伴去深圳的富士康观澜厂培训。说是培训,其实是直接上岗。因为富士康已将生产流程尽可能简化,变成工人不需要专门知识和训练,便能重复进行的几个简单化操作。在深圳呆了6个月,郑州厂区建好后,他们又回到郑州上班。在郑州,这位小伙子当上了线长。 如今,线长已然离职,但他仍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道中出现。我们就以“前线长”来称呼他吧。 “去深圳后,立刻感觉说不出来的压抑。”前线长说,“说是8小时工作制,但每天都加班,常常要干12小时。为了抓产量,流水线速度定得很快。12个小时不能坐,我们把脚都站肿了。” 在深圳,他们住在前塘宿舍,两栋楼住了三四千人。每间宿舍8个人,上下铺。室友不是一个车间的,甚至不是一个事业群的,有上夜班的,有上白班的,彼此很少接触,有的一起住四五个月都没说过话。宿舍门挨门,他们下班也不串门,怕丢东西受怀疑。上网打游戏、聊天几乎是唯一的业余精神生活。前线长说:“在网上,你可以随便交朋友,随便宣泄,但我们跟身边的人交流不多。” 深圳宿舍的窗户,都用钢丝网密封过了,下面还有“防跳网”。这批河南新工在去深圳的路上,曾讨论过为什么富士康员工会跳楼。在观澜,他们也听说龙华厂区有人跳楼了,据说还是一个QE(品质工程师)。但他们都没太往心里去,毕竟那里有10几万工人,发生在人海中的个别事件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共感。 在生产线上,工人轮流吃饭,但机器不吃饭,它该生产多少还生产多少。工人吃完饭,还没落口气,就要搞“堆积”—要把刚才耽误的活计给抢回来。除吃饭时间外,工人离岗要登记,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有的男工躲到厕所抽烟,组长会带人去抓,抓到了就要除名。 对工人的处分分为警告、大过、除名三种。警告两次记大过,记大过两次除名。在郑州富士康,在去年7月辞职之前,前线长就受到过一次处分。因要回家办事,他想跟一位同事调换休息日。组长不同意他们的申请,再三请求下,组长说如果你们换卡被逮到,不关我的事。结果,他们真的被负责巡逻的PQE逮到了,两个人都将被除名,但在处分通告贴出来之前,他们行贿了PQE主管,对前线长的处分被改为记过(这件事因他而起),同事则受到了一次警告。因为这件事给组长添了麻烦,组长很生他们的气,命令助理员取代他线长的工作,把他发配到流水线上“打毛刺”(用披锋刀把新产品上的毛刺打掉)去了。 一个月后,前线长辞职了,他说:“我太憋屈……”他在郑州一家私营小厂找到新的工作,当业务员,每天跑来跑去地跟人打交道,他感到很快乐。 富士康小镇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是郑州富士康的总部,位于新郑机场的北侧。两年前,这里还是生长枣树和小麦的田野,现在变成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车间,如同大地上盘踞着一只巨型怪物。 据富士康郑州工厂人力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月中旬,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员工总数达到13万人,其中河南籍员工为12.3万人。 如果不是富士康,你很难想象在某个城市远郊,会聚集着10几万名“80后”和“90后”青年。他们学无所长,受到物质世界的诱惑而又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来富士康工作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6个月试用期和3个月考核期结束后,他们每月都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入职门槛很低,不需要技术,即使学到了技术,将来转行时也用不上。 他们没有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感觉,每天走进车间,在线长的训斥下,他们平静而麻木地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本车间有多少工友。他们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干多久,每天都有人辞职、自离、除名,富士康的众多代招点也每天都在招人。铁打的流水线,流水的工人。 厂区往东,有一座“豫康新城”,这是一个巨大的生活小区,居住着10来万人,但与城市小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家庭,只有单身宿舍。富士康的工人每月需付150元住宿费,免费洗衣,每个楼层有电视机可供观看。员工生病了,可以到富士康的医院看病,拿病历单请假,并且报销70%~80%的药费。 小区外,是肮脏而熙攘的街道,到处是出售廉价货的摊点,似乎全河南的风味小吃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为富士康招工的摊位也三三两两,夹杂其中。这里像是一个小镇。上班的路上人流拥挤,坐厂车、去职工餐厅吃饭,到处都要排队或抢位。下了班的男女青年在街上闲逛,把嚼过的甘蔗渣吐到地上。电瓶车、三轮车、面包车和黑出租都在这里拉客,喇叭声此起彼伏。豫康小区内部,也充斥着集贸市场的气息。网吧里生意红火,青年们在网上聊天、玩游戏、看电视剧,有的在宿舍蒙头大睡。 “不上班比上班还无聊,每次休息都发愁……”一位“80后”男工在网上倾诉。在这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的地方,他们过着另外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天地狭小、无趣,既缺乏私密性,也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远离了父母亲人,远离了乡村熟人社会,来到这数以十万计陌生人相聚的地方,他们既惶恐,又冷漠。有人单独或合伙去附近租房子,迅速抬高了本地房租价格,并催生出了一大批简陋出租屋。 虽然每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但很多普工还是“月光光,心慌慌”。他们有的憎恶加班,为每天多干几个小时,“累得都快跪了”而恐惧,有的却因工资迅速花光,“口袋比脸还干净”,而一心想加班赚钱。他们在这个体量庞大的企业里耗费青春,却找不到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既被富士康的条规成例所浇塑,又受庸俗的消费文化所影响,以及各自原有的习性在这陌生地方的大碰撞,无所适从。 富士康像一个巨型抽水机,从辽阔的内地农村,把10几万代表着生机、活力和希望的少男少女抽出来,汇聚在这里,农村进一步老化、萧条,留下来的人们更加孤寂、冷落和无助。但是,没有富士康,照样有许许多多抽水机,把这些骚动不安的农民后代抽到别处,四处流淌。他们的回乡路虽然不远,却很难走。 但他们与家乡,毕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他们的避风港,是他们的根。在富士康工作过的20岁的小丁是来自河南周口的姑娘,无所事事,来富士康找朋友玩,但她却拒绝重回这里上班。家乡的小企业很多,她想在家乡打工,虽然收入比这里要少一两倍,但她不想离家太远,她在这里只有一个朋友,但她在家乡,有一大堆的同学朋友亲人。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打工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还不是全部。 新生代的苦闷和改变 教育没有带给他们文化意义上的知识,而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平等观念的建立。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得到群体呼应、在维权中实现自组织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自我效能感。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成长于农村、脱离了土地、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渴望在城市中完成身份转换,新工人中具有相对完整教育经历的群体正沿着这样的生活路线逡巡。他们的教育资本来自于父辈们外出打工的反哺,被寄予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底层身份。 然而,他们又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没有艰难而隐忍的劳作体验和生活阅历,读书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较高的自我期许。教育程度却不足以彻底改变命运、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分享者。当80、90后成为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他们注定要比老一代的打工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落差。 “野夫刀”和他的20万 中专学历的“野夫刀”是郑州富士康的一名员工,2004年毕业于老家一所不知名的技校,学的是钳工。他称自己为“久经考验的二代农民工”,这个网名源于他钟爱的一句唐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读技校的几年,大约是他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候,老师常常说“你们这个是最挣钱、最有前途的专业”。“那时候读的书也都是风花雪月、励志名言之类的,总之就是一些让人更加自我沉醉的东西。”他说,出了校门才知道,老师根本就是在“吹牛”,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早就被淘汰了,和工厂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刚出校门,幻想就被打破了。17岁的他自信满满只身去了上海,到江南造船厂应聘车工,那是他理想的工作环境,大企业、高收入。“你见过房子那么大的车床吗?还应聘车工。”“野夫刀”说,人家撂下这句话,正眼都不看他。遭到打击后,他决定放弃高要求,去深圳做普工,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收入不过几百元,前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技校的老师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帮忙招生,“野夫刀”一口回绝:“你别再画饼了。” “以前工资低,但还能感觉到尊严,现在连自尊都没有了。”2010年,他跳槽到了烟台的富士康。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完全不属于城市,以前想的是再也不回农村了,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攒钱。“有了钱才有脸回家,才能盖梦想中的农家小院”,“野夫刀”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也是他几次想辞职不干但仍在坚持的原因。他的目标是20万,目前才存了9万元。这让他感到沮丧,“建设用地的费用一直在涨”,他不知道即使攒够钱,还能不能顺利盖房、结婚。 “野夫刀”的经历与分散于全国大小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不同,他们即便受过职业教育或者有更高的学历,在流水线上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在重复上一代的宿命,苦闷、冰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不堪重负,达观者也只是以频繁跳槽的短工化态度“用脚投票”。他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短暂梦幻,最终却发现农村才是更具幸福感的安身之所。 教育并没有带给他们过多的学历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生产体制中,学历很少能够对应相当的红利,正如媒体曾经报道的深圳富士康招聘的大学生,经常被当作普通操作工来使用,大学生通常以“储备干部”名义招进来,要求从普通员工做起,但何时“储备”结束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将大学生当农民工使用。这种窘境使得一些大学生“储备干部”看不到前程,从2001到2008年,这个群体多达6000多人。 然而,他们毕竟已经与上一代的农民工有所不同,教育没有带给他们文化意义上的知识,而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平等观念的建立。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得到群体呼应、在维权中实现自组织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自我效能感。 集体行动的主角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体现极其有限,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潜在地提升了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能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 “野夫刀” 就曾经参与过烟台富士康的一起争取权益。去年,这家工厂决定加薪,但是2月份和3月份进厂的人加薪额度不同,相差150元,而且没有年终奖。在一次员工大会上,“野夫刀”和其他一些3月份才进厂的工人表示不满。“一开始大家没有那么激动,后来一个义警指着我骂‘再喊一句就弄死你’。”“野夫刀”说,那名义警正要走过来打人的时候,大家冲上去把他摁在地上打了一顿。事态由此激化,“野夫刀”号召大家走出车间。事件平息后,大部分人的工资涨了,但不包括“野夫刀”。回想起自己的那一次经历,他觉得有些后怕,因为当时工会主席扬言要抓人。“我怕事情闹大,觉得胳膊拗不过大腿,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罢工,都是很正义的事情。”他说。 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导的抗争在多个城市出现。2010年以来发生的抗争浪潮可以看作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导力量的标志,虽然他们争取利益的行为更多是基于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很难说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维权自觉,但与第一代农民工直接从泥土中来的状况相比,他们的教育背景变化的确是形塑从“农民”到“工人”身份认同的关键。 知识化与改变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为他们提供了知识化的可能性。 郭于华所在的课题组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长期、广泛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6年。他们当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中有40.2%的人是在学校毕业的当年就进入企业工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6.6%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学校毕业后第二年进入企业的比例也达到15%。这一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企业前,很难有机会参加一个完整周期的农业生产。 “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资,而不是补发被克扣的工资。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开始发生变化。”郭于华说。 课题组对近两年发生的11起争取权益个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结构的构成不同,导致他们在争取权益时的诉求产生较大差异。在那些以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中,会明确提出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而在那些老一代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主要为初等教育的工厂中,通常只是为了要求补发被克扣的工资或者要求企业遵守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或其它劳动权益的规定。 “新工人与传统体制联系较弱,与老工人的自尊不同,他们对于在新体制中改善自身地位更有自信。为此可能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发生冲突,他们深知改革对自身地位是有利的。”中国劳工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说。 虽然新生代的集体行动仍然是以劳资纠纷为主,但在与资方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了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在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会提出建立工会或者改组工会的诉求。然而在工会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缓冲地带很难建立,尽管工会直选在深圳、杭州等地已经进入实践阶段,与2007年以前能否成立工会都是一个问题的状况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组织还很远。 除了政策空间的限制,新工人本身的原子化状态,使他们更多面临生存压力和对于前景的迷茫。一旦成为打工一族,就很难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北京一家劳工NGO打工艺术文化博物馆为打工者提供了电脑技能、法律知识和社区调查方法三门课程。但目前只有20个人,曾经一度有一半工友流失。工作人员吕途说,很多人半途离开是“因为无法忍受长时间没有工作”。 在原子化状态下,知识化的新工人更多是对个人生活和工作处境的挣扎,即使偶尔在以集体面貌出现的行动中,他们的诉求也局限于利益和工厂管理层面,而并非对整个劳资分配体系的对抗,只是作为一个员工,而非群体中的一分子。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遍化,更多的新工人将完成教育水平的升级,他们对现有的生产分配体制或许将发生更大的冲击。 因此,让工会组织回归本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使劳资双方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有序展开博弈、取得利益平衡,是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当务之急。   原文:依次点击 一   二   三   四   五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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