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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一个令人困惑的中国

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中共在大概率会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崩溃,中共在大概率会向宪政转型的情况下没有转型。中共会向何处去?中国会向何处去?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 【编按: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家荣剑2016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文演讲稿。演讲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主持并现场翻译为英文。】 2016-11-17 程度...

美国之音|和王岐山谈法治后,福山再论中国坏皇帝问题

中国商店出售的一副“中国梦”众官图扑克牌,习近平是“大王”,但英语这张牌是JOKER,也就是“小丑”。习近平成为中国继邓小平甚至毛泽东之后权势最大的领导人,他权力稳固后,是要大胆推动改革呢?还是成为一名暴君?这是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在书的一开始,他就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他可以使得一国免遭别国的入侵,他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什么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一个坏政府。”弗朗西斯·福山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迈克尔·曼德巴姆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之音斯洋拍摄)1989年初,在柏林墙倒台前,福山发表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在文中,他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随后几个月柏林墙的倒塌,福山声誉鹊起。后来福山研究人类政治秩序。他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与发展有三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国家建设、法治和民主问责。他说,一个国家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维系稳固的政治秩序。然而,历史似乎没有就此终结。中国共产党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抵制了“苏东波”民主化潮流,却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以中国模式挑战着西方经济资本主义加政治多党民主的模式。而俄罗斯在强人普京领导下正试图恢复昔日苏联的强势。福山2014年的新书出版后,可能是因为这段有关国家执行能力的论述,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已经改变了他对民主的认识。据称,福山也因此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2015年4月23日,福山和其他两名学者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邀请,在中南海与其见面。福山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强调,他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产生变化。他强调,政治发展的三要素中,需要有一个平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夕,福山在华盛顿出席了一个研讨会,再次谈论他对人类政治发展的看法。他同时谈到“中国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所说的中国体制中无法解决的“坏皇帝”问题。习近平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弗朗西斯·福山说,中国政治目前最大的危险是习近平聚集了太多权力,且不受限制。他说,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甚至还可能是继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是,这正是中国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 (弱点)”, 因为所有的一切将取决于习近平的意图。他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 很多人希望他能够在击败所有的对手后,巩固权力,然后欣然转身,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但是,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暴君(tyrant)。这一点人们还不清楚, 不知道会是哪种选择。中国模式和坏皇帝福山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是他认为这个模式很难在东亚之外的地区被复制。他说,这种模式的基础就是中央集权的(centralized)、非个人化的( impersonal) 官僚体制, 这个体制可以追溯到2300年前的秦朝时期。这个体系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高质量的国家,同时来取代法治和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体系。他认为,关于这样一个专制体系的真相是,它可能会引出非常好的结果,也可能会引出非常坏的结果。中国的毛主义就是一个坏的结果,没有限制的独裁。 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现行体制都被摧毁一旦。福山说,中国1978年之后的领导层就是着力恢复这些真正的制度,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功也是令人瞩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确保经济发展独立于党的领导。他们恢复了政府的职能。福山说,中国现在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其中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威权政府有任期。他提到,中国的领导层已经经历了三个十年的轮换。如果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以及其他非洲领导人都这样,这些国家会好很多,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会更肯定一些。他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通过官僚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制度运作的“极权主义”(absolutism),虽然谈不上法治。开明专制和好皇帝福山说,这种体系最大的一个负资产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昏君”问题。 如果有一个好皇帝, 有邓小平或是李光耀,你就可能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他不需要虚心面对各种说客、各种工会、各种缠绕不休的媒体和总是批评指责的反对党。福山说,想想邓小平为中国开放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可以在那样的时间内对自己的社会推行那样迅速地根本的结构性变革。他成功了,因为他是个独裁者,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的负资产( liabilities)。福山同时指出,中国对领导人的权力没有限制,10年的任期也没有写进宪法,这就意味着可能被更改。福山提到,如果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极富个人魅力,他可能说,10年任期不够,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福山提到,这也是薄熙来带来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集体领导层就让他出局了。政治发展三要素 中国不平衡福山谈到政治发展的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题。他说,中国政治发展并不平衡。他说,理解政治发展,有一个比较简明秩序框架,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相信现在政治体系应该依赖这三个独立的支柱。第一就是国家能力,国家就是一个权力的垄断。就是国家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遭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二个支柱是法治。这个有很多的定义,但是他认为,从政治上来讲,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透明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必须同样适用于整个政治系统中最有权力的人。如果总统或是总理可以随意改变这个制度,这就不是法治。所以法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权力的限制。第三是民主问责。福山说,我们现在通常是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多党选举这些程序来定义民主,但是这些程序的重要一点就是保证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显示了统治精英阶层自己的利益。这位学者指出,这三者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国家是制造和使用权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是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这中间必须有一个平衡。他说,你不能只是具有其中之一。如果只具备国家能力,中国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有有限的法治,没有民主,这就容易产生暴君。另一方面,如果只限制权力却没有国家能力,这种国家也不成功。福山说,在这方面,极端的例子是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甚至都没有有效的政府,不能控制自己的领土。福山还说,尼日利亚的例子可能更有代表性。这些国家有民主选举,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但是国家能力太弱,不具备实施能力,高度腐败等等。王岐山告诉福山:中国不会有独立司法2015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晤福山和另外两位学者。中文网络后来流传出有关会晤的细节。美国之音记者问福山的谈话感受,福山这样回答:“我是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晤了,我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总算是问到他一个问题 ……我问他,你能想象到中国法庭独立的时候吗? 他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这永远不会发生,这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这一点上,他是毫不含糊的 (笑)。”福山在华盛顿的讨论会上还谈到中国的经济成功。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建立了财产权等一定的制度。

自由亚洲|胡少江:王岐山究竟想说什么?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王岐山约见了美籍政治学家福山、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中信证券的日裔总经理德地立人,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事后,王岐山的老熟人德地立人,将他整理的谈话发表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方的多角度解读。按照中共政坛的规矩和德地立人与王岐山的关系,他整理及发表这个讲话一定事前得到了王岐山的同意。根据德地的说法,在整个会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与会者只是坐在那里听王岐山天马行空般地指点江山,福山和青木这两个世界著名的学者少有插话的机会,以至于福山在会见后评论这次谈话“像玄学讨论”。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要高姿态地约请这三位学界和商界的日裔名人进行这样一场务虚的谈话?事后为什么要同意(或者授意)德地将这个谈话公诸于众呢?王岐山通过这次谈话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确十分艰难。作为当前中国执政党试图挽回民心的重要战役,中国的反腐运动是由王岐山领导、习近平支持的。这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王本人的领导风格正在党内招致日益增多的非议,那些被整肃的派别和大量政府官员对有选择的反腐和王岐山手下的中纪委势力的快速扩张颇有微词。显然,王所领导的反腐目前已经陷于一种胶著状态。如果就此打住,民众的情绪会由期待变成失望,社会的不满会迅速发酵成为动荡。如果反腐继续按照目前的节奏进行,他所在的执政党将难以承受,内部的一些派别,甚至会进行拼死对抗。对于这些来自内部的阻力,王在谈话中归结为“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并且在谈话中发出有种的感叹:“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王岐山向党内的反对派许诺,他不会寻求能够根除腐败的彻底制度变革。这是王岐山在谈话中传递的另一个重要信息。王岐山试图通过不同宗教的内部治理中寻求经验,以期达到一方面有效治理已经腐败不堪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实现一党永久执政的目标。他向政治思想学者福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在整个会见中唯一向对方求教的问题。遗憾的是,王岐山无法接受福山提供的答案。福山认为,宗教内部解决不同教派冲突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福山还向王岐山解释,西方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正是源于这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福山问到中国的宪法能否保障司法独立时,王岐山立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治理权威不可动摇。王岐山的整个谈话,在极度不自信和极度自信这样的两极来回穿梭。他希望用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为自己和执政党打气。其实,人们不难看出他的谈话缺乏逻辑上连贯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著共同的基因,但是有坚持中国不应该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他似乎对他上述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之处全然不察,或者不屑解释。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王岐山的谈话,还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找来访的外国学者座谈,通常是管统战、或者教育的领导人做的事;作为一个专管党务的常委,王岐山高调出面,并且让谈话内容以非官方的方式公布,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党内高官的大忌。他这样做,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体制内难寻知音的苦恼,似乎也在表明,习近平对他的依赖,已经可以使得他不受常规的约束。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王岐山

政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政治秩序与中国

【政见系列访谈之十八】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政治秩序与中国 【精彩观点集锦】 精彩观点集锦 ◆ 人性有趋向朋友与家人的自然倾向,但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必须是不带有个人色彩的——应该基于一个人的优点、技能和(专业)背景选贤举能,而不能仅仅出于亲属关系或利益交换而聘用不称职的人选。 ◆ 人们的教育水平改变之时,其期望和要求也相应改变。特别是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几乎总是会提高,我认为这是一种普世的情况,不随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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