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

牛博国际 | “中国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浙江有一名弃婴被困公厕下水道中,经过消防队员和医院两个多小时的抢救,该婴儿脱离危险。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舆论甚至 国际媒体的关注 。 据报道称,弃婴母亲是在浙江打工的22岁单身女子。该女子在一夜情后怀孕,因婴儿父亲不愿意负责而决定隐瞒怀孕事实。据这位母亲解释,上厕所时产下婴儿也是意料之外。而由于母亲束腹等隐瞒怀孕的做法,婴儿出生体重也低于正常标准。厕所意外出生还让孩子几乎一出生就失去生命。 未婚怀孕导致流产以及婴儿不能健康出生,甚至出生就夭折的案例在国内屡见不鲜。据官方统计,中国流产低龄化和未婚化的趋势明显,而意外怀孕导致的流产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徐晓阳教授表示,中国缺乏系统的性教育,未婚怀孕的社会救助系统也不完善,下水道弃婴事件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呈现了出来。与此同时,徐教授还介绍中国在性教育方面的现状和解决之道。 性知识也应包括交往知识 中国性教育缺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是否应该进行性教育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由来已久。对此,徐晓阳表示,学校和家长因担心性教育变相鼓励青少年性交往, 或是教师本身不专业,往往对此避而不谈,即使有性教育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一般性教育课程中,避孕并非教学内容。青春期交往和怀孕方面的话题,中国也往往以负面教育、恐吓教育为主,不鼓励青少年进行正常交往。这并非科学的性教育,科学的性教育应该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徐晓阳指出,完整的性知识不仅应该包括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以及自我保护知识。恋爱交往和性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女孩不懂如何拒绝男孩的性邀请,由此发生性关系而怀孕,以及男孩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法分清友情与爱情的区别,都是交往教育不到位的体现。“在下水道弃婴事件中,父亲一方拒绝对胎儿负责,也是交往教育失败的体现。” 计生体制存在漏洞 避孕措施的不到位,传统文化对未婚母亲的偏见等因素导致了流产的高发。 对此,徐晓阳评价到,社会不应该过分从道德层面来批判未婚怀孕的女性。在下水道弃婴这样的案例中,婴儿母亲的做法也并非全部因为个人道德问题,社会责任更大。隐瞒怀孕,对未婚怀孕有羞耻感等是性教育缺失、社会救助体制缺失和文化歧视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仅仅指责当事人不仅片面,而且忽略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避孕体制方面,中国在已婚人群避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国家计生委对未婚者尤其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相比之下薄弱许多。已婚者避孕可以免费领取药物、减免可逆性节育器安置费和人流手术费,而更需要保护的低收入打工族和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族,却很少有可能享受到这种优惠服务。 徐晓阳还指出,社会救助体系也没能为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或未婚妈妈提供经济、身体、心理方面的支持,这也导致了这部分女性在遇到问题后无人求助,无处交流的困境。隐瞒怀孕事实也是无奈之举。 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虽然中国性教育和体制方面存在漏洞,改革却也并非易事。徐晓阳教授介绍说,改革应从改变官员落后的性教育观念和管理观念开始,改变性教育“教坏”学生的偏见。同时,人口计生部门应继续积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合作,应该多接触到学生和流动人口等脆弱群体, 开展各种调查和干预项目,提高他们性与生殖健康水平。中国性学会也应该争取在更多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试点。这样,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父母引导、社会服务等正规渠道获取生殖健康知识,树立正常的性学观。 徐教授还提到了国内 一些医院中针对未婚女性解决痛经、少女意外怀孕、少女阴道炎等问题而开设的“青春期门诊”或“少女门诊”。但因为宣传力度或患者本身有羞耻感等各种原因,效果一直不佳。而针对大学生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和避孕药物,也往往因为年轻人“不好意思”暴露自己未婚的身份,少有人问津。不过,因为近年来艾滋病防治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官方十分重视通过推广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这也间接推动了避孕工作,部分加强了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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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专访张彤禾:用打工女孩视角展现当代中国

工作条件恶劣、遭受性别歧视、流水线上的打工妹起早贪黑也买不起自己亲手生产的一台iPad——这样的叙述,在对东莞女工的报道中屡见不鲜。但是,轰动全球的《打工女孩》一书作者张彤禾却说,这些只是我们眼中的东莞世界,打工女孩们可不这么看。 真实记录打工生活、展现打工者视角的《打工女孩》2008年一经问世就在英文出版界引起轰动。在随后的两年里,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法、西、意、荷等多种语言。 今 年四月,《打工女孩》一书的简体中文版正式在中国大陆发行。打工女孩的视角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中文版新书为何时隔五年才姗姗来迟?作为一个“外国人”,张 彤禾对中国以及西方眼中的中国又怎么看?带着这些问题,荷兰在线记者对目前正为新书发布而奔忙的张彤禾进行了独家专访。 打工女孩在逆境中顽强生存 张 彤禾告诉记者,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打工大潮中个体的真实面貌。她的主人公敏和春明都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都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的节奏,也勇于为 自己的抱负而挑战家庭和世俗偏见。这样的经历在打工人群中其实并不特殊。在流水线一般的东莞,她们甚至可能随时被其他打工者取代。相同的背景和经历往往让 打工者显得面目模糊,毫无个体性可言。 然而,张彤禾强调说,每个打工女孩的特殊性才是她们继续在城市中坚持下去的根本。她遇到的每个工厂女 孩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挑战过老板。她们迫使老板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看待,让老板听到自己的呼声和诉求。只有努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他人认可,打工女 孩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在城市中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虽然在东莞的工厂世界,女孩们依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但《打工女孩》想 要表现的是,即使在不利的环境里,女孩们依然有勇气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为改变自己的未来做着打算。张彤禾特别提到,虽然工厂世界充满性别歧视,但是这些女 孩却从未因此有所抱怨,她们甚至从来不提性别不平等。她们看到的不是不平等,不是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是发展自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些她们可 以在工厂、在城市中实现。 出版审查影响对全书的理解 中译本时隔五年才问世,张彤禾告诉记者,她自己也很“心急”。不过,近几年来,中国读者对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出于市场运作的考虑,中译本才姗姗来迟。 不过,相比英文原著,中译本缩减了关于作者家族史的三章。张彤禾在采访中说,她从中国政府方面得知,要在国内出版《打工女孩》,这三章就必须删去。这一事实也让张彤禾在到底是否要出中文版的问题上挣扎了好久。 被 删节的三章讲述了张彤禾祖父张莘夫从吉林六台到北京以及美国求学,回国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经历。三章中还记述了张莘夫内战伊始即遭暗杀以及家人在文革期 间遭到迫害的历史。这些情节看似离东莞的打工女孩很遥远,但对张彤禾来说,它们却多有相似之处。两代人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他们所生活的中国也都 是在闭关锁国许久后刚刚对外开放。两代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叙述,是因为上一代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状。“东莞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东莞的历史 沉淀在中国的历史里,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东莞,理解中国当代的打工潮。” 张彤禾对记者表示。 虽有相似之处,张彤禾也认为两代 人“代沟”明显。对张莘夫一辈而言,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留学迁徙,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在当代的打工者身上, 这一点却不那么明显。虽然打工者是中国近三十年来巨变的推动者,但是他们离家打工的目的却更在于改变自身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从为国家福祉奋斗到为个人 幸福奋斗,这种个人追求的变化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张彤禾坦言,删节会对整部书的理解有所影响。不过,她也补充说,家族史这三章的中文翻译从本周起就会发表在她的 个人官方网站 上,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在那儿看到本书完整的中译本。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未改观 张彤禾一直在努力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她看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张 彤禾坦言近年来外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关注有所增加。他们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介绍了他们的复杂性和人性,这让西方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 理解。不过,她并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观。她告诉记者:“我不认为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新闻报道对及时性的要求很高。在这 种压力下,记者往往会忽视对细节的刻画,新闻的复杂性往往被讨巧的政治观点所取代。” 在东莞的两年里,张彤禾结识了两个年轻的打工女孩,深 入了解了工厂生活的方方面面,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拜读了他们的学术著作。这些调查研究给了张彤禾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莞。“所谓客观,并不是指不带任何 观点地去呈现某件事的方方面面。客观是指不带偏见,公正地去看待某件事物。客观的关键是做出判断”,张彤禾说:“我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客观’,但是我觉 得这个结论真实、准确的反映了我所观察到的东莞。” 夫妇期待重回中国生活 目前,张彤禾和她的丈 夫何伟(Peter Hessler)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正旅居埃及。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在中国读者中也有很高声誉。不过,夫妇俩 的下一个目标是学好阿拉伯文。他们希望写一些关于埃及的纪实文学,就像他们当时写中国一样。 虽然如此,中国在两人的生活和事业中依然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张彤禾透露,“我们会在开罗待几年,希望之后可以重回中国生活。到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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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社会组织的两面性

随着中国经济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社会群体利益日渐分化,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显著增多——尤其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公共纠纷近年来迅速增多,这已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作者:杨鸣宇( 政见网 ) 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政府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应对社会纠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政府而言,这往往是一个在压制(repression)和妥协(concession)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中国政府选择了怎样的应对策略?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有关“中国梦”的讲话可以视为一个大纲: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结政府”,同时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可以说,未来的大方向和愿景已经很清晰,但是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Patricia Thornton、Jessica Teets和胡洁人三位学者分别从“NGO(非政府组织)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大调解”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意思的探讨。 利益代言人?——NGO和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 按照既有理论中对政府/社会的二分法,NGO的产生和增多往住是公民社会诞生的表现。同时,由于已有研究认为威权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潜在的互斥关系,因此NGO在数量上的增多也被视为民主化程度的一个指标。 然而,Patricia Thornton和Jessica Teets均认为:已有的理论或类型划分并不适合描述NGO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在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里,这两位学者各自提出了理解NGO和政府关系的新概念。 Thornton 提出的概念是PONGOS,而Teets的提出则是“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前者指的是通过在NGO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使这些组织和党的施政路线、方针保持一致。而后者则 指的是这些第三部门组织通过和政府之间建立联系,获取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会。 在中国的现实中,NGO和政府之间这样的“鱼水”而非泾渭分明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Thornton 指出,政府通过对NGO进行“全面包围”(comprehensive coverage)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资助NGO提供公共服务,这使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管理中的问题。Teets也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希望 和NGO合作,是因为后者提供的服务有助政府达成某些既定的管理目标,这有助于他们的未来仕途。而且NGO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中 介”,通过NGO建立的协商和讨论平台,市民可能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较少引起矛盾。 对于NGO而言,和政府合作并得到支持,可以使它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还能得到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助,这能有效解决中国NGO普遍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专业化和合法化的困境。 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工作室和大调解 “大 调解”是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另外一种新型手段。根据中央综治办201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大调解指的是“由综治部门统筹 协调,县(市、区)整合政治、综治、信访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调解资源和力量,建立矛盾纠纷联排联调的大调解工作平台”。由此可 见,所谓的大调解其实是对已有的各种应对社会纠纷资源的重新整合,以期更好地解决社会纠纷。 大调解概念的提出有着非常现实的社会背景,胡洁 人认为:这首先是因为目前的城市结构是以社区为主,随着市场化转型和单位制度的崩溃等原因,社会冲突的类型比单位制时期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这逼迫政府寻 找新的策略来应对日益增多的新型社会纠纷。其次,大调解可以视为是对传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一种专业化和强化,它合乎儒家文化强调“非诉”的传统,同时也较 为切合中国文化里重视人伦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哲学追求。 大调解具体如何操作?通过对上海市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化名)的调研,胡洁人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林乐工作室在组织性质上是民办非企业,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其提供运作经费。工作室虽然接受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但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其次,工作室的核心人物林乐本身是资深的人民调解工作者,而且在社区里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使其介入社区纠纷的时候,纠纷的双方一定程度上都要给其“面子”。另外,由于工作室并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因此市民会更容易觉得工作室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 最后,有意思的是,工作室虽然是民间组织,但其能够有效发挥调解功能的前提是建立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正因为工作室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嵌入了政府的横向(法院、派出所)和纵向(区司法局、街道司法所和居委会)网络里,它才得以在处理纠纷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动性。 因 此,工作室事实上对政府有着相当的依赖性,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政府则通过工作室把本来分散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的资源整合到一起,一方面避免了 成为纠纷的直接指向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够借助工作室的力量更好地解决和预防纠纷,使纠纷无法走出城市的基层,避免其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 社会组织的两面性和威权政府的管治 通 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目前在中国,社会组织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为公民提供需要的公共服务,并且一定程度上代 表他们的利益和政府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政府用来防范社会纠纷爆发的“安全网”,政府通过提供资源和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等方式,借助这些组 织的力量形成更全面的社会控制网。 Teets在研究结论里写道:社会组织在和政府的这种复杂关系下,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力量,相反只是威权 政府更有技巧的社会控制手段。Thornton则表示,目前难以预测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会拥有更自由自主的发展,还是沦为政府的控制工具。胡洁人 也认为:林乐工作室这样的组织未来需要减少政府的干预,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公民的利益表达者和保障者。 较为遗憾的是,上述三者的研究虽然均发现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这种两面性,但都没有探讨两者之间孰重孰轻,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程度内社会组织代表市民的利益,越过了什么样的界线它就成为政府的社会控制网。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会在这个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探讨。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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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十八岁荷兰少年应聘市长: “民主真的是一个庆典”

“我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不断跟踪政治局势的发展。现在应聘市长,只是抓住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也借机表现我对阿纳姆市政府的一种抗议:因为它掌握着共同决定年轻人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利,却不征求年轻人的意见,”十八岁的大男孩乔卡对荷兰在线说。 这 是个有着巴西母亲和荷兰父亲的、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在同龄人中,用标新立异、积极投入和出口成章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作为荷兰阿纳姆市SGA中学的高三 学生,乔卡(Joca van der Horst)的生活内涵远远超出了学习:担任校刊主编、为全国中学生网站撰写博客、在校园竞选中带领“人与精神”党大造舆论和苦心经营自己的 网站 ……  他的思想和心,早已经飞出了中学校园。 应聘市长 就是这个乔卡,最近又以一个大胆的举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得知现任市长鲍琳∙克里克即将卸任、阿纳姆市公开招聘新市长的消息之后,乔卡立即投寄了一封应聘信: “作为阿纳姆之子,能够参与建设和完善这个城市是件了不得的好事,尤其考虑到当今的决策对未来、对我这一代人即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对于我这个年轻的阿纳姆人来说,这是参与决策过程的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应聘信中,他这样写道。 虽 然市长公民选举曾被提上政治议程,但在荷兰,市长却并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仅仅是把人选直接内定改成了公开招聘,然后由省长在应聘者中确认候选人,再 经省长和保密委员会商议以及市政委员会推荐,由内务大臣与候选人交谈之后定夺。新任市长最终经女王任命走马上任,并由省长主持就职宣誓典礼。所以,在市长 任命的全过程中,只有公开招聘体现出了民主。 乔卡表示,自己写信应聘的目的之一是要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民主社会中并不民主的市长就任程序: “政府对市长招聘过程是要保密的,除非候选人自己把这个过程对外公开。实际上,我的应聘也是为了把这个程序公之于众,给人们打开一扇门,看到门后所发生的 一切。我会把应聘的整个程序记录下来,发表在我本人的 参选网站 上给大家看。” 抗议 这 次公开招聘阿纳姆市长一共吸引了二十五名应聘者,不出所料, 乔卡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次招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乔卡对荷兰在线说:“一个表现年轻人愿意参与涉及到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存环境和生存 条件的决策过程的机会。我这次应聘也是借机表现出我的抗议,抗议现任市府的这种决策方式。我想让大家看到,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政治不闻不问。” 尽管明知道不会成功,但当被问起如果他当选阿纳姆这个拥有约十五万人口的赫尔德兰省首府的市长的话,最关注的会是什么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 “是教育,绝对是。当然,教育问题涉及到全国性的政策,而荷兰教育政策的发展令人担忧,比如大学助学金就面临消失。作为一市之长,虽然你没能力制定全国性政策,但你可以去海牙中央政府那里游说、做说客。” 具体到阿纳姆市来说,乔卡认为,这个城市目前实施的几个建设项目都耗资巨大,却没有广泛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决定是悄无声息地做出的:“我觉得,市政府在今后的决策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听取大众的意见。” 其乐无穷 个性不乏幽默的乔卡对荷兰在线表示,这次应聘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俏皮的举动,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和死气沉沉的政治增添点生机。虽然知道当选无望, 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策划“竞选活动”,制造声势。 他 自己专门设计制作了“竞选”图标和大幅海报招贴画,买来墙纸胶把它们分贴在阿纳姆市的大街小巷 — 尽管这并不是为了拉选票:“张贴招贴画是我策划的整个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知名度。我现在等待的是一封拒绝我前去面谈的书面通知。”按照招聘程 序,每一个被拒绝的人都有权电话询问被拒的原因:“我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权利。我会打电话过去,然后把整个对话录下音,在网上公之于众,”乔卡笑着说。 十八岁的生活 乔卡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争的机会,最终以共同利益为中心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想法,不分年龄大小。 在 乔卡眼里,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的理想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他首先应该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美的、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拥有自己的自由 空间,被允许外出社交,被允许犯错误和从中汲取教训;他应该有交男女朋友的自由,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而且,他还应该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争取实现自己 的梦。” 这个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男生,他今后是不是打算走上仕途? “这我还不知道。除了政治,我还很喜欢写作、打网球、玩胶片摄影和搞平面设计,所以我以后会做什么还不一定。暑假过后我将去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就读文理自由学科(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也许,政治学会是我学习的一部分,但它不会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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