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

【舒立观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力治理奢侈之风,遏制腐败风气蔓延,为治本做准备。反腐治本的新契机将很快到来 始自中共十八大的反腐行动又迈新步。上周,中央纪委公布一项决定,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此举目标明确,绩效易于衡量,且专门针对反腐主力纪检干部,很值得肯定和关注。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任以来,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举措,多名贪腐官员落马,官员骄奢之风也有所收敛。但是,应当承认,腐败猖獗的势头并未得到根本遏制。贪赃枉法之辈难免心存侥幸,以为风头一过即可平安无事,许多民间反腐志士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此轮反腐正处于逆水行舟之际,只有毫不松懈,强渡险滩,此轮反腐方可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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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把驯兽师关进笼子里

中国政府发布《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白皮书之际,被称为“驯兽师”的维权人士陈云飞遭暴打;11名在四川资阳围观黑监狱的律师也遭殴打和警方问讯。律师指中国人权不进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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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

眼福|02 ◎ 《拥抱》,幾米著 。书名有意重复,制造出由动名词变格组成的一个句子,加上扉页上以十数种语言拼出的主题壁纸,使得这个最新绘本在眼下这个北风呼啸极寒之冬尤显治愈气息。8个印张里容纳着至少两个由类布莱希特戏剧观构建出的间离故事,骨感与丰满瞬间与永恒哀凉与温暖并肩而出,成为风景。 ◎ 《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毛姆著,冯亦代 傅惟慈 冯涛 翁如琏 李燕乔 郑庆芝 屠珍 贺广贤 王升印 恺蒂 汤伟 梅绍武 叶念先 黄昱宁 陆谷孙 译 。邀各路名家聚首一书,一个迷你雅集就此达成:“细心推敲过的一字一词稳固如山,清澈如水,问字学词的人都可以放心延纳……(毛姆)越老越读越亲切,都快成了我生命中的魔果魔枣魔莲了,十足卡普里那座小岛,天老了地荒了还那么销魂。”(董桥语) ◎ 《大声的自由|七作家在香港的发言》,王安忆等著 。“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然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王安忆《岛上的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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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外媒: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专制笼子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有外国媒体记者发文认为,互联网没有帮助中国民主化,却让中国的专制加强了对言论的控制。但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必将以失败告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该刊驻中国记者加蒂•艾普斯坦撰写的有关中国互联网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国互联网  一个巨大的笼子》。 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3年前曾经说过,中国努力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上墙”一样无法做到。当时克林顿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互联网的性质就是无所不在,互联网通道如此之多,全部封堵是不可能的。人们期待,互联网能削弱中国的专制政权。 但是这些期望都受到了打击。中国专制政权不仅在互联网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让互联网新技术为自己服务,更好地控制人们的言论,控制社会,并且成为其他压迫性政权效仿的榜样。 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雇佣了大批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 在广州的中国维权律师唐荆陵对此表示, “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讲的都没有错。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言论自由的空间,早先互联网进入中国平民百姓家中的时候,那时上网的人很少,那时,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当时政府轻视了互联网的威力。后来建立了互联网经济,网络和经济很难分割。这时,当局就不能彻底断掉互联网,中国大陆曾经尝试过一次,就是2005年新疆七五事件的时候,当局尝试了半年,但是付出的经济代价太大,经济代价最终会转化为政治代价。半年之后,就恢复了新疆的互联网。” 唐律师认为,中国当局不惜代价试图监控网络,削减互联网在言论自由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但是,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 “中国网民的人数不断增加,言论的犀利和思想的深度也在提高。这就像克林顿总统说的,中国政府要彻底控制互联网是不可能的。” 虽然中国网民可以通过微博等渠道在网上发表言论,但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唐律师说, “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在影响网络的言论,但是随着网民的不断增加,技术的改进,网民对言论自由渴望最终会达到一个零界点,冲破政府的控制。” 《经济学人》的报道说,中国政府还和诸如百度、新浪等网络公司合作,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交网络的服务,如微博等。所有这些新技术服务对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各种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到每个网民。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政府系统地建立了巨大的“防火墙”,把海外的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隔离在中国之外。 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表示,在中国政府对网络进行监控中,一些欧美的科技公司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些公司为了商业目的,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这些公司的借口是,在那里做生意,就要遵循那里的法律。但是专制政权是践踏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这些公司就成了专制政府的帮凶。” 刘青认为,谷歌公司在西方互联网科技公司中独树一帜,不愿向中国专制政权低头, “谷歌虽然在中国大陆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退出,因为该公司的创始人当中有一个是来自前前苏联专制国家。他们强调一点,不做恶,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 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经济和人力资源控制互联网,但是刘青认为,这些控制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当局的笼子再大,也关不住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追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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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经济学人》中国互联网是巨大的专制笼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加蒂·艾普斯坦(Gady Epstein)说,互联网本来应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它却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但是中国能把这种状况维持多久呢? ———— 13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努力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上墙”一样无法做到。当时克林顿的话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互联网的性质就是无所不在、分散式的,互联网通道如此之多,全部封堵是不可能的。 另外互联网似乎能够把外部世界带给被封锁的用户。就像早先的通讯技术在过去帮助推翻了独裁政权一样(比如俄罗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利用电报技术,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过程中短波广播的作用),互联网似乎肯定能削弱中国这个专制国家。 但是这些期望都受到了打击。中国专制政权不仅在互联网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显示了驾驭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的技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社会,并且成为其他压迫性政权效仿的榜样。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雇佣了大批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其中许多都是模仿外国公司建立的,他们在不触及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得到当局许可,因此能够发展壮大。如果这个报告讲述的内容是西方任何国家,几乎不用有任何关于政府的作用篇幅,主要会讲互联网公司如何发展,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 当然上述方面的内容在中国也十分重要,但是本报告的焦点是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中的作用,中国政府花费极大精力使中国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特征,在那里不仅自由表达受到限制,而且这个行业的建立都围绕着如何为国家目标和商业目标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87年第一封自中国发出的电邮自豪地宣称:越过长城(英文写作“大墙”)我们来到世界各地。后来在中国,当局系统地建立了“大防火墙”,把诸如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隔离在中国之外。当局还和中国的公司诸如百度、滕讯,人人网、新浪合作,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交网络的服务,诸如微博等。 所有这些新技术服务对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各种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到每个网民。因为中国当局封锁了外面的推特和脸书等网站,中国国内的同类网站得以蓬勃发展。 西方最主要的搜索公司谷歌曾经一度按照中国的规矩行事,在2006年设立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但最终在2010年撤出了他们的服务,因为在中国受到过多限制,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中国的黑客攻击。中国的黑客经常攻入异见者的电子邮箱。最近中国对美国防务公司的黑客攻击盗窃成为报道的焦点。 中国国家还显示了驾驭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的技巧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从前人们想象不到的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国家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就像一个游乐场,周围有围栏和长辈的监护。里面和外部互联网一样,混乱而且无情,也有许多游戏,购物和其他更多的服务,让中国的互联网更具有中国的特色,而繁荣是建造更好的笼子的一部分。但那里经常受到监督和操纵。 中国当局能够无限期地继续控制、操纵和攻击互联网吗?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当克林顿当初引用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比喻的时候,中国的网民只有2000万。现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笼子里面有5.6亿人,几乎和北美和欧洲互联网用户人数总和一样多。而且在中国农村和贫穷地区,互联网用户增长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手机上网的数量超过了电脑上网。 中国网民私下里都在抱怨,他们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又抱怨国家大搞宣传。但是在网络上集体表达不同意见确是新鲜事物,许多网民用幽默和玩世不恭的方式表达了低烈度的反叛情绪。只有那些危及国家的言论,包括批评领导人,或散布不满的言论才被挑出来予以惩罚。 有时候互联网上的不满也能产生效果,使肇事者或违规者受到惩罚,例如在民航班机上一名军官侮辱空姐以及在事故现场微笑的“表哥”被曝光,等等。这样的微小成功事例越来越多。但是互联网对于地方官员的威慑力远远大于对中共当局的威慑力。网民揭露地方官员腐败是因为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默许。 不过当局还是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有公民意识的博客作者,加上追随他们的粉丝,开始关注诸如空气质量和污染,政府效率等问题的时候,当局就受到压力要对这些网络民意做出回应,给出可信的解释。简而言之,由于互联网,中共专制必须变得更有效。 这种被学者称为“适应性专制”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大公司是中亚、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国家的互联网和电讯设备的主要供应商。这些国家都希望在利用互联网的同时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同这些国家一起,加上俄罗斯,在如何管理互联网问题上,形成了在全球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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