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重读哈耶克之一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常被误读的经济学家 韦森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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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咋一听很莫名其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既是又不是呢？据说这叫辩证法，但我要在这篇文章里分析，这不叫辩证法，这叫变戏法，它是中国主流理论依然处于低水平循环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个理论的背景是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或“五阶段论”，是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列宁1919年的《论国家》，斯大林1938年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直线发展。理论的源头当然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猜测性的，最典型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大体说来”就是猜测，可到了列宁和斯大林那里，这个“五阶段论”就变成铁的事实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有用。有什么用？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不需要逻辑的作用。 我之所以说“中国的主流理论依然处于低水平循环”，原因就在于理论需要逻辑，但从前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不需要逻辑，所以，主流理论就陷入了逻辑的自我对抗。说“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种逻辑的自我对抗。“五阶段论”本身只是一个小错误，但为了维护和掩盖这个小错误，主流理论的错误就犯得越来越大。 “五阶段论”的错误有两个：普遍性和直线性。“五阶段论”很工整、很有美感，但并非所有国家都那么直线发展。也就是说，“五阶段论”的主要错误不在于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把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这本身毫无问题。可问题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出在是把“五阶段论”当成历史规律还是规范愿望。用我自己的话说，如果“五阶段论”是一种冷酷实证，那它没有什么更大的逻辑问题，可如果把“五阶段论”当成一种规范冲动，大问题就来了。 作为历史规律的“五阶段论”，它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的不断涌流的社会进化。有人批评马克思对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太乐观了，我认为这个批评不重要，只要共产主义是“物质不断涌流”的结果，逻辑上就没大问题，在信仰上也值得向往，这跟信上帝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最关键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规律”和“愿望”混为一谈。 牛顿的万有引力是规律，不是愿望。所以，当你把一串通往天堂的钥匙从五楼扔到一楼时，这串钥匙必然规律性地经过四楼、三楼、二楼，最后才到一楼地上。如果你硬要说，这串钥匙先到一楼，然后又回到二楼，那不仅牛顿要说你疯了，所有其他人也会笑你是白痴。 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的白痴。假定，从五楼到一楼，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前苏联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二楼）的情况下，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就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楼）了。斯大林同志如何发疯不要紧，要紧的是“五阶段论”还是不是规律。 如果“五阶段论”还是万有引力那样的铁规律，你就别犯傻，没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二楼）就先别胡扯社会主义社会（一楼）。如果“五阶段论”根本就不是什么规律，那你就老老实实，别胡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不是“规律”的东西就只是“愿望”。谈愿望合理合法，但别“老黄瓜刷绿漆—装清纯”，别硬把愿望说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明明已经“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先到一楼），还硬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中国主流理论的病根。 如此，以大错误掩盖小错误的“中国逻辑”就开始了。假定中国现在处于“奴隶社会”，中国的奴隶们拿着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的“五阶段论”起来革命，碰巧革命还胜利了，那中国的奴隶们麻烦就大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把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称作什么社会。肯定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吧，因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还没经历呢。结果有人提议，叫“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把“封建社会”给硬跨越过去。类似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看出问题了吗？这就是中国主流理论的困境，它完全分不清“不可违背的规律”和“可随意确定的愿望”之间的区别，完全分不清“生产力规律”与“社会主义信仰”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你硬要按愿望把当代中国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你就别说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因为这不是理论，这是爱怎么定就怎么定的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的是，你可以有“社会主义信仰”，但不能因为你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然后就认为你也能选择历史规律所确定的社会阶段，因为社会阶段是生产力运动出来的，不是信仰出来的，不是规范冲动出来的。一旦你说了“初级阶段”，你就不是在遵循历史规律，而是在选择历史规律了。规律居然能被选择而不是被遵循，这说明要么规律是假的，要么你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 现在清楚了，中国的主流理论家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用斯大林对抗马克思（暂时不谈他们用马克思对抗马克思），他们硬把意识形态当成了逻辑理论，然后碰巧因为自己的工作涉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就把自己当成了政治学家；碰巧涉及了意识形态的经济方面就把自己当成了经济学家，碰巧涉及了意识形态的法律方面就把自己当成了法学家，碰巧涉及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方面就把自己当成了历史学家。“中国的主流理论依然处于低水平循环”，因为它不可能调和愿望和逻辑，也因为“政教合一”归根到底不可能调和愿望和规律。 主流理论家要挣脱自己，就不得不在守住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大谈资本主义，就不得不在守住公有制的情况下大谈私有制，就不得不在守住管制的情况下大谈市场，就不得不在守住专政的情况下大谈法治，就不得不在守住集权的情况下大谈民主。谈比不谈当然已经是进步，但这是一种不可能避免混乱的进步，是一种不可能摆脱低水平循环的进步。 高明的主流政治家不再拘泥于书本教义，笨拙的主流理论家则继续卖弄自己的逻辑调和能力。可即便中国崛起，中国的社科理论也不可能崛起。还有人老提中国能不能出大师，出个鬼师，一个俄国大力士（斯大林）就把所有中国人的武功给废了，不服的人也只能跟在西方人屁股后译介人家的理论。不放单飞的举国体制还想出一个李娜？ 中国现在是党国社会主义，不是“五阶段论”的共产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与那个社会主义被认为“不矛盾”，这正是中国处于真真假假的“双轨社会”的一个典型表现，它也是中国阴阳政治文化的产物。 妙就妙在，中国人在理性上反对“双轨社会”，在本性上却摆脱不了“双轨文化”，在情感上则强烈地认同“双轨社会”。中国变革的本质明明是变革自己，但每个人想的都是变革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到处都是虚伪和假冒，“塑化剂”和“一滴香”算什么？以假反假照样能博得掌声，原则对中国人来说最不重要，灵活运用原则才最重要，这是无需任何人主张就已经存在的现实。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 这里 查看作者文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
看到袁鹏飞因为对毛、对党的评价不符合某些人的心意，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令人震惊，震惊之余，感觉有些问题的确需要认认真真地搞清楚比较好。 先谈谈反党。中共的革命口号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反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因此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得到了广泛支持（ 1999 年出版的《历史的先声》一书 ，收录了半个世纪前，作为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战斗檄文，一共 146 篇。这些文章大多选自 40 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此书出版后，竟然 很快被有关部门 查禁了），并将国民党搞到了台湾。 民主不难理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说了算（包括对宪法、法律的制定、实施，对“公仆”们的选举有参与权，不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随意代表）。自由也不难理解，就是每个人要享受充分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充分享受宪法、法律（合理的，被认可的）规定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 既然中共的革命口号的核心是 “民主、自由”，那么凡是反对“民主、自由”的人就是在反党（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穿着什么马甲）！ 那些反对袁鹏飞，给袁鹏飞扣上“反党”的大帽子，想把袁鹏飞置于死地的人恰恰是贼喊捉贼的反党行为！不是袁腾飞反党，而是他自己在反党（还有查禁 《历史的先生》的那些人，以及制造政治犯的独裁分子 ）。言论自由肯定不是指只能发表正确的言论，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言论一定正确无误，再说，正确与否谁说了算呢？ 再说说反社会主义。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什么样谁都说不清楚。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分析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 很长 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 第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不要管他 “ 姓社 ” 还是 “ 姓资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且不说这些说法是不是都是一成不变不能怀疑的真理，且看现实社会是不是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不是存在严重的剥削？高税收，低福利，国富民穷，纳税人的钱花的不明不白，算不算是“仆人”对“主人”剥削？国企高管的惊人工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剥削来的？私营企业的员工待遇怎样？有没有被剥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恐怕连什么是资本主义也搞不清楚），就敢下“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样的结论？这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吗？不经过实践只是听别人说说就信以为真，还不准别人怀疑，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些自相矛盾，经不住推敲的理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既然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你怎么就判定袁鹏飞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典型的栽赃陷害胡扯蛋吗？ 最后说说毛泽东此人。我非常支持袁鹏飞老师对毛泽东的评价，他的说法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毛泽东在未夺取天下时，将“民主、自由”喊的震天响，一旦掌国柄，就绝口不提“民主、自由”，不但搞一党专政，还将民主派全部打倒（反右运动），运用各种阴谋诡计将自己的战友一一搞掉，企图将中国变成毛家天下。非但如此，他为了获取斯大林政权的支持，不惜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支持蒙古独立，并第一个同蒙古建交，给予蒙古大量无偿援助；为同斯大林争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不顾国人悲惨的生活处境，倾中华之物力，讨洋人之欢心，牺牲掉几十万中国将士的生命支持金日成政权与正义为敌，将大片领土送给朝鲜，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不断进行“革命输出”，让波尔布特这样的人间恶魔祸乱柬埔寨，杀掉五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毛泽东时代搞的一系列运动不但饿死、整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还彻底摧毁了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体系 …… 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彻头彻尾的叛党分子，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不顾一切的阴谋家、奸佞小人、不肖子孙、铁杆汉奸！正如袁鹏飞所说：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自己死掉了！ 理屈词穷就运用毛泽东时代的办法给别人乱扣大帽子，企图利用强权置别人于死地的人，请先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毛及其走狗都叛党了，袁腾飞痛批他们肯定不是什么 “ 反党 ” （反社会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袁鹏飞可能想反党来着，但他没有做到，毛及其走狗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说我一向伟大、光荣、正确，你们谁都不能反对我，谁反对我谁有罪，如果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认为我是疯子？那好，如果我是疯子， “ 反党有罪 ” 是谁规定的？这种规定怎么样？ 《民主颂 ——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 “ 美国小麦 ” ，感谢着 “ 庚子退款 ” ，感谢抗日战争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 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及思想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美国等国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 ——— 中共中央《新华日报》 1947 年 7 月 4 日发表的社论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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