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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之高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能过得去的,没听说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 朝鲜战争期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烂炸,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19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被收回去了。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 展。到今天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引蛇出洞”的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保证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 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四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 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近” 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等就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 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 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2500亿人民币。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中国每年9%的增长,还不够这些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处,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经济沙皇“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于伪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托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不算太坏。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净亏280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在这样巨大的代价下发展,中国经济有希望么?没有。如果有,也是暂时的、昙花一现式的美丽,破灭之后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楚。庞大的国家债务,那行将崩溃的银行体系,岌岌可危的金融系统,这些严重掩盖的后果一旦爆发出来,将会使中国再一次混乱混乱和灾难。如果听之任之,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经济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困境。当人们从那些虚幻的数字中醒来,从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的灾难中醒来,他们发现中国丧失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没有了。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那因过度开采而造成的地面沉降,无时无刻不在敲响着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警钟。中国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这样发展只能会把中国带进深渊。    总结: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究其原因是政策失误和一次次运动及自身的贪污腐败把中国搞穷的。如果让美国这么折腾,美国也穷。有人说,毕竟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都比以前好了。要知道正是改革了,政府把以前对经济的种种限制给取消了,老百姓能干点事了,所以经济发展了。这根本不是他的功劳,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是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先消灭了私有经济,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然后恢复它,就成功臣了?殊不知它才是一次次错误的制造者,如果不是犯那么多错误,中国早就发展了。……    面对这些,老百姓们无能以对。他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默默承受。。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白衬衫

白衬衫 | 九大著名知青人物的沉浮人生

建国后持续数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影响1000多万知识青年人生命运的大事,成千上万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听从伟大领袖号召,奔赴全国广大老少边穷农牧地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汗水。这九位人物正是当年千万知青中引人注目的名人,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他们成为典型,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时代沉浮,在时代变迁中走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人生之路。 邢燕子:永远飞翔在广阔天地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的她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邢燕子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邢燕子作为先进分子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生前5次、周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侯隽:窦家桥的“特别姑娘”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她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吕根泽:知青里的农业专家 吕根泽,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海兰村农民,是上世纪5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典型代表,曾被选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他作为中国农村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维也纳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农学专业知识提高沤肥质量,1963年全队400亩水田施用这种肥料,产量大幅度提高。他曾被聘任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邀助理研究员。196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农安县耕读大学副校长,后来调到长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 董加耕:义无反顾当农民 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1961年5月,高中毕业的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人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十年文革期间,董加耕经历了非凡的人生岁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给董加耕落实了相关政策。2005年,经上级批准,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07年6月8日,董加耕事迹展览建成开放,董加耕事迹展览位于盐都区博物馆内,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用董加耕20世纪60年代务农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以及老照片、信函、全国各级媒体报道及音像资料等等。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 朱克家:22岁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知识青年。曾任大卡大队人民教师。1971年3月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起至1977年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6年11月起在云南省昆明市被隔离审查。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79年3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一号井掘进队、洗煤厂工人。1987年8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工会电视差转台职工。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矿恩洪大厦经理。朱克家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铁生:“反潮流”的另类“白卷英雄”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作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文革后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1976年10月,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获释,从事经商活动,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2012年,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禾丰牧业”)发布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时的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即为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他也是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 柴春泽:投身农村的“革命小将” 柴春泽,1952年2月出生,河北省青龙县人。曾任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他给父亲的复信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场知识青年学习柴春泽运动由此引发。柴春泽一时间成全国知青中的典范。 1975年起,柴春泽参与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工作。 1975年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赴日本进行旨在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缔结的友好访问。1976年12月,因受“四人帮”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1979年获释。1980年9月25日,中共翁牛特旗委发出(1980)67号文件决定恢复其党籍,同年经原昭乌达盟盟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其招工到辽河工程局。1981年1月1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关于对柴春泽同志的平反决书》,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决定其调赤峰电大工作。 1987年以来,柴春泽长期从事电大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先后担任过30个班的班主任工作。由其直接培训的学生达1200人。现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专职班主任、思政助理研究员、柴春泽联盟网总裁。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把柴春泽作为偶像,但柴春泽仍对那段知青岁月仍无法忘情。“柴春泽联盟网”是他倾心耕耘的精神家园,被称为“知青朋友的家”,那里有他们一代人的苦难与救赎。柴春泽虽然利用互联网聚集了一群知青,但他的角色只是这个平台的提供者。 赵耘:与董加耕齐名的“南耕北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曾影响了一代人。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革命老区,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这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7年夏,赵耘即将初中毕业。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说服家人和老师,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结果终于如愿以偿。8月22日,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天津市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后来,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了38年。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赵耘因突出的表现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与毛主席合影;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 1975年,赵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耘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从1966年起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赵耘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额已爬上了标志岁月沧桑的皱纹,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 丁惠民:知青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第一人 丁惠民(左图左边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之后,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成为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总指挥。12月,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终于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知青返城后,丁惠民现居重庆。。 本文选自《水煮百年》作者:刘乐水 -----白衬衫

白衬衫 | 大饥荒记忆:部分基层干部拿食物诱奸妇女

三年困难那时候,有个实际存在的笑话,一个村干部把一碗饭和一个少女让一个社员挑选,只准选一,这个社员毫不犹豫地选一碗饭,宁可不要女人,可见当时的饥饿程度。到了城里,这种故事一样很多。鄙人所在的猪巿大街住处的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宿舍门前堆放的大水泥管子里就曾揪出过一些男女。据说,代价极低,有时就是几把瓜子。低吗?那时穷得挖野菜吃豆腐渣变质的机米。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把瓜子。操!一年不吃瓜子,就为了一回x。值不值?    《百岁老人回忆录》作者烈华曾经讲述了发生在他家乡陕西西乡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村支书搞了一个姓刘的20多岁小媳妇,是因为小媳妇跟婆婆为了分家后的一棵门庄树的归属闹矛盾,他去给解决,把那一棵可以做房梁的门口香椿树,判给了小媳妇。小媳妇为了感谢他,留他吃午饭,饭后把丈夫支走,用自己的肉体感谢了他一番。后来他让第八小队队长给小媳妇另外划拨了一块自留地。还把那个丈夫派出去修铁路,以方便他们来往。但是他说,后来有些黄花闺女也乐意让他搞,他就跟姓刘的小媳妇断了。他做爱的地点也是五花八门,体位更是多种多样。    别小瞧这个把馒头瓜子一棵香椿树等等,有这闲粮零食的多少也有点小权力,不是村长就是书记。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特权?新华社前髙级记者杨继绳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基层食堂已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基地,粮食、大饼、肉、鱼,老百姓都看不见的,他们都多吃多占。基层的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当时有很多顺口溜,叫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管理员也是有特权的,甚至于队长拿着饼引诱妇女、强奸妇女的有很多,给她块饼,跟她睡觉。这样的事情很多,因为都饿得不行了。基层的干部当然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比如甘肃省委书记xxx,他到外地去考察不吃农民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饭店的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啊。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饭店,相当于现在的五星级,相当于最好的饭店给你做饭。高级干部中我们知道xxx,因为看的档案上有。其他各省都有这种情况。只要有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嘛。他有绝对权力,可以说一不二,只要有人提出反对,马上就对他打击报复,置于死地。    xxx,中共八大候补委员。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好心对xxx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xxx打肿脸充胖子,驳斥张德生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    1960年12月xxx被免职,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xx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xxx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如此一来,xxx和革委会失之交臂。    文革后期有人提出为xxx平反,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洗xx马上表态,给他平反,我就是罪人,对不起1300万甘肃人民。。 本文选自《枫网》 -----白衬衫

白衬衫 |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 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 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 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 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 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 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 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 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 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 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 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 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 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7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 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 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 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 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 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 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 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 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 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 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 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 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 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 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 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 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 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 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 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 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 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 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 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 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 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 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 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 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 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 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 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 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 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 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 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 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 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 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 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 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 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 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 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1772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 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 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 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 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 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 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 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 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 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 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 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 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 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 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 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 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 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 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 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 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 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 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 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 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 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 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 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 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 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 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 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 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白衬衫

白衬衫 | 叶海燕:中国人的“欲望芯片”

近日,几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来我家小聚,大家一起搜寻对性工作者友善人士的名单。网罗出来将支持性工作者权利当成自己工作方向的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偶尔表示支持取得圈子信任的也就60多人。而这个人数的小众也正好是我们坚持关注妓权的动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表示,我们不应该在普遍的妇女问题里,忽略性工作者,应该让她们变成普通妇女的一部分。想起在中国推动性工作者人权的艰难,大家都有感触,进而聊了一个小故事。 香港紫藤的严月莲女士算是妓权捍卫者中一个强大的战斗士。她在大陆的高校多次举办讲座,听说有一次在某个大学讲座进行了三个小时。讲到性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被暴力杀害、被警察剥削等等,性工作在某些国家,也是一种工作。学生们都能理解,并对性工作者表示深深地同情。可到最后互动提问环节时,仍然 不少学生在问,“如何能消除这种(丑恶)现象?”甚至有学生问,“是否可以发明一种芯片,置入人脑,让人可以没有欲望?”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哄然大笑。笑过之后,当然是更加的无奈。这些人对于本能欲望与天赋权利的抗拒,居然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其实他脑中的芯片已经置入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枚抵御他人权利与欲望的芯片取出来。 我在互联网上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要消除性工作者,但他们同时也将苍井空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 如果说,他是因为不能接受“性交易”带来的肮脏感与耻辱感,那是不正确的。正如在大陆大骂性工作者不道德的人,一样会是嫖客。在中国和性工作者上床有明显的道德压力,但跟洋女人上床,却有种冒险与追逐时尚的快感。他们会在红灯区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上了一个外国女人。 性工作者的话题一直是吸引中国人眼球的热门话题。当有媒体发表欧洲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工作图片时,网友评价明显表现出了“普世文明”价值。有人说,那是洋女人的工作,应该尊重,不会骂外国的性工作者是“贱货”与“婊子”。而若媒体发布中国性工作者生存现状图时,迎来的则是一片谩骂,并且集中在对生殖器的攻击。 中国人对于性工作者的评价,会因为她的收入、国籍而发生变化 。收入高的性工作者,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成功。人们没有办法歧视一个开着宝马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的性工作者。对于欧洲的“洋性工作者”,也无法歧视。可对越南、泰国、绚甸这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态度又不一样。这是一种多么智能的“芯片”啊!它居然也具备某些中国人骨子里的“特色”。你我都懂的。 回顾我们的艰难,我深深明白,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与排斥,不仅仅是个性道德问题,还有富有者对贫困者、强者对弱者、主流对少数群体那种无法自拔的控制欲望与踩踏欲望。 作者:叶海燕,女权主义者,社会第八阶层草根(共九层)。淘宝店主,女性社会活动者,人权捍卫者。“校长开房找我”、“十元店性工作者生存调查”、“街头举牌主张性工作合法化”事件当事人。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始人。 本文来源《荷兰在线》 -------白衬衫 .

白衬衫 | 知情人披露江青真实死因:并非上吊自杀!

何殿奎是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他所说的江青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与社会上流传的多有不同。 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采访。记者本人无数次向他转达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 “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年近80岁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特别好。近日,他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 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等。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 他告诉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迁出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形,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回忆中写道:在秦城5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摄氏度。 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告诉记者,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3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3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 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 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放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记者,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至于吴法宪,何殿奎总结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工作人员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他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丝毫不高兴的表现;二是有心事总爱说出来。吴法宪有胆结石,何殿奎曾连续3次带他去北京医院找专家检查。因为有可能动手术,吴法宪精神非常紧张,再加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勾结,他心情低落,跟何殿奎谈到了“党和政府是否还能给出路”的问题。何殿奎回答他,“给出路是党的一贯政策”。吴法宪听后,带着“非常感激的表情”给他鞠了一躬,说自己放心了。 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整个手术的经过,而且写道:手术后,他躺着无事就想请护士帮忙找两本小说看看,但是管理员硬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 对此,何殿奎笑着回应,吴法宪可能把这次看病跟在监狱外的某次看病记混了。因为,医生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根本就没有动手术。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他非常肯定地说:吴法宪在整个秦城监狱期间,都没有动过手术。 两人的回忆有很大差距的还有一处。吴法宪在回忆中写道:有个警卫战士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在聊天中告诉他,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吴法宪震惊之余去问监管人员,牵连到这个战士被撤换,其他人也都对他变了脸色。他在书中对这个不知名的战士表达了自己的歉疚。 但何殿奎认为吴的回忆有误:“战士能知道什么开除党籍的事?”他清楚记得,事情的起因是,吴法宪跟一个战士聊天时,战士无意中说到,自己家乡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导弹基地,他爸就在那个基地上。吴法宪主动向值班人员报告了战士的“泄密行为”,结果导致看守他的一个班被整体调走了。至于吴法宪为什么要主动报告?“这就不知道了。他好像说,他就是怕泄露国家机密吧。”何殿奎告诉记者。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8、9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告诉记者。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3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1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从个人来说,他对江青一直比较反感。江青还在台上时,他曾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西郊体育场举行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的两个代表之一。他至今清楚记得会上的情形。“昨晚我给总理打电话,让他通知郭(沫若)老参加大会。”江青说,然后对着观众席大喊三声:“郭老来了没有?”有一个人(何估计是郭的秘书)从西北角上站起来说:“来了!”何殿奎当时就跟同事嘀咕,江青这人怎么这样疯啊。 第二次是在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表彰会上。会议结束后,江青从后面跑过来,高喊三声:“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主席思想万岁!”没有一个人响应她。何殿奎对她的印象更坏了,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配当主席夫人,“主席夫人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3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本文来源《深圳新闻网》 -----白衬衫

白衬衫 | 为什么南海1千口油井没1个属于中国?

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周边国家已经在传统海疆内“实际”控制了99个浅水油气田,中国大陆进入十分困难。《证券市场周刊》文章指出,6月以来,中国南海问题再次升温,越南、菲律宾公然向大陆挑战南海主权,这背后涉及到了巨大的油气资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南沙海域南的1000多口油气井中,却没有一口井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南海争端始末 南海争端实质上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 南沙争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南沙争端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通过,根据新的海洋法公约,一座小岛可拥有自己的12海里领海,还有12海里的毗连区管辖权,甚至可能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350海里的大陆架。 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助推,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群岛争端开始凸显。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海洋油气开发步伐加快,正在从近海沿大陆架向南海深海持续推进,开发方式主要是自主开发、联合国外石油公司开发和对外招标,越南在万安盆地北部的钻井向东最远深入中方水域180海里。同样,马来西亚在曾母盆地的钻井向北最远深入中方水域300海里。 1983年汶莱独立,1987年和1988年汶莱照会中国,对中国南沙群岛南部的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汶莱声称,对南沙群岛岛链西南端的路易莎拥有主权,并分割南沙海域3000平方公里。汶莱对掠夺南沙油气资源不甘人后,目前已开油田9个,气田5个,年产原油700多万吨,天然气90亿立方米,并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印尼从1966年以来在海上划分“协议开发区”,范围涉及南沙海域5万平方公里;1969年10月,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大陆架协定;1980年3月,印尼单方面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台湾认为,南沙和西沙群岛与东沙、中沙群岛一并,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台湾主要从史料记载和当地的遗迹文物、南中国海本身的命名以及一些岛的命名、官方声明、拥有主权的先后、部队进驻的时间、管辖时间等方法论证南海诸岛属中国所有。 中国大陆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 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更没有产出一桶油来呢?有关人士表示,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在谋求开发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与美国克里斯通石油公司合作,计画在南沙海域“万安北-21”区块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但越南却百般阻挠,干扰中海油的正常作业。中国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下就撤离勘探船,此后十几年再未进入该海域作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大陆要进入这片海域进行作业已经十分困难,未来要想在南沙油气开发上有所作为,必然面临与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的冲突和较量。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这种局面及其被动,中国大陆与其他争端方的双边共同开发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 事实上,南沙海域油气勘探开发形势严峻,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周边国家已经在传统海疆内“实际”控制了99个浅水油气田,中国大陆进入十分困难。 有关专家表示,对于越南、菲律宾在南沙海域非法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中国大陆如果不通过维权行动加以遏制,而任由其愈演愈烈持续下去,未来则将面临更大的维权压力,冲突源的扩散只会导致南海维稳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大陆海监执法船在中国海域内对越南非法油气勘探活动采取行动的合法性显然不容置疑。 南中国海蕴藏巨大资源 据了解,现在有150个国家因为油气进入了中国南海海域。南海中南部14个盆地总资源量分布情况是,地质资源量石油230亿吨、天然气339千亿方,油当量569亿吨,其中可采资源量石油33亿吨,天然气109亿方,油当量142亿吨。 在上述14个盆地中,中国传统海疆内地质资源量石油120亿吨,天然气329千亿升,油当量349亿吨;可采资源量石油14亿吨,天然气66千亿方,油当量80亿吨。资源分布特点气多油少。 2009年的资料显示,南沙海域产油6340万吨,产天然气730亿立方米。目前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有1824口油气井,发现油气田200余个,探明油气资源量约200亿吨油当量。其中在中国的传统疆界线,这个疆界线是指47年前划的九段线,有58个油田,48个气田;探明可采石油储量13.46亿吨,天然气储量3.53万亿方。 事实上,南海不仅蕴藏有丰富的常规油气资源,而且非常规油气资源储量也同样令人瞩目。尤其是被称之为21世纪新能源的可燃冰,南海的可燃冰资源储量十分庞大。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白衬衫

白衬衫 | 中国老百姓的十大无奈

一大无奈:花钱才能办事的无奈 现在,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对于老百姓来说不花钱很难办到。如送孩子上学,要给老师送礼,否则,你的孩子将不受到重视,如果想要进好的学校,还要交择校费;如去医院看病动手术,要给主刀医生甚至连护士都要送红包,如果没有送到位,很有可能会出现广东某医院护士缝你肛门的事情;如去考驾照,要给教练送礼;如去政府等机关办事,没有红包没有人给你办,甚至没有人理你。 二大无奈:面对高物价的无奈 房价一天天在涨,老百姓即使省吃简用,甚至不吃不喝也无法购得起房子,现在,不但房价在涨,所有的物价包括水、电、气、米、油、肉食、蔬菜都在疯狂上涨,许多老百姓不但买不起房,甚至连一日三餐都发愁。 三大无奈:得病不敢医的无奈 现在的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生了小病一般是扛着,得了大病不敢去医院,甚至在家等死。因为医院那高昂的住院费、医药费,还要送红包才有医生给你看病。所以,老百姓家庭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很有可能被拖得一贫如洗甚至负债累累。 四大无奈:送孩子读书无望的无奈 过去,只要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孩子只要考上大学,还会有个工作,现在,即使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也基本上不能解变命运,因为现在大学毕业即失业,所以,大学越来越成为有钱人读的天堂。 五大无奈:没有申诉权的无奈 虽然说法律甚至《宪法》都有规定,人人都有上诉、申辩的权力,但现实是,如果你遇到委屈只能忍受,因为你一旦上访,举报,要么没有人理睬你,要么被抓进牢房或定性为神经病。所以在中国,老百姓是很少有话语权的。 六大无奈:只能被动接受的无奈 中国的老百姓,只能被动的接受,如物价的上涨,如面对拆迁,如面对工资的涨与跌,如面对领导的呵斥,你都只能被动的接受,否则,你就是在捣乱,就是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破坏执法,总之,不怕没有罪名安在你的头上,因为"正义"总站在各级领导那里,有些专家甚至要老百姓安于现状,知足常乐。 七大无奈:只有老百姓走“正常程序”的无奈 现在,各行业、各部门、各环节对于领导、有关系者都有潜规则可以运用,也有捷径可以走,领导的儿女能够轻而易举的走向领导岗位,富豪的儿女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工程,所谓的原则、规定和程序都是为他们量身打造,而老百姓就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一步步来,在老百姓面前,有的是原则、规定和程序,而且也只能依照那些领导的原则、规定和程序,甚至按照那些原则、规定和程序获得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挤掉你。如江西吉安公安系统招考公安干警,某老百姓考了第一,却被某领导设圈套定为网上通缉犯;如西安城管系统考第二的就是不允许考第一的上班。广东某法院院长的儿子是一个弱智,而且走路都走不稳,还流着涎水,却被安排在法院上班。 八大无奈:很少能获得提拔的无奈 极个别老百姓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却只能干最辛苦的事,干最基层的事,而那些轻松的工作往往被领导子女占据,提拔时往往只有领导子女或富豪子女或有关系的子女,老百姓的子女虽有满腹经纶,也只能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被提拔或调任到其他单位当领导。 九大无奈:被动沦为替罪羊的无奈 最常见的是某单位出现问题,受处分的往往是老百姓,郑州城管打一位老人,受处分的是临时工;上海高楼出现火灾,被抓的是临时工;赵作海并没有杀人,却被定性为杀人犯坐牢十几年,但他是幸运的,因为杀人犯的出现,他终于无罪释放,而那些被冤枉杀人被枪毙了的不知道有多少,甚至出现某人被冤枉杀人,即使真凶已经出现也仍然关在牢房里,可谁又会替这些老百姓难过呢? 十大无奈:收入被增长的无奈 老百姓生活在最基层、最底层,他们的收入是最低的,收入很多年难得上涨,如广东沿海在80年代打工者的收入就达到每月2千元左右,现在,他们的收入还只这么高,甚至有所降低。农民工往往工作一年上头却领不到那微薄的汗水钱。但只要有政策提工资,领导总是涨得最多,老百姓总是只表示一下,那上涨的一点收入早被疯狂上涨的物价冲得无影无踪,现在,某些行列领导的工资是基层老百姓的几十倍、甚至是超过百倍。但每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今年工资水平达到多少,增长了多少,而老百姓数着口袋里那几张钞票却发现仍然只有那几张,原来他们的收入被增长了。 老百姓的无奈其实还有很多,他们的辛酸、他们的苦处也许只有他们清楚,真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少些无奈,多些欣喜。。 ------白衬衫

白衬衫 | 陈行之:历史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1 不知道什么人说过,“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惯用名词,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无条件被裹挟进这种“螺旋式”状态,旋转来旋转去,弄得昏昏然,以至于连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人发问了。 经历了些事情,读了一些书,我突然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一点儿问题: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这样说来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可以不那么认真地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思想乃至于整个人类智慧,都是在一些认真、极认真、认真得有些过头的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有一个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就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中,猛烈清算和抨击了被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根据这些定义把世界纳入到逻辑的普遍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持有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历史观。(德特玛·多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 细想一下,波普尔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不正是我们信奉的“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一命题的终极结果吗?波普尔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各种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进行斗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类思想史产生出一个重要篇章,它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谓之为“开放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种理论不是因为看起来合理才合理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不断有事例证明波普尔的论说具有一种精准的预见性,他敲响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丧钟,他敲响的更是极权主义的丧钟,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那样。 我当然不想唯波普尔马首是瞻,但是人家说的有道理,就不能不听一听,琢磨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吃惊的结论:历史其实很简单,哪里有什么螺旋式发展,它就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2 我们不看未来,我们也不管它什么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过去很遥远,尤其是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谈论她的过去的,我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把眼光放到近代。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外部世界,无所措手足,而对于在内部聚积和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得用妥协和屈辱应对列强,用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制止内部革命……至少在1949年以前,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就像一个颟顸的巨人一样备受欺凌,举步维艰,这段历史构成了屈辱记忆,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灵魂上留下巨大创口。 我们可以指责清廷腐败无能,指责资本主义列强竭泽而渔,指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软弱疲惫,指责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所有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承袭着顽固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终止和改变。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坚韧自持地接受命运而著称,只有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无以数计的农民起义非但没有动摇和改变专制主义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进入到20世纪,在欧洲近代思想的浸染下,才有中国人(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势力)对专制主义及其帝国体系提出质疑,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便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也只是以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取代以往的帝国体系,所以它命中注定要历经坎坷,就像大总统孙中山本人的命运那样,结果是,在民主立宪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是一个独裁政府,就其本性来说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我贬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对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评价过低,那么,我们就再细致观察一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共和国的有效运作并没有相应地做好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们从林则徐《四洲志》、张之洞《劝学篇》、严复译作《天演论》、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革命军》、章炳麟《訄书》、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李大钊《平民主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摧毁旧世界的激情,对于新世界的理性思考还显得很散乱。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与美国建国初期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言论作比较,更会发现巨大差别,用一个形象化比喻:孙中山们离洛克和孟德斯鸠太远,而美国那些革命者身边就站着洛克和孟德斯鸠。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常识》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国家体制、人权理念的设想和阐述,就会发现孙中山们头脑里的新世界远非那样清晰和具有质感。 这会有什么后果么? 有,不但有,而且很严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皇权专制主义暂时隐身到了历史帷幕的后边,一旦革命的剧场秩序得到恢复,闹剧结束,正剧开始,它就又堂而皇之来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是这样,1949 年还是这样。 3 我最近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在谈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该书有这样的表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专制主义的权威体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民主体系有其正当之处,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观明显优于他们所熟知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及其复杂的民主制度与程序很难在君主专制、知识匮乏、战争频频、耽于贫困而又植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 我大致赞同这个观点,用我的话表述:这块板结的土地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和成长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五四运动”试图创造这样的条件,打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一切照旧。 中国共产党人以“反独裁”“反专制”斗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鼓动起了千千万万泥腿子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本来,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兑现他们当初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把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纲、政纲演化为社会现实,那么,专制主义或许就要在革命的铁蹄下颤栗了,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它的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之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又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任何阻止或松懈这个目标的东西都得给它让路,包括当初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包括在反对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过程中依据“自由”“民主”理念设计的党政大纲。 这就是说,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也没有触动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为共产党统治替代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统治。从理念上说,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尚人人平等,主张平等地分配财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才成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跟上他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旦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保留下来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价值观,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坚持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以及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公共利益的涵义,这种决定通常以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力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依靠可以允许重新调整与修补政策以使其长期推行的试错过程,而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持续稳定以及在独断真理的指导下前行。政府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只有当一个政策听起来符合这个意识形态之时方允许出台,而这个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则常常退居其次来考虑。”([美]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1996年) 1949年以后,身为“天下第一人”的毛泽东不认为社会批评有利于调整和改善政策,即使批评来自中央内部,也会被认为是对自己实施统治的煽动性的潜在威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逐渐向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沉沦,就连建国初期那点儿可怜的宽容和民主气氛也丧失殆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得到全面复苏,逐渐演化为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大致包括:“替天行道”的皇权体制;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我孤立和排外行为;尊卑、附属、忠诚、服从之类的等级观念;官僚支配民众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员行政行为;知识分子只是权力的奴仆,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批评力量而存在,他们的全部渴望是进身为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非所有人,仅仅是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官僚、商人)才能够受到教育,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严重匮乏……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延伸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人都能够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生活中感觉到它的存在。 革命在革命之后回到了革命的原点。 4 改革了,开放了,历史“螺旋式”发展到了1978年,自那个著名的年份开始,历经30年奋斗,今日中国至少从经济实力上与3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引来各种各样说法,有的说法让我们高兴,有的说法又让我们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什么话让我们高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地期盼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之类的话,我们心底里其实是很乐意听的,不管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状态如何,这些话至少能够补偿一下我们渴望强大的心理。 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世界强国,进入近代,即在1949年以前,中国却一直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混乱、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受尽了欺凌,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屈辱,我们强烈渴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渴望被人家尊重不是蔑视,渴望被人家羡慕而不是鄙夷……把所这些渴望归结到一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的尊严,我们渴望这个尊严,我们也更加珍重这个尊严。 改革开放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置放到了正常社会的发展通道上,犹如一辆陈旧的机车,总算行驶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认可的轨道上,重要的是从经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在前进,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尊严也就不仅仅是期望,它成为了现实,这种现实又经由国家宣传机器24小时不间断宣传得到强化,于是人们认为目前一切都好,中国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国家意识形态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显示骄傲自豪的词汇,所有不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都被忽略被遮掩了,机车被装点得花花绿绿,人们拥挤在上面拼命欢呼,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旗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吵闹声中,人们无法看到机车的真实情形,不知它什么时候失去了方向,更不知道它驶向什么地方……这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听提醒的,不管提醒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骂他们为“帝国主义势力”,骂他们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如此不高兴呢?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正义。 我们扫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小样儿,你还以为你是谁?!这都是我们玩儿剩下的东西——你去翻一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日报》,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道理是不是讲得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就是凭这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该歇着你歇着去,甭吓嗡嗡,甭掺乱。于是很稳定,于是机车继续前行,于是继续有人欢呼,至于这部机车的车况究竟如何,它能不能一直跑下去,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至少我个人不知道。 假如有人偷偷更换了机车的零部件,换上了假冒伪劣制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心多余还是居心叵测呢? 看样子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接着说历史,说一说历史怎么就成了“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5 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国家体制。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和监察权)分立”,但是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全部为国民党党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则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出台的各种条文、法规也具体规定了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一党治国”的独裁理念做了具体阐释:“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请参阅雷颐:《从革命军走向党天下——国民党这100年》) 革命再次在革命之后回到革命的原点——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这篇短文中,这是我第二次用这句话来概括历史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历史并不是呈“螺旋式”从一个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发展的,无论历代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政权更迭,都在证明:在历史的宏大脉流中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 何谓“直线”?何谓“曲线”? 简单说来,直线就是文化,就是很难被政权更迭改变方向的专制主义文化;曲线就是政治,是社会事件,是类似于政权更迭的社会历史事件。 如果我们有兴致考察一下近代历史,就像我上面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直线与曲线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或隐或现、虚实相间的关系。直线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刚性,但是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曲线则沿着直线左右运动,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重叠,有时候又快速延展,但是它无法脱离直线而存在,就像寄生植物无法离开宿主生存一样,它必须从文化主体中汲取新鲜血液,否则就不能获得活力。 我前面说“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印证,印证波普尔对所谓“历史主义”的归纳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把这种印证置放到“直线”“曲线”的对比关系之中,它将表现为如下形态:历史不是呈螺旋式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向上发展的,它是一种直线和曲线的延伸,在这两条延伸线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种延伸没有顶端,或者说有终极目标,因此它无法被预测,就像蒋介石1945年绝对无法预测4年以后他的八百万军队溃解,失去政权,不光彩地逃到台湾一样。 未来不可知,是所有统治者的宿命,即使你有一个伟大目标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你在操纵人走向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事实上已经被消失了,你看到的和宣传的只是一种幻觉,是没有目标的目标,没有彼岸的彼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在把人作为手段使用的时候,人事实上也消失了——在人消失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么?在没有历史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主义为之奋斗的东西么?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白衬衫

白衬衫 | 吴钩:假如宋朝发生爆燃事故

有友人问我:假如宋朝发生爆燃事故,致数十人死亡,政府会如何处理?我回答说:拿相关官员问责是少不了的。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制订于南宋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有人说了,法条是法条,实际执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举几个例子啊?好吧,我们就以南宋孝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又有人要问: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指谪刘太后,因为发生大灾,宰相请辞,以表示负政治责任,乃是宋朝的惯例。我们以宋仁朝为例,来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皇祐元年(1049),宰相陈执中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宝元元年(1038)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有意思的是,后来宋神宗朝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面对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启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其实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本文来源: 凯迪社区 ------白衬衫

白衬衫 | 蔡霞——党校教授并不神秘

蔡霞   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内国外的智库、学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会议公报中捕捉微妙的措辞变化,不断地转换视野和维度,力图使自己对政治密码的解读看起来更加可信。   但人们仍然记得,真理大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小平南巡讲话曾是如何的直击人心——传播层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种事实:改革开放和中共理论革新的力度在衰减,字里行间的审慎显示了变革之难。   “我们学者的焦虑,是看到政党本身的思维转变、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更新异常困难,反过头使自身陷在困境当中。”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谈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演进,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党性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三个代表”。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三个代表”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长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   人物周刊:是说从马克思原典出发,也会导向上述结论?   蔡霞:当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博大的思想,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讲课时一直在讲,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扭曲地理解了。   为什么变成这种状况?首先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思维,不同于商品文化,商品经济文化是确认个人权利上的自愿交换,所以它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公平交换,强调的是个人。东方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是整体地理解成国家的人、党的人、集体的人,必然就要强调权威,容易把人当成工具,人的主体性容易失落。   第二个原因是文明时代的落差,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思想结晶,我们当时是小农经济,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文明土壤上的思想成果,包括人的权利、竞争共赢、理性博弈。另外,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再一个跟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的历史路径有关系。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有两次热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当时中共的思想领袖,“南陈北李”。我们天然地就把苏联的革命领袖奉作榜样,把苏联解释的理论看成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全党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过的版本,党内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就是《联共(布)党史》,此观点恰恰把历史解释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抽掉的就是“人”。我特别反对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终演变成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思想武器。 人物周刊:那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状况怎样?有没有涉及你谈到的问题?   蔡霞: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存在很大问题。怎么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始终存在的难题,现在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顽固地抱着斯大林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那只能窒息一个政党的思想活力。第二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释了,已经不能指导这个党了,所以还不如丢掉。治党治国不能没有思想理论做指导,政党说白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力量的载体,它是追求一种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而形成的,没有了理论,党的灵魂就没有了,党心就散掉了。   这两种看法的思维是相通的,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不是抱住马克思当年说了什么,而是要抓住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逻辑,以及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问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存在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既得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口号,阻挡解放思想,阻挡我们科学地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很多人感到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央强调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蔡霞: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市场经济90年代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化,思想观念也一定是多样多元的,一个政党要想扩大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就要使意识形态有包容性,包括把新兴阶层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吸纳到执政党里面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的,它能够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提了“三个代表”。   人物周刊:现在党内理论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么?在科学发展观之后,会不会继续把理论水平提到“三个代表”的宏观和战略高度?   蔡霞:我觉得应该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做不到,始终提不出来。尽管这十年当中,执政党有很多努力,然而解决的都是表面上的、不那么难的问题,而把深层次矛盾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十年间注重了政策层面的对策,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人物周刊:你在网络上也谈到过,担心民粹思潮,你是否担心中国发展出劣质民主?   蔡霞:我也会,因为这种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   人物周刊:这怎么讲?   蔡霞:你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   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   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   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   人物周刊: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蔡霞:对,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   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人物周刊:中央党校对公众来讲有神秘色彩,你提到它过去更多是一个政治机构,现在更多倾向学术研究了吗?   蔡霞:兼而有之吧,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同样被中央党校的老师重视。   现在的党校教师既有学术训练,到了党校又因为教学需要,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哪一个老师要是仅仅讲书本的知识,干部学员立马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光谈书本解决不了;如果你撇开书本理论,完全讲现实问题,你讲不过领导干部,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这就迫使把你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出观点和思路来供领导干部参考。   人物周刊:教学当中,党校教师会有意避免和干部学员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吗?   蔡霞:对,有两条,第一条学员要给老师打分,教学优良以打分为重要依据。第二条,学校里面往往都是把学员放在中心地位,老师是为学员服务,一旦有什么,首先要求老师。后来这几年发现有些学员修养不够,一听到老师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有些发展到课堂上当面指责老师,课就讲不下去。   后来学校意识到,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定要鼓励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学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平和讨论,但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大概有两次是这样的,学校管理部、进修部、培训部找学员谈话,学员再给老师道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白衬衫

白衬衫 | 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毛泽东的稿费应该由谁来继承,是由江青还是他们的子女?对此,毛泽东有无遗嘱?中央领导有什么意见?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20世纪80年代初,对毛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        毛泽东稿酬累计1.3亿多元       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50多年来是怎样计算的?毛生前有否动用过?动用了多少?毛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是个谜;即使有些零星传闻,版本也很多,并互有矛盾。       直至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       国务院对该请示作出了三点意见的答复:第一,作为特殊性质、特殊状况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版权费,以不纳税为准;第二,还是作为党的资产的特殊性处理;第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究竟有多少?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1953-1965年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以下是毛泽东著作(选集、文选、单行本、诗词、中文版、外文版)出版、发行的数据。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发行了22版,共115万套(其中精装本18万套);《毛泽东文选》出版了48版,发行了910万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出版了244版,发行了5155万册;《毛泽东诗词》出版了19版,发行了200万册。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外文版(英、俄、法、西班牙、日本等五种外文)出版发行数据: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2万套;俄文版2.2万套;法文版1万套;西班牙文版5000套;日文版8000套。       《毛泽东文选》英文版1.2万(卷)套;俄文版2.2万(卷)套;法文版1万(卷)套;西班牙文版5000(卷)套;日文版8000(卷)套。       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英文版15版,30万册;俄文版15版,30万册;法文版15版,20万册;西班牙版15版,12万册;日文版15版,12万册。       截至1965年年底,毛泽东累计的稿酬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其中17.5万元是海外版权费外汇折成人民币,包括苏联卢布、日本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东欧国家货币等。        1966-1976年发行量       52个省、区、市授权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印了近870版,发行了3.25亿平装本、255万套精装本;解放军系统印了210版,发行了211万套平装本、308万套精装本。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外文版,英、法、俄、西班牙、德、日、朝、越、阿拉伯、印等14种语种,共印刷、发行了122万套。        授权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印了500多版,发行了2.525亿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印了6000多版,发行了28.86亿册;《毛泽东语录》印了3200多版,发行了9.656亿册;《毛泽东诗词》印了400多版,发行了8570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共出版、发行了4500多万册。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著作计酬标准的分歧       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最后,这一建议送毛泽东本人审阅,毛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       后来,还是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并允许各省、地区可以不同,有一定的差异。《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        毛泽东本人对其稿酬的处置       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       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       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对毛泽东稿酬遗产处理的争议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毛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中共内部是有争议的。据汪东兴说,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交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据张玉凤说,当时江青曾多次问毛有多少稿酬,将来怎么安排?毛心情好的时候说:留部分给你,留部分给小组(指党小组),大部分交党费。毛心情差的时候说:你盼我早死,你可独霸遗产。告诉你,我死前会留言,都交党费!对毛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本文来源《中华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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