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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剑文: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内容提要: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关键词: 财税法治/公共财产法/税收同意权/预算审批权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正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构成了一幅整体化制度变迁的画卷。其中,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一种可操作、较为温和的改革进路,更易于得到各方的认可、接受和顺畅推行;又因其向上紧密承接国家治理、向下深刻影响百姓民生,故应成为盘活改革全局的活跃因素及带动社会发展变革的有效突破口和新的起点。   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一个符合当下时代吁求的选择自然便是加强财税法治建设。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上升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财税立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提出“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议案(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在多位学者、律师的指导下,提出了全国人大应收回税收立法权、废除1985 年对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授权的建议,并与其他 31位代表联署,提交了相关议案。这一议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网民誉为“2013 年全国人大的第一议案”和“最有含金量的议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注:此语出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 年3 月17 日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的回答。(参见:佚名.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N].人民日报,2013 -03 -18(02).)),这一理念层面的转型奠定了法治化的改革路径。具体落实到财税领域,我国应当转变治国理政思维,加快财税立法进程,促进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建立一个结构良好、规范完整、体系严密、与公共财政目标相契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一、财税法治的难点:困境迷思   当前,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各种难题呈现出盘根错节、彼此牵制之势,形成了多方面相互咬合的症结性困境。在财税立法的进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的和人为的诸多原因,存在着一些尚待认清和逐步破解的难点、难题。   其一,如何协调财税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利益,使民主框架下产生的财税立法无论是在实体内容方面抑或是在程序制定方面,都能既符合效率要求又彰显公平,无疑需要找到一个中正平和的稳定点。从法理角度说,任何法律都应当是各方意见达成妥协时的产物,这是民主的要义,也是法治的内在要求。不仅如此,由于财税立法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紧密牵动着老百姓的经济“神经”,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便可想而知;从每一次财税(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等)制度变迁所带动的热烈讨论和经济连锁影响就足以看出,一部财税法律的诞生必须综合权衡利益攸关者的意见,并予以良好地调和。反观我国目前的财税立法状况,仍然缺乏一种常态化、规范化的民意吸纳机制,这意味着,财税立法的漫长过程中鲜有各种社会群体广泛、深入参与的身影,而这些未能在法律制定时得到充分抒发的民意很可能演变为法律制定后的怀疑、怨言或者反对之声。进一步说,这般固执、疏远民意的财税立法方式不仅失于科学、合理,而且有悖于人民主权、以人为本的宪政理念,使得财税法律难以获得民众的自觉维护和自愿遵从,也使得日益庞大的现代政府距离广大民众越来越远(注:实际上,为了解决现代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疏远问题,需要对民主结构进行一定的改革,发扬公民权并鼓励公民在各个管理领域的参与。(参见: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公民权(1890 -1928)[M].叶娟丽,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埋下了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在财税立法的程序上做足文章,为各方利益主体积极地创造和提供一个自由表达、商谈博弈的开阔平台,以逐步形成立法共识,减少行政执法的风险和成本,保证财税法律兼具效率与公平,诚可谓改进立法机制的一大难题。   其二,如何设计和掌控财税立法的进度或规划,使财税法律在确保一定的稳定性和民众预期的同时,适时跟上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大潮,无疑需要科学地选择明智的法律切入时间。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各项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一情境下,财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应及时地适应经济基础的每一步转变,并可起到适当的推进作用,而不宜墨守成规、反应迟缓。比如,为了培育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对增值税进行了扩围。再如,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平抑较快上涨的房价,国务院随即出台了“国五条”(注:所谓“国五条”,是指2013 年2 月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等内容。其中,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得到运用,在社会上引发较大的反响和持续效应。),使二手房交易市场产生了强力震动。尽管这些财税新举措的实际成效有待后续考察,且在程序正义上并非十全十美,但仍应看到,这正是财税法律作为“回应型法”[1]的体现,即努力让财税法律秩序敏锐地呼应变动之中的社会秩序。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改革财政法律和财税政策之外,还须顾及其稳定性和持续性,即通过合适的过渡性规定、补偿措施等安排,实现新旧法律之间的平稳对接和衔合,以此避免制度改革过于剧烈而造成民众预期落空、纳税人利益受损。惟有这样,方可让财税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过程既能密切跟随甚至在前引导新时期变革的趋向,又能和缓地关照纳税人的心理预想和愿望,妥善地应对社会财富增量与存量之间的联动性,进而达致民众与政府(即改革决策者)的互信互谅、合作共赢。但至于怎样辨识出在法律的变革与稳定、现在与未来间进行切分的那个最优时点,很难得到一个可以预先计算出的通用答案,仍需在具体语境下进行审慎而不失果断的决断。   其三,如何在财税立法中处理好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使财税法律良好地结合人大的民主正当性与政府的专业高效性,无疑需要对立法主体的权力结构、力量配置进行更多的考量。在我国的财税法律体系中,行政机关经授权或者转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数不多,其条款往往也较为粗疏、笼统,从而形成了我国“财税法律偏少、财税行政法规偏多”的现状。毋庸置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充沛的人才资源,其专业性优势自不待言;而且它们能够迅速、快捷地制定或修改财税规范性文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改革机会。但是,如果过度、不当地使用财税授权立法,难免存在着“部门利益法律化”的色彩,长久以往,容易对纳税人权利产生消极影响,也可能会损及财税法律的正当性(注:在较为封闭的传统管理框架下,行政职能的行使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甚至某种正当性危机。(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1 -12.))、公正性。出于行政立法的这些局限性,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和落实全国人大的财税立法权力,运用其蕴含的民主能量来化解社会治理风险,但无可否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较短、议程较多,在人员储备、专业能力等方面亦需强化。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行使机制,并对全国人大立法与行政授权立法进行和谐的配置,从而促进优势互补,是深化财税立法所应慎重考虑的命题。   二、财税法治的重点:关键切口   面对庞杂的改革格局,我们应当将财税领域作为可以寻求突破口的“火力集中地带”,旨在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效应,这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深远的智慧和现代化的视角。为了解决上述难点,亟需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财税立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用力,由此更加有效地驶入财税法治的正轨,防止因主攻点选择不当而致“多走路”或者“走弯路”。   (一)财税立法的性质定位要摆正   在理念方面,要坚守和善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将其作为处理财税问题的习惯性思路,并使财税立法突破宏观调控法的表象,回归公共财产法和纳税人权利保障法的性质定位。   回顾财税法及财税法学的发展历程,财税法在建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曾被视作行政法的一部分,继而又被视作经济法的一部分[2]。但随着不断壮大和成熟,人们对其定位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财税法得以日渐重塑并开始摆脱对行政法或者经济法的依赖,转而获得特别的法律品质、独立的法律地位、作出独特的法律贡献,成了包容丰富而又自成一家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也即,宪政、民主、权力制衡、透明化、公众参与等现代法治理念,均从各个角度被引入了财税立法的架构中,并获得了重新解读、运用和发扬。   从法治视角看,财税制度不仅具有调控经济、组织分配的工具性功能,更是借助财政收入、支出和管理等手段,让私人财产与公共财政的边界得以廓清,推动了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协调和均衡,尤其是可以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私权利免受公权力的随意侵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和发挥财税法的宏观调控效能,还需要透视其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核,展现其作为公共财产法(注:我们将财税法定性为“公共财产法”,从而与私法领域的“私人财产法”相对应和界分,旨在更好地保护公民在公共领域的财产权利,保障国家公款的筹集、支出和管理能够妥善地进行。)及权利保障法的内在特性,毕竟财税立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宏观调控法所能容纳的视野范围,在宪政的延展空间中开辟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所强调的法治财税、民主财税才能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公共财政目标便呼之欲出了。   因此,我们亟需适当转变当前对财税制度的宏观调控职能进行过度使用的思路,即远远不应局限于财税立法的行政管理功能,不应仅将其视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便利工具,而应当把它看作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利器、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先实现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出发,明确自身的法律性质及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才能树立起妥适的财税立法思维,理顺讨论财税问题的话语逻辑,进而以财税立法为介质,经由纳税人对政府的法治监督,最终传导为权利与权力和睦互动、衡平相处的局面。   (二)财税立法的主体结构要调整   在主体方面,要强化和落实全国人大的财税立法职能,且积极鼓励社会民众的立法参与,从而让“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宗旨转化为切实的实践。   根据我国《宪法》第 62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职权;《立法法》则进一步界分了法律保留与授权立法的范围,该法第 8 -11 条明确表示,对于财政、税收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待正式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主体究竟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国务院,立法层级究竟是法律还是行政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民意代表性和综合高度。以更为透彻的财税法治为目标,我们应当着力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力,将其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民意代表机关和法律工作机关(注: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曾特别提出人大要建成“三个机关”的概念,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参见:佚名.张德江特稿:不可把权力游离于人民监督制约之外[EB/OL].(2013 -03 - 17)[2013 - 03 - 21].http:/ / news.sohu.com /20130317 /n369102416.shtml?(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经济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992.html

爱思想 | 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进入专题 : 行政合法化 民主赤字 公众参与 参与式治理模式    ● 王锡锌       摘要: 行政“民主赤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当代行政在目标期待、活动依据和功能等方面所呈现的新变化。而行政活动的政治化、国家行政的社会化、行政立法的大量兴起以及贸易、投资管制的国际化等,使原有的行政法治模式为行政活动提供“民主正当性”的能力日益匮乏,从而造成了行政的“民主赤字”。克服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需要一种使行政过程得以自我合法化的多元主义进路,即“参与式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以公众“充权”和程序保障为核心的内部机理之完善以及对政府体制的直接改造和对社会环境的间接改造。          关键词: 行政合法化 “民主赤字” 公众参与 “参与式治理模式”          一、引言:当代行政“民主赤字”问题的提出          行政法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和规则,但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体系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①相应的,行政法分析框架和分析技术虽然关注的是行政活动的形式合法性,但在本质上却可归结到行政活动的正当性问题。②在行政法的制度系统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行政权获得和行使加以控制的规则,其实构成了对行政权进行合法化解释和评价的依据:行政权的获得和行使只要符合法律的要求,便具备了合法律性;进一步而言,由于法律是由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所制定的,具备合法性的行政活动因而便可以通过法律本身所具备的民意基础而获得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正当化。这种通过借助更高层面的合法性来评价和解释行政活动合法性的方式,正是传统行政法合法化框架的核心机制,也正是我们理解“无法律便无行政”的基础。     假如行政权的获得和行使都需要借助代议机关的立法指令才能得到合法化,那么作为合法性解释框架的行政法,就必须以确保行使行政权的活动与立法指令的一致性为中心来建构行政法的合法性说明模式。事实上,传统行政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在对美国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基本要素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将这种以立法指令为核心,以行政和法律的一致性为评价标准而构建的行政合法化模式称为“传送带”模式,③即通过行政活动的形式合法性,将立法所代表的民主正当性传送到行政活动中。     这种使行政活动合法化的技术可以被归纳为“通过形式合法化的正当化”,实际上是将政治正当化问题转化为形式合法性问题。传统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化解释,所遵循的正是形式主义法治的路径。这一路径其实是自从戴雪以来的严格规则主义法治对行政活动进行控制的主要模式,④不独美国如此,西方各国在法治国阶段都是如此。⑤传统行政法将行政机关假定为立法机关指令的“传送带”,并引入司法审查,从而在形式法治层面上借助立法机关的民主合法性为行政活动合法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和评价框架。     在这种正当化框架中,行政活动本身的民主正当化显然是一种推定的民主化,即只要行政活动是严格按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指令来执行的,那么行政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就不再另外需要一种民主化机制。不难发现,这种行政正当化框架的形成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1)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所作的立法指令是明确的,排除了自由裁量的空间;(2)行政活动的内容仅限于对立法指令的执行,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为了回应社会需求而进行的“积极行政”。但是,这两个条件在现代社会都已经不复存在了。20世纪以来,“行政国家”成为一个基本事实。积极行政的兴起推翻了传统理论对行政仅有简单执行职能的假定。行政立法的泛滥,意味着行政与法令的一致性并不能必然地架起通向民主正当性的桥梁。自由裁量的普遍存在,意味着行政必须对各种彼此竞争、冲突的利益诉求进行权衡和协调。这些都表明,现代行政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行政法解释框架所能达到的极限,后者已经很难为行政活动和结果提供足够的民主正当化资源了。于是,行政法治领域提出了行政的“民主赤字”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⑥          二、当代行政“民主赤字”之产生:背景与原因分析          (一)背景:当代行政的新变化          1.行政的目标期待:由消极执行到积极回应。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被理解为对立法指令的执行。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和实践,行政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已成为一项核心的期待目标。正如当代著名行政法学者韦德所观察到的:“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但是,这位可敬的先生不是一位善于观察的人,因为到了1914年,大量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乃是20世纪的特征。国立学校的教师、国家的保险官员、职业介绍所、卫生和工厂检查员以及他们必不可少的同事———税收员,就是这些外在的、可见的变化。现代行政国正在形成,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如果国家对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予以监督,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在不同的时期教育他们,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住房、医疗机构、养老金,这就需要大量的行政机构。”⑦伴随着对行政所期待目标的变化,行政活动职责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今日之政府不但要履行传统的基本职能,更被期待去承担积极回应各种各样社会需求的职能。     2.行政的活动依据:从依法行政到依规则行政。传统行政被要求严格遵循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但是,现代行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代议机关的立法能力,行政立法便应运而生。先是立法机关将立法权委托给行政机关行使,后来这种立法委任成为一种常态,最后有些国家的宪法干脆将某些领域划归行政立法的范畴,行政立法从而取得了自主性。这一变化在法国的宪法变迁历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⑧在我国,国务院和一些地方政府也享有诸多立法权,虽然这其中很多属于执行性立法,但职权立法也为数不少。在当代行政活动领域特别是在行政管理活动的前沿,要么法律尚未制定,要么法律只是原则性规定,“法律的统治”实际上已变成了“规则的统治”。由于行政立法并不实行民主议决机制,其本身的民主正当性尚待证明,因此,依照规章的行政并不能使行政活动必然获得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⑨     3.行政的功能:由执行到管理。当代行政不同于传统行政的另外一个要素是,行政的功能已经由单纯的执行变成能动的目标导向的管理了。目标导向的行政,意味着行政机关在目标界定、手段选择等方面都拥有自主进行权衡和选择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法律对行政的控制通常只能是宽泛的目标指引而非具体的指令控制。立法先提出行政活动的宽泛目标,行政机关再对目标进行判断、权衡以及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裁量。在这种情境中,行政是否符合法律的判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就算行政活动与法律要求之间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也并不能够自动地证明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种目标导向的管理型行政使传统上的行政与政治的界限日趋模糊化。一般认为,政治是意志的表达,行政是意志的执行。⑩但是在当代,不论是从分权角度还是从行政本身的内容来看,这种区分都已只剩下形式了。今日之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对民众福利的保障、对诸如环境和劳工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等,事实上将行政活动推到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前面。这时,行政不再是简单地执行法律,而是要面对各种竞争性的价值和利益作出选择,行政已经不再是对立法指令的简单执行,而是一个基于目标而展开的管理。因此,公共决策、行政立法等新的行政方式成为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主要方式。这样,行政的民主性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          (二)主要原因          从以上扼要描述可见,当代行政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当代行政“民主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行政活动的政治化。由于行政从单一的执行活动变成多目标、多中心的管理活动,行政活动本身也因而日益成为一项政治活动。管理必然涉及对目标的确定、认知、分解、实现,而这又必然涉及对各种利益的权衡。这实际上意味着,本来应当在代议机关内进行博弈、权衡的政治过程延伸到了行政过程之中。行政机关根据宽泛的立法标准在行政过程中对大量相互竞争的利益冲突进行权衡和协调解决的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过程。     行政作为政治过程的表现在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最清晰的展示。行政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受某个宽泛的目标指引的行政过程。一项公共政策将对诸多相关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受利益驱动,那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结果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常态。行政立法所具有的政策制定功能则表明了其社会选择的特征。例如,环境保护的标准、社会福利发放标准、公用设施费率的设定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选择,都会影响到群体正义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各种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过程。而微观的研究表明,即便在行政机关依据规则作出具体裁决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权衡。11     假如行政过程具有政治的属性,那么通过对“立法指令”的执行,并不能使这一过程得到充分的合法性,更谈不上民主正当性。传统行政法模式无论如何扩展都无法赋予这种选择过程和结果以民主性,自然就引发了“民主赤字”问题。     2.国家行政的社会化。当代行政国的出现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但物极必反,政府干预的扩张又带来了政府失灵12问题。作为对政府失灵的反应,放松规制成为政府转型中的一个方向。作为放松规制的一种表现,行政规制的社会化应运而生,其表现为公务民营化、委托行政以及社会权力的兴起等方面。     (1)公务民营化。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造成了社会经济困顿,英美等西方国家掀起了摒弃传统行政理念而强调结果导向以及市场化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它直接推动了民营化浪潮的兴起。“新公共管理”强调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方面强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虽然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服务和产品都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由公共部门垄断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的局面应该被打破,应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从而提高服务和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应把管理、服务的职能与具体的供给方式相分离;针对公共服务的不同性质、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而不是大包大揽,简言之,应该是“授权而不是服务”;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签约以外包的形式将一些公共服务委托给政府以外的公营或者私营部门来提供,政府只负责对其监管和提供相应的经费,如医疗卫生。还有一些公共服务,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政府完全可以放手由私营部门提供,自己只负责对其进行监管。所有这些新公共管理理念给民营化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13由此,大量现代行政事务被转移到私营部门,不但一些公共产品被交给私营企业提供,甚至是传统上一直是国家核心职能的部分公务也被民营化了。     公务民营化虽然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但在行政领域大力推行民营化将带来行政的正当化问题,即这些民营的公务可能面临民主意义上的正当性匮乏。市场机制的理念是效益最大化,而民主的价值在于多数人同意。一项效益最大化的措施可能并不是大众最想要的结果。在公务私营化运动中,公务所内置的民主性要求可能被忽视,从而带来“民主赤字”。14     (2)自治社团公共管理职能的扩展。自治社团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后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在西方这源于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在中国更多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转变职能,逐步退出某些领域后的后果。虽然政府退出了某些领域,但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事务不需要有人来做。正如有学者指出:“一般来说,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国家(控制)的领域应当减少,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公众永远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行为。”15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通常的应对是将一些行政事务授权和委托给自治团体,从而将一些公共管理职能转移到社会。这样既能使政府“瘦身”,又不至于出现公共事务的缺失。     在这些领域内,典型的例子如职业自治社团(律师协会、医师协会等)执行的审查会员开业资格和维持职业的道德纪律等职业公务以及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所从事的公益事业等社会公务等。这些组织在发挥对社会自我管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即这些组织往往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它是自治组织,国家机关组织法等法律对它不起约束作用,行政机关对它也没有科层制下的命令指挥权;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承担着一定的公共性管理事务。如何保证这些自治社团的内部结构、行事规则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民主的精神,成为一个现实挑战。最近发生的广东凤铝篮球俱乐部状告中国篮协不按比赛成绩将其升级的纠纷和武汉足球俱乐部退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等个案16以及北京律师协会的年轻律师会员要求直选的事件17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行政立法的兴起。传统上,立法属于立法机关的专门职能。但是,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等的行政立法权改变了原有的权力分工和职能,行政法规、规章成为“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成为行政活动的主要规则和依据。在美国,1980年在联邦登记簿上刊发的法规草案大纲和正式法规,达到了87 012页,远远超过法律的数量。“在美国法律序的结构之中,法规犹如汪洋大海,法律只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少数孤岛。”18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仅以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为例,1978-1997年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超过15 000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制变革所处的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使行政规则在“法”的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而创制性行政规章更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简言之,传统法治的法律统治之理念已经转变为规章统治之现实。     行政立法的出现和兴起,作为法治国理念面对“行政国家”现实所作出的妥协,还存在民主正当性的问题。从行政立法的过程看,行政立法所遵循的程序是行政程序而非立法程序,因此程序本身并不能为行政立法提供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虽然在结果意义上,行政立法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效力只有在符合更高层级的宪法和法律时才能发生。因此,即使行政活动依照行政法规、规章等“法”而进行,也并不能必然、直接地使其获得合法性,更不用说通过行政与规则的一致性而证成行政活动的民主正当性了。     4.全球化对国内行政的影响。当代行政的民主正当性还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上,有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区域层面上,有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这些组织的大量涌现,乃是当今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一种直接后果,这同时也使得对贸易、投资领域的管制不再是主权国家在国内法层面上完全自主决定的事务。当代行政管制领域尤其是贸易、投资领域的决策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多边和双边条约的限制。而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政府反复协商、博弈或妥协的结果,这与民主性的要求存在相当的距离。     全球化发生的领域首先是在经济活动领域。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政治全球化远远滞后,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国家主权原则之间存在不协调。这一方面表现为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主权,使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机制部分失效;另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相应的全球民主机制未能建立。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民主机制被削弱,而以全球为依托的民主机制尚未建立,这意味着民主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脱节。21     欧盟是当今区域化发展中“民主赤字”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虽然其加入者都是公认的民主国家,但欧盟层面的执行机构则与欧盟各国的民众关系疏远,它们都是由主权国家派驻的代表所组成的。这导致了欧盟的行政活动在根本意义上缺乏民主正当性。而WTO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民主缺失的典型例子,WTO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各国代表闭门磋商的结果,其民主性的缺乏至为明显。事实上,早在1971年,卡尔·凯瑟就指出,跨国家政治总是通过加强技术统治、专家联合的方式削弱民主所承担的责任。跨国家和跨政府网络中的多层治理,似乎削弱了地方、地区和国家层次上民主选出的团体控制国家行政过程的能力。22各级治理机构的执行人员、专家群体和技术专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加强。这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经济事务乃至与此相关的大量行政活动脱离了议会的监控而成为一种由外交家和技术专家主导的产物。人类的相互依赖从未如现在这样密切,但与此相伴的“民主赤字”问题也日益突出。23          三、当代行政“民主赤字”之克服方法:“参与式治理模式”之引入          (一)“参与式治理模式”之提出          现代行政出现的“民主赤字”问题,本质上源于民主的价值要求与行政现实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表明传统行政法通过立法的民主性而论证行政民主正当性的逻辑和技术面临困境。传统行政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政府权力的消极机制,无法触及政府积极行政的一面,也无法通过规则、目标与行政过程选择的一致性来解释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这样看来,对“行政国家”时代行政过程的合法化解释,已经不再是通过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模式进行缝缝补补就可以做到的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和制度框架来重构行政法的模式。     既然行政功能已经由执行变为管理,行政活动也日益政治化,那么我们可以考虑采纳将行政过程视为一种政治过程,通过向这一过程注入更多的民主化要素而使行政过程及其结果获得合法性的思路,即“参与式治理模式”。相对于传统的行政法依靠外部资源而实现合法化的机制而言,这种模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利益代表、公众参与等制度设计使行政过程得到自我合法化的多元主义思路。这是一种通过利益代表的参与、协商、妥协而使行政决定和政策得到合法化的思路,其所反映的是一种多元主义合法化理论。政治多元主义理论可被认为是个体价值主观性的一种集中表达。24     自我合法化的路径强调在利益竞争过程中引入并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商,而使行政过程及其结果得到合法化。如果行政机关在政策或决定的形成过程中为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利益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就可以通过这些参与者的协商而达成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妥协。这就在微观意义上体现了参与式民主,也可以说是对立法过程的一种复制。因此,允许利益主体的参与并在充分考虑各种受影响的利益基础上作出的决定和政策,就在微观意义上基于与立法过程相同的原理而获得了合法性。     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和协商不但具有工具意义上对行政民主性补强的功能,而且具有独立价值。它使行政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增强其科学性和可接受性,避免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减少政策执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公众的参与本身就是对公民主体地位的一种肯认,使公民在政府的施政中避免了被客体化的命运,从而体现出现代民主国家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二)“参与式治理模式”之基本理念          “参与式治理模式”之理念的提出以两项重要社会政治理论为基础:一是协商民主理论,二是治理理论。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两者都强调通过平等的协商、沟通、合意机制为行政过程和结果提供多元主义民主正当化资源。     1.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推动公民参与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复兴一直是在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之下的一股生生不息的潜流。传统民主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25协商民主的提倡者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批判理论。26协商民主理论既强调个人拥有某些必须受到尊重的利益、知识和权利(自由主义),同时也关注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如何摆脱压制性力量的进步性解放(批判理论),通过公众参与提升学习、认识和交流的能力,重视政治实践中不同利益的妥协和偏好转换。支持者认为,协商民主在价值诉求上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具而言之有四:(1) 可以培养维护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促进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理解;(2)提升公众对公共生活的集体责任感;(3)在多元文化和利益交织的现代化社会中,协商民主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文化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4)通过开放的结构和讨论过程,协商民主可以增进公共决定的合法性并有助于扩展知识和理性。27     协商民主理论是一种规范性(而非描述性、解释性)民主论,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自由主义(市场式或经济式)民主论(以熊皮特为代表)与共和主义民主论(以卢梭为代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8它不把国家单纯看作经济社会的守护者,而是强调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拒绝以共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共同伦理的共和主义前提;它也不把国家看作制度化的伦理共同体,而是强调以对话、协商为中心的公民主动参与的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旨在把平等地位的利害相关者自由的、具有公共性的说理作为民主的本质(投票依然是必要环节),旨在更忠实地践行被遗忘或被忽略的民主承诺(如广泛平等的公民参与、自由的政治讨论、开放的立法审议、对共同福祉的追求等),克服自由主义民主论所遭遇的集体选择难题和共和主义民主论所遭遇的伦理或道德超载难题,以实现民主、人权和法治三大价值之间的合理平衡。29     2.治理理论的引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的政治理念开始兴起,并相继被引入行政学和行政法学领域,用来解决日益严峻的行政过程中的“民主赤字”问题。     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30在这个定义中,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权威的多中心化,而不是再以政府为“单一中心”。这一变化反映了民主自治传统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复兴和拓展。31治理理论表明,在大众时代的政治生活中,社会对公共政治生活所提出的参与需求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已经由原来概念化的人民主权转向更具有厚度和复杂性的“公民权利”概念。以公共性概念重构公共政治生活,应该说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需求。     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人物斯托克对治理的内涵,提出五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1)治理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权威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团体;(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国家和社会边界的模糊,私人部门正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3)治理意味着在涉及社会集体选择和行动时,各个权威和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协商和合作;(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之间最终将形成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社会公共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强制性的权力,沟通、合作等方式和技术也可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32     治理是政治管理中的一种新理性,既区别于私益导向的市场经济人理性,也区别于国家导向的管制理性,而是一种沟通合作理性。治理所依赖的最主要的方式和技术,其实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多个权威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在权力运行的向度上,治理是一个在上下、水平方向上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公共性”原则的治理话语,回应了当代人试图超越无政府主义和利维坦这令人焦虑的两极的内心渴求。33          (三)“参与式治理模式”之运作机制          上述两方面的理论都在于强调,理性和平等的表达、讨论、协商、妥协等参与性机制可以为行政过程和结果提供民主正当化资源。笔者所提出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就是将公众参与和治理理念引入行政过程,通过强调和保障利益主体的充分表达、交涉、商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以最大限度的合意为基础的管理(统治)模式。通过参与和沟通合作,统治、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一个“自我管理”机制。参与是实现各种利益充分表达、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妥协的制度过程,而治理强调各方利益主体的沟通与合作。简言之,“参与式治理模式”使行政合法化(民主正当化)机制的核心是平等而理性的协商。34我们可以对参与、协商机制等在行政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机理作如下简单的描述。     1·确定特定行政过程涉及或者将要影响的各种利益,以便界定相应的“参与强度”。在利益界定方面,需要区分“主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主要利益”通常是行政决定或政策直接针对或影响的利益,即直接利益。例如,在一个关于发电厂建设的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申请人、竞争者、相邻权人等具有直接利益,电力消费者、一般公众等主体具有“利害关系”,但并不是直接利益者,而是“一般利益”者。在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种“利害程度”的差别。“主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的区分不是为了决定参与的资格,而是为了决定参与的强度。“主要利益”者在参与过程中通常应有相对而言更强的参与。     例如,听证会、协商等不可能完全开放,而只能是由主要利益代表进行参与。35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主要利益”代表通过参与而形成的方案,需要接受“一般利益”代表和公众的评论。     2·为各种利益的代表参与行政过程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参与的程序不仅应当能够使参与者方便地获得必要的信息,而且应当保障各种利益代表的“结构平衡”,还应当保障各方利益代表进行平等的交流。     3·对各种利益代表通过参与过程而提出的各种方案,决定者应当在适当考虑各种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作出决定或选择,并要说明理由。这事实上已经触及作出行政决定或政策的体制问题。假如各种利益代表和公众参与了行政过程,但并没有一种体制性的结构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考虑或回应,那么在逻辑上和现实中,这样的参与都可能被“符号化”而徒具形式。因此,参与有效性的保障也需要相应的与行政决定和决策的体制相匹配的结构。     4·对参与各方是否获得了公平、有效的参与机会以及参与者的活动是否遵循了规则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审查。这种监督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但最终需要通过司法审查来进行。司法审查的重心不是对通过参与过程而形成的决定内容进行审查,而是对参与的程序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之,引入“参与式治理模式”是当代行政法治面对行政过程之现实情境时而在逻辑和制度上所要作出的回应,这也将引发现代行政法治内涵的扩展。就行政法治而言,形式合法性依然非常重要,但对行政活动民主正当性的证成却远非充分。引入“参与式治理”概念和机制,不仅可以直接向行政过程注入民主性因素以弥补行政的“民主赤字”,而且还可以通过将行政过程各种参与者,包括公众、专家和政府的知识加以有效整合,在提升行政理性的基础上间接弥补“民主赤字”,后者也可以被称为一种通过理性实现的正当化机制。36     在中国,“参与式治理模式”概念的提倡和实践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国家一直强调的“民主行政、科学行政与依法行政的结合”这一现代行政改革的大思路。就民主行政而言,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依法行政并不能解决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问题,因此,引入民主行政的正当化方式其实是一种民主正当性的回归。通过利益代表和公众参与为政治化的行政过程引入多元主义合法化机制,通过使各方有效参与这一民主化过程而使行政的结果具有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这正是民主行政的内蕴之意。就科学行政而言,虽然其合法化逻辑强调的是通过理性实现的正当化,但在此过程中,理性的这一功能主要是在各方参与和讨论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表达、聆听、反思、学习、论证等。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化与民主化是不可分割的。     “参与式治理模式”通过引入民主参与和多中心治理理念,将行政的形式合法性要求和实质合法性要求结合在一起,指向一种“复合的行政合法化模式”。在当代行政的现实情境中,行政的形式合法只是一个底线要求,并不能满足法治对行政的全部要求。从目的实现和公众对结果的接受来看,行政活动在满足形式合法性底线要求之后,还必须满足理性和民主正当性的要求,而这正是当代行政强调“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相结合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种复合的行政合法化模式,在面对当代行政“民主赤字”的现实时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四、“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内部机理之达成与外部环境之改造          (一)“参与式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之前提          参与式治理是针对当代行政“民主赤字”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思路。这种思路在强调行政过程民主化的式治理可以充分借鉴协商民主的制度方案。协商民主是基于对程序化“票决式民主”的批判和反思而提出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者指出,严格程序化的民主只关心意见的表达和聚合,强调通过多数原则形成公共决定,而这将损害民主的理性交流功能并导致对程序中少数人权利的合法挤压。他们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就是协商民主,强调在参与者严肃、负责任的表达、沟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公共决定。37在这个过程中“讨论”被赋予一种参与者之间通过阐述理由、进行说服、寻求共识而提升决策正当化和理性化的功能。38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参与式治理作为消解当代行政“民主赤字”的制度方案,并不是简单地将程序民主直接移植到行政过程中。将公众参与引入行政过程,为行政过程和结果输送民主正当化资源,只是对民主过程的模拟,并不意味着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决策程序。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参与及其与政府的互动,主要是让公众在社会心理和感受上获得“主人感”和被重视感,而不是由公众直接决策。因此,参与所带来的民主化效应和对“民主赤字”的消解功能并不充分。事实上,这是一种比较脆弱的民主正当化机制。而将公众参与引入行政过程以弥补行政民主性的不足,需要特别强调参与者的权利保障以及参与程序的意义,因为权利的充实给参与者以主人感,而公平的程序可以使参与产生一种公平的心理效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众参与所带来的民主化效应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参与者权利充实(以下简称“充权”)的程度。          (二)“参与式治理模式”有效实现的内部机理:公众“充权”与程序保障          如前所述,在“参与式治理模式”中,参与权是一个核心问题。参与权的本质是话语表达、竞争和有效协商的能力。相对于特定的有组织的“主要利益”者而言,公众参与权的充实和有效行使将是“参与式治理模式”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参与式治理模式”至少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1.公众“充权”。公众“充权”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实证主义和技术化路线的公共决策失败时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主要意涵是强调公民的行动能力,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使公民“有权利作出决定”。39因此,“充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公众在主体意义上的参与资格,而且还是在行动意义上的有效行动能力。公众参与权的有效行使需要以一系列权利作为基础,因此有必要以参与权为中心,对知情、表达、结社和监督等各项权利予以充分保障,以实现公众参与的富有成效。     (1)知情权。参与以获得信息为前提。虽然信息并不等于知识,但如果没有必要的信息,参与者对知识的运用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从而极大地约束参与者的行动能力。“公众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用可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武装自己;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40在行政过程中,政府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是明显的。公众知情权如果没有得到保障,政府就可以轻易愚弄和诱导公众,而利益集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操纵议程设置和方案选择。因此,对知情权的充分保障是有效改进行政过程中信息分配的非均衡状态的基本要求。     (2)结社权。公众参与虽然也包括个体化参与,但在行政过程中更有效的参与形式乃是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参与。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行政过程,不仅使参与的成本大大增加和达成妥协的难度加大,而且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公众的利益如果表现为分散的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公众参与的过程就将不可避免地变异为利益团体瓜分公众利益的交易平台。41利益主体的组织化需要对现代社会中的结社自由予以高度重视。只有当分散的利益有效整合时,分散的利益主体才能获得有效的话语权和利益竞争能力。     (3)表达权。表达权在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行政过程中,表达权的内容表现为参与者对价值偏好、利益主张、方案选择的阐述、评论、讨论以及评价的权利。很明显,这是参与、讨论和协商的核心。对表达权的保障,既要求承认和尊重参与者充分的表达自由,同时也要求承认和尊重参与者通过公共媒体进行表达和讨论的权利,后者也是行政公共性的要求。在当代公共生活领域,媒体和公共舆论自由的充分保障可以为分散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提供资源、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并不清楚行政决策所涉及的相关利益;即使知道,他们也很难有效地发现“同类”。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时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公共舆论和媒体对公众组织化的作用,发现美国的报纸在发现共同利益者并予以有效组织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指出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42毫无疑问,这一观察在今天的行政语境中具有更为明显的针对性。     (4)监督权。监督权表现为公众在行政过程中和事后对行政活动质量进行评价和质疑的权利。在行政过程中,公众的监督权表现为通过参与行动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程序上的表达、竞争、评价等行动来实现的。在行政过程完结后,利益主体或者公众还可以借助制度化的平台,如媒体、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平台或者司法而对行政活动的质量包括形式合法性、民主性和理性提出挑战和质疑。在这个意义上,事后监督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参与过程的延续。例如,如果司法救济权得到充分保障,个体就可以通过启动司法审查而有效地阻止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法、不民主、不科学的决定或政策。在逻辑上,这种广泛的申请司法审查的权利,反过来可以提升公众在参与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协商能力。如果没有切实的监督权力,公众的参与有可能在利益团体和政府权力的挤压之下被边缘化,民主性补强的功能也就会沦落为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中国价格听证会广受诟病的现实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43     2.程序保障。静态的权利配置固然重要,动态的活动过程或许更加重要。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程序性规则是通过公众参与实现行政过程“自我合法化”的核心制度。从多元主义合法性论的基本要素看,如果指望通过各种利益代表的参与而使行政过程得到合法化,那么至少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件:(1)均衡的利益代表。受到行政政策和决定影响的各方利益在行政过程中都应有符合其利害关系程度的代表,并且他有效参与了行政过程。(2)平等和有效的协商。行政程序必须保障参与者在交流和协商的过程中处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展开理性的协商,因而程序规则必须能够对压制、操控、暗箱操作等行为提供预防和抑制的有效机制。以上两条重点要求程序的平等、公正;否则,公众参与的结果就可能出现偏差。(3)理性和负责任的选择。参与的程序规则必须能够促进作出决定和政策的行政机关对各种利益协商妥协的方案进行适当考虑,并对方案的选择说明理由。如果缺乏这些程序机制,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形式化,从而成为行政决定“民主化的外衣”。          (三)“参与式治理模式”有效实现的外部环境:行政体制结构与社会环境之改造          上述对公众“充权”的思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参与式治理模式”内部机理的改进思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还需要其所依存的外部环境配合。这首先就要求对公共行政的体制结构进行反思性的变革。现行的公共行政体制虽然强调“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三位一体模式,但在实践中,政府对决策所涉及问题以及方案的选择都具有“话语-权力”结构意义上的垄断性权力,这导致了公众和专家的角色被虚化。“话语-权力”结构过分挤压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的有效空间,而打破政府对话语和权力的垄断需要直接的体制结构改造,也需要间接的社会环境改造。     从直接的体制改造结构层面讲,需要构造公共行政体制内部参与者的角色和权力配置。公共行政决策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参与者角色及其权力配置问题。从目前中国行政公共决策体制改革的多种努力看,听证会、讨论会、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公开征集意见等决策方式的引入虽然可以被视为在决策过程中吸纳公众参与机制的有益尝试,但因为体制结构的制约,这些参与的效果还很不理想。在笔者看来,结构层面上公众角色的虚化以及政府对信息、话语和权力的垄断性地位,是造成目前公众参与机制失灵的症结。在公共行政体制结构中,公众必须获得主体性地位,不仅是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而且更应是重要的知识主体。一个公共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对各种知识的合理运用,这意味着公众、专家和政府都是重要的知识主体。各知识主体参与的意义在于向行政过程输入独特的、多元化的知识,以构成对话、交流与寻求共识的基础。因此,保障有效的参与式治理,必然呼唤一种承认参与者的利益主体与知识主体双重地位的行政体制结构。这意味着,公共决策中权力的配置应当由行政机关垄断性结构转向多元主体分享并相互制约的分权结构。而在公共行政领域,这种变革也正是由单一中心的“管理”向多中心的“公共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间接的社会环境改造层面讲,需要特别关注社会中分散利益主体的组织化以及信息分享和流通。分散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是有效和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促成了社会利益的日趋分化。然而,中国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与事实上的利益分化程度不相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并允诺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鼓励和促进分散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就是一个当然选择。对于参与式治理而言,分散利益主体的组织化不仅可以使利益主体在参与过程中的表达能力得到增强,而且还将提升其行动能力。通过利益主体组织化而展开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选择。          五、结论          总之,“民主赤字”问题是当代行政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根源在于:由于当代行政自身属性、功能及其外部环境的变迁,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和行政法理论框架已经很难为行政活动提供充分的民主正当性解释。行政的民主正当性匮乏与行政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选择的政治化过程相对照,使“民主赤字”问题更为突出。     当代行政面临“民主赤字”这一事实,要求变革传统行政法治模式。传统模式的核心是强调依法律行政,其逻辑是通过法律的民主正当性而向行政“传送”民主正当性。然而,这一逻辑与当代行政的现实却存在巨大的鸿沟。笔者认为,为消除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可以考虑引入多元主义合法化理论,通过公众参与向行政过程注入民主性因素,对行政过程进行民主性补强,从而使行政过程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合法化能力,为行政活动的结果提供实质合法性和正当性。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应当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对行政活动模式进行改造,从管制型行政转向参与式行政。     笔者对“民主赤字”和“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分析,虽然是在一个宽泛的背景下展开的,但笔者认为这一分析对我国当前的行政过程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行政权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来看,中国的权力结构表现为更加明显的“行政中心主义”特征。虽然宪法将行政机关的地位规定为民主代议机关的执行机关,但同时却赋予行政机关极为广泛的权力和职能。这些权力就内容上看涉及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就行使的形式看,包括了行政立法、政策制定、决定以及执行等。44总之,从宪法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来看,我国的行政机关实际上并非仅仅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而是具有广泛职能和职权的管理机关。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依法行政并不能保证行政必然会获得民主正当性。因此,我们的“民主赤字”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得多。在此情境下,宏观上需要进一步加快近代立宪主义的进程,微观上则应当将公众参与、协商治理的机制引入行政过程,构建一种“参与式治理模式”,补强行政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民主性。          注释:     ①参见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杨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③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10页。     ④参见王锡锌:《自由裁量和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⑤参见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曼斯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5-70页。     ⑥“民主赤字”是指民主欠缺的一种状态,最早被用来形容欧盟在扩张过程中遇到的联盟权力正当性危机。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概念,则是在当代“行政的政治化”情境中所提出的。因为在这一背景下,具有民主性的法律并不能为行政传递民主正当性,所以行政面临着民主性的匮乏。当代行政法治所关注的公众参与、协商等制度,反映出行政法对行政“民主赤字”问题的关注。See Richard Stewart,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ume 78, May 2003, pp.437-448。     ⑦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4.     ⑧在法国,从《1791年宪法》所规定的议会对立法权的垄断到《1958年宪法》明确将大量行政事务的立法权划归以总理为首的政府,议会不得干涉,这使得法国成为西方行政立法最为普遍的国家。美国宪法虽然没有走得如此远,但立法委任业已成为常态,并被联邦最高法院所认可。     ⑨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⑩See Goodnow, F.,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900, New York, Macmillan, p. 1.

茅台与公权力的“同盟”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胡泳 |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4473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2011 年 09 月 01 日 09:53:44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 胡韵   提要 :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 / 李静睿 王全宝 文 / 彭玺睿     在“ 7.23 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 8 月 16 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 ( 王勇平 ) 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 ”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 2006 年 9 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 ? ”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 ”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 ”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喷嚏图卦20110924】洛阳亲友如相问,一堆机密在玉壶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和链接。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天文爱好者拍摄美报废卫星旋转返回地球 目前,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部的专家都在追踪这颗直径10米、总重约6吨的高层气象研究卫星,它向地球进行的速度是每秒8公里,预计其碎片将散落于直径为800公里的区域内。天文爱好者记录下这颗报废卫星旋转返回地球的独特画面。 http://t.cn/agogQr NASA快报:失控卫星将于北京时间12:45左右坠落。最大残骸如冰箱大小。NASA也还不知道坠落地点。 【最新消息】美国宇航局(NASA)在其官方推特帐号中表示,报废的美国卫星可能已经坠落,NASA正在等待美军战略司令部方面的证实消息。NASA还在推特消息中问:“(卫星坠落地区)那边的人都还好吗?” 美国宇航局(NASA)在其官方推特帐号中表示仍在等待美国报废卫星坠落的证实消息。NASA在推特消息中称,如果卫星残片坠落于地球的陆地之上,最可能的地点是在加拿大。 【2】两名持枪男子骑摩托抢金店 这一幕幕有如电影里的镜头,却于前晚9时许在惠州市小金口镇天天润购物广场一楼真实上演。两名持枪男子驾驶摩托车闯进商场洗劫了一处周六福珠宝专柜,抢走价值逾百万元的黄金饰品后逃离。其间一名劫匪朝天花板连开两枪以震慑商场保安,商场内当时顾客较多,但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国瑞号 前天,网友 @碧水蓝天丹桂 说,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的游艇“国瑞号”在千岛湖举行起航仪式。昨天,浙江省国税局办公室确认,“国瑞号”起航一事属实,游艇的价格和用途正在调查中,暂时无法回应。有网友评论说:“国税局准备开船向渔民征税么?”昨晚, @碧水蓝天丹桂 已删除了微博中的照片。 【4】浦东机场群体事件 @每日上海 :【浦东机场 管理人员殴打出租车司机】今天下午浦东机场出租车候车点,有驾驶员买通管理人员不按秩序,进行插队引起其他驾驶员的不满,这种现象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正常排队的司机有人上去理论,反而被管理人员用对讲机砸打伤了,场面很混乱。目前正常排队的出租车们拒绝接送旅客。媒体暂时没有报道。 @风宝宝2375142611 :市府高层,市局负责人,出租车5大公司负责人,机场负责人!!! 【5】下跪求医 河南23岁女子郭莉因慢性肾炎病情加重送往信阳人民医院急救,住院3天后去世。检查时被告知机器故障,抢救时医生竟让家属去借呼吸机。死前一天,她疼痛难忍下跪大哭,哀求医生救命,院方给了一粒安定片和一粒止痛药。 郭莉的姑姑讨说法被医院保安打倒在地 【6】不叫乡长却喊哥,打你没商量 9月16日晚,贵定县司法局定东乡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小吴在红旗路一家歌厅楼下的公路边打电话,突然听到有人喊她。喊她的是贵定县都六乡的副乡长杨某某。出于礼貌,她说:"杨哥,你也来这里玩?"这时候,杨某某身边的一个男子搭话说,“你为什么不喊领导、不喊乡长?” 【7】危险地带 就因为住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小旅馆里,河南一名进京游客就被当成了访民,半夜被人叫醒、殴打、掳走、遣返。堂堂国家部委周边,竟成了访民的危险地带。洛阳这一彪人马的抓人遣返过程,直观地揭示了一条遣返访民产业链的存在。 【8】大便、腐肉加工臭豆腐 据报道,深圳十多家臭豆腐制造工厂为增加豆腐的臭味,竟用粪水腌制,做好的豆腐还要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3名工商人员前去查处时当场呕吐。记者暗访时, 一名老板称他的配方就是用潲水浸泡使臭豆腐增加臭味。 【9】为省9元车费 高中生奔跑30公里回家 河南禹州市二高19岁的高三学生闫明强,家在禹州市鸠山乡闫庄村,学校离他家有30公里。从上高一起,他就坚持跑步往返,他笑笑说:“坐一次车得9块钱,可以作一天的生活费。”他每两周回家一次,除去假期,粗略计算,两年多,上学和回家,他跑了2000多公里。 【10】你们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 @唐骏 :我问一位西方企业CEO,“你们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以人为本。”“这个中国任何企业都有。”“那你企业的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听不懂。”“就是科学地发展。如果你还要,我们还有三个代表。” 【11】就像共产党员不准贪污一样,道理谁都懂 李阳:学习西方文化并不代表西方文化对啊!就像我觉得拉丹“9·11”炸得很好啊,“9·11”是全世界最廉价的战争,死的人最少,但是对世界历史改变最大。 我觉得,女人需要反省,在对付男人的时候需要怎么办。女人有一个特点,喜欢把五百年前的事捞出来,从头到尾来一遍。这就是性格缺陷,我相信和谐的家庭不会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是家庭教育、从小的生活环境,一个好的妈妈会带出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抱怨、语言暴力、威胁,都是带毒的。 记者:就算我们中国人也讲,一个男人,是不能够打女人的。 李阳:就像共产党员不准贪污一样,道理谁都懂。人是情绪化的动物,人和人相处就是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同时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12】身心俱残 @晨曦微播 :【桑兰沮丧回国 男友怒指记者】昨日,桑兰与男友黄建从美国败兴而归。熟悉他们的人评价:桑兰身心俱残,贪财毫无疑问,自以为名人,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住了大房子,养了两条狗,用了两个IPHONE还不满意,还要哭穷,想要更多的钱挥霍。这是她起诉保险公司,最初挑起这个官司的原因。 【13】人民日报从不说谎  【袁隆平水稻不是最高记录】人民日报9月21日头版《向袁隆平致敬》说袁培育的水稻亩产926.6公斤,并认为这是世界领先,其实大错特错。早在1958年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合1.845万公斤。因此袁院士还远未达到五十三年前的水平。到底哪个错了,至今未见报纸更正。 【14】每一个时尚杂志社,都有一个扫地的老太 @媒体小喇叭 :她叫德姐,年近50,是某时尚杂志保洁。北京户口,家境尚好,工资不高因爱美爱时尚在这干了7年,气质极佳,每天穿不同衣服,堪称史上最时尚保洁。我去拍模特时认识了她,谈论穿衣搭配头头是道,我想起那个段子:每一个时尚杂志社,都有一个扫地的老太...这是扫地老太真人版啊! 【15】行为艺术:高层在劈腿,中层在洗脑,底层在等死 【16】步步惊心 【17】巴勒斯坦申请入联 @联合国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9月23日向潘基文秘书长递交了加入联合国的正式申请后,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长篇演讲,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阿巴斯在步入联大会场的那一刻,许多国家代表自发起立,报以长达2分钟雷鸣般的掌声。 【18】梅德韦杰夫女孩 当地时间9月2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粉丝团“梅德韦杰夫女孩”在莫斯科红场上练习瑜伽。当日,“梅德韦杰夫女孩”成员在红场集结,以展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瑜伽的兴趣。 【19】这哥们与总统会见时竟然连上衣也懒得穿 @视觉日刊 :新泽西遭遇艾琳飓风后,奥巴马在当地与居民交谈,美国媒体也调侃这哥们与总统会见时竟然连上衣也懒得穿。 【20】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与德国总统夫人 【21】世界首台“打印汽车”下线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辆“打印汽车”使用了三维打印机技术,工程师把超细复合材料一层层覆盖起来,以便使其熔合在一起成为三维层。这台名为“乌尔比”的新概念车使用期达30年,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其能量消耗还不到类似车辆的1/8,最高时速可达320公里 【22】意大利新娘创下最长婚纱吉尼斯纪录 由6000米丝绸制成、展开后达3公里长——这是一位意大利新娘刚刚创造的最长婚纱吉尼斯纪录。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意大利卡塞塔省的一个市镇最近举行了一场婚礼,婚礼的独特之处在于新娘艾琳娜的婚纱绵延3公里,几乎占据当地整条街道,而托展婚纱的人也有好几百名。 【23】陆独 2011年9月17日下午,马英九在高雄的演讲词:我所说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说我们搞“台独”,我还没说他们搞“陆独”。。。我们的免签证国家从54个增加到117个。 http://t.cn/adFqp3 【24】廉价的政府是选出来的 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一年19000亿元。美国大选一次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美元算,19000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大约可选97.44次。美国大选4年一次,就是说,我国一年“三公”经费可供美国390年大选。——王锡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25】这种解体对苏联社会和人民是否增进了福利 @于建嵘 :在山东威海参加官方主办的「苏东剧变二十周年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听到这个领域的大佬们对苏共和苏联解体痛心疾首式的各种分析,我只想一个问题:这种解体对苏联社会和人民是否增进了福利。就是说,苏东巨变是否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有利于司法的权威,有利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26】他们曾是美国的纳税者 @阿里爱爱 :库班岛上有一百多名中国制鞋工人,经美方调查加班工资只有1.5美元,遂要求鞋厂改为5.5美元,鞋厂破产,于是美国宣布将五年以上的工人纳入美国国籍。有反对者称这一百多个工人会成为美国的包袱,美方称:他们曾是美国的纳税者,现在他们出现了困难,美国有保护他们的义务! 【27】墓志铭对此一字不提 @范学德 :杰弗逊,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墓志铭只有五行文字: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者,安葬于此。他曾当过八年的美国总统,墓志铭对此一字不提。 【28】放学后的集装箱 北京东北五坏外的城乡结合部,十几个艳丽的集装箱,矗立在灰暗杂乱的村子中。这个鲜艳的集装箱社区活动中心,面向打工子弟免费开放,让他们的放学时光不再空虚危险。 黑桥村,北京东北方向的五环外,“CMC”社区中心是个标志性建筑,艳丽的色彩打破村里的灰色调子。这个集装箱社区活动中心包含四间教室、一间计算机房、一个图书馆、以及一个大型户外运动场。在这里,孩子们从下午4点左右放学到晚6点多父母回家前,有人照顾他们并且传授知识。 集装箱经过改良和装修后,通风和采光都很好,与正常教室无二。“CMC”由美国人何乐发起的爱心会,将来自全球的志愿者通过网络招募来到这里,教这些打工子女英语或计算机。 来自英国的志愿者Jonathon Morris,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课题颇有兴趣,他从网上了解到黑桥“CMC”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希望能给他人带来帮助。 CMC打工子弟爱心学校已经成为黑桥标志性的建筑,并且又非盈利。是这些村子里的孩子们玩耍的“宝地”。不仅仅在此上课的学生来玩,一些还没有正式来此上课的孩子也到此玩耍,家长们对孩子来这里表示很放心。 【29】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堆机密在玉壶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被抓当性奴。洛 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被劳教去。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黑监狱。洛阳亲友如相问,一身残躯在帝都。洛阳亲友如相问,城管打瘫在治疗。洛阳亲友如相问,强拆正在自焚中。洛阳亲友如相问,食品中毒住院中。洛阳亲友如相问,动车车厢掩埋中。  【30】旅行 有没有试过这样,站在月台上,看着停在对面相反方向的火车,忽然有种跳上那辆车的冲动,尽管手里依旧揣着印有目的地的票。逃离,是每个人脑海中都曾闪现的念头吧⋯我喜欢旅行,就像是经历一场人生,无论是否路途遥遥,只要你凝神体会,就一定能够感受到它别致的旋律。(陈芳) http://t.cn/agJcM3 【31】明代建的彩虹桥 @行者孙冕 :达县。明代建的彩虹桥,世界上最美的桥!乌依轮逼呀!现在盖的桥能看吗? 【32】又一颗报废卫星将坠往地球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颗卫星是德国的伦琴天文卫星,重2.4吨,在制导系统出故障后于1999年报废,据信它最早将在10月末坠往地球。德国最初认为它将在重入大气后被完全烧毁,但当局现在称其残骸可能会撞击地球表面,而且其最大碎片将是美国今日坠毁卫星最大碎片的近3倍重。 【33】事实上,许多通常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与这种工作有关的焦虑,或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喷嚏意图 ) 【34】自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喷嚏意图 ) @雪夜冰河 :飞夺泸定桥已被南都深度报道为是假的,是放过去的。因此我又开始怀疑别的英雄。黄继光的胸膛堵得住美军的大口径重机枪?董存瑞就找不到一根棍子?邱少云就能被烧得一动不动?王伟真的开飞机去撞美机?我无意侮辱英雄,你们喜欢制造英雄,反倒让人无法相信英雄;你们太喜欢掩盖真相,也就从此没了真相。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柴静“被失踪”的隐喻与反思

柴静“被失踪”的隐喻与反思 作者:高福生 来源:红网 来源日期:2011-8-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1 0:12:32 阅读量:1725次 近来微博有一个热门话题:央视知名女记者柴静到哪里去了?一时间众说纷纭,甚至引发各种猜测。借着央视一套最近大改版,由柴静和邱启明主持的新节目《看见》前晚正式与观众见面,柴静也在博客上发表博文《道路不易,小步徐行》,申明自己并未在国内任何网站开微博,更没有以“动车记者”的身份注册。(8月9日《华西都市报》) 大多时候是采访报道社会敏感话题、时事热点、话题人物的美女记者柴静,早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些年来,柴静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调查矿难真相,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她曾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曾经一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 然而,细心的网友以现,一向爱通过博客发表独立意见的柴静,从今年5月之后就再没登陆博客更新图文了。“失踪”传闻也由此而生:8月4日,一条用户署名为“柴静”发的一条新浪微博称,她以“动车记者”的名义注册微博,因调查动车事故而可能遇害。随后,此“谣言”通过微博迅即发酵,激起网民的“愤怒”,引发网络大量关注和转载…… 今次,“失踪”的柴静通过央视一套改版后的新节目《看见》、通过博文回归公众视线,称自己“这两三个月,因为准备新节目,改书稿,耍,一直没有更新博客。”关于交代后事调查动车一说,柴静说自己不会写那么悲情的话,其“微博”是他人冒用……从而让微博上盛传她因调查动车事故而“进了局子”、被威胁、微博被封号等骇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窃以为,柴静“被失踪”曝红网络,不仅仅是因为柴静真有一段时间没露面,更重要的是加入了温州动车事故这个特定“酵母”。试想一下,如果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没有那么多让人浮想联翩的事,如果央视或柴静早一点出面辟谣,如果相关网站及时澄清“动车记者”是假柴静,如果网民对柴静的为人处事及新闻采访风格有一个深入全面的了解,还为信以为真、盲目“围观”、接力传播吗? 网络、微博是个好东东,给我们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一不小心”,微博又可以成为“谣言”传播的集散地。尤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打着名人旗号注册的微博,在很多时候更容易误导人的眼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任何时候,我们需要的都是对真相的围观、关注,通过围观、关注去寻找真相,而不是不明就里,听任谣言满天飞。 透过柴静“被失踪”引发的关注和影响力,我们感受到了网友青睐柴静的那份“热度”,也见证了网友求解温州动车事故真相的那份渴求,但更多的则是反思。如何让微博语境下的信息传播既快又真实可信,如何在第一时间终结不实传闻的“信马由缰”,如何擦亮眼镜不让谣言牵着鼻子走,政府有责任,网站有责任,名人(明星)有责任,每个网民也有责任。

宋石男 | 幸运少妇纵横商海廿载 携女儿守身如玉为哪般((微言宋听(7.30-8.5)))

【一周找抽】郎咸平专访郭美美和她妈 郎咸平近日专访郭美美和她妈。郭美美她妈在采访中称,1990年郭美美还没出生时,她在深圳就已有两套房子,几百万现金。她是靠股票起家的。节目中,郎咸平多次主动帮郭家母女澄清王军与红十字会关系。 贾行家:郎咸平老师给人的感觉是包他二十分钟肯定没有包人家那娘俩贵。 三农直通车: 【颁奖词·股神】一个通过穿越时空暴富的女人,在中国股市创造了惊天奇迹:早在1990年,她用1992年开设的股票账户入市,在1991年刚刚建立的中国股市上,赚了几百万的第一桶金,让巴菲特汗颜,让林园羞愧,让大盘乱码,让分析师凌乱,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却深信不疑……她,就是新发现的中国第一股神——郭登峰。 闾丘露薇:这个采访很失败。1.只让对方想说自己要说的话。2.引导痕迹太重。3.没有追问,总是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不过终于看明白了,为何要做这个节目,就是要引导郭美美澄清,帮王军、红十字会澄清,那是王军自己的钱。 在我看来,郎咸平这下子可击败董卿啦,当托儿还是丫在行一点。不过郭美美及其股神妈妈的剧本班子可实在是太烂了,就算从《知音》挖一个编辑过来,起码也能弄个“幸运少妇纵横商海廿载 携女儿守身如玉为哪般”一类的专题,也比现在这个强啊…… 【一周新语】注水中产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按照报告的说法,北京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新京报随即发表社论驳斥说,社科院的2.3亿的数字明显高于现实。以北京为例,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即使达到10万元的家庭,都很难买得起房。特别是在通胀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 【一周风波】砸碑与鬼子进村 两个地方政府近日成为千夫所指。一个是黑龙江省方正县政府,投资数十万元修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碑,富丽堂皇,高大气派。消息传出后,有5名男子组织去往现场,用锤子损坏石碑并往上泼油漆。一个是安徽黄山市黄山区政府,在谭家桥镇一景区开发“鬼子进村”旅游项目。游客有的扮鬼子,有的扮汉奸,还有的扮“花姑娘”。目前该项目已被叫停。 对上述事件的不少批评,都上升到民族情感、中日关系等高度,未免有点上纲上线。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只是地方政府在政绩压力下,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哗众取宠之举,不必过度解读。其实,地方政府的哗众取宠也有可悯之处,在政绩与GDP的压力下,素质本就偏低、脑子本就不太好使偏偏又缺少对历史文化敬畏之心的官员们,为谋出路、求发展,一出手就是雷人的山寨的恶俗的下三路招数,也不奇怪。 需要注意的是,批评纪念碑和“鬼子进村”,千万不要坠入撩拨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陷阱。我生怕人们在对两个地方政府喊打的过程中,喊着喊着就变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鬼子”。这两个事件真的不用过度解读,也不用过度关注,我们应该把视线回到郭美美和她的股神妈妈以及干爹红十字会上,回到723动车事故的调查与问责上,回到真正与公共利益与普世价值密切相关的事件上。 【一周欢乐】湘潭出了个熊兴保 8月3日,湘潭广电局长熊兴保突发微博求助:“有谁能够帮忙提供加拿大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业务联系方式?他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成为电影票房史上最卖座的典范。刚组建的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团正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准备斥巨资在韶山做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想请他做创意策划。请提供,请转发。谢谢了!” 这条欢乐的微博迅速引爆热议。有人打趣说,湖南已经有了阿凡达的哈拉路亚山,看来还差3D毛泽东……还有网友戏谑道,卡梅隆在Twitter回应熊兴保了——“我不拍毛片的”。 【一周鼻酸】地狱 1、“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遇难者郑杭征的妻子王惠,8月5日凌晨发微博说:“终于到家了,老公你可以好好休息了,没有人再来烦你了,也不会有人再拿你威胁我了!是我没用让你被他们欺负!我发誓从现在起我会保护这家,谁再来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就让他们下地狱!” 媒体人王以超跟帖说:“人家早在地狱里混了好多年了。” 2、深蓝NO马英九:令偶最伤感是这句话:小伊伊父亲项余岸生前所在学校的校长致悼词时说,余岸,你走了,带走了你的爱人,把女儿伊伊留在了这个大人都看不懂的世界上…… 3、韩雨亭围观世界:【殉职司机不获遇难者赔偿金】温州动车惨剧遇难者赔偿金加至91万,但殉职司机潘一恒,目前仅获自行投保的人身保险5万多。善后小组指潘是职工,不能享受遇难者赔偿方案。终年39岁的潘一恒是家中独子,也是经济支柱,妻子无工作,儿子仅七岁。潘的父母和妻儿昨到惨剧现场路祭,期间潘母气昏在桥下。 每日经济新闻:【动车事故遇难司机之子画出父亲出事场景】动车司机殉职后,上一年级的儿子翔翔自己猜出了几分。从电视上看了很多新闻,话都不说,一个人躲在房里,不出声,原来在画画,就画爸爸出事的场景。头七祭拜,翔翔哭得满脸是泪。哭完之后,对着祭拜的地方小声问:“你把我爸爸收掉了?” 4、南方都市报:黄伯,82岁,没身份证没户口没法领救济金,因长期患病收入拮据厌世轻生。7月31日凌晨2点,他趁家人熟睡,来到广州一立交桥底,先头撞桥墩,未果,遂捡一块砖头,将一枚水泥钉拍进头部。9点归家,因怕家人知悉真相,编造“遇劫拍钉”谎言。幸及时送医,性命无忧。 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默默吞忍。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从根茎里来却不能回泥土里去,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注满怨恨。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戕害自身。  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  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  一生就是这样在火光中寻找灰烬。  就是这样,用牙齿、用刺,  用一个工具挖掘一生的问题;  用回忆消愁,用前途截断退路,  用春天的枝叶遮住眼中的耻辱。  就是这样,把命运比作淤血,  把挫折当成病,把悲哀的债务还清;  就是这样发闷、发呆、发热,  发出痛哭的叹息并在痛苦中酝酿绝症。  【一周审判】无证电焊工被轻判 8月2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七天公开审理,对“11·15”特大火灾事故相关6起刑事案26名被告人做出一审判决。静安区建交委原主任高伟忠和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经理黄佩信获刑最重,均被判有期徒刑16年。电焊工吴国略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电焊辅助工王永亮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免予刑事处罚。 任何刑罚都不能让亡灵复生,但可以使他们平静。一年前,上海大火中58条生命逝去,一年后,54名事故责任人被处理。当说,较之前同类事故,此次问责与刑罚力度更大,也相对公平。但灾难的处理不能仅仅止于刑罚,我们还应反思如何防患未然,如何用体制内监督消弭官商勾结,又如何依靠公民力量击碎利益黑幕,让正义像太阳一样光辉。  上海大火中的无证电焊工终被轻判,比央视大火中的烟花搬运工幸运。前者的幸运其实来自渐渐成长的公民上街。上街的公民一旦聚集,他们就不会轻易散去。再重施替罪羊式的老招数,恐怕先就不能过上街的公民这一关。所以某种意义上,无证电焊工被轻判并非皇恩浩荡,而是公民的力量、互动的力量。 【一周曝光】又是一个奇迹 新浪财经官方微博称,近期审计署发布的一份审计公报中明确指出,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这些企业屡屡中标铁道部项目。 媒体人赖捷对此赞叹说:又是一个奇迹。 他妈的奇迹。 【一周雷人】你儿子死了,恭喜 广州消防战士姚携炜为救跳轨者而牺牲,增城市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登门慰问其家人,一名政府官员递上慰问金,握着姚携炜父亲的手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姚父愣了半天说不出话。 官员的智商真是给了达尔文进化论一个有力的反驳。时代一直前行,他们的脑子却总在不断的退化中。人家的儿子死了,你还要去恭喜,这不是360度原地旋转着找抽吗? 我很想有机会给这位官员的老爸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或者给这位官员的头头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公务员”。 【一周争议】央视批微博造谣 8月3日,CCTV13套《朝闻天下》批评腾讯微博在723甬温动车事故中,出现造谣讯息,并质疑微博伦理底线何在。 闾丘露薇的回应比较有说服力: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首先要讨论微博的定位,到底是媒体还是虚拟化的社会,一个大茶楼。总不能用对媒体的标准来要求大众。 连岳的俏皮话也不无道理:微博上谣言很多,但它是中国谣言最少的地方。 我还记得人民日报在评钱云会案时就谈及微博谣言,并说:“常识是识破谣言的有效工具。保持常识,人人可以成为智者,人人可以识破谣言”。这话只是部分的真理。常识是识破谣言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信息的自由流通才是。谣言之兴起,多是因为权力控制或试图控制信息。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这黑市缘于管制。要破谣言,须先破信息管制。此外,谣言未必只有负功能。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  【一周恶搞】外交部也卖萌 本周,外交部官方微博发布“淘宝体”招聘启事:“亲,你大学本科毕业不?办公软件使用熟练不?英语交流顺溜不?驾照有木有?快来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招人啦!这是个国际组织,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爱宋慧乔李俊基金贤重RAIN的故乡韩国建立喔~此次招聘研究与规划、公关与外宣人员6名,不包邮哦。”据说发布此条后,该招聘电话立被打爆。 外交部并非国家机关中第一个卖萌的,以前我在微言宋听专栏中就提到过上海公安微博“淘宝体”网上追逃。对官方机构的萌态,我不厌恶,但也无好感。因为无关痛痒。什么时候官方机构能发这样一条“淘宝体”微博,我就赞了:“交税应该用支付宝!!政绩出来了再确认支付!!!好评差评看个心情!!不给老百姓办事就TMD申请退款!!!!官员跟在屁股后面说:亲给好评呀亲!!!!亲,选我吧,包为人民服务的亲!!!!亲政绩做出了!!!请查收亲!!!” 【一周比较】中美差距 中国也有机会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了一份各国“带薪假期”时间长短的排行榜。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登上排行榜,巴西和立陶宛以41天位居榜首,而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则分列最后两位,美国以25天位居倒数第二,中国排最后一位。 当然更多时候中国和美国还是站得远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另据报道,美国大选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算,9000亿人民币大约可选46.63次,四年一选,可选187年。 【一周段子】红旗 1、左小祖咒:有个老外走在中国街上,没注意脚下,结果掉入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爬出来后此君怒斥:“你们中国太差了,在我们美国,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地方都会插一根小红旗警示大家!”城管大哥一句话就让此老外哑口无言:“你丫过海关的时候没看见红旗吗?(via @才女静姐 ) 2、不在路上:故宫被指私自拍卖五件宋代书札。谢天谢地,又有五件文物安全了。 【一周告别】哈利波特 本周哈利波特大结局在中国大陆首映。十年时间,陪伴很多人长大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版终于完结。 一位网友为此写了首诗,改自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离愁是一个阿瓦达索命咒,哈利在这头,詹姆和莉莉在那头;长大后,离愁是一帘黑色的帷幕,哈利在外头,小天狼星在里头;后来啊,离愁是一方白色的坟墓,哈利在外头,邓布利多在里头;而现在,离愁是一盆银色的记忆,哈利在外头,西弗勒斯在里头。” 再见,霍格沃茨!再见,青春! ————————————微博中国舆情,尽在微言宋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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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公消费”花掉美国390年大选钱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60%。”   触目惊心,感慨万千啊!   记得年轻时,政治课教师向我们数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民主制度几年一次大选,闹哄哄的,花钱无数,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无疑这也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不搞民主的代价又有多大呢?   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现代民主制度国家,由于对各级财政支出有充分的民主监督程序,‘三公消费’支出几乎是不存在的。公款消费大概只限于国宴和其他特别隆重的外事场合、而且数量相当有限。一般的政府人员多半没有请客一说,如果有,自己掏腰包,哪里像国内,上到中央部委,下到省、市、区、县、乡,乃至村委会,只要挨着公款,无不找各种借口大吃大喝,甚者则按摩“休闲”也开票报销;再看公车消费,前些日看过一则报道,说日本东京都只有知事一人有权享受公车,其余公务人员上下班自己解决。估计欧美情况也不会相差太大。反观神州,失语;至于公费出国,西方更是只有国事和重要外事活动才发生支出,而我们的中央地方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国考察、调查、招商、招聘,走遍了世界各地。去年我在国外听到一则真实的笑话,说一家牧场老板人好商量,同意让他的牧场成为中国考察官员的考察对象,没料到各种“考察目的”的中国官员(考察农业、牧业、设备、环保、现代化、管理、行政、税收、规划、科技、甚至教育,等等)络绎不绝地来到她的牧场(当然,晃几下就走),以至于这位醇厚的牧场主自嘲说:连他的奶牛都认得来自中国的官员了。   不搞民主代价是多少?按王锡锌提供的数字,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就要19000亿!   再看看美国大选需要花多少钱。美国最近一次大选是在2008年。根据2008年1月16日来源于解放网—新闻晚报题为《最贵选举再创历史新高 2008大选烧钱30亿美元?》的消息称:“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人选尚且悬而未决,但有一件事已经毫无疑问,那就是此次选举将会成为历史上费用最高的一次大选。人们普遍估计,今年选举耗资将达10亿美元,而《财富》杂志最近更是将这一数字拔高到了30亿美元”。当年究竟多少暂未查到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大选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数,换言之,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肯定不到30亿美元。   即使按30亿算,19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由于美国总统每四年才选一次,所以,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相当于390年的美国大选费用!   要知道,19000亿的“三公”支出仅仅只是政府部门一年的浪费,还没有包括各级政府人员国内考察、会务、“红色旅游”的费用,还没有包括政府人员从企业占取的吃喝和海内外“考察”旅游的费用,还没有包括潜逃海外的大量贪官携带走的亿万钱财,还没有包括许迈永、许宗衡家里搜出来的千万、亿万,也没有包括王迈永、李宗衡家里“还没有搜出来”的多少个“千万、亿万”,更没有包括王迈永、李宗衡因为要拿这“千万、亿万”而用权力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让渡出去给不法商人的更多的“千万、亿万”(否则谁会行贿给他钱)。   我们摒弃了“闹哄哄”的现代民主制度,省掉了四年一次的大选,是的,我们确实可以(每四年)省下30亿美元,但是,就算看看上面的金钱数字,   天晓得,我们的代价是多少?

中国报道周刊 |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國GDP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國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2010年,中國GDP增长了10.3%.但中國财政部数据却显示,2010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1.3%,其中税收收入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对比近10年来中國税收和GDP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國税收再以两倍于GDP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中國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國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國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中國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其中,2007年和2009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31.5%、30.9%.不久前,中國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2010年中國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34.5%.“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中國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34.5%”。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國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國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国富民穷。根据中國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 陈志武 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國税率之高。2010年,中國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合1.262万亿美元,GDP是6.475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6万亿美元,GDP为14.52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國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79%,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國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國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n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國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GDP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國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國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國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2008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國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社会矛盾激化。中國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國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國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2003年是五万多起,2005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國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65%养全国7500万”吃财政饭”的人,官民比例高达1:1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2010年的《新闻1+1》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國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國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國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國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鎮壓,维稳。《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13.66%(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89720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國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國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國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45%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國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1911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0) 请为中产减负 (0) 血色税收 (9) 老婆,快出来看发改委 (0) 美国的收入所得税 (0) 纳税的重担 (0)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0) 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3) 穷人存钱,富人借钱——利息税成穷人税 (1) 税收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7)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0) 税不可漏,富不必仇 (0) 税·义务与权利 (1) 政府“征税意识”再思考 (0) 收取“呼吸税”简直是“谋财害命” (11) 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1) 实施新税法,国家财政每年减收千亿元吗? (4)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12) 减负,想说爱你不容易 (0) 减税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前提 (0) 减税才是最好最直接的加薪 (4) 减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4) 全球税,抑或地区税 (0) 低廉的著作权,沉重的稿酬税 (0) 为什么我们的后脖子总是有凉风 (0) 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8) 中产万税 (0) 个税征收严重“缺位”的思考 (0) 三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0)

信力建 |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国GDP 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国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 2010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10.3% 。但中国财政部数据却显示, 2010 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1.3% ,其中税收收入 73202 亿元,同比增长 23% 。对比近 10 年来中国税收和 GDP 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税收再以两倍于 GDP 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 ,中国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 GDP 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 》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 1998 年的 1.73 万亿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10.8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也从 1998 年的 20.4% 上升到 2009 年的 32.2% 。其中, 2007 年和 2009 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 31.5% 、 30.9%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 2010 年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 34.5%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 13% 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 23% 左右,高收入国家是 30% 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 34.5% ”。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国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 ,国富民穷。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 99 %的民众; GDP  的 1/3  是腐败成本,被 1% 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 陈志武 教授分析: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5.7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 1.4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 1.2 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国税率之高。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是 83080 亿元,合 1.262 万亿美元, GDP 是 6.475 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 1.6 万亿美元, GDP 为 14.52 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 79% ,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 GDP 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 n 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 ,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国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 2008 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 ,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 GDP 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 2003 年是五万多起, 2005 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 GDP 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 65 %养全国 7500 万 " 吃财政饭 " 的人,官民比例高达 1 :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 2010 年的《新闻 1+1 》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 9000 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 2010 年,西南五省大旱 6 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 1.6 亿,并号召捐款; 2010 年,江西特大暴雨 22 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 60 万人民币; 2010 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 1600 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 ,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国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镇压,维稳。《财经》杂志 2011 年第 11 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 2011 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21 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 6011.56 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 13.66% ( 2011 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 89720 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国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国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 12% 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 45% 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 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财新网 | 法治进程中的新闻专业主义

时间: 2011年4月6日 地点: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主持人: 胡舒立、Paul Gewirtz 参与人: David McCraw、Richard Winfield、Charles Lane、 Laura Handman、 江平、王锡锌、展江、徐迅、王松苗、富敏荣 当今世界,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高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内容更多、参与的人更广泛。传统媒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新闻传播快速和准确的取舍,报道自由和隐私保护的界限,信息自由传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等,在新媒体时代都被放大了。这对于传统的传媒法律制度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011年4月6日,财新传媒和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共同举办研讨会,邀请中美法学家、资深媒体人士和资深媒体律师共同探讨,旨在更好地推进新闻法治,亦即通过法治更好地维护信息的自由传播。 由于环境差异,中美两国媒体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异。美国媒体更加关注媒体和被报道一方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问题,而中国媒体面临的更大挑战则是如何应对来自政府的管制。 尽管如此,有一些原则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比如媒体应当积极使用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法律应当赋予新闻更大更自由的报道空间。对于新闻法治尚在艰难构建中的中国来讲,域外经验不无借鉴意义。 ——编者 保密还是公开 Paul Gewirtz(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媒体在当代社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至少发挥着三大作用: 第一,媒体有向社会提供信息的职责,这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能够让人们见多识广; 第二,媒体可以向政府官员提供信息。有时候,政府高层对其下属的所做所为以及社会当中的事务并不清楚; 第三,媒体可以报道政府的行为。对于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媒体有监督和制衡的职责。 当媒体报道法律事务或者是体制相关问题时,会综合发挥上述三大作用。媒体应当向社会传达法律以及法治的相关信息,这样才能在社会创造一种法律文化。 媒体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展开新闻报道,也可以把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武器。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利用: 首先,法律可以保护媒体和媒体人。如果法律的规定非常合理,有充分的平衡,在涉及诽谤案件时,就能保障媒体和媒体人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正当地执行上述三个职能。如果涉及诽谤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和狭窄,媒体就会受到限制,无法对社会做出贡献。 其次,法律的规定可以直接影响和支持新闻的传播和记者的工作。譬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以及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的记者也可以像美国的同行一样,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尽可能获得精确的信息,做好自己的报道工作。 David McCraw(纽约时报集团副总法律顾问): 美国有一个“间谍法案”,其规定,如果有人蓄意泄露了国家的机密或者保密信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法案的规定非常宽泛,而且主要针对政府的雇员和公务员。美国现在还在讨论这个法案是否适用于新闻媒体。比较有利的是,这个法案出台已经八九十年了,至今没有一个案例适用过媒体。 美国法律如何帮助记者获得政府的信息?联邦政府层面有一个《信息自由法案》,它管辖了除法院和议会之外的政府机构;每个州也有自己的信息公开法案,管辖的是州以及地方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首先规定的是政府的所有信息都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获得这些信息,除非政府可以提供法律证据证明某些信息不应公开。 在联邦和各州的“信息自由法案”中,都列出一些非常简明的事由清单,包括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以及正在进行的执法或法律调查的相关信息,政府可以不公开。 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或记者,申请公开某个政府文件,除非依据清单上列明的理由,否则,政府不得拒绝公开。如果申请人对政府拒绝公开的决定不满意,还可以向该机构直接提交行政申诉。如果该机构的主管受理了申诉,仍然决定不予公开,申请人还可以到法院打官司,要求法官做出裁决。 举个有关美国国防部的例子。当时,美国在伊拉克打仗,公众对这个战争并不是很支持,所以国防部邀请一些已经退役的将军到电视上为这场战争说好话,希望能够赢得公众支持。我们向国防部申请公开他们与这些人会晤的相关信息,国防部不愿意公开。我们不满意,就到法院去起诉他们,结果胜诉,国防部不得不把数万页会晤的信息材料和一些现场会议的录像给我们。在录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防部部长告诉他们应该说哪些好话。这篇报道的记者因此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还有一个火车事故的报道。我们的记者认为,联邦政府所有的美国火车公司Amtrak掩盖了许多铁路事故的数据,因此申请联邦政府提供相应的信息。联邦政府提供了一个清单,列明了政府的铁路机构在事故之后和受害者进行和解的案件。记者又去搜寻和申请公开了当地法院的相关案件的卷宗,发现在许多案件当中,铁路公司都存在着不遵守安全规程,或轨道、铁路系统维护不当最终导致事故的行为,而且还存在隐瞒和掩盖事实的情况。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报道价值的新闻素材,它证明政府机构滥用了自己的权力,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导致许多伤亡。 这就是美国当初制定《信息自由法案》的初衷。公民有权监督政府的工作,而且有权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武器获得相应的信息,来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看看政府是不是行为不当。 《信息自由法案》在美国受到公民、记者广泛的批评,他们觉得这法案没有有效地帮助公民迅速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信息。政府经常拒绝公开,有时候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公开,甚至故意拖延。为了更好地执行这部法律,2007年,美国国会对它做了两项重大修订。一是在联邦层面设置一个联邦督察员的职位,帮助公民得到他们所寻找的信息。另一个是要求所有政府机构每年都要汇报本年度信息公开的实行情况。此后,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成绩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公开力度不够,就会被公示。 这个法案对法院系统没有管辖权。但是,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获得法院审判的相关信息。所以,法院的信息公开是由宪法来保障的。当然,法院对于某些信息有权保密,当事人也有权要求保密。但他们要承担举证责任,去证明该信息保密是因为要保护更加重大的利益。 最近,《纽约时报》参与了一个申请公开的案例。我们要求法院公示麦道夫案件有关审判的卷宗。有些卷宗被加密封存,不公开的理由是一些当事人,觉得自己卷入骗局当中非常尴尬。但是,我们认为,避免自己遭受尴尬和羞辱,不是正当合理的保密理由。法院赞同我们的意见,把相关的信息公开了,这能使公众更好地了解麦道夫的骗局。 必须让司法系统的文件或者信息公开,这样公众才能去监督法院,才能保证司法体系的公正和公平。如果司法系统的文件都是保密的,而且庭审的相关信息也是保密的话,公众就无从监督他们。 作为律师,我协助记者获得必要信息的时候,协助方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打电话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把相应的信息提供给记者。在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会积极配合,同意公布记者索要的信息,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手头有两个诉讼案件,一个是针对纽约市的警察部门,一个是针对联邦调查局(FBI)。在这两个案件中,记者希望获得有关犯罪的数据。但是,这两个政府部门都拒绝提供。根据法律,有关犯罪数据的信息应该对公众开放,为此我们提起了诉讼。 Richard Winfield(前美联社总法律顾问): 美国政府有一个法律武器,即向法院申请禁止令,禁止发布或出版某些信息。在“五角大楼案”中,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华盛顿邮报》跟政府打官司。当时,美国在越战当中的伤亡达到60000人,媒体发布了五角大楼文件,就是美国越战47卷的历史文书。文书上面盖有保密章。有一位参与研究该文件的反战人士,把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对文件展开调查,发现政府蓄意误导民众。 《纽约时报》听取法律顾问的建议后,发布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政府没有按照“间谍法”来起诉《纽约时报》,而是去了联邦地方法院,申请法院发一个禁止令,禁止《纽约时报》出版后续报道,《纽约时报》就范了。 这个线人又把材料给了《华盛顿邮报》,一共约4000页。《华盛顿邮报》首先找到律师事务所,询问针对《纽约时报》的禁止令对《华盛顿邮报》是否有效,如果发布信息,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告诉他们放心,如果遭遇政府起诉,我们会代理他们去跟政府打官司。 正如他们所料,《华盛顿邮报》发布了这些信息,政府就把他们告到了法院,联邦地方法院也给他们发布了禁止令。后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从地方法院受理案件到最高法院,一共只走了15天的程序。 在美国的法律历史当中,地方法院向媒体发禁止令,是史无前例的。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战时发布了一些战舰出港航行的时间,政府才有权禁止出版相关信息。虽然五角大楼案件发生时仍然被认为是战时,但是,我们向法院提出辩护说,这些五角大楼的文书是历史文件,早已过去。 当我们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政府的律师要求把这个地方法院发出的禁止令转变成永久有效。我们提出意见,如果最高法院按照政府的意见判决,就会出现非常危险的判例,而且这个判例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况且政府也没有办法证明不禁止我们这么做会导致严重的不可恢复的损失和伤害。政府惟一能证明的就是我们披露的这些信息,导致当时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名誉扫地。 1971年6月,最高法院以6比3表决裁定,美国政府没能充分承担起举证责任义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没能证明这一系列的报道产生了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伤害。为此,禁止令被取消了,美国的媒体得以继续出版。 这个案例在“维基解密案”当中也是被政府律师所参考的,申请禁止《纽约时报》发布维基解密文件是没有希望的。这是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给予人们表达权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也保护了美国人民的知情权,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政府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 Laura Handman(美国戴维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谈谈两个参与的案例,也就是“维基解密案”和“脸谱(Facebook)案”。媒体也许有犯错误的时候,但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则,尽管有时候言论有可能会带来伤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自由。 关于“维基解密案”,当时在维基解密网上刊登出瑞士一家银行的一份银行账号,正是那家瑞士银行的一位前职员把这个信息放在这家网站上。这家银行告到法院,希望颁布禁止令,禁止这个网站继续持有有关银行账户的信息。但是,维基不是实体或者法人,所以没有出庭应诉。银行要求美国的域名提供商清除这个域名,使该网站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不仅相关的文件我们再也看不到了,那个泄密的网站也都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代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机构作为法庭之友(编者注: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但是能够给法院出具备忘录支持诉讼当事人某一方)提出,关闭网站有违“五角大楼案”中确定的原则,虽然在公众利益层面上银行的信息跟五角大楼案件或者外交的文件还不是一码事,但是最后,法院同意了我们的看法,认为通过消除域名从而使整个维基网站消失的做法过于扩大化。 更新一点的案例,跟脸谱公司(Facebook)的创始人争议有关。在这起诉讼案件当中,很多文件都是秘密提交的,法院宣告它们不可以公开。我们代理的一个杂志的记者问法院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看那些文件。这个工作人员就把几箱子的文件搬出来给他看,其中就包括法院要求保密的那些文件。记者在法院工作人员的面前搜寻和复制那些文件,整个过程花了四天,很显然,那名法院工作人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位记者就此案写出一篇文章,而且还把法院要求必须保密的文件也上传到了网站上,跟他写的文章贴在一起,让读者了解其中的情况。脸谱公司(Facebook)为此非常慌乱,要求法院删除那些保密的信息。 但是,法院却不同意脸谱公司(Facebook)的请求,认为这些文件应该公之于众,能够把信息传达给读者,从而让读者能够对诉讼有一个更客观真切的认识。 说到美国的“间谍法”,举一个最新案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一名前员工刚被起诉,因为他私自保留了一些应该被保密的文件。但是,奥巴马政府没有决定起诉那名跟该员工一起合作的记者,尽管他写出来的报道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秘密。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没有哪一个政府机关或者政府官员,愿意或喜欢去公开信息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从美方专家的介绍里面,我们看到,要使这些对公众有某种利益关系的信息得以公开,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是活跃而且自由的媒体,第二是强有力的法院。媒体始终有动力去探知那些公众关注的信息。如果掌握信息的政府机构不愿意去公开,应当有一个途径和机构让政府公开这些信息。 在中国,总体来讲,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帮助媒体实现这个目标,目前还是非常有限的。但反过来,媒体的努力可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发展。 David McCraw所谈到的关于政府信息的基本假定,即政府的信息是属于民众的,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和理由,都应该对民众公开。这样的原则在中国的政策和法律层面上也有清晰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很难兑现。不过,中国的媒体在将来肯定可以充分地利用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来促进媒体对一些核心信息的了解。 富敏荣(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与美国同仁刚才介绍的相比,中国的媒体不会去告政府主管部门,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我代理过《解放日报》记者马骋告上海市规划局要求信息公开的案件。但是,原告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公民的身份起诉,所以,在中国还没有记者因采访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令人震惊,一年三公消费竟达19000亿

2009经济危机,中国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高达 19000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出现惊人的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高19000亿元。在目前经济危机的严重局势下,央视披露的这一数字,让网友大感震惊!     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60%。”     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497391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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