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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秦晓:走出乌托邦

[导读]文革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前排右二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法广 | 中国/政治/经济: 葛兰素华润出事据称乃胡德平系太子党遭敌系报复

出事的GSK和华润集团,据苹果日报报道,这两家公司的高层,都有胡德平派系的人。被指以贿赂手法促销产品的GSK药厂,之前的公关高层李恒,就是胡耀邦的女儿,李恒在GSK任职之前,亦在华润集团出任要职;而被指“高价买烂矿”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据称因为得到胡家二代的提拔而执掌这家直属国务院的企业,这些胡家二代包括曾任华润副总经理的胡耀邦儿子刘湖和女儿李恒。刘湖从小被胡耀邦送给陕北老乡刘世昌,名字遂改为刘湖(胡),女儿李恒则跟从母姓。 孔丹与秦晓发生争端继而交恶一事,大陆多个网站均有详细报道。据称不久前,一群太子党在北京聚会,有说是一次旧生会的会议,当时前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与代表改革派的太子党发生激辩,代表左派的孔丹抨击改革派“不是共产党,没有信仰”,属于改革派的秦晓于是反唇相稽:“你有信仰怎么把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孔丹一听勃然大怒指着秦晓骂:“我操你妈!”事件被在场的胡耀邦儿子胡德华曝光。 事件发生之后不久,GSK即被中国政府和媒体指控,称该公司近年来向政府官员、医院和医生行贿,推销医药产品。目前已有4名中国籍高管被警方逮捕,超过20人接受警方问询,而该公司中国业务财务总管史蒂夫-内彻普特亦被禁止离开中国。 GSK余波未了,华润集团有被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指董事长宋林动用逾100亿元人民币收购一家早前估计只值50亿元人民币的山西某个矿业,内中涉及贪污可能。宋林遭举报涉贪一事,官方人民网罕有地报道,中纪委证实已收到举报。与此同时,内地传媒及网站皆大举报道相关消息,反映中央未有下达宣传禁令,中纪委更要求举报的记者给点耐心。 香港的报道引述独立的北京政治评论员陈子明表示,这是红二代和毛左有目的、有计划的阴谋。他说, 华润高层被指贪腐,以及GSK被指向中国官员行贿的丑闻,内地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蓄意做文章已有一段时间,但都没引起太大回响,现在由新华社背景的记者和媒体大肆报道,绝非偶然。 此外,《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也表示,事件背后有一股势力,包括毛左、薄粉(薄熙来的拥护者)等,他们共同发力,齐把矛头对准胡家,“他们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抹黑,警告胡耀邦的后人”。 事实上,早前网络有传闻指,胡德平在北京拥有一家豪华别墅,相信亦是污蔑胡德平的一种手段,以打击胡家清廉的形象。

法广 | 香港传真: 改革派也须告别“家天下”

亚洲周刊评论说,这是当下中国红二代心态的两种典型代表:一种是秦晓式的,心怀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中共的倒退痛心疾首,力挺改革;另一种是孔丹式的,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名,拒绝一切反对的声音,实则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胡德华的这篇讲话稿,在中国社交网路上疯转,相信是秦晓替中国的底层百姓向权贵们问出了隐忍不发的心底话。 亚洲周刊评论说,孔丹的言论反映出的「红二代」心态,难以摆脱封建色彩,一如《悲惨世界》里沙威对冉阿让的态度:你永远是被统治者,而我永远正确。孔丹用党员身份和「信仰」挑战秦晓,他的潜台词是:共产党员就应该维护党的统治。而党统治的结果,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应受到改革的威胁,是典型的八旗子弟心态。 八旗子弟是要固步自封,还是重启改革?而这个话题由秦晓引发,再自然不过。秦晓对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有多年思考,这也是中国需要反思的发展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一路狂飆,但对「现代性」,尤其是政治现代性,并没有清晰的理解。秦晓曾撰文称,自由、多元、民主、个人权利、制衡等价值是现代性社会的核心和基础。 就此,亚洲周刊评论道,秦晓对中国的使命感,部分来自於他接受过的西方教育良好的学术训练与普世理念。然而,包括秦晓在内的不少「红二代」改革派身上仍都有不少特性:今日中国的天下是父辈打来的。「红二代」有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驱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深切关注,就像关注自己的家庭命运,但仍然隐藏著「家天下」的情怀。 亚洲周刊表示,「我们支援秦晓呼吁改革的声音,支援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的勇气,但同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开明人士超越「红二代」的「家天下」集体使命感,拥抱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 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已是当务之急,把中共一再宣示的人民的「知情权」还给人民,尤其要把「姓资或姓社」辩辩清楚。

德国之声 | 胡耀邦之子讲话曝太子党翻脸

昨日,中国政论学者陈子明在微博上转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活动上的发言,该讲话向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提出质疑。其中两位太子党的价值观之争备引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17日,中国知名政论学者陈子明在新浪微博上转述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4月13日聚会上的讲话,对传播甚广的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提出质疑。据悉,胡德华讲话中表示:"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共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 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前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而俄罗斯目前的选举实行普选,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 。胡德华也表示不赞同"不能否定历史"说。 胡德华对习近平早前言论"竟无一人是男儿"发出评论:"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一个执政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继续下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疏一种是堵,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坚决镇压,不许说话,不许讨论,不许有不同意见,更不许有尖锐的意见。如果更进一步说不管谁要反对我就开坦克来跟他干,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顺应民意,把真相都告诉大家,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 讲话的最后还透露了一个包括很多红二代在内的校友会上发生的故事,思想争锋的两端为普世价值派和正统派官员。"普世派同志"指责官员为何不听取民意,一方面标榜坚定的共党信仰,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家人全部送至海外;官员怒指"普世派同志": "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陈子明在该微博中也披露,"普世派同志"为红二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他近年常有批判政府之语,而讲话中所指官员为中信原董事长孔丹。 2012年中共18大后,习近平巡视广东等地,被称为"新南巡"。2013年1月,资深媒体人高瑜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专栏撰文披露,在中国官媒大规模报道习近平南巡时强调要力推"改革开放"不同,习近平发表了"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共解体历史,并认为中共应吸取苏共解体教训"不能全盘否定历史,军队也要控制在党手中"等。其中习近平指责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党员无人站出来阻止的行为"无一是男儿";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 "太子党分歧的典型文本" 该微博内容发出后,至18日已经7000余人转载,400多万人阅读,网评如潮。其中孔丹和秦晓两个红二代之争,备加引人关注。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简短评论道:"思考不仅是苏联";网友"小人物"表示:"同样是红二代,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陈子明向德国之声介绍,以前有人零星将胡德华讲话发出,但很快遭到微博小秘书删帖。他本人是经过近日核实之后,确定了相关细节后决定发至网上,原以为很快会被删帖,但至目前,此贴尚在:"刚刚听到消息说,这个消息(孔丹和秦晓争论)是确实的,当时的参加的人不止一个,不仅有胡德华还包括很多孔丹和秦晓,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点出来了,从转帖中看到的信息点,大家感兴趣的在倒数第二段故事上,但是对于前面这些胡德华的观点,很多人是肯定和支持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太子党分歧的典型文本。" "中国合伙人们翻脸是个很好的典型" 新浪网友"天空中飞翔的马"评论道:"孔丹、秦晓为'西纠'(文革开始时,1966年8月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分队)的创建人,孔任西纠司令、秦任西纠宣传部长。青年呼啸,暮年骂娘,这个才是正宗的'中国合伙人'故事啊。" 陈子明也向德国之声表示,秦晓和孔丹从最初共同的西纠队员身份、再至国企部级一把手的官员,不可忽视的身份既为"太子党",如今太子党之间确实已经出现巨大的思想分野和价值之争:"他们是一个渠道过来的,最后在普世价值观和维稳价值观之间发生这样一个分歧,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 陈子明认为秦晓近年观点受到公众的拥趸,因为他将公众不敢言或不能言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其特殊身份不会遭到打压,且这些言论和争论能够顺畅传达至高层面前,但不能判断高层在这些价值之争中如何取舍。陈子明还戏谑的表示,无论如何,他的这条微博披露后,孔丹和秦晓恐怕再不愿意相见,因为早已分道扬镳。 作者:吴雨 责编:雨涵

共识网 | 秦晓:凝聚改革共识 启动改革议程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    三、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论聚焦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长期的、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我认为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是目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结构应保持均衡,高速度、低质量、结构失衡不能持续,相反,高质量、良好的结构则可以减轻速度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环境、生态、资源的约束,以之为代价换取的高速度会恶化生存环境,透支未来,这显然不可取。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福祉,使之受益,分配不公、公正缺失的高速度只能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争论实质不是速度而是制度,即原有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应该持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要素还是制度?至于“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应该多高,这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基础性因素发生的变化,环境、能源制约、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减项因素,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等加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真实、合理的潜在生产能力。    四、凝聚改革共识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关于“新时期”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伟大的制度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全面改革、法治的建设更是不可逾越。   2、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和创新,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它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矛盾的根源。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通过体制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主导、管制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变应从财政、税收、(要素)价格的改革入手,因为财、税、价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是这个力量的函数。    五、中期配套改革:目标与内容   博源基金会最近对以“价、财、税”为中心的中期配套改革做了专项研究,并将在近期发布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认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一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在要素市场上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财税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即从要素价格市场化、税收改革、公共部门支出和预算管理体制入手,作为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中期配套改革的内容有十二项:   1、理顺资源(包括矿产品、能源及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体系,   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   2、放开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3、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4、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5、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6、在服务性领域,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   7、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   8、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累进阶梯,降低最高税率,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化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管理;   9、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税;   10、划拨20-30%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缓解   养老金体系中长期面临的巨大缺口,为今后国有资本社会化  改革提供经验;   11、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  公共预算。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在降低  广义宏观税负的同时从制度上治理腐败;   12、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利用市场机    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   为使改革能顺利推进,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   定量分析表明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为下一步深层次的、全面的改革奠定基础。    六、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改革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重温我们提出的四个基本理念,检讨现行的四个重要政策。   1、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   2、真正坚持“以法治国”,将“维稳”的社会治理方针转变为通过法治、公民社会保障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   3、真正坚持“和谐社会”的宗旨,将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元的包容的政策;   4、真正坚持“执政为民、惩治腐败”的理念,建立对公权有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

秦晓鹰:“知青”情结影响中国未来

一部长达45集的电视剧《知青》的播出引起热议与争论,也让“知青”这个打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名词重新回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突然发现,“知青”这个看似久远的社会学、历史名词以及它所涵盖的那些人和那些精神,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不但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对未来政治发生影响。   那么,具体来说,又是哪些“知青”情结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会长久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呢?有哪些“知青”生活的精神烙印,会在一些社会管理者作决策的过程中成为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呢?笔者认为,以下诸条甚为重要。   首先是“知青”情结中对基层百姓和底层疾苦的关注,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常说且难能可贵的“接地气”。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发起者的目的如何,在客观上造成1600万(一说为2000万)城市学生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中国国情,即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低劣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这对千百万城市青年是一种锥刺般的震撼。这种震撼其实是一种终生不能忘记的共振,是物质的饥饿与精神的饥渴在知识青年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共振。与此同时,无论这些知识青年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当年却置身于社会边缘,茫然不知前路。是老百姓用怜恤宽厚善良之心“收留”了他们,也呵护养育了他们。多少感人的故事由此而生。对这分感情,所有知青都会没齿不忘。这种“接”上“地气”的感觉与感恩,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人生的际遇和命运的跌宕,恐怕永远不会产生。   “知青”情结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承认现实、尊重实践,是不受种种虚幻、空洞、华丽词藻和假革命的诓骗,独立思考问题,寻找矛盾的真实症结所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全社会泼上了一层极为虚狂的红色油彩。不少单纯的城市青年学生也曾经是这种红色油彩的狂热追捧者。可是,“广阔天地”中的严峻现实,却使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看清了真伪,区分出黑白,萌生了反思。他们也正是在逐步清洗着“左”的油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栽下了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根苗,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和眼晴来评判世界。   在可能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知青”情结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在自谋出路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奋争中,学会了“非正规出牌”,增长了生存的智慧和敢冒风险闯荡世界的胆魄与勇气。我亲眼见过一位当年靠收捡破旧乐器,如今成为国际小提琴制作大师的老知青;也接触过一位当年在县城浴池(俗称“澡堂子”)给人搓背修脚,如今成为名震四方的大律师的老知青……中规中矩的“出牌”,对当时许多家庭出身于所谓“黑五类”、“黑帮”、“走资派”的青年来说,意味着饥饿、凌辱甚至死亡,只有另辟蹊径才是活路。而农民兄弟在各种政治高压下依旧竭力保存一点点个人生存空间(如偷偷搞些小副业)的做法,也使知青学到了某种生存智慧。千万不要小觑这种“本本”上学不到的“非正规出牌”。它们小则可视作生存本领,大则可称为制胜的奇兵。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都是不逾矩的“非正规出牌”!谁敢断言,中国在未来世界大格局中折冲樽俎,不需要这种务实的智慧和胆魄呢?   乱世也出英雄。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初见世面栉风沐雨的中国知识青年,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痛定思痛、革除旧物、勇立潮头。今天,他们中的多数虽已趋老矣,但“知青”情结依然存在,“知青”中的佼佼者依然活跃于中国的政坛。这会给大变局的中国带来什么?人们观察着,也期待着。  

共识网 | 秦晓: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

秦晓 (资料图)    【编者按】本文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问题、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FT中文网编辑根据秦晓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为互联网上还存在 根据该演讲速记稿整理的发言版本 ,所以,请其他媒体在引用时,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 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 。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谢谢大家!   (注:本演讲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共识网 | 秦晓:重启中国改革的七个目标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总量大而质量不高,增长速度快而结构性失衡,”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在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做了上述的总结。   秦晓认为,一系列问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达到了一个拐点,例如,中国没有显示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趋势,外部需求和出口的下滑成为长期结构性问题,价格体制长期扭曲,环境危机、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等等。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一个拐点,需要新一轮改革。”秦晓总结说。他说,为了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市场共识,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动,需要政府从经济中“脱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秦晓为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列出了七个目标,并试图为这些目标做一些初步的定量分析。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他认为可以在五年里,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第二个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应该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降至2.5%;第三个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第四个目标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50%左右;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秦晓还强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要控制失业和通胀的水平,二是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和稳健的金融体系。   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问题,秦晓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而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他说。

爱思想 | 秦晓鹰:中国改革:路径迷失与目标回归

秦晓鹰:中国改革:路径迷失与目标回归 进入专题 : 改革    ● 秦晓鹰       一          春季以来,中国改革呼声雀起。相信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这种呼声还会继续升温。不过,笔者要实事求是地说,与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初始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对本次即将到来的改革,社会舆情和公众的反映却十分不同。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一定还有印象:中国公众中的绝大多数对1978年以后和1992年之后的两次改革高潮,都是持拥护态度的。为何?因为那是两个解冻后的春潮不断涌动的时期,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追求富足的晨光已初显的时期,是解除了各种精神禁锢羁绊走出彷徨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社会矛盾尚不突出、改革之路相对平坦的时期,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执政群体在治国理政把握内政外交的能力最为成熟老练的时期…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那两次的改革高潮到来时,人们的渴望与欲望得到了正常渲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基本趋于一致,从而使全社会有了较强的承受能力。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率自然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公众对改革的真实态度却与上述两个时期迥然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应该看到,今天中国改革的的声誉己受到严重损害。有相当数量的公众往往会闻改革之议,而起狐疑之心。这说明在他们眼里中国改革的含义己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各地城乡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社会对峙事件,“仇富仇官”心理与“追富求官”心态的矛盾与并存,都说明多数国民对现有的财富和权利的格局并不认同。是的,当改革越来越成为财富和权利俱乐部中的游戏,当这种游戏中的潜规则使愈来愈多的中下层收入群体渐被边缘化,使愈来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窘迫时,改革的成就、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与百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中国政府虽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因为种种制度与观念上的阻力,以及某些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私利之实的做法,致使中国的改革事业不免要呈现出目标模糊、路径迷失和行动搁浅的状态。此时再谈“继续”、再谈“深化”,再出台新的各种举措,在公众心中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受极端情绪的支配,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这无非是为洗白不义之财而出的新招数!     那么,公众对改革的失望与冷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改革锐气和热情,又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被无情地阉割和遇冷的呢?     笔者浅见,如下四个方面甚为重要:一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使很多人较少或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心理严重失衡;二是中国社会管理功能在国家迅速走向城镇化的进程中极不适应,显得相形见绌、水平低下,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这种紊乱状态使公众的实际利益不断遭到侵扰;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贪腐现象愈演愈烈,以致上行下效,民败与官腐并存,多数人的生存成本大大增加,甚至感到入不敷出;四是拜金主义盛行,旧日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受到极大冲击,新的市场信用体系松弛,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诚信约束荡然无存。这就是目前为中国公众和舆论界诟病最多的四个方面。     我们仅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为例,就可以看到,公众对改革的漠视态度绝非空穴来风。不久前,有媒体对中石油公司中层管理干部年薪达100万元人民币给予了尖锐抨击。不久前,有报刊还载文揭露银行系统仅为储户换卡一项,就为商业银行赚得数十亿人民币。正是这种数不胜数的垄断行径,使国家的财富愈来愈向这些垄断性行业集中,使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以致出现了 仅占全国职工总数不到8%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如果我们再拿中国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与世界各国各地做个比较,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高房价高物价面前,处境是多么的尴尬、窘迫。在这方面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就是说3年的家庭年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按照这个比例,在韩国的首尔是7.7:1,在新加坡为5:1,而在中国则为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达到40: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勿庸置疑,中国多数普通公众的工资性收入之低,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之低,都是可以想见的了。     那么,导致前述几大问题出现的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改革而言,主要是其在方向和路径上出现了一定的迷失,至少是目标上发生了模糊和游移。而要克服这种迷失、模糊和游移,重新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须调整改革的“准星”,要真正用最广大公众的普遍意愿作为标堆来认真校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有可能寻找到破解上述各类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也才有可能产生真正可以统领各项具体改革举措,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和思路的所谓的“顶层设计”。在这里,笔者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德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只顾“扩红(即扩大红军)”却无视群众生活,把所谓的 “革命利益”置于群众切身利益之上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诸位同志哥恐怕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究竟是为啥子嘛。我们是为了群众而干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而去找群众。革命和老百姓,这个次序可不敢颠倒哟!”我以为,当年的朱军长后来的朱元帅这段极朴实的话中所包含的道理,对于今天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完全适用。中国的改革家和他们的智库与智囊人物都应该懂得:30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健康力量之所以力推改革,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一个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复兴,而不是为了求得一党一派一人的万古留名。改革绝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成为吸金机器,而使多数人嗷嗷待哺。可见,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出发点。邓公早已多次指明、多次宣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因为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社会主体的实践,人民的检验与评判其实就是生产力的检验与评判。为人民服务,说到底也就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如果说,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那么,弄清为什么人服务大概就是这“顶层”中的最高一层。          二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必须在坚持全体国民都应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认知为基础,认清中国经济走入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走向城市化的两大趋势不可改变为前提,设定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定总体战略并对轻重缓急的实施次序加以制度安排。同时要深刻汲取往日改革出现路径迷失的教训。以往很多改革政策和措施或因考虑不周,匆匆推出;或因受某些利益集团裹挟,最后沦为补漏式行为,或干脆成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不同群体集团利益的 “碎片化”诉求既导致又加剧了中国改革的失序和“碎片化”,从而也就切割和瓦解了改革。因此,当前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厘清方向和目标,高瞻远瞩地制定统览全局的规划和有条不紊脚踏实地的计划。     毫无疑问,新一轮改革首先就是要坚决走维护社会公平、力求共同富裕之路。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劳动收入为核心内容,有效解决社会财富一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把是否力求社会公平、力求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作为衡量评判一切改革成败的标准和依据,作为区别真假改革的分水岭。真改革者必是无畏者,因为真改革虽会引来一定震荡但绝不会危害社会之基,相反,真改革是固本之举,也是真正的稳定之策。只有那种损害大多数公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改革的名义行一己一集团之私的假改革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无穷祸害。     其次,是要进一步切实地扩大人民民主,努力建设公众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社会体系。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可以在部分县乡进行公民直接选举两级领导人的试点。逐步用这种更加透明公开有力并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来遏制社会上的“潜规则”。中国不缺约束性法规,缺的是对法规的尊重、坚持、维护与遵守。只有公众和舆论的有效监督,只有公众民主权力的扩大,中国的法规才不会形同虚设,也才会使那些在以往不断孽生和泛滥的潜规则中有恃无恐的贪官恶徒受到惩治。     除了公平分配和扩大民主,未来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还应包括诸多内容,例如实现财政民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真正实现让利放权的原则。对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划界限制。严惩挥霍浪费。全面展开以杜绝公款消费、贪污受贿和人事腐败为三大重点的吏制治理。大力弘扬义利并重的传统文化,努力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中国改革顶层设计还有一项绝不能遗漏的内容,那就是针对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改革能否实施,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继续与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经济上说,造成目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制度性扭曲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     近年来,一些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再就“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一事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均未明确回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惊人数额中还没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更不包括一些公职人员在寻租冲动中所取得的灰色收入。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 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己变为26:1。难怪在国家的这项支出中,竟会有44%用于公职人员的“人吃马喂”了。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和诱导下,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的“壮观”景像,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当无数最富有创造力最有朝气的青年纷纷向这一领域聚拢的时候,我们感到的只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当人们把公共服务部门视为追求安逸并获取权力寻租机会的最佳选择时,中国的社会服务平台不就名存实亡了吗?中国官场的贪腐之风又怎么可能被遏止住呢?     让我们再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第二产业发展过度、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前者是与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模式有关,后者与国有部门在铁路、金融、电信、航空等的垄断依然强大有关。产业失衡,收入分配也就失衡。第二产业发达,收入分配就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可见,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失衡。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学者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顽疾所在。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总会经历一场与官僚机构的“战争”。我们说政府部门利益开始具有既得利益的性质,并不是说哪个官员群体己经是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说由于政府部门体制原因,造成了改革的裹足不前。当政府权力无法有效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公共利益时,它就只能变为部门利益博弈以及部门利益与权贵利益结合的土壤。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的干预,寻租的基础就会不断扩大,令人头痛的跑“部”“钱”进和买官卖官的恶行丑行也就极难收敛。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寻租的现象发展得如此剧烈的根本原因所在。克服政治上的淤塞,加快加大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根本保证。     慨当以慷,惟有此方!          (中国新闻周刊网)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93.html    

高王凌 | 甚么人会得癌症?

2012年03月22日 10:09:03       不久前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甚么人会得癌症?》,开头便说:         “长期追求真学问而面对社会的顽固保守,充满内心苦闷的人,不得癌症才怪。”         照这样的说法,恐怕得癌症的人就多了去啦。其实,“愤世嫉俗”又不得癌症的,恐怕才是多数。这是我不能同意他的一点(文章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必一一校正)。         文章里提到的两个人,据作者说,都是特别容易动怒,而且一气之下不易平息的人。据我所知,有的还为小时候的境遇耿耿于怀,放不下来。         前年遇见秦晓鹰,提及两个大家都认识的“大腕”,就说:他们那性格,要不得癌才怪呢!——恐怕这才是比较切近的原因吧。         对比一下曾受到种种压抑的NBA球星林书豪,童清峰说,“他原来打球容易患得患失,但他突然领悟,既然相信上帝,就应该单纯的接受上帝给他的机会,尽量把球打好,并且享受那个过程,为上帝打球。”         对那些大腕,我没有更多的了解(读者恕我不能指名道姓)。一位从欧洲回来探亲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多半不知道,自己信的乃是科学;林书豪则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每天必读圣经,赛前亦看一段圣经,亦会闭目养神一下,以保持宁静和专心)。         我却以为,这些人的一致之处是都没有“知止”和“自反”的精神。什么是“自反”呢?孟子曰: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注疏》: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谓孔子也。缩,义也。惴,惧也。《诗》云:“惴惴其栗。”曾子谓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恶於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言义之强也)。         还应该读的,是孟子所说遇到“横逆”该怎么办的一段……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怀疑,这些人恐怕都没读过古书,比如儒家经典。   上一篇: 学术与心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强力推荐阅读)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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