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美国之音 | 千余人联署呼吁释放许志永等公民运动参与者

香港 — 在新公民运动发起人、法学家许志永博士7月16日被北京警方刑拘后,由中国公民发起的呼吁释放许志永及其他公民运动参与者的联署信,得到海内外的呼应。截止7月27日,已有超过1207人签名。而同时,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也发起紧急救援行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志永及李焕君、李刚、宋泽等4位公盟成员。 由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企业家王功权、作家笑蜀等5人发起的公民社会呼吁书,强烈抗议刑拘或逮捕以温和理性方式、在合法范围内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许志永等人,并紧急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呼吁信表示,将以公民的身份持续关注、持续追问、持续施压,直到许志永和所有因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公民重获自由。 参与联署的包括程巢父、何方、许医农、冉云飞、廖亦武、程益中、艾晓明、郝建、李大同、刘军宁、王力雄、徐友渔、夏业良、刘苏里和郑渊洁等各界知名人士。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当局已刑拘或逮捕了至少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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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特别专题: 程益中:当局试图淡化《南方周末》事件的价值和意义

南方周末事件:中共建制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抗议钳制言论自由的群体性事件 法广 :南方周末风波可以说已经基本落幕。从您的观察来看,怎么评价这次南方周末编辑人员抗争行动的结局? 程益中 :这要看挑起这次事端,或者说引起事端爆发的最初的愿景是什么。从《南方周末》的角度来看,他们达到了他们的诉求,但是,这和公众的公共诉求是两码事。公众的公共诉求是要中共解除报禁,还公民以言论自由的权利,要解除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钳制和管制的手段、手法。这是两回事。(当局)对公众的公共诉求根本没有做任何改变,只不过是对具体的引起这次事件爆发的爆发点上的《南方周末》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满足,但这个价值和意义是有限的。 但是,我觉得这次事件爆发本身的意义非常大。实际上,由《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篡改、导致出现文史和文字错误的重大事故,而引发全国规模的公民抗争,这个行动本身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中共建制以来第一次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宣传部对钳制媒体、钳制言论自由的群体性抗议事件,这很有价值,并且这是每个公民为自己争取基本人权的一次行动。 事件爆发与长期的驯服有关 法广 :南方周末编辑部后来披露,在2012年,他们被删改的稿件有一千多篇。怎么理解这一次他们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呢? 程益中 :这个反应早就该有了。今天(才反应)已经迟了。这种(删改稿件)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是非常恶劣的。这一次只不过是有一个爆发点。这个爆发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辞版面在出刊之前,临时篡改,导致出现重大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差错的荒唐性引发的事件。实际上,像这样的粗暴干涉、野蛮干涉,在媒体每天都在发生,就像《南方周末》自己举出的例子一样,一年之内就有1034篇!也就是说,到今天才爆发出来已经是很晚了,是偶然现象导致的。 法广 :这些年南方报业其实经常和宣传部门发生冲突,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冲突都是以当事编辑人员被免职结束,但这一次可以说是主管部门让步,您怎么看这次的结局? 程益中 :你说南方报业和《南方周末》这些年经常和宣传部门发生冲突,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经常”,至少是没有显现出来;内部的沟通和小规模的摩擦是有的,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强烈。从总体上讲,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顺服、服从的,当然也有局部的抗争,但这种抗争是有限的。之所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实际上,这与长期以来的驯服是有关系的,只不过这一次做得太恶劣了,形成事件了。 目前达成的妥协只是技术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法广 :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次这么激烈的对峙可以以这样一个相对让人满意的结果结束呢? 程益中 :(这个结果)也不算满意,只能是说这是当局必须做出的,因为这次已经形成一个事件了,他(当局)不这么处理,又能怎么了结呢?怎么收场?现在广东当局最怕的是如果不马上摆平,听任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诉求,会让全国这些常年没有获得言论自由,长期受到其他各地省委宣传部钳制的媒体一起采取行动,那岂不是更麻烦。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能尽快过关,把事情了结。应该说,这种宣传部的让步也好,妥协也好,都是技术性的,是有限的。本质上并没有做任何改变,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 刚才你说的一点,我觉得也不准确。“不秋后算账”,他们(当局)是说对大部分人不做处理,实际上是明确告诉你:有些人还是要被处理的!并且,他们说不秋后算账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他们答应撤回刊前审查,这是一个具体的成果,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但是,从根本上讲也没有意义,因为 刊前审查只是中共宣传部门钳制言论,钳制媒体的环节中的一种,他(宣传部)还有八、九道环节来钳制媒体。 刊前审查是庹震主政广东省委宣传部之后采取的一种更为恶劣的做法,现在只是要退回到庹震主政以前的做法而已,但以前的那些做法也是很恶劣的,也不是不恶劣。 法广 :而且,对舆论的钳制也不只发生在广东。这次风波虽然是在《南方周末》开始,但实际上在北京,在《新京报》发生的角力也同样十分激烈…… 程益中 :对。就在《南方周末》事件发生、他们所谓要做出让步的同时,他们又悍然要求全国媒体去转载《环球时报》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你怎么解释这种行为呢?!那不是一样地要羞辱、侮辱你们么?!那纯粹是一篇媒体人自做自贱的文章。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就在《南方周末》事件的同时! 法广 :在您看来,《南方周末》事件目前的结局对于中国的整体媒体环境来说,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呢? 程益中 :一般罢。有限。就是说,不能高看(这种结局)。从中共改进宣传部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对《南方周末》)事件的处理可能会一定程度上缓和《南方周末》的危机,也就是刊前审查引发的危机。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法广 :风波之后出版的首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没有否认“党管媒体的原则”。那么,在“党管媒体”这个原则之下,类似的冲突是不是还会继续发生呢? 程益中 :那就相对于说:强奸我,但没有给我快感罢!这才是根本。 要求言论自由的公众诉求根本没有达到目标 法广 :《南方周末》事件引起很大轰动,吸引了各界的关注,但是,《南方周末》编辑人员提出的诉求与社会上声援表达的诉求并不一致,怎么解释这种不一致呢? 程益中 :公众的诉求是要归还我公民的基本人权,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力。言论自由如何实现呢?言论自由的载体就是新闻媒体,广播电视,是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来实现的。公众明白,这样钳制媒体,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根本不存在。从公众的角度讲,其实归根结底是要求解除报禁,解除对媒体的管制。但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现在根本没有,这个诉求根本没有达到。只不过,他们现在为了度过这个难关,进行了这样一个妥协而已,是缓兵之计。 当局试图淡化这次抗争的价值和意义 法广 :除了《环球时报》的社论文章以外,整个中国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这次《南周》事件风波的争论之中。您怎么看媒体人在这次争论中的表现?他们与民间社会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是否一致? 程益中 :是一致的。我觉得,公众、媒体人—包括《南方周末》参加抗争的人,如果抛开目前的官方话语体系,每个人对自己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的诉求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共要矮化、淡化和消减他们的抗争的目标和目的,是要降低这次冲突的层级,这是当局的目的。而现在 《南方周末》说要尊重“党管媒体”的原则,实际上是要配合当局淡化这次危机,降低这次冲突的意义和价值, 矮化这次公民抗争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切割,表明《南方周末》的诉求同公众的解除报禁、要言论自由的诉求是两回事,这是他们(南方周末)的思路。 法广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自我约束了这次抗争的意义和影响…… 程益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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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程益中:南周事件是回击中宣部契机

1月5日,《南方都市报》前总编、现就职香港阳光卫视集团的资深媒体人程益中撰写的文章《中共钳制媒体揭秘》,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为南周事件再添助燃剂,德国之声就此专访程益中。 德国之声:在网上看到了您的文章《中共钳制媒体揭秘》,在南周事件不断升温之时正当其时。作为以前在中国工作的媒体人,对您在文章中所揭密的中宣部作为并不陌生,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总认为这个部门和生活并无多大关联,今天想请您向普通的公众介绍一下,中宣部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 程益中: 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党务机构,属于中共中央的部门,而不是国家部委,宣传部是中共钳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社会文化的机构。(它扮演的角色)有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输灌、篡改和重塑历史,这都属于他们管。 一直以来,报纸是党报;电台和电视台都是党台,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通过中宣部向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传达旨意,宣传部也把控了这些部门的人事任用,他们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他们,向他们传达宣传重点和要点。 德国之声:在您的文章也披露他们的手法,近些来越来越隐秘。有网友曾开玩笑,说东德、前苏联等国家的宣传部门还会留下作恶档案,但中宣部不着痕迹,您怎么评价他们的作法? 程益中: 这也是中宣的一个特点,现在宣传口在管制媒体的时候采取这种隐秘手段,是怕留下作恶纪录的证据。他们总体的工作思路是,我做了,有效的管制了你们,但是不会让你们留下任何书面的证据。 德国之声: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南周事件的进展,看到很多家媒体的记者发起联名呼吁行动等,您觉得这个事件在媒体人行动层面会继续扩大吗?有些人曾提出”媒体人起义”,这是一个契机吗? 程益中: 我觉得这次抗议和行动的机会很好,长期以来,他们(宣传部门)要换稿件、要改稿、要求报纸把稿放在什么位置、甚至对字号都作出规定,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象他们篡改《南方周末》版面的事情是很多的,《南方周末》也报道了,一年时间就有1000多篇稿件被撤掉,改掉或毙稿等。这样的事情每个媒体都存在,甚至有些习以为常了。 但这次为什么会是个机会呢,是因为广东的这位部长亲自拿起笔来改文章,最关键的是,出现了很大的硬伤和低级的明显的差错,对媒体来说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故,这就让媒体人找到了直接反击顶头上司–宣传部的机会,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是《南方周末》和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对庹震和宣传部长期以来野蛮的、嚣张的、粗暴的管制的一次回击机会。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媒体人的这种抗争还是一直以来常用的文本行动,如果事态发展的话,媒体人会有其它行动的可能性吗? 程益中: 文本行动必须有,文本抗议是有价值的,首先是表达,这种表达之后能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觉得是可以的,包括游行、示威等。这次庹震这个荒谬的硬伤,给了大家表达诉求的机会。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说南周报道中提到一年中有一千多篇稿遭换稿撤稿命运,这个数字让说出来让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会思考,一千多篇稿都被毙,却一直不去反抗。这次事件的发生 除了中宣管制他们的手很长之外,是不是也是媒体一直退让的结果? 程益中: 当然也有!长期危机之下,媒体不断退守、退让和妥协,最后是一辱再辱,现在到了再也不能接受污辱的时候了。 德国之声:这次我们还观察到网民和南周读者发起的声援活动,说白了,不仅是媒体人的事情了。但也有观察人士象莫之许和艾未未等人,他们在厘清这些力量和媒体人不同的诉求表达,比如媒体人目前的抗争是要空间;公众主张的是新闻自由,这些力量在此次会完美汇合吗?会不会成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 程益中 :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实际上是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一个实现手段,这个公器长期以来受到中共钳制,实际是间接粗暴的干涉了每个公民的权益,大家有这样的诉求实际上也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基本人权在采取行动,这既是每个公民自我权利的表达,也是应尽的义务,去捍卫社会公器。 我感觉这次各种力量会汇流,最起码是他们最接近的时候。这种表达都是有意义的;这次主流媒体迈出了这么一步,中共或官方可能会有意轻视社交媒体的表达及诉求,我们自己是不能轻视的,现在影响整个社会情绪和表达的,社交媒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表达通道。当然我更期望更多的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能够在自己的媒体中发声,形成一个有序表达的整体行动。 德国之声:行动表达的结果会是什么,以往有过很多无疾而终的媒体抗争案件,这次中宣部会收敛些吗?网友提出要庹震辞职和呼吁取消中宣部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能达到哪一步? 程益中: 我觉得他们必须、也应该调整,但对整体改变也不抱希望,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每个人的抗争上,如果没有坚决的抗争,还是靠中共的赏赐你自由,或是说恩赐你言论空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是靠欺骗为生的,他怎么可能主动的交出权力、愿意受到制衡呢?这叫与虎谋皮,但每个人强烈的个人诉求和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靠掌权者良心发现。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相,有了言论自由不一定有真相,言论自由是实现这个社会政治文明,制衡权力,社会生活正常化最起码的前提条件。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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