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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信力建 | 旅途中的“流动大学”

作者: 信力建   看书是我学生时代就养成的爱好,而旅行是我近十几年来的嗜好,中国人讲究知行结合,我践行之的方式是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每年总要忙里偷闲去国外周游几遭,尤其喜欢邀三五知己或七八好友成群,轻装简从,绝不走一般旅行社常设的购物游路线,而是结合大家的探究兴趣和游览地政治历史人文特色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学考察。故多次同游的“民主小贩”杨恒均美其名曰“流动大学”。 说是“流动大学”,倒也贴切。因为这样的旅行,绝不同于单纯的游山玩水,更是一次次思想的神游,目的地多为充满人文、宗教、政治特质的地区,其沉积的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本一千个人能读出一千种韵味的大部头。一个城市,一座教堂,一个纪念馆,一所公寓,甚至一面国旗,一个雕塑,一幅图画,一块徽章,都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政治面貌和历史陈迹,这其中的学问比教科书里的深厚得多,也真实得多。 而同行者,无不是国内各行业中的翘楚。如袁伟时、秦晖、金雁、张鸣、杨东平等都是国内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其中秦晖金雁夫妇熟知各国历史,更是研究东欧问题的专家。杨恒均、鄢烈山、笑蜀、吴祚来、秋风、余以为、陈有西、徐列、向熹、长平、文建明、周虎城、邓良平、陈诗峰等等,或为文化学者或为时评作家,或为媒体精英,或为知名律师,或为成功的企业家,皆是术业有专攻,眼界开阔博学多识,思想与时俱进。 在途中不仅可以欣赏沿途美景,遍访古迹和现代文明,而且随时坐谈论道,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牛人”肚子里装满了故事和学识,个个口才了得,各有高见,吃个饭的间隙都能举办一场小型的论坛。若是行到某国某处,正是某位学者专家研究的领域,必会毫无悬念地因地制宜就地开课,洋洋洒洒溯古论今,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精彩一课。一路上,彼此间更是谈笑激辩间碰撞出无数思想的火花,妙语连珠,精彩不断,互相受益。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旅途中有如此一群良友为伴,我如获至宝,这样的流动大学,想必国内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交多少学费也不一定能读到的。 而“流动大学”的课程则是要多丰富就有多丰富,从旅途中的建筑、人文艺术、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到该国该地的政经、文史、教育,都是大家谈论的话题,无不是就地取材、充满互动的生动课程。而且同行的各位精英本身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其中不乏在国外留学或长期居住者),经常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周游列国,友情遍撒。因此在途中常有机会与当地的学者或华人甚至本生本长的居民来个亲切的零距离交流,这样的交流更是比干巴巴的照本宣科要来得有趣得多。 如此有趣的“流动大学”,一定有人问,那么课堂在哪里呢? 其实,课堂无所不在。 在风景旖旎如画的挪威森林里; 在开往曾经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的汽车上; 在承载着一个民族崇高信仰的哭墙下; 在碧波万顷乘帆昂进的米德湖上; 在冬日俄罗斯冰雪皑皑的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前; 在斯坦福大学弥漫书香青春洋溢的校园内; …… 在这所“流动大学”里,每个人既是求知若渴的好学生,着迷地探知所到国家的魅力,如北欧的富裕、美丽和神秘,东欧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前后的变与不变;以色列犹太民族坚忍和强大的秘密;日本让中国人不得不敬佩的地方,等等。同时每个人也是孜孜不倦的好老师,各有所长,并乐于发挥,如秦晖像一本活词典,对欧洲各国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让导游都没了用武之地。杨恒均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见多识广,人又极活跃,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灵通”。 英国作家G.K.贾斯特顿说:“旅行的目的不在观赏异地风光,而在以观赏异地风光般的心情,重新看待自己的国家。”这话在我们这所特殊的“流动大学”里充分地得以印证。每一次身在国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谈起自己的国家。别国好的东西,会在心中做个比较,或讨论自己的国家如何借鉴。看到别国的经验教训,又忍不住大大地感叹一番,这种“看着别国的风景,操着自己国家的心”的心态,算是一种莫名又复杂的心情。但更多的收获是,迈出国门,一路看一路思考,看得多了,眼睛更明了,更能分清曾经接受的教育中的真真假假,国家政治文化的利与弊。走得多了,人心也宽了,看问题的思维模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所以我特别愿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在博文中,或是邀因故未能去的朋友聚会分享,颇有一种众乐乐的愉悦。阅读博客上游记杂评的朋友,虽身不能至,却也可做一次字里行间的同游。 而我更希望的是中国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流动大学”,现在,中国人出行的方式已渐渐多元化,将旅行看成是一种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物欲和玩乐的基点上,相信于己于他人,都会有无限的收获。

爱思想 | 王东成: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高等教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169.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6期

萧瀚 | 0856 到杀人犯的路有多远——三谈长春杀婴案/萧瀚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招贴画 到杀人犯的路有多远 萧瀚  一个月前的2月5日和6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台和《纽约邮报》都报道过发生在纽约上城区Bronx的一起婴儿随车被盗案始末,像所有好莱坞大片,结局是令人满意的,车和孩子都在失窃地之外2公里找到了,因为窃贼发现车上的婴儿后,弃车而去并打电话通知了警方车里有婴儿。  一个月后的3月4日,长春的许先生将车停在自己开的超市门口进屋生炉子,他怕2个月大的儿子冻着了(那天长春的气温是-21度到-3度,早晨七点的气温应该至少不会高于零下10度),将儿子留在开着发动机的温暖车厢里,10分钟后,连车带人都不见了,报警,全城搜救2天,噩耗来自自首的嫌犯,婴儿被他掐死埋在雪地里了。  讲述这两个故事并不是要进行“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糟”之类的中国特色比较,因为具体到个人时,人性的邪恶与人性的美好一样不可测度,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天使般的行善者,也有匪夷所思的丧心病狂作恶者——就在我访学期间所住的Elmhurst,据说近来发生了连环凶杀案,这里的地铁每过午夜12点就显得让人害怕,在此过夜的流浪汉们见到陌生人总是瞪着铜铃样大、火灼灼的眼睛。我感兴趣的是除了这两种极端善恶之外,通常的人性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普通的人性可能会受到环境什么样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化,这个纽约窃贼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普通的人的普通人性样本。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位纽约窃贼操西班牙语口音,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墨西哥移民——这是目前被美国人认为犯罪率很高的人群,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通美国人,警方现在还在追捕他,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到——这恐怕也是这位窃贼自己明白的。他同样明白的是给警方打那个街边的投币电话,会留下犯罪线索,给自己增加被捕获的风险,但是为了不至于伤害婴儿,他车也不要就跑了——因为他无法在车和婴儿之间做一个切割,把婴儿从车里搬出来放在哪里才安全呢?他没有时间多想这个问题,想了也未必有什么办法,那只能宁可不要车了。  这位窃贼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只是想要这辆车,如果他将车开到偏僻的地方将婴儿抛弃或杀死,那么这辆2005大切诺基牌的轿车至少暂时可以稳稳地属于自己。但他也许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没想过,或者也许只是迅速地掠过脑际,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直觉:No,我不能伤害这孩子,车,那就算了吧。甚至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倒霉,怎么撞上个婴儿,只能换桩生意了。无论如何,他并没有伤害孩子,这是最重要的。这里有着对同类——她看起来还那么小——出于本能的不伤害意识,这种生命之间友好相处的本能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或者多么伟大的东西,那只是人之为人应有的。  回到长春婴儿被害案。由于目前案情尚未全面公开,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暂不针对具体嫌犯评论。有报道说,嫌犯偷车开出一段距离之后因孩子啼哭而发现不是空车,因为嫌孩子哭闹就杀死他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事情就远比其他任何动机的杀害更让人恐怖——仅仅因为别人很烦就杀了他!  这样的杀害显然不是出于仇恨,也不是出于有目的的预谋,几乎可以等同于无动机犯罪——至少是随机犯罪,它所反映的是人性的某种变态:极度冷漠产生的对生命的无视状态。至少在这件事上,凶手并没有关于人和物、生命和非生命是有差异的常识,这原本该是人的本能,对待生命和非生命——至少不是在餐桌上而是远庖厨时——应有不同的态度,但这个凶手没有,他将婴儿等同于收音机了——关不掉这该死的半导体就砸掉它。  因为冷漠而杀害婴儿肯定是极端情况——它或许需要偷车之类环境条件配合,但对生命的冷漠而导致的残忍在中国却绝不是个案独例,不但不是小概率事件,而且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你我他的身边。从某种程度上说,“304杀婴事件”并没有那么特殊,请看:  前段时间河南一大学生向父母要钱不遂而挑断父亲脚筋、活剥母亲头皮,而四川某14岁少年因父亲威胁他再上网就断脚筋而在家人饭里下剧毒,今天《金羊网》报道“村民疑因打麻将输钱行凶致2名婴儿死亡”,今天的《中安在线》报道“儿子出狱后卖宅基地赌博被父亲砍死”,昨天《晶报》报道“6个月女婴遭养母摔打后抽搐近20小时死亡”,昨天《海南特区报》报道“跨海铁路挖出偷拐婴儿大案 16名婴儿获救”……至少平均每天一起这样的报道,是的,我们也许会问,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怎么做到的?  1949年迄今,除了我们经历的历史之外,银幕荧屏上泛滥着无数功颂胜者为王的暴力内战片,“阶级”仇恨的硫磺硝烟味弥漫在广袤浩淼的时空里,十几亿人中不知多少人被硬生生地通过社会和学校生活“教育”成崇拜与仇恨的二极管人。“对战友春天般温暖,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战友要么敌人,亲情不如意识形态重要,友情不如“阶级”立场重要,愛被当作虚伪,善被当作软弱,真被当作愚蠢,美被当作奢华,只有恨才是真诚的,恶才是坚定的,假才是智慧的,丑才是艰苦朴素的。在“镇反”、“土改”、“反右”……之后,直到巅峰的癫疯时代“文革”,将人性的黑暗推向最高潮。当黑暗到达最高潮并且回落之后,势能依然强大,血色的“文革”溶进这片盐碱沼泽地,成为罪恶的酵母,奶粉里能尝到它,大米里能尝到它,鸡蛋里能尝到它,黑奴工里能闻到它,被拐卖的婴幼儿奶香里夹杂着它,就连地下水、空气里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教科书、影视剧,数十年来,作为国家战略的仇恨教育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个国家原有的野蛮力量。  仇恨是需要体力需要热情的,当仇恨休息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冷漠,当意识形态瓦解,仇恨所需要的伪信仰情感偏好作为一种行动的凝聚力消失之后,被取消了真善美愛能力的人们就在沙漠化的生存中,以冷漠为原点,幻化出包括残忍在内的所有生活惨剧。  如果凶手果真是目前媒体报道的这位嫌疑人,仔细看看他的照片,并不觉得他有一张典型的罪犯的脸,那里并没有刻着凶残两字,关键在于,他也许确实并不凶残,他可能是家里的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而令人恐怖的难道不正是这一点吗?他太正常了,而我们也看起来很正常,我在寻思,他会不会是犯罪之后的我们中的某一个,而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不会只是尚未犯罪的许多个他?  2013年3月6日於纽约 附: 我们怎样才能把孩子养大—— 一谈长春杀婴案(http://xhzyt200.blog.163.com/blog/static/21751967420132691851580/) 司法的比例——二谈长春杀婴案(http://opinion.caixin.com/2013-03-07/100498403.html)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You Say What You Like, Because They Like What You Say' - http://www.medialens.org/index.php/alerts/alert-archive/alerts-2013/731-you-say-what-you-like-because-they-like-what-you-say.html

爱思想|华炳啸: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晓青女士在其成名作《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见5月21日《红旗文稿》)中,缺乏最起码的宪政思想史常识,竟然提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显然是对"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一反宪派核心观点的具体论证。对这一论调的荒谬逻辑基础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毒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清理。   狮子的逻辑与反宪派"理想国"   令人诧异和警惕的是,杨晓青故意以炉火纯青的障眼法,对自宪派之外的其他五大宪政思想流派--社宪派(包括中特社宪派之童之伟等,老左社宪派之韩毓海等,新左宪政派之甘阳等,宪社派之江平、郭道晖、周瑞金等)、儒宪派(秋风等)、泛宪派(布坎南等)、国宪派(强世功等)、专宪派(林来梵等)的观点内容统统假装视而不见,故意对西方学界以及台湾香港大陆学界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正趋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统统充耳不闻(在后面的系列中我将对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做专门介绍,以事实戳穿杨晓青的谎言),单单挑出激进自宪派的一家之言和"现代宪政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形成的几百年前的观点,就不顾一切地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妄想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一般,使其"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能够以欺骗性的方式获得某种"正当性"。以偏概全的逻辑荒谬性就好比一头狮子面对六个东东,它要全体屠杀,但需要找出一个理由,于是它发现这六个东东都说自己与人有关,而甲说自己是白种人,主张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而所谓人就是白种人(就如同有人说"所谓宪政即自由主义宪政"一样),从而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乙说自己是黄种人,丙说自己是黑种人,丁说自己是棕种人,戊说自己是人变的神,认为人和动物间众生平等,谁也别想主宰谁,己说自己是人变的鬼,主张复兴祖宗之法。六个东东之间争论不休,狮子于是提议说:甲宣扬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这是错误的观点,所以必须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被我吃掉。乙丙丁戊己要么鼓掌赞同,要么沉默认同,于是提议获得绝大多数通过。狮子继续说:甲也说了,所谓人就是白种人,你们都说自己是人,至少与人有扯不断的关系,所以,你们都是白种人,你们也都一致同意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应该统统被我吃掉。就这样,甲乙丙丁戊己都做了狮子的美餐。这就是狮子的逻辑,这就是强权的公理。应该承认,狮子的逻辑前后一贯,始终是以甲的观点作为逻辑基础的,但问题在于,甲的观点是否就能代表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派的观点能否就代表所有的宪政派的观点?能否以反对自宪派的理由对全体宪政派发布"格杀令"?能否仅仅根据甲的逻辑就故意对客观存在的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予承认或故意视而不见?   暂且放下"狮子的逻辑"不谈,那么,杨晓青所揭示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是什么呢?她认为:第一,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二,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第三,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第四,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五,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此外,"宪政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她进而认为:"宪政的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这意思很明确:反宪派所要的符合其理想标准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必定是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五大制度元素的专政国家,难怪读其文章的人都要惊呼,全世界符合这"五个没有"的反宪派"理想国"不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吗?在那里,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议会民主政治、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司法独立,而军队永远地绝对地只忠于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万世一系的纯正革命家族,而且,在那里不用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只需要信仰伟大领袖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在朝鲜,无疑是绝对尊崇宪法的,正如其宪法所规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朝鲜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主体思想" 。而且,朝鲜的国名比我们还多了"民主主义"四个字,体现了"民主主义"的宪法地位,而在我们这里,"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居然还要争论。在有些人看来,朝鲜无疑是明确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典范,体现了自主性的主体特色,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我不想去评论他国政治及其宪法之优劣,但中国的反宪派倘若意图使中国的大脚穿上朝鲜式的小鞋,使中国彻底放弃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主义,那可真是痴心妄想。   宪政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吗?   杨晓青处心积虑地划分关键性制度元素与非关键性制度元素,目的在于把炮口对准"社会主义宪政"。她指出:"'社会主义宪政'论却忽略了这些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宪政的整体制度架构,只强调宪政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权国际公约,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宪政了,前面再冠以社会主义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宪政'了。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这句话恰恰暴露了杨晓青作为一个在中国过了气却阴魂不散的斯大林主义者而非致力于正本清源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宪政形成期,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设计者们既怀有规限国家官僚权力的目的,也存有防止"人民民主暴政"的戒心,因此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想,使得无论是官僚组织寡头或者人民权力在这种宪政体制下都难以同时掌握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宪政既是对公民权利以及人民主权的保障,也包涵着对人民民主以及公民自由的合理规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宣扬的普遍平等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或精英统治构成了紧张矛盾关系。在资产阶级精英人物看来,民主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如熊彼特就这样看),如果实行普遍平等且自由的人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被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19世纪,保守的自由派极力反对且阻挠实行普选制,而以没有普选权的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宪章派社会主义运动则把争取普选权、实现人民民主宪政作为奋斗纲领。譬如,以英国为例,1832年颁布了《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比例从原来男性公民的14%提高到18%。也正是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爆发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宪章运动,其核心诉求就是工人们要求取得普遍平等自由的普选权,以便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规限国家官僚的权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的口号"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传遍了资本主义世界,唤起了没有普选权的广大人民的觉醒。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宪章运动的态度众所周知,甚至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宪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宪章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列宁评价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所提出的普选权等自由民主权利要求,经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抗争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妥协合作,在后来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得以陆续实现。英国通过1864年和1888年的议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但直到1928年才实现了宪章运动所要求的全民普选权。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宪章派社会主义或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语)得以产生。乔·萧伯纳在《费边主义》一文中就曾指出:"费边社是一个比较小的和精干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团体。" 他从1889年开始主编出版《费边论丛》,为费边社会主义也即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们支持工人运动所要求的普选权,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所有权,发展社会所有制,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和一点一滴的宪政改革与资本主义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中国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以启迪。其不同点在于,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所要改良的是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他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改良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的统治"(这种改良道路是否成功以及其"人民的统治"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而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在封建专制主义历史遗留与斯大林主义遗毒深厚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建立和巩固的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我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事实上的职业官僚阶层的代统治改进为"人民的统治"(现阶段的目标则体现为具有一定的"官民共治"特征的"多元共治"),所要规限的权力主要是党政官僚高度集中甚至垄断性的权力(用执政党全国党代会决议的表述即"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中国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职业官僚阶层完全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绝不能在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和中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一边是继承和改良了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一边是要创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如何创建?后面会有专文论述)。总之,无论如何,宪政绝不是杨晓青所说的那样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而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以及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没有宪政,人民民主制度就势必沦为官僚垄断制度或资本垄断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基于社会分工发展而形成的官僚职业集团实行官僚统治的形式。国家既有专政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二重性,也具有阶级统治(国体层面)与官僚统治(政体层面)的二重性。在阶级统治与官僚统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矛盾关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部分接受或全面实行宪政,其首要目的在于规限官僚统治以实现其阶级统治。譬如,资产阶级实行宪政,是为了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当人民成为共和国的统治阶级的时候,自然也要实行宪政来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谁是统治阶级"是国体层面的问题,"宪政或专制"(也即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或官僚运用权力要不要受宪政程序的制约)主要是政体层面的问题。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职业官僚集团能够借助国家机器而凌驾于名义上的统治阶级或各个社会阶级之上,譬如,在中国的皇权与儒家官僚集团"共治天下"的制度下,地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对豪强地主一般采取抑制甚至打击的态度。对于国家官僚集团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统治阶级"所具有的独立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曾有经典论述。借用他的话来说,官僚垄断主义社会或官僚政治时常"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这种"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马克思进而指出,"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而"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他提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新闻跟帖局 | 故事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

《高考状元表白被拒 称得到美誉得不到你的驻足》 查看原文 学霸也有柔情时,可惜,女神拒了状元郎。前天深夜,武汉理科高考状元黄翌青在人人网上更新了一条人人状态,“得到了全市的美誉,得不到你的驻足”,网友从中读出了“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的淡淡忧伤。昨天中午,学霸干脆地发了条微博,说:“DOTA了,匿了。” 最新跟贴  (跟贴 3639 条 有 45575 人参与) 网易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ip:113.132.*.*2013-06-29 11:11:44 发表 网易中国手机网友(117.136.*.*)的原贴:1 故事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女神进入大学后跟了一富二代 网易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手机网友(58.209.*.*)的原贴:2 若干年后,被抛弃后黯然神伤的女神联系到了学霸. 网易法国手机网友 xcd-110 的原贴:3 然后跟学霸交往一个月后,突然告诉他:"我怀孕了" 网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手机网友(116.113.*.*)的原贴:4 8个月后,学霸当爸爸了 网易辽宁省沈阳市手机网友(219.148.*.*)的原贴:5 学霸内心暗自流泪了,默默的将一张医院开的不育证揉成一团…… 网易云南省昆明市手机网友(119.62.*.*)的原贴:6 学霸自己在门口默默的抽着烟,听着产房里的叫声、心想:最好是个女孩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7 呱呱落地,果然是个女孩,学霸嘴角微微上扬,一个暗藏于心数月的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8 学霸是资深金庸迷,就深藏功与名的给女孩起小名叫“不悔”。逝者如斯夫,女孩转眼十八岁了,长的像极了她妈,清秀度目,亭亭玉立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9 学霸终于按捺不住了,此后多少个女神不在家的晚上,学霸和女孩一阵翻云覆雨后,点起一根烟,抚摸着身边的女孩,想想多年前的耻辱,心里不由的窃喜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10 20岁女孩上大学后,榜上一位40岁大款,那位大款就是......,学霸知道后,高兴的午饭加了20块钱猪头肉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11 此后数天都一切以昔。忽然有一天,学霸渐感裆下的异样。不由得大声质问:黄不悔,你到底几个炮友?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12 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学霸得了HIV,学霸万念俱灰时,一位医生神情恍惚的告诉学霸:“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多年前的医疗单写反了名字,你不是不孕不育。”学霸听后一怒一下把医生砍死了,10分钟后,伴随着警笛声,学霸搭上了警车,走向了铁窗...... 网易河南省郑州市网友 楼下下下下 的原贴:13 监狱中碰到了一狱友,此人肥头大耳,一问以前是个市委书记,定睛一看,是他,就是他,学霸发狂似的大笑起来......

共识网 | 谌洪果: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目标及路径之争

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执政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不久即提出“中国梦”蓝图。接着在宪法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一落实宪法的呼吁,实乃抓住了宪政要义,于是2013新年伊始,舆论渐有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之势。孰料此后风向左右摇摆不定,“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能互相否定对立”之说令人无所适从,“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的声音又让人有所期待,然而整体走向基本是左右撕裂,举步维艰,反腐无法突破,共识难以凝聚,前途不可预期。至5月下旬,《红旗文稿》刊发文章旗帜鲜明反对宪政,随后各大党报党刊跟进造势。不过此举却导致非意图后果,激发了网络公共领域有关宪政的大讨论,“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核心宪政观念反而越发深入人心。邓小平主张的“不争论”遂成过去,如今已然到了应该争论、必须争论,并且也无法阻止争论的时候。 童之伟教授将论战各方划分为三大阵营:反宪政派、泛宪政派和社会主义宪政派。这一划分目前似已成为通说,并且参与论战的各个派别也出现了代表性人物。无论胡搅蛮缠也好,自说自话也好,在目前宪政之辩中,这三派也的确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这一划分还是有些大而化之,遮蔽了其他一些值得关注或需要认真对待的宪政流派。只有对各宪政思潮有更为全面的梳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这场争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对当下中国的立宪问题的复杂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才能对中国未来宪政建设的可能方向,提供更为稳健的观察、判断和推动。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各个宪政思潮共同关注的宪政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即宪政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前者试图论证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想)型态,后者则关心以多大的代价,通过怎样的可操作路径,实现某种宪政。所有这些宪政思潮,都指向立宪选择或决断的问题,它们都在致力于为自身心目中适当的基本规则提供合理的论证。但在辩论中,各方难免将规则的理由与规则之下人们行为的理由混为一谈,徒然制造了很多观念的混乱,不利于厘清一些根本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立宪规则选择的层面,围绕宪政的目标和进路,举其大端,对当前中国的各个宪政思潮做一个简略归纳,并在最后提出我的公民立宪观,姑且将之也作为当前宪政思潮之一脉。按照我将要总结的顺序,这些宪政思潮主要有:社会主义宪政派、自由启蒙宪政派、儒家宪政派、民国宪政派、国家主义宪政派、反宪政派、公民宪政派。现分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宪政派 我曾说过,社会主义宪政派其实是被反宪政派活活逼出来的一个派别。何出此言?因为在这场宪政争论出现之前,可以断言,学院派的宪法学者,无论老中青,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泛社宪派”,即都以现行1982年宪法为基本教义和研究对象,以各种大同小异的宪法学教科书为依托,展开教学研究。在法学诸学科中,宪法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最严重的一门学科,学术的独立性和学理性皆有很大不足。直到2001年发生了所谓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后,宪法学才呈现出学术繁盛的景况,但即便这样,至今很多一流的宪法学研究成果,也还是由宪法学之外的别的学科专业人士做出的。不可否认,宪法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学院内的学派分野,其中最瞩目的是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之争,亦涉及到了宪政的目标和路径的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论域。并且,在国家主义宪政派看来,这两者的争论仍然是围绕成文宪法的争论,有很大的教条性。 总之,主流的宪法学界本就秉持社会主义宪政的立场,其所有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基本上取一种法教义学式的思考,这可以说是法律人保守性思维的体现,无可厚非。但是,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困境在于,宪法和别的部门法不同,别的部门法可以纯技术化思考并立马适用于法律实践,而中国的宪法研究,机械于教义和解释,并不能真正将宪法的条款落到实处。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既无法激活规则之下的行动,又因意识形态缚住手脚,而无法在规则选择的层面型构为一个自觉的宪政思潮。因此,这次反宪政派的刺激,反倒使一批宪法学的中坚力量站出来明确表态社宪派的立场,在宪政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上有了焕然一新的自我展示。我的意思是说,反宪政派最终是反了自己的老窝,让一批忠心耿耿为党的社会主义宪政事业殚精竭虑的体制内学者们灰头土脸、情何以堪,由此招致社宪派人士的强烈反应。 目前社宪派内部也有一些微妙的分野,其中主流的一脉是学院派的宪法中坚力量,以童之伟、秦前红等为代表。他们在和反宪政派尤其是泛宪政派的论辩中,最为用心用力,把所有的学术家当都亮了出来;社宪派另一支非常重要的脉络则是体制内的老同志,以郭道晖、李步云等为代表,他们经历过文革反宪政无法无天的灾难,参与过82宪法和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今日党的路线混乱痛心,对反宪政派发出痛斥;社宪派的第三个脉络是宪政社会主义,其缘起于近年来的一个论丛,代表人物是华炳啸。 整体而言,社宪派与其论战对手自由启蒙宪政派对于宪政的观念有大体一致的界定。二者都认为宪政包含一些基本的要素,即民主(来自人民授权)、人权(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和法治(必须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规范和制衡)。他们都承认为了确保宪法落实,需要树立宪法至上权威,需要建立某种违宪审查机制。当然,具体如何实现权力制衡和保障权利自由,社宪派明确认为现行宪法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和合理的制度配置,只要真正落实宪法即可。 因此,社宪派和泛宪派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实现宪政的路径上。对此社宪派充满自信,认为惟有社宪派可以为宪政转型提供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因此他们带着某种殉道者精神宣称要为推动现行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竭尽全力。但是正如赵楚所批判的,社宪派其实也在构筑某种理想神话。因为宪法从制定至今,无论以三十年起算(82年宪法)还是以六十年起算(54年宪法),都缺乏真正落实宪法、实现宪政的经验依据。尽管社宪派不断引证宪法中有关党在法下的条款(比如宪法第5条),尽管社宪派不断强调中共已以最正式的形式承诺不谋求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尽管社宪派不断重申宪法中存在各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但问题在于,整套促使宪政实现的行宪机制,要么宪法规定阙如,要么就根本没被启动过。反倒是那些呼吁宪法权利、践行宪法自由的公民行动屡遭打压。两厢对比,社宪派左一个右一个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落实宪法”,实在显得底气不足。 其实,社宪派也从风险和可能性的角度阐明,宪政的实现,需要“朝野一起努力”,需要各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和反对作为制约力量,而这恰好是自由启蒙宪政派推行的观点。社宪派声称要尊重历史和现实,认为任何变革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而不是凌空虚蹈,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从宪政的角度看,尤其是在反宪政派已经明确表态我们不需要宪政的情况下,“这里”的前提是否存在?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还是承认党权独大?二者的矛盾该如何化解?社宪派很难找到答案。我的看法是,从路径可能性角度,社宪派对自由启蒙宪政派的批评也许是对的,但社宪派同样无法提供比自由宪政派更可靠、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进路。社宪派和泛宪政派相比,一个是一厢情愿,一个是另起炉灶(这一概括不大准确),到底谁更(不)现实?真说不清楚。 二、自由启蒙宪政派 自由启蒙宪政派基本属于童之伟教授所称的泛宪政派。我用这一指称更能体现该宪政思潮的价值倾向,其代表人物无疑是贺卫方,此外还有张千帆、张雪忠、赵楚、方绍伟等。在宪政的观念和目标方面,自由启蒙宪政派更坚守宪政的一些基本构造和普世价值,甚至更明确地认同权力分立、司法独立、人权自由、公民社会、军队国家化等宪政观念。之所以我把这一宪政思潮特意加上“启蒙”二字,乃是因为自由宪政派的确带有观念启蒙、正本清源的性质,近年来左右不讨好。自由启蒙宪政派反对挂羊头卖狗肉,言说比较坦诚,因此其观点很容易被社宪派和反宪政派归结为资本主义宪政。左派动辄给其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敌对政治标签,极右派(包括民宪派等)则认为其对自由宪政的理解肤浅、文艺小清新,甚至有五毛嫌疑。 但是,我认为左右两派对自由启蒙宪政派的攻击皆存在有意无意的误会。首先,反宪政派认为自由启蒙宪政派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宪政,其实是混淆了所谓的宪政观念和宪政设计之间的区别。从宪政具体设计看,的确,你可以反对说不能搞三权分立,我们要议行合一,但你不能否认自由宪政派主张的宪政核心观念在于不能存在“政治垄断”,不能权力毫无制约、一家独大。反宪政派可以反对西方价值,但如果反宪政派的主张实质就是既得利益和权势集团可以无法无天,这种反对当然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自由启蒙宪政派在宪政目标观念层面的主张,并没有什么违背宪政宗旨的地方。至于宪政设计方面,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复杂情形,需要尊重国情和传统等,这一点自由启蒙宪政派并不否认。 其次,社会主义宪政派驳斥自由宪政派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们一方面反对并否定现行宪法的宪政意义,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利用现行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监督制约的条款来推动宪法落实。童之伟自以为抓住了贺卫方的这一漏洞,甚是得意,但我认为这是抓错地方了,因为这一攻击混淆了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行为的选择的区别。自由启蒙宪政派认为现行宪法存在无法化解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这一维度上同意反宪政派有关社会主义与宪政无法兼容的判断。这是一种规则选择和正当性层面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作为现行体制下生存的个人,在面对具体的违宪侵权事件时,不能援引现行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来推动落实公民自由权利,来督促行宪机制的启动。这是规则之下行为选择层面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他虽然在整体上认同某部法律,但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可能做出违法举动一样。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另外,童之伟所举的呼吸空气的例子也缺乏反驳力,难道一个人被迫吃地沟油,就证明他支持吃地沟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初衷来看,也可以佐证自由宪政派有关“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判断。我曾经专门考证过五四年宪法为什么是短命的宪法。那部宪法的序言就明确指明其过渡时期的性质。就以当时毛泽东对过渡时期15年的估计,五四宪法的最长寿命最多也就是15年,但事实上,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宣布已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严格说来,54宪法只实施了两年就寿终正寝。后来的文革等,根本谈不上违宪的问题,自始至终,执政党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过、真正想要过一部名副其实、长治久安的宪法。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这是很有反讽意味的一件事情,体现了我们的宪法工具主义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宪政的前提,一向是不存在的。自由启蒙宪政派对现状的体察,显然更少幻想。 这方面,还是北京的哥的一句“它没宪法”(出自冯象),说得简洁犀利。可以说,北京的哥作为底层人民的清醒看法,更能体现自由启蒙宪政派的眼光。 三、儒家宪政派 在这次反宪政争论爆发之前,有关儒家宪政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很多时候甚至很激烈。我自己对儒家宪政一向持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他们所看到的、所努力的,都是带有正能量的东西,至于其时代的可行性,那只能继续观望了。 当代儒家宪政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庆,一个是秋风。蒋庆已经淡出公共论辩领域,但其提出的一套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儒家宪政思想,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他对中西制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其中的文明关怀,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蒋庆的政治儒学可以说为寻找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努力。他指出,“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蒋庆为此构建起一套王道政治的理念,即“以学议政”的“学治主义”传统,所谓的“太学监国制”,其具体制度安排是引起广泛争议的“议会三院制”和“虚君共和制”。蒋庆认为宪政需要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其在治道上的落实就是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推举与委派贤儒产生,具有核心地位;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普选及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世系与指定产生,纳入各宗教派别的社会贤达。 儒家宪政派当前最活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秋风。他对于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有深厚的理解,对宪政制度的源流有深刻的体察。近年来,秋风对儒家宪政主义已经形成了圆融一贯的理论思考,并且不遗余力地在公共领域与各家展开论辩,试图厘清许多对儒家传统的误会(比如儒家与专制的关系等),极大地促进了儒家宪政观念和话语的传播,尽管一路饱受各种攻击和非议。秋风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思想,认为离开“外王之学”,“内圣之学”的儒家必然式微。在当下,具有担当意识的儒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参与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把儒家发展为“立法者的科学”,此系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儒家宪政的眼光具有历史的纵深,能够“通三统”,即把当下人民共和国之统(此谓新王)、中华民国之统和古代之统(所谓“二王”)打通,促成道法合一。秋风宣示说,中国是儒家的中国,中国应当是儒家的中国。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没有灵魂。 儒家宪政派着力于探索华夏治理之道,认为宪政必须根源于传统文化,必须在民族文明形态中得到安置,这些看法都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国家主义宪政派、民宪派有着类似的关怀,也吻合了民族复兴的大国梦想。但是,儒宪派的主张很多时候难免有时代错位的困境,卖者的吆喝和买者的选择毕竟不是一回事。但在儒宪派看来,吆喝是必须的。从论证方法上,儒家宪政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一方面倡言儒家治理的特色性,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自由宪政的基本要素作为参照标杆,来证明儒家传统资源中这些要素一无所缺。这种“你有我也有”的思路,反而凸显了其内在的无根焦虑。第二个问题是,儒家宪政派虽然重视本土自生自发秩序,但他们常常以反传统的方式开掘传统,其路径具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 有意思的是,此番宪政争论,秋风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派并没有过多卷入,这一点倒体现了哈耶克的路数,也与我主张的公民宪政进路相符。写过《立宪的技艺》一书的秋风,乐于看到当下各种宪政思想的分化和丰富,重要的不是哪种方案是全优全胜的,而在于要积极推出和言说各种方案,从而激活立宪的科学,呈现宪政的脉络。这才是宪政的转型之道,没有谁说了算,但谁说的都可以算。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儒家宪政派的观点和心态。 四、民国宪政派 民国宪政派简称民宪派,代表人物有书海飘香、湛蓝空气、马天仁等,这一思潮缘起于这批人对抗战史和民国史真相的发掘,以及对台湾成功行宪经验的观察。民宪派认为,从辛亥革命后颁布临时约法建立共和政体,到1947年宪法的制定实施,是一个整体性的宪政确立的过程,也是将法统与道统、中华文明与普世价值完美结合的宪政典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宪政制度文明上达到的不亚于西方国家的高度。民宪派以三民主义为精神归依,并从名称的兼容性考虑,将民宪派的内涵扩展为民主宪政之意。艺术家高氏兄弟认为,“民宪派是目前大陆最名正言顺、理清路正、最有潜力之思想流派。” 民宪派在观念目标上,明确提出了“民国当归”的口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立宪决断才是正脉传承。他们因而致力于真相还原,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非常决绝的批判,同时也断定并尤为不满自由启蒙宪政派的立场暧昧、观念幼稚。此外,民宪派也反对民族自卑情结和历史虚无主义,期待民族崛起、重视传统文明、开掘道德资源,致力于恢复大中华荣耀。这方面显然和儒家宪政以及国家主义宪政的追求有着一致性。在路径方面,民宪派认为他们致力的归正植根于民国100年来积累的制度文明成果,为极权谢幕后的宪政转型提供一个低成本、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宪政的观念技艺都需要积累,而1947年宪法及其在台湾丰厚的行宪实践,为今后的宪政转型提供了完善的体系。 也有民宪派论证1947年宪法在制定的民意基础方面的广泛性和正当性。从历史上看(以下并不完全是民宪派的总结),该宪法本身是多党联合制定的,参与起草的有中共人员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最主要的起草人是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出名的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中共后来虽然退出,但正式颁布的宪法中98%的文本以及关键条款和宪法草案一致,中共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得到采纳。另外,起草修改者的其他身份也显明这部宪法的包容性,比如既有儒家的张君劢,也有天主教的吴经熊,以及其他各种政治信仰和立场者。 民宪派的洞察力、判断力和方向感皆有其深刻独到之处,极大拓宽了宪政争论中立宪选择的视野。当然,其中有些代表人物的言说方式、行事风格,再加上近现代史本身在真相和评价方面的复杂性,都会无形中制约甚至损害着这一流派的影响力。立宪的基本精神,乃是原则与妥协的精神,我们如何做到以自由的方式争取自由,以正当的手段实现正当的目的,这一点是民宪派诸君和每个关注宪政者都必须认真省察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 五、国家主义宪政派 我对这一宪政思潮有三个诧异:第一个诧异是,在众声喧哗的宪政之争中,国家主义宪政派这一掌握很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流派居然处于被公共领域极为忽视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处于隐形支配的地位,没有人认真总结该思潮的观点立场;第二个诧异是,按理说被反宪政派的耳光打得最响亮的恰好就是国家主义宪政派,因为国家主义宪政派最明确主张中国有自己的宪政,但国家主义宪政派对此却丝毫不予回应;第三个诧异是,既然国家主义宪政派如此爱党爱国,并且整体具有相当的学术声望和论理水准(不论是歪理还是正理),那么让他们充当反宪政派的旗手是最合适的,但为什么却让一些学术素养极差的人来挑起反宪政之争,空落下许多荒唐笑柄? 我简略列举一下国家主义宪政派的代表人物。法学界的老中青分别是朱苏力、强世功、田雷,非法专业的代表人物则是刘小枫和甘阳。 先说刘小枫和甘阳。就在这次宪政之争之前,刘小枫刚因为发表“国父论”而引发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刘小枫指出,我们当前最大的宪政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关怀在于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统一问题,而对毛泽东或毁或誉的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已使中国陷入某种“精神上的内战”。如何确立民族统一性和主体性的尊严,是刘小枫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宪政问题,中国因此需要一个民族信仰的根据或支柱,除了毛泽东还能找谁?刘小枫有着历史深处的忧虑,但也许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论断在无意中为这种分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关键不在于你自己认定谁是国父,而在于为什么一个国父导致如此严重的精神分裂。民族信仰的依托也许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化身。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卓有研读,我很想提醒小枫老师,上帝全能至大,但他的眼光从没忽略每一个卑微如尘埃的具体的人。至于甘阳先生,这种帝国情结更为明显。前几天甘阳在上海做了一个讲座,主体是变法与守法。他说中国人变法成性,只喜欢新,不喜欢旧,“殊不知这种心态姿态恰离法治与宪政最远:天天变法必然导致任何法治的不可能,天天想变法的民族不可能有宪政。”守法没错,但到底守哪家之法,是以六十年、一百年还是千年归宗,其与民宪派、儒宪派当有很大的分歧。虽然甘阳也讲过通三统,但他真正看重的统,显然与前两者完全不同。 法学界的国家主义宪政派人士一向反对社宪派和自由宪政派对于宪政的定义,他们认为那一定义浅薄而狭隘,所谓的宪政,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结构或最高的政治。苏力直言中国一直有宪政,秦朝时的书同文和官话制度就是大一统帝国高度早熟的宪政文明。强世功和田雷的逻辑则是,八二宪法之下的三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和大国崛起,这证明我们肯定做对了什么,才有这一成绩。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中国活生生的宪政运作。强世功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各种不成文宪法、真正的宪法,它们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体之善,代表了独特的党治成就,体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治理绩效和政治使命。田雷则指出作为最高政治的宪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加以把握。时间维度表明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空间维度则表明宪法是“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真实的宪政问题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国家主义宪政派逻辑强悍,但也可能强悍到了几近赤裸裸认可“政治就是丛林法则”的地步。是的,政治也许的确是谁说了算,但作为宪政的政治,也需要考虑和顾及不同的声音和利益,需要为共同体中每个人提供参与和说理的平等机会。宪政是集体的,更是个体的,是对外的,更是对内的,是向上的,更是向下的。国家主义宪政派在指责学院派和启蒙派对宪政、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的界定偏狭肤浅的同时,又往往只取一端,以偏概全,认为自己认定的定义才是正确的,并以此展开推演,殊不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盲点和危险。国家主义宪政派在批评他人的研究不关注现实的宪政和政治的同时,又往往过于关注宏大叙事,而忽视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忽视了真正推动宪政发展的力量。虽然国家主义宪政派诸君很有为帝国梦强国梦忧虑的心态,但却处于高不成低不就、两头靠不住的尴尬境地。我一直在关注德意志民族,尤其是他们的知识精英是如何反思希特勒及纳粹悲剧的。一种现实,一种虚幻。一场游戏,一场梦境——这样的感叹,是在描述谁的命运? 六、反宪政派 还是要说说反宪政派。但对于反宪政派,又能说什么呢?前期的反宪政文章虽然扔出了砖头,激起了意料之外的波浪,但就文章本身,尽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帽子,的确没什么好辩驳的。后来的文章似乎是想提高批判的说理性和技术含量,但仍然前茅后盾,不得人心。我真的不希望反宪政派反到最后就是理屈词穷,一句“操你妈”完事,以个别人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绑架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丝毫不负政治责任。我相信,任何真正想长治久安的执政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自我败坏。 这里我想专门说说喻中那篇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一文。我认为喻中在这个时候发表的这样的文章,其实际效果就是一篇为反宪政论调背书和张目的软文。作为年轻的法学研究者,实在不应该。从文章本身来看,观点四平八稳,表面温和在理,乍一看都没有什么错误观点,但这篇文章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甚至可以说这恰好是该文的糟糕之处。文章开头说,宪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模式。这话很正确,问题是:前面列举的各个宪政思潮中,包括自由启蒙宪政派及社宪派,有哪个学者否定过宪政是过程且没有固定模式的结论?文章第二部分强调中国梦和别的国家的梦不同,这话也很正确,问题在于,谁又否认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特殊的有梦想?但习总书记刚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北京奥运会也唱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作为力求文章公允全面的学者,总该也顺便对这些梦的相同部分有哪些稍加论述吧?文章第三、四部分举了很多中国梦高于宪政梦的例子,比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之类,这也很正确,但本是一篇严肃论证的文章,读到这里却感觉更像一篇抒情散文,更何况即便那些主张中国梦是宪政梦的人,哪一个会否认中国梦还包含其他的梦想呢? 但梦总有重点吧?既然梦有不同,作为法律人,你心目中最重要的梦是什么,总该是很清楚的吧?说了这么多,我只想指出,一篇文章不一定观点貌似公允、面面俱到,就是好文,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看到作者的判断和关注的重心,这也是所谓的发现治学的真问题。有的梦,你提不提,它都在那里,但有的梦,你如果不去主张,那或许就会导致人和梦一道消亡。总之,我看不出这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写的文章,我对此感到遗憾。 七、公民宪政派 整体上,这场争论是好事,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言,这次论战最大的价值是将问题挑明,从而让全国上下能看清问题的症结,看清发展的方向。在总结以上各宪政思潮的基础上,我也拟提出自己的公民宪政观。囿于篇幅,下面仅仅简单罗列公民宪政观的基本立场: 1、反宪政没有出路,最终会反了自己。宪政是自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绝不容许被一些不管洪水滔天的人绑架。每一个爱国公民,都应该勇敢地对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宪政论调说不。 2、宪政不仅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更是谁该受到约束的问题。惟有宪政能凝聚民心,实现国家民族的梦想。宪政因此是所有公民共同缔结的神圣契约,唯有通过它,每个人才可能创造和谋求最大化及多样化的自由尊严与幸福。 3、宪政的重心和重点,永远在公民;立宪选择的智慧,也在于公民。在宪政的舞台上,没有英雄,每个人都是英雄;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恩赐,因为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公民不仅是宪政的背景,而且就是宪政的主角。 4、历史无法预期,但能呈现基本的脉络;宪政的路径无法规划,但能通过时间和历史做出选择。然而,历史中人参与的声音和行动,无比重要,必须展示。无论谁来立宪,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积累起来的民情土壤,那才是真正的决定力量。 5、一种宪政思潮表明一种方案,无论目标还是路径,没有哪个方案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但提供不同的方案总是有意义的;为这些方案展开论辩和说理,则更有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立宪准备的过程,是民主训练的过程,也是公民教育的过程。 6、中国宪政的实现,需要原则与妥协的精神。我们要用共识取代分裂,用原则凝聚共识,而宪政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什么是公民宪政的原则?那就是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利益,但相信在利益之上,还应存在永恒的法则。我们需要判断,也需要责任;需要良知,也需要底线;需要面对复杂残酷的现实,也需要保持单纯美好的心灵。 7、“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是美国立宪先贤汉密尔顿之问,这一叩问在今日之中国尤其振聋发聩。任何自信,都应该建立在开明、理性、达观和健全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之上,而不是让我们的命运继续被偶然和暴力所支配。 8、未来我们会生活在怎样的宪政之下?我没有答案,但我们每个人就是答案。转型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公民在崛起。前路茫茫,但当下的辩论和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为美好的事物活过,奋斗过,这一点已经足够,我们因此不虚此生。历史是过去,是未来,但更是现在的每一个瞬间。历史不是他者的叙事,而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 9、祝福我的同胞,每一个公民;祝福我的祖国,多灾多难的民族;祝福宪政之花,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推荐 2

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症结也在党

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症结也在党 进入专题 : 宪政民主    ● 蔡霞        作者按:宪政民主是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潮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有些人依旧陷于抽象姓社姓资的概念思维,提出种种反对宪政的荒谬观点。今天,要不要宪政关系到中国社会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实现、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关系到我们这代人及子孙后代的命运。就此我把2009年写成的这篇文章重新发出来,通过回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期望与大家共同深入思考宪政问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健康发展。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早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到1986年邓小平在2 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多次谈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完成不了的。然而,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上。事实表明,行政体制的弊端与缺陷根子不在行政本身,而在于政治权力结构及由此而定的权力体制与权力运行机制问题,深化政治改革事实上无法回避。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现在看,由新中国的建国路径及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所决定,能否有效地推进政治改革,关键和症结都在于执政党。本文尝试侧重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机制的探索与认识的角度,对新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问题作一粗浅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追求宪政民主的探索与坎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并且党当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实践。执政之后的六十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宪政体制机制。然而,六十年探索走的非常艰难。   1、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和初步实践   从1840年国门攻破开始,中国人就在学习现代文明,以立宪民主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但中国的战乱不时打断这一进程,可谓百年跋涉,进路坎坷。从清末立宪到1949年,中国的二波宪政建国努力都没有成功。用著名学者秋风先生的话说:“第一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是清末新政与共和革命。……现代立国事业的第二波努力是抗战建国。[1]”尽管第一波建国努力随着孙中山革命失败、军阀势力蜂起而未有善果,但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的思想已经植入中国的思想界,成为后来一切争夺中国政权的政治势力的政治标榜。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成为对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占据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这两大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尽管企图继续一党专政的统治,但迫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强大社会压力,不得不“容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参政”,逐步转向筹备宪政。   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民主写在党的旗帜上,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政治纲领之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有一系列的明确主张。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就指出:“宪政什么是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继续推进孙中山先生未尽的事业,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 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对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有初步的实践。194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根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该规定为三三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4]。毛泽东同志在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的实现了”[5]。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努力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受到当时国内外进步记者、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赞赏,他们说中国的民主在延安不在西安。   抗战胜利后,人民希望和平,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但终因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致使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和平建国的努力终告失败。   从清末到1949年的五十年,尽管连年战乱,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夹缝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各民主团体与社会力量逐渐生长、现代民主政治法律思想初步传播;同时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奋斗牺牲、促进民主所做的努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结束后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准备了基本条件。   2、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健全宪政体制的艰难摸索   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执政六十年来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机制。但由于党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比较粗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很原始,因此如何将民主政治从原则口号变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乃至于成为基本生活方式则非常艰难。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摸索有良好的开端,有严重的曲折,有深刻的反思,也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创新。   先看宪法的修改。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宪法高于任何法规,更高于政策规定,宪法的拟订与修改须要体现和保障全社会各个群体、各个党派的普遍利益和意志。我国宪法制定与修改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宪法的修改常常为当时的政治意志所左右。   比如,从1949《共同纲领》到1954宪法的变化,有其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要建立多党联合执政、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这个政治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也是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共同愿望。因此,中共在1948年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立新中国时,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了《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只是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随着时间情况的变化有必要制定新的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起草了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总体上坚持了《共同纲领》关于人民民主的核心原则,但也有自己的缺陷。由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水平所决定,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至少要经历15年到20年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急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起草五四宪法时就把这一意志贯穿其中,使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意志和执政党随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做法获得了宪法依据和法律支持。就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很快制定属于社会主义宪法范畴的五四宪法,实际上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6]。同时,从文字字面上看五四宪法对国体性质的表述与《共同纲领》似乎只是细微的修改[7],但这一细微修改一方面使国家政权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另一方面事实上开始改变中共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在革命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多党真诚合作关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各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逐步被从政府系统中排除出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到严重的损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从理论到实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除和克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左”的政治对党际关系产生的损害和影响。   又如,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指导下的修宪,直接毁坏国家民主宪政的体制。五四宪法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七五宪法里却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规定了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都高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不仅违反民主政治逻辑,也是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到八二宪法时对这点作了纠正。为了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八二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八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应当承认,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都是在极不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特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模式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8],直至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很薄弱,因而党内有一些人至今仍然习惯于把人大当做党(在党内民主不足的情况下,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就成了“党”)领导下的机关,用“党的领导”名义操纵人大。   此外,还有至今被许多宪法学者诟病的“政策性修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而深刻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中,作为对社会变革进步成果的反映、肯定和维护,宪法的修改是必然的。从维护宪法权威性的角度看,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修宪必须慎之又慎。如果涉及到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大变动、公民基本权利变更等重大问题等,则宪法作制度性的修改是完全必须的,例如2004年修宪写进了国家依法保护公民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的制度性内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几乎每隔5、6年就做一次修订,政策性修宪的特点十分明显。尽管政策性修宪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能不引起重视。早在10 多年前我国著名的宪法学者蔡定剑先生就指出过:“过去我国的政治家和制宪者们把宪法仅仅作为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目标的措施和手段看待,随着路线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或者改变,宪法也随之一个个过时”[9]。这就会反过来引发更多更频繁的修宪,使政策变动与宪法修改陷于相互的恶性循环中,而这一状况至今还没有较好的改观。   再看国家政治体制的四次变动。   1949《共同纲领》被称为“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所阐明与构建的人民民主国家体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英美国家、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纲领》第12条对新中国的政体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全国普选的条件,《共同纲领》又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根据《共同纲领》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及政务院各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成员各占一半,很好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性质。在实际运作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主要领导人都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通过选举进入国家政权体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政务院,在国家体制内从事国务决策活动。   根据1954年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和机制,一方面建立起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一方面很明显地模仿前苏联,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的有:一是人大不能充分履行职能。中央设人大常委会,但地方人大不设人大常委会,地方人民委员会实际作为政府行使行政职能,没能合理划分国家政权机关的决策权与行政权。二是没能解决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家体制内领导决策国家重大问题的路径,执政党内在党的系统和在政府系统工作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缺乏在国家体制内协调沟通的制度通道,由此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加强党对政府领导的名义,将国家事务放在党内决策,逐步使政党取代国家,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体制和机制。由此,尽管1954年宪法搭起了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框架,但是没有能健全宪政民主的正常运作机制。这就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逐步扭曲变形,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不断积累而难以解决,最终只能以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7 页: 1 2 3 4 5 6 7    进入专题: 宪政民主   

奇闻录 |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在共识匮乏的年代,青年的图景显得更为复杂:有热情拥抱中国崛起者,也有深深怀疑者。本期“肖像中国”试图探寻其中一个群体:左翼青年,他们的思想源流、他们的生活际遇。有人认为,不是他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也有人在经历了“反动”或者“反动之反动”,依然犹豫和混沌着,因为这个时代太矛盾了,极度自卑和极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贴身肉搏。 2012年9月18日,市民在成都天府广场参加反日游行(图/华小峰) 本文编者按《国家造就青年 青年也造就国家》,由《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撰写: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完成工业化的德国面临和今日中国相似的处境:传统社会日趋瓦解,价值与规范剧烈变迁,中产阶级普遍感到焦虑,城市里满是解放的,也是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为自由漂浮类型的智性所统治。这种智性迷恋‘大都市的幻象文化’,用沥青路面遮没了‘对土地的忠诚’,忘却了存在的跟。”(转引自曹卫东、黄金城《德国青年运动》)以此为背景,德国市民阶层的青年开启了一场野外漫步、回归自然的“候鸟运动”,试图“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本刊记者和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足可“自由漂浮”的年轻人,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本刊记者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观念上的左翼青年。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由“候鸟运动”开启的德国青年运动绵延三十余年,从自主时代到联盟时代,其间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反复震荡,“人们站在右翼立场上像左翼一样感受,人们站在左翼立场上却能有‘民族’的理念……”直到新一代年轻人被纳粹运动营造的准宗教氛围收编,成为希特勒的“国家青年”。德国学者说,青年运动中营造的精神氛围——反理性主义、文化悲观主义和泛德意志性,与纳粹运动十分接近,而它本身又未能创造出一种个体政治的责任伦理,最终年轻人被冒牌哲学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诱导和利用。 国家造就青年,青年也造就着国家,这些“未完成”的青年在未来做什么选择,本质上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自我与更广泛的世界,如何有责任、有德性地生活的问题。 成都天府广场上的毛泽东像 via Mini Traper 本文原刊于2013年第19期《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杨潇、杨媛。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李昆华、柳昕和丁博 2000年时,李昆华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学校不算好,他到处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听各种讲座。熟悉当年情形的人也许记得,这类讲座会吸引一些游学的外地客,有些是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思想家,有些则是嗷嗷待哺的知识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华属于后者,他到处听讲,到处买书,“特别辛苦地思考”,有人给他推荐自由主义学说,他花了一个星期,“不眠不休”读了哈耶克的3本书,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 柳昕比李昆华小3岁,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他以前很有,身上充满了自发纠错的能量和尼采强力意志的集合。你会觉得他是在思考中挣扎度日的,他的大学是自我教育。”一位师姐说起当时的柳昕。柳自己则说,当时接触到的材料、表达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国内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对纯粹的政治样式很感兴趣,喜欢读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无限接近真理,在网上和一群人对骂时,甚至觉得已经开始了政治实践。”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岁。他刚进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学读市场营销时,一个师兄告诉他:在大学里,除了考试,什么都是可以“翘”的。不过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挺用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书,包括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觉得写得很不错。”学校必选课照例有“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概老师讲完毛泽东,开始讲顾准,继而讲到“文革”。丁博说,当时老师点名问同学,你知道顾准吗?你知道张志新吗?你知道林昭吗?看到学生们大多数都摇头,老师痛心疾首:这课我实在没法上下去了!课堂里还有几位韩国留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要上毛概”,丁说),老师又问他们:伊藤博文是被谁杀死的?韩国学生也摇头。老师愈加痛心疾首:连韩国人也这样! “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如今回忆起来,丁博对那位老师在毛概课“讲反毛的东西”不以为然,“要么你不为五斗米折腰,要么你收人钱财与人消灾。”5月29日,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单位度过最后一天,收拾的东西塞了一车。在北京市一家机关单位工作3年后,他决定辞职,回学校读博士,专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买的,在南三环,“家里经济条件太差的不会去做公务员,去做挣钱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资低,他说,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们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们拿得多多了。 “问题是,你读个本科、读个研究生,不是为了去洗碗吧。”我说。 “关键是,公务员工作技术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说,自己的工作名义上是组织协调,但其实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电话传话而已。 丁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宅男,本科时做市场调研,他害怕上街问卷,都找同学去做,他来汇总、分析。他说自己脸皮薄,溜须拍马的事儿做不来,但马上又补充,“这也是门技术活,只是自己掌握不了。” 这和丁在网络上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反驳茅于轼的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他开篇写道:“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在另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博文中,他说,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等人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控诉茅于轼的调门很高,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天安门上挂着毛泽东画像,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头像,中南海门前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茅于轼对着毛泽东开炮,要凑到这个罪名上,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即便是从最低的程度来讲,茅于轼的诽谤罪是铁板钉钉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他甚至不能说,由于大量文件保密,无法证明。因为茅于轼在文章里写得有板有眼,举证责任在他。”丁的文章在一些左派网站和青年论坛流传颇广,但也有个别海外网站刊登“读者来信”,声称丁崇苏仇美,作为富二代却矢志不渝地要让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 2010年12月26日,超过万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敬献鲜花,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丁博说,大一的时候他挂过科,知道保研没戏了,专业课成绩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干脆翘课去图书馆看课外书,读马恩选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等,“那段时间进步还是蛮大的。” 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史。高中时家里订了《南风窗》和《南方周末》,读了里面“更有时代感”的文章,他觉得自己很无知,“小时候的书里都说希特勒是大坏蛋,斯大林是大好人,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而大二真正开始读史后,他又发现斯大林也“没想象中的坏”,哪怕是专门批判他的书也是如此。 “我完全赞同(斯大林)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时,聊了没几分钟他就告诉我,“但当你比较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时,你会觉得,骂他可以,但要骂在点子上。”彼时学校BBS新闻版、历史、军事版尺度还比较大,经常上演各种问题的“左右之争”,丁博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大将,2006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还参加了“左派”学生自发的祭奠活动。 回顾那段日子,丁博觉得有点意气之争,“读了一些书,觉得自己懂得很多,随便说一个社会热点就能说得头头是道。” “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 昆明人李昆华说他当年之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北上广听讲座,是“想知道国内最前沿的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 但他很快就厌倦了那种不增进具体知识的讲座。“我发现,他们不是很注重事实和逻辑,这几乎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非常严重的硬伤。而且他们过于强调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过去的年代,有牛棚杂忆,也有红旗渠,但他们不愿意听那些和他们同时代但完全不相同的经历,不愿意听社会大多数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大多数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2002年以后,李开始觉得不能局限于书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去长三角、珠三角,去山西的煤矿,和当地的工人聊天,他发现工人的想法和左派右派想象的都不一样,而工人对生活的决策和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正好相反,他还去了河南兰考,听当地的老人讲这几十年的变迁,讲他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他感到,应该用更超脱的观点去看待那段历史,“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也许都是真实的,我们都应该去倾听。” 李昆华记得1990年代后期下岗潮席卷全国时,有同学的父母每天都去市场捡菜叶子,回家煮着吃。电视访谈节目里,几个下岗工人说自己生活苦,在场的年轻人就指责他们,说人生还有很多就业机会你们应该去把握。当时主流媒体对下岗工人的报道,集中在“再就业”的成功故事上,似乎找不到工作仅仅是因为“没本事”,只要个人努力,就能不被时代淘汰。 起初他只是感到可疑,后来大学以后,通过上网看到了不同的声音,才习得了一种认识:那些指责工人的人,持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在90年代后期进教材进头脑进媒体的”。 李昆华说,跟他同一个年代的现在28岁到32岁之间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说到国企下岗工人这个问题,“不管现在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我们都会想流泪。” 2004年,李昆华大学毕业,“从04年到08年,我们能感受到几乎每一年在思想界都有旋风,从国学到经济学的论战,逐步扩展到了整个社会。”2008年更是大事不断,各种社会讨论异常活跃,而他和几个朋友发现自己的观点不同于主流媒体上任何一派,也不同于外国媒体,于是他们在那年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年中国评论”的网站,试图表达一种独立的左翼论述。 李昆华说,跟他同一个年代的现在28岁到32岁之间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说到国企下岗工人这个问题,“不管现在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我们都会想流泪。”(电影《钢的琴》剧照) 在“少年中国评论”网站里,一篇《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占据了推荐榜的第一位,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文章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中国社会30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辗转几家单位后,李昆华2007年在西安开了一家奶茶店。2010下半年的某一天,奶茶店放着张广天的《诗篇》: 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 在大地的黑暗里; 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沉默和寂静, 在黑暗中萌发新芽; 为了生长,为了歌唱, 不畏风暴,有着钢铁的坚强。 …… 刚好在店里喝奶茶的大一学生卢龙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无数人的人民”这句歌词触动了。他从小就爱读鲁迅,高中后又喜欢上了切·格瓦拉,“开始反思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我一个人和更多人的关系”,整个高中期间他都觉得非常孤独,周围同学没有人跟他谈论切·格瓦拉,他们喜欢的都是姚明和勒布朗·詹姆斯。 独立戏剧家和音乐家张广天是知名的左翼艺术家 现在,1992年出生的卢是“少年中国评论”最年轻的撰稿人之一,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民主义者”。按照李昆华最初的设想,“少年中国评论”应该做成社会科学领域的“果壳网”,不过他发现,把哲学、社科领域国际前沿的左翼文章通俗化并非易事,并且,“我们这样的观点是权力和资本都不喜欢的,一个人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观点的机会非常小,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岁月静好里度过。”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站在光谱的左边,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他说。 Rosy Picture 的破裂 2008年,柳昕毕业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此后在萨塞克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今年2月,BBC裁员引发记者罢工,几乎与此同时,萨塞克斯大学出于外包校园后勤服务的考虑要裁撤235名资深员工,“原因如出一辙,要提高效率”,“‘效率’这个词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会这种效率优先的理念,不仅鄙夷传统的行政人员和公共事业从业者,还鄙夷一切不能立马生成金钱的社会性事业。”在一篇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他颇为激愤地写道。 柳昕与萨塞克斯大学的同学一度以游行示威和占领校舍抗议这种私有化,英国惟一的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前来演说以示支持。她说:“这些崇尚效率的办学理念执意要边缘化人文与艺术,只告诉我们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商科和为了延年益寿的医科能够让人活到90岁,可如果没了人文艺术,谁有兴趣活到90岁?”最后校方还是按计划推行了裁员。 柳昕说,和国内许多人一样,他以前对西方有一种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当他离开“在启蒙的现代性里挣扎”的中国,来到英国,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无力改变自己的困境(“他们只吃得起速冻蔬菜和怎么煮也没肉味的速冻鸡肉”),外来劳工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剥削而那些毕业于哈罗与伊顿公学的人却堂而皇之地保持着特权思想(“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没有买票也应该坐一等座”),而不论选举还是社运,这些民意表达机制通通无法撼动那庞大的“体制”时,“rosy picture破灭了,你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智识来源。” 柳昕并不讳言左派在英国是时髦的,也不否定他对智力精巧的迷恋,“随着思维能力的上升,觉得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感,逻辑过于简单。”但他认为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个rosy picture背后的简单逻辑。“国内许多年轻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是怎么来的?在北京拿4000块一个月,生活压力很大,想当然认为西方人轻而易举挣好几万,想当然认为自由选举就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声音被听到;还有人去机关办事,遇到效率低下、脸色不好的,也认为这是不民主造成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要交择校费、买不起阿玛尼,任何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们不知道工资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官僚制度是现代性的问题,而从政治体制到择校费,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微观机制?没人关心,大家都喜欢重复简单的论证方式。”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它只等于西方代议制和议会选举吗?”他在SKYPE的那头问道。“事实上这个等号被划上,是非常近的事情,而中国知识分子以非常不专业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化霸权的塑造,而且这种话语被建构成一种常识,成了人们思维的起点。” 柳昕形容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常识”带给了人们一种“历史的盲目感”。他曾经看到报道,茅于轼担心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包括“文革”在内的一些历史事件,“我倒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文革’和XX,我担心的是他们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国酿成了一场世纪大饥荒,死了100万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经说过,不需要制造谎言,不要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如果你要讲‘文革’,请放在具体历史中讲述,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中讲,至少也要讲清楚前因后果,现在讲‘文革’都变成(毛泽东)个人品行问题,再包裹上一些宏大的西方价值。” “我倒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文革’和XX,我担心的是他们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国酿成了一场世纪大饥荒,死了100万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经说过,不需要制造谎言,不要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民主。” “全球化带给我们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人们到处都将它与不受约束的市场、劳动剥削、环境退化和行政腐败连在一起。”在2010年访问北京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写了一篇文章,试着去解释为何中国的年轻学人钟爱新保守主义学者列奥·施特劳斯以及国家主义者卡尔·施米特。“年轻一代现在觉得,自由主义思想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理想模型。举例来说,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政府:一个遵循法治、可预测、能控制地方腐败、能执行长期计划的政府。他们的分歧好像都在于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强政府应该如何处置经济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如何行使这种新获得的强权。” 不过,柳昕也看不上国内的左派,“左派所有的理念,都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考察,发现其资本运行对人性的压制,而国内的左派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有的只是民族主义的愤怒和对西方的不屑。” 我问他,你觉得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保障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包括农民的基本福利供给。”他回答。柳昕说,他有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水平那么高,他们的博士生却没有太多的实证、经验的研究?比如,关于中国劳工的福利保障问题。“没有经验基础,怎么建立起左派论述呢?” “煽动民众本质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也是在2008年,丁博来到北京。因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感兴趣,他考入北京一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谈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中受到的轻视,丁博说这是对从小政治灌输的一种“反动”。“真正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有几个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师’任汝芬。后来一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东西,不是马克思PK弗里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里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获走了。” 本科4年,丁博没有入党,“和那些行政人员不是很熟,也没有去争取。”事实上同学里申请入党的很多,丁博觉得这和就业压力增大、国企及公务员职位越来越受欢迎有直接关系——从前外企还是香饽饽,但现在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读研后,丁博很快交了入党申请书,还拿了党校的优秀学员,“学这个专业嘛,而且本质上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相信的。”两年下来,他们班的同学全部成了党员。 在人人网的一篇日志里,丁博记录了第一堂党课的“思想汇报”: 第一堂党课,奏响在讲堂里的,不是党歌,也不是国歌,也不是校歌,而是一曲周华健的《我是明星》。这首歌曲本身就是与共产党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歌词中,夹杂了典型的私货:“谁不为人性的光辉感动”。 在这里,歌曲烘托的是一种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党课上,一边鼓吹超阶级的价值观,一边又在发放的教材中收录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其中就对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大加鞭挞。…… 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称赞北奥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是“人性的光辉”,而可悲的是,在一片对志愿者的赞扬声中,北京奥运会真正的功臣,中国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工群体,居然完全消失了。…… 不知是哪个没脑子的把“80后”称为“鸟巢一代”,因为他在奥运志愿者身上看到了所谓的希望。然而,“80后”不等于奥运会的志愿者。那些是首都名牌高校的在校生,是中国极少数的“80后”。绝大多数“80后”在哪里?有的在煤窑里不见天日,有的在血汗工厂里夜以继日,有的在网吧里浑浑噩噩,有的在黑砖窑里不为人知。 丁博觉得自己理念上倾向精英治国,但不能容忍“拉人民当炮灰”。他对茅于轼和“右派”们主要的不满在于对历史纠缠太多,“把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为了打破一个谎言,制造另一个谎言”。 他更愿意用现代化史观去看待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很难想象在塔什干这样的城市中心可以竖起这么高的一座电视塔。”所有写历史的书里,他最喜欢的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看书有个顺序,先看历史,再看经济,最后看政治,比较不容易受忽悠,不然你先有了一套理论框架,而历史那么丰富,你总能找出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 同样地,他认为也应该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而不要只看私德,不然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的两分法,“最后就是贴标签,跟小学时看电视剧一样,在这种观点指挥下,你连喜羊羊都看不下去,你说,到底是羊好还是狼好啊?” “那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清楚吗?完全就是出于煽动,而煽动民众本质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对市面上活跃的一些“公知”,丁的评价很低,认为他们不论宣扬的是左是右,本质上都是在做他本科学的专业:市场营销,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分裂。“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还没打起来,还是因为有个强政府(‘好像自己又回到五毛的路上了。’他自嘲),吴法天和周燕(四川女记者)打架,至少还有个派出所调停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要是打起来呢?” 丁博认为应该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 他说,自己当初批评茅于轼的文章只是“标题党”了一下,没想到传得那么广。“我相信茅于轼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毕竟从‘文革’过来,看到乌有之乡那种搞法,拍案而起,也很正常,但是不要忽悠老百姓。” 2004年到2008年,丁博经常上乌有之乡网站,“上面有一些真知灼见,特别是从反思改革的角度。”不过最近5年他不太看了,觉得他们极端化,宣泄的是非理性的情绪。 2010年丁博研究生毕业,他也选择了公务员之路,“公务员考试还是相对最公平。”他记得那年有国企招聘时,非常露骨地让应聘者填写自己哪些亲戚有关系,“也好,写得明明白白,免得折腾到了面试,再找个理由不要你。最后它要是找不到人,自然会降低门槛,这完全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本质上,我是很右的右派啊!”他笑着对我说。 “生于计划,死于随机” 来北京办事之前,李昆华的家乡昆明刚刚发生了反PX活动,作为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员,他没有参与抗议,但也上街围观了一番。李认为,昆明市政府的公关在国内历次PX事件中是最主动的,但问题的焦点是出现了塔西佗效应——当政府失掉公信力时,不管它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没有人相信。 “政府信用这件事,已经成为左右派的共识,甚至政府自己也不否认,只是(对待它的)态度不一样而已。”李昆华说,“这里有政府的责任,有舆论的责任,但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批评政府不够公开透明时,不要忘记他们当初设计私有化方案时排除公众参与、伤害公众利益的前科,而这种伤害超越了一代人。” 在名为《中国自由主义20年的颓势》的述评文章里,学者秋风这样分析改革话语近年的衰落: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研究过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怀旧心理,在俄罗斯,“怀旧变成了对付加速的变化节奏和经济休克疗法的抵御机制”,一些人论证说,199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家把广阔的民主和社会的议题都降低到经济层面,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拯救使命,而所谓的自由市场,在俄国遇到奇特的盟友,这就是苏联时期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一个不顾民主社会议题的强大国家阴影里宣扬市场,是符合这些人利益的。” 在全球化与可疑改革的奇怪结合下,后苏联时期的第一代俄罗斯青年本能地反对关于“改革”的辩论,他们称“改革”为“民主大粪”,他们相信古拉格群岛并不存在,只是传播“民主病毒”的“改革派”新闻记者的宣传,极右派拥抱纳粹装饰品、强硬的民族言论以及反犹主义,而极左派则主张返回MM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Marx、Marcuse、Mao)。 而北京奥运会后中国青年的图景显得更为复杂:有热情拥抱中国崛起者,也有深深怀疑者;有像柳昕这样,迷恋于托洛茨基,试图以西方左派视角阐释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有李昆华这样非专业出身、却同样抱着建立独立左翼论述的本土人物——他如此自信,几乎带着一种“杀死父亲”的口气谈论上两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深处还停留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一个世界图景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角,‘阵前苦斗貔貅将,阵下旁观草木兵’,也许在过去他们这种想法还有一定道理,但对于80后90后这些成长在新的社交网络时代、有更方便国际流动的年轻人,显得太无力、太渺小了。这是一个对于思考的人更加残酷的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被时代淘汰的残酷性,甚至会超过《干校六记》。” 不过也许更多人还是像丁博一样,经历了“反动”或者“反动之反动”,依然犹豫和混沌着。丁很坦率地告诉我,自己的思想可能还会继续变化,但往左还是往右他也说不准,“如果往右可能去社会上的NGO,往左就进一个五毛的单位吧。”关于这一点,人在海外的柳昕有自己的观察:“这个时代太矛盾了,极度自卑和极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贴身肉搏。你去人人网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个人资料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他们都是很容易变的。” 丁博现在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少,而“文科生读到了一定程度,就在自己的祖国变成了外国人,很难找到能理解你的人,但你到了国外,你还是一个外国人。就好像17世纪那些俄国思想家,在俄罗斯沉闷的空气中,他们觉得自己是立陶宛人,可是等他们到了更自由的立陶宛,人家还是把他们当俄罗斯人。” 辞职之前,丁博去了一趟广州,见到了那个曾就职于南方报业的研究生同学,同学已经离开新闻业,成了一位官员。毕业3年,丁博觉得大家都在往中间靠拢,彼此的共识越来越多,“他写了3年文章,想要做一点实事,觉得到基层改变一点是一点,我干了3年公务员,想回学校务点虚。” 他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偏文本的,“官方学术平台有点回避实证研究,所以我对工人阶级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书本里的刻板印象,比如说被压迫啊,充满着反抗精神啊之类的,但和实践还是有脱节的。”好在,他的研究方向本来就是偏理论的,“我可能还是更适合坐而论道吧。” 李昆华用“生于计划,死于随机”来形容出生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这拨年轻人。“我们对未来有很多浪漫的想法,这个浪漫来自于非市场经济,我们小时候,是要‘奔向2000年’的,课本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创造,就会有一个高科技的城市,一个美好的明天等等。我们成长于计划的宣传里,但生活在市场的现实里,所以内心其实是有很多失落的,那是一种乡痛,不是乡愁,乡愁是你怀念过去,但没办法回去,而乡痛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家乡了。” 那么“生于市场”的90后卢龙呢?他马上就要大四,得开始找工作了,“在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吧,没有选择权,你意识到那些名利你是达不到的,就不再做那个梦了,你没有幻想,反而更平静。”他说,宿舍同学受他的影响,也非常平静,“不像隔壁宿舍那帮人,整天想象着要创业什么的。” 不过卢龙过两天就要离开北京,因为还要回学校准备英语六级考试,“毕竟学IT的,还是通过六级比较好。” (应受访者要求,丁博、卢龙为化名) 猜你喜欢 肖像中国:“疯子”医生兰越峰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饭局”众生相 肖像中国:一个非京籍考生的华丽逆袭 肖像中国:一个用国籍保护丈夫的英国女子

共识网 | 秋风: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近日公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研究的初步结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该数字一经公布,舆论哗然,普遍的反应是:民族复兴怎能用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百分比来形容?其实,类似的研究在这几十年并不罕见,迷信GDP数字就与其异曲同工。各级政府也正是以此类数字作为评估政绩的指标。这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的弊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偏颇。   根据媒体的介绍,杨宜勇先生的这个研究建立了三级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度,一级指标为民族复兴指数,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6个方面,三级指标由GDP与人口份额的匹配度、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教育年限、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森林覆盖率、国际竞争力等29项指标构成。媒体没有具体解释一级指标如何构成,但二、三级指标已足以说明这种科学主义的严重偏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知识的谮妄》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以市场为例指出,市场是无数人互动构成的“复杂现象”,对决定着市场过程之一个结果的所有情况,人们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也即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测量、量化。   但是,现代人却具有一种无可救药的科学主义倾向,他们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以为只有通过数据可以体现的事实,才是关于市场、社会的最重要事实。由此,诸多重要的、可能对于市场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仅仅因为其难以量化,就忽略甚至刻意回避,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具体说来,迷信数据的科学主义学者和决策者仅仅重视那些看得见的因而可以量化的指标,这通常是表达物质要素的指标。他们会忽略看不见的因而不能量化的指标,这通常是表达结构、制度的指标。他们的眼睛盯着前一种指标,在立法、决策过程中只重视物质增长,比如紧盯GDP指标,而忽略文化与制度调整。   当然,所有人都明白:GDP指标其实与民众的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而看不见的文化、制度等因素与民众幸福感的关系倒更为直接。也就是说,数据迷信导致了政府活动与民众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也就导致双方关系之紧张。   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引进大型投资项目,相信借此可以造福一方,因为大幅提升本地GDP增长率,这是可量化的,可被明明白白地计入政绩考核指标中。他们相信,这可以极大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民众也可从中得到巨大好处。至于污染,他们相信科学的计算,而计算的结果是没有问题。   然而,民众不是石头,民众是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污染的可能性有自己的评估。他们认为风险很大,因此表示反对。对于相关企业及地方政府来说,这本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实,但这个事实好像没有GDP数字那么直接,那么清晰,就没有被认真对待。结果,双方认知错位,酿成群体性事件。   说到民族复兴,就更复杂了。杨宜勇先生列出的那些物质性指标当然是重要的,但还有一些指标恐怕无法量化却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比如法治制度:公正的法律体系与公正的执法体系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塑造人们的政治忠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法治的现状,每个普通民众其实都会形成相当明确的感受,但要用数据来描述难度是较大的。)   民族复兴中还有更为微妙的因素,比如,人们对于本民族圣贤的认知,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开放心态。这些事实简直没有办法测量,即便测量,也可能出现严重偏差。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民族复兴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忽略这些因素,物质因素的堆积可能让专家、决策者误以为民族已经复兴,但公众却根本不认账:这也就是这个研究目前面临的窘境。   公众对这个研究的哄笑说明,迷信物质性指标的治理模式及为之服务的政策研究体系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实现治理理念的转型,从物质导向转向非物质导向,也即,政府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转向制度建设,维护正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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