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 　　 国人食品的”前牛奶时代”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现实的理解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国产奶粉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曾经成为舆论的热点。于是有人说这都是改革后的结果，据说市场经济使人唯利是图，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种问题。 　　 毛泽东时代大概的确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区和具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消费牛奶。当时相当部分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牛奶完全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记得我插队前家乡南宁这样一个首府城市，全城只有一间被视为高端消费场所的”奶品店”，在那里喝杯热牛奶的价格是一杯豆浆的10倍，从小直到初中毕业下乡前，我大概也就跟着父母去喝过两三回。下乡后，我们村一位当地出身、在外当大官的衣锦荣归，随行公子比家乡同龄儿童高出一截，村民纷纷传言说这孩子是”喝过牛奶”的，所以长那么高，那口气牛奶简直如仙丹一般。 　　 当时我国基层商店是见不着乳品的，大城市商店里的速食乳品则主要是昂贵的罐头炼乳，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当时中上层国人也难问津。一种麦粉、糖和少量奶粉配制的”麦乳精”（又名乐口福）就是高级营养品，送礼、看病人能用到它，就是很大的情分了，而产量很少的纯奶粉主要用作高档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商店里几乎看不到。那时婴儿的代乳品主要是米浆，一般育儿之家都备有磨米浆用的臼罐，市售的”代乳粉”也是米制品。 　　 我国传统汉族农村，无论南方的水牛，还是北方的黄牛，都是役用的，乳牛、肉牛是外来的近代事物。但是在牛只归农户所有的时代，在以役用为主的前提下，农家偶尔也有享用牛肉、牛乳的机会。 　　 惟在公社时代，不仅耕牛皆归”集体”，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的耕牛也控制极严，历史上出于重农抑商理由就出现过的限制宰牛令，在新中国更是空前严格。即使丧失役用价值的病、废、老牛，没有报经政府查验批准，”集体”也无权宰杀。大饥荒时期，村民饿殍盈野，而牛却瘦骨嶙峋地活下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不忍村民饿死、犯禁杀牛救饥的队干部还成了”私杀耕牛犯”而陷身囹圄。牛肉如此，牛奶亦然。所以公社化时代农民消费牛肉牛奶的机会实际上比传统时代还少。 　　 可以说在改革前，除了”顶层”外，即便是中上层中国人，通常也只能从”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和一些高级奶油奶味点心中体会作为添加物的牛奶美味，而大多数底层国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犊的饲养员除外）根本连牛奶的气味都闻不着。 　　 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那时的”食品安全”标准高于现在。事实上，正如按今天的标准属于”无证行医”的”赤脚医生”、按今天的规定几乎近于犯罪的”马厩里给人动手术”，在当年确实挽救了许多穷人的生命一样，那时饥不择食的贫困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今天所谓的”问题食品”活下来的。 　　 改革前，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得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的”安全”性可比今天严重得多。当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所谓累积性，通俗地讲就是那东西进入生物体后只吸收不排出，无论用量多少，日积月累总会导致毒害。西方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就是讲有机氯农药的可怕。可是那时中国一般百姓的粮食几乎没有不残留这种可怕成分的，能天天吃上这样的东西而不挨饿，在那时已经是很幸福了。 　　 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的农民甚至有把六六六粉往自己身上抹用以杀灭虱子的。除了有机氯，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有机磷（1605、1059、3911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大都是禁用的。 　　 有趣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有害食品”说法。我插队的广西田林县山区有各种竹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是山民的美食，其中”八渡笋”还是著名土产。另有一种苦竹笋，鲜笋略带苦味，水漂两日除去苦味后还是好吃的，但老乡告诉我们不能吃，为什么？说是因为那东西”刮油”，人吃了会瘦！回想起来，今天有哪个企业家能开发那种具有”刮油”功效的苦笋，岂不是最时尚的减肥商机？但在那个时代油水极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足，长相瘦弱。而幸福的标志是”心广体胖”，富贵者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乃至直接谓长胖为”发福”，胖子为”富态”，市面上肥肉比瘦肉价贵，猪板油又比肥肉更贵，养猪成功的标准是有”几指膘”。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所谓的减肥食品自然就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我们那里还有的农村种萝卜只吃叶（萝卜缨），白萝卜本身是不吃的。由于人不吃，那里的萝卜也被培养成了根小叶大的品种–也可能相反，是人们不培养大根品种而使其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当地人说白萝卜吃不得，为什么？因为”吃了饿人”。其实白萝卜有”健胃消食”功能，中药书里倒是写着的。而那个时候农民无食可消，唯恐胃健，哪里经得起这种加剧饥饿的”健胃消食”？当时人们都为填充荒腹而犯愁，1960年代初甚至清华大学都曾推出”科研成果””双蒸饭”：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次，使其蓬松体大好”哄肚皮”，而且还像是吃上”干饭”–那时很多人喝稀饭都喝怕了。 　　 1970年代虽然已经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不择手段地”充饥”，但是当时推广的很多”成果”仍是以难吃（当时的说法叫”节约粮食”）、难消化（当时叫”顶饱”）为特点，典型的如粗粝到”喂马马都不吃”，”人吃了拉不出屎”的”杂交高粱”，当时曾以其产量高而且”既节约又顶饱”的”优点”在北方各省广泛种植。这样就无怪乎帮助消化的东西也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牛奶时代：”与时俱进”的掺假-测假史 　　 当然这些都与牛奶无关了。直到改革初期，中国平民才对牛奶有了需求。1980年代我国奶业开始起步，但时至1982年，10亿人口的中国奶产量仅595万吨，人均奶消费仅5.9公斤，而同样人口众多的穷国印度，同年人均奶消费已达20公斤（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附录628、630、695、697页统计），国人的奶消费水平甚至不到印度的30%。除去牧区牧民（众所周知中国有广大的牧区以及人口比例不高但却是奶消费主力的牧民，而印度传统上几乎全境务农，基本没有纯牧区和纯牧民）外，一般中国人的奶消费不会及上当时印度水平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 　　 当时市售奶粉开始常见。但至少在我工作的西安市，那时市售奶粉半为廉价的羊奶粉。1980年代，奶山羊饲养在北方许多省份盛极一时，羊奶粉因之而兴。不过那时的羊奶粉通常都不”挂羊头”而径称”奶粉”或”全脂奶粉”，如果不了解生产厂和牌子，你就要消费时才尝得出是牛奶还是羊奶。以至于那时以牛奶为原料的产品纷纷标明”牛奶粉”以示区别。 　　 通常”牛奶粉”要比”奶粉”价贵，但是质量也成问题。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加糖太多，奶粉超甜，其实就是以廉价糖粉冒充奶粉。以至于一些厂家又打出”无糖奶粉”、”淡奶粉”的牌号。但是淡奶粉也不见得就没有问题，因为那时还流行在奶粉里掺淀粉，甚至工业淀粉，其实这比加糖还糟。我就曾买过一种廉价”奶粉”，冲泡后除了淀粉糊，还有很多连淀粉也不是的、豆腐渣一样的东西，几乎没有奶味。如此恶劣而公然的情况当然不多，而且当时也有些品牌口碑不错，如”完达山”、”红星”等。 　　 但是总的来讲那时的奶粉质量不佳，而且民众消费能力低下，奶粉消费还处在”初级阶段”，昂贵的进口品牌极少见到，国产奶粉绝大部分是全脂奶粉，极少数为脱脂奶粉，如今流行的配方奶粉当时几乎没有。由于没有婴幼配方奶粉，一般奶粉质量也不可靠，加上国人还很穷，加工成本能省则省，所以与奶粉相比，当时国人尤其是婴幼儿主要还是消费鲜奶–那时灭菌保鲜密封包装技术还未传入，所谓鲜奶即未经灭菌，需要煮食的瓶装原奶。由于不密封，购买时就能闻到气味，所以奶粉中那种羊牛奶不分和几乎没奶味的恶性造假就很难在原奶中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首先是那时牛奶供应极为短缺。有婴儿之家需凭配给卡订奶，每天一大早到奶站排队取奶是当时的一道晨景。而奶场自产有限，奶源很大部分是向农户收购来的。由于供给短缺，那时就盛行掺假现象。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出生后，家里由于为奶操心，当时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以后我也保持了相当的兴趣，对1980-1990年代牛奶掺假和测假防假手段的轮番”进步”还是有所了解的。 　　 据西安奶业人士说，与掺假斗争的第一回合自从奶业初兴时就开始了，那时一些奶农为图利就好往奶里掺水。因为掺水后奶的浓度降低，奶站收奶时就用波美浓度计来测假。 　　 于是不久又有了第二回合：一些奶农发明了掺米浆，甚至自备波美浓度计调节稀稠，这样可以保持浓度，波美浓度计测不出来。收奶方于是引进了有机氮检测技术，因为牛奶蛋白质含有机氮，而米浆成分主要是淀粉，不含有机氮，奶中有机氮含量低于正常，就表明有掺假。 　　 结果，掺假者又发展出第三代技术，即在掺入的米浆中加尿素，尿素富含有机氮，检测仪就被骗过了。知情者告诉我，收奶时没有特殊仪器是测不出尿素的，但煮奶时，由于尿素遇热分解会释放出氨气，人就可以闻出氨臭。果然我就遇上过这种情况，但你找谁投诉去？ 　　 当时由于消费者对牛奶质量缺乏信心，就出现了两种景观：一是不少市民自养奶山羊，因为都市里不好养牛，羊却比猫狗等宠物大不了多少，可以悄悄养着。家养奶羊自己挤奶，虽然按时人观念，羊奶是不如牛奶的，但总比掺假的牛奶强吧！二是一些郊区奶农与城市消费者直接交易，事先征订，大清早牵着乳牛进城，当着消费者的面挤奶，以免掺假之嫌。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条件：当时中国城市还是自行车时代，街上汽车不多，交通管制不严，除了市中心一些门面大街，边缘和近郊城区的街巷还是可以牵牛进来的。 　　 当然这些办法”交易成本”大而成交量小，难为长久之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乳业迎来大发展，凭证供应、奶站取奶的景观基本消失，超市所购灭菌包装的鲜奶打开即食的消费方式，也取代了原奶煮食的习惯。加之大型乳业公司纷纷崛起，”麦乳精”已成逝去的记忆，全脂奶粉、配方奶粉、酸奶等商品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乳业已走出短缺经济，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就笔者而言，随着孩子长大，自己也不再煮食原奶，我对牛奶质量的关心也逐渐淡化了。 可是就在这时，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惊人爆发。我不禁恍然大悟：这不是第四个回合了吗？当年的尿素与如今的三聚氰胺，其实都是走的”以廉价有机氮冒充蛋白质”的思路。尿素的化学名称就是碳酸酰二胺，与三聚氰胺都是同样以胺态有机氮来鱼目混珠的，而且工业生产三聚氰胺的原料就是尿素。不同的是，尿素溶于水，可以掺进液态奶中，而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只能掺进固态的奶粉中。同时三聚氰胺的热稳定性强于尿素，不会一加热就分解，释出氨气露出马脚，但惟其如此危害也更大，可以说是第四代掺假技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50.html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 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 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 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 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致敬词】 　　 社会转型前夜，往往是“主义”纷争的时候。不怕主义之争，怕不知所争为何，更怕围绕伪问题争论到最后。秦晖《共同的底线》，剑锋所指，首先就是充斥着假问题、伪争论这一令人尴尬的现象。 　　 在基本人权和社会保障都尚待增强的情况下，亟待建立的是“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是“左派”要更多自由，“右派”要更多福利，是走出超经济、超政治、超权利强制时代，而不是在限制抑或扩大政府权力问题上转圈——这应是纷争各方持守的“共同底线”。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我们把这一奖项授给秦晖，以表彰作为知识人直面真实问题的情怀，求道说理的学术精神，以及不惧亮明观点、善于争论的战士风范。同时，对作者带给我们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表示由衷谢意！ 　　 （by 刘苏里） 　　 这本书 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最早是1996年写的《“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最晚是2003年写的《权力、责任与宪政》，虽然结集时有些文章小有增补，但基本上还是十年乃至十几年前的旧作了。以前曾两次结集都因故作罢，这次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出版，当然首先是由于我相信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并未过时，仍有出版价值，但是出版后却能如此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位评论者说：这些旧作新集，而仍能受到如此关注，这是秦晖的幸运，却不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关系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进展甚微。这一评论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越维越不稳”之忧却挥之不去，我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像亨廷顿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不能满足”吧。 　　 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共识”，有人问你这“共同的底线”是否就是“共识”？我回答是有联系，但也有不同。“共识”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东西，有“团结大多数”的意思，很多“共识”是妥协、折中的结果，“左派”也赞成，“右派”也赞成，才是成功的“共识”，如果“左右”都反对，这“共识”就算是失败了。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共识”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它不一定要求学理上的逻辑严谨。我当然也希望寻求这种“共识”，所以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叫做“牛津共识”的文本，今后也会有这方面的努力。不过“共同的底线”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策略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从学理上讨论现代文明中无论左右“主义”、中西“文化”都应该承认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是内在于这些不同的“主义”与“文化”的，并非妥协、让步的结果。比如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显然这是“应然”的。左右中西都会有人赞成，但左右中西也都会有人反对，比如希特勒那样的“右派”和波尔布特那样的“左派”就都会反对。但我要的是学理上逻辑严谨，它可能使我在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友”，在另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敌”，但作为学者不应在乎这些。 　　 这一年 　　 中国“气候”千变万化 　　 2013年以来中国的“气候”真是千变万化：上半年春天不像春天，气氛好紧张，到了11月，秋天倒像是春天了。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60条“要改”几乎面面俱到，除了宽松人心以外还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11月以后不仅官方的文宣活动、连海外的评论和国内民间的“思想界”都几乎被对《决定》的解读所主导。我当然希望“全面深化改革”能带来更多的学术自由和思想探索。 　　 前面说过，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牛津共识”文本，这与本书并无直接关系。我们这些当事者虽然常常被归类为分别来自左右“主义”、中西“文化”，但至少我并没有被授权代表别人，更不用说代表什么主义和文化，那个文本也只是一些大实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和朋友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开始，这些大实话是我们的“公约数”，但我想还远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还应该继续寻找更大的公约数，直到它“最大”化，而这就与我这本书讲的“共同的底线”有关系了。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实然的，我希望推动实然向应然发展。 　　 这代人 　　 我只代表自己 　　 我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人，也未必有归纳我们这“一代人”的资格。但有人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一懂事，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回了城，没工作；结婚晚，三十多；生孩子，就一个；工作了，就改革；要下岗，又该我；生活费，两百多；这样的日子没法过。”相比之下我应该是幸运者了。当然那是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类似意义上。我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第一届考上的，之前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农村知青），这种经历使我们特别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而我读研和工作又赶上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和至今仍在继续的成就巨大、问题也丛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我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历在我的书中都会留下痕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233.html 文章来源：新京报

　　 　　 一、反传统与尊传统的共同点 　　 　　 上个月刚过了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什么传统问题，什么东方西方问题，又是一个讨论的热潮，但是那个讨论其实没有展开。实际上从现在看起来，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了，我觉得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五四也好，关于晚清这一段历史也好，我看现在基本上是两种声音占主流，一种声音还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五四反传统是反得对的，当然比较激进的人认为反得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面临传统的罪孽，我们要把五四的反传统继续下去。这里头讲的传统，一般都是讲的儒家，反传统对不对，就看你讲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就像所谓现代化对不对，就看你对现代化的定义是怎样的？另外一种声音反过来认为五四是很糟糕的，因为它把我们的传统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是很不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说西方不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牛了。这些人当然对五四这种“反儒”的倾向，或者是“西化”的倾向很不感冒。 　　 这两类人的观点好像是针尖对麦芒，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两者共同的，就是他们认为西儒不两立，有些人说学习西方，就应该肃清儒家的流毒；但是有一些人就相反，认为现在应该弘扬儒学，抵制西化。 　　 我们今天要反思这个事。我们恰恰就是要讨论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的共同的基础，就是“西儒对立”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到底成立不成立？当初西学引进中国的时候，谁最欢迎它，谁最反对它？西学在近代引进中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的。 　　 这里我首先要讲什么是儒家。就像什么是西学一样，或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西方号称基督教文明，但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都大。其实儒学也一样，在中国自董仲舒以来，就没有人说自己是反儒的。但是，在都号称是儒学的人那里，好多差异，恐怕要比儒与非儒都要厉害。 　　 　　 二、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下的古儒 　　 　　 我相信当代语言哲学大师索绪尔讲的一个话。他说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就是所谓的能指，他是用来表达一种意含的，被他表达的意含，也就是所指。这个能指是一种符号，它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服从所谓的“任意原则”。所谓任意原则就是从理论上讲，一套符号你可以任意解释，你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民主，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专制；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革命，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反革命，这两者的空间非常之大，它几乎是任意的。 　　 可是如果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讲话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讲的话完全没有确定的意思，这个背后的意思可以随便颠来倒去。那么我们讲那个话到底能表达什么？索绪尔讲到，讲话其实还是有意思的，他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原则，但是不同的象征符号之间存在着互相抵触。互相排斥的这种关系，是使我们的语言具有确定含义的条件，也就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服从所谓的“差异原则”，或者说又叫做排斥原则。讲得简单点，就是无论我们宣传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些理论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往往都是用一些Good 　　 words，就是好话来构成的，不管是仁义道德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公平正义也好，共同富裕也好，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等等，都是好话。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主张就是要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杀人放火，没有人这样讲的。但是，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取决于他要用这些他所主张的Good 　　 words来排斥一些什么。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每个人宣传一种东西，其实都有一种针对性，就是它到底要用这个东西来打谁，用我的话来讲，他的假想敌是谁，他要用这个东西来排斥什么。他主张什么，是通过他排斥什么来体现的。 　　 讲得简单一点，比如说一个儒者，在那里大讲仁义道德，他讲的仁义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取决于他想针对的那种他认为是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有人说，西方社会是一个万恶之源，那里的人都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等，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排斥的对象，有了一个差异的指标。同时他的仁义道德就有了一种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跟西方的那一套不同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要拒绝那一套东西。 　　 同样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儒家的这套话语也有它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呢？大家知道，儒家的基本概念就是王道，他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霸道。我们知道儒家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以前是周，以后就是秦；春秋战国之际，是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是周制在衰落，秦制在兴起。秦以后，大家知道那就是法家的那一套，就是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代表了在周秦之变这个历史背景下，主张周制、反对秦制那些人的价值观。大家知道孔孟都是张口闭口要恢复周公的那一套：三代盛世，周公圣人。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坏乐崩，越来越糟糕，一直糟糕到秦，那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了，然后就发生焚书坑儒。儒和法的斗争，当然最后是法家胜利了，建立了秦制。儒家对此是痛心疾首。后来虽然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在对儒家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所谓的“独尊儒术”。秦汉以后，统治者就不怎么讲法家了，开始讲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做的还是法家，历史上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儒表法里”，或者叫做“阳儒阴法”。讲的简单点，就是儒家的那一套能说不能做，法家的那一套能做不能说，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只做不说的，有很多东西是只说不做的。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好象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儒表法里”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儒家只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往往是很难落实的。 　　 那么，不较真也罢了，如果你要较真，那肯定就不会满意。因此，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当然我这里讲的传统的儒家，是真正有点追求的；那些想通过读几本儒家的书，通过科举考试弄一个官来做做，这种人就不算——真正有追求的儒家，往往是牢骚很多的，往往是对现实极度不满的，不管是批评儒家的人，还是弘扬儒家的人，恐怕对这一点都不能否认。比如说我们以前五四的时候，很多人骂儒家，就说儒家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复辟，是历史倒退论者，他们老是说“今不如昔”。大家知道当时的鲁迅先生是很反儒的，他就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叫做九斤老太，来形容儒家的那种观念。儒家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三代是盛世，夏商周最好，秦以后就堕落了，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据说九斤老太就是这样，甚至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一代比一代轻了，九斤老太经常讲，我们那个时候孩子生下来有九斤重，现在只有六、七斤重了，反正是现在什么都不如以前了。 　　 那么，批评儒家的人说，这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肯定儒家的人，比如说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也觉得儒家经常是不满现实的。但是他们说，这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当承担一种社会批判功能，儒家的这种言论恰恰就是最可贵的，要的就是对现实不满。 　　 但是那个时候的儒家对现实不满，是对什么不满呢？难道是对西学不满吗？明清以前有什么西学呢？当然不是的，那么明清以前的儒家，他们对什么不满呢？当然就是对霸道不满，对秦制不满，在他们看来，三代是盛世，以后就礼坏乐崩，越来越不像话，儒家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三代去，重建三代的盛世，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家搞的那一套。 　　 　　 三、“反法之儒”学西方并不是因为战败 　　 　　 在我看来，根据索绪尔的这种分析，儒与非儒并不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是赞成还是反对儒家，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真正大的区别，在于那是“反西之儒”，还是“反法之儒”。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法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儒家，而另外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西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去弘扬儒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就今天而言，“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儒与非儒的区别。 　　 尽管中国的古儒历来有反对法家的传统，然而在晚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西学大举进入？人们对中国本土那一套产生严重的怀疑，对西方来的那一套都表现了非常高的热情，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导致这种现象的中国的思想流派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我要讲的“反法之儒”。关于这里，我要提到我以前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晚清中国人对我们自己那一套的反感，和对西方那一套的热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现在有些人说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了。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于是我们就发现人家船坚炮利，于是我们就对西方的“器物”产生了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发展军火工业。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洋枪洋炮，有了军舰，甲午战争又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就理解到，好像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被西方欺负，于是我们又感到我们的文化不行，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不行，于是有了五四，就开始从文化上，或者从国民性上去学习西方。 　　 这样解释，其实都是建立在西方把我们打败了的基础上，我们感到西方是强者，所以我们要学强者。可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在我国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难道以前我们没有被别人打败过吗？这里我讲的“我们”是特指中原的农耕文化政治实体，当然这现在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那个女真人算不算“我们”？如果女真人也算我们，那岳飞是不是算分裂分子，反对统一？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历史上我们讲的华夏，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主要指的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当时都是属于外敌。满清在入关以前，当然也算外敌。他们是什么少数民族，那是今天的说法。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会这么想的，否则岳飞怎么还会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血，你说这是同胞？说那个女真同胞也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观念？ 农耕文明的中国汉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打胜仗的；历史上被打败，应该说是常有的事。而且，如果真要讲被打败，晚清的中国算什么被打败，就算鸦片战争我们败了，甲午战争我们也败了，那“我大清”不还是照样在吗？那些“夷狄”不也就拿掉了我们的一些边疆吗？虽然“夷狄”也曾经在这一段时间两度闯入北京，在我们党校附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很快他们就走了。不管他们是畏惧于“汉官威仪”，还是害怕所谓的“人民反抗”，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把“我大清”给灭掉。可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汉族王朝被灭掉的难道少吗？不往前说，就看清以前的明，不就是被满清灭掉的吗？清朝人说，你们明不是我们灭的，你们明是自己族灭的，是李自成灭的；明不亡于清，而是亡于流寇。这是清朝为了标榜自己不是欺负人制造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就算是李自成灭了明，那么清把李自成打败了，不也是把汉人打败了吗？李自成建立的顺朝不也是个汉族王朝吗？更何况大家都知道，其实李自成在打下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那个时候南明，也就是崇祯所属的那个集团，还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南明总不是被李自成灭掉的吧。大家知道李自成死了以后，余部都投向南明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1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