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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之高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能过得去的,没听说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 朝鲜战争期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烂炸,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19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被收回去了。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 展。到今天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引蛇出洞”的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保证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 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四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 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近” 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等就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 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 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2500亿人民币。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中国每年9%的增长,还不够这些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处,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经济沙皇“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于伪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托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不算太坏。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净亏280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在这样巨大的代价下发展,中国经济有希望么?没有。如果有,也是暂时的、昙花一现式的美丽,破灭之后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楚。庞大的国家债务,那行将崩溃的银行体系,岌岌可危的金融系统,这些严重掩盖的后果一旦爆发出来,将会使中国再一次混乱混乱和灾难。如果听之任之,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经济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困境。当人们从那些虚幻的数字中醒来,从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的灾难中醒来,他们发现中国丧失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没有了。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那因过度开采而造成的地面沉降,无时无刻不在敲响着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警钟。中国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这样发展只能会把中国带进深渊。    总结: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究其原因是政策失误和一次次运动及自身的贪污腐败把中国搞穷的。如果让美国这么折腾,美国也穷。有人说,毕竟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都比以前好了。要知道正是改革了,政府把以前对经济的种种限制给取消了,老百姓能干点事了,所以经济发展了。这根本不是他的功劳,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是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先消灭了私有经济,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然后恢复它,就成功臣了?殊不知它才是一次次错误的制造者,如果不是犯那么多错误,中国早就发展了。……    面对这些,老百姓们无能以对。他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默默承受。。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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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九大著名知青人物的沉浮人生

建国后持续数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影响1000多万知识青年人生命运的大事,成千上万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听从伟大领袖号召,奔赴全国广大老少边穷农牧地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汗水。这九位人物正是当年千万知青中引人注目的名人,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他们成为典型,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时代沉浮,在时代变迁中走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人生之路。 邢燕子:永远飞翔在广阔天地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的她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邢燕子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邢燕子作为先进分子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生前5次、周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侯隽:窦家桥的“特别姑娘”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她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吕根泽:知青里的农业专家 吕根泽,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海兰村农民,是上世纪5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典型代表,曾被选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他作为中国农村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维也纳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农学专业知识提高沤肥质量,1963年全队400亩水田施用这种肥料,产量大幅度提高。他曾被聘任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邀助理研究员。196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农安县耕读大学副校长,后来调到长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 董加耕:义无反顾当农民 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1961年5月,高中毕业的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人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十年文革期间,董加耕经历了非凡的人生岁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给董加耕落实了相关政策。2005年,经上级批准,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07年6月8日,董加耕事迹展览建成开放,董加耕事迹展览位于盐都区博物馆内,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用董加耕20世纪60年代务农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以及老照片、信函、全国各级媒体报道及音像资料等等。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 朱克家:22岁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知识青年。曾任大卡大队人民教师。1971年3月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起至1977年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6年11月起在云南省昆明市被隔离审查。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79年3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一号井掘进队、洗煤厂工人。1987年8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工会电视差转台职工。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矿恩洪大厦经理。朱克家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铁生:“反潮流”的另类“白卷英雄”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作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文革后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1976年10月,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获释,从事经商活动,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2012年,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禾丰牧业”)发布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时的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即为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他也是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 柴春泽:投身农村的“革命小将” 柴春泽,1952年2月出生,河北省青龙县人。曾任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他给父亲的复信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场知识青年学习柴春泽运动由此引发。柴春泽一时间成全国知青中的典范。 1975年起,柴春泽参与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工作。 1975年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赴日本进行旨在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缔结的友好访问。1976年12月,因受“四人帮”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1979年获释。1980年9月25日,中共翁牛特旗委发出(1980)67号文件决定恢复其党籍,同年经原昭乌达盟盟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其招工到辽河工程局。1981年1月1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关于对柴春泽同志的平反决书》,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决定其调赤峰电大工作。 1987年以来,柴春泽长期从事电大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先后担任过30个班的班主任工作。由其直接培训的学生达1200人。现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专职班主任、思政助理研究员、柴春泽联盟网总裁。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把柴春泽作为偶像,但柴春泽仍对那段知青岁月仍无法忘情。“柴春泽联盟网”是他倾心耕耘的精神家园,被称为“知青朋友的家”,那里有他们一代人的苦难与救赎。柴春泽虽然利用互联网聚集了一群知青,但他的角色只是这个平台的提供者。 赵耘:与董加耕齐名的“南耕北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曾影响了一代人。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革命老区,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这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7年夏,赵耘即将初中毕业。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说服家人和老师,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结果终于如愿以偿。8月22日,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天津市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后来,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了38年。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赵耘因突出的表现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与毛主席合影;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 1975年,赵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耘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从1966年起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赵耘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额已爬上了标志岁月沧桑的皱纹,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 丁惠民:知青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第一人 丁惠民(左图左边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之后,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成为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总指挥。12月,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终于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知青返城后,丁惠民现居重庆。。 本文选自《水煮百年》作者:刘乐水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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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大饥荒记忆:部分基层干部拿食物诱奸妇女

三年困难那时候,有个实际存在的笑话,一个村干部把一碗饭和一个少女让一个社员挑选,只准选一,这个社员毫不犹豫地选一碗饭,宁可不要女人,可见当时的饥饿程度。到了城里,这种故事一样很多。鄙人所在的猪巿大街住处的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宿舍门前堆放的大水泥管子里就曾揪出过一些男女。据说,代价极低,有时就是几把瓜子。低吗?那时穷得挖野菜吃豆腐渣变质的机米。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把瓜子。操!一年不吃瓜子,就为了一回x。值不值?    《百岁老人回忆录》作者烈华曾经讲述了发生在他家乡陕西西乡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村支书搞了一个姓刘的20多岁小媳妇,是因为小媳妇跟婆婆为了分家后的一棵门庄树的归属闹矛盾,他去给解决,把那一棵可以做房梁的门口香椿树,判给了小媳妇。小媳妇为了感谢他,留他吃午饭,饭后把丈夫支走,用自己的肉体感谢了他一番。后来他让第八小队队长给小媳妇另外划拨了一块自留地。还把那个丈夫派出去修铁路,以方便他们来往。但是他说,后来有些黄花闺女也乐意让他搞,他就跟姓刘的小媳妇断了。他做爱的地点也是五花八门,体位更是多种多样。    别小瞧这个把馒头瓜子一棵香椿树等等,有这闲粮零食的多少也有点小权力,不是村长就是书记。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特权?新华社前髙级记者杨继绳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基层食堂已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基地,粮食、大饼、肉、鱼,老百姓都看不见的,他们都多吃多占。基层的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当时有很多顺口溜,叫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管理员也是有特权的,甚至于队长拿着饼引诱妇女、强奸妇女的有很多,给她块饼,跟她睡觉。这样的事情很多,因为都饿得不行了。基层的干部当然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比如甘肃省委书记xxx,他到外地去考察不吃农民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饭店的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啊。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饭店,相当于现在的五星级,相当于最好的饭店给你做饭。高级干部中我们知道xxx,因为看的档案上有。其他各省都有这种情况。只要有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嘛。他有绝对权力,可以说一不二,只要有人提出反对,马上就对他打击报复,置于死地。    xxx,中共八大候补委员。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好心对xxx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xxx打肿脸充胖子,驳斥张德生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    1960年12月xxx被免职,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xx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xxx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如此一来,xxx和革委会失之交臂。    文革后期有人提出为xxx平反,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洗xx马上表态,给他平反,我就是罪人,对不起1300万甘肃人民。。 本文选自《枫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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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 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 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 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 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 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 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 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 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 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 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 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 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 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7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 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 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 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 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 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 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 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 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 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 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 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 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 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 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 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 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 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 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 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 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 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 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 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 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 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 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 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 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 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 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 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 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 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 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 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 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 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 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 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 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 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 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 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1772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 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 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 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 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 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 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 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 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 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 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 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 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 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 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 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 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 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 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 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 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 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 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 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 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 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 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 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 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 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 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 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 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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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叶海燕:中国人的“欲望芯片”

近日,几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来我家小聚,大家一起搜寻对性工作者友善人士的名单。网罗出来将支持性工作者权利当成自己工作方向的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偶尔表示支持取得圈子信任的也就60多人。而这个人数的小众也正好是我们坚持关注妓权的动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表示,我们不应该在普遍的妇女问题里,忽略性工作者,应该让她们变成普通妇女的一部分。想起在中国推动性工作者人权的艰难,大家都有感触,进而聊了一个小故事。 香港紫藤的严月莲女士算是妓权捍卫者中一个强大的战斗士。她在大陆的高校多次举办讲座,听说有一次在某个大学讲座进行了三个小时。讲到性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被暴力杀害、被警察剥削等等,性工作在某些国家,也是一种工作。学生们都能理解,并对性工作者表示深深地同情。可到最后互动提问环节时,仍然 不少学生在问,“如何能消除这种(丑恶)现象?”甚至有学生问,“是否可以发明一种芯片,置入人脑,让人可以没有欲望?”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哄然大笑。笑过之后,当然是更加的无奈。这些人对于本能欲望与天赋权利的抗拒,居然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其实他脑中的芯片已经置入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枚抵御他人权利与欲望的芯片取出来。 我在互联网上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要消除性工作者,但他们同时也将苍井空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 如果说,他是因为不能接受“性交易”带来的肮脏感与耻辱感,那是不正确的。正如在大陆大骂性工作者不道德的人,一样会是嫖客。在中国和性工作者上床有明显的道德压力,但跟洋女人上床,却有种冒险与追逐时尚的快感。他们会在红灯区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上了一个外国女人。 性工作者的话题一直是吸引中国人眼球的热门话题。当有媒体发表欧洲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工作图片时,网友评价明显表现出了“普世文明”价值。有人说,那是洋女人的工作,应该尊重,不会骂外国的性工作者是“贱货”与“婊子”。而若媒体发布中国性工作者生存现状图时,迎来的则是一片谩骂,并且集中在对生殖器的攻击。 中国人对于性工作者的评价,会因为她的收入、国籍而发生变化 。收入高的性工作者,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成功。人们没有办法歧视一个开着宝马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的性工作者。对于欧洲的“洋性工作者”,也无法歧视。可对越南、泰国、绚甸这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态度又不一样。这是一种多么智能的“芯片”啊!它居然也具备某些中国人骨子里的“特色”。你我都懂的。 回顾我们的艰难,我深深明白,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与排斥,不仅仅是个性道德问题,还有富有者对贫困者、强者对弱者、主流对少数群体那种无法自拔的控制欲望与踩踏欲望。 作者:叶海燕,女权主义者,社会第八阶层草根(共九层)。淘宝店主,女性社会活动者,人权捍卫者。“校长开房找我”、“十元店性工作者生存调查”、“街头举牌主张性工作合法化”事件当事人。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始人。 本文来源《荷兰在线》 -------白衬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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