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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青少年推荐百种图书、百部影视片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青少年中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广大青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决定向全国青少年推荐100种优秀图书、100部优秀影视片。 向青少年推荐的100种优秀图书目录 一、思想品德类(36本) 序号 1 书名 马克思的故事 作者 梁雪影编著 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序号 2 书名 中国有个毛泽东 作者 胡月胜、林学勤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异闻观止】厦门日报回视公交爆炸案:传递正能量

我们说,这种正能量,源自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 是的,我们看到,案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迅速作出重要指示。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率国务院工作组连夜赶赴厦门,指导处置工作;省委书记尤权、省长苏树林第一时间赶赴厦门指挥,看望慰问伤员;我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事件处置指挥部,设立工作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蒙徽,市长刘可清等市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抢救;特别是王蒙徽书记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多次亲临各种现场,指挥若定,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展开,各种措施有力落实到位。

王蒙:1976年中国纪事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 2012-12-21 21:01:13 王蒙:1976年中国纪事 进入专题 : 1976年    ● 王蒙        [导读]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本文摘自《中国天机》部分章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胫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   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1976年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28 次 更新时间: 2012-11-29 21:40:31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在澳门大学演讲 进入专题 : 莫言    ● 王蒙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微博]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微博]。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微博]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莫言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47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王蒙:永忆1976年 王蒙:我要跟你讲政治 王蒙:文学,让一个民族更富创造力 王蒙:雄辩症 王蒙:悲情的思想者 萧黎: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逻辑 王蒙:《红楼梦》与小说文化 王蒙:诬告有益论——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诬告者 王蒙:对话与理解 王蒙:不设防 王蒙:我的处世哲学 王蒙:谈学问之累 王蒙:文化三说 王蒙:这六十年,真不容易呀 王蒙:与世界共舞 跳出新水准 王蒙: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 王蒙:从“乖戾”说到“你家父” 王蒙:科学·人文·未来 相同主题阅读 莫言:虚伪的教育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李碧辉:简答李佰勇的“PK” 张旭东:“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 李碧辉:读懂莫言式尴尬 叶剑波:文学艺术与现实责任 严承章:消费莫言? 沧木生:从《丰乳肥臀》看莫言小说的批判精神和人道关怀 江超民:莫言不必是公知 温儒敏:猜想莫言获奖的七大原因 狄马:做独立的人,但不要强迫他人勇敢  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 周志强:赶英超美的文化生产逻辑反思 许纪霖: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 孙惠柱:国剧运动、爱尔兰和莫言 顾彬: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 萧瀚: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史景迁评莫言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阐述 宋鲁郑:自由派何以对莫言获奖愤怒?  

聪明人王蒙怎么讲话

核心提示: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如果几个派别用不同的观点在那个谩骂,两边吵得非常凶,有一个人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很平和地说,你们不要这么吵了,咱们坐下来谈谈。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这是2012年8月9日南方周末上王蒙说的一段话。王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天机》。他那个年代的作家,基本都淡出公共视线了,但王蒙没有,他每有动静,媒体还会响应。 王蒙是一个天才。说话的天才。一般地说,故事对小说是重要的。但对于王蒙来说,无论他讲什么故事都是次要的,他讲什么故事都遮不住他的语言,他讲什么你都感觉他在“讲话”。王蒙的小说是讲人情世故的,讲世道人心的,讲观念讲概念讲理念甚至讲政治的。故事是王蒙的道具,语言才是他的真实。只要一点点故事悬挂在那里,语言的瀑布倾泄而下,便是他的小说。 这是因为王蒙太聪明了,太老道了,太练达了。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那样运用语言。一个明白的道理,他可以给你讲到不明白,你跟着他走,最后你不知道走到了哪里,走过什么地方。同样,一个复杂的道理,他也可以讲得你似乎都明白了,但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并且越来越不明白。你可以说,王蒙没有明白地说过什么。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王蒙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登上文坛的第一篇小说就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显示出他对人类的组织活动有天才的悟性。后来因此获咎,并不是因为他不懂组织,不懂政治,而是因为他懂得太早。而组织是不喜欢年轻人的。 才华的惟一坏处就是横溢。王蒙的天才自从早年早泄了一次,再没有横溢了。从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他又写了三十多年,写的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写了多部小说,还写了多卷本的传记。看了他的传记,你就更知道什么叫聪明人了。他似乎什么都讲了,但似乎什么都没有讲。你可能什么都记不住,但你会记住一点:王蒙是对的。 要知道,党也是不会看错人的。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一个受到过体制迫害的文化人,中年以后入主体制,官至文化部长。它跟第一代文化官员茅盾、郭沫若等人不一样,这些人是革命时期的有功之臣,获得权力是论功行赏的分配方式。 王蒙最终裹在他的语言里。这是一层看不见,也穿不透的铠甲。他会用十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句话,讲完,所指的事情已经被拆迁到另外的地方了,他再用十个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番,然后,原来的事情已经不在了。 到这时,我觉得我读懂了王蒙。 我懂得了,本文开首引的这一段话,是王蒙对自身的写照。他就是那个“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的第三方。第三方是站在中间那个位置的,就像运动会的领奖台,总是高出一截,就是第一名。王蒙在抱怨第三方所受不公,但这其实是领了头奖的副产品。 我不以为王蒙真正在诉说“第三方”的委屈,我觉得他是骄傲的。记得十多年前,一位年轻人把他弄烦了,他就说了老实话:向高处吐口水,会掉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话,多么催年轻人奋进啊。现在,王蒙的新书叫《中国天机》。他在进一步描绘自己。在王先生的智慧里,他是头顶透亮,能窥见天机的人。

涂子方 | 焦国标和王蒙

2012-08-13 09:07:1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说东道西  |  浏览 316 次  |  评论 0 条 近日读焦国标的《北京札记》,其中一段文字,煞是有趣: 微博卖字,难免自夸。一位博友嘲弄我:“启功大师也没你这么得瑟。”我回:“启功大师当然不可能像我这么得瑟,因为他没我大。启大师除了比我岁数大,别的他还有什么比我大?我有博士学位,他有吗?我读过 22 年全日制学校,他呢?他只是区区中学生。我讨伐过中宣部,他敢吗?他得吓尿裤子。我要活到启功大师的岁数,我至少比他大两倍。”拿王羲之压我的,我回道:“王羲之九泉之下夸俺字漂亮,你们没听到吧?你们不仅眼瞎,而且耳聋。”拿梅兰芳大师压我的,我回说:“梅兰芳大师只是京剧大师,若论写文章,他得叫我叫大爷。”哈哈,全都让我打回去了。我并不是鄙薄这些往古大师,我是讨厌那些习惯于拿前人、古人、官人压人的腔调和说辞。 有本事的文人大都豪迈,焦国标对待批评就是这个态度,别人不服也不行。 除了焦国标,前文化部长王蒙同志也是如此。 昨天《羊城晚报》发表访谈文章《王蒙:一个全民都在阅读 iphone 的社会很堪忧》,记者与王蒙同志有如下一段对话: 羊城晚报:这些年也有一些对您的批评,有人说您像个“泥鳅”,还有人说王蒙是“妖精”,您怎么看待这些并不悦耳的说法? 王蒙:横看成岭侧成峰。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有言曰:“如果人人骂我,我感到悲哀,如果人人称颂,我感到更羞耻,因为那意味着我是伪君子。”读读《庄子》就明白了,人们是以己度人的。所以大鹏得到小鸟的嘲笑。 呵呵。 焦国标和王蒙,两人对待批评都持否定的态度,自信心满满。但仔细想想,他们之间也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焦国标说:同学、朋友、熟人、亲人和芸芸众生,都以为我这几年苦极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日子咋过呀?还不是如丧考妣吗?切!真他妈傻逼,你们这叫替豪杰担忧!且轮不到你们为我担忧呢。靠自己卖字过生活,也能过得很滋润。——这意思摆明了,他焦大爷被北京大学除名了,不依附体制,“靠自己卖字过生活,也能过得很滋润”。 而王蒙同志则不同,享受着退休高干待遇,却退而不休,有机会就发挥余热,上电视上报纸,还包括上香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王蒙: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三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改革,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代表者,它的政权就是合法的 ... 我把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不能寄托在某些空想者身上。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王蒙同志的惯技是小骂大帮忙,实足一个帮闲文人。 呵呵。 66 我老人家就想: 文人的最大价值在风骨,风骨不同,人品迥异。 焦国标,特立独行,率真自我,不仰人鼻息,靠真本事过日子,真爷们也; 而王蒙,别听他自己说什么岭什么峰,什么鹏什么鸟的,人家说他是泥鳅和妖精,还真没有冤枉他。 呵呵。

爱思想 |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学友讨论 老王的屁股不能摸--我的总结! 老看老想 2012-07-26 01:14:21 碰了一下,还没瓷呢,就删贴了。文革,我的总结。 1990年初,北京"镇暴"不久,看《中流》,《真理的追求》权威毛左刊。指控老王,身为"中委""部长"却"身坐庙堂,心系广场"(愚见:其实,"身坐庙堂,心怀广场,两头不空"),"被辞职"是不能免了。联想,1957.3,听老毛动员鸣放传达,赞扬老王《组织部来的新人》"党中央 驻地团区委,为何不能有官僚主义?党中央亦会.."(大意)。谁知,老王却被右派了。这,就是老毛! 愚,不妄菲薄,总结老毛和文革: 1."神"君""人"老毛--师从洪秀全,亦是半吊子左倾的知识份子们捧出来的。 2."党"父"军"父"国"父老毛--自学朱元璋,一成喊杀蒙古鞑子,九成实杀其它真杀鞑子的民军及同志。"奉天承运"的"天下为公"。亦是中国知识份子杰作创新。 3.1976.10.06,"一举粉碎四人帮",其时,老王买了"三公(尖脐)一母(团脐)"大闸蟹就二锅头欢庆了没?不管老毛时代"人斗/斗人",现时代"人骗/骗人,均为各自互相忽悠。都别TMD装孙子了。 还是套用老毛的话"一党专政,遍地是灾"(1946,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暴雨北京泽国,洪峰,重庆山城漫淹。九总统(清华胡鞍钢教授)北戴河忙传位大事顾不上! 也谈“总结文革靠谁” 金戈铁马 2012-07-25 21:38:25 我赞同oldhuang提出的“总结文革靠谁?”这个大大的“?”!王蒙先生的文章我不大看,原因语言晦涩,模棱两可,你不知道他究竟要说啥?或多或少反映了王蒙先生的立场的“不确定”。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你怎样理解,那是你的事。而他都是“正确”的,错的在“阁下”。这很有点继承了领袖兼导师的遗风。这也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曾一度担任过文化部部长后又主动辞职的王蒙先生看得清、摸得着的心态。他着意之处就是让你听他气闲神定、自由调侃,以便获得某种他个人所需要的独特快感。作为一个个人,王蒙先生并不那么难懂。凭常识便能判断个1234来。 总结文革靠谁? oldhuang 2012-07-25 15:40:26 不愧为作家,谈及文革依旧能把文字玩得挺“遛儿”,调侃中透着暗批,辛辣中怀有叹惜。只是到了最后一句才收起了“顽皮”,“正色”地表白了本意:盼望能“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言外之意是眼下并没有“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那么靠谁来“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呢?先生显然并不认为这是自己责任的事情,并且和所有在此写文章控诉文革、并强烈呼吁反思文革的人们一样,认为“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责任在××党、××政府,自己只有表达冤情和仇恨的责任,并无“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义务。由此我衷心地赞叹当年先生辞去文化部长之举是多么英明,多么合乎时宜!——因为先生也和众多人们一样,没有搞明白此时此地根本就不具备“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历史条件,因而也只能象先生此时此地做的这样,调侃调侃而已。——除了给自己给别人解解闷,啥用都不顶。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进入爱思想社区    

嗨!歷史 | 王蒙忆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打破了某种平衡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 毛泽东 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 文革 ”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 1976年上百万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 文革 ”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 作者: 王蒙 ,选自:《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 江青 、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 三反 ”、“ 五反 ”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 邓小平 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共识网 | 王蒙:我对体制有独立性,也有依附性

  王蒙新书《中国天机》在6月的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新书《中国天机》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谈及新书,王蒙表示,自己从小在政治之中生活,也把自己的政治见闻与见解倾注在了这本书中。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本报记者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谈新书 “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   新京报:王老,我们采访过你多次,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季羡林曾经说过,他说自己“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你自认为新书《中国天机》做到了吗?   王蒙:我写《中国天机》,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还不单纯是一个真话和假话的问题。我想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的想法,尽可能充分表现出来。   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但是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因为语言一说出来后,它已经不完全归你掌握,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话,就必然会有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都快80的人了,还有什么风头可出。我爱人三个月前去世了,确实我的目的是把我看到的真实政治经验、政治忧虑,还有政治的关怀、愿望、理念,能够一一说出来。   譬如我希望有某一部分人给我喝彩,那喝完彩又怎么样呢,喝完彩比如说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就减少了吗?还是喝完彩更黑暗了?甚至是喝完彩后你又往里面加进一些情绪化的因子?有时候喝彩它不可能对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有真正好处。相反,它会变得非常情绪化,所以我觉得不但要说话,而且要考虑我说话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是真话,你又有25种表现方式,你要找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要有一个高度建设性的方式,但是我要想说话,我一定要说出来,我死活要说出来。   新京报:《中国天机》书中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个是不是你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悼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是这样说的:谢非同志告诉我,你好像很致力于改革,这是好的,但是你说话太多。你要知道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谈做官 “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新京报:你的书基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早的时候在北京的区里头工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1945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11岁,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能力。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新京报: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当时很简单,1945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明,我是很文学的一个人,我写东西从来不教条,我即使写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敏,我的感受是很锐利的,很敏锐的。   我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爱琢磨事、讨论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也有我自己的说法、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也说明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   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立思考,随时都在想,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一个事。我为这个付出过代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谈保守倾向 不可能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新京报:读你的书有一个明显感受,似乎你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保守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这种态度?

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来源:蒋方舟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e851.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686/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22, 09:51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蒋方舟:相信爱情 蒋方舟: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 方舟子VS铁道部,铁道部你涉嫌造假 蒋方舟:关于LOSER 和WINNER 标准问题的讨论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方舟子讲述遇袭前后:民间打假承担风险不应该 (@yixieshi) 评论:遇袭的不止是方舟子 (@yixieshi) 方舟子:唐骏躲在后方搞公关 (@yixieshi) 《财经》编辑遇袭 可能与方舟子案有关 (@yixieshi) 优秀项目推荐:跟单通、百度网盘、热地带、迅雷方舟等 (@yixieshi) 无觅

杜君立:王小波的精神遗产

     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金圣叹   据说,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写成,就像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的意义都将得到确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我刚开始买书和读书的时候,就遇到了王小波。就像一个摘抄名言锦句的中学生,我甚至曾经试图编一本《王小波语录》。正如本雅明所想,用一篇几乎由引文构成的文章来纪念王小波,似乎可以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小波。   一   有一个选择题:两种职业,一个是一周只上一节课混吃等死的大学教授,一个是默默无闻只能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间,你会选哪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教授,但王小波选择了清贫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与利。   米兰·昆德拉说:“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宁可鸣而死,不可默而生。权利就是一种话语权,话语产生权力。有人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无数沉默者铺成的,沉默就是放弃权力和权利。王小波说:再不说话,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脸上了。于是王小波开始说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尼采主义者,那么王小波则是一个罗素主义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给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写了自序。22天之后,这个怀有一颗宁静童心的中年人飘然而去。王小波说: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时代,这篇文章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读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书架旁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我的一个理想和梦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欢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绝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贫而宁静的自由:活过,爱过,写过;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电脑边,而不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地死在病床上……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这才叫真实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在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卖无趣的自己。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可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愤青的鼻祖的话,那么王小波就是当代中国愤青的领袖,是中国一代白领的精神兄长,《我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一代小资的精神家园。“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启蒙影响的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谋道不谋食。”卢梭一生以抄乐谱为生;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卡夫卡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本雅明承认:“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挣最低限度的钱,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钱过活,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同时做到这两点”。王小波40岁才开始写作,可谓“不惑”。他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还被篡改为《王二风流史》。即使这样,书也没卖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货车的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银河默默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爱情。   正如卡夫卡所说:“任何一个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遮挡住笼罩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上看到的一切,因为他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而且看到的更多;总之,虽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从生前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热抢,书商将王小波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的情书都不放过。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运,如果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那么王小波就是“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当那些生前声名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样声名鹊起,这既是一种王小波式的嘲讽,也算是一种本雅明式的历史公正。梁文道说,王小波是一种炒作起来的神话。我则认为,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最残忍最荒诞的思想标签。   在一个前互联网的时代,王小波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拥有读者,这愿望竟然被作为遗愿实现了。作为一个大众写作时代的预言家,他在《白银时代》中这样解释一个人写作的原因:“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   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诚意证明,真实的中国永远在民间,高高的庙堂之上,不过都是些毫无生趣的泥塑神像。王小波以他的生动伟岸创造出了中国文学最丰美的收获,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无限生命力,正如孔子曾言:“礼失求诸野。”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小波是个真正的名士和隐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对人的尊重、对智慧的尊重。对经历过文革劫难和中国教育体制双重“锤炼”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王小波是现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启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当下,更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诚和智性,刺穿了传统专制文化所谓道貌岸然的画皮——对专制思想来说,体现生命本质的人性从来都是洪水猛兽。   三   王小波始终对启蒙这个词保持着警惕。他蔑视一切权威和精英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在中国作家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许多“农民的儿子”,其“发达了”的精英姿态仍随处可见。李银河将王小波称作“骑士”,实际是褒扬他的守望精神,守望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认为,这种诗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诗意。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王小波以他的温存和得体,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智慧的通道。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王小波为我们塑造了“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后王小波时代,不乏有人做“王小波门下走狗”,这无疑是王小波所反对的,在王小波看来,独立与理性比什么都重要。拥趸与情感往往使人智力低下,狂热的粉丝与暴怒的群氓从来都是反智的产物。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如是说。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会死的,而且会比无趣的人死得还快,因为活得太长本身就很无趣。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有趣的长工和无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时代,草泥马已经成为一种最知名的中国动物。   “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后王小波时代,也是一个韩寒时代。没有儿子的王小波殒命之际,与王小波同龄的作家韩仁均,将“韩寒”的笔名转交给了儿子,16岁的“韩寒”遂成为“天才”。如果王小波是代表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么“韩寒”则是代表名利的商业偶像。前者意味着寒室与失败,后者带来豪宅与成功,这就是中国的阴阳两界。在一个陷入思想与道德双重贫困的中国,一个“不像”王小波的韩寒被群氓奉为“青年领袖”和偶像,也被精英们奉为“当代鲁迅”和“公知”,他甚至为写作而感到“后悔”。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电子化写作的先锋,甚至自己编写了电脑程序。他没有手稿,几乎所有的“遗作”,都在一台破旧的586电脑中。后王小波时代已经是一个彻底的电脑时代,但韩寒却要处处“晒”手稿,让人分不清作家还是书法家。造化弄人,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现实比写作更荒诞,因而也更黑色幽默。当“四两拔干片”与“破着头发”成为典故,“光明与磊落”无疑使皇帝新装臻于完美。   四   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写一篇幻想小说——《2010》,他在小说中预言了一个2010年的中国: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数盲,一种是非数盲。数盲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统治者,非数盲因为能干只能做被统治者。“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   如今,2010已成往事。王小波早已在一个互联网前夜心痛地死于书桌,如同战士死于沙场。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作为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作为一个文革炼狱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经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满怀慈悲与温柔:“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暂,也是那些从相同年代苟活(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或沉默的、或装神弄鬼的犬儒们所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王朔是一个伪善的破坏者,那么王小波则依靠文学的真与美,解构了一个非人的传统,并且真诚地重建人性。王小波时刻提醒人们,理性与逻辑的重要。从现实的疼痛感来说,王小波之后的中国鲜有后来者。李银河说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认为他和海子是一样的人,只是一个诚实纯洁、不愿撒谎的孩子。王小波说的其实都只是一些常识,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和勇气。在忘却现实的荒诞与疼痛之后,我们都沦为心灵与良知的叛徒。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完美的动物庄园。   “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王小波是孤独的,王小波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王小波的写作一直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这种暖味是王小波的重要特牲之一,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无限可能性。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理性思辨,正是这种来自思想的光华,留给了我们关于一个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巨大背景和思考空间。   “人间已无梁任公。”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地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没有王小波的时代注定少了许多趣味,但人们迎来了互联网,这是一场草根的狂欢。在一个前所未有、物质丰裕的暴富时代,思想成为人类最后的奢侈品。人们面对思想和艺术时会问:这可以换来钱吗?欲望与成功的时代,名与利正横扫一切。王小波之后,中国不再有名士,但不乏沽名钓誉的犬儒与流氓。   15年来,王小波逐渐成为一个有关拒绝与思考的传说,他只在我们心中微微地坏笑——“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思考”(罗素)。4月是鲜花迷离的时节,非常适合怀念不在人间、不在中国、不在现场的王小波:“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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