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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中 | 王缉思:我们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9日 总第788期《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为:《王缉思: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文 | 王缉思 (作者系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45年,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向中国老人学剑。 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看过《中美关系200年》这本画册,当对这一判断有更深的理解。...

思想潮|中国人为什么普遍不信任美国?

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总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种不信任不仅在一些官方声明中可见一斑,在媒体、网站、博客空间和教育体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官方观点和大众情绪彼此深化,相互影响。

腾讯思享会|王缉思:国际问题上,悲哀的是中国专家插不上嘴

编者按:“国际影响当然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学者到世界其他一些地方跑一跑,自己感觉到某些悲哀,悲哀的是插不上嘴。所以不仅是说我们干涉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而是说你就是想干涉你也没有手段。我非常强烈地呼吁必须要学习,然后要能够插上得嘴,最后才能插得上手,才能保护我们的权益。”以下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爱思想 | 王缉思 仵胜奇: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

   中美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12年年初以来,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美国领导人做出回应的重大议题,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怎么界定它的基本内涵?如何落实这一基本共识?由于中美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五个方面的认知差异。       概念与意义分歧    中美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对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认知存在分歧。中方强调其原则性,认为相互尊重是增加互信、管控分歧、开展合作、共创双赢、引领未来的基础;而美方强调其功能性,要求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认为只有务实合作,建设性地处理分歧,才能双赢。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6月8日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时,用三句话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习近平的概括突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不用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三是强调以合作促共同发展。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在美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演讲,阐发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王毅说,不冲突不对抗,是必要前提。做出这一政策宣示,就是要顺应全球化潮流,改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预期,解决两国之间的战略不互信,构建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正面信心。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中美只有始终坚持合作,不断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这个共赢,不仅是中美的共赢,还应当是世界各国的共赢。    对于中国领导人关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给予了正面回应。对于中方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美国选择性地做了回应。奥巴马政府认同不冲突、不对抗原则。例如,奥巴马本人在给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书面致辞中说,美中可以向世界证明,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奥巴马连任后,时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同意中美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观点,认为构建更好的中美关系是有可能的,中美元首都支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在2013年6月8日中美首脑“庄园会晤”记者会中,奥巴马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中合作而不对抗,就更有可能实现各自安全和繁荣的目标,也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挑战。9月6日奥巴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见时表示,美中同意致力于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美国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9月1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谈前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中美有必要避免陷入将彼此视为战略对手的陷阱。    然而美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则。对于合作共赢,美方强调要求中方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例如,多尼隆在2013年3月11日亚洲协会讲话中聚焦中美军事对话、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领域三大议题。多尼隆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增加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摩擦或误判的风险。因此,双方要深化军事对话,应对双边军事关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的竞争。在经济领域,多尼隆要求中国改变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共促国际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战。在网络安全领域,多尼隆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商业窃密问题。多尼隆在中美元首“庄园会晤”后召开的记者会上重申了上述立场,并增加了朝核议题。    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就美国亚洲政策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赖斯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愿意同中国实施“新型大国关系”,即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双方利益趋同的领域深入开展合作,特别是朝核问题、伊核问题、阿富汗稳定、苏丹冲突等议题。赖斯也希望在法治、人权、宗教自由、民主原则、东海争端、南海争端等议题上同中国开展对话。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适用范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中国学者曾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官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仅指美国,并没有包括任何其他国家。美方在回应中方提出的这一倡议时,针对性非常强,专指中美关系。美国从来没有用这个表述来界定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责任分歧    中美同意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对于谁应该采取主动、谁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理解不同。中方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美方,而美方学者则认为中方应承担更大责任。    中方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中国却从来没有做过有损美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事情。    第二,认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纵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动能力,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并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霸权成本。这些动向都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冲突风险上升。    第三,认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纠缠中国;或因第三方因素,迁怒于中国。例如,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至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则是由于美国产业转移和外包所致。再如,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在黄海军演“亮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不少美国学者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概念不清”,或认为中方既然提出了这个命题,就应当多做实事。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提出这个倡议的目的就是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这种大国关系新模式中,一套包罗万象的基本原则更符合中国的偏好,而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来汲取经验教训,更符合美国的愿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美双方不能沉溺于“漂亮、空洞的口号”,而要实实在在管理好双边关系。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外交与能源事务专家凯特琳?坎贝尔、资深军事与安全事务专家克雷格?默里认为,中美新型关系这种“模糊”界定,有利于中国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同美方建立沟通管道,提高管控危机的能力;二是给美国施压,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安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要求美国停止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开展情报侦察和水温勘察的行动,减少对台军售,放松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限制的对华军事合作领域。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迈克尔?蔡斯声称,中方提出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明,北京要求华盛顿基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来顺应北京的利益——很明显不是通过相互调整来实现。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称,如果美国接受中国有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那美国就不得不放弃对台承诺,放弃争取人权,放宽对华敏感技术出口,调整美日、美韩同盟,停止支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等。他质疑多尼隆2013亚洲协会讲话中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是否值得。在他看来,多尼隆向中国承诺过多,是“失策”,像是一个“坏主意”。       侧重点分歧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议题上,中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中方强调的领域是反“台独”、反对台售武、美军对中国的抵近侦察,美国在钓鱼岛、南海岛屿等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维持的亚太军事同盟是否针对中国,以及藏独、疆独、人权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美方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增长、朝鲜、伊朗核、气候变化、海上通道安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等领域。    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和军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2年1月,美国防部发表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报告称:“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像中国、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中国在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决策方面缺乏透明,这也引起了周边地区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步伐的推进,这些担忧很可能会增强。”    2014年3月4日美国防部发表的2014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商业、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中心。该地区的国防支出也在继续上升。随着地区各国不断发展军事和安全能力,由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对自然资源的声索引起的风险将增加,最终导致破坏性的竞争或者发生冲突,改变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发展趋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全面快速发展,同时关于中国军事能力和意图,中国领导人却缺乏相对的透明和公开”。    在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方在反对朝鲜拥核的同时,也希望看到朝鲜国内政局保持稳定,而美方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武器问题,其次是朝鲜对韩国的“挑衅”问题,第三是朝鲜内部政治突变引发动乱。一些美国人在等待朝鲜“内爆”,认为只有朝鲜“改换政权”才能最终解决朝核问题。美方把中方对朝政策是否调整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之一。    在“相互尊重”问题上的分歧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喷嚏图卦20131119】哪里的人们合作,哪里就有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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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缉思:中国的全球定位与地缘政治战略

  7月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王缉思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就“中国的全球定位与地缘政治战略”这一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王缉思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中国的地缘属性,一直存在争论。王缉思则认为,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但是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也应该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   王缉思除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还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和唐士其共同主编)》、《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与美国学者李侃如合著)等。以下为《南方都市报》记者整理的王缉思演讲:   中国的全球定位,我认为有四个重要的属性。首先是国家政体属性,是社会主义大国。第二个定位是中国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与改革者。第三是中国的实力地位,我认为是实力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就是中国是什么样的地缘属性,是东亚大国还是亚洲大国,或者说是海权大国、陆权大国呢?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但是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也应该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今天中国的视角应该宽广得多、站位高大得多,不再将自己看做是华夏秩序中的中央之国,而应该是看做处于世界中央的国家。   立足亚欧大陆“东稳西进”   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应该充分利用“中间国家”的地位,以“大周边”即地理意义上的亚洲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陆权与海权并重,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我强调中国地缘政治的定位,应该往西边稍微挪一点,不仅仅是说中国的开放就是往东,往西边拓展的余地相当大。   地缘政治的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发表《大棋局》。他说,“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住在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他还说,“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美国在中亚极力想要插手,它很清楚这个地方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也想搞平衡。中亚对美国来说重要,对中国和俄罗斯也同样如此。俄罗斯曾经统治过这个地方。日本和韩国其实也已经进去了,我在哈萨克斯坦看到很多韩国企业,特别是汽车企业。如果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这么重视亚欧的地缘政治的话,中国应该在亚欧大陆如何布局造势,值得深思。   东亚一体化进程非常缓慢,这跟美国很有关系,美国大喊重返亚太,进行战略调整,在搞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有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它要主导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游戏规则。美日在东亚合力牵制中国的战略空间,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并不让人乐观,南海岛屿的争端也很难找到出路,虽然现在提出了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在短期内恐怕达不成任何真正的协议。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越发远离现实,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在东海、南海的海疆问题上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或者是进展,徐图缓进,向东盟释放善意,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坚持无核化原则,促朝韩恢复接触,防止军事冲突,稳定台海两岸关系,继续同美日周旋。就是稳住中国的“东边”。   西边的情况与东亚的情况大不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很难想象中国与美国在阿富汗或者巴勒斯坦、或者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而且美国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欧洲、日本与俄罗斯,在中亚或者是中东地区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中国应加快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开通更多的陆地通商口岸,尽快打通从东部沿海向印度洋、地中海、西欧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座大陆桥,推动沿线地区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建设,减轻对东部海上通道的依赖。拉近同俄印欧和地区大国的关系,缓解美战略重点东移的压力。这就是我所说的“西进”了。   中国的上海、连云港,甚至广州,沿海地区其实现在已经修筑或者正在修筑好几条大陆交通线,可以一直通到欧洲的海岸,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距离。就现在而言,从云南到缅甸这个通道已经打开了。从内地往印度洋那边有很多战略通道以及输油管道,这就减轻了马六甲海峡这边的压力。从连云港,今后可以一直修公路到阿姆斯特丹。还可以从上海一直修到波罗的海,修到北欧。中间经过很多国家,当然这些国家是不是都愿意开通自己的口岸,这还有待于观察。但是现在相当有希望,特别是能源、石油等其他通道,对中国来说越来越要通过新疆、云南,西边出去,还有往北边走。   审慎介入“大中东”   从阿富汗,再到突尼斯,再到相对平静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么一大块都属于大中东。地图上看,从中国的西部边境开始往西,一直到北非,南北是从红海地区一直到高加索地区,包括里海、包括南亚的一部分,都包括大中东里。大中东的特点就是穆斯林人口占相对的多数,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可能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比如说埃及,埃及的情况不但现在不好,未来几年甚至未来十几年都不会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国内的问题,缺少自然资源,制造业基本上没有,农业也不够发达。   对这个地区的动乱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就会祸及中国,影响能源资源的供应,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新疆最近出现一些恐怖活动,这与西亚、非洲,与大中东地区是有关系的。应该以各种手段坚定而审慎地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包括扩大和加深同这些国家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宗教组织的接触。这些举动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起到效果的,无法追求短期效益。中国过去的外交经验主要是集中于跟政府打交道,比较有办法,但是跟他们的民间社会、宗教组织、不同的政治派别打交道,这似乎不是中国现在的长处,但是要慢慢适应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说要审慎介入大中东,就是要慢慢来,包括要培养人才,我们在那边也有很多企业,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里的文化、政治、宗教,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应该培养更多懂阿拉伯语、印第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等方面的人,在那些国家如果只是懂一两门外语是玩不转的。   现在中国的抓手是经贸关系,应该重点搞好同埃及、土耳其、沙特、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把握他们之间的平衡。同时也注意他们的安全关切,中国在交通运输、通讯、电力、油气管线、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力雄厚,外汇储备也是充裕的,而大中东地区国家在这些领域有巨大需求,双方能够拓展合作领域。   同时,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前年利比亚事件,中国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赞扬,撤侨速度非常快,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那边的利益有多大、有多深。撤侨是比较消极的手段,中国能不能有真正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军事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这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从陆地、海洋两个方向都应该往西部地区拓展中国的利益。   构筑环印度洋“珍珠链”   环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在印度洋没有领土要求,同环印度洋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历史积怨,只是同印度打过一仗。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同当地国家互惠合作,建设并使用一些西方战略评论家所称的珍珠链式的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无可非议的事,应当理直气壮地做,同时也将这些港口设施开放给其他国家。   从湛江、海南岛,然后通过南沙群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往西边,就可以看到印度洋,然后有斯里兰卡,非洲之角、红海地区。珍珠链就像是珍珠链条一样,第一个点是在海南岛,然后是中国的南海,再到泰国、缅甸,再到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再往西南就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往西北走就到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瓜达尔。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作为一个在西部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什么去帮助人家建设港口会变成不好的事情呢?但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建立军事基地,而且不许别的国家染指,像美国那样,那么别的国家当然会反感,而且美国也会非常警惕。但如果中国在瓜达尔港或者是斯里兰卡的港口,建造花了很多钱,中国的军舰去那里加点油、士兵上岸休息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别的国家也可以来,但来了就要多交一点钱,因为是中国建的港口。   不妨将眼界放开,在世界上中国有很多事情就可以做,比如说非洲、拉丁美洲,很多事情应该做而且可以做。中国在近代作为世界大国,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出现的时间还很短,眼界还不够宽阔。   构建立体全方位的发展大战略   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地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等地区,中国都应该有分别的战略,需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而且要与中国相关省区的发展规划结合。南方省市就应该多想一想东南亚,或者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兰州等就要多考虑蒙古、中亚国家,一直到大中东地区的经贸和边贸情况。同时应该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立体全方位的和平发展大战略。   既然是中间国家了,就要以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发挥独特优势,利用北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努力让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中国在南方国家投资的政治经济风险。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做独资的东西,但是不是可以多设想一下将来多一些合资,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更多的经济金融方面的资源,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以合资的形式,大家共同分担风险。中国的海外投资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只有营造出来一个安全、繁荣的多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会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   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者意识形态。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就曾经提出过,要以形成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这其实就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就是美国在所有大三角关系中处于顶角位置。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是如此,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美国总是想办法处于顶角位置,而不是想办法将对方推出去。美国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术,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大国之间不树敌,不将任何大国看做是预设的敌人。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或者是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中国应该是拉近而非疏远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他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规划。   (南都记者陈建利 整理)

译者 | 《外交事务》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核心提示:本文载于《外交事务》杂志9/10月刊,文章认为至少从中期来看,中国不会成为超越美国的强权。本文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描述了中国为何一直认为美国在遏制其崛起。在太平洋社区中的大国力量的重新平衡中,美国应当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 原文: How China Sees America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and 施道安(Andrew Scobell) 原载:《外交事务》杂志9/10月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大国"是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但是中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当之无愧:中国地域辽阔,地处关键的战略位置;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充满活力;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增长迅速;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巨大的份额;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可小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存在,而且这种利益,不管是自愿或是被逼无奈,在其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国际组织中都备受关注。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唯一一个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的国家。确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引发很多担忧,这个国家很快会超过其邻国,并且有朝一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对中国广为流传的认知是中国是一个好战而不断扩张的国家,这是毫无根据的。尽管,中国相对国力在最近几十年突飞猛进,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御,这种政策自从冷战以来几乎没有变过:逐步减少国外对中国的不稳定的影响,避免领土丢失,减低邻国之间的猜忌,并保持经济增长。过去的二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同世界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中国内部及地域优势在定义中国利益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中,已经成为逐步增大的要求,而且也赢得了其他大国的认同。 当然,这些国家之首是美国,处理好棘手的中美关系是北京政府外交政策中首当其冲的挑战。 而且,当美国人思考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有利还是代表日益明显的威胁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在犹豫,美国是有意要用其权力来帮助中国,还是要伤害中国? 有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神秘莫测。然而,既然美国政治体系是三权分立的,政权在如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之间频繁交替,中国在辨别美国的目的上也大费周章。虽然如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长期战略似乎已经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逐渐成型。因此这并非只是无望的揣摩游戏——事实上,中国要努力分析美国来的战略十分必要。 中国的四大安全环区 根据北京的观点,在这个世界威胁无处不在,从政策制定者的窗口望出去的街道,到陆地边境以及长达几万英里的海防,再到远方大陆上的矿山和油田。这些威胁可以用四个同心圆来概括。在第一圈中,是中国政府管理或宣称主权的整个地域,北京政府认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及领土完整受到国外政治活动家及政治势力的威胁。同其他大国对比,中国必须应对数不清的境外政治活动家对其进程试图施加的影响,而在当局看来,它们都是危害到了中共的延续的。国外投资者、开发咨询师、游客及学生蜂拥到中国,每个人都对中国应如何变革持有自己的看法。国外基金及政府给予中国团体财务及技术扶持,来促进民间团体的发展。西藏和新疆持不同政见者得到道义及外交上的扶持,有的甚至得到种族分离主义及境外持同情观点的政府的物质援助。沿着海岸线,某些邻国对北京宣布主权的海域提出异议;台湾由自己的政府来统治,台湾政府得到二十三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以及美国的安全保障。 中国边境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第二圈安全环,其中包括同十四个邻国之间的关系。除俄罗斯外,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土地接壤的邻国更多。其中包括在过去七十年中和中国发生过战争的五个国家(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及越南)以及很多不稳定政权所统治的地区。中国的邻国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国家核心利益与北京一致。 但是,中国很少能够奢望在单纯双边的背景下与任何邻国打交道。中国的第三圈安全环,包括六个围绕中国地理位置明显的地区:东北亚、大洋洲、东南亚大陆、东南亚海域、南亚及中亚。这些地区的每个地方均出现复杂的地域性外交问题和安全问题。 最后是第四圈,远离中国边境的世界。中国也是仅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质性地进入这个最远的范畴,而且目前为止,也只是为了保证大宗产品资源,如石油的供应;取得市场或投资渠道;为孤立台湾及西藏的达赖喇嘛寻求外交支持;以及为中国在国际规范及合法体制下寻找盟友。 高深莫测的美国政府 在中国四大安全环区的每一圈,美国政府都无处不在。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作为台湾维系现状的担保人,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海域拥有最强大海军实力的一方,同很多中国邻邦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盟友,以及现存国际合法政权的构建者及捍卫者,美国是最具侵入性的外国势力。 从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开始,各届美国领导人均曾向中国保证其良好的意向。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宣称,中国政府的繁荣及稳定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美国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贡献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使得中国进入市场化、资本化及技术化;在科技、国际法方面为中国培养了专家;杜绝了日本完全重整军备;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并协助避免台海战争的爆发。 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更看重他们所见的比言辞更无情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围无处不在,而且美国政府同中国邻邦保持着广泛的防御关系网。华盛顿继续破坏北京力图对台赢得控制权。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维持一系列政府及私人计划,以此寻求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及政治施加影响。 北京政府通过三个互相加强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一系列表面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动。第一,作为农业、东方战略传统的继承人,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是追求和平、具备战略防御思想、非扩张主义及讲究伦理道德的国家。相反,他们认为,西方的战略文化——特别是美国——是穷兵黩武的、战略进攻的、扩张主义和自私自利的。 第二,尽管中国热切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看待美国的方法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在榨取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中国一直认为,西方国家在资源及高附加值市场上拒绝中国的竞争力。而且尽管中国在对美贸易商一直有贸易盈余,并且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中国顶级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过使用中国便宜劳动力及信贷,生活水准超过其能力,最终在贸易中得益。 第三,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分析人士中受到欢迎,其中很多人在美国获得高级学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其安全环境。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对中国的强大不可能感到满意,因此寻求较为软弱更为亲美的统治政权。中国分析人士在华盛顿呼吁民主及其在台湾、西藏及新疆支持分裂主义运动方面看到这一意图的证据。 无论这些分析人士主要是通过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来分析美国,多数中国军事家假定,像美国一样强大的国家,会利用其实力来维护并加强其特权,会将其他国家为保护其利益看成是对美国自身安全做出的威胁。这一假设引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随着中国的崛起,必将引起美国抵制。美国利用安慰性的语言,将其塑造为追求和平、人权及公平竞争环境的形象,而且有时候提供给中国真正的援助。但是美国政府本身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旨在维持其世界霸权,另一方面则提防中国不断壮大从而威胁其霸主地位。在中国国营新闻杂志《瞭望》2011年的一个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锋对这一观点做出总结。"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在很多地区及全球事务中需要中国出手,"他说,"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日益壮大表现出担忧,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以美国的价值观来重塑中国。" 密切研究过美国历史的一小部分中国分析人士(主要是年轻人)辩称,中美利益不完全背离。在他们看来,两个国家相互之间距离遥远,各自的核心安全利益没有必要产生冲突。双方可以通过贸易及其他共同利益来互惠互利。 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相对持有其他观点的军事家来说微不足道,军队及安全部门的大多数人对美国政策并不清楚,并且在中国应当如何对美国做出反击上更有对抗性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在军事上同美国抗衡,通过比美国优越的军事技术,以及利用他们认为中国武装部队中超群的士气,一旦发生战争,便可赢取胜利。他们的观点一般不会轻易透漏,以免引发中国敌对方及其友邦的恐惧。 谁是修正主义者? 更深层地分析美国对中国战略的逻辑,中国的分析人士,像其他国家的分析人士一样,注重能力和意图。尽管美国的意图可以有多种诠释,美国的军事、经济、意识及外交能力相对容易被发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意图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美国军事力量遍布全球且技术先进,在中国周边地区都布有火力重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在地域范围及非战争时期动用的武力人数上来说,都是美国六大战区最大的一个。PACOM的资产包括32.5万军事人员及文职人员,以及大约180艘舰艇及1900架飞机。对西方而言,PACOM让位给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中央司令部负责从中亚到埃及的区域。在2001年9月11日前,CENTCOM除了为巴基斯坦培训及供应任务外,没有在中国边境附近直接驻军。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CENTCOM在巴基斯坦派驻了几十万军队,并获准在吉尔吉斯坦建立空军基地,辐射范围得以延伸。 在亚太地区美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因同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及韩国的双边防御协定以及同其他伙伴的合作安排而放大。而且除此之外,美国在陆海空三级防御中部署了大约5,200枚核弹头,使得陆海空防御无懈可击。综上所述,美国的防御态势,正如新华社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钱文荣所言,形成"战略包围圈"。 同时,中国的安全分析人士也注意到,美国不断延伸的能力,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如果不把欧共体当做一个单一实体,美国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单一市场。而且,美国是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及先进技术最大的来源之一。华盛顿时不时地沉溺在可以用经济力量来胁迫一下的想法中。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某些有限度的外交及经济制裁,包括先进武器的销售禁令,此政策目前依然有效。几年之后,美国国会辩论,是否撤销中国进口产品所享受的最惠国税率,进一步对中国违反人权做出惩罚,尽管该计划的支持者永远无法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因中国为了出口商的利益,人为贬低人民币币值而提出对中国制裁,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承诺,如果当选,他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 尽管在华盛顿,贸易鹰派很难获胜,此类信息提醒了北京,如果美国决定在经济上制裁中国,中国会多么脆弱。中国军事家相信,一旦发生军事或经济危机,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拒绝向中国供应石油和金属矿产,而且美国海军可能会封锁中国战略上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在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方面无处不在的美元,同时也给了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作为美国政府出于解决其财政危机,通过大量印刷美钞,提高借贷的行为,结果都会迫使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及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分析人士还认为,美国拥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而且很乐意使用这种武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其优势国力,将美国准则铭刻在全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并且将中国人认为的西方民主形式注入日本,最后是韩国、台湾及其他国家。中国官员争辩说,美国利用民主意识及人权概念,来撼动支持社会主义及亚洲风格的发展式威权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并使其失去合法性。如山东省党委委员,共产党的新秀李群所言,美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人权,而是利用这一借口来影响并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财富及国力的增长威胁到其世界霸权地位。" 在多数中国分析人士看来,自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大国的姿态,试图尽量按照美国的意愿来重塑全球环境。在北约扩张过程中,美国通过干预巴拿马、海地、波斯尼亚及科索沃,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在各处实现了这一愿望,这就是他们认为的证据。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推进自由贸易,迫使其他国家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然后使美元贬值,同时尽力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公平的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费用份额,来加强其优势地位。也许最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促使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从而体现出其侵略意图。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外事部主任刘建飞在2005年所写,"美国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也憎恨伊朗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所推行的'绿色革命'。它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颜色'。美国支持'玫瑰'、'橙色'及'郁金香'革命,因为这些革命符合其民主推广战略"。正如刘及其他中国分析人士所看到的,美国希望"进一步扩大民主,将整个地球变成'蓝色'"。 利用台湾 尽管美国学者及评论家通常认为,战后美中关系处在长期缓慢的解冻过程,而在北京看来,美国一贯对中国严厉打击。从1950年到1972年间,美国企图遏制和孤立中国。除其他措施外,美国联合其盟国,率先撤销了对中国大陆的外交认可,对大陆实施贸易封锁,组建日本军队,干预朝鲜战争,在台湾扶持起对立政权,支持西藏游击队反击中国控制,甚至在朝鲜战争及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威胁会使用核武器。中国分析人士也承认,自1972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出现转机。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转机完全是要对抗苏联的结果,后来是因为从中美贸易中得到益处。即使如此,美国继续维持台湾作为战略上的分散力量,帮助日本军备发展,实现日本海军现代化,并在人权上对中国施压,来阻碍中国的崛起。 中国人已经从同华盛顿的几轮谈判中汲取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教训。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大使级谈判中,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武器控制的谈判中,在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以及在上个十年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中国人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求甚多、且毫不折中。但是中国人对美国国策的理解最有决定性的是1971-72,1978-79以及1982年台湾问题的三轮谈判,这三轮谈判形成延续至今的美国对台"公报框架"政策。在美中正常邦交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华盛顿放弃对台湾的支持,来换取同北京正常邦交关系的利益。在每一轮谈判的时候,美国人似乎也乐意如此。然而过了几十年,在北京看来,美国依然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对中国说愿意牺牲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说不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是直到他第二任期,也未能放弃台湾。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意1972年的上海公报,尽管其中包括美国单边声明"重申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是美国承诺防止大陆通过任何武力解放台湾的外交准则。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尼克松未能实现同北京邦交正常化便辞职,而他的接班人杰拉尔德·福特在政治上太软弱,未能实现尼克松的承诺。 下一任总统吉米·卡特曾希望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而中国坚持美国要与台湾划清界限。1979年,美国结束了同台湾的防御条约,而再次发出单方面声明,重申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承诺。随后,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案》不但让中国震惊,也让美国当局震惊。这个法案要求美国"保持实力……抵制任何威胁台湾人民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威慑用意再次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1982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寻求同北京更密切的关系,来加强对莫斯科的压力,中国说服美国签署了另一份公报,在公报中,华盛顿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但是协议才刚刚签署,美国在1979年的对台武器销售创造了新的记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小幅缩减利润的基础上计算年度削减量,并根据通胀因素调整,那么实际上武器销售还提升了;报道称,美国销售到台湾的更多先进的武器系统,同旧的系统比起来在性能上对等;美国还允许商业企业同台湾军工企业,在技术转让的说法下进行合作,而非直接销售武器。在2001年4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批准对台销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到这个时候,1982年的公报已形同废纸。同时,随着美国对台湾事务的参与不断延长,台湾发生民主过渡,使得统一距离北京更加遥远。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军事家问自己,为什么美国对台湾总是抓住不放?尽管美国往往认为,他们只是捍卫忠实的民主盟友,然而多数中国人从华盛顿的行为根基上观察到其战略动机。他们认为,继续保持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美国挟制中国的发展。根据退役将军、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所言,美国一直使用台湾"作为一枚衡量中国崛起的棋子。" 多元化风险重重 《台湾关系法案》标志着美国对中国政策向国会决策的方向的开始,而且这一法案继续使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复杂化。冷战结束十年后发生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转移了美国辩论的话题。中国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逐步自由化的国家,但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演变为返祖式的独裁统治。而且苏联解体使同北京势在必行的战略合作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美中经济关系的增长开始产生一系列摩擦,如在美国市场倾销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以及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版问题。在同美国达成共识数十年之后,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分歧最大的国家,部分是因为利益群体的激烈游说,使得中国问题始终保留在国会山的议题日程上。 确实,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团体的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发人权组织的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惹恼了反对堕胎运动人士;中国对宗教的压制冒犯了美国基督教人士;中国低价产品的出口触发了有组织的工人保护要求;在能源方面中国对煤炭和大型水坝的依赖,使环保团体忐忑不安;猖獗的盗版行为及假冒产品激怒了电影、软件及医药行业。这些投诉及势力使得"中国威胁论"的恐惧不断被放大,弥漫了整个美国政治论坛—在中国人眼中,这种恐惧不但抵消了中国愿望的合法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 当然,在国会、各智囊团、媒体及学术界也有部分人,站在对中国有利的立场,这是基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对美国农业,出口及银行,甚至对华尔街都很重要,或者是在诸如北韩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比起在权利和宗教上的纠纷更为重要。从长远来说,这部分中国的拥护者比起批判中国的那部分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壮大,但是他们只愿躲在幕后悄悄行事。而对于中国分析师而言,他们也试图理解美国政策团体所听到地那些刺耳的声音,毕竟呼声越高,越容易听到,而这些信号令人担忧。 糖衣炮弹的威胁 在试图确认美国的意图过程中,中国分析人士也会看由行政部门的高层人士所做的政策报告。这些报告来自于行政部门主导的政治系统,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报告可是美国战略的可靠声明。他们注意到,这些报告一般说明两件事情:想让北京确信,华盛顿的意图是善意的;而同时,想让美国公众确信,美国不允许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利益。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的糖衣炮弹式威胁。 例如在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代表乔治·W·布什政府发表了一项对中国政策的声明。他向美国观众再次保证,美国会"试图劝阻任何军事竞争者形成区域内霸权,或者形成对美国或其他友邦有敌对行动的分裂或其他能力"。但是,他也解释说,中国的崛起不是一种威胁,因为中国"没有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本身没有誓死同资本主义战斗到底","不相信中国的未来依赖于国际体系基础顺序的颠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两国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中国应当安抚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他所谓的"热锅上的蚂蚁"的情绪。中国应当"对其国防开支、目的、准则及军事演习做出说明";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在伊朗和北朝鲜的事务上同华盛顿合作。总而言之,佐利克建议,中国应当放弃"封闭政治"。站在美国的角度,他说,"中国需要一场和平的政治过渡,使得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承担起责任和义务。" 奥巴马政府已经以稍微温和的语言重复了这些观点。在2009年9月这届政府首次针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政策演讲中,后来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引入了"战略再保证"的观点。斯坦伯格是这样定义这一原则的:"正如我们及我们的盟友必须搞清楚,我们准备迎接中国的'到来'……作为一个繁荣富强而成功的国家,中国必须再次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在全球角色的日益上升,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存在为代价"。中国可能需要"再次向其他国家保证,"这一发展不会出现威胁";中国可能需要"为再次向亚洲及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做出保证,为此,中国应当增加其军事透明度"而且证明中国"遵守法律及普遍准则"。对于中国分析人士来说,这些声音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华盛顿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合作,想方设法阻挠中国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捍卫自身利益,而且意图在中国政权的特色下推进改变。 可以肯定地说,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比起美国在中国崛起中做出的贡献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对于中国分析人士来说,历史已经给出这种难题的答案。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美国可能会尽量长时间地遏制中国。当苏联的实力不断提升,遏制苏联成为必要,为增强对莫斯科的阻挠力量,美国被迫同中国接触。一旦美国开始同中国接触,开始相信这种接触可能会使中国走向民主,而且可能会为美国赢回华盛顿在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胜利时所失去的亚洲大陆战略基地。 在中国人看来,华盛顿同北京缓慢的邦交正常化不是出于理想主义及慷慨大方,相反,美国之所以寻求邦交正常化,是因为美国可以在中国经济开放中受益,通过美国投资、消费廉价的中国商品以及通过支持美国贸易及财政赤字的借款来榨取利润。然而美国的战略家在中国餐桌上忙碌于灯红酒绿之时,忽视了中国崛起的风险,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感觉到。既然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威胁,这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已经没有了切实的方法可以防止中国继续发展。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接触战略是失败的,从而证明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91年提倡的战略思想"韬光养晦"的正确。面对增长迅速无法停步的中国,美国除了现在所做的外也无能为力:要求按照美国的条件进行合作、威胁中国、军事围堵,及继续尝试改变政权。 如何应对一个强硬的务实者? 尽管存在这些观点,中国主流军事家不建议中国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挑战美国。他们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几十年全球霸主的位置,尽管他们看到美国没落的初步迹象。目前,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所言,"超级大国越来越超级,反倒显得很多大国不怎么大了"。同时,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离不开对方,而且都具有足以伤害对方的军事力量。就是这种相互直接都易受攻击的特点,带来双方合作的最佳的中期希望。相互惧怕才使彼此之间的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得以延续。 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好选择,是创建出一种能维持现有世界体系的新的权力平衡系统,但是中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有很好的理由来追求这一结果。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繁荣昌盛依然依赖全球竞争者的对手—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繁荣昌盛(反之亦然)。中国越是繁荣富裕,中国在海上通道安全、世界贸易及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控制及公共健康合作方面,越显得举足轻重。如果中国的竞争对手不再蓬勃发展,中国也不会再向前发展。而且中国军事家必须认识到,在法律、地区稳定及开放的贸易竞争规则中,美国核心利益不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美国应当通过起草明确的政策方针,在不威胁到中国安全的前提下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鼓励中国接受这一新的平衡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这将推动美国政府寻找美国意愿的界限。华盛顿必须反思,为适应中国国力的增长而设定界限。但是这必须以冷静的专业方法做出,而不能以你死我活的犀利言辞做出。鹰派活动人士谈论贸易战争及战略竞争,引起北京的担忧,同时削弱了达成共识所做出的必要努力。无论如何,将犀利的言辞付诸行动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如果这么做,可能要求切断中美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纽带,并且在战略上花费巨资来围堵中国,而且这会迫使中国做出对抗性反应。 然而,美国与中国相关的利益并无争论,而且应得到确认: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在台湾人民乐意接受的条件下解决台湾问题、环中国海域自由航行、日本及其他亚洲盟友安全、世界经济的开放以及保护人权。美国必须以本国可信的实力支持这些选择,特别是在两个领域。第一,美国必须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包括中国东海和南海。为此,华盛顿必须继续优化其军事实力,维持其区域防御联盟并对挑战做出积极回应。华盛顿应当向北京再次保证,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创造平衡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威慑中国。这一保证可以通过加强现有的美中军事互动管理机制来完成。例如,现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应用来设计这样的程序允许美国和中国的飞机及舰艇在近距离接触时也可以安全运行。 其次,美国应当继续抵制中国的这种努力,以不利于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全球法律体制。这一点在人权制度方面尤为重要。这是一套全球性规则及机构,可以帮助确定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持久性。美国一直寻求支持这一世界秩序。 中国在想象中的太平洋共同社区中,还没有赢得同美国相等的发言权,或者作为"两国集团"的一员在全球获得对等的角色。中国不会统治世界,除非美国从世界统治的舞台撤出,而且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华盛顿允许时,才会成为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对于美国来说,正确的对华战略源于国内。华盛顿必须保持本国的军事创新及更新,培养其与盟国及其他合作国家之间的关系,继续支持卓越的高等教育,杜绝间谍及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并从新获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只要美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问题,并紧紧抓住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就可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相关阅读: 译者访谈黎安友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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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宽容的界限是“普世价值”——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王缉思 (2012年6月27日)   亲爱的同学们,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一群人在几年内结成了深情厚谊,离别的时候不但没有显露出什么伤感,反而充满欢声笑语。这种场面好像只有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才能看到。在这一时刻,大家对光明前景的憧憬,超过了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留恋。   这样一个情景描绘,尤其应该适用于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这些年来的就业情况,优于大多数其他专业;这个学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也高于大多数其他学科(包括社会上普遍认为很抢手的一些学科)的毕业生。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们感到很欣慰,很自豪。   但是,单纯以这种功利性目标来衡量我们的学业、理想、前途和精神境界,不免贬低了自己。我经常问自己:我们学院培养的学生,同其他专业的学生比较,在精神境界上会有什么差别,又应当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学到的关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知识,对青年一代的理想和信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用学术语言来说,我们对世界的多元化和同一性,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唐士其老师和我主编、本院许多老师参加撰写的著作《多元化和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不久前刚刚出版。据出版社反映,这部书的销售量受到了过于学术化的书名的影响。唐士其老师读的书比我多,我跑的路比他多,但我们俩谁都想不出更好的书名,来概括我们写书时的体会。   一年多以前,我和院友翁永曦先生、本院同事朱锋老师、钱雪梅老师等一起到孟加拉国考察。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我的思想收获却比访问华盛顿几次加起来都大得多。在尘土飞扬的市中心和穷乡僻壤,到处都看到孟加拉国的国旗飘扬。我们到访时正赶上孟加拉国举办世界板球锦标赛,在公共场所的老旧电视机前,观众对国家板球队在赛场上的每一个成功,都发出热烈的欢呼。其狂热程度,绝不亚于欧洲足球迷之于欧洲杯。接待我们的企业老板谈起自己的国家,总是洋溢着由衷热爱的感情。参观条件简陋的孟加拉国国家博物馆,对我更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孟加拉国于1971年建国。往过去看,它没有万里长城式的历史遗产,没有孔子式的文化名人;往将来看,几十年后它也不会发射载人飞船,看不到在本国举办奥运会的任何希望。那么,孟加拉国的人民为什么会爱国、凭什么去爱国呢?只能解释说,爱国是一种普世的、朴素的情怀,像人们爱自己的家和家乡一样,并不需要特殊的培养教育和特殊的“伟大”理由。   孟加拉国的成立,是基于其人民对独立和自由的向往。孟加拉(Bangla)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desh是孟加拉语中的“国”。所以,把孟加拉国(Bangladesh)称为孟加拉,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它在1947-1971年期间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据孟加拉国的说法,孟加拉人民为了反抗巴基斯坦在政治、文化、语言上的强制统一,进行了长期武装斗争,先后牺牲了几十万人。由此看来,孟加拉国人民的爱国确实有一些特殊理由,而且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尊敬的理由。   这个月初,我有幸聆听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北大的演讲。他在国际舞台上以直言抨击美国著称。不出所料,总统先生批评了美国的强权压迫,尽管他没有点名。但是我注意到他的演讲主题是普遍真理和普世情怀。对于来北大演讲所受到的欢迎和荣耀,他首先感谢的是真主,因为“真主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艾哈迈迪内贾德说(我记的大意),人类有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思想,有尊严,要不断追求真理。他还说,人类要缔造美好生活,有四个关键因素——知识、公平、友爱和自由。知识是指路明灯;要争取公平就必须反对歧视与压迫;友爱同“适者生存”的强权哲学是对立的;没有自由,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   我们可以对伊朗的某些现行政策持保留意见,但是不能不尊重这篇讲话所表达的伊朗人的信仰与价值观。这是我们在本国的教育中很难体会到的。我过去一年中两次访问伊朗,开始对波斯文明充满敬畏之心。   我们学习世界政治的特别收获,是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国外有国,天外有天,世界是多元的。在热爱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尊重其他文明和信仰。世界上的其他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文化、政治熏陶和中国人不同,和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当然会有差异。我相信在座的海外留学生中,一定有人不赞同中国学生的一些想法和观念。我们学院是秉持相互尊重、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如果仅仅因为他人与自己观点不同,信仰不同,忠诚对象不同,就贴上简单的标签,加以贬损、咒骂和排斥,那么当这种人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就会歧视、迫害其他的群体,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乃至世界的不和谐。   在任何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宽容和尊重他人都是一种美德。但是,宽容如果被滥用,也会成为一种堕落。今天社会里有人告诉我们,要宽容考试作弊,要宽容师德败坏,要宽容学术造假,要“适度容忍”腐败。从个人造假文凭、进行网络诈骗,到企业造假药假酒、在食品中添加毒素,再到某些部门制造假新闻、滥用公权力,都有人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加以辩护,要求公众理解甚至接受。但是,如果对这些行为也能宽容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溃败。   那么,哪些事物应当得到宽容,哪些却不能宽容呢?它们之间的界限应当划在哪里呢?这就必须谈到人类世界的同一性了。必须承认,人类是有“普世价值”的,如果不想用这个词,称之为“普世道德准则”也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种族歧视、残害儿童、为政治目的而杀戮平民、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公民自由,以及我上面讲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是违反普世道德准则的,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不应受到宽容的。宽容还是不宽容的界限,就在于是否违背普世道德准则。换句话说,不同观点需要得到宽容,而在任何现代社会都遭到谴责的行为不应当得到宽容。   我希望,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同学们,会带着“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的世界观走进社会,走到世界上,处理种种复杂问题,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最后要澄清的是,我讲这番话不是为了给唐老师和我的小书做广告。如果有人这样想,那么也请宽容我,毕竟我做的不是假广告。我真正想做的广告,是北大国关的师生,以及我们所努力维护的学术尊严、治学准则和精神支柱。   感谢同学们几年来对学院的信任和支持!同学们再见!   注:文章标题为共识网编者所加。

爱思想 | 王缉思 张维迎 何怀宏等: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

王缉思 张维迎 何怀宏等: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缉思 ( 进入专栏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何怀宏   黄海洲   袁亚湘        未来 10 年,美国还不像会衰落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我在此主要探讨一下美国的兴衰。这一议题十几年前就曾讨论过,当时就出现了美国衰落论。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上又出现了美国衰落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会衰落,只有少部分人认为美国不会衰落。这和过去几次的美国兴衰大论战的局面是类似的,甚至这一次唱衰的呼声还更高一些。     首先,美国未来的兴衰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不容易成为一个学术命题。 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唱衰美国的观点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评论者个人是否喜欢美国、是不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但这不是说别人的观点不重要。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因为当大家都认定美国将要衰落,这本身就可能导致美国真的衰落。     应该看到,不同人对美国兴衰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背后有不同的动机。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将能维持住现在的地位,我称之为“兴盛论”;另一部分人持的则是“衰落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美国会比过去更强大,最多只是认为其会维持现在的地位水平,在过去的论战中也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在衰落论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部分人唱衰美国是因为很不喜欢美国,另一部分人则是“恨铁不成钢”,希望能通过警告的方式提醒美国居安思危。后者有时会通过宣扬中国的突飞猛进以求唤醒美国进取,这种言论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次,关于美国兴衰的参照物。如果是和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也要考虑和哪个时期相比。例如,尼克松到卡特的那段时期是战后美国最为暗淡的一段时期,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整体形象方面都肯定比当时更为强大。又如我认为克林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从各方面来看当下的美国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小布什时期的前期仍享有克林顿时期的一些政治经济“遗产”,而后期则出现了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些问题;因此如果把现在的美国和小布什时期相比的话,现在的美国可能不及小布什前期,但比小布什后期有余。     如果是和别的国家相比,要考虑与什么国家相比。如果是和欧洲、日本相比,美国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则美国的地位在相对下降。此番关于美国兴衰的论战的新意就在于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提上桌面,其中又以中国为首。但是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变化。如果我们讨论别的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没有一个具备在各个方面真正赶上美国的潜力,毕竟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开放特性。举例来说,任何人如果自己愿意,都有可能变成美国人,而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变成中国人,即使加入了中国国籍,也很难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可为“自己人”。所以美国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这次论战的另一个新意在于它由金融危机而起。金融危机对美国打击巨大,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已经不行了,需要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来替代。这一论题的分论点还有对美元霸权、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怀疑。     在军事方面,美国的霸权是鲜有争议的,大家普遍认为军事上美国仍然是占绝对优势。克林顿曾经在会议上表示过,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还想在世界上保持现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就必须在美国衰落之前建立起一套国际规则;但是如果有国家想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话,则是另当别论。美国现在所考量、担忧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德国、日本,而是中国,在军事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已经提高。     在软实力方面,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形象有了显著的改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认为美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它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现在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到41%~43%,表明美国民众对美国是否走对了道路还是存疑的。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人,即使是共和党人,也认为奥巴马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奥巴马现在的主要任务有经济复苏、拉动就业、新能源、医疗改革等等。     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现在的表现和举措目光还是比较长远的。比如此次中东出现问题后,美国态度比较谨慎,不直接出兵,尽量避免重犯伊拉克战争那样的战略性错误。在大国关系方面采取平衡的政策,拉近和所有大国的关系,而不是去疏远。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更密切,就保证了美国永远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心或顶点。在中美关系当中,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发展壮大,中国也表示希望美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不想、也不去称霸。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兴衰问题表态谨慎。但这种战略和表态同国内一些精英和公众的看法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总结起来,我不赞成美国衰落论。纵向比较看来,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指标与过去相比还会继续上升,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保持不变。教育水平虽然存有疑问,但是美国今天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学生前去深造,这种“用脚投票”的现象仍体现着美国教育的领先地位。横向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难以动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对美国带来牵制,但远不具备取代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整体来看西方也许在衰落,但是“西方”的范畴其实也在扩大,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等都基本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西方的对立面并没有完全站起来。美国已经走上了顶峰,但是这个顶峰是一个平顶山,未来美国将在这个平顶山上高位波动,有起有伏,直到将平顶山走到尽头。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美国要衰落,只可能是那些使它强大的因素不复存在了。这些因素有很多。第一有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依靠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的。第二,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性,使国家凝聚力得以保证,一贯地保持了国家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超越了所有的宗教和种族的不可挑战的价值体系。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也是其软实力的体现。第四,发达的公民社会。美国社会自我纠错能力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密切,外交上能均衡使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变化,美国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美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做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不仅未来10年,在未来的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大概也不会发生巨大的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美国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负担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国是最具全球领导力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活力旺盛,具有很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种大熔炉的特性也为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从战略角度讲,我曾推荐美国的政治家读两本书。第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同一年,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国富论的理念的不断扩展。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应该读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走向保护主义的趋势,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一个封闭的美国是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的。第二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美国逐渐要从领导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转变为包括领导价值观迥异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邦者下流”,以一种低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现在的美国的领导方式是对内自由民主,对外专制,作风霸道。当下它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但是其领导方式有必要进行改变。     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离(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在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离),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对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的观点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不断犯错误,美国的地位就将得到稳固。近两三年来我对中国发展的态度从乐观变为了谨慎的乐观。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原本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事情现在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逆转,比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此外,中国强大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影响力巨大。追求自身的幸福是人的本性之一,而追求幸福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使自己幸福,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另一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实现自己的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盗的逻辑是走不通的,例如德国、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灭顶之灾,而二战后这两个国家通过生产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重新崛起,市场的逻辑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行事的国家,尽管它也不时发作使用强盗的逻辑。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愈发困难起来,这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可以肯定,中国越是回归计划经济的做法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就越强大。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     具体说来,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其一是民粹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是靠打江山、经济改革来支持了,寻求合法性的一个大胆途径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气,没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权威来推动政治改革,求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大的改革无法进行,倒退就很有可能发生。可以想象,当下层领导胡作非为的时候上层领导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能够表态,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相结合,就使得在中国,有理性的行为很难进行。我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不是以法治精神,而是先通过舆论等手段对事情进行道德定性,然后就不考虑处理方法的合法性了。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公开而坚定的盟友,相比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公开盟友的美国,中国是很难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     如果将国家比作企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阻碍它的力量就会出现,没有一棵大树能长到天上!我认为,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相对国际上、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实行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变化会变得十分微妙。     总而言之,未来1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变或者不变,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内大家比的是谁干事、谁有闯劲,现在比的是谁不干事、谁沉得住气,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改变。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领导地位若干年内难以挑战。未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挑战美国、领导世界。美国的经济规模1890年就超过英国了,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在二战后才得到确立。           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会不会也反过来使它走向衰落?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同意前面两位学者的不少观点,但为了引起讨论,我宁愿特意求异,提出一些疑问或者说不同观察点。纵观美国的两百多年历史,战争对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二战之前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大都是使美国更加强大的话,在这之后的战争却常常影响到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比如越战时期和小布什后期。结合王缉思老师所提的四点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恰恰是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时也会反过来也使它犯错误,甚至使它走向衰落?     比如说,第一,王缉思老师谈到的美国社会内部相当高的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使美国国家强大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由于对这种价值观的崇信,转而也想向国外输出这种价值观,输出自由民主,甚至有时不惜强行输出,那么,这种输出就可能要带来问题了。美国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的理想主义、某种使命感甚至天命观,对这种理想的深信不疑和普世主义,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专制独裁的反感,可能会导致它对整个世界文化民族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使得它向别的国家地区强行输出它的价值观。我认为,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几次战争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绝不仅是石油或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一两种原因就能囊括无遗地解释,其中可能还包含了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所以,包括美国有些极其捍卫美国利益、但现实感较强的人们也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奇怪。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凝聚力强,有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包括美国对自己公民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就还可能有一个美国把自己的安全系数调得过高带来的问题。这也可能形成一种内外有别的局面,使美国甚至为此强行干涉甚至侵犯其他国家,而不顾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更大更广泛的安全利益。例如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原因之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会使一些其他国家认为它的举动过于霸道,是一种让人反感的单边主义行为。     的确,同样一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比如法治,也包括民主和公民社会,还是相当强有力的自我纠错机制。但是,如果纠错不力或不够及时,美国还会不会出现战略性错误,而如果接连出现战略性错误,会不会因此就走向一蹶不振?           对立会使我们失去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          王缉思:     补充张维迎老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没展开讲的民族主义的部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上,将道义标准建立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上,人为地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这种民族主义成了我们改革前进的阻力。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保持国内的凝聚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太强硬、太骄傲。     回答何怀宏老师的问题。现在美国处境堪忧,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战略性的错误。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在复苏,奥巴马出于连任的考虑仍会以经济复苏、增加就业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系数确实抬得过高。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军事主导地位上。首先,如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离打击美国差得很远,它们只是希望利用军事力量向美国要价。这些国家希望能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又能和美国拉近关系,除了用核武器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外,它们还会向中国提供好处,希望中国能给予帮助。但我们必须看清朝鲜、伊朗拉近与中国关系的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美国。其次,事实上军事方面真正能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俄罗斯在同美国签订核裁军协议、减少战略疑虑方面已经迈开了一大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却不愿意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中国在军事上把自己当成弱国,因为中国一直以美国作为军事力量的参照物。这其中又存在一些两难问题:一方面在美国和周边国家面前不能姿态太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内民众面前表现太过软弱;一方面不能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力图降低美国的战略疑虑。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还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是美国绝不能允许的。           美国与中国各自面临新问题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现在世界(金融)的规则仍然是美国在1945年以后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在这种规则下中国一直在持续受益,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去打破规则,尽管改良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并且,现在的中国也并没有能力去推行全新的规则或者创建更好的全新规则。     从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来看,二战后美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成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中来。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黄金开始大量流出,黄金和美元逐渐脱钩,至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这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第一个低点。从70年代末的滞胀,到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金融重新反弹到一个制高点,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上东方阵营的彻底垮台,美国在资本市场上重新执起世界牛耳。当时人们担心的根本不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是美国的财政盈余导致了其他国家无法购买到美国国债、无法实现外汇储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难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2008年这一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又将走入一个低谷,甚至是否会因此衰落。我认为,如果美国能持续保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3%左右的通胀,美元保持对国际主要货币缓慢贬值,那么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复苏没有太大问题。资本市场的下一个热点也仍将可能出现在美国。新兴市场会有一轮一轮的繁荣,也会有一轮一轮的危机;美国也有危机和繁荣周期,但是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我认为最低点即是2008年,已经成为过去。     就张维迎老师讲的世界从大分裂到大融合的趋势,我认为,世界从二战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变化、柏林墙倒塌,体现出的是大分裂。不同的国家过多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纷争、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差距拉大,国际竞争的环境恶劣,无法在全球格局下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90年代之后,全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一统江山”,美国制定的一套规则基本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较原来大大提高,也就推动了世界大融合的局面。一些具有一定自然禀赋、但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招商引资等方式不断追赶国际的整体经济水平。这种大融合既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红利,也带来了开放经济体下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地位。     80年代到现在,最大的事件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纳入到西方的阵营体系中去。美国的大繁荣和全球化是离不开的,美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并且整体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认识不够深刻、有误判,这也间接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和当时的美联储观察到美国经济增长快、不存在通胀,单纯地归因于美国技术进步,没有关注到全球的经济格局,进而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日后引发金融危机准备了货币政策条件。事实上,美国许多大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于海外——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大公司的一半盈利来自海外,而海外廉价的进口产品又压低了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这些都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且全球化红利从全世界向美国积聚。     但是现在全球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一直在享受着“体系外”的人(如中国、印度)以低工资低回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大融合趋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将被纳入“体系内”,它们也将希望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从国际化的红利中分更多的羹,这势必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并将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的自然禀赋有限,在现在的科技水平限制下,让中国、印度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导致能源的匮乏、通胀水平攀高。未来中国如果想要崛起,也将受到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限制。这些问题到底能否解决,只有依赖于科技上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寻找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globalrebalancing)。美国如果想要实现再平衡需要几个条件: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我认为,当下全球通胀攀高的趋势势不可挡,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助于美国复苏甚至变得更强。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很有可能借这次机会进行一番重大调整,转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比如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上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分享。     再向前发展,能源是底线。金融市场上有传言称美国在能源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全新的技术。美国现在在市场上推高能源价格,导致某些国家因为通胀受到重创,以此达到在国际市场上洗牌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希望借新技术,吸引其他国家到美国进行能源投资,趁势而起。资本市场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下一个技术性革命在哪里,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新能源和与干细胞相连的生物技术。奥巴马上台后联邦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支持在硅谷进行的干细胞研究,这是以往所没有过的。如果干细胞革命得以实现,将可以解决很多国家(如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问题。     2011年资本市场开始LONG US,SHORT CHINA(唱多美国、唱空中国)。市场上很多人在唱空中国,中国2011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也与此有关。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     总而言之,中国要打破现行的国际体系很难,也无必要。改良是可能也是必须的。中国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与各国在战略上要联合,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但在战术上要斗智。     何怀宏老师根据开会的地点和主题调侃说这次开会是“凤凰华美”。我再补充说“美中不足,龙凤共舞”。美国面临一些新问题,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并存。中国也面临一些新矛盾,包括资源短缺、通胀上升以及内部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并存。美国和中国都不足,此乃“美中不足”。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是最好的。现在两国都有很多矛盾。正是因为双方都有矛盾,而有些矛盾存在互补性,所以有可能找到一个解。     这方面,欧盟也值得我们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一直在扮演龙的角色,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喜欢龙,但要扮演好凤的角色。           10 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我对这个议题比较悲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诸方面,只有在科技方面我们是不能称自己为世界第二。科技界的领导人给公众树立了中国科技强大的形象,这对鼓舞我们士气或许是有利的。但事实上,现状并非如此。我国的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可能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科技的发展主要靠三个方面:人,科技条件,和科技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美国自二战后在科技方面开始领导世界,正是因为它把全世界相当多的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都吸引到了美国。目前的现状是,美国科技界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且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我认为,10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首先是人的因素。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大量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中美双方在人才竞争上中方处于劣势。一方面,美国因为在科技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仍会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促使我国优秀人才(或者潜在的优秀人才)继续外流。例如,我记得若干年前中国政府的人才政策有如下四句话:“引进顶尖人才,稳住优秀人才,用好现有人才,培养未来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是句套话,我没必要对此评论。而前三句其本质是把人才分为“已经是我的人”和“还不是我的人”来区别对待,对前者不予重视,对后者极力讨好。可笑的是,同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从一个“顶尖人才”几年后就变成“优秀人才”,再过几年就是“现有人才”了。这样的政策鼓励了人才流向国外,留在国外,只有在国外呆够了才会选择回国。这就是大家通常开玩笑所说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     其次是科研条件和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军事对科技促进。美国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与苏联军备竞赛时的刺激和需求,例如航天航空技术、互联网、新型材料等等。其二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大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其三是公益方面,例如资源环境、卫生疾病等等。其四是科学家的兴趣,单纯为了弄懂宇宙和自然而进行的自由探索。在这四方面中国跟美国相比都有巨大差距,我不想展开去讨论。而且,遗憾的是这些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我多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宁可花巨额的外汇去国外买软件也不愿意委托本土科学家来开发。     此外,我们依然缺乏科学精神。过去几十年来,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事实上依然没有解决。科技的本质在于创新,要和别人不一样。但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政策导向,以及我们的教育方式都不鼓励创新。所以,中国仍习惯于模仿别人的创造,喜欢在别人的创造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进,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创造全新的东西。     雪上加霜的是,我国当前科技界急功近利,喜好抓大工程。用搞工程的搞法来抓技术或许可以,但用来发展科学是绝对不行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行为对我国科技界的影响依然严重。“学而优则仕”依然普遍,社会(也包括科技界本身)对科技工作者的评价和宣传太看重头衔、职位和荣誉称号,而不重视学术成就和思想。这会严重妨碍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影响青年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长。此外,学风浮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如果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10年之内我国科技界很难培养出顶尖人才,很难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并且这一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这最终必定会妨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制约我国军事竞争力的增长,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幸中的万幸是,正由于中美科技的巨大差距,美国科技界目前还没有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来看,所以美国科技界不像其他领域(如经济、贸易)那样打压和制约中国科技的发展,这为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加强自主创新,默默无闻奋起直追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机遇。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永恒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避免把中国和美国并列放在一起来提,避免G2的说法,避免谈自己是世界老二。中国应该要多把俄罗斯、欧盟拉进来,一方面与这些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培养阶级感情),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现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不再是双方博弈,而是多方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型下存在合作博弈的解。将其他更多的大国拉入这个博弈更有可能促成多极的国际合作模式,制约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再谈谈制度创新。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制度创新,但是关键是怎么做?我认为社会变革必须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学者、政治精英进行超前思考,社会变革不能随便摸着石头过河、盲目实践探索。维稳或许能稳几百年,但是维稳肯定不是最优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不发展不进步最终必定会走入衰落之路,而只有不断进步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何怀宏:     我想,不能因为美国对外的一些霸道行径,就否定它的对内政策和体制。中国要发展和强大,在制度创新方面,比如说在科教领域,可能恰恰需要借鉴和吸取美国科技教育发展的许多经验。科技的原创绝对是需要一种完全自由的思想和交流条件,以及自由流动的资金支持,这种自由包括可以反复试错和迅速反应、及时抓住和利用各种偶然性的机会,所以说,科研的第一流原创成果主要是得益于自由和自然的竞争而非人为的国家计划和“堆钱”,且不说我们的有些科研基金还像是在“分赃”。     张维迎:     用工程管理的思维来管理科学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把社会本身当成一个工程,是制约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     现在,中国如何办大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这也体现着对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种不满。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没有飞跃,也不是直线型的。美国的科技、大学都是二战之后才崛起的,此后一直遥遥领先。美国的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强。     如果我们乐观地来看科教这个问题:首先,外国的科教为我们培养人才,外企也为我们培养人才。如果我们的体制变得好起来,这些外国培养的人才被吸引回来将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次,现在的世界和200年前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200年前技术进步得很慢,传播得更慢,而现在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比技术进步还要更快。中国过去经济、社会的进步靠的不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而是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贡献的优秀的技术。未来也会是这样,可以利用别人的技术而不是只依赖中国自身。此外,原来技术是保护的、保密的;而现在的技术有一个市场,专利和研发力量都可以通过跨国收购等方式获得。如果利用好技术市场,中国的科技对其他方面的制约也许不是不能改变的。     黄海洲:     补充几点。第一,老二难当。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先后至少有过三个老二:苏联、日本、德国。现在已经都不行了,可见国际老二确实难做。     第二,维稳难济。如果说明清维稳也能稳住300年的话,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处于封闭状态。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否维稳300年?     第三,科技难为。我想举美国和日本在计算机方面竞争的例子来说明。日本在科技方面的体制和中国是非常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意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后,设立了一个发展计划,倾全国之力支持五家机构发展计算机(包括大学和企业),相当于选出最聪明的人、向他们无穷地砸钱投资。而美国的计算机最后其实都是从成千上万的分散试验,包括在车库里试验出来的。美国在科技上采用的机制是依赖大数定律,不是首先选出最聪明优秀的少数人去实施。谁都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的人去试,最后筛选想法(idea),依赖市场机制逐步收缩规模,保不齐谁就做出来了。这个制度的回报补偿(compensate)机制也是正确的,只要一个做出来了,它的回报就足以弥补所有没做出来的人的成本。它还有资本市场的放大作为激励机制。     一个国家在早期追赶世界水平的时候可以靠模仿,但是当它进步到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创新。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发展事实上更多得益于模仿,得益于“追赶”世界水平。但现在到了前沿就必须自己创新,中国必须要有鼓励创新的体制,能让许许多多好的人才施展拳脚。在这方面,中国也不是全无希望。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大学加强和业界的关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建立起筛选想法的机制。     袁亚湘:     追赶别人的过程中,在早期的时候、差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模仿也许是可行的。因为你差得比较远,你想模仿别人,别人可能会把技术给你,让你学;但是你追到一定程度别人就有顾忌了,就会把关键技术保密起来了。照着别人的现有甚至是过去的东西去模仿,只能追到别人过去的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模仿别人的时候,别人正在做的东西可能已经完全不同,甚至连概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如果只是一味照着别人的东西去模仿,总是永远落后于别人,而且差距只可能越来越大。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张维迎:     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兴盛和美国人口结构年轻,和它的移民政策有很多关系。人口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的购买力和劳动力供给都需要年轻人;如果中国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跟不上,将会带来一系列巨大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当时强制执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经济学上面的大错误,将人口当成了一个负担。自己国家搞不好,就以人多作为借口。但是如果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那将是一个更巨大的错误。人口政策的错误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的影响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但是现在计划生育是国策,谁都不敢动。我认为,日本的衰落与日本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政治制度,二是人口。           未来 10 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加强法治?          何怀宏:     我下面想主要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来谈谈中国,预测或期望一下它的未来,但为此可能还是得从过去谈起。另外,福山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政治秩序的诸根源》的上册,他在其中认为良好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一是强大的国家能力,二是法治,三是责任政府。我想在这里不妨借用他的一些分析范畴。     首先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西周至春秋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世袭社会。在福山看来,秦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强大的国家,但我个人认为秦朝只完成了一半的“帝国”任务,因为它没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解决统治阶级再生产的问题。汉朝才真正建立了稳定的、长治久安的传统国家体制,它政治上独尊儒家思想,建立选举制度,解决了官员的持续来源而不再采用世袭制。而究竟是世袭还是非世袭占优,有可能是一个大国、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稳定和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可能是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一个分野。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在不同的国家,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看到世袭和非世袭因素的不同消长。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不足有几点是值得思考的:第一是选举过程中的严格法治,即是在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官员的来源和选择方面实现严格的法治,但又还不是政治社会的全面法治;第二是选举结果的反世袭,实现了政治机会即入仕的相当高程度的平等,但又还不是政治参与与社会的平等;第三是有助于形成一个有责任感和高度文化教养的统治阶层,但也还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责任政府。     传统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就衰亡了。我不谈近百年对传统的“全盘打破”了,而只谈现在。今天的中国通过近些年的经济飞跃发展,可能已经达到了古往今来中华地域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实体或实力,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一个美国人说:“美国存在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但不是根本的问题。”这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自己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可能是走在前面,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分离脱节;思考和提供理念的知识分子的分裂等等。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是处在一个需要选择的分路口。我不说是处在“十字路口”,即不是说只有两种选择:只能往前或者往后,往左或者往右,而是可以有多种复杂的选择,组合的选择,但又的确是面临选择,必须有所抉择。因为国内外形势也迫使着我们选择,尤其是以下一些因素和情况:一是中国在北京奥运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似已不再能完全“韬晦”了;二是中国本身在经济崛起之后财富多了,贫富差距和分配的问题突出了;三是以前似乎主要是“放权”就基本可以了,现在还需要更主动和创新意义的政策;四是要真正使国家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吸引力,就还需要增强软实力,要寻求“收拢人心”、以至让人“有精气神”的办法。总之,以前涉水过河,可能水还不深,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更多地借鉴世界的经验,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而今后就可能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的一种长远眼光了。     所以,尽管预测很难,我还是想对今后做一点展望,或者也是表达一种希望。     在我看来,未来10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继续走向法治,或者说确立、巩固、落实和加强法治——即法律的统治。这里涉及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认为,这里的次序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甚至法治不妨激进,民主不妨渐进。法治是民主的训练,是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也是对民生、民权和民主的保障。对中国而言,法治的巩固是不容易出错的,也不易导致社会激烈动荡。这种法治必须是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的法治,是落实宪政的法治。不仅是完备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确立法律的统治,培养一种普遍地尊重法律的态度。通过一次次权力和法律的博弈,如果每次、或大多数博弈的结果都是权力不敌法律,那么就有可能培养和完善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民社会,虽然最后还应走向与法治结合的民主,但是是经由法治的民主,社会正义也应当是主要经由法律、最后并体现为法律成果的正义。     虽然目前法治的状况还不乐观,权力损害法治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但我认为在中国走向法治这件事上,我们还是有理由乐观,或至少以乐观的意志去争取。“法治”的概念也不像其他有些概念那样敏感。大陆之外华人世界的法治和民主的经验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借鉴,例如香港地区“蕴含自由的法治”,台湾地区“蕴含传统的民主”(乃至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蕴含信仰的生活”对中华民族提升精神生活的借鉴)。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种族或文化地区的现代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并非不适合法治,也不是不能和民主相容,所以不可以国情民情来推诿。总之,我希望在未来10年能看到中国在确立和巩固法治方面走一大步,培养自上到下所有公民对法律的尊重,通过法治和问责政府来善用和善推日渐强大的国家能力,从而摸索出一条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     王缉思:     我认为现在中国要法治还不太现实,更现实的是允许公民社会成长。现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就非常警惕,认为这些企业是去偷美国的技术、抢美国的资源,甚至认为这些企业因为跟党和政府直接关联,这种企业的投资一定具有收复美国的长期目标。如果中国能让美国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些多样性,美国就大可放心很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放心自己看到的多样性,认为都是假的,是中国内部在唱双簧。所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要宽容一些不同观点,起码要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当今的中国在美国人看起来是在加强集权,而同时中国还越干越好。这是美国所不放心的原因。我并不是说我们非要让美国放心,最重要的是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和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对中国自己有好处。     在一点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非常相像,就是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强权政治世界。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借鉴欧洲,欧洲形成了一个法治的欧盟,不是通过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的强权政治,但是形成了安定的秩序。当今世界也必须寻找这样一种能推广到全球的法治的秩序。然而现在的秩序是,中国认为美国太霸道,但是美国和很多国家认为要让中国统治世界则更加可怕。现在的中国仍然陷在“多极化”这个概念里,在探讨世界应该谁说了算、哪几个国家说了算,并没有去设想一个更为法治的秩序。     张维迎: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里,前15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法治社会,后15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也许可以从香港地区得到启发,以及包括台湾地区、越南的经验也都非常值得中国研究。中国可以从功能团体、党内民主等等开始着手,也许30年内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     黄海洲:     推动法治无疑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具体怎么推动法治?我认为在给定现状的前提下,应该分成两部分:基于宪法和公司法。宪法和公司法是非常不同的:宪法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强调的是平权的概念,人不论强弱都是一票;而公司法是一股一票(one share one vote),保护股东和投资人权利。要实现效率就需要依赖一股一票的公司法,而要发挥自由民主的精神就需要一人一票的宪法。美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美元一票,和一股一票是相似的;而美国民众选总统是一人一票。这就是一个相当精妙的组合,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中国也需要找到一个机制,将这两者平衡好。一方面是资本利益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是民权得到保护。     在国家舞台上我们可否借鉴这种设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加强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衰落,我们应该争取一美元一票的权利,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与其他国家分享、共治。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基于一美元一票;各国都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但也不要多占——一美元一票加上一国一票。布雷顿森林体系改良一下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     欧盟经验,尤其是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和在建立欧盟中的重大贡献,可以为中美关系和中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的贡献提供一些指导。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要扮演好凤的角色。“龙凤共舞”则老二可当。           中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观          张维迎: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人太政治化,而我们太情绪化,导致了很多事情难以处理。例如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可预期的对美国的影响至少有二:第一,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将会面临更快的物价上涨;第二,这将对国际大公司的利润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品牌公司,因为它们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利润本身比较厚足,人民币的升值将挤出这些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这对整个企业的结构都带来影响。     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主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利益冲突,两国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包括地域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 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中美关系往往就围绕着这两个冲突。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经常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争夺利益。     但有时美国也会面对自己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的冲突。例如美国在中东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独裁者,是和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美国这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就暴露无遗了。据我观察,这几次中东问题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决,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这些独裁者。美国本身内部的这个冲突就会给整个国际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王缉思:     美国总体上看,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美国人的观念上看,中东之所以和美国有大矛盾,最大原因仍然是价值观的不同。伊斯兰国家的价值观是神权统治、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如果能把中东国家都改造成民主的,就不会打仗了。这是一种非常天真但是同时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民主国家就是好国家、民主国家是不打仗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美国社会的精英也明白并非如此。如果说民主国家不打仗,那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打仗。而一个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是处在最危险的进程中的。在这个进程中,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亲美、反对民主化,平民百姓会被动员起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美的呼声都会高涨。问题就在于,在这些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才能上台,而在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事实上就是反美的旗帜,就是反美国式的民主化的旗帜。虽然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实际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长期看来是没有矛盾的。     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都非常明白,民主必须要慢慢来,不可能飞跃式地实现民主的进程。     美国的价值观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从美国整个国家来说,它的核心思想是统一的,根本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它的具体政策是非常不统一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无论是能源、贸易等各方面都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解决政治上的矛盾,中国是希望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的问题。美国怀疑中国就是要赶超美国,不相信中国不想称世界老大,认为中国只是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而只要有能力就是想称霸的。中国认为美国要保证其霸权地位,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国家崛起。美国对异类国家的崛起确实是比较警觉的。过去,美国认为中国只是表面上走社会主义、实际上走资本主义,心里还是向往美国的,并且最后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展示出的一些迹象,比如国进民退的趋势,搞“大政治”,这些让美国怀疑中国会成为最大的集权国家。这是美国所警惕的。美国认为,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现代社会,一定要变得和美国差不多。如果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是美国从价值观方面不能接受的。     袁亚湘: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如果过去的做法没有带来重大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结果还不错,很可能这种做法就被继续下去了;如果制定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法却被延续下去,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大的。我认为现在维稳是对的,但是在维稳的前提上必须要有前瞻性地去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因为过去的做法好像还可以就一直承袭、固步自封。比如先逐步实现党内民主选举。从哲学的角度看,不断进步是稳定的最好的保证。     王缉思:     美国现在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停滞了,没有方向了。如果说现在国进民退、加强维稳是中国的方向,现在的信心相对十几年前也不怎么足了。在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些人看起来,最高纲领是向美国看齐,最低纲领是先学四小龙、然后学日本。随着改革进行,四小龙模式不行了,转向学日本后日本又衰落了,于是中国有些人搞起自己的路数,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了,挺好,就没有再改革的必要了。     张维迎:     中华文化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历史上有很多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华文化。至于斗争,我认为,有权力就有斗争。但是完全变成一个斗争文化,连普通人之间都参与到斗争中来,是近百年来的事。     王缉思:     所以说“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说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唯一能说清楚的就是国家主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能型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别的国家根本是学不了的,除非从上到下都能贯彻一套体系,一级一级的党组织。这一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张维迎: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存在民间力量的。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渗透着体系的力量。     王缉思:     这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而中国人就是用这个价值观来看世界的,并且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是中国人的软实力。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么一套规矩,只要你是中国公民,你就必须要服从这套规矩。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什么位置清清楚楚。这整套规矩经过这么多年来已经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     张维迎:     我相信影响历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态度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悲观的是,思想的传播仍然是非常缓慢的。乐观的是,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局面就是,一方面言论控制得严而勤,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很快,新的东西不断产生。     现在中国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实际是脱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核心价值观是很难的,因为人们不能诚实地、真实地表明自己。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把经济转轨变成一个宏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财政刺激问题。但是经济转轨真正要靠的是开发市场,靠企业家精神。就开发国内市场而言,中国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成本大大降低,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奇高无比。 我们的体制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后企业家精神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无法实现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成熟的产业影响很有限,只是会导致效率低一些,但真正的企业家是要掌握和判断未来的事情,而权力干预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民主的概念是不能用于经济的,民主只能用于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是自由,是自主,是给每个人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判断。经济的自由比政治的民主更重要。现在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无边界地扩展。经济能不能自由化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人接受不接受基本的财产的概念,接受不接受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取收入是正当行为。     王缉思:     中国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次序确实有点不一样。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一个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为人准则里。他说:“我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公务员,是本党的党员,只按这个顺序,永远按这个顺序”(I am a free man, anAmerican, a public servant, and a member of my Party, in this order only and always)。这里第一重要的是自由人。不管在实践中如何,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一个人应该首先是党员,其次是公务员,然后是中国人,而“自由人”好像不是一个正当追求。这就是中美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     张维迎:     国家本身不能够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实际上是个人。 国有经济就是定义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position-based right),私有经济则是定义在财产上的权利(property-based rights)。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与权利有关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形成,没有自由选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核心价值观。     何怀宏:     我不太谈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而宁愿谈规范共识、普遍伦理。现代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区分价值和规范、区分“好”与“正当”。价值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追求和看重的东西;而规范是怎么去追求的行为和手段。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各人的价值目标无法统一,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理想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在行为规范方面我们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个核心共识的,比如不可杀害无辜,不可不顾及其他人、其他国家的基本权益等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道德要求实际是低于一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要求的,我们也许只能要求一种“生命”原则和“顾及”原则,如尽量避免战争和暴力冲突,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较大利益时也要“顾及”他国的基本利益,当然,这后面也要有实力,要使任何一个大国、强国都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忌惮”。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9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经济评论》2011.3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王文:Web 2.0时代的世界政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 2012-01-23 14:19:34 王文:Web 2.0时代的世界政治 进入专题 : 世界政治    ● 王文       摘要:从近年来互联网新趋势与世界政治新变化看,基于互联网2.0时代技术与观念的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为能力、重塑政治议程、拓展外交路径。在2011年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得到印证,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此,本文简要描述了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总结互联网2.0技术引发的“世界政治2.0”现象及其特征,并针对世界政治2.0时代对中国的影响,尝试提出应对挑战和适应新形势的措施与方法。          2011年,包括中东、北非、欧美在内的不少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骚乱、革命甚至战争。多国的社会混乱与各自的发展困境有关,中外学者在大众媒体、研究报告、学术期刊中曾做了大量国别式分析。①然而,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隐藏着共有的新互联网技术变量,即基于Web 2.0技术之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及其对整个世界政治的潜在影响力,开始引起一些西方思想者的注意,②但中国学术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进行系统疏理与学术研究。那样不仅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新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政治变迁,对中国互联网新战略及未来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交媒体: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译为社会化媒体,是以Web 2.0(互联网2.0)的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内容创作、情感交流与信息分享。③所谓Web 2.0技术是相对于Web 1.0而言的。Web 1.0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只能通过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而Web 2.0则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换句话说,前Web 2.0时代,公司或其它机构是互联网世界的主体,而Web 2.0则使个人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真正核心。在互联网界,Web 2.0已被公认是“真正的网络革命”,代表着未来。2001年互联网公司大泡沫崩溃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机制,进而催生了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以平台开放为推动力的技术思想,比如即时通讯、维基百科、论坛社区、博客、微博、社交网络(SNS)、内容分享网站等。④尤其是2004年以后,以Facebook (脸谱)、Twitter (推特)、Youtube、MySpace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近年来,互联网公认已全面进入Web 2.0时代。Facebook、Twitter虽未进入中国,但在2007年以来,与两者特点相似的互联网技术替代(如开心网、微博)相继在中国本土孕育,并得到了大力发展。     纵览全球,2010年被视为社交媒体发展的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Facebook在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首次超过微软居世界第一,访问量首次超越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在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Facebook、Twitter的认知度分别达到88%、87%,Facebook、Twitter“成为美国社交媒体的主体与基础应用”。⑤在中国,社交媒体也呈火爆趋势。据统计,2010年,超过50%的网民都是社交网站(如微博、开心网等)的用户,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⑥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使用者数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在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同样高歌猛进。以埃及为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Facebook在埃及的使用人数就超过500万, Twitter约200万。截至2011年5月,埃及手机用户达到7477万,而埃及总人口约8800万,手机在埃及人中已经相当普遍,使用Facebook、Twitter相互分享与传播信息,而不是依赖官方媒体及传播新闻机构,成了年轻人上网及使用手机时的最爱。⑦     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壮大,成为社会舆论集散、新闻信息传播、企业品牌推广、商业营销拓展、社会交往加速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向纵深处渗透与推进,其社会再造、网络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也日益凸显。其主要表现为:     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动能力。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刚刚过去的2010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跃,互联网个体用户产生的内容流量超过了网站专业制作的内容流量,前者页面浏览占互联网总流量的50.7%。这表明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这与世界互联网前沿趋势基本同步。⑧在Web2.0时代,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在信息制造、发布、传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国家及其机构垄断的传统局面。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突破了过去交易成本的限制,个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动权被大大加强了。从目前的状态看,各国社会的无组织群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再组织化”,甚至呈现出一种超越组织的力量。⑨在《蝴蝶效应:用社交媒体的快速、有效、强大方法来引导社会变革》一书里,作者认为,个人在社交媒体中所起的组织力量,只要时机合适就能起到巨大的“蝴蝶效应”。在传统社会或Web1.0时代,只能通过国家或组织力量才能实现大规模的慈善募捐、传播爱心、打击犯罪、寻找失物、寻人启事等行为,但在Web2.0时代,通过个人的行动也能够实现,因为“各种社交网络在增强交互方面起到了特别有效的作用。”⑩近年来,在中国,包括微博在内的大量社交媒体产生的再造行动时时发生。比如,汶川大地震后,网民相互转述与通告,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互联网捐款,在高峰时一分钟就能募捐到10万元;2011年初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运动,解救了不少走失儿童;在微博中屡屡曝光各类社会丑闻,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因为微博引发的不良事件受处分、调任、停职甚至下台,等等。在美国,关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再造功能,被阐述得更为全面与丰富。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前,由多名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起草的题为《美利坚合众“推特”国》的倡议书在互联网流传,文章倡议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美国社交网络”,目的是让美国“获得全球慰问,哀恸和祈祷;标志着我们重新振作的能力;寻求问责、正义、威慑和安全;向英雄表达敬意;传达我们的愤慨;展示创造意义;通过慈善等行为对受害者进行补偿……”11总之,人们运用社会媒体,重新构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价值、营销路径、组织框架。社会与政治环境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僵化与老旧,而是“出现了有生命力、粘性的、湿乎乎的工具存在”。12中国《新周刊》2010年第2期还把这种由微博等社交媒体产生的“微动力”称为“微革命”,认为那是“人类的大势所趋”。     社交媒体正在重塑国家政治议程。在前Web2.0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都以代议政制为主轴,无论是否经过程序正义的选举,民意总是被某些特定的人群所代表,参与制度与政策规划的议程是由少数人完成的。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年青一代及社会活跃分子获得了直接表达观点与政治参与的新技术,传统主流的政治生态随之发生悄然变迁。最早通过社交媒体的交互特征重塑政治议程的世界大事发生在2001年1月17日。当日菲律宾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13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团队成功利用了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激发了青年人的小额捐款与投票,成为社交媒体的最大受益者,奥巴马也被称为第一位“互联网总统”或“Web 2.0总统”。14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因有“推特”参与,这次事件第一次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方利用黑霉手机短信和Facebook、Twitter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抗,导致了长达两周的动乱,《华盛顿邮报》刊发社论称之为“伊朗的推特革命”。15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高达2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并影响中期选举。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中东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骚乱甚至战争冲突,执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权、执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均被推翻,其他多国社会仍然处在政治动荡中。骚乱参与者多数都是社交媒体的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鼓动、号召、联络、沟通,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2011年夏季,伦敦、巴黎、柏林、费城、旧金山等不少欧美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大范围的民众游行、集会及打砸抢烧事件。秋季,“占领华尔街”民众运动在美国纽约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度蔓延到西方多个城市。几乎所有骚乱的参与者也都是Facebook、Twitter或黑霉手机等社交媒体的忠实用户。这使得美、英等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须通过关网、切断手机信号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信息创造与消费,合成了空前强大的“微力量”,摆脱了当前交易代价相对高昂的公共参与,而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各国的政治议程正在一点点被Web2.0力量改写。16     社交媒体正在拓展国家外交路径。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的外交工作,“E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概念开始在各国外交界流行。17以美国外交为例,2003年,美国国务院成立“E外交办公室”,目的就是通过互联网加强对世界说明美国政策的力度,以及传播美国理念与价值观。近几年来,每次转型国家的社会动荡,都会出现美国官员或前政要频繁在社交媒体中呼吁乃至煽动的声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马克·普菲勒(Mark Pfeifl)曾说:“没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会有被赋权的感觉和有信心站出来去争取自由和民主。”182009年5月1日,“白宫博客”宣布将在脸谱、推特等几大社交网站开设主页,正式进入“白宫2.0时代”。2010年,有不少人呼吁应当把Twitter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推出中文、俄文的推特账户。美国还将花费2500万美元,帮助互联网用户突破网络限制。19对此,《纽约时报》将社交媒体称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0在美国对华外交上,社交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2009年11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21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2011年10月1日,“美国之音”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普通话广播裁员超过二分之一。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这就是我(如果)当上总统所要做的。”22从目前的趋势看,欧美强国等正在将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展开所谓的“双屏战略”,即两个屏幕同时开展外交工作,而社交媒体是互联网世界里的最好载体。23     总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的“趋政治化”之势日益明显。社交媒体鼓励人们政治参与,通过互联网问政、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推动政治透明与社会进步。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24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政治作用又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博弈相连,使世界政治的变化显得更不确定。后者所产生的挑战是值得许多国家所警惕与研究的。          (二)世界政治进入2.0时代          过去10年,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不断普及的Web 2.0技术,借助传播加速的信息扩散效应,以及个人信息创造与交互功能,正在重新组织与排列当前世界的社会行动、政治议程与外交博弈方式。对于世界政治而言,这种“自媒体(self-media)”式的冲击不亚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的影响,具有范式(paradigm)改变的意义。因为Web 2.0技术,世界政治也进入2.0时代。笔者认为,世界政治2.0时代大体有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以信息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将逐渐扩充进了过去以资源、地位、金钱等物化特征为核心的传统权力结构。有时这种扩充具有颠覆作用,因为旧有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秩序,在Web 2.0技术的冲击下将渐渐瓦解,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再失衡将慢慢显现,自下而上的呼吁、批判、抗争甚至冲击的频率在信息开放国度将大大增加,世界政治也因各国的社会失衡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5作为权力的定义,即时通讯、维基百科、微博等社交媒体,无疑成了重新建构、积聚与整合个人影响他人的权力的有效工具。在Web 2.0时代,富人、精英、权贵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与平民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正在呈现扁平化的趋势。这种扁平化推动了社会选择权与粘性,加强了民主表达与监督,加速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也潜藏着各类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舆论审判、群体非理性、网络对抗及政治动员。     2011年11月30日,约20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举行“世纪大罢工”;同一天,保加利亚两大工会组织发起万人大游行。在此之前数月中,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都有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些大游行与欧洲债务危机密切相关,但社交媒体在其特有的权力空间内,对民众上街中起到的情绪串联、群体协商、网络鼓动、政治发起等助推甚至源起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旧有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的转变,个人表达与政治参与力的加强使旧有技术官僚的缺陷不断暴露,社会抱怨与不满在互联网世界的聚合、统筹与释放,再转化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最终形成冲击旧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26     2.0时代的互联网成为威胁社会正常运作的“互联网恐怖主义”、“微恐怖主义”、“数字恐怖主义”力量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2010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称,“过去9个月,企图针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数量与步伐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年的全年总和”。2010年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恐怖袭击增加了一倍。27对于传统权力结构而言,在Web 2.0的信息加速交互中,非国家行为体所能制造的力量将富有潜伏性、威胁性、瞬间性、多样性,国家内部的等级化、秩序化、中心化特征受到根本的动摇,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威受到非政府力量的实质性怀疑与指责,旧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权力受到了削弱、再配置甚至异化。一方面,这是以互联网为重心的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制衡与再挑战,28而另一方面看,互联网所起到的消极甚至破坏性也因为Web 2.0技术的普及而被空前放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动荡,政权变更的发生率、世界格局的变化率都比传统时代、Web 1.0时代变得更加难以着摸。     第二,在Web 2.0时代,国际博弈的时空概念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地缘与物理意义上的框架,国与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频度会加速,竞争范畴正在从现实立体的三维世界泛化至第四维的互联网世界,29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资源竞争,逐渐数字化为以信息为中心的实力竞争。互联网战场化的特征将愈发明显,各国互联网战略将升级为囊括现实世界所有安全元素的顶层设计战略。     由于Web 2.0时代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的脆弱度比前互联网时代、Web 1.0时代更大,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地理边界的限制,一个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上弱势所造成的被威慑感、恐慌感、屈辱感也将大大强于过去,防范互联网世界中难以确定的“侵略者”——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一两个,也可能是无穷多——将成为各国安全的重大任务。在这种安全战略范式的转化过程中,网络战争从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现实,无形场域(field)内隐形的、不流血的、非对称的、匿名式的防范、威慑、战争与冲突,远比有形世界更为频繁。     自1999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30网络战频度越来越大。2008年8月俄格冲突、2009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Web 2.0时代,个人直接加入国际冲突的概率大大提升,以致于网络战争已成了国家间防御与演练的重要方式。为此,2009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6国将网络战上升为议事日程;2010年英国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互联网安全视为与恐怖主义、战争、自然灾难并列的“头等威胁”。《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则明确表明国家安全的力量和资源将集中“用于科学教育、国际、精神、信息、军事、生态领域和社会安全”。2010年11月4日,欧盟27国与冰岛、挪威、瑞士首次举行全欧范围内的网络战演练。312010年奥巴马政府筹建了美国网络战司令部,任命被称为“网络沙皇”的网络安全协调员。2011年2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Web 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除了博弈时空概念的延伸之外,博弈主体也扩大至社会及其组成个体,国家不再是唯一具有强大跨境攻击能力的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个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抗衡的力量,像维基解密那样冲击世界政治的“一个人的战争”在未来不再是罕见事件。国家地理屏障在Web 2.0时代完全消失,安全概念发生了各种变形与异化。另一方面,融合国家特殊观念、意志、情感的对外行为,正在四维世界内重新演绎为共享、协商、妥协或对抗形态。信息技术强国有能力通过巨大的“信息流”、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极具渗透力的形象秀、更隐匿的图文浸透等行为,巧妙地传播本国的政策主张、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裂与瓦解竞争对象国的社会凝聚力,进而达到传统时代难度更大、成功率更低的战略目标。     第三,Web 2.0时代的媒介重构将重组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忠诚度市场,外来信息的加速浸入与被征服的边界内国民将产生情感共振与信息循环,造成国家治理危机并威胁原有政权的统治。“信息帝国主义”、“数字封建主义”将成为冲击与桎梏新型国民忠诚的非人格化力量,文化疏离与分裂行为将以交互性的方式,浸透进更广大的重寻身份认同的人群之中,国际政治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     社交媒体的用户通常会以情绪共享、批判转述、抱怨积蓄等各种形式,质疑政府的治理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联合国委托的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2/3被调查人认为本国政府并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在管理国家。32这种质疑情结在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中会产生传染效应,进而有可能转化为一些人国家忠诚度的动摇,并以对外移民、跨国工作、批判本国政府、美化他国制度甚至社会报复、恐怖主义等行为表露出来。     在《退出、呼声与忠诚》一书,经济学家赫希曼反复论证,影响集体发展惯性、鼓励逃离与反抗的“退出呼声”不断加强,势必瓦解群体的稳定。33这种“呼声”可以通过歌曲、布道、走私录像带等有效发出,也能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播渠道影响受众的判断力。在Web 2.0技术的支持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发布信息、表达观点、批判时局的能力与条件,政权颠覆式的信息与建设性的批判、社会情绪化的抱怨混杂在一起,加之现实中出现的移民、地区逃离、社会报复等信息的间歇性放大,“退出呼声”在一些转型国家将出现空前的刺激效应。这种刺激效应在国家内部被“带路党”34煽动化、群体化,在外部被相关势力意识形态化、武装化之后,国家稳定就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分裂危机与政权衰退。     2011年初中东北非不少地区的社会动荡,就与内部争议技术化、扩大化有关;而欧美国家个别城市的混乱中,也出现了不少向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这些都是忠诚度市场微妙变化的表现。尤其对于广大转型国家与互联网技术弱国来说,Web 2.0时代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社交媒体的开放特征,将助长这些国家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公民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拥有互联网霸权优势的“信息帝国主义”很有可能会发动“人海战术”与“隐形入侵”,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度、信仰与价值观,最终加剧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35更为危险的是,互联网经过激烈竞争后,很容易产生新型资本私有化与垄断化,像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都是私有化公司。它们与美国政府的权力相互协调、配合与联姻,构筑着新场域的霸权,也延续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如新美国基金会2011年报告说的,“美国正在步入一个数字封建主义世界,这是一个由少数巨型公司统治的私有帝国”,资本、政治、强权、垄断在一起的“邪恶联姻”所产生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效应,目前还只看到了苗头。36          (三)Web 2.0时代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目前,互联网已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众内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往往超过政策规划的预设范畴。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后,其所涵盖的冲击效应与现实意义是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与学术研究所难以预防与预料的。尤其是由于特殊的国情所限,互联网在中国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性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包括信息传播、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社会批判、利益表达、民主监督、法律审判、政府治理、国际博弈等各种功能,很有可能在Web 2.0时代的中国形成超负荷承载与新制度依赖,看似虚拟的空间却助推突发性的社会分裂、政治对抗、对外冲突的局面,进而成为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轻”。对此,中国学术界需要审慎剖析世界政治2.0时代的变化,从观念、政治和外交层面评估Web 2.0时代所呈现的现实含义,进而提供中国应对各类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在观念上,Web 2.0时代的互联网世界不能被视为是纯粹的虚拟世界。由于Web 2.0所引发的社会交互与权力转移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社交媒体创造的新互联网领域应当被看成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延伸。随着Web 2.0技术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的信息传播权、政治诉求欲、行为动员力等权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将慢慢瓦解,“横向、平等”的权力新结构37在中国现代社会渐渐显现。这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民化、权利回归化将成为难以阻挡的发展方向。对于世界政治2.0时代的这种趋势,中国既需要有远大胸怀顺应时代潮流,也需要有宏伟战略进行平稳有序的体制改革与过渡。这包括培育社会理性、创造政务透明、主动接受监督、疏导公众情绪、彰显体制宽容等等。在Web 2.0时代,转型国家(如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权力保守化带来的民众“革命”,以及发达国家(如欧美等国)的权力资本化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前车之鉴。Web 2.0技术是中国民众权力觉醒、政治意识与民主需求的传播工具,这与中国政府力图追求的国家转型与观念突破是相互吻合的。尽管目前中国网民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差强人意,甚至还有不少稚嫩、暴戾与茫然的表现,Web 2.0技术都应当视为是中国发展的技术机遇,至少是机遇大于挑战的时机。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Web 2.0的新空间中去,完善新互联网空间的法制建设,抓住Web 2.0时代的沟通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抓住机会,利用Web 2.0技术特征了解各地民众对政策的即时反馈,提升中国政府的内部监督与民主功能,化解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情绪,鼓励民众了解国情,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积极鼓励各个方面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推动国家的顺利转型与崛起。38     在战略上,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39当前,中国已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与最多的宽带接入数,但中国互联网技术起步较晚,观念落后,尤其是操作系统与核心硬件技术都掌握在外国厂商手里,世界上共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10个在美国,这种先天劣势决定了中国必须积极立足于防御战略。40从硬件上看,小到个人隐私,再到企业及机构的内部资料、商业秘密、沟通信息,大到涉及国家安全机密,只要被数字化、电子化后,其泄露的几率就比原本纸质、固态时要高得多,出现类似“维基解密”式的“Web 2.0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也更高;从软件上看,中国社会观念已完全嵌入在思想全球化、互联网化的大潮中,而Web 2.0时代所倡导的“互联网自由”对意识形态浸透而言更具有迷惑性、说服力,其背后所充斥的美国意识形态色彩必须得到中国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重视。对此,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Web 1.0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Web 2.0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拔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Web 2.0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41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在外交上,社交媒体理应成为中国“全民外交”的新工具。42随着Web 2.0时代的深化,中国对外交往也必须有“外交2.0”意识,即外交权力出现政府到民众的下降时,“民众对民众”的互联网公共外交也应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选项之一。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对华“公共外交2.0”时,中国相关外事部门更应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加紧学习与借鉴,与时俱进,巧用新媒体工具,鼓励更多社会力量投身于“公共外交2.0”事业中,邀请更多国际知名的中国精英利用社交媒体服务于国家,成为对外交往、提升本国的公共外交力量的新使者。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粉丝数已超过百万,深得大众喜爱。中国应当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向外推广。就像多国驻华大使馆、小布什前总统胞弟尼尔·布什、日本行政刷新大臣兼公务员改革大臣莲舫等西方政要与在华机构都在中国开微博,受到中国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需要拓宽思路,在双边互访、外交谈判、国际盛会上,巧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国际社交媒体,逐步深化外交对象国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更好地传播中国政策的主张。在未来,能否利用好社交媒体服务于外交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巧实力应用的重要标志。中国人一向能“善假于物”,“刚柔相济”,社交媒体的出现是体现中国对外交往灵活性与创造力的重要时机。中国需要充分融合Web 2.0时代的媒介资源,在对外传播与交往领域主动出击,在国际博弈中更多地把握话语权,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相信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研究与推广的有益实践。          (四)余论          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将“社交媒体的发明”与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等,一并评为“9·11事件以来的十大事件”,还认为社交媒体的意义超过9·11事件本身。43 这足以说明Web 2.0技术对世界政治的重大意义与现实影响,因为正如近年来的现实所显示的,“社会媒体以无所不在的方便和可扩展性的通信技术,本质性地改变了组织、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沟通方式”。44这种巨大的改变对世界政治的冲击与影响会呈现怎样的变化,目前看,不确定性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巨变还很难把握。     由于Web 2.0时代仅仅开始几年,社交媒体所引起的世界变局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细节,比如,社交媒体与各国乱局的关系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45社交媒体只是作为世界政治的工具,还是自变量?社交媒体引起的群体行为与查尔斯·蒂利讲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暴力的政治”46有什么区别?社交媒体影响世界变迁的政治动员与传播进程有多少细节方面的案例分析?社交媒体拓展的国际博弈空间,先前的政治逻辑是否仍然适用?社交媒体所引起权力下沉的路径是怎样的?社交媒体在民主国家是否同样有着监督作用?社交媒体如何冲击与影响民主政体?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会有怎样的作用,等等,47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不同的看法,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或定量分析,但是,世界政治2.0的特性已经出现,网络传播革命形成的全新社会场域与空间已相当明显。对于这个新领域,中国决策层与学术界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去中心化”趋势与Web 2.0技术的崛起几乎同步,世界政治的范式会不会出现像量子力学的发现之于物理学那样的变化,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从个人层面看,在Web 2.0技术塑造下,普通个人升级成国际行为体的概率大大增加,世界政治领袖的“秀场”拥有了新平台;从社会层面看,民众与机器、群体与国家、信息与权力、数字流与世界政治等诸多关系之间的对抗或共谋,出现了新的博弈空间,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商业、军事信息的交汇与转移,形成更广维度中的新权力结构。竞争、斗争、对抗、冲突、磨擦,或者合作、协调、沟通、对话和融合,在新空间中的逻辑顺序与演化路径会更微妙与不确定性,就像热兵器之于农业时代,新大陆之于资本主义,核武器之于大国竞争一样,Web 2.0技术对世界的影响目前只是在初始状态;从国家层面看,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凭借自身的信息与创新优势再次获得对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地位,信息继政治、经济、军事及话语霸权之后,再次成为强国与弱国之间实力差距的附加杠杆。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社会的数字鸿沟,会成为世界政治博弈的前沿课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互联网与世界政治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没有意识到空间延伸对国际博弈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拓展研究边界,塑造前沿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嵌入世界变局时,加强互联网尤其是Web 2.0技术的政治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将会出现新的增长点,对中国崛起困境的突围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将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     ①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学术研究代表作可参:Rashid Khalidi, “The Arab Spring”,The Nation, March 3,2011;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 10, 2011;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Apr. 2011; Robin Wright, 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 Simon & Schuster, July 19, 2011; Bruce Feiler, Generation Freedom: The Middle East Uprising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William Morrow, June 28, 2011. Sarah van Gelder & the staff of YES! Magazine, eds, This Changes Every Thing: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11.国内学者的研究可参见:安惠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7/8期合编本;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载《回族研究》,2011年03期。关于2011年西方骚乱的研究,主要可参见:杨雪冬:“西方骚乱中的青年救赎”,载《人民论坛》,2011年9月上;伍芳:“解读‘占领华尔街’”,载《时代金融》,2011年第31期;樊鹏:“英国骚乱与国家暴力: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② 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力研究,可参见:Jennifer Aaker & Andy Smith,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0; Malcolm Gladwel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Small Change, The New Yorker, Oct. 4, 2010; Alexander Howard, “I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Engagement and Influence Trumps Follower Count”, The Huffington Post, Mar

爱思想 | 王缉思:把握真实的世界

王缉思:把握真实的世界 进入专题 : 国际趋势    ● 王缉思 ( 进入专栏 )   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和方向是不是有所偏差?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国际上关注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距离?影响我们准确、科学认识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未来中国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发达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压力吗?我们对全球性议题的应对有没有做好思想上、物质上、体制上的准备?     上述种种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未来十年中国能否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日前,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举办了“未来十年世界政治趋势及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讨论会,与会者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此处择其要者而发布,以飨读者。——编者           跳出大国关系窠臼把握国际趋势大框架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跑了一些国家,经常在外面和人聊天,还有看材料,总感觉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方向上有点问题。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不是有点偏差,老是在大国关系的圈里转。比如这两天记者天天追着美国对台军售、南海争端的问题等等,这和现在国际上关注的问题不大一样。     我想重点讲现在的全球趋势到底是什么,包括相对确定的全球趋势、不够确定的全球趋势。大国关系、周边形势就不讲了,这些大家都知道。最后我再讲讲一些看法,关于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相关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调整。           对确定的全球趋势          相对确定的全球趋势是,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现在“人口爆炸”的问题不是那么令人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和移民的问题。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但是增长得很不平衡,发达国家人口越来越少,相对比例越来越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继续上升,但也比以前放慢了一些。日本的人口绝对数已经下降。俄罗斯的人口数,即使加上一些新移民,还是在下降。欧洲人口现在已经下降。非洲人口还在以2%的速度增加。     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次美国副总统拜登来这儿谈两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我看了材料,我们的老龄化严重程度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欧洲最严重,而美国基本上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印度人口相对年轻,在这点上有优势。现在谈中国是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儿也很热。但从国际上看,中国现在人口增长的问题不是那么受人关注,而更关心男女比例失调的麻烦;而印度能否养活它的人口,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事儿,印度的增长潜力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它的人口增长。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就是养老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社会福利负担加重,以及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参与政治的话,好像更注重和老年人相关的事,而往往年轻人就照顾不到。     老龄化也有别的效应,整个社会趋向保守。从好的方面来说,激进的人少了,想打仗的人少了,真正能打仗的人也不多了。美国人还想打仗的一个因素是,它的外来人口很多,现在真正在外面打仗的是想加入美国国籍还入不了的非法移民、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等等,不是真正的白种公民。老龄化的问题还会刺激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推广。     与老龄化相反的是青年群体膨胀。我刚去过伊朗,伊朗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在街上整个看都是青年人。青年高失业率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暴力,从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中东国家和地区,再到印度,都是如此。     高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继续扩大,而富裕国家高收入、高福利的诱惑超越国界,很多人想移民。现在全球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人口,即不是在这个国家出生、但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总数已经达到了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而且还将继续增加。3%的数字听起来比较小,但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人。     发达国家因为老龄化缺少人口,所以必须放松移民的控制,虽然现在听起来好像欧洲挺紧、美国挺紧,但实际上不能不放松。而北非和西非国家人口急剧膨胀,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欧洲。我看到的数字是2025年20%的欧洲人口将是中东和北非移民,到那时42%的布鲁塞尔居民是外来移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我们可以解释最近伦敦为什么出现骚乱,德国也出现过骚乱——欧洲其他国家、还有俄罗斯一旦出现社会骚乱,都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恶性传染病不断蔓延,任何一个角落出现流行性传染病,几个小时或几天就能够把病毒传到世界各地。艾滋病很严重,患病人数和死亡率已经超过了战争和冲突造成的破坏。     其次是资源短缺愈发严重。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而全球资源的供给,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这里面有很多数字可以说,我只能略过。比如水资源的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都在增加,全球城镇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城镇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造成城市用水激增。到2025年,全球将有30亿人口面临缺水。水污染的问题,水资源缺乏和污染引发的国际国内纠纷,包括我国的湄公河流域和外部的冲突,将处于多发期。     粮食问题,我没有查到更近的资料,按照目前的人均需要,2050年的时候世界粮食产量需要达到现在的2.25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水资源、耕地资源短缺又是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也就是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似乎是必然的,粮食短缺的问题似乎也是必然的。渔业生产,大家知道过度捕捞,现在那么大规模的吃海鲜,全世界哪有那么多的海鲜。非能源矿产品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的问题就出来了,包括外国人对稀土问题的关注。     石油的问题,大家知道很多。电力需求增长速度很快,现在核电的问题出来之后,电力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化石燃料的有效性决定了上涨的必然性。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要超过煤炭和天然气。而不少油气资源丰富的、产量高的国家,比如说利比亚又出现了内乱。这是资源制约的问题。     还有就是民族分离主义上升与宗教复苏。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证明了,至少他说对了一部分,就是民族宗教问题很严重,而未来10年-15年将呈现加剧的趋势,很多国家会分裂出来,宗教因素和特定的民族因素相联系,成为分裂的根源。穆斯林人口激增。信基督教的人原来多是白人,现在非白人逐渐占多数。锡克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的极端主义势力也在发展。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还是基本上保持着宗教人口占绝大多数,欧洲已经有很多人不信教,但在发展中国家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在内,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究竟哪个“脆弱”国家将在什么时候出现分裂变数很大,但会有新的国家出现,会在这个方面出现很多国际冲突。     我的感觉是西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意愿和力度会减弱,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军事支出下降、老龄化加速,国内社会矛盾突出,使之很难有力量敢于像对利比亚那样到处都去干涉。比如说叙利亚出事儿,它就不会再那样做了。美国以后恐怕也会比较谨慎地干预外国的事情。国际社会不干预某些国家的内部动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出事有人管好还是没人管好?总而言之,有些国家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个必然的趋势——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将继续深化。全球化还会发展信息互联网技术等等,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新兴经济体是不可逆转的,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可逆转的。     同时,服务业的全球化也在发展,服务业还是西方国家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会越来越厉害。这就刺激了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然后又吸引发展中国家到那边去投资,以及移民,等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软件的东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     在发展中国家中,所谓新兴大国可能往前走,但有很多国家远远落在后面,未来是很难有起色的。比如说索马里、津巴布韦、乍得、苏丹,短时间内都是上不去的。全球范围及各国社会内部贫富悬殊会继续扩大,欧美国家廉价商品是血汗工厂造成的。能不能有新的技术突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维持比较高速的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是很大的未知数。     刚才讲的是我认为基本上能够确定不会逆转的全球趋势,下面讲一些不够确定的。           不够确定的全球趋势          气候变化问题争议很大,主要围绕气候变化是否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我觉得这里面确定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量不断增长、极端气候变化频发,只是人们的认识不一致。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是脆弱的,比发达国家受的影响更大。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儿呢?我所看到的书里有一个观点,从1200年开始,这个世界是一次新的发明推动多少年,现在是第九代,上回20世纪初是电气化,再上回是19世纪的机械化、蒸汽机。现在是电子产品、信息时代、互联网等,但这再走个10年-15年就走到头了。现在手机发达到这种程度,超级互联网,再怎么超级已不过如此,还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发达国家再往前走?有可能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等等,但技术的发展是很难预测的。还有一个可能是老龄化刺激的生物技术发明,比如你花100万元买一种药就可以多活十年,肯定是有人愿意掏这个钱的。只要是在这个上面有突破,那经济增长点就出来了。但有没有这个突破,现在还很难说。     国际、军事问题我就不说了。关于世界民主化的问题,这是几乎不可逆转的。如果把刚才所说的各方面都归纳起来,一方面是受教育的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是世界不平衡、人口流动、个人权利意识等等都增加了以后,那么,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无疑会在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     而对公平的追求也是普遍的,小团体和个人作为政治参与的力量上升,致使国家权力分散下移,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各样的认同,比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都呈上升趋势。有一种说法是全球的民族主义上升,其实民族主义的说法容易造成混乱。我觉得令人担心的是文化上、种族上的认同超过国家认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指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是汉族人的意识。同时,藏族人的意识、维吾尔族人的意识,如果比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会上升得更快,就会出现国家分裂的危险。     最后我讲结论。我为什么现在对大国关系不那么关心呢?我觉得大国关系在这种全球趋势之下总体是稳定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未来十年中美是否会打起来、中国和日本会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中国能否和越南打起来、能否和菲律宾打起来,这些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我们造了航母,美国人吵来吵去。但双方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会赶紧寻求解决办法,不会贸然打大规模战争。     周边国家的政局确实值得关注,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等出现乱局,在未来若干年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朝鲜未来十年能否稳定?万一不稳定,会出现什么国际干预或冲突?总体来说,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可能会上升。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可阻挡的全球人口流动、城市化、贫富差距、民族宗教矛盾将引发频繁的城市骚乱、暴动甚至一些国家的内战,连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美国就能避免伦敦骚乱那样的事情吗?我亲眼见过1992年洛杉矶骚乱。这次伦敦出事后,英国说要借鉴洛杉矶的经验加以治理,但美国就能保证一定不出骚乱吗?很难说。如果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的状态下,再次出现2005年飓风那样的事件,美国乱起来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还有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等问题和上面的问题是搅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是跨国相互影响的事。金融产品的流动大大多于、快于贸易上的交往,也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很大。           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          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还有没有前十年、二十年——“9•11”以来、冷战结束以来——这么好的日子,就是基本上我们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出什么大事的时期。如果好日子还有,大家都很高兴,但如果未来的前景不明的话,最严重的外部挑战来自哪儿?     中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就是西方衰落,美国衰落,同时发展中国家崛起,好像我们的日子就能够好过。但是,未来中国的主要挑战是不是来自发达国家政治上、军事上的压力?我个人浅显的观察,如果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可能主要原因不是西方对我们造成太大压力,而是引起动荡互相传染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做好思想上、物质上、体制上的准备。国内的治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他们和我们全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幸灾乐祸,其实这些事儿也可能发生在你这儿。我不否认西方国家看我们出事也幸灾乐祸。我们国内的民工和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变化,全球所出现的趋势,和中国的趋势基本上是同步,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有很多相像之处。     要促进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拿什么教学生?学生听完这些东西,给他增长了多少学问?多数学生将来不当外交官、国际问题专家。有时候我当教授也挺难受的,不知道给学生讲什么。对于外国,甚至是美国、欧洲,更不用说非洲,我们知道的事情还是比较少,净研究一些大国关系粗线条的事情,时政也了解得非常少。这个学科迫切需要和别的学科交叉。别人看我们研究国际问题,可能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学问。我们看别的学科,也不是很看得起。所以学科之间互相要有沟通、有交流。     整个社会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和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学问很有关系。如果我们自己研究不出像样的成果来,那整个社会只能听像拜登访华、美国对台军售那些应景的问题。我们应当把眼光更多地转向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趋势和实际问题,而不能停留在一事一议的新闻炒作和大而无当的宏观概况上。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419.html    

爱思想 | 王缉思 程春华:美国兴衰再评估: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

王缉思 程春华:美国兴衰再评估: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 标签: 美国 ● 王缉思 ( 进入专栏 )   程春华        美国以白头海雕为国鸟,国徽上也嵌着雄鹰的形象          “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个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顶峰跌落的结论”          2008年从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与预测又一次铺天盖地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其中“唱衰”美国的观点,从数量上大大超过认为美国还有强大生命力的观点。     这次有关美国兴衰的全球论辩,主要的诱发因素有三个。第一是2008年以来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以经济为基础的美国实力的中长期前景不明。第二是2003年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严重受损,包括“软实力”概念发明者约瑟夫•奈在内的诸多评论者,对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软实力下降深表担忧。第三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形成了“世界权力大转移”之势,对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丧失了美元霸权和创新力吗          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美国经济走势牵动美国兴衰论辩者的神经。“衰落论”认为,美国经济长期衰退导致美国地位趋向衰落,主要表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份额下降、债务赤字严重、政府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经济衰退、经济虚拟化等方面。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总量一度占世界50%左右,现在占25%左右。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占GDP比重将近10.8%,居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最高水平,预计未来十年美国赤字总额将为7.2万亿美元。     “兴盛论”认为,金融危机不但没让美国衰落,反而促进了美国进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约瑟夫•奈在2009年1月8日的德国《时代》周刊上分别以“美国会怎样”和“别再单干”为题撰文称,没有理由担心危机已经给美国的体制造成致命打击,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对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美元霸权问题是兴衰论辩者的焦点之一,也是美国兴衰的一个“晴雨表”。当美元霸主地位失去时,美国的金融衰落将不可逆转。     “衰落论”认为美元国际地位下降影响到美国世界地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研究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指出,虽然近期流入美元资产的资金增加,导致美元升值,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可能丧失其举世无双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成为市场中一篮子地位平等货币中的老大。     “兴盛论者”认为美元地位不会急剧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支撑美国兴盛。他们说,关于美元将无法维持作为基础货币地位的论调过去曾出现过四次,但都未成为现实。     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也是事关美国兴衰的重要方面。“衰落论者”认为美国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在退步。2009年9月15日法国《回声报》载文披露,一个技术创新基金会根据衡量竞争力的16项标准做出评估,美国为全球第六名,落后于瑞典和新加坡。     “兴盛论者”则坚持说美国在技术、人才与创新竞争力方面活力十足。《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由于材料和设备价格猛跌,使个人得以将新意念转变为创新发明。越来越多的大学工程学院学生希望做实际动手的研发工作,各种创新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           美国的“软实力”与“巧实力”还有多强          “软实力”和“巧实力”都是约瑟夫•奈等美国人陆续提出的概念。“衰落论者”认为美国软实力正在下降,表现在美国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制度创新能力、国际形象等诸多方面实力的下降。     《华盛顿邮报》的弗雷德•希亚特和《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美国的民主制瘫痪了吗”的疑问,指出美国人很少像现在这样怀疑自己的模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巧实力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形象和影响力近年来在下降,美国必须从输出恐惧转向激发乐观精神和希望。     而美国“兴盛论者”认为,文化软实力和外交巧实力可弥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维持美国的领导。     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院长的安-玛丽•斯劳特在2009年第1期《外交》上发表文章说,当今世界衡量实力的标准是网络联系。拥有最大最多联系网络的国家---美国,将握有全球议程。她预言,21世纪将是又一个“美国世纪”。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可能超过美国吗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备受关注,尤其是势头正旺的中国成为话题的焦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10年的约30%。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显然带来了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英国评论家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会与崛起的印度一起终结自1800年起由西方统治的世界。     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众说不一。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将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了2027年,估计2050年美国经济实力至少比中国弱10%左右,金砖国家和日本总产值将超越西方。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规模2016年将超过美国,“中国时代”即将来临。     “衰落论者”大都认为新兴大国崛起会加快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削弱美国霸权地位。     “兴盛论者”则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地位的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将拉近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并不能据此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稳定以及鼓励创新,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美国经济仍排在第二位(仅落后于瑞士),而中国则排名第29位。           衡量美国兴衰的多重尺度          从客观的学术角度观察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需要建立一些全面的评价标准与参照物,包括纵向与横向的尺度及多重视角。     衡量美国兴衰的纵向尺度,指的是将今天的美国同哪个发展阶段的美国相比。约瑟夫•奈也承认,20世纪末的美国比20世纪中期的力量要小得多。选择1945年前后的特殊历史时期(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都在二战期间遭受深重打击或战败)为美国兴衰的参照物,所有论者都会承认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且永远无力重放当年的光芒。     衡量美国兴衰的所谓横向尺度,指的是将美国同哪些国家或地区作为比较对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苏联相比的实力有所下降。到了70-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突飞猛进,西德等一些欧洲国家发展速度也超过美国。从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好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今天,新兴大国构成了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主要挑战,而美国与欧洲、日本、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继续扩大,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不降反升。     所谓多重视角,指的是经济以外的其他衡量标准。金融、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趋势,只能是主要依据之一。判断美国国力走势时,还必须综合评估它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国内政治凝聚力、军事能力、公民素质、教育水平、人才流向、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     从根本上看,要判断今后美国能否长远维持强盛的国力(而不是同其他大国相比的国际地位),必须分析美国在历史上得以发展强大的主要因素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认为,美国发展强大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美国的法治,一方面体现在一个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深厚的法律至上传统。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     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能够保持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新性的研发及技术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第四,公民社会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     无可掩盖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对社会的腐蚀、贫富悬殊、党派分裂、腐败、种族矛盾、信仰危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痼疾、政府权威的衰落、对外政策中“救世主”心态等难以自我调节的领域。但是,在使美国得以强盛的上述四方面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谓美国的衰落或国际地位的下降,就只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横向尺度的结论。           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未来20~30年内不会动摇          在一些中国网站上,最近有人将美国比作“夕阳西下”之时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言“美国国力如同自由落体的下坠已经成为现实”。美国以白头海雕(秃鹰)为国鸟,将雄鹰的形象嵌在国徽上。美国学者沃勒斯坦2002年发表题为“老鹰坠地”的文章,遭到了主张“雄鹰还在翱翔”的评论者强烈的反驳。美国到底是日趋孱弱的“西风瘦马”,还是继续翱翔的“北天雄鹰”?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和研究人员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经常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基本上是过低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纠错能力,过高估计了美国面临的内外困难。当然有理由认为,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一次美国真的衰落了。但是,对于“势不可挡”的新兴大国的预测,比对美国的预测还要复杂困难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即使对于新兴大国赶超美国这一点,观察者也还需持谨慎态度。     纵观历史,综合外部和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国力发展的未来走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就单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潜力而言,美国的国力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是美国发展的“硬条件”;移民社会和人才优势、法治精神、创新机制、分权与制衡机制、联邦制、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社会渐进改良、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海外扩张等等,是美国发展的“软环境”。这些硬条件(美国高度重视环境和国土资源保护)和软环境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决定了它仍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纵向比较(同自己的过去比较),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等“硬指标”将继续上升,民主法治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基本保持不变,教育水准和社会凝聚力可能会因新移民大量涌入而稍有下降,公民社会仍然保持活力,社会思潮和政治的钟摆正在从右翼保守向中间方向移动。     第三,横向比较(同其他大国和力量中心相比),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20-30年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到达世界历史上的顶峰,“一超更强”的局面不会出现。但是这个顶峰可以比喻为一座“平顶山”,其上还有凹凸坑洼。至于美国在这座平顶山上能走多长时间而不致无可挽回地滑到下坡路上,现在的任何预测都是缺乏牢固根据的。     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个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顶峰跌落的结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的10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其综合实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作为后崛起的大国其发展会更加复杂艰辛。作为整体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尚不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足够有力的牵制,还不具备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     第四,美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全球战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总趋势有有利于美国复苏经济、纠正社会发展失衡、提升软实力、维护国际地位的一面。但是,其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和巨型资本财团对这些积极变革形成强烈的抵制力量,美国能否做出更有远见的国际战略调整,同其他大国合作,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也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相互作用,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相互关联。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程春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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