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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党报再发文强调制度自信 难掩当局舆控不自信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共机关报发表党校教授的文章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合理,因此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但有评论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释放诋毁宪政及自我辩解的信号,凸显当局在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下,对舆论失控的忧虑。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的文章,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文章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合理,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以建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就是先进合理的制度。 文章虽也承认,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完善,有待改革逐步加以解决。但作者并没有阐述制度“不完善”之处及产生的原因,而只用“一些社会问题主要是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能归咎于现行制度”一笔带过。 文章强调,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国情,因此应该坚定这样的制度自信。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就此表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赞美现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却正反映出了当政者不自信的一面: “现在有文章来为自己的制度、理论辩护,本身说要加强自身自信,那说明现在是不自信了:在黑夜里,喊着说‘不怕鬼!不怕鬼!’说明心里是怕鬼的。另外,制度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如果说经济制度的话,现在中国执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列宁全集》里面他说过,‘市场经济加对外贸易’这就是资本主义。” 姚监复指出,以所谓生产资料分配形式划分,中国当前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按劳分配阶段,包括固定资产总值、劳动力数量及上缴税额等范围统计,中国的三资或私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已经超过整体经济的50%。姚监复说: “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信’就说明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自信的。如果说叫‘社会主义’,你社会主义表现在哪呢?原来说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公有制,现在私有成分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分配也不纯粹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只有一点就是共产党领导。”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也认为,中共机关刊物近期连续强调要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很可能反映了中共高层对当前的社会形势感到焦虑: “根本点就在于他们发现,现在宣传当中使用的这套意识形态在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当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急需要为它的意识形态寻找基础,所以在反复地讲。现在,中国现存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其实本身存在根本性矛盾。如果按照中国现状来讲,中国既然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私有化,试图通过经济制度的改变来维护政治制度,那么这时候实际与马克思这套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针锋相对了。” 程晓农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之所以提出“不争论”的观点,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挽救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衰败。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但回避了中国经济改革是姓社、姓资等理论上的争议,也为中共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 程晓农指出,从目前习近平的做法来看,似乎他并没有领会到邓小平的初衷: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了‘不争论’,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能争论。习近平选择了‘要争论’,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很有勇气,但实际上这个‘要争论’只是把邓小平当时试图回避的那些矛盾又重新翻出来了。但是他的说法比邓小平的就要差一些,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他是把毛的那套制度扔在一边、不谈了,习近平现在的说法是‘前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前三十年’。但他不想一想,这前三十年正好是他现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基础。” 在北京的姚监复则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期释放出的一连串保守意识形态信号,与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后的政治路线有关: “我想这就是中办‘九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提出的七个方面,认为西化、分化、敌对势力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反对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些都反对,那还有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民主?普世价值都不承认的话,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值得维护的?所以我想,这说明自己不自信,总怕自己一党永久执政的合法性被人质疑。” 姚监复表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接班后,官方高调反对宪政并坚持高压维稳的社会控制政策,凸显当局在社会矛盾高发的现状下,更担心失去对舆论的控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纽约时报|美国阶级分化严重,教育难以改变贫困命运

JASON DePARLE 2013年08月03日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安吉莉卡·冈萨雷斯(Angelica Gonzales)在高中时走的是“哥特路线”——黑靴子、链条和工装裤——她的优等生身份和她的奇装异服格格不入。她给自己起的昵称来自一个金属乐队,她立志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在沃尔玛超市工作”,她写信给学校辅导员。 她的周末和暑期都贡献给了大学升学辅导班,在那里,她和她最好的朋友,玛丽莎·奥尼尔(Melissa O’Neal)以及比安卡·冈萨雷斯(Bianca Gonzalez)分享“离开这个小岛”的动力——她要逃离这不幸的加尔维斯顿,在这里生活没有出路。玛丽莎是八年级毕业礼上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她母亲的男友们和酗酒问题让她气恼不已。比安卡活泼天真的外表下,隐藏着父亲去世的创痛。她们整天形影不离,有个助教叫她们“三胞胎”。 低收入人群的奋斗之路更加陡峭。尤其是在波尔高中(Ball High School),女生班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如期毕业。但是到2008年“三胞胎”毕业时,她们的去向似乎验证了“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的说法。 安吉莉卡来自一个苦苦挣扎的墨西哥移民家庭,她去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比安卡被社区大学录取;而玛丽莎上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那也是前总统林顿·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母校。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从一种生活飞跃到另一种生活,”玛丽莎说,“感觉就像是‘我们出发咯!’” 四年后,她们的故事似乎不能作为人往高处走的范本,而更像在印证飞速发展的经济不平等时代的阻碍。她们都没有获得本科学位。只有一个人仍在全职读书,有两人债台高筑。安吉莉卡背着超过6万美元的债务从埃默里退了学,现在是加尔维斯顿一个家具店的职员。 她们有能力应付高校的学业,甚至表现突出。然而对赚钱的需求、与校园生活的疏离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对校外男友的依赖让情况更加复杂。没有家庭或校方的引导,上大学对于她们来说就成为了没有防护网的勇敢一跃。 她们的失落反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教育对阶级分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长期落后于富裕的同学,但是从小学考试到大学毕业,这个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学业成就与收入前景越来越挂钩,其后果也更深远:教育——这一本应该消除阶级壁垒的力量,反而加重了阶级差距。 “每个人都想要把教育当作一种均衡器——接受教育就是趋上流动的开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经济学家格雷格·J·邓肯(Greg J. Duncan)表示,“但是,几乎每一种测量标准都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儿童的差距正在加大。这太令人沮丧了。” 几十年来,美国已在机会均等及反对种族倾向方面做出努力,差异已经缩小,然而阶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让专家们感到意外。近期还有证据表明,低收入的美国人比同等条件的加拿大人和西欧人向上的机会更少,这一结论更加令人担忧。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玛莎·J·贝利(Martha J

自由亚洲 | 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中共中央免职。王素毅成为近期连续落马的中共省部级高官中最新的一员。 官方“新华网”当天引述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消息报道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今年六月,《河南日报》农村版副主编顾华曾在个人新浪微博上转发爆料信息:王素毅“现被情妇联名举报贪污受贿近亿元,包养女大学生、女记者数名,房产数十套。安排近30名亲戚吃空饷”。 新华社公布王素毅被查消息后不久曾在微博上发表短评,认为中共“十八大”至今,近十位省、部高官落马,其速度彰显了中央的反腐决心。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就此表示: “这些案件实际上都是老百姓长期举报,无法掩盖了。长期举报但是一直带病提拔,大家都在问这些人他们的后台?刘志军向谁行贿,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能追问到。所以,虽然最近有很多贪官落马,但这跟领导层的所谓反腐决心,大家觉得并不一定就有关联。” 王素毅被宣布免职之前,虽然中共纪检委监察部网站在7月1日已经公开证实了其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但由于《内蒙古日报》6月28日还在头版头条刊发王素毅的相关报道,王素毅自治区常委的头衔当天也依然挂在内蒙自治区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因此,王素毅遭免职,还是给人一种“闪电”落马的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程晓农认为,以当前中国官场的腐败现状,一些省部级落马官员还远远达不到习近平宣示所要打的“老虎”级别: “如果是以被查处的官员级别来判断是不是‘打老虎’?那么打的最多的应该是胡锦涛和江泽民,而不是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任内都有过政治局委员被打的:江泽民时代 有陈希同,胡锦涛时代是陈良宇。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与那几个老虎相比他现在是打的狐狸。虽然官方媒体想高调宣传习近平反腐的努力,但是仅仅简单地按照被打官员的级别来判断政策走向,这种结论过于草率。”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曾在今年五月强调,今年的巡视工作重心是要围绕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王素毅的落马距离中共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内蒙还不足一个月。“中央巡视”这一在中共组织内部运行了十年的上下级监督制度,目前俨然成了“反腐利器”。 程晓农则认为,中国在缺失民主监督机制的现状下,腐败问题将难以在体制内部得到自我根治: “从江泽民时代到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蔓延,打的‘老虎’也不少,但是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遏制作用。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有多少‘巡视组’,哪怕把中央政府所有官员都派去当巡视组,他们自己有很多人就是‘老虎’。现在实际上地方的很多腐败比方在省一级,通常都是在中央有某种后台的、有人保护,上下是勾结的。打贪的要害不在于有多少个巡视组,也不可能靠‘整风’解决问题,只能靠对这个体制做手术。让权力的完全垄断改变过来、让老百姓有真正的政治参与权、让媒体有真正的监督权,这样才可能改变官员的腐败(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王素毅自2010年6月起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一职,同时兼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王素毅也是今年继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和安徽副省长倪发科皆因涉及“钱权色”贪腐问题而落马的中共最新一名省部级高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官员送子女出国乃公民权利 政协委员高论引发社会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干部子女。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外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受到非议是不公平的。宗立成的这番话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争议。 据北京出版的《新京报》3月7日的报道,宗立成甚至还说,一个官员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官位的,是老百姓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但因为某人是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宗立成还声称,他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位官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 对宗立成的这番话,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官员子女出国读书不是教育问题,涉及到官员的信息是否公开,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否廉洁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将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出国读书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有助于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 3月7日公布在中国网滨海高新网上的、针对宗立成言论的一个点评指出,不可否认,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但现实问题不能不让公众焦虑,一些腐败官员的背后经常有子女在境外、甚至全家在境外等情况。再者,结合现在的收入现状,很多公众认为一般官员家庭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出国的财务支出。作为支配公共权力、有“权力寻租”便利的领导干部,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期待自然会更高。要让干部送子女出国这个“公民权利”不被质疑和放大,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及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的信息透明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份3月7日发表在 国际在线专稿网上的文章也指出,不错,官员送子女出国本身没有错,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确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报告公示制度,公众对于官员及其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面对送子女出国的高昂留学费用,公众必然要问一声:钱是从哪里来的?果真都是正常的薪俸收入吗?事实上,官员因为要送子女出国而收受贿赂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已经宣判的贪腐案件都可为之佐证;这足以说明,官员送子女出国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贪腐触因。因此,为“防腐于未然”,非常有必要将官员送子女出国的情况公之于众。 国际防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先生表示,政协委员宗立成有关官员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公民权利的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个政协委员这番言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中国反腐败反了这么久,连政协委员都是这个水平的话,真是很悲哀。谈了这么多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政府官员在中国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外国尤其是美国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官员有可能把子女送出国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一篇发表于3月7日的署名王学进的新浪网博客表示,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确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将子女送出国深造,但也不用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将子女送出国是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看,基于三种目的的居多: 一为招财进宝。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以大贪官毕玉玺为例。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二为转移赃款。有一些贪官急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对他们来说,赃款犹如烫手山芋,无论藏在家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均不安全。一旦出事,这些赃款就会成为犯罪证据。因此必须转移到海外。 三为预留后路。近来坊间热议的“裸官”问题多与此相关。一些贪官先是将子女送出国外,再是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典型的如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独居北京,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随时准备外逃。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对宗立成的这番话表示: “现在中国的官员子弟在海外留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流行现象。就像国内很多网民在意的一样,这些官员的名义工资都不足以供这些子女海外留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政府保护官员的收入不公开,政府也不调查官员的财产和收入来源,所以官员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收入送子女出国。” 一位叫孙维国的网民在商都网上发表题为 “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正确的废话”的文章说,宗立成委员说的非常正确,但宗立成委员可能忘了一个事实,老百姓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官员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知道这是官员的权利。之所以对官员此举有议论、有质疑,是因为到国外学习需要很多钱,对照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在国外学习费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官员财产信息彻底公开,让百姓清楚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如此,只要官员的财产来源合法,送子女出国学习就不会遭受百姓议论、质疑,反之,叫百姓怎能信服?怎能不质疑?可见,官员是否送子女到国外学习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宗立成委员所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新浪网的一篇博客报道,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估算,目前中国有118万裸官。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凡此种种,民众还能像宗委员那样“理性”看待官员送子女出国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中国社会矛盾加剧 维稳预算再超军费

中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大幅上调2012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达到近7017亿元人民币。评论认为,维稳开支连续数年超过国防预算,凸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动荡形势正在加剧。 这项被俗称为“维稳费用”的国内安全预算,近日由中国财政部公布。数字显示,与2012年中国用于国防开支的6700亿元相比,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将增至7017亿元人民币,增幅为去年6293亿元的11.5%。 法新社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在经历20年经济成长后,由城镇化及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而继续不惜投入高出国防开支的维稳费用控制社会,也凸显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深圳当地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中国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维稳费” 连续几年高于国防预算的现象,都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把“维持稳定”摆在了比解决民生问题更为重要的位置: “维稳费用当中的公共安全已经超过国防经费。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很不稳定,需要大量的费用用在维稳上。实际上我们看到民生上的开支像社保、医疗、教育这些还不够。如果把维稳费用于民生开支,说不定就用不需要那么高的维稳费用了。维稳费这几年上升得过快。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济上发展越来越市场化,但我们整个的社会控制政治改革非常的缓慢。政治改革跟民众的利益诉求有非常大的差距。” 刘开明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政治体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政府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更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由此社会也陷入一种“越维越不稳”的境地: “民众对自己的权力认识越来越明确,而且民众对自己利益的诉求也越来越明确。但是政府并不愿意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最明显的这几年各地有很多关于土地的纠纷,也有许多村民选举的纠纷,都动用了大量的武警去看押。实际上村民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所以他们要反对贪污、反对腐败。很多从地方甚至从中高层官员并不愿意让公民获得这些法律规定权利。这样才会有那么多的维稳费用。”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星期一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全面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坚持反恐维稳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力度。同时温家宝的报告还提到,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增加国防预算。 曾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程晓农指出,中国政府始终将维稳看作比解决民生更为重要的原因,似乎意识到了当前社会矛盾正在不断加剧的状况: “现在国内实际上武警部队的总人数已经相当庞大。总数量只比野战军稍微少一点而已。这样一个庞大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武警部队加上各地的公安局大批的特警等等。所以它的开支必然十分庞大。但是也要指出一点,中国政府对改善民生缓解社会不满所做出的努力并不多。实际上中共也很清楚,民生问题只是社会不满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便改善了民生,老百姓同样对贪官,对现在的体制的不满会非常强烈。所以现在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一点,民众的不满是不可能靠一点有限的改善民生的措施来缓解的。中国政府可能的选择是把镇压放在第一位,而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二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前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已由1993年的8700余起增至2006年的9万起以上。而面对当前新疆和西藏局势的动荡,温家宝于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继续强调“维稳”的同时,却并没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措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颜昌海:数万亿灰色经济都隐藏在人民视野后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 2011 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黄金、劳斯莱斯和游艇、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不像十年前婴儿出生率上升那样,现在的抢购速度是以比 2011 年同期的 20% 、 50% 甚至 80% 的巨大跳跃性增长。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据一项调查,该调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供。调查的结果很撩人,不过也许能有助于观察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自从政府 2008 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 “ 灰色 ” 经济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其发展值得关注。王小鲁认为: “ 灰色经济今年已经达到约 9.3 万亿人民币。 ” 约合 1.47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双方投资混合体,证据何来?就是 2011 年未被查处的奢侈品消费。王小鲁表示: “ 当今,看看奢侈品购买,看看这些信号,灰色收入仍旧是个严重的课题。我觉得灰色经济增长的步伐十分之快。 ” 官方报道称,中国经济 2011 年增长了 9.2% ,达到 47.16 万亿人民币。王小鲁在 2007 年和 2010 年发布了两份关于隐蔽性经济的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目前比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得要迅速。当然,中国经济近 30 年间都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许多正当财富。扣除物价因素,数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涨了约 8.4% 。王小鲁说 : “ 然而居民平均收入并没有如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般迅速,而隐性收入助长了奢侈品消费。 ” 政府清楚许多人民谎报收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向新闻媒体作了一份在 “ 很有趣 ” 的陈述报告,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国家统计局不公布中国总体基尼指数的数据时,马建堂表示原因是统计局知道那些关于高收入者的数据是错误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统计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基尼指数是一种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度量 ( 指标 ) 。 “ 国家统计局直接采用的数据并不正确, ” 而统计局认可它的行为令王小鲁感到诧异。他在 2010 年卷入与两位国家统计局官员的公共纠纷,他们称王小鲁的灰色收入 “ 过高 ” ,不过最后证明是王小鲁在理。王小鲁轻笑: “ 统计局说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他们不是。 ” 利用忽略官方数据不计的革新调查技术手段,王小鲁预估在官方评估后的隐性收入不仅是数万亿人民币,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金字塔顶端的 10% 部分。他的结论就是:富人在隐藏他们的财富,而社会远比政府认为的要不公平得多。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自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隐性收入扩大了多少呢? “ 我手头没有数据,因此我不了解, ” 王小鲁如是说, “ 但近几年没发现系统性发展。目前尚不明显。 ” 他指出不止是超级富豪,也有许多人有机会瞒报收入。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 “ 寻租行为 ”( 指把时间和金钱不是花费在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花费在试图使政府改变规则上,以使自己的行业更有利可图 ) 或特殊待遇制造温床,王小鲁补充道: “ 事实上,就是贪污腐败。 ” 压力之下去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走上掠夺并贩卖农民土地的道路,这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小鲁认为: “ 土地销售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官员持续以毫无规划的方式售卖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农民甚少获得与他们土地价值相近的收益。 ” 一个中国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 “ 如何精确计算富人们的财产 ” ,文章显示王小鲁表示藏钱和谎报收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些情况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则有很大区别。与依据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人民的收入差距现已接近 0.48% ,高于警戒线的 0.4% , 0% 代表绝对平均而 1% 代表绝对不均。 王小鲁还称,然而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中国需要针对确立事实真相开始系统的政治、财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加强民众监管当权者的能力。 “ 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 总的来说,“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来就不单只在经济方面,应该也涉及政治改革。” 2011 年以来 ,央行连续释放紧缩货币措施,又是提高存准率,又是连续加息,而 12 月物价走势显然与政府愿望背道而驰。虽然菜价有所回调,但涨价的商品和服务品显然在增加,涨价的趋势很难抑制,今年, CPI 涨幅很难低于 5% 。物价上涨,穷人日子难过,虽然政府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工资,但调整幅度很难赶上物价涨幅。对绝大多数一线劳动者来说,指望收入赶上 CPI ,赶上物价轮番上涨,很难! 2010 年度,中国大陆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4869 元,增长了 13.1% ,似乎很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34 元,同比也增长 10.5% ,超过往年。但对比大幅度上涨的房价和物价,实质性的收入水平提高仍然差一截。如果考虑到股市的低迷,股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居民购买力基本没有得到多少提高。 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5875 元,增长了 13.6% ,虽然收入提高的概率很大,但能不能超过通胀率,仍然难说。针对物价全面上涨,提高城镇居民购买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包括稳定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很多省市区都提出要在 “ 十二五 ” 期间实施 “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 ,江苏、广东、山西等 10 多个省份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力保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上 GDP 增速。 保证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与 GDP 增速持平或者稍微快些,以纠正多年来中国大陆财政收入远超过劳动者收入, GDP 增速快于劳动者收入增速的 “ 反剪刀差 ” 的怪现象,的确是当务之急,但能不能做到,疑问很大。而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提出确保劳动者收入 5 年之内翻番,很可能是 “ 画饼充饥 ” ,更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首先是大幅度、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资金来源基本不存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收入近年来的确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但增长的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 30% ,比如 2011 年国企利润增长幅度高达 49% 。但就是因为国企挣得太多,民企、服务性企业利润率才很低,很多依赖出口的加工企业今年基本没有什么利润。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的确可以提高工资,但要保证大面积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指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有利润结余。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做不到。 另外,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初衷,主要是想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但低收入群体往往集中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激烈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众多,即使一些企业有钱涨工资,也很难令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真正提高;相反,很可能因为刺激物价而使更多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 2011 年农民工工资涨幅较大,但这些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之后,对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涨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还把没有涨工资的劳动者收入降低了不少。 现在的现实是,垄断性企业有钱涨工资,赞成收入倍增计划,但非垄断性企业没有钱涨工资,不赞成收入倍增计划。因此,光提收入倍增计划,很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继续增加,低收入群体虽然也可能涨一点,但远远赶不上物价, “ 倍增 ” 的最终结果将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如靠国家出钱解决低收入群体的 “ 收入倍增计划 ” ,别说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想一想近些年来房价为什么暴涨,物价为什么跳涨,就会明白:国家拿钱,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给大家涨工资,都会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国家的钱,其实是虚的,拿多少出来都得靠印钞票,而印钞票的唯一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因此,能保证居民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就不错了。能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速快于垄断性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速更是要务,至于收入翻番,那是幻梦。 当然,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质性收入,国家有很多可以立即见效的事情能做:严厉审查高收入群体的 “ 灰色收入 ” ,限制官员的 “ 签单权 ” 是政府分分钟就可以做到的,能够让高档饭店的客人少一半,让绝大多数高消费场所都必须开出真实发票,让官员下班后不能动用公车,物价水平立即会大幅度下降,老百姓的购买力自然得到提高;而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门槛,也可以立即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得到增长。这些措施比直接涨工资要现实得多。当然,能够少发几只新股,让股市得到休养生息,让更多的中小股民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因此,要想让低收入群体得到实惠,不需要拿收入倍增计划忽悠人。如同调控房价,控制物价一样,做一两件能够触动利益集团神经的事情,立即可以见效。解决穷人最关心的问题,关键点不在收入倍增计划,而在抗通胀,做实事。 早在两年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为 55 倍,大大高于官方公布水平。这还是王小鲁在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中透露的。当时他就指出,中国官方关于居民平均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明显失真,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认为,这是因为对高收入户进行收入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等人于 2009 年开展城镇居民真实收入支出的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推算的收入与官方的统计收入进行比对,发现在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方面,差异不太大;但从中等收入往上,官方的统计与研究小组的推算的差距逐渐拉大,差距最大的是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级别。他表示,官方 2008 年的资料显示最高收入的 10% 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 4.4 万元,然而他们以模型分析法推算的合理数据应是 13.9 万元,与实际调查结果一致,为官方统计的 3.2 倍。该报告通过在 2005 年- 2006 年对中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的家庭收支调查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最高收入居民(约 1900 万户, 5000 万人) 200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 万元,相当于官方公布数据(不到 2.9 万元)的 3 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 4.4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 GDP 的 24 %。报告发现,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 10% 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中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31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 9 倍。城乡合计,全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 55 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推算的 21 倍。报告表示 , 由于数据不充分,还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 0.45 的水平。 为何统计收入与王小鲁推算收入差异如此之大?他指出,这些未能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的收入可以称为 “ 隐性收入 ” 。由于官方难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资料,因而产生统计落差,不过这并非正常的统计遗漏,称为 “ 灰色收入 ” 更贴切。 王小鲁表示, “ 灰色收入 ” 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据分析显示,这笔收入数额巨大且高度极中在高收入家庭,说明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这也正说明政府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和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严重挑战中国未来前途。 旅居法国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蔡崇国就中国大陆人均收入差距问题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反映出来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完备。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畸形的,就是国家的垄断,就是银行业,电力行业等等,他们的工资高,其实很多就是国家的保护、国家的垄断,也没有透明度。”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财政资金通过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资金使用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官员寻租图利行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第五,垄断行业收入。 2005 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 833 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 1.07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 9200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旅美经济学这程晓农认为,不同行业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在任何国家,从事比较高科技的行业的职工工资,因为他们的工作难度,技术要求和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远远高于那些低技能和简单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高并不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可能政府公务员的各种工资以外的收入更高,国家统计局统计收入时候的一个有意的疏漏。”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的经济跟银河系有些类似:我们不停发现中国人民的财富比我们原想象的要大,跟想象的可能有数万亿的出入,而且许多都隐藏在人民的视野后。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美国之音 | 中国承认乱占农民耕地导致群体性事件

 2012年 2月 05日 中国承认乱占农民耕地导致群体性事件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认,因为政府未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免受任意侵占,导致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观察人士指出,温家宝作为总理应该为各级地方政府抢夺农民的利益承担责任。 在中国农村各地,由地方政府支持的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赖以生存的权利被践踏,是导致抗议示威事件的主要原因。 *温家宝誓言要向农民提供保护*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广东视察时表示,他理解农民们为什么对土地丧失很愤慨。他誓言要向农民提供保护,给予农民在土地开发上的集体话语权。 新华社引述温家宝的话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 他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他说:“我今天在耕地上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土不让。” *温家宝讲话时机和地点耐人寻味* 温家宝在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的讲话,并没有提到前不久刚刚平息的乌坎村因土地使用纠纷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不过他讲话的时机,以及讲话的地点,不同寻常,耐人寻味。 *程晓农:温家宝讲话空泛 应对农民耕地被占负责* 旅美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说,温家宝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诚意,面对了一些现实问题。虽比以往中共官员的讲话实在一些,但比可执行的措施还是空泛一些。 他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空泛,就是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换句话说,他身为总理,过去这么多年推行的政策,其中包括农村政策,对造成今天的问题负有哪些责任。在任期内能不能通过政策的改变,或者制度的改变,来纠正过去存在的问题。” *处理乌坎抗议事件模式或不适用其他省份* 华尔街日报说,温家宝的讲话似乎是支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信号。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汪洋被广泛认为是最自由派的领导人之一。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上,一反中共强力镇压的做法,为减少农村官员的腐败,对抗议的村民做出巨大让步,让乌坎参加抗议的农民代表担任村政府的主要职务。 不过,报道认为,解决乌坎事件的模式可能在中共其他省市的地方领导人那里遇到阻力,因为他们会担心乌坎村民的胜利,为他们所在地不满的居民壮胆撑腰。 *各地差不差钱可能是关键* 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通常都会以高压的形式,镇压任何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广东省平息乌坎抗议的模式,是希望做出一个好一点的样板,还是从此扭转广东省政府的运作模式,目前还难以断定。 他说:“采用广东乌坎的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省市接受,实际上不取决于广东,取决于其他省市,更主要的取决于各省市的状况,各省市是不是差钱。” *地方政府意志凌驾农民之上,政府抢夺农民利益* 程晓农博士说,哪个地方财政差钱,就必须要动土地,动土地,就必须要伤害农民的利益。因为政府拿的就是农民的利益。如果政府不从出售农民土地中捞好处,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将买地的价格全数给农民,抗议的情况就会少很多。他说,归根结底是政府在抢夺农民的利益。 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 中国农村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理论上,村民集体决定是否开发或出售土地。但实际上,村乡镇的官员主宰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们的意志往往凌驾于农民的意愿之上。 2011年年末,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数以千计的村民举行示威,抗议村委会违规倒卖土地,以及操纵村委会的选举。这次抗议示威,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引起影响之大,极为罕见。这次前后持续了数月的抗议,最后以广东省当局答应村民的三项要求而告终。 *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自治* 温家宝说,政府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村里的事务由村民作主。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乡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作主。 此前,温家宝在《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2010年动荡不安“群体性事件”约9万起* 根据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些研究统计,中国发生的动荡不安的“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达到大约9万起,另外一些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官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时报》今年说,在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土地被侵占引起的纠纷占65%。

美国之音 | 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社会冲突将加剧?

 2012年 1月 17日 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社会冲突将加剧?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FP 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图为农民工抵达北京火车站(资料照)。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亿9079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6亿5656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13.5亿人口中,51.2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这是城镇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可能有积极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2011年12月底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将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有其积极作用。他说:“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对经济来说尤其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过是统计游戏*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对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统计游戏而已。他说:“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实行县改市、乡改区,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所以现在看中国地图,叫某某县的已经很少了,很多县现在都改名市了。当它改名的时候,很多农村人口就被算作城市人口。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很多农民被城市化了。” 程晓农指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实行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政策,比如薄熙来就在重庆推行这个政策,要农民搬迁到城镇上去,盖了楼让他们搬进去住,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城镇化。程晓农表示,其实全世界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统计局怎么统计,而在于农民进城以后,能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永远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权益,那他们永远不能算城市居民。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圈农地来赚大钱* 程晓农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黑暗的算盘,就是趁机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因为一旦县改市、乡改区,政府就可以把这些农地重新规划为城市开发用地。程晓农说:“所以城市化是一个最美好的、推动房地产开发、强占农民土地的伟大理由,至于农民进城后能不能活下去,这些市长们才不管呢。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把农民被城市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让农民被城市化。” 对于中国有学者表示,城镇化进程将对社会、环境及城市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程晓农则表示,该进程引发的最大问题将是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放慢,建筑工程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流落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他们的生存将更加艰难。所以从短期来看,可能城市化的加速正好是推动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重要动因。” *拔苗助长的过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程致宇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表达了关注。他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城镇化为借口盖了很多设施、楼房,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城镇化进程变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 程晓农指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城市化趋势,但是在其它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程晓农认为,农民就好像长在土地上的苗,现在这棵苗被从土里拔出来了,这苗还有活路吗?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胡锦涛新年党刊发文,全党抵御西方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新年说,中国应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防范和应对西方对中国的分化,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和复杂性。胡锦涛新年伊始在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胡锦涛:西强我弱、警钟长鸣*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是发表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一月刊上的。胡锦涛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胡锦涛这番讲话,是其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的一部分。胡锦涛说:中国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符,“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没有扭转。他警告说,思想文化领域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新华社:胡锦涛讲话引起外媒“热议”* 新华社星期四说,胡锦涛的讲话“引起了外媒的热议”。新华社的报道,援引了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三篇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国家主席抵制西方文化。但是,纽约时报的原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抨击西方文化。(China's President Lashes Out at Western Culture) 纽约时报说,胡锦涛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会放松在引进西方文化产品方面的严格限制。中国主管部门每年只允许进口20部外国大片。好莱坞影片公司一直对此颇有微词还不断游说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取消或者起码能放松限制。 *韩寒:限制让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中国文艺圈内人士说,按照胡锦涛讲话精神,中国将拿出更多的经费来资助本国文化公司,推出更多的书籍、音像等文化产品。纽约时报说,中国有很多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抱怨说,上面的政策太严,扼杀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去年12月下旬,中国很有人气的博客作者韩寒就发表了一篇博文:“论自由”。纽约时报援引了韩寒此文中的一段话:“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美法传媒:胡锦涛没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法新社在报道胡锦涛这篇讲话时说,“在中国竭力向外推广其文化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中国第一把手的上述讲话。胡锦涛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但他没有具体指出(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这样的讲话之际,北京正在加强对互联网和各种媒体的控制,试图让它们服务于官方的宣传,对外投射一种强大和积极正面的形象。” 美联社在报道胡锦涛文章时说,“胡锦涛没有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但是,面对要求更多的公众,中国领导人近来一直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是把中国描绘为正在跟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战争。” “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共更为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共试图强化社会主义原则,以对抗要求自由的中国人所呼吁的‘普世价值观’如言论自由。官方媒体常常把普世价值观形容为西方的观念,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中国领导人目前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公众强烈不满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跟快速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弊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感到有权利批评政府。” “在‘阿拉伯之春’民众抗议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统治者之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配套的行动,对互联网实行严密监控,以阻吓中国的政治活动人士发起类似的抗议运动。” *英媒体:中国推进全球“软实力”* 英国电讯报报道说,“在(胡锦涛总书记发出)拿起武器对抗所谓的集体性文化种族灭绝的呼吁之前,中国政府最近下令宣传部门官员要更加卖力地推进中国全球性的‘软实力’。中共大举抛撒450亿元人民币(40亿英镑)扩展其海外媒体,其中包括国营的、有大量出版审查的《中国日报》美国版和英国版,国营通讯社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多语种的新闻和文部节目广播。” 报道说:“与此同时海外的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意图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国际听众。他们对北京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但对北京严酷的专制统治方式怀有戒心。” *章立凡:领导意志遭到利益集团“绑架”*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求是刊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当政者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反映出领导意志遭到了利益集团的绑架。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番表述,第一呢,说明我们的治国的工程师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第二呢,我不认为这本身是为了繁荣文化,倒象是已经成为‘跛鸭’的这么一群人在文化领域可能还可以赚最后一把钱。” 章立凡说,他看到近期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他担心当年的教育产业化会在文化界重演。他说,文化需要得以提升,但不能够走产业化的路子。 章立凡认为,不排除利益集团在为领导起草文稿时,将在文化界“圈钱”的意图给塞进去了。 这位近代史学者预计接下来会看到文化政策趋紧,并会产生负面效果。章立凡说:“我想就是在召开十八大以前吧,肯定要消除他们认为的心目中的杂音。那么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很多的批评者推到了反对的一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治。” 对于当局强调说要推动发展的“软实力”,章立凡认为那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外弘扬国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程晓农:共产党的鸵鸟和大棒子政策* 留美学人程晓农针对胡锦涛的讲话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最警惕、最害怕的就是民智开启。因为在共产党看来,从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算是外国文化,不算西方文化,让共产党感到难过的是那些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观正在民间普及,特别是在网民的潜意识里一点一点生根。所以尽管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社会状态,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仍然是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另外就是再加上大棒子,谁说实话就往谁脑袋上敲。” *穆磐石,刘军宁:中国当局希望维稳* 美国圣母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穆磐石教授(Peter Moody)就胡锦涛讲话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共产党想要的就是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共产党希望人们闭嘴,只做共产党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不要惹事生非。很显然,共产党希望在18大召开前尽可能地维持中国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在北京,学者刘军宁就胡锦涛的讲话说,领导人这样讲话,主要目的还是想维护稳定:“我想还是维稳吧。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落脚点还是在维稳。” 至于维稳能否长久下去,宪政学者刘军宁认为这对当局并不重要,因为胡温二人任期将满,他们要做的只是“圆满到站”,然后“下车”。

美国之音何清涟 | 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高华

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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