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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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社区 | 农村养老 一个沉重的话题

前段时间回了一趟甘肃老家,耳闻目睹了村里的老人们晚年的生活,又激起了我想要写写他们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因为他们的养老问题由来已久。 还没回村的时候家里人就告诉我说四伯母生病住院了,就是我在《悄悄问朋友……》一文中提到的养了一头牛的四伯母,是我的堂伯母。她病得很重,差点救不过来了。...

凤凰知道 | 贵州山村到底穷到什么程度?

据新华社报道,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当地人讲述,1个月前,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 孩子们最终因为什么服下毒药,还没有结论,但贫穷、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一定长期折磨着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不仅仅是留守问题。在贵州山村,贫穷的阴影一直存在,这里的贫穷可以轻易震撼外来者,可以击垮最坚韧的心。 ●难以想象,痛彻入心的事实 2012年11月19日,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名流浪儿童被发现死于一处垃圾箱内。据警方调查,5个小孩来自七星关区插枪岩村,系躲进垃圾箱避寒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他们平日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家里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5 个孩子中有4人没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两起惨案,9个孩子,他们都在穷困中挣扎,都经历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状态,就像一颗颗胡乱生长的野草。 很多人难以想象在中国还有如此困苦的群体,如此悲哀的现实。四川省政协委员樊建川在网上说:“……难以想象,痛彻入心。” ●贵州山村的“穷”惊着了其他从农村出来的人 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毕节市辖7县、1区、1管委会、1新区、98个镇 、146个乡。 毕节下属农村,村民生活大多贫困。大方县是贵州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大方县有个叫狗吊岩的地方,2004年2月19号,《南京日报》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这里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食物也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汤。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1997年,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这几乎成为人们用以说明贵州农村穷困至极的一个样板案例。 毕节很穷,那么贵州的其他县镇呢? 2010年3月,西南大旱,记者彭远文去了贵州贞丰县沙坪乡者砍村。者砍村是个布依族的自然村寨,有村民2236人,其中享受低保的就有602人。多年来,者砍村到3、4月就有人断粮。村里用水也很困难,全村没有一处水井,挑水近的走40分钟,但一天只能渗出7桶水,远的来回得走三个小时。 在者砍村,彭远文遇到了三个月前才从浙江打工回来的罗首贵。“罗首贵打开橱柜门给我看,里面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和两棵白菜,这是他家现在所有的粮食储备。地上架着一口锅,残余着一小碗白菜汤。一个大缸里倒是有大半缸水,那是乡里面送来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罗首贵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另一位村民王丰良的奶奶前天中午逝世了,那时候他家一粒米都没有,兜里只有五块钱。村干部带着他去乡上申请救济,带回来了两百斤大米和两百块钱,至于给奶奶买棺材的650元还欠着呢。我去他家的时候看见门口躺着一棵刚砍倒的大树,那是准备过几天下葬的时候请亲戚吃饭做柴火用的。” 彭远文说,村人的贫穷让他这个四川农村出来的人都受到了惊吓。 ●贵州的穷和贵州的富 在人们眼中,贵州一直是贫穷的“样板店”。 这个以茅台酒、老干妈而闻名的地方,因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景象,而且,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 据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离休干部回忆,1983年,全国人大民委研究室主任史筠去贵州调研,发现贵州有些地方少数民族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人才穿。后来史筠将贵州的情况写书面汇报附上照片报送中央。不久,胡耀邦把这个报告批给贵州省委书记,要他们重视解决,中央还拨了专款。 80年代,胡耀邦去了贵州3次,视察了贵州诸多贫困县的区乡。1984年1月7日,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说:“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 这么多年过去了,贵州经济依然在全国长期挂末。1978年,贵州人均GDP只有175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2%;2001年,贵州人均GDP在全国垫底,只有2895元人民币,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12.9倍。2013年,贵州省人均GDP为22981.60元,位列全国所有省市最末位。2014年贵州人均GDP为2.64万元,排名第30位,仅高于甘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但并不是所有贵州人都是“干人”。正如毕节下属山村的贫穷,和毕节市的富裕可以毫不违和地同时存在。2012年,曾有记者探访毕节市,认为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中随处可见正在开工的楼盘。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 2005年,“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中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长期以来,贵州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悬殊过大。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01年,贵州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1.0,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0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比较贵州和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发现,2001年贵州的农村总体上还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城镇居民已经进入小康,接近富裕水平。 直到2012年,贵州仍然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这一年,贵州省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4.61%,比城镇高出4.91个百分点。 您可能也喜欢: 【图悦第七十六期】雪乡晨韵 【图悦第六十一期】山村晨雾 不知所措的时候,坚持的就是对的 @勿怪幸:如何防治乳腺癌 博海拾贝1106期今天怎~么不开心? 无觅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博海拾贝 » 贵州山村到底穷到什么程度?

宋石男 | 留守儿童: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昨晚从十点半写到十二点,心情很不好,半夜才睡着。还梦见了那些孩子。 留守儿童: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感到悲伤,并为自己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不曾为他们做过什么而羞愧。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 毕节似乎是儿童被诅咒之地。...

爱思想|秦晖:“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一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16.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南方周末 | 两个人的村庄

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和大变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中,作为新城市人输出的起点,当今乡村社会从外观到内里都处于巨大的嬗变之中。南方周末记者走进四川达县一个只剩两位老人留守的村子,管窥时代洪流中乡村的变迁、坚守和希望。

美国之音 | 中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严重

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再度凸显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而农村的人口老化程度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人口老化* 中国国务院在日前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预测,未来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由目前的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860万人。 而中国政府正在组织进行的国家应对人口老化战略研究则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15.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滞后以及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未富先老”的问题更加突出。 他说:“主要是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或者移居城市,农村只剩下空巢老人,或者是老弱病残在农村务农。” 中国老年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老龄化问题论坛会上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农村留守老人达4千万,占农村老年人口近四成。 *扩大社会投资* 中国国务院在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将开放老龄产业列为政策选项之一。这份报告建议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老龄产业,并引导老年人合理消费,培植老年用品消费市场。 这份报告同时提出了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呼吁加大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 北京理工大学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胡星斗教授说,和基础设施投资相比,中国在老龄社会福利领域的投资目前仍然严重缺失,吸引社会资金是必然之举。 但胡星斗认为,农村地区的“银发产业”利润低、风险高。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则很难自行发展。 他说:“比如,很多人提出要去搞老龄产业的,要去盖老人公寓的,他往往都是要求政府要拿出一块地,让他有一半地来开发成商品房,一半用来盖老人公寓。如果你不让企业家赚钱,而只是让他去投资公益事业,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翟振武教授不久前接受《广州日报》采访的时候指出,被称为人口红利的充足劳动力供应在中国还可以持续15到20年左右。 *全面看待人口红利减少* 胡星斗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来说不尽然是件坏事。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人口老化有助于催化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他说:“过去我们存在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这对于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有好处的。不过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整体人口的平均年龄过高,社会养老的财政负担的确会更加沉重。” 最近有多位学者呼吁,鉴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得到控制,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对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作出调整,以此作为缓解老龄化的另一个政策选项。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9月底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更尖锐地指出,“一胎化”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短期来看是“杀鸡取卵”;长远来看,则无异于“自毁长城”。 *退出一胎化政策须审慎评估* 不过,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一胎化政策的种种弊病不能掩盖中国目前人多资源少的现实。中国人口政策的任何调整都必须慎之又慎。 他说:“我们中国的问题还是人口太多,而不是人口太少。一个国家,它的国土应该承载多少人口,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中国这块国土,人口达到高峰的时候是15亿、16亿左右。我们已经是非常拥挤了。”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国务院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中还提出,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和职业院校应增加教育投资,加快培养老龄产业的从业人员。

勿忘关心农村“留守男”

  如今,说起农村的留守群体,人们通常关心的是留守孩子、留守妇女,或者留守老人。其实,还有一个“留守男”群体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则往往被忽视了。   所谓“留守男”,一般是指妻子中长期(半年以上)离家进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丈夫却留守家庭,肩负起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之为“留守男”。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加速,政府优惠农民工新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外出打工群体,也由原来的以男性为主,逐步发展到夫妻同时外出打工。但是,有一些男性文化不高、身体不佳不宜外出,只好让妻子出外打工挣钱;也有因心理素质因素,不愿意外出闯荡;还有当地农业生产重任妇女难以承担,且父母或子女必须留人照顾。如某村地形都是梯田,必须靠人力耕作,犁田耙地挑草头女人弄不动,女的只好大多外出工作。据初步统计,该村中长期在外省打工的560人中,女性占80%以上,已结婚出去打工的妇女也有130多人,而男的仅几十人。绝大多数男人都窝在家里,故被人戏称为“男人村”。   “留守男”与“留守妇女”一样,同样有着“三重”(体力劳动重、抚养任务重、精神负担重)、“二少”(社会活动少、夫妻见面少)现象。一位“留守男”感叹:“女人走后,二个伢都留在家里,我是既忙里又忙外,既当爹又当妈,做饭洗衣服带孩子,过去这都是女人的事,如今全让我摊上了;伢们一生病,急得更没法子了,看来,“留守男”心理似乎更脆弱。如果长此以往,不仅直接影响农业正常生产,也不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要切实解决“留守男”的现实问题,靠政府、社会和农民共同努力。政府和社会应加快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和制度建设,加快公租房建设,让进城农民工家属也能居有其屋;逐步推行农民工带薪休假制度,给外出农民工带薪探亲权。农村基层组织,要根据农村“留守男”的特点,采取帮扶、关爱、疏导、管理的措施,对心理压力过大者,要及时予以有效的疏导;乡村妇联要多和“留守男”的外出打工妻子联系,促进夫妻多相聚多交流,以缓解“留守男”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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