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状况

西藏在自焚中燃燒

【前言】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八平措在十八大記者招待會上說:「西藏寺廟的僧人沒有一個自焚。有人說西藏在燃燒,而我認為根本沒有??」。事實上,迄今為止已有約100人自焚,83人死去。而中共政府不僅冷酷無情,還在藏區大力宣傳詆毀自焚浪潮。並要求藏人相互檢舉,打壓、判刑自焚者家人、朋友,同時,嚴格限制媒體采訪,更禁止任何國家或國際性組織的調查。 西藏問題從1959年至今,愈演愈烈。藏人幾乎每十年就會有一次大的反抗運動。近幾年,藏人們以自焚的方式而掀起的非暴力抗暴運動,殉難人數之多,引發的同情悲憤情緒之強烈,為歷史上絕無僅有。正如本專題指出,一個在高寒嚴酷生活環境下悠然生活千年的頑強民族,面對中共政權的強暴,只有尋找更激烈的手段抗爭,才能表達他們生死存亡的民族憂患意識。專題作者廣泛,提出對這場無比慘烈的和平抗爭的描述、背景分析,和對中共新領導的呼籲,希望以新思維儘快展開中藏談判。(編者) ●2012年3月胡錦濤訪印前夕,藏人江白 益西在德里自焚,抗議中共高壓政策。 編者按:近年來藏人自焚浪潮此起彼伏,已有近百名藏人投身在烈火中。作者對西藏問題及達賴喇嘛的狀況非常熟悉,具有代言的影響力。本文闡述藏人自焚的原因,和中藏關係的深刻危機。 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西藏安多的阿壩格德寺(現屬四川省阿壩州)僧人扎白在縣城中自焚——中國軍警的反應也一如往常,毫不猶豫地開槍擊倒扎白,然後再滅火,同時又不忘對扎白棒打腳踢。 扎白是西藏境內第一個自焚的藏人,但並不是第一個自焚的藏人。早在一九九八年,原籍日喀則的流亡藏人圖登額珠在印度新德里一次絕食抗議至死的活動中自焚身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指出:「我會見了參加絕食的六名藏人,並向他們申明,對包括絕食至死在內的傷害生命的行為不予認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遺憾??我無法認同他們傷害生命的行為,但對他們的勇氣和動機表示欽佩,因為他們是為了六百萬西藏人民的自由權利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達賴喇嘛從來不支持自焚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達賴喇嘛再次對《北京之春》經理薛偉表達了同樣的立場:「當自焚的狀況發生時,我個人非常痛心。當然從民族的勇氣來講,他們的勇氣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絕對沒有鼓勵,也不願鼓勵他們自焚,用這種方式來抗爭。」 達賴喇嘛同時也談到了他做為宗教領袖的困惑,以及由於已經將政治權利移交給民選政治領導人而不便發表意見的處境:「我也很困擾。我對他要如何評價?如果我說這是好的、對的,不能這樣講。如果說是錯誤的,要怎樣判定他是錯誤的?對他留下的家人,在他們心裡,達賴喇嘛這句話,對他們的創痛傷害多麼的大。我們要想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問題,有人設法政治化,如果要政治化,我最好閉嘴,因為我把所有政治權責已經交給新的領導人。所以在政治上,我可說是圓寂的人一樣。」 雖然達賴喇嘛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其反對自焚的立場,但西藏境內的自焚並未因此停止。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至二○一二年的國際人權日止,至少已有九十七名西藏人自焚。 對藏人的自焚,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自焚者的「絕望」,也有不少人分析這是藏人在向國際社會求救。 其實,真相並非全然如此。檢視公開的資料,自焚藏人的生存狀況都並不差,不少人甚至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時,也沒有發現他們有其他的個人理由去自焚。在他們留下的遺囑中,幾乎看不到針對國際社會或媒體的內容,甚至少有對中共攻擊或不友善的言語,遺言中更多的是希望西藏自由、藏人同胞們相互團結,鼓勵藏人傳承母語,說藏語,希望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遺願。 死者遺言:為了藏民族的尊嚴 就西藏人而言,不論生者或死者,沒有人懷疑自焚者的獻身是為了西藏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包括自焚者的家人也相信親人的自焚有助於維護西藏民族的尊嚴和利益。而這種通過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幫助西藏民族的想法也不是現在才有,早在二○○四年,有一部加拿大電影公司(NFB)贊助拍攝的紀錄片《我們還剩下甚麼》,其中一安多男人對著鏡頭說:「我不知道我能做甚麼?如果我的生命對西藏民族有甚麼幫助,我隨時都願意獻出我的生命。」 二○一二年六月,兩個年輕藏人在青海稱多縣自焚,他們在遺囑中也表達了相同的信念:「我倆無力為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做出貢獻,也無任何財力幫助西藏人民。我們力所能及的就是以自焚的方式,希望能幫助西藏民族,並祈求達賴喇嘛尊者永駐世間、儘快返回西藏。對於和我們一樣的西藏青年人,我們希望你們持守不在藏人內部爭鬥的誓言,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守護住西藏民族的尊嚴。」 其中一人臨死前更直接地表達他的遺願:「我倆是為雪域西藏,如果我們沒有自由、沒有語言文化和民族特性,將是我們的恥辱??那你到底算是哪個民族,是華人還是藏人?」 現在,將近一百名西藏人相繼自焚,此刻應該清楚了:自焚者與西藏民族的現狀和命運之間的聯繫。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迫使西藏人只能用如此慘烈的方式表達訴求呢? 難忘半世紀來對藏人的屈辱 美國專欄作家艾比蓋爾說:「衡量一個人品格的最佳尺度是:看他怎樣對待無利益於他者;看他怎樣對待無還手之力者。」如果以此標準去衡量中共對待西藏民族的黨格或國格,留給西藏人的顯然不是「泱泱大國」的形象。 毫無疑問,西藏人並沒有忘懷過去半個多世紀所經歷的苦難和屈辱;而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讓西藏民族淪為被掠奪、被邊緣化的群體,而且中共的仗勢欺人、橫行霸道的嘴臉在西藏更是到了喪心病狂、無以復加的地步。 如在西藏已推行十幾年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不僅強迫藏人自我矮化、攻擊達賴喇嘛,甚至還為此故意褻瀆藏人信仰的聖潔性,如軍警從藏人家中搜出達賴喇嘛的照片後,會強命藏人用腳去踩踏,當藏人不願服從時,軍警甚至用鐵棍敲打藏人的腿,強制藏人把腳踩在達賴喇嘛的照片上,一些藏人的腿竟然因此被活生生地打斷。此外,中共甚至強行將中國國旗和法幢一起掛在經堂頂,將毛江胡鄧等中國領導人的俗人照片供奉在佛堂內。中共這樣做就是要處心積慮地去踐踏宗教信仰的神聖性,從而消解藏人捍衛信仰的決心。 而為了根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中共在西藏加緊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僅各地若有若無的藏語文教育被取消,御用學者也紛紛出來鼓噪取消民族身分,以圖達到釜底抽薪的目的。 宗教文化政治全面壓迫與同化 除了宗教文化的殘酷壓迫,中國對西藏的政治壓迫,即使文革後也只有量變,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藏人的任何不滿言行,都會被誣指是恐怖主義或分裂主義而遭到嚴酷的鎮壓,鎮壓手段更是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僅僅是二○○八年三月十六日,中國軍警直接向阿壩的藏人群開火,就造成至少二十三名藏人被當場殺害。而製造這類屠戮行為的兇手,不僅不會受罰,甚至還會因此受獎升遷。 除了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壓迫,社會範圍內的民族歧視政策更是讓藏人猶如寒冬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現在的西藏人,想出國幾乎不可能拿得到護照,想到中國內地,常常只能去規定的旅店投宿;至於去本民族的聖地拉薩,則要比別人多準備五份不同的證明文件。問題是,這項政策只針對西藏民族。其他民族或外國人要進入聖地拉薩,只需要出示身分證或護照即可。 而更令人憂慮不安的,是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後的中國政府之意圖,以及這些資訊所反應的霍霍磨刀聲。正如一名藏人教師向法國《解放報》記者表示的,「漢人想根除藏人的語言,藏人的文化,藏人的信仰、藏人的歷史,藏人的尊嚴,要將藏人同化。」顯然,西藏人已經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處境,並將此與民族的未來聯接在一起。在自焚者的遺體旁,除了達賴喇嘛的照片,常常還有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的照片。外國記者評說,「看來藏人已經將宗教信仰與民族前途聯繫在一起。」 弔詭的是,究竟誰是真正迫使溫和的西藏佛教徒將信仰和民族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推手?是誰讓一般西藏人都能深切感受到民族和文化處於存亡絕續的危機?並迫使他們只能以自焚等慘烈的方式進行抗爭或自救? 包括溫家寶都對達賴喇嘛栽贓 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就不願承認自焚者的訴求之正當性,並千方百計地用各種污名化的手段,企圖掩蓋問題的實質,轉移焦點。比如初期的自焚者多為僧人時,中國政府及其喉舌就一再宣稱是邪教。後來自焚的人越來越多,中國政府又倒打一耙,宣稱自焚事件是達賴喇嘛煽動所導致的行為。 說到中共的倒打一耙,二○○八年三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就藏人抗議的說詞可謂是經典例證,當時溫家寶面對全球媒體公開表示:「有充分的事實,我們也有大量的證據,來證明這次事件是達賴集團組織、預謀、策劃和指使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隨即公開要求中國政府公布其所謂的事實和證據,並表示歡迎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任何組織到達蘭薩拉進行調查。但中國政府既沒有派人來調查取證,更沒有公佈任何「事實」或「證據」。 在自焚事件中,中國政府也一如既往地栽贓誣陷達賴喇嘛,人民日報等喉舌報章甚至若有其事地大肆宣揚達賴喇嘛「出錢買屍體」的「新聞」,並煞有介事地宣稱達賴喇嘛對自焚者明碼標價,自焚死亡者給四十萬盧比(約五萬多人民幣),因自焚重傷者給三十萬盧比等。 其後為了自圓其謊,中共又荒謬地宣稱達賴喇嘛沒有公開譴責自焚者又為自焚者舉行法會,這些行為就是煽動。 達賴喇嘛是西藏的佛教領袖,為所有雪域藏人祈福本是職責所在;況且自焚藏人為民族利益和信仰而甘願承受火噬劇痛,無私獻身,其赤膽忠心,猶如純潔的雪山,白淨無暇,蒼天可鑑,日月可證,怎麼會有人竟然要求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指責自焚的同胞?荒謬霸道,莫此為甚。 利用內外媒體卑劣醜化自焚者 除了推卸責任,中國政府的另一齷齪伎倆就是污衊醜化自焚犧牲者,二○一二年一月八日,果洛的索巴仁波切自焚身亡,中國政府在第二天就公然謊稱索巴仁波切是「因不正當男女關係被發現後采取極端措施走上絕路」。幸好索巴仁波切在自焚之前錄製了長達九分鐘的錄音遺囑,清楚地向世人說明,他自焚獻身的緣由「像佛祖捨身飼虎一樣」「捨生取義」。 同樣,十九歲的西藏女孩才讓吉因不滿藏語文教育被取消而自焚抗議,中國新華社立刻宣布,這個女孩是因為頭撞到暖氣片上,導致後遺症。對另一個自焚的女青年,則說是因為和婆家關係不好而自焚。在中央電視台製作的節目中,中國政府甚至讓一個面部打瑪賽克的漢族女人,對著鏡頭誣賴兩個自焚藏人找她嫖宿等。並以「美國媒體多維網」(其實總部在北京)的名義表明國際社會也認同中共的說法。 中國政府常以泱泱大國自許,對待藏人的霸道和卑劣,卻實在令人瞠目。 除了醜化、潑污水,中國政府講得最多的是以佛教「不殺生」的戒律攻擊自焚者,宣稱違背了佛教的教義等。實際上,佛教的一切因果根源維繫於當事人的起心動念,如果動機是惡意或仇恨的,即使沒有實際動作,心生惡念就已造成惡業。同樣,一念之善,即使沒有善舉的動作,因心生善念而累積了善業。 自焚如佛陀捨身飼虎不違教義 而佛教「不殺生」的戒律,指的是一個人如果因為自身的貪嗔痴或無法處理壓力和痛苦而自殺,那就是違背佛教教義和戒律的;相反,如果一個人犧牲的動機是為了利益更多的眾生或維護佛法等,就不是單純的自殺,而是已升華為利他的犧牲,此即佛教所謂大無畏的捨生精神和高尚的殉教行為。 在西藏,這種捨生精神通過佛陀「捨身飼虎」、為「救五百人而殺一個惡人」等佛本生傳記,以及藏戲或其他佛法故事的傳播而深入人心。正如索巴仁波切在遺囑中強調的:「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對中共所謂自焚不如法的說法,著名學者胡平和潘晴等有深入的分析,並例舉越南和中國歷史上許多高僧大德以自焚方式護法殉教的記載。實際上,西藏也並不例外,根據藏文史書《巴協》《智者喜宴》等記載,西元八世紀,佛教從中國和印度傳入西藏,當時代表漢傳佛教的大乘和尚摩呵衍那弟子眾多,而追隨印度法師的並不多,兩派漸發很多衝突。而西藏國王的言論被認為是偏向印度的佛教,因而引起大乘和尚弟子的強烈不滿,為表示抗議,有一名叫「果滅」的漢族和尚,就點燃自己的頭顱面向西方極樂世界自焚而亡。 西藏史書記載的第二個自焚的僧人是一個藏人,大約西元十一世紀,西藏處於分裂時期,佛教正在復興,但拉薩的大昭寺和小昭寺長期被流民或乞丐所霸占。一個叫多瓊果本的佛教徒,設法趕走乞丐並重塑佛像後,在佛像前高喊「我將在佛祖前獻身」後點火自焚。據西藏史書記載,自焚的剎那間,頭顱開裂,一道光芒射向無邊虛空,天搖地動,大降花雨。 西藏史書對兩次自焚的記載,不僅表現了對自焚利生的肯定和敬仰,而且也暗示自焚者都已超生淨土。正由於這樣的如法犧牲具有無量的功德,索巴仁波切才會說: 他「願以此供養(指自焚)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眾生未來獲得究竟佛的果位」。 中共文件污衊自焚是分裂國家 不久前,中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下發所謂的《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其中,中國政府認定「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 這是所謂《意見》的核心,《意見》的其他內容都是由此認定而派生出來。但在實際上,不論是媒體報導或分析,都表明自焚者的遺言或自焚時高喊的口號中,大部分訴求是「西藏自由」、「達賴喇嘛回西藏」、「學習藏語文」、「藏人要團結」等。只有少數人表達了尋求西藏獨立的意願。中國政府在《意見》中,把所有這些自焚者的訴求(有些自焚者的訴求甚至是實現和談)都定位為「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完全是誅心之論,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在流亡藏人中,也有極少數持西藏獨立立場的藏人,他們將自焚者的「西藏自由」口號篡改成「西藏獨立」。這部分人據說也不滿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獨立只能是一種思想意識的選擇,並不代表整體藏人和流亡政府的要求,也不是自焚者的訴求。因此,以「藏獨」將鎮壓自焚浪潮合理化,完全沒有根據。 同時,公安、檢察、法院公然在藏人自焚問題上,聯手出擊,表現如此強硬霸道,這是否代表中共十八大以後的西藏政策?不能不令所有的藏人感到憂慮。 就在《意見》公佈的時候,中國四川警方宣佈破獲所謂組織煽動自焚殺人案。根據中共的報導,兩名藏人將自焚的資訊和照片傳遞到境外,並「經常散佈『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論」——如果指控到此為止,顯然是可能的,因為每一個有良知和勇氣的西藏人都會有這樣的信念;中國政府當然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將這種傳遞資訊或意願表達的行為視為犯罪。 但中國政府接著指控這兩個西藏人「說可以幫助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聲望」以及「脅迫」他人自焚等,就完全背離了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常識,與宣稱達賴喇嘛「出錢買屍體」一樣,更像是「中國式」慣性思維的編造。 四川警方編造煽動自焚殺人案 西藏人相信輪迴轉世,屍體可以佈施給鳥獸而不留在世上,也不像中國人在乎留名青史;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為「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聲望」等世俗名利而自焚,不僅毫無功德可言,而且也是佛教所反對的。而「脅迫」自焚更是變相殺人,更為佛法所不容。這絕不會是一個西藏喇嘛會做的事情,更不會成為西藏人自焚的動機。 看到四川警方這條破獲所謂自焚殺人案的報導,就讓人聯想起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二○○○年,也是四川警方,為了誣陷開辦藏文學校、養老院、植樹造林而深受當地人民尊敬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先逮捕一個叫洛讓鄧珠的藏人,然後宣稱據洛讓鄧珠的口供,他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教唆下,在四川成都實施了恐怖爆炸。隨後,將洛讓鄧珠處死,造成死無對證的局面,丹增德勒仁波切則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沒有人知道洛讓鄧珠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口供。其實我更傾向於相信他可能有這樣的口供,在嚴刑逼供下,相信中國警方可以得到他們需要的任何口供。 而更引人產生聯想或值得關注的是,當時的世界,因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影響,正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反恐戰爭。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搭反恐順風車,除了將新疆一些團體宣布為恐怖組織,同時也一再宣稱西藏自由運動是恐怖組織。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上述所謂爆炸案,更像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栽贓戲,鑿痕累累,目的是誣陷西藏自由運動為恐怖活動。 與善良人們的願望向背,雪域西藏在中共十八大後,迎來的極可能是酷吏橫行、株連無辜、冤獄遍地的未來。 (跋熱.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作者: 達瓦才仁 更新於︰2013-01-06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http://zshgk.blogspot.de/2013/01/blog-post_3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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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藏的雪狮

昨日,归家时已是深夜。网络上最新一起藏人自焚的惨烈报道,已经九十多人了,令我仿佛是受了重创之后陷入深深的沉思,只觉的头脑如撕裂般的疼痛,心里知道,今夜是无法入眠了。直觉提醒着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无论如何,悲剧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我的西藏朋友,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和你说些什么,其实也是想向所有的藏人朋友们说些什么。但心里很乱,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时,我想到了力雄和唯色。这是两位我心里所敬重的朋友,也许我的回信应该从他们的呼吁说起—-”不能再这么自焚下去啊!” 看见那自焚的场面,我只有想起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我从未去过西藏,无法体味一个民族被压迫到什么地步,才会爆裂出这样的雪白和血红.雪白的是雪域高原纯洁皑皑白雪,血红的是渴望自由的生命在火红的火焰中鲜艳的颜色. 前一段,一个刚从西藏回来汉族的朋友对我说,他去了西藏,气氛很紧张.他自己因为长的比较漆黑,一下火车就被警查误以为是藏人,看着他行色匆匆的样子,警察要求对他进行检查.他迟疑一下,结果就被按倒在地,被强行搜查.当看见他是法国国籍证件,立刻微笑的向他道歉. 我的朋友有进入西藏腹地,采访和了解许多藏人,他发觉藏人现在和中共政府的矛盾已经扩大到严重的民族对立,甚至是仇恨. 中共惯用的简单粗暴的方式,一贯如此.似乎最初总是奏效,最后无非更加递增民族的阻隔.在雪山加霜,在伤口撒盐. 一个去过西藏多次曾是法国外交官的朋友说,西藏人是狼,天生的自由无拘束的狼,而中国政府妄图将狼驯化成狗.如此下去,自由的狼无法适应圈养的狗的侮辱,无论提供的环境多么优越,他们一定会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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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来晚了。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我10年前差点要进藏,那时候,入藏涵只是虚设,很多外国旅人在讨论这个根据条例一定要申请的准证,实际上却没多少人真正见过这张通行证。于是,很多外国背包客,尤其是亚洲人选择了“非法”进藏。他们跳上一辆进藏的巴士,像是披上了“变色龙”的外衣般混在中国人当中,隐藏自己的国籍。要是遇到公安上车检查,要不装睡,要不装傻,若会说普通话,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也能蒙骗过去。就算是被发现了真实身份,公安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运气好就能顺利过关了。 那时候,是外国背包客进藏的美好时光。只要进入了西藏,就可以随意走动,要去哪里就哪里,要住民宿就住民宿,活动不受限制。 其实,如果我早5年进藏,也还是能享受到自由的空气。 可惜,我来晚了。 等我能到西藏的时候,局势已经不一样了。 中国以维稳的名义,推行了一系列管制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明文规定,它们像鬼魅般以潜规则的形式进行,没有准则可依据。你能感受到的,就是进藏越来越困难,那张入藏涵,成了必须遵守的“圣旨”,公安不再对外国宾客松懈,而是把外国人当成间谍来看待,尽可能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曾经怀疑,中国当局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力来监控外来者,直到有一次,不在西藏,而是在香格里拉的川藏路线上,我们一车人刚经过路检不久,放行前自然要呈上护照报备,之后我们继续上路,不久一个团员因为要摄录沿途风景,将镜头伸出了窗外去,也就在这个时候,导游接到电话,是公安打来警告,提醒车上的团员要注意安全,不要把东西伸出窗外去。 我当下瞠目结舌,我的怀疑随即也被推翻,中国当局的监控能力,超越我的想象。 这个时候的西藏,已陷入全城戒备的状态,外国游客已不能自由行,必须通过当地旅行社安排一切行程,导游一定要聘请,有的地区禁止外宾进入,特别是边界地带——这个边界,不是国与国的边界,而是省与省的省界! 身为外国游客,我们必须入住至少三星以上的酒店,不能再幻想能入住青年旅舍或背包客栈,民宿也是限制不能住的。 走在拉萨大昭寺一带,几乎是每几步就遇见一个站哨,严肃的公安或士兵,目光如炬,你就算不做亏心事,也会感到紧张。抬头一望,建筑物的天台也有士兵站岗,冲锋枪对准广场扫描,你不敢有大动作,害怕一不小心会被当成反动分子,随时死在乱枪扫射下。 在路上,一道又一道的关卡站哨,一层又一层的把关,一次又一次的备案,叫人心生烦躁之余,也深感不安。 还有,我很担忧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会随时被勒令离开西藏。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做旅游的中国朋友告知,新疆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风声鹤唳,也殃及了在西藏旅游的外国游客,结果他领的一团韩国团,在还没有开始西藏游就已经被“请”出了西藏。 等我到了西藏,很多事情已不一样,我只能想象过去的自由,以及可以随心走动的欢愉,也不受管制的自在。 现在,我失去的,是近距离和民众接触的机会,不是不可以,而是你会担心自己的举动会给当地人带来危险。我妹在新疆的时候,半夜被请去公安局,公安检查她的相机,发现她曾经到当地人家做客,竟然要她带领着公安去找那家人。听说过我妹的经历后,使我常常有避开和当地人深谈的念头,因为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我担心自己会伤害到原本只是想对我释放善意和热情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只好把焦点转移到西藏大山大河的壮阔景色,赞叹她的大自然是如此撼动人心。可是,那些雄伟壮阔的自然景观,弥补不了我的遗憾,我想要的,是自由的空气,不受限制和监控,感受自在的旅程。 西藏,我来晚了。如果高压气氛在未来有所改善,那么也许是我来早了。 3 条评论: Ivy Liao 说… 可是如果不是现在才进藏,你又如何了解藏地现在的恐怖呢?谢谢你的分享. 2012年11月6日下午8:46 向希 说… 去年我去西藏,導遊說在很多人的茶館吃東西或喝茶都要小心言論,因為隨時有人在監聽和監視。在大昭寺周圍也看到軍兵懷疑遊客的相機鏡頭拍到了他們,要求檢查。連說“達賴喇嘛”四個字都要謹慎。 2012年11月6日下午9:26 啦啦仔 说… 曾在四川,准备入藏的一切手续,到最后都差不多成行了,我却在最后一刻忽然决定不去了。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不想去面对已经被政治蹂躏“真实”的西藏,怕幻想破灭而做出的一个逃避行为吧。 2012年11月8日下午12:52 我的私房地图 http://myprivatemap.blogspot.de/2012/1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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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今天,如果你生为一个藏人

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对藏人来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都是自己的家乡。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而外族人却可以享受这种旅行自由,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规定? 图1、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个红旗村 今年八月,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旅行。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拉萨,可是”有关部门”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我要求去拉萨,并与国内同行交流的申请。由于自己的旅行收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四省藏区旅行时,我不免格外关心人们旅行和迁徙的情况。 这才知道,原来受到限制,不能自由前往拉萨的不仅是持外国护照者,还包括生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藏人。 藏人不准去西藏 一位青海的青年喇嘛告诉我,他为了朝圣大昭寺而设法到了拉萨,不敢穿袈裟,穿着俗装住进旅馆,半夜里公安查房,发现他是青海省的藏人,立即将他遣回。让他特别郁闷的是,同样住在旅馆里的汉人,不论是青海的还是内地其他省份的,都没有问题,拉萨欢迎他们来旅游,而他身份证上的”藏族”两字,却使得他不能在拉萨停留。我问:”如果你穿着袈裟,干脆说明你是僧侣呢?”他说那就更不行了,”那样他们就怀疑我们要干什么,弄不好就给关起来了。” 不仅是周边四省的藏人不能自由去拉萨,藏人也不能在四省藏区自由旅行,随时有可能受到查问阻拦,比如自焚发生最多的四川省阿坝,或者藏人抗议激烈的青海省玉树州结古,藏人都说”进不去,进不去”。可汉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那些地方有的是做生意、包工程的汉人。藏人对我说:”他们不信任我们”。 行政区划是政府的事情,对藏人来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都是自己的家乡。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而外族人却可以享受这种旅行自由,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规定? “红旗村”和领袖像 藏人的这种处境,到那里去淘金的汉族生意人、包工头和旅游者可能是看不到的。他们能看到的是政府刻意制造的”和谐”景象。我一路走过的地方,凡是重要公路沿线、重要城镇和寺院附近,这种人工”和谐”就特别抢眼,最明显的就是阿坝境内的”红旗村”和”红旗乡”。 何为”红旗村”?就是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房顶挂起一面五星国旗,有些还要家家户户都挂毛泽东或其他中国领袖的像。 藏人有在屋顶和院子里张挂经幡的传统。经幡是五色彩旗,上面印有藏文的经文或佛像,随风舞动以示弘扬佛法。至少在境外,藏人家庭是家家都有佛堂供奉佛像,家家都挂经幡。在印度和尼泊尔,我常以经幡来辨识是否到了藏人居住的地方。 “红旗村”却呈现一种奇怪的夸张景象,常常是家家屋顶看不见经幡,却有一面鲜艳的五星旗。我路过一个”红旗村”,村里每家每户朝向公路的墙上还贴一幅毛泽东的标准像。这种景色,看上去酷似文革期间的”红海洋”。 一模一样的红旗,一模一样的标准像,一望便知, 这些”红旗村”、”红旗乡”,是政府公权力的结果,不花大力气强迫是搞不起来的。在远离交通要道的偏僻深山或辽远草原深处,这种”红旗村”就绝迹了,那里能看到的是房顶或山上舞动的经幡,是藏人家里供奉的佛像和达赖喇嘛照片。 反邪教和政治恐怖 和”红旗村”配套的,是藏区出现频率远高于内地的政治性标语牌。这类标语牌,越是靠近交通干线就越多,主要宣传的是”民族团结”、”党政军共建和谐”、”计划生育”等。 图2、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的政宣标语牌 此外,我还看到了很多有关”反邪教”的标语牌。这类标语牌树立在公路边、村镇里,很大,制作得很考究,有些村委会宣传栏里还张贴汉藏双语、图文并茂的宣传画。初见这些宣传,我十分困惑:这样宣传”反邪教”阵势,现在在内地也不多见了,为什么在藏区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呢? 中共的意识形态视宗教为落后与陈腐的历史现象,认定宗教终将要消亡,而中共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要促使宗教更快地消亡。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不久前还撰文强调,中共党员是不允许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中共即使一直视社会上的独立教会为敌,却还不敢公开宣称世界上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主流宗教为”邪教”。前些年的”反邪教”都有特定指向,主要指的是以法轮功为主的民间信仰。可是,法轮功等汉地的民间信仰从未在藏区流行,十几年前开展的镇压法轮功运动,现在在中国内地也已偃旗息鼓,那么,藏区那么多反邪教宣传,指的是什么呢? 我请教了寺院里的僧侣、政府公务员和普通农牧民,都说听过反邪教的上级文件和政治学习,但是都不知道这里的”邪教”指的是什么,直到一位政府官员向我道出了个中奥秘。 最近两年里近50位藏人的自焚抗议,让中国政府感受到了压力。中国政府意识到,包括藏区在内的”维稳危机”直接威胁到它的统治合法性。可是,正如一位藏人僧侣所说,”他们不懂我们的心”,中国政府确实不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它的高压政策把自己弄成了聋子和瞎子,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按照中共的规矩,涉藏单位必须向中央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不惜以死抗议。于是,朱维群这样的专业干部不得不给出一个说法。他在藏区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以后就用邪教来解释这些自焚事件。只要把自焚的原因推到邪教头上,中国政府就没有责任了。藏区突然出现的反邪教宣传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藏传佛教早已不仅仅是在藏区传播的宗教,1960年代以来,藏区佛教已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因此,中国官员不喜欢藏传佛教,若要将之打成”邪教”,中国政府也担心这把火玩大了可能没法收场。于是,一面大张旗鼓反邪教宣传,一面吞吞吐吐不敢说明什么是藏区的邪教。中国政府只知道,标语牌是能够制造恐怖的,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你是藏人,你要什么样的藏区? 如今,六百万藏人相比十三亿中国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蜂拥而至到藏区淘金的生意人,兴高采烈到西藏猎奇的旅游者,和大多数从没想过要去西藏的国人,很少有人想一想,藏人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藏民族至今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那么紧张? 今天,如果你生为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政府不跟你商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强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还要你感激涕零;你不能公开向自己的领袖致敬却要膜拜外人强加于你的偶像,而这一些都是用暴力手段制造恐怖,而得恐怖还一天天地维持着,过着这样的日子,你会怎么想?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de/2012/10/blog-post_2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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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珠”帮你走近藏人

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就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 嘎玛的爷爷说。 关于藏区,藏人,藏传佛教,藏区旅游,二、三十本书总是看过的。西藏去过几次,西藏周围的藏区,包括青海、川西、云南都去过,只是没有走过甘南。我甚至还跑到尼泊尔的流亡藏人难民营,印度的达兰萨拉和白拉库比去了解藏人。然而,刚刚看了刘鉴强老师的“天珠:藏人传奇”,感觉一下子向藏人靠近了许多。那天在和鉴强老师的见面会上,我还几次发言,甚至代替鉴强老师回答问题,现在想想,都感到有点脸红。我那点对藏人文化的了解,比起鉴强老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天珠”真是一本了解藏人的好书。鉴强老师对书中主人公数百小时的采访,多次和他们一起深入藏区,和最普通的藏区老百姓交往,结果是他写出了我看到的最深入,最细致,最到家的对藏人和藏文化的描述和记录。 “天珠”选择了大致十个当代藏人代表,完全客观地为他们写生,这其中有他们的追求,痛苦,彷徨,失意,挫折,甚至打架,失恋,僧人还俗等等看起来是负面的故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人物都变得丰满而可信。 书中没有任何刻意的宣传,尽管他们中至少有一部人在当今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主人公没有一个达官显贵,最大的官好像只是青海省最穷,最偏的一个县的宣传部长。那个宣传部长还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部长 – 他的全部精力都在保护三江源,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和对最穷苦人的关心和照顾。用书中的话说,他的部长办公桌上,总是厚厚的一层土。 十几个主人公,除个别人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念过大学的藏族知识分子。说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思考的人格,都为藏区和藏文化所面临的危机而忧心忡忡,并以自己的方式竭力保护和传承藏文化。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和汉文化,以及中国发达地区,或者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十分不同的藏文化和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集中体现在自律,诚信,和关爱众生(包括自然界的动植物)上。 无数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明白,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很多事情,“体制内”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们组织了不同形式的NGO(非政府组织),发动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免受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和破坏。客观上,他们的并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论的行动,保护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几十亿人的生命之源。 (最近崔永元炮轰湖南省教育厅,称他们不作为。其实,站在体制内的角度,湖南省教育厅没错。他们自有他们的“责任”和“范围”。如果你一个崔永元搞个什么项目,教育厅就动一动,另外再有个李永元,王永元,都来搞一下,堂堂的省级权利部门还有什么权威?) 书中的主人公大致来自四个地方,西藏昌都地区的贡觉县,青海玉树州的治多县,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和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 他们都有具有个人特色的经典格言。 仁青桑珠说:“我们村民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保护环境 – ”,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第一男主角嘎玛桑珠说:“什么是天堂?不是穿得好,吃得好,而是进入佛教的深处。。。打个比方说,修行人的幸福就像尝到了果汁的滋味,而我们看到的只是果汁的外包装。我们知道配方、原料,但并没尝到味道。尽管尝过果汁的人努力告诉我们这果汁这么甜,怎么酸,我们这些只看包装的人都无法想象那滋味到底是什么。” 嘎玛还说:“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不要老想什么藏民族啊,汉民族啊,也不要老想文革之类的旧账,佛教是为众生的。” 这个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藏族精英又说:“对西藏文化威胁最大的不是文革,文革破环的只是表面,实质上没有多大冲击。现在冲击最大的事全球化,是商业化,是钱,是追求享受。这一路你也看到了,喇嘛和年轻人喝的是什么?不是酥油茶,不是奶茶,是百事可乐。外来的商业文化冲击进来,藏族人根本无法抵抗。” 嘎玛是虔诚的佛教徒,同时是一个杰出的商人。他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等于一个空房子,房子越盖越大,里面越来越空。我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不太平,到处发生战争和恐怖袭击。怎样才能和平?是原子弹吗?是强权吗?如果有佛教哲学在那大房子里,就绝不会有战争。” 但是对佛教,他有自己的思想:“西藏佛教是讲慈悲的,当在我看来方法不对,在寺庙和佛像上花了太多的钱,如果花到其他方面会起更大的作用,比如在贫穷的村子里办教育,培养出一个人才,会有多大的功德的?。。。光修寺庙和佛像,保护不了西藏文化。” 书中的第二男主角扎多说:“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商业比文革更严重。文革的摧残,藏人可以用内心抵制。但在钱面前,大家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 他又说:“青藏高原就像一幅名画,这张画宁静、和平,像是理想世界香巴拉。可是人们随便糟蹋她:旅游、开矿、炸神山、砍森林、修大坝,青藏高原衰败得似乎连喘气的力气都没了。” 扎多读过大学,是藏人中为数不多的不信教的人。他说:“如果我坚信因果,那么只要努力去做,种因就行了,不必管果。但我不像仁青和嘎玛,我做不到,我需要在逻辑推理上说服自己,我需要科学结论。。。。不只是普通藏民,其实人人都迷信,如果人人不迷信,都明白了,那就达到佛的境界了。我们的迷信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比如说我们相信一种牙膏能让牙变白,因为中央台做广告了。这不是迷信吗?我们迷信得厉害,迷信唯物主义,迷信发展主义。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少,但往往凭着这些小知识来判断整个世界,狂妄无知。 扎多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物质富裕,我去过埃及、印度,与他们相比,中国物质足矣,但失去的是健康的情绪。我们喝果汁嫌没滋味,住宾馆嫌无法上网,以前步行几个月的距离,坐飞机一小时就到了,但我们嫌飞机晚点,嫌坐飞机太热、太挤、太累。我们没有幸福感,没有人之间的信任,没有社会的和谐。我做环保不仅追求环境美,更重要是追求人间的和谐,各阶层的和谐,各民族的和谐。很多人认为,你的和谐不是我的和谐,其实不是这样,没有小和谐不是存在于大和谐中。“ 他说,“我和仁青、嘎玛最大的区别是信仰,我们的传统从1958年就断了,没有佛教,而他们的传统保存了下来。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做事方式的不同,对他们来说,佛教是第一位的,他们用宗教看一切,我用现代知识看一切。 我们还有不同,嘎玛是乡里走出来的商人,仁青桑珠是喇嘛和农民的代表,而我上过学,是走出家乡的干部。我们这些上学的人有太多毛病,太小聪明,太自私,算计自己的事情多,防范心多,容易受挫折。嘎玛不,他是劳动人民的特点,对人真诚,心胸宽广,如果事情不成了,天要塌下来,他照样乐呵呵。他不是“百折不挠”那种艰苦的奋斗,而是很快乐地对待一切挫折。当了干部的藏族人就跟老百姓不一样,我们想的是目标、计划、执行、总结、组织架构、分工。嘎玛慢腾腾的,软和和的,好像没什么计划,散漫,结果他最有成绩。佛教让他相信:播下种子,就会收获果实。” 扎多不信教。但是,在亲身和嘎玛等虔诚的佛教徒的接触中,他也看到了藏人的根:“人们还以为藏区是梦想中的和平之地。可如果没有佛教,藏民会变成食肉动物。” 另一个主人公木梭来自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他说:“要吸取丽江古城和香格里拉(中甸)古城的教训,我们既要发展旅游,让居民享受发展成果,有不能失去淳朴的民风和传统文化。” “天珠”和其它同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探讨了藏族精英在种种现实问题中的苦苦挣扎和探索。宗教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藏文化面临滚滚物欲浪潮冲击下的脆弱性,层层腐败政府官员对藏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破坏和阻力,都是他们这些小人物难以左右,然而又是难以回避的课题。 作者在书的最后,接着嘎玛的梦(嘎玛十分相信梦会预测现实的发展),讲了自己在理解这些藏族朋友的信仰中的困惑。 他说:我希望他的博物馆成功(嘎玛在筹备一个藏族文化博物馆),很高兴他充满信心,但我对他信心的来源感到陌生。我的信心来源于我自己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梦想,但当我说“梦想”这个词的时候,与做一个梦毫无关联,梦只是梦,是我的头脑在睡眠时开的小差,与“神启”无关。换句话说,我信心的来源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他不同。 如果一个汉族朋友对我说昨晚做了一个美梦,预示着他要成功,我可能会笑他“瞎扯”。但对嘎玛的梦,我不敢贸然置评。他的精神世界是那样丰富,他的自信来源于对佛教的信心,而这自信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相信梦的启示和占卜这类外人看来迷信的行为。 如果我不了解他,也会像别人一样笑他,但我知道信仰令他的内心多么坚强,胸怀多么宽广。所以当他说“梦”时,我心情复杂,不仅难以置信,也感到惶惑羞愧。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小,而他的世界很大:山峦可以挡住我的视线,却无法限定他的视野。 鉴强老师说,这是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我是一个“加”(藏人对汉人的称呼),来到这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尽量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跟随这些藏人的脚步,请他们给我打开一扇门,进入更大的世界。有一点我很确定:对于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无知者,尽管我自居在“文明”之地,但就像青藏高原的一只旱獭,看似雄距世界之巅,视野所见,不过是自己黑黑的洞穴和几棵草根。 对于异族文化,我向来持这种立场: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要想了解别人,就要向鉴强老师一样,努力“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请那些我们实际上并不熟悉的朋友“给我们打开一扇门”。 过去,有的朋友说,藏人愚昧,他们上千里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过去,为了什么? 我去印度,也有朋友说,去那里干什么,又脏又乱。 可是站在藏人和印度人的角度,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和汉人交朋友?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人,什么都敢干,食物里敢掺毒品,房子、公路敢造成豆腐渣工程,有了钱敢公开包二奶,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为了抢爹娘的遗产,兄弟间敢大打出手!这个民族最野蛮,最虚伪,最缺乏“礼义廉耻”! 我知道,上述对藏人的评价,对印度人的评价,对汉人的评价,都不公正。评价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必须低下头来,认真去体会人家的内心世界。 我们汉人在全世界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民族,因为在所有的大国中,她是唯一一个不信教,没有信仰的民族。 我们和藏人最大的区别在这里。我们理解藏人的最大障碍也在这里。其实,何止是藏人,我们理解印度人,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亚洲的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问题。 对比12亿汉人,600万藏人太弱小。没有信仰的汉人,凭借着他们先进的技术和日益充盈的钱包,越来越快地,然而又是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藏人固有的文化和传统。 我相信,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汉族逐步同化所有的少数民族,其中,由于地理屏障和宗教信仰,藏族可能排在最后。但被同化的命运难以逃脱。 这个过程不是谁刻意安排和追求的。而是自然发生的。 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当属满族和壮族(唯一两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少数民族)。可恰恰是这两个民族,已经基本被同化。满清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刚刚过去了100年,满族语言已经消失,可以称得上是满族文化的一些元素早已融入汉族文化中,满族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再过100年呢? 有思想的藏族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解决方案在哪里? 又: 嘎玛桑珠的经商理念,让我想起另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嘎玛和别人合作,一定不拿49%以上的利润。大头一定让给别人。这是他从小得到的佛教教育给他的。当他收购天珠时,人家要价2000元,他会还价:“我给你2万元可以吗?”因为他知道,他再卖出去,就可能是几十万!因此,他成了“天珠王”,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合作。这不是他精明,他也没有上过什么MBA,完全是他的佛教教育所致。而“当和尚遇到钻石”的作者是从印度的色拉寺休行了22年的洋和尚。他是用金刚经的理论指导他的钻石生意,取得了成功。 我们成天讲佛教,其实佛教博大精深,我们实在懂得太少。了解藏人,也正是一个学习佛教的入口。 小土豆烧牛肉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2ed19e01015fg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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