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河蟹档案】毛病未改,积恶成习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章诒和:今天去花市买一盆水仙,门口贴上好友针对我写的春联:毛病未改(上联) 积恶成习(下联)横批:没治 报告网友:章诒和迎春活动准备完毕! 2016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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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段协平:章诒和之惑

张伯驹、潘素夫妇参观故宫后在护城河留影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之《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文中说:“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19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我把这称之为章诒和之惑。在试图解开这个困惑之前,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张伯驹夫妇。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时人称为民国四大公子(民国四大公子有几个版本,不论哪个版本,张伯驹都没有缺席)章伯钧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此公早年家境富裕,爱好收藏,但与如今许多爱好收藏者不一样,不是为了增值保值赚大钱,也不是为了留给子孙。先生自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以下没有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张伯驹痴迷收藏到何等地步?章诒和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后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虽然担任很多文化艺术部门的职务,皆为虚职,没有一项是有薪水的。夫人潘素出身名门,擅长绘画。章诒和要学画,父亲让她师从的就是潘素,可见其绘画艺术水平非同一般。但政府似乎没把潘素当做画家,她也就只能为北京新成立的国画厂画书签,一个书签能卖五分钱,潘素能得到一分还是二分钱,章诒和不敢问,怕伤心。一天能完成多少个书签,总共能有多少收入,书中没有交代,但从一件事上能看出潘素既对这份收入很在乎,也对画好每一张书签很用心,她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在章诒和跟上潘素画画大有长进后,一天,潘素给她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章诒和以为这是潘素送她的小礼品,潘素说不是礼品,是自己画的一个样品,让章诒和照着它画。章诒和说:“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章诒和画完后,潘素看了说不行,就拿起笔修改,还给她讲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云云。书签修改好后,很好看,章诒和想留给自己,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以后,要如数交回。”随后,潘素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她拿回家去画,两周内完成。事后,当章诒和把画好的书签交给潘素时,她“一个劲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章诒和的叙述平静如水,我读着这样的文字,一句一叹。为了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潘素操心费劲,“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补贴。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一个老小孩。张伯驹夫妇对珍贵文物视若生命。抗战爆发以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把收藏有李白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上阳台帖》送给了毛泽东,把收藏有杜牧那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赠张好好诗卷》、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范仲淹的《道服卷》、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元赵孟頫的《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用章诒和的话讲,这都是“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为此,文化部发给张伯驹一纸《褒奖状》,捐主也只是把它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从不为外人道。他原本就不是为了这点可怜的虚荣啊!有关方面似乎也没把张伯驹的捐献以及那个《褒奖令》当回事,1957年反右时照样将其打入另册。他栽倒在一部旧戏上,或者说这部旧戏是张伯驹倒下的一个导火索。张伯驹好戏曲,几近痴迷,是有名的京剧票友,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名伶傍他唱戏,风雅一时。1949年后,天地玄黄,很多旧戏不能演了,张伯驹为此痛苦不已。突然间,那是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周扬“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二十六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张伯驹当了真。他风风火火忙碌开来,把京城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并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一切准备停当,并把就要上演的消息在《北京日报》发布出去了,北京市文化局打来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不服气,跟上级较上了劲,结局就是给他一顶右派帽子。现在返回章诒和之惑,私心猜测,她一点儿也不惑,只是不愿意把话说透而已。其实也用不着她说透,毛泽东早就说透了。还在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讲,“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谁是不拿枪的敌人?从当年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一番痛骂中可以一窥究竟。梁漱溟早先是北大教授,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与当年的晏阳初一样,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或许是这番经历,使他以“农民代表”自居,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批评某些乡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又提出农民生活艰苦,与工人比,有‘九天九地’之差,提请政府重视,切莫进了城市忽视乡村,嫌弃农民。”(邵盈午《梁漱溟:我们能发出那个大吕之声吗》这是什么话?谁不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怎么可能不为农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怎么可能不对农民大慈大悲?毛泽东生气了,拍桌怒骂:“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们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满口喷火:“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马勇:《梁漱溟评传》)面对来自最高领袖的批评,梁漱溟不服气,居然还提出“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不拿枪的敌人被坐实了。拿枪的敌人,留在大陆的都缴械投降了。心里服气不服气,真刀真枪较量过,名副其实的手下败将,不服气也由不得你。退一步,不服气又怎么样?手中没了枪,你什么都不是。不拿枪的敌人呢?自从批判胡适以来,表面上看去老实了,内心里怎么想不好说。恰在这时,梁漱溟跳了出来。要说,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是颇有交情的。北大那一段历史就不说了,毛连想都不愿意想。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与黄炎培等六人去延安访问,毛泽东给予梁漱溟足够的礼遇。毛入主北京后,梁漱溟更是宠命优渥,尽人皆知,不想在庙堂之上众人诺诺时你却谔谔有声,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不拿枪的敌人“用笔杆子杀人”,让笔杆子缴械投降就摆上议事日程。章诒和之惑,没什么可惑,张伯驹这些人随后被打成右派,是有逻辑可循的。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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