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瘦米网摘导读 ：导读没什么好写的。看看大胖子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吧。记得时间是1993年，当时毛新宇还不是少将，正在中央党校攻读毛泽东思想博士学位。 老外眼里的毛新宇 （此文是华裔加拿大人Jan Wong的自传《Red China Blues》，Anchor Books版的序言。此书被时代杂志评为1996年的十大好书。因为我觉得国内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报道太少太不准确，所以决定将这一片段翻译成中文。此文提供了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而且作者还是华裔，曾在北大读书，在中国待了几十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译文不代表本人观点。） 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是我见过的所有中国人中最胖的。23岁的他，圆脸、下颚和弥勒佛般的身材简直跟他爷爷一摸一样。差得远的地方是毛泽东蒙娜丽莎式的狭长双眼，和让人难以捉摸的微笑。他没有跟爷爷一样，把头发后梳得平滑发亮，而是竖起来，像把刷子。 1993年，在离毛泽东的一百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的某一天，我溜进了位于北京的军事医院来看毛新宇。之前我已经试了几个月，想采访毛泽东的后人，但是一直没成功。接着我得到消息说毛新宇在这里。手握一束黄玫瑰，我费了很多口舌，才通过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和三个关口的检查。 毛新宇正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我介绍自己是加拿大Globe and Mail的记者。“进来吧，”他说，带着灿烂的笑容，好像我们是老朋友。“这是京剧，能让我把它看完么？” 他的房间里散发着臭袜子的气味。头发蓬乱，没刮胡子，肚子胀鼓鼓的新宇穿着医院发的条纹衣。他的裤子拉链只拉了一半，脚上穿着人字拖，所以我可以看到他灰色的尼龙袜上有几个洞。新宇遗传了他们家族不修边幅的习惯。他的爷爷毛泽东是个奇怪的人，3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埃德加·斯诺采访他，毛说着说着居然脱下裤子抓起虱子来了。毛有了大权，搬进了金碧辉煌的北京皇宫后，从不自己洗澡，全部由侍从在晚上用热毛巾擦拭他的身体。 新宇出生于1970年，那一年，毛泽东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对他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了：到处是“红太阳把我的心照亮”的歌声，每个人都别着毛主席徽章，甚至有更狂热的信徒把毛主席像刺在胸口上。虽然毛泽东不是个好爷爷，但他还是化了很多时间给自己唯一的孙子起名字。伟大舵手当然明白一个好名字有多重要。“新宇”的意思是“崭新的宇宙”，意思是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勇敢新世界。 毛泽东还有两个孙女，但按照中国老传统，她们是不能算作继承人的。新宇是唯一一个名字非同凡响的孙子。他在北京西边一个半山腰的村庄里被养大，有一打护士、司机、厨师、保姆、贴身保镖、武官照顾和保护他。没有玩伴和其他成年人。1976年，他的爷爷死了。当邓小平开始消除毛的个人崇拜时，新宇还是个小男孩。他父亲毛岸青此时已残疾，还得了忧郁症。他的妈妈始终紧跟着党的路线。 当新宇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她的妈妈有时溺爱他，有时又惩罚他。她有时狠狠地打他，用得棍子都打断掉了。有时她又一个劲地给他吃糖、猪肉、油炸食品，希望他能长胖。但她始终觉得新宇不够胖，为此她焦虑不已，于是让她听话的私人医生给儿子注射了激素。 毛泽东从没有抱过他、搂过他，从没陪他玩过。但新宇却很崇拜他的爷爷，用他知道的各种方法模仿他的爷爷。他最喜欢吃的菜也是伟大舵手的最爱——红烧肉，一种用大豆酱、茴香、米酒、红糖烧的带皮的大厚块猪肉。 几年后，新宇的体重已激增到300磅（即272斤——译者注）。为了减肥，他什么都试，从减肥茶、草药到减肥霜。我见到他的那天，是他在军事医院307号病房强制减肥的第37天，在这家地铁西边的医院，他把体重减到了250磅（即227斤）。在一个被他爷爷的乌托邦政策弄得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的国家里，他还是很胖。 他活在自己的白日梦中。有个大学学生问过他以后想做什么工作，他答道：“当领袖。”就好像当领袖跟当电工那样普通。他一直心怀这样隐秘的愿望：某人在某一天会选定他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时，他在中国人大。当TAM事件爆发，他的同学血洒广场的时候，她的妈妈让司机开车送她去学校，硬生生把自己儿子绑回家不让出门，直到风波过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解放军在广场上冷酷地射杀了普通学生，自然也没感觉到一点震动。 我见到他的时候，新宇已经本科毕业了，现在在中央党校学毛泽东思想的博士学位。他梦想着出国。“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我听说在美国，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是这样的吗？” “恐怕不是，”我回答。 新宇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他叹了一口气，肚子微微晃动。一个密西西比州的大学——他忘了名字——愿意提供他一笔奖学金（可见，毛新宇的智商并不低，只是太喜欢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这一点和他爷爷很像——译者注），但被中央禁止。“政府不会让我出国的，”他说道，“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就不回来了。” 他继续看电视上声音刺耳的京剧。我问他打算在医院里待多久。“我不想回家，”他承认，“我不想让我妈告诉我该做什么。我怕她。这里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能天天看电视。” 毛泽东的孙子居然是个电视迷？毛泽东的孙子还想去美国学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孙子被共产党囚禁？我的脑子一阵晕眩。毛泽东的王朝最后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于是我开始回忆，刚到中国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毛的信徒。 （来源： 惜鼎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2.0版 (1) 我们怎样被洗脑？ (2)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1)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2)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瘦米网摘导读 ：今天，党国国庆前一天，被网监要求删了两个帖，都是瘦米网摘，网摘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万恶的境外网站。这篇网摘的开头很有意思，“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其英文叫brainwash。在小时候，我们说用XX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从小就被洗脑认为我们需要/必须洗脑。现在，似乎所有人都长大了，全社会更需要一次彻底的brainwash！ 我们怎样被洗脑？——专访牛津大学研究员凯瑟琳·泰勒 文/沈达明 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于中国，发扬于西方，而又”出口转内销”，应用于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产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诋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将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志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采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并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于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复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颠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历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态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随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于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产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于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确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并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复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贻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并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争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别？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别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并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态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复被使用，来说服他人并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确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尽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于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于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于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别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于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将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态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讨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讨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标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确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产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别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态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随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别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并不是因为要隐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于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并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文： 《阳光时务》 第2期 推荐阅读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许小年：中国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3)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1)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一种提法是：经济增长速度要与通货膨胀和腐败赛跑。实际结果是：权利不平等的发展只会成为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辖市——浙江温州温州市所辖永嘉瓯北镇新桥村多名村民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由于该村土地被征用，村里获得569套安置房建造指标，作为拆迁户和失地农民的安置用房，具体分配对象名单仅限于本村村民之间。但其中300多套却被村干部私分，然后以低价或免费等方式向各级官员和关系户进行利益输送。三年已去，村民到处奔走相告，至今未果。这几年，温州房价涨幅很大。如果按照安置时的均价，以每平米8000元计算，569套房子每套房子140平米，销售款项接近7亿元；如果按照现在每平米3万元的价格计算，销售款项高达24亿元。 　　同样在浙江，小商品市场全国最发达的寸土寸金的义乌商贸城旁边，一场场自买自拍的权力侵占游戏在不断上演：2011年9月16日正义网报道，义乌市大塘下村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拍卖过程中，当地村官与拍卖公司“合谋”，违法拍卖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别墅。同样的别墅用地（108平方米），老百姓竞拍，至少要花300多万元，最高的达到502万元，而官员竞拍，只需30万元，官民相差悬殊。此前的5月13日和16日两天，大塘下委托成龙拍卖行拍卖了商铺（店面）土地使用权。“朱有云（主要村官）竞拍到4间店面，位置都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低的，比老百姓便宜100多万元。” 　　对于拍卖问题，义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卫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别墅投标中，“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差很多倍，这是不妥的，全国不单单义乌是如此，你随便到哪里去问，都有这种情况。因为是熟人投标，你在村里威信高，你举牌别人就不会和你竞争，看个面子。我们现在所有的投标都是这么做的，但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取消掉，因为对老百姓的观感不好。”奇怪的是，针对群众举报，义乌市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将别墅改称为“排屋”，并查明“排屋竞拍存在不合理行为，择期进行重新报名、竞拍。”而按照刑法第223条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构成串通投标罪。 　　此案中，招标人自己也是投标人，其行为事实上比串标更严重。但是人们不要指望相关责任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此前，该村村民举报村委会的一系列问题，引发浙江省委书记的批示。但据《法人》杂志报道，由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三级政府参与调查的结论报告，却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令义乌市大塘下村的很多村民反而感到了更多的不解、痛心和失望。 　　这几年，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干部非法侵占和买卖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和房屋越值钱，腐败也就愈发激烈且深入骨髓，手无寸铁的村民很难有胜算。什么道德良知，多少层级的权力，多少官员，纷纷沦陷为金钱的奴隶而难以自拔。正应验了因为马克思那句老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腐败过程中，权力资本的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 　　2011年9月28日下午，和一位长年热衷于积极推进村民民主的朋友谈及选票和村民民主问题，我说了一个一直坚持的观点：没有土地房屋财产权的村民民主，就像让被阉割的太监去自由恋爱。我不是想打击他，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微观层面上，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我引申开来，就是：财产（含土地、矿山等）一旦公有，权力必然私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试图以经济发展获得合法性、以经济发展取代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努力，已经走到尽头了。终点又回到起点。

瘦米网摘导读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陷入如此境地，在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无论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西方舶来品。他们的缺陷是，并不适用于中国。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共党造就的是一个怪胎中国，而被很多人尊奉的自由主义可能也无法适用。作者认为，必须摆脱这种“ 思维被殖民 ”，要建立自己的独立而系统的知识体系，不依附于西方，不依附于政治，做到“因地制宜”，指导中国的前进。这是一种个人观点，有新意，操作性微乎其微。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来源： 联合早报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瘦米网摘导读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鲁迅的一些杂文，中国很多作品都在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劣性”到底是不是来自“根”上？罗马人西塞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与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他说的是“自然人”，人从一出生，就带有“劣根性”吗？显然不是，我们都有一个核桃仁似的大脑。思维的缺陷都来自后天训练的缺失，而中国人的思维缺陷部分来自所谓的五千年文明的“根”，更大部分的罪过在于当局的愚民政策，不仅仅是教育；这些政策是系统性的。 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中国人赶时髦喊口号很起劲，连什么是智慧都还没搞清，很多城市已经喊出建设“智慧城市”口号了。智慧（ Wisdom ）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不只是情感和愿望，更是指对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显然，智慧是一个现代人应对高速变化的社会的基本智力和能力，把城市的信息化网络化定义为“智慧城市”，除了商家的哗众取宠，也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与对“智慧”的无知，或者说，把“智慧”的地位看得太低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具体而言，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 2010 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 4.25 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 10 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人的差别在业余时间，尤其是晚上 8 ： 00 到 10 ： 00 。但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 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国家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位于世界尖端的 IT 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十分了得。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谈美式教育时也认为，思辨能力的训练才是美式教育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 一个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一个人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逻辑思辨能力，这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 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经常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中国人多爱贪占小便宜，尤其是占公家便宜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开着宝马奥迪住经济适用房毫无愧色。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他们不去想另外的问题，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只分配财富，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同时政府分配还要大量行政成本，这一切都要摊在纳税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这里点了点小便宜，一定在那里被政府收了更多的税。 中国人似乎都是贱骨头，受虐狂。物价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食品安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环境污染，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是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者。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必要的恶而不是必然的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实证：从 1999 － 2003 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推算，中国民众犯罪率为 1/400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200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5/100 。此数据量化了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首先是要全社会盯紧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让权力来处处钳制市场和民众。 社会遇到危机，个人遇到麻烦，老百姓首先就会想求救政府。这种思维定势只会加剧权力的扩张，只会使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小，如哈耶克说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鲁迅说的是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中国还有一句普遍到近乎口头禅的话，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总把责任推给“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过来。”典型的受虐狂特征。试想，既然管不过来，那么把国家整成邦联制如何？再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人口多少，官员都只能是少少数，所谓管，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一个人一辈子都有无数种活动，都需要官员来“管”，哪里的官员管得过来？还别说官员并不是道德高尚的天使，反而是所有人都是“一有权就变坏”的魔鬼！ 中国人第五大思维缺陷，是价值观混乱，有奶便是娘；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对于“打工皇帝”唐骏假学历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够成功了，成功到可以不必理会此类质疑。说到底还是胜王败寇。对张悟本伪造履历，人们戳破脊梁骨；对“够成功的唐骏”，许多人又是另一重标准。 （来源： 童大焕中国日记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