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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程映虹: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程映虹: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进入专题 : 文革 国家治理    ● 程映虹        最近中国官方准意识形态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消息说,这些文章其实是为某个有关意识形态的红头文件作注,可以说是这个文件的对外版。   很多人把这些意识形态口号的问世称为“第二次文革”的信号,但我认为是“亚文革”(或者也可说是“次文革”或“半文革”)的发作。更确切地说,文革结束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了,但中国政治始终处于“亚文革”的状态。今天的中国,要重演文革是不可能的,历史也不会复制一个文革。但形形色色的“亚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它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一直是党国施政的一种方式。   什么叫“亚文革”?就是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消失了,文革政治也不再能囊括国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说是社会生活,但它的一些主要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并时不时地重返政治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新四论”和文革的联系并不在于它们的具体内容(例如刘亚洲说党性就像基督教的神性,党就像引领以色列人的摩西等等,放在文革中他会为了这些话或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或者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在于重大政治信号以这种文革的方式被传递出来。   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如狂热的个人崇拜,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社会分裂和大规模武斗,以及思想文化的极端禁锢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存在,但不乏类似的现象。例如薄熙来前几年在重庆的地位和他在毛左新左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中的影响离个人崇拜已经不远了。“红歌”运动也是文革“革命文艺”的翻版。八十年代至今党内的权力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也有过重大事件,只是没有用路线斗争这个名词(今天常常用反腐的名义)。至于社会分裂,其他不说,就在如何看待毛和毛时期的中国这个问题上,两派在程度上已经很象文革时的派性之争了,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划线的派性,而不是像文革时候各地不同的派性。这种分裂也已经有了个别的肢体冲突,只是没有发展到武斗的地步。   文革政治的理论原则是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原则自八十年代以来早就以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复活并一直在用,并且得到了反分裂斗争口号的强化。   今天“亚文革”的主要形式,一是党内文件比法大,内部文件是最重要和权威的政治信息,内部传达文件又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二是通过报刊公开发表一些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指向性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往往就是“中共中央中发某年第某号文件”的对外版。这是两个最文革化的现象,也是当代中国在信息传播上和世界潮流最背逆的现象。凡是有这两个现象出现,就会让人们感到时光倒转,条件反射地想起文革。“新四论”和它们背后的那个文件,不就是这两个典型吗?   今天,中共党政系统中重大信息仍然采用内部先传达的方式,这是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的,如习近平正式就位后发表的南巡讲话就是如此,而这次几篇党报军报的重要文章更是重大政策的信号或者政治试探。这让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内部传达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南方日报一篇公开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就此逆转了1989年后向左转的政治风向。这完全和文革时大事小事都由党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开道,在重大政策导向上,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比法律、也比人代会和国务院更有权威一模一样。在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的人眼中,重大政治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并以这种方式解决,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所谓“亚文革”状态实际上表明无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也无论中国对外开放到什么程度,面对最重大的政策分歧和社会冲突,掌权的政治集团除了“文革那一套”,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最说明问题的,就是还用报刊文章来发出政治信号。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左”还是“右”,都离不开这个法宝。   这些年来,“文革又来了”的恐慌,多半是由某些报刊文章引起的;而“要搞民主了”的欣喜,也常常是由同样的渠道产生的。   精英离不开用“文革那一套”来处理矛盾和冲突,连信息发布也要利用“两报一刊”的意识形态口号的方式,因此中国高层政治一直处于“亚文革”状态。而对于很多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普通民众来说,文革也是他们最熟悉(可能是唯一熟悉的)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因为除了动乱、匮乏和贫穷,文革的造反和无序,也何尝不是对被剥夺和欺辱性的社会秩序的报复?如果在权贵的财富和权势面前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文革又怎么会损害自己?这种心理可以说是“亚文革”状态在社会底层的基础。   说到底,文革是毛的遗产。毛拒绝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拒绝现代社会处理不平等、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发明出一个文革,连信息发布的方式都和普世各国不一样,一方面拒绝新闻自由而另一方面又让党报党刊的政治权威和作用凌驾于立法机构和政府之上。三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这种治国方式的亚状态中。   “新四论”拒绝宪政和代议民主。而拒绝了这些,中国人所知道和有经验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替代方式也只有文革了。今天的中国也还没有新闻自由,但又有文革中达到顶点的党报党刊的话语霸权。二者相结合的结果,就是离奇古怪的“新四论”引起的恐慌和紧张。但回过头来看一下,文革不是一直以这样那样的亚形式存在于中国政治中的吗?    进入专题: 文革 国家治理   

【河蟹档案】做太阳的感觉太诱人了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兰州记者群:关于兰州晨报采编员工罢工最新消息,员工和报社领导没有关于稿件刊发和待遇薪资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明天可能还要继续罢工! 2013年05月16日 18:47 民智维新:他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 作者:蓝印 …………………. 他不但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严重祸国殃民。 三峡水坝建设与他有关,...

纵览中国 | 程映虹: 美国大选为何不需要“誓死捍卫”?

被大选“撕裂”的美国社会还有和谐之处吗?有的,就在撕裂之处:投票站。 昨晚去投票选举总统、联邦议员、本州州长和州主要官员。投票站和四年前一样,设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投票站内的工作人员也还是以那些在街坊邻里常见到的中老年妇女为主。她们先从花名册上找到你的姓名,让你签名,再给你一张登记纸片,你把这张纸片交给房间对面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然后就站到被塑料布遮住的投票机前,在你支持的候选人名字后面一一按下红灯,最后再一起按下“发送”的按钮,投票过程就这么结束了,既不用排队也不用等待,前后不过才三四分钟。 投完票出来,校门口并没有张灯结彩,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夜色中满脸堆笑说:“谢谢投票!”一直走到停车场,还是恍然若有所失。四年一次“神圣的权利”就这么行使完了?这不比去超市挑一桶牛奶两盒鸡蛋更简单吗? 坐进汽车,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同样是产生一国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中共开十八大要“誓死捍卫”,而美国选举总统、议员和州领导人却和去超市shopping 差不多呢?   按说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公共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对立且不用说,在社区走一遭,就可以看到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和议员州长的牌子争锋相对地竖在不同住户的草坪上。工作单位里,同事之间公余聊天谈起选举总是小心翼翼,彼此可能都知道对方会投谁的票,但又都不会涉及那个话题。而这样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投票站中却完全感受不到。 美国政治的性质和形式虽然和中国有天壤之别,但就其党派立场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而言,倒是可以用“派性”这个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来形容。选举年的美国,其分裂的状态,和中国文革初期的派性争斗也有些类似,但却不会激化成拳脚相加甚至武斗,其中原因就在于彼此在唇枪舌剑一番之后都会去投票站一决胜负。而投票站虽然如此重要,却是一个不需要“誓死捍卫”的竞技场。有谁看到打擂台的一方把拆擂台作为争斗手段的? 普选的安全之处就在于把下一个四年的头等大事交到全国数以万计的选举站,一切都是透明的,竞选双方在投票机面前完全平等。全民皆选,无法破坏,更难以操纵。越是势均力敌的选举,双方就越是对公正的投票过程充满希望,也就越不会去破坏选举的过程。这一切都让人不能不叹服民主制度无心的巧妙。在一个尊重规则的社会中,选举的结果也就在点票过程中一点点地被认可和接受,这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过程。点票声中,双方都在反思。 和普选相反的,是黑箱操作。普选产生当选人,黑箱操作产生接班人。当选人一般不会有不安全感,而接班人则始终心里忐忑不安,更不用说那些“隔代指定”的。普选要捣乱不易,黑箱操作则很容易被破坏,所以需要捍卫。例如毛泽东向华国锋私相授受天下时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中,只要有人在“我”后面加一个“不”字,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毛死后,“捍卫”他的“临终嘱咐”成了党内斗争的焦点,就像过去如何解释皇帝临终前的密诏一样。 有意思的是,“私相授受”成了中国近来很流行的一个政治词汇,不过它所愤懑的不是私相授受天下,而是所谓美国向日本“私相授受”一个小岛。

纵览中国 | 程映虹: 日本并不小

“小日本”是很多中国人的口头禅。但是,日本并不小。日本比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等都大,在亚洲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都大,也比南北朝鲜加起来要大。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矮小。但今天的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矮。一个世纪前,日本人平均就比中国人矮吗?未必。中国的族群比日本复杂,南北东西的体质很不平衡,不能拿中国的一部分和日本的平均去比。 何况,中国的东南邻国,若和中国的北方人相比,其身材显然不见得占优势。但从来就没有人说“小越南”或者“小缅甸”。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鲁迅说得对:这是阿Q心理作祟。 百度在“为什么中国人称日本为小日本”的网页上有这样的网民解答: “因为日本人个子比较矮小,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先是东北,东北人本来就比较高大,看日本人就更矮小了,叫小日本一就是说日本人个子矮小,二是带有鄙视的成分,小小的弹丸之地。” “因为人种的关系,日本人属于短腿民族,他们原来个头普遍都不高。日本人为了实现他们数百年来移民大陆的梦想,待他们明治维新增强国力后,在近代史上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都在侵略、欺压中国,当时国人都很恨日本人,所以就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 这就是说,近代史上日本人把中国欺负得很惨,中国人没有办法,就拿他们的身材说事,悻悻然地用对方的“小”来安慰自己。换句话说,纯粹是嘴上讨便宜。“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攻击”一词恐怕只有一些中国人看来觉得理所当然,换了别人不免糊涂――你攻击到对方的哪一块啦? 不止是嘴上讨便宜,还是关起门来讨,在自己人面前讨外国人的嘴上便宜,相互安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自慰。 自慰常常和自虐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汹涌澎湃的街头反日过后,人们忽然发现吃亏的还是一些自己的同胞,被损毁的还是自己国家的财产,遭破坏的还是自己城市的景观。  中国人嘴上讨便宜实际让自己吃亏是古已有之的,那时用“蛮夷”把四海都给一网打尽,拒绝学习他人的长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国内大批判不算,国际上也搞大批判,用帝修反三个字把全世界的统治者差不多都骂遍了,骂苏联尤其厉害,报纸上天天骂,最后把莫斯科骂火了,要对中国动核手术,被华盛顿喝止了。 新沙皇也实在没有出息,和嘴上讨便宜的人一般见识。华盛顿就不是这样。基辛格尼克松见了毛泽东,还拿中国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开玩笑。毛泽东拿这样脸皮厚的人也没办法,只得哈哈一笑自我解嘲,说那都是说说而已。 奇怪的是,老沙皇新沙皇欺负中国比“小日本”厉害得多,一百五十多万“自古以来”的领土抢过去后眼都不眨一下,还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数千中国人。更恶劣的是二战结束后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中国驻军。今天普金扬言“俄国虽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一些中国人还觉得这话过瘾,是俄国人代自己向日本人发威。这实在很奇怪,普金这话明明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普金一定知道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他当然会对强占来的那些中国土地没有安全感,根据民族主义的常识生怕中国人来讨,所以要把话说在前头。他那里想得到有些中国人会为他喝彩。 回到“小日本”这个话题。我想,用“小”来贬低把自己欺负得很惨的对手,还不止是阿Q式的自慰,而且也是自我贬低,自取其辱。其中道理,还需要明说吗? 日本文化最初是系统性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但那是古代史。近代史上,日本在文化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反馈,包括“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这些中国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的词汇,更不用说那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但我认为,日本最值得佩服的,是它过去学习“支那”时,没有对“支那”全盘照搬。三个最有“支那”特色的制度被日本拒之门外: 日本男人没有把自己或自己的儿孙阉割了送进后宫;日本女人没有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的脚裹得连骨头都烂掉;日本读书人也没有为了科举考试而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给“兰学”留下了一席之地。 拒绝这些匪夷所思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束缚,拒绝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制度的奴隶,很难说这不是日本能够后来居上欺负自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 

爱思想 | 程映虹:中国宪法的悖谬

程映虹:中国宪法的悖谬 进入专题 : 八二宪法    ● 程映虹        30年前,1982年,中国人大通过了新版宪法。那个宪法基本上就是现行宪法,虽然有过4次修正案,其基本条款和内容没有大的变化。   这个宪法多年来已经被很多中国的宪法学者和其他人士批评过,要求真正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的呼声从来没有间断。实际生活中,可以说很少有人真的把它当回事,这不但是因为掌权的那个党本身就不遵从宪法上一切党派都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而且因为这个宪法的很多内容都是空洞的政治教条,完全缺乏法律条文所必需的内容的明确和语言的规范,在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无所对照,无所依从,难有操作性。   例如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工人阶级”是谁?“工农联盟”在哪里?“人民民主专政”又是什么?一句话中包含这么多泛泛的政治概念,而这些概念又完全是用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来解释的。与其说这是宪法,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空中楼阁。任何人到中国社会里走一走,除了挂牌的官方机构,他能看到和接触体现这些概念的具体个人和社会现实吗?   在这个“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对照中国社会30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根本大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谬。   宪法的第一条在上述条文下接着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是说,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是重罪,不言而喻,罪犯要受到严惩。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共产党自己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说清楚或者提供过一个让人感到有说服力的答案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把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做对照的时候。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天问了吗?其实不然。在宪法的特定语境下,答案意外地简单,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对“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有起码的理论概念。   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个道理:一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某个制度不容侵犯,其依据总是这个制度的当下状况,是它的“现在式”,而不可能是它的“过去式”,也不可能是它的“将来式”。法律不可能保护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制度,也不可能捍卫一个还没有变成现实的制度。   这就是说,1982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当时制定的宪法上那个不容被破坏的“社会主义”。今天这个条款法律上依然有效。但人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所有制成分和财富的分配自那时起可以说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1982年的制度下人们很难想象“董事长”和“总经理”会和“党委书记”由同一人兼任,“股份”“红包”等等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上缴的神圣的“党费”并列在收支单上。这些当年的“超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每天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1982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30年来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   如果宪法真是如此神圣,那么是谁破坏了那个“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受到严惩呢?   有人一定会说: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社会主义”也是随着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麽,邓小平不是早就这么说了吗?   这就等于承认把一个自己还说不清楚的东西放在宪法第一条去保卫,不用说这是荒谬的。而这个说法更大的问题是把宪法所要保卫的那个东西的状态和定义看作是永恒的现在进行时,30年来一直在变,现在在变,将来还要变,永远不会固定。这样的宪法,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吗?   在同样的意义上,“改革”改了三十年,比它要改的那个制度(1949-1978年的中国)的寿命还要长,而且据说其“攻坚”阶段还没有到来。这还能叫“改革”吗?这样把“改革”当家常日子过,哪里还会有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其实,如此规定一个虚无缥缈始终处于进行时状态的制度“不容侵犯”,在实践上也就是为随心所欲地解释一切,侵犯一切,破坏一切和粉饰一切打开了大门。只要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你手里,你做的一切颠来倒去都可以是“社会主义”。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来源:《纵览中国》)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程映虹: 中国的荒诞剧 ,世界的灾难片?

去 年温州动车事故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调侃的文章(“好莱坞最新大片–中国2011高铁追杀”),说中国的官场的荒诞离奇已经让它成了世界的好莱坞。好莱坞 导演挖空心思虚构出来的西方国家高层政治中阴谋腐败色情凶险等等的故事,哪里能和那些被中国官场的黑幕所掩盖的真实事件相比。不夸张地说,中国任何几个地...

陽光時務 | 《陽光時務》第17期目錄及封面(2012年4月19日出版)

【 主編的話:我們都是牆的磚/長平 】 如果你是一隻鳥兒,你就會嚮往自由的天空。當你成為一塊磚頭之後,你就不會有飛翔的願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進一堵牆,或者被拍到別人的頭上。 封面故事:《牆》 編者按 :萬里長城無處不在。他們都不是大惡之人。他們不是罪惡的組織者,只是執行命令的人,用他們的話說:「大家都為混口飯吃。」但這口飯下肚,他們與作惡的系統融為一體,成了專制統治得以維繫的最重要的基石。 【 封面故事:牆之拆遷辦主任 如何強拆自己家 /蘇嘉溪 】「反正到哪裏都是做事情,領導覺得我合適,我就去做。」即使是在拆遷自己村結束後的第四個月,趙旭東仍然覺得自己不後悔「擔此大任」。 【 封面故事:牆之線人  自己人,J&K /王剛 】學生線人J說,「我被要求去參加沙龍,他們說有自己人, 但我也不知道誰是『自己人』」。而密探老K為國安局工作, 主要監視外來人口特別是外國人,他說,保護好三峽大壩, 是作為本地人的責任,「我又不是去迫害別人。主要是彙報情況, 提前給上面彙報情況」。 【 多問一點:梁振英應該怎樣評價六四?專訪香港候任特首「最佳助選員」劉夢熊 】(視頻) 香 港第四任特首梁振英參選時的得力「助手」、言行大膽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梁振英不僅打天下需要他這類人幫手,治天下也需要他這類人。他建議,作為一 個香港人和香港的特首,梁振英應該理直氣壯,按照香港價值觀評價六四,沒必要兜彎。他說,評價六四如果沒膽套用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價值觀,也沒膽照香港資本 主義價值觀,就變成首鼠兩端,言不由衷。 【 愛上深度一:當台北遭遇強拆:都市更新 OR 率獸食人?/ 鐘聖雄 】台灣《都更條例》過往八次修法,不斷朝著「便利建商」、「簡化程序」、「排除障礙」的方向邁進。說穿了,就是「多數決」與「強拆」。動用警力強制拆除貪婪釘子戶,一切都顯得那麼勤政愛民合情合理。 【 愛上噪音:二手玫瑰 】(視頻) 歌詞貌似平白如話,充斥打情罵俏,但他們就用這種調侃、戲謔、諷刺的姿態來調侃現實、金錢和愛。或許,他們有能力讓你感受到置身當下的光怪陸離,渺小的人們 孤立無從,安全只能靠安全套,社保只能求社會保佑,人們誠惶誠恐地等待天明。歌裏唱著:「天地不容自由,鯉魚躍進紅樓,現實還未燙手,理想聞風遠走。」如 此特立獨行、乖張詭異的二手玫瑰,在俗豔的外表下告訴你什麼是大俗大雅、它的反諷和不妥協、壓抑許久噴薄而出的憤怒,以及隱藏在謙遜之下的傲慢。 【 愛上禁區1:自由客死他鄉 】(視頻) 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三位先生,就是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先驅。他們為了別人的自由,放棄了自己的自由。為了這個國家的自由,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 【 愛上紀錄片:烏坎三日 /艾曉明 】錢雲會村長死的時候我沒有去,陳光誠全家被囚我也沒有去。如果烏坎再不去,我該怎麼回答呢? 封面故事:《牆》 1、【牆之網絡審查員  網絡金刀  /余聲 】「對當今的醜惡面,我們不比他們了解得少。駡共産黨,我們可以比他們駡的更厲害。如果沒有我們,很多突發事件不可能成爲社會熱點——我們已經盡力保留言論空間了。但宣傳通知一來,我們也沒有辦法。」 2、【牆之截訪者  「好人」老林 /余聲】老林和他的同事常年租住在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小旅館裏。每年只遣送十多名非法上訪者,很清閒,但也很無聊,除了工作,就是和其他地市的截訪者騎自行車滿北京跑著釣魚。 3、【牆之城管  城管隊員的一天 /沈達明】「誰都理解小販的辛苦。沒辦法,我们是人,小贩也是人,大家都为混一口饭吃。」 4、【墻之五毛  我愛問五毛——艾未未專訪網評員節選】「在一個論壇裏其實有3種人是你要扮演的:領導者、追隨者和旁觀者。通過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去影響觀眾。可能有些時候,你也會覺得,這事不能這樣理解,不能這樣讓人去誤會,但是你又無奈嘛。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挺人格分裂的。」 5、【墻裏的人想出去  翻牆的成本/谷禹】 怎麼能翻牆?中國的VPN市場已經達到了一年近5000萬美元的產值,這只包括了企業和事業單位出於保密和通訊的需求,個人VPN這個行業由於灰色的屬性,更是無法計算。 6、【墙外的人想進來  自由的代價/谷禹】 每年數量眾多、毫無版權意識的留學生初到國外,習慣了Facebook和YouTube上的精彩熱鬧和自由,也喜歡優酷和微博上的眾聲喧嘩和免費午餐,二選一就成了一個困難的選擇題。 【愛上深度1:都市更新拆那台北】 1、【兩棟房子,在網絡上 /黃哲斌】王家事件引爆網絡台灣民意,證明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實體世界的聲援團體與網絡動員分進合擊、各自分工,讓主流媒體原本定調的「釘子戶事件」,最終引爆為社會正義的政治風暴。 2、【台北都更影像紀錄  /林怡廷】 都市更新,是急速變化的世界裏共通的話題。3月28日,「怪手」拆了王家,台灣社會沸騰。人們發現,以都更之名,罪惡早已盤根錯節:「王家就是你家」,王 家 帶出了過去被埋在底層,其他被忽視的抗爭案例。它們迫使社會重新思考,如何面對價值觀的歧異、居住正義的實質、都市更新的意義,以及,如何看待一個人活在 土地上的狀態? 【愛上深度2:香港出了個沈祖堯——大學生陳倩瑩被判監之後/黃麗萍】 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大學生因參與社會抗爭而被判監,也是第一次有大學校長發表聲明,支持被捕學生,肯定學運。 【愛上新青年:坎坷社運路】一些原本平凡的年輕人,以他們實實在在的行動走進我們的視野。廣州青年街頭舉牌呼籲政改被拘捕,台北青年在士林靜坐前反對強拆,香 港青年衝擊遞補機制論壇被判坐監。三地的年輕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種事情:社會運動。讓人倍感欣慰的是,儘管都提到在三地共同面對的種種困難,他們對 社運未來仍然怀揣著堅定的態度。透過這次對談,他們的經歷,我們一起來分享。 【多畫一點:誰在害怕鼠標】最近央視新聞中「一些人只要輕點鼠標就詆毀他人名譽,破壞穩定。」的說辭一出,即引來網民的強烈反彈。網民不忿在網絡中留言:「屁民們以後只要管好自己的手指頭,不要有事沒事就點鼠標。」另一邊也有網民淡然應對:「流言止於『治』者。」誰在害怕鼠標?不辯自明。 【愛上禁區1】 【告別方勵之教授的哀思/吳仁華】 方勵之教授不是政治家,不是民運領袖,他有他的人生規劃和選擇。 【方勵之教授為什麼重要/程映虹】 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託,用科學語言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在中國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戰極權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根本信念。 【愛上禁區2:祖國的陌生人——倪律師的三次入獄  /何楊】 倪玉蘭又入獄了,十年來的第三次。這回的罪名是「尋釁滋事」和「詐騙」。刑期是32個月。紀錄片導演何楊曾幫她拍過一部《應急避難場所》,那時候她無家可歸,只能露宿于北京故宮邊上的皇城根遺址公園,那本應是遇到瘟疫、地震的時候,災民們臨時逃難的地方。 【多讀一點:從雅寶路到太陽縱隊,陽光時務專訪張郎郎/吳虹飛】 「有人質疑我給當局塗脂抹粉之類,而不寫我經歷的那些事情。我確實不敢講,因為我唯一需求就是能夠在有生之年,每年都可以回來,見見家人。於是我只談風花雪月的事情,比如這本《大雅寶舊事》。」 【薦書】 【愛上紀錄片:胡杰致艾曉明:從《太石村》到《烏坎三日》】 從《太石村》到《烏坎三日》,它給歷史留下了重要的見證,它見證了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抗爭,它讓當下的民眾和執政黨看到中國的改革可以怎樣從困境走向破局。 【愛上紀錄片:紅歌飄蕩的村莊——從形式角度說《烏坎三日》/徐旭】 艾曉明對「紅歌」的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挪用手段,正與崔健戴著有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唱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表演行為如出一轍,它們應被視為一種借用對立面擁有的文化符號,通過重新編碼的再生產之後,運用到與權力進行鬥爭之戰場上去的文化策略。 【多說一點1:預先張揚的失敗發射/劉檸】 所謂「象徵性」,即通過發射或核試,來凝聚共識,強化意識形態的「存在感」和政權的合法性,以期順利實現某種吃緊的政治目標。 【多說一點2:重慶事件與中共政爭/周克商】 除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容忍底線。 【多說一點3:誰製造了薄熙來?/吳祚來】 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多說一點4:調情,以藝術和《藝術家》的名義/郝建】 《藝術家》就是一部在形式上精雕細刻的電影,它是對電影史極度熟知基礎上的翻新,是對既有形式精到掌握點化和處理。《藝術家》是一個頂級創意的神跡。 【特別報道:兩岸三地年輕人之「搞事」異同】 台灣大學生旁觀多,行動少;內地「大學不像大學」;香港大學生政治冷感。海峽新論壇;兩岸學者為年青人把脈。

程映虹: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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