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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浙江有一名弃婴被困公厕下水道中,经过消防队员和医院两个多小时的抢救,该婴儿脱离危险。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舆论甚至 国际媒体的关注 。 据报道称,弃婴母亲是在浙江打工的22岁单身女子。该女子在一夜情后怀孕,因婴儿父亲不愿意负责而决定隐瞒怀孕事实。据这位母亲解释,上厕所时产下婴儿也是意料之外。而由于母亲束腹等隐瞒怀孕的做法,婴儿出生体重也低于正常标准。厕所意外出生还让孩子几乎一出生就失去生命。 未婚怀孕导致流产以及婴儿不能健康出生,甚至出生就夭折的案例在国内屡见不鲜。据官方统计,中国流产低龄化和未婚化的趋势明显,而意外怀孕导致的流产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徐晓阳教授表示,中国缺乏系统的性教育,未婚怀孕的社会救助系统也不完善,下水道弃婴事件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呈现了出来。与此同时,徐教授还介绍中国在性教育方面的现状和解决之道。 性知识也应包括交往知识 中国性教育缺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是否应该进行性教育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由来已久。对此,徐晓阳表示,学校和家长因担心性教育变相鼓励青少年性交往, 或是教师本身不专业,往往对此避而不谈,即使有性教育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一般性教育课程中,避孕并非教学内容。青春期交往和怀孕方面的话题,中国也往往以负面教育、恐吓教育为主,不鼓励青少年进行正常交往。这并非科学的性教育,科学的性教育应该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徐晓阳指出,完整的性知识不仅应该包括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以及自我保护知识。恋爱交往和性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女孩不懂如何拒绝男孩的性邀请,由此发生性关系而怀孕,以及男孩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法分清友情与爱情的区别,都是交往教育不到位的体现。“在下水道弃婴事件中,父亲一方拒绝对胎儿负责,也是交往教育失败的体现。” 计生体制存在漏洞 避孕措施的不到位,传统文化对未婚母亲的偏见等因素导致了流产的高发。 对此,徐晓阳评价到,社会不应该过分从道德层面来批判未婚怀孕的女性。在下水道弃婴这样的案例中,婴儿母亲的做法也并非全部因为个人道德问题,社会责任更大。隐瞒怀孕,对未婚怀孕有羞耻感等是性教育缺失、社会救助体制缺失和文化歧视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仅仅指责当事人不仅片面,而且忽略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避孕体制方面,中国在已婚人群避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国家计生委对未婚者尤其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相比之下薄弱许多。已婚者避孕可以免费领取药物、减免可逆性节育器安置费和人流手术费,而更需要保护的低收入打工族和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族,却很少有可能享受到这种优惠服务。 徐晓阳还指出,社会救助体系也没能为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或未婚妈妈提供经济、身体、心理方面的支持,这也导致了这部分女性在遇到问题后无人求助,无处交流的困境。隐瞒怀孕事实也是无奈之举。 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虽然中国性教育和体制方面存在漏洞,改革却也并非易事。徐晓阳教授介绍说,改革应从改变官员落后的性教育观念和管理观念开始,改变性教育“教坏”学生的偏见。同时,人口计生部门应继续积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合作,应该多接触到学生和流动人口等脆弱群体, 开展各种调查和干预项目,提高他们性与生殖健康水平。中国性学会也应该争取在更多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试点。这样,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父母引导、社会服务等正规渠道获取生殖健康知识,树立正常的性学观。 徐教授还提到了国内 一些医院中针对未婚女性解决痛经、少女意外怀孕、少女阴道炎等问题而开设的“青春期门诊”或“少女门诊”。但因为宣传力度或患者本身有羞耻感等各种原因,效果一直不佳。而针对大学生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和避孕药物,也往往因为年轻人“不好意思”暴露自己未婚的身份,少有人问津。不过,因为近年来艾滋病防治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官方十分重视通过推广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这也间接推动了避孕工作,部分加强了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牛博国际 | 专访张彤禾:用打工女孩视角展现当代中国

工作条件恶劣、遭受性别歧视、流水线上的打工妹起早贪黑也买不起自己亲手生产的一台iPad——这样的叙述,在对东莞女工的报道中屡见不鲜。但是,轰动全球的《打工女孩》一书作者张彤禾却说,这些只是我们眼中的东莞世界,打工女孩们可不这么看。 真实记录打工生活、展现打工者视角的《打工女孩》2008年一经问世就在英文出版界引起轰动。在随后的两年里,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法、西、意、荷等多种语言。 今 年四月,《打工女孩》一书的简体中文版正式在中国大陆发行。打工女孩的视角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中文版新书为何时隔五年才姗姗来迟?作为一个“外国人”,张 彤禾对中国以及西方眼中的中国又怎么看?带着这些问题,荷兰在线记者对目前正为新书发布而奔忙的张彤禾进行了独家专访。 打工女孩在逆境中顽强生存 张 彤禾告诉记者,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打工大潮中个体的真实面貌。她的主人公敏和春明都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都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的节奏,也勇于为 自己的抱负而挑战家庭和世俗偏见。这样的经历在打工人群中其实并不特殊。在流水线一般的东莞,她们甚至可能随时被其他打工者取代。相同的背景和经历往往让 打工者显得面目模糊,毫无个体性可言。 然而,张彤禾强调说,每个打工女孩的特殊性才是她们继续在城市中坚持下去的根本。她遇到的每个工厂女 孩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挑战过老板。她们迫使老板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看待,让老板听到自己的呼声和诉求。只有努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他人认可,打工女 孩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在城市中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虽然在东莞的工厂世界,女孩们依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但《打工女孩》想 要表现的是,即使在不利的环境里,女孩们依然有勇气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为改变自己的未来做着打算。张彤禾特别提到,虽然工厂世界充满性别歧视,但是这些女 孩却从未因此有所抱怨,她们甚至从来不提性别不平等。她们看到的不是不平等,不是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是发展自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些她们可 以在工厂、在城市中实现。 出版审查影响对全书的理解 中译本时隔五年才问世,张彤禾告诉记者,她自己也很“心急”。不过,近几年来,中国读者对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出于市场运作的考虑,中译本才姗姗来迟。 不过,相比英文原著,中译本缩减了关于作者家族史的三章。张彤禾在采访中说,她从中国政府方面得知,要在国内出版《打工女孩》,这三章就必须删去。这一事实也让张彤禾在到底是否要出中文版的问题上挣扎了好久。 被 删节的三章讲述了张彤禾祖父张莘夫从吉林六台到北京以及美国求学,回国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经历。三章中还记述了张莘夫内战伊始即遭暗杀以及家人在文革期 间遭到迫害的历史。这些情节看似离东莞的打工女孩很遥远,但对张彤禾来说,它们却多有相似之处。两代人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他们所生活的中国也都 是在闭关锁国许久后刚刚对外开放。两代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叙述,是因为上一代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状。“东莞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东莞的历史 沉淀在中国的历史里,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东莞,理解中国当代的打工潮。” 张彤禾对记者表示。 虽有相似之处,张彤禾也认为两代 人“代沟”明显。对张莘夫一辈而言,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留学迁徙,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在当代的打工者身上, 这一点却不那么明显。虽然打工者是中国近三十年来巨变的推动者,但是他们离家打工的目的却更在于改变自身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从为国家福祉奋斗到为个人 幸福奋斗,这种个人追求的变化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张彤禾坦言,删节会对整部书的理解有所影响。不过,她也补充说,家族史这三章的中文翻译从本周起就会发表在她的 个人官方网站 上,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在那儿看到本书完整的中译本。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未改观 张彤禾一直在努力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她看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张 彤禾坦言近年来外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关注有所增加。他们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介绍了他们的复杂性和人性,这让西方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 理解。不过,她并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观。她告诉记者:“我不认为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新闻报道对及时性的要求很高。在这 种压力下,记者往往会忽视对细节的刻画,新闻的复杂性往往被讨巧的政治观点所取代。” 在东莞的两年里,张彤禾结识了两个年轻的打工女孩,深 入了解了工厂生活的方方面面,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拜读了他们的学术著作。这些调查研究给了张彤禾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莞。“所谓客观,并不是指不带任何 观点地去呈现某件事的方方面面。客观是指不带偏见,公正地去看待某件事物。客观的关键是做出判断”,张彤禾说:“我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客观’,但是我觉 得这个结论真实、准确的反映了我所观察到的东莞。” 夫妇期待重回中国生活 目前,张彤禾和她的丈 夫何伟(Peter Hessler)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正旅居埃及。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在中国读者中也有很高声誉。不过,夫妇俩 的下一个目标是学好阿拉伯文。他们希望写一些关于埃及的纪实文学,就像他们当时写中国一样。 虽然如此,中国在两人的生活和事业中依然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张彤禾透露,“我们会在开罗待几年,希望之后可以重回中国生活。到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

牛博国际 | 中国社会组织的两面性

随着中国经济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社会群体利益日渐分化,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显著增多——尤其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公共纠纷近年来迅速增多,这已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作者:杨鸣宇( 政见网 ) 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政府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应对社会纠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政府而言,这往往是一个在压制(repression)和妥协(concession)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中国政府选择了怎样的应对策略?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有关“中国梦”的讲话可以视为一个大纲: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结政府”,同时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可以说,未来的大方向和愿景已经很清晰,但是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Patricia Thornton、Jessica Teets和胡洁人三位学者分别从“NGO(非政府组织)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大调解”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意思的探讨。 利益代言人?——NGO和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 按照既有理论中对政府/社会的二分法,NGO的产生和增多往住是公民社会诞生的表现。同时,由于已有研究认为威权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潜在的互斥关系,因此NGO在数量上的增多也被视为民主化程度的一个指标。 然而,Patricia Thornton和Jessica Teets均认为:已有的理论或类型划分并不适合描述NGO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在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里,这两位学者各自提出了理解NGO和政府关系的新概念。 Thornton 提出的概念是PONGOS,而Teets的提出则是“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前者指的是通过在NGO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使这些组织和党的施政路线、方针保持一致。而后者则 指的是这些第三部门组织通过和政府之间建立联系,获取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会。 在中国的现实中,NGO和政府之间这样的“鱼水”而非泾渭分明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Thornton 指出,政府通过对NGO进行“全面包围”(comprehensive coverage)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资助NGO提供公共服务,这使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管理中的问题。Teets也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希望 和NGO合作,是因为后者提供的服务有助政府达成某些既定的管理目标,这有助于他们的未来仕途。而且NGO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中 介”,通过NGO建立的协商和讨论平台,市民可能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较少引起矛盾。 对于NGO而言,和政府合作并得到支持,可以使它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还能得到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助,这能有效解决中国NGO普遍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专业化和合法化的困境。 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工作室和大调解 “大 调解”是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另外一种新型手段。根据中央综治办201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大调解指的是“由综治部门统筹 协调,县(市、区)整合政治、综治、信访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调解资源和力量,建立矛盾纠纷联排联调的大调解工作平台”。由此可 见,所谓的大调解其实是对已有的各种应对社会纠纷资源的重新整合,以期更好地解决社会纠纷。 大调解概念的提出有着非常现实的社会背景,胡洁 人认为:这首先是因为目前的城市结构是以社区为主,随着市场化转型和单位制度的崩溃等原因,社会冲突的类型比单位制时期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这逼迫政府寻 找新的策略来应对日益增多的新型社会纠纷。其次,大调解可以视为是对传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一种专业化和强化,它合乎儒家文化强调“非诉”的传统,同时也较 为切合中国文化里重视人伦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哲学追求。 大调解具体如何操作?通过对上海市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化名)的调研,胡洁人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林乐工作室在组织性质上是民办非企业,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其提供运作经费。工作室虽然接受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但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其次,工作室的核心人物林乐本身是资深的人民调解工作者,而且在社区里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使其介入社区纠纷的时候,纠纷的双方一定程度上都要给其“面子”。另外,由于工作室并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因此市民会更容易觉得工作室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 最后,有意思的是,工作室虽然是民间组织,但其能够有效发挥调解功能的前提是建立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正因为工作室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嵌入了政府的横向(法院、派出所)和纵向(区司法局、街道司法所和居委会)网络里,它才得以在处理纠纷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动性。 因 此,工作室事实上对政府有着相当的依赖性,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政府则通过工作室把本来分散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的资源整合到一起,一方面避免了 成为纠纷的直接指向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够借助工作室的力量更好地解决和预防纠纷,使纠纷无法走出城市的基层,避免其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 社会组织的两面性和威权政府的管治 通 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目前在中国,社会组织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为公民提供需要的公共服务,并且一定程度上代 表他们的利益和政府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政府用来防范社会纠纷爆发的“安全网”,政府通过提供资源和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等方式,借助这些组 织的力量形成更全面的社会控制网。 Teets在研究结论里写道:社会组织在和政府的这种复杂关系下,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力量,相反只是威权 政府更有技巧的社会控制手段。Thornton则表示,目前难以预测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会拥有更自由自主的发展,还是沦为政府的控制工具。胡洁人 也认为:林乐工作室这样的组织未来需要减少政府的干预,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公民的利益表达者和保障者。 较为遗憾的是,上述三者的研究虽然均发现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这种两面性,但都没有探讨两者之间孰重孰轻,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程度内社会组织代表市民的利益,越过了什么样的界线它就成为政府的社会控制网。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会在这个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探讨。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牛博国际 | 十八岁荷兰少年应聘市长: “民主真的是一个庆典”

“我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不断跟踪政治局势的发展。现在应聘市长,只是抓住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也借机表现我对阿纳姆市政府的一种抗议:因为它掌握着共同决定年轻人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利,却不征求年轻人的意见,”十八岁的大男孩乔卡对荷兰在线说。 这 是个有着巴西母亲和荷兰父亲的、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在同龄人中,用标新立异、积极投入和出口成章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作为荷兰阿纳姆市SGA中学的高三 学生,乔卡(Joca van der Horst)的生活内涵远远超出了学习:担任校刊主编、为全国中学生网站撰写博客、在校园竞选中带领“人与精神”党大造舆论和苦心经营自己的 网站 ……  他的思想和心,早已经飞出了中学校园。 应聘市长 就是这个乔卡,最近又以一个大胆的举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得知现任市长鲍琳∙克里克即将卸任、阿纳姆市公开招聘新市长的消息之后,乔卡立即投寄了一封应聘信: “作为阿纳姆之子,能够参与建设和完善这个城市是件了不得的好事,尤其考虑到当今的决策对未来、对我这一代人即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对于我这个年轻的阿纳姆人来说,这是参与决策过程的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应聘信中,他这样写道。 虽 然市长公民选举曾被提上政治议程,但在荷兰,市长却并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仅仅是把人选直接内定改成了公开招聘,然后由省长在应聘者中确认候选人,再 经省长和保密委员会商议以及市政委员会推荐,由内务大臣与候选人交谈之后定夺。新任市长最终经女王任命走马上任,并由省长主持就职宣誓典礼。所以,在市长 任命的全过程中,只有公开招聘体现出了民主。 乔卡表示,自己写信应聘的目的之一是要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民主社会中并不民主的市长就任程序: “政府对市长招聘过程是要保密的,除非候选人自己把这个过程对外公开。实际上,我的应聘也是为了把这个程序公之于众,给人们打开一扇门,看到门后所发生的 一切。我会把应聘的整个程序记录下来,发表在我本人的 参选网站 上给大家看。” 抗议 这 次公开招聘阿纳姆市长一共吸引了二十五名应聘者,不出所料, 乔卡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次招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乔卡对荷兰在线说:“一个表现年轻人愿意参与涉及到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存环境和生存 条件的决策过程的机会。我这次应聘也是借机表现出我的抗议,抗议现任市府的这种决策方式。我想让大家看到,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政治不闻不问。” 尽管明知道不会成功,但当被问起如果他当选阿纳姆这个拥有约十五万人口的赫尔德兰省首府的市长的话,最关注的会是什么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 “是教育,绝对是。当然,教育问题涉及到全国性的政策,而荷兰教育政策的发展令人担忧,比如大学助学金就面临消失。作为一市之长,虽然你没能力制定全国性政策,但你可以去海牙中央政府那里游说、做说客。” 具体到阿纳姆市来说,乔卡认为,这个城市目前实施的几个建设项目都耗资巨大,却没有广泛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决定是悄无声息地做出的:“我觉得,市政府在今后的决策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听取大众的意见。” 其乐无穷 个性不乏幽默的乔卡对荷兰在线表示,这次应聘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俏皮的举动,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和死气沉沉的政治增添点生机。虽然知道当选无望, 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策划“竞选活动”,制造声势。 他 自己专门设计制作了“竞选”图标和大幅海报招贴画,买来墙纸胶把它们分贴在阿纳姆市的大街小巷 -- 尽管这并不是为了拉选票:“张贴招贴画是我策划的整个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知名度。我现在等待的是一封拒绝我前去面谈的书面通知。”按照招聘程 序,每一个被拒绝的人都有权电话询问被拒的原因:“我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权利。我会打电话过去,然后把整个对话录下音,在网上公之于众,”乔卡笑着说。 十八岁的生活 乔卡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争的机会,最终以共同利益为中心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想法,不分年龄大小。 在 乔卡眼里,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的理想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他首先应该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美的、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拥有自己的自由 空间,被允许外出社交,被允许犯错误和从中汲取教训;他应该有交男女朋友的自由,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而且,他还应该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争取实现自己 的梦。” 这个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男生,他今后是不是打算走上仕途? “这我还不知道。除了政治,我还很喜欢写作、打网球、玩胶片摄影和搞平面设计,所以我以后会做什么还不一定。暑假过后我将去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就读文理自由学科(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也许,政治学会是我学习的一部分,但它不会是全部。”

牛博国际 | 荷兰记者出书: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不应片面

荷兰《人民报》中欧事务通讯员Fokke Obbema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这位资深记者日前在接受荷兰在线专访时表示,他希望以新书来推动人们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不是要美化中国。 “我不是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人权状况说好话,”Obbema说,“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立场以及这个国家所代表的。因此我希望通过尽可能最客观的事实陈述,反映出尽可能最真实的东西。” 黄祸 Obbema在书中谈到了近年来普遍提及的中国在欧洲影响力越来越大一说。他指出,媒体经常发出所谓的“黄祸”的警告,但具体数据却显示出另一种不同的画面。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仅”40亿欧元。这个数目大大低于美国在欧洲的投资,或欧洲国家间的投资。 书中还提及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好几位受访者告诉我说,尽管有种种审查,如今中国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确实有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Obbema坦率地继续道,“而当我在西方媒体寻找有关这种自由度扩大的文章时,却根本找不到相关的报道。” “恐华” 对于上述矛盾,这位《人民报》的记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实际上(西方媒体)许多编辑只对那些渲染“恐华”的文章感兴趣。“一个绝好的例子是我曾经对中国人购买法国波尔多酒庄所做的报道。在英美媒体的报道里,这条消息成了,举世闻名的葡萄酒生产将落入中国人手里。” “而当我亲自到当地采访时,却发现事实上被中国人购买的只不过是那里超过一万一千多个城堡中六个鲜为人知的葡萄园。我在报道中让一位满腹怨言的当地农民发话,也采访了两位对中国人投资法国酒庄持积极态度的专家。最终报社的责任编辑用农民的话做标题,因为否则我的报道就‘没有故事性’可言。” Obbema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直言,(西方)媒体认为它们知道读者想要什么,于是便利用这种“恐华”之情。“当然,中国确有足以令人恐惧的地方,但我认为,媒体过于扭曲了这个国家的形象。你可以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各个方面,但如果只关注消极的一面,就会一味地猛批下去。” 平衡 Fokke Obbema希望他的《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一书能够促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片面报道的存在。“我认为,读者恰恰想看到平衡的文章。记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思考他们该如何在实践中做到更好更全面的报道。” 在Obbema看来,获得这种全面平衡的洞察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几个星期前,应新书的出版,我为《人民报》写了一篇关于这种片面报道的文章。读者以及其他记者的反应非常积极。可问题在于,记者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片面性与他们自身的关系,因此也无意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这一切导致很难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下去。” “(西方)媒体的如此态度是否会改变?”这位荷兰资深记者在采访的最后对荷兰在线表示,目前看来这依然还只是个猜想。“我认为,各大报纸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倾向于利用这种恐华情绪。在我看来,这也是同目前不利的社会发展因素有关,如经济危机。人们因此而更加焦虑,而媒体也顺势而为。” 《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由Atlas Contact出版,ISBN: 9789047006091   荷兰资深记者Fokke Obbema Fokke Obbema,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硕士,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新闻硕士,1996年至今供职于荷兰左翼大报《人民报》,曾任驻法国通讯员、经济部主编。现任中欧事务通讯员。

牛博国际 | 有钱不一定幸福

过去三十年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看待生活的态度。 作者:陶郁( 政见网 ) 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对自身生活状态和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判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追随冷冰冰和硬梆梆的经济统计数据,而更在乎自己内心的实际感受。甚至连一向严肃正统的央视新闻,也于去年中秋国庆前后主动向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问起了“你幸福吗”。 随 着这个简单的问题迅速走红全国,各式精彩回答也层出不穷,有些让人忍俊不禁,有些使人唏嘘感叹,也有些促人长思久虑。而对于这个简单问题的回复如此五花八 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国人不仅对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各不相同,甚至在界定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上也存有差异。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助理教 授韩春萍博士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普通公民的生活满意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话题。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大量调研数据表明:经 济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会使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得更加幸福;相反,与经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地位、文化价值、生活态度和心理气质等方面的改变,同样可能塑造人 们评判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而上述因素对于不同背景人群的影响往往也各不相同。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鲜有针对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度和满意观的系统研究。而韩春萍通过分析自己与不同领域多位专家合作收集的数据,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韩春萍及其合作者与中国23个省份中的3267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受访者年龄介于18岁到70岁之间,其中1295人拥有城市户口,1776人拥有农村户口并居住在农村,196人拥有农村户口但居住在城市。 韩 春萍的分析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32.3%的受访者对生活表示满意,有29.4%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另有38.2%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的感受介于满意 和不满意之间。那些拥有农村户口、教育程度较低或者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们,虽然从经济收入等客观指标上看在社会上处境并不妙,却往往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 比较满意;与此相反,那些拥有城市户口、接受过良好教育或者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相对来说往往对生活现状更不满意。 可见,与其他许多国家 的情况一样,经济收入远非影响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唯一因素。从韩春萍的分析结果来看,即便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人,也可能因为在对不平等的体验和 感知、对物质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的目标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评价。而人们对不平等的体验和感知,既有可能直接形成于在生活中遇到 的坎坷,也可能是与自己进行纵向比较和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 更加有趣也更有意义的是,韩春萍发现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与流动人口判断生 活满意程度的标准存在显著不同。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容易受到收入、教育、生活经历、处境变化、物质欲望等因素以及与他人比较 的结果所影响。而从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对于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比较一致——这个群体的生活满意感主要受到个人生活目标取向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 的家庭收入有关。 韩春萍的研究成果,能够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满意感和满意观,虽然听起来可能不如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那 样直观和实际,但它们却与每名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质量,更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执政者而言, “让人民满意”具有比“让人民富有”更丰富的内涵,或许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只有让富有的人民满意起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 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政见网,原文标题 《钱并不必然让国人幸福》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牛博国际 | 中国社交媒体与政府监管:微妙的博弈

高效、即时,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本是民众畅所欲言,扩散前沿思潮,监督新闻事件的绝佳平台。然而在政府监 控的大手中,这些社交媒体,是否会在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下,渐渐沦为政府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长期跟踪调查,瑞士国际事务机构 的Johan Lagerkvist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博弈关系。 作者:一琳 利益不一致导致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Lagerkvist教授指出,从某个层面上,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已经变成政府监管大众舆论的代理。他根据著名的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原理指出,授权方(政府)和代理方(社交媒体)均为自利者,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势必导致利益的冲突和权益的抗衡。 作为媒体机构,媒体公司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吸引用户为目的;政府以监控网络言论,封锁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信息,以及维稳为目的。在政府监管政策 的桎梏中,新浪和腾讯等媒体需要机智地对网民的言论做出过滤和筛选,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1990年代始,基于广泛监管民众舆论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亲自运营的低效率,政府把监管民众舆论的权利部分移交给新浪和腾讯等新媒体。这种放权行为看似是政府放宽媒体管制的宣言,实际上以紧密的政府监控行为作为基础。 Lagerkvist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私有媒体企业的管理上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隐形的奖惩机制时刻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新型媒体公司的策略和发 展。对于坚定实施贯彻其政策的''红色''企业,政府往往用优惠化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方针,决策存在失误''的企业,政府趋于用政策壁垒对其进行制约。 在眼下中国政权交接之际,新闻审查和相应的奖惩措施更加严格。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公司的领导和发言人在公众场合普遍选择沉默和不予置 评。 实名制浪潮:声势渐微的一场表演? 为了配合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号召,北京市于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属地在北京市的互联网网站上, 其微博新老用户必须实名认证,才能发言和转发。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清晨,彻底实施实名制的复杂性和其可能引发的结果招来多方质疑。为配合政策需要,即使面 对着粉丝锐减,用户大规模退出,微博营销失效等风险,新浪还是无奈宣布将推行实名制。此举使新浪的股份一度跌幅达11%。 撇开所谓出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量,微博实名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部分互联网精英,即教育程度较高,对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敏感的用户,对实名认证 存在抵触心理。由此丧失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精彩言论;微博实名制,使得政府拥有了更加便利的管理工具,将微博即时、高效、匿名的传播形式粉碎,转化为受 约束、受监视的偏官方媒体;网络的匿名监督对特权制约起很大的作用,在实名制下用户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成为因举报而遭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对于新浪本身 来说,彻底施行实名制将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众多弊端加之实施的复杂性,导致这场实名制浪潮从声势渐微直至最后的不了了之,不难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失败的推广经历。 新媒体革命中的摸索前行 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良莠不齐的网民素质,偏颇的理解和情绪的病毒式传播确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可循的章法。面对过度的新闻审查和网络监管 力度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用国情来安抚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新闻审查在哪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控制社交媒体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的安 定。'' Lagerkvist教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年轻的受众已经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并容忍过滤后的信息,到现在用理智的情绪接受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新 闻审查和监控机制。新媒体追求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短期内不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解决由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如何找到网络监管和公民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的平衡点,保证政府监管和干预不过度,不越权,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社交媒体的爆炸式普及,对公众舆论力量的有效推进,和政府监管的微妙博弈,一切都在这场新媒体的革命中摸索着前进。

荷兰在线 | “生态斗士”刘福堂因言获罪 百人联名吁释放

近日,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刘福堂涉嫌“非法出版”案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该案开庭已近一月但尚未宣判,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周泽律师表示,刘福堂案政治打击报复的痕迹非常明显,目前他已发起联名活动呼吁释放刘福堂,截止目前已有百余人士参加。 “生态斗士”为环保奔走呐喊20载 刘福堂1947年出生,曾任海南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民革海南省副主委、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近20余年来,刘福堂一直致力于保护海南生态环境,多次介入海南万宁海防林被毁、万宁石梅湾风景区水椰被毁等当地重大环保事件。 由于其敢说敢做的个人风格,刘福堂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他先后获得《南风窗》杂志“为了公共利益”2007年度人物、人民网海南视窗2011年度人物和民间组织与英国《卫报》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最佳公民记者奖”。 2012年4月,刘福堂利用微博和博客对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一处火电厂选址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抗议进行报道,由于该事件鲜有公开报道,拥有1.6万余粉丝的刘福堂的认证微博,成为外界了解此事的重要信息源,火电厂最终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迁址。 刘福堂在莺歌海等事件中的举动让当地相关领导震怒,多位匿名人士向中国《新世纪》周刊透露称政府开始对其进行查账,试图抓到其经济问题的把柄,官方人士也开始频繁找其谈话。在这期间,刘福堂的两个微博账号陆续被禁言,多达80余条微博遭到删除。 “非法经营”还是“因言获罪”? 2012年7月20日,刘福堂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10月11日,刘福堂案在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开庭,据检方指控,2005年至今刘福堂共撰写出版了《绿色的梦》、《生态斗士刘福堂》、《天地良心》、《海南泪(一)》和《海南泪(二)》五本书,刘福堂在没有取得国内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下,私自印刷、销售和赠与非法出版物18000册,非法经营数额达464000元,非法所得人民币78090元。与刘福堂一起涉罪的还包括印刷单位及其负责人和员工。 庭审现场,刘福堂确认涉案的五本书没有拿到国内出版刊号,但印书大量赠予海南林业系统及环保公益人士,从未想过靠此赚钱,“说我卖书赚了7万多元,可我自掏腰包全部书成本就要20多万元”。刘福堂的辩护律师则称,检方并未提供刘福堂涉案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证据,予以行政处罚足以惩戒,并不构成犯罪。刘福堂的同事及海南两位环保志愿者出庭作证,他们均表示刘福堂曾向他们或通过他们赠送大批涉案书籍,不存在卖书“盈利”行为,相关书款只是个人“捐助”。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百余法律人士联名呼吁释放刘福堂 荷兰在线记者11月2日电话采访了为此案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周泽首先表示目前很难去预测法院方面到底会作何宣判,“刘福堂在印书之前通过微博大量披露环保事件内幕,其微博先后被禁言销号,当地领导多次约他谈话,种种迹象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刘福堂被政治打击、报复的痕迹非常明显,刘福堂案完全是一个冤案”。 周泽同时透露,目前其已联合近150位法律界人士、公益人士等发起联署签名活动,呼吁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判决刘福堂无罪。荷兰在线记者在这份名为《关于要求公正审理刘福堂案 依法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简称为《声明》)中看到,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等知名学者也出现在联署名单中,《声明》表示,刘福堂印书出版的目的系为宣传环保而非营利,其行为属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正常行使,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于刘福堂的行为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护,而不是相反。 尽管刘福堂案尚未宣判,但一些中国学者已将此案与2010年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追捕”事件相提并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认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打击面过宽,谢朝平也曾因出版图书而被以非法经营罪追诉,在舆论压力下,陕西渭南官方狼狈收场,“对谢朝平案的呐喊言犹在耳,却又出一个刘福堂案。”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个人博客中则表示,你不需要是刑法专家,就知道(针对刘福堂)这条指控是无中生有的,而这类无中生有的指控构成公诉权的滥用,其真实目的在于钳制公民言论,“龙华检方真正关心的不是刘福堂的‘经营’,而是他长年推动地方环保的‘异端’言论或行为,甚至也不能排除地方利益部门对其积极参与阻止毁林等多起生态公共事件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公诉‘秋后算账’的可能性。”

牛博国际 | 廖亦武与莫言:“诚实”胜出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24956 、 相较中国官方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烈反应,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日前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被《环球时报》称为是“西方社会成心与中国过不去的另一面”。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告诉荷兰在线,在西方多元社会,是容忍骂独裁者的声音的,关键在于一个作家的诚实度。 廖女士认为,一个作家的诚实度和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莫言是官方的支薪作家,享受部长级待遇,这不是他的‘错’,但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诚实度。”廖天琪说,“莫言在文学技巧和语言上有很高的造诣,但诚实度的重要性甚于技巧。” 刘晓波是“官方给莫言的糖果” 因此,廖女士也质疑莫言有关希望刘晓波获释的诚意。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媒体表示,希望目前正被监禁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能尽早获得自由。但廖天琪女士分析说,这可能是“官方给他的糖果,这样他就可以卸掉这个负担了”。 “之前我们通过非正式渠道获悉,当局希望以一定的条件送刘晓波出国,但被刘晓波拒绝了。”廖女士说,因此莫言的话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莫言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享受言论自由,包括刘晓波’。那就不一样了。” 廖亦武的中国 相比之下,廖天琪认为,廖亦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文字“多层次地将真实的中国呈现在我们面前,替中国不能发出声音的群体发声,描述了中国底层民众反抗传统、反抗强权的现实,并用优美的文字、技术来处理,非常有价值”。 廖亦武曾因预言中国军队围剿六四示威者的长诗《大屠杀》而被监禁,他也创作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其中描绘了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该书一经出版既遭中国当局封禁。2011年,廖亦武从中越边境出逃,并开始流亡德国。 挑战话语权的人文奖 廖亦武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官方对中国现实的话语权。历史是怎么样的,民众的幸福感如何,在贫富分化、多元不一的社会,都有着不同的体验与解读。试图用“客观”来埋葬个体体验、用“爱国”来统一异样情感,都有重蹈历史不幸的隐患。 德国书业和平奖是战后德国书业协会设立的。国家纳粹社会主义引发了那场由排除异己逐渐升级的灾难之后,在这个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德国出版业希望能寻找、并庆祝各个领域中对精神有启发、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家。不求和谐,可贵的那些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指点不足的声音。也因此,该奖被称为德国的人文最高奖。德国和国际上的许多大哲学家、思想家都曾获过该荣耀。 “帝国”与多元之国 廖亦武在获奖致辞时,借用麦可‧哈德(Michael Hardt)及安东尼奥‧纳格利(Antonio Negri)的“帝国”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当局的“帝国的价值系统已经崩溃,维持它的仅剩下利益的勾结”,并指出这样的政治体系必须“分裂”。廖天琪女士指出,“中国必须进入一个合理、讲求公义和公理的政治时代,当然这也不是一步就成的”。 当被问及该奖是否会对德中关系造成影响时,廖天琪女士表示,中国应该会知道,德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德国书业和平奖是由有社会地位和判断力的评委公正地选举出来的。“廖亦武的书讲述了中国底层人群的真实状况,这其实更有助于两国之间的沟通”。 © RNW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荷兰在线。 更多荷兰及世界资讯欢迎访问: http://www.rnw.nl/chinese

牛博国际 | “被封的Facebook在中国仍很受欢迎”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09816 网民行为分析机构之一GlobalWebIndex本周五公布调查结果表明,虽然Facebook 和推特在中国被封,但仍有数百万中国人使用这两个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中国相当受欢迎,用户量在两年内大幅增加。2010年在中国使用Facebook 的人数略少于800万,现在这一数目已超过6000万。 推特的使用情况也不错,2009年时,中国约有1000万人通过这一最多使用140个字符的微博服务向别人传递信息,三年后这一人数已达3500万。 翻墙 汤姆·史密斯是GlobalWebIndex的调查人之一,他介绍说,虽然Facebook和推特在中国被封锁,但翻墙还是很容易的。通过所谓的代理服务器,你可以绕道同这两个网站连接。 但是, Facebook和推特还是敌不过QQ空间和被称为推特克隆版的微博。QQ空间用户达3亿人,微博用户达2.64亿。Google+ 在中国的用户也比Facebook 多,用户人数达1亿多,这在拥有5.13亿因特网用户的中国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了。 令人怀疑 该调查结果一公布,其他网络专家即对这些数据表示怀疑,推特上,@GreatFireChina指出,根据Facebook 自己的统计数字,该网站在中国的用户只有60万而已。调查机构 Semiocast一个月以前曾查出,中国在推特用户排行榜上连前20名都没有排上。

牛博国际 | 中国法治真的可以扑灭腐败吗?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95562 为何腐败迄今仍是中国社会之痼疾的疑问,恰恰可以证明,那种试图依赖传统人治模式,而非依赖现代法治模式来反腐的做法,无异于想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提出了“民俗学意义上的腐败”这个说法,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腐败已经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用中国学者孙立平教授的话说,就是腐败已成为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 在当今中国,腐败也已开始出现这种“民俗化”的倾向。新近,有论客居然提出了“适度腐败”、“腐败容忍度”之类的说法,就说明了这一点,或者说,就是企图将这种倾向加以正当化。 但令人尚可欣慰的是:这一言论当即在网络世界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猛烈抨击。可见,当今中国民众对官员腐败之痛切,庶几近乎“零容忍”的程度。 那么,应该如何扑灭腐败呢? 对于官员腐败这样一种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难以根治的痼疾,不少人均已肯认这样一件事实: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道德规范加以治理,是不行的,事实上也已被证明是没有实效的。然而另一方面,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贪腐现象,国人也往往苛责法律的无力,并仍寄望于“包公”式人物的出场,更有进者,也有人把中国反腐的希望、乃至政治昌明的理想,寄托于执政党的纪律监察机制之上,并认同这些部门采用超越法律的“霹雳手段”,进行“深度反腐”。然而,由于这几年来,一方面,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明显的遏制,另一方面,包括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嫖娼案、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贪腐案等等在内,反腐部门内部也爆出了一些腐败案件,为此也打破了一些国人的原初寄望。 在这种情势之下,有人甚至开始对“文革”时代产生了“乡愁”,认为在那个政治动乱的时代,恰恰是官员最为清廉的时代。有人甚至断言:当今的腐败现象不断地刺激着公众的情绪,也构成了民粹主义应运而生的一个潜因,加之我国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着传统的官场治术以及现代的政治斗争等“路径依赖”,为此,并非没有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土壤。只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特意发动“文革”来反腐,即使可收釜底抽薪之效,但不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将给中国再次带来深重的灾难。 权衡之下,最终合理的选择,似乎还是回到法治一途上来。 但问题在于,法治真的可以扑灭腐败吗?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要澄清两个先决性的问题:一,要看这里指的是何种“腐败”;二,要看指的是何种“法治”。 先说何种腐败。腐败自然有程度之差异,为此你可以说各国皆存在腐败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意义上的腐败,是难以完全扑灭的,只要人人不是天使,人性还存在弱点,均可能导致这种意义上的腐败之产生。但要注意的是,腐败也有性质之不同。既有被法治秩序有效控制的腐败,也有失控的腐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结构性腐败”。一个社会是否存在这种腐败,经验的方法是:如果在现实的权力分配格局中,一旦给何者加大了权力,何者就容易走向腐败,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腐败。这种腐败的成因自然是复杂的,但究其主因,还是由于权力约束机制的缺失或力道不足而导致的。诚如英国19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均严酷地明证了这个反复为人传诵的定理。而所谓“结构性腐败”,其实就是阿克顿所说的这种“绝对腐败”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故意做一些文章,提出什么“外国也有腐败”、或“适度腐败”、“腐败容忍度”之类说法,其实是混淆了上述两种腐败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扑灭”腐败,指的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 那么,何种法治能够扑灭腐败? 在这一点上,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力图以严刑峻罚来解决官场腐败的制度设定,根本不乏先例,典型者如明朝早期曾用过的“重典”:枉法脏八十贯,论绞;脏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尽管如此,明朝官员的贪污,最终还是发展到了相当普遍化、甚至公开化、合法化的程度。 像明朝早期那样的严刑峻罚,之所以仍不足以扑灭腐败,肯定是有复杂原因的,比如前文所谈及的高迈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弊制之间所存在的背离关系,就颇值探究。但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现代法治自有许多要素,而严刑峻罚则并不等于现代法治,尤其是像传统中国社会那样,国家治理方式主要依靠的还是人治模式,即主要依赖统治者分散性的个人主观意志,而法律仅仅是被作为手段来加以利用的情况之下,要想扑灭制度性腐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 说到最后,笔者认为:一方面完善现代公务员体制,另一方面至少要成功地建立起现代法治,尤其是依靠与之相联系的现代宪政体制,其中包括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广泛的言论监督机制以及司法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机制等等,再辅之以其它各方面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那种“结构性腐败”才有可能谈得上被扑灭。 当然,如果联想到有关“适度腐败”之类的说法,是否真的要全面扑灭腐败,似乎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还不属于奢谈的问题。因为,像在高度发达的中国人治社会里,自古以来,官场里就发明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治术,居然能够将腐败本身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加以巧妙利用。据说,北周开国皇帝于文泰曾问政于大臣苏绰,苏曰:“贪官可立国”,于不解,苏就答曰:“用贪官可建死党;反贪官可除异己;杀贪官可赢民心;没贪官财物可充国库。”而另一方面,某些官员为了表示愿意接受控制,也可能像萧何那样采用“自污”的策略,尤其是在腐败普遍化的情境下,一般少有官员敢于承担独善其身的风险,以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大致可以解明为何腐败迄今仍是中国社会之痼疾的疑问,而且也恰恰可以进一步反证:那种试图依赖传统人治模式,而非依赖现代法治模式来反腐的做法,无异于想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作者:南社子 本文转载自 法律博客 ,并不代表荷兰在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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