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庐

美篇|胡发云:台湾,我漂移的故乡

一个曾在民国生活了十一个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后,又一次踏入了民国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汉出生,同一天,内战中日显颓势的蒋介石令行政院长孙科、总统府资政张群等,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并向中共表达了和谈意愿。未果。数日后,老蒋黯然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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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访 | 遥念彼岸自由花

5月20日,从台湾回来的隔一日。在YouTube上看蔡英 文就职典礼的直播,当然,先得翻一道“墙”过去。 虽说从2000年到2016年,这已是台湾的第三次政党轮替,对台湾民众来说,已是民主社会的正常权力移交,行礼如仪。而于我们,隔水遥望,却是一窥自由社会的窗口。只是,这样的大事,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墙内的我们,却难以看到更多信息。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就职演说”,也很快就被删得不见了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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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 :官员龙应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台北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18岁的龙应台(受访者提供)   左起:林青霞,安德烈,龙应台(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覆盖,赶上晚餐时间就边吃便当边开会。图右是次长林金田(图/本刊记者 梁辰)   离开办公室前跟秘书最后确认次日的行程(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夜幕已降临(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9年11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左)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右)在文化局成立茶会中一同敲锣,宣告文化局进入崭新的一页   台北西门町街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10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三 住在香港9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惟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3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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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文长慎入)

  题记:周德伟(1902-1986)湖南长沙人。自发蒙即接受传统儒家教育,1920年考入北大,1933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哈耶克。1937年回国任教,1940年代转入政府,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关务署长。1970年代侨居美国,后逝世于洛杉矶。其晚年翻译哈耶克代表著《自由宪章》,长期关注国家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等问题,尤致力于中西文化交互阐释。一生著述与行迹,合儒家道统与现代自由主义于一身,故题。      一      周德伟这个名字,我接触很晚;但一经接触却深抱敬意。这是一位逝去的儒家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朱学勤先生较早在文章中涉及了他;但就朱文言,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周本人,而是他那幅六十初度时的自撰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对联让我沉吟不已,人却未曾多加留意。后来有当时在厦门大学读研的林建刚君,传我一文,是他撰写的20世纪思想传播史之一:哈耶克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是一篇功夫文字,第一个提到的中国学人就是周德伟。初读时漫不经心;但,很快眼睛为之一亮,这位五四时代的青年,却不喜欢《新青年》。一个人的眼睛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就我本人而言,我也属于反感《新青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而且正在做这方面的事。如果我眼前出现一个五四时就免疫于《新青年》的学生,而且还是北大的,教我如何放过他。巧合的是,2009年5月,有过一次台湾行。在台大附近的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号的紫藤庐茶舍,我拜访了周德伟先生的故居,并见到了他的儿子周渝。蒙渝兄送我三本周德伟的书,随即又见到一本厚厚的未经整理的手稿,字迹潦草难辨,那是周老先生晚年在美国撰写的自传。序言写于1978年,也就是说,它沉埋在书箧里已经三十来年了。我即建议渝兄整理出版,尽管知道那很烦难(当时他面有难色)。时过一年有半,2010年12月下旬,接到台北邮来的快件,里面正是刚整理出来准备付梓的周氏自传《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从家世写起,一直到西安事变,这当然只是传记的一半。于是,连续若干天,除了上课,就是读传。   我们现在知道的周德伟(1902-1986),只是这样几个基本情况:湘人,1920年代在北大读书,1930年代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哈耶克。1937年回国后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若干年,1942又转入中央大学。其后进入政府,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关务署长。后半生在台北度过,关注思想文化问题。晚年至逝世,侨居美国洛杉矶。这样的线条当然很粗,他的自传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样一个亦学亦政人物的理解。尽管自传本身偏重于“政”,但,周德伟是典型地学以致政。观其政不可不观其学,观其学则脉搏有二:一为孔儒之学,二为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于儒学和自由主义两者间作交互阐释,是周德伟晚年的学业;而以儒家治天下的抱负兼以自由主义的知识运作于职守,则是周德伟一生的“政业”。两者结合,不难凸显周德伟这样一种中西两致的“儒家自由主义”的形象。对此,《紫藤庐及其它》的作者陈明先生有过一种描述:“周德伟的意义就在这里,作为自由主义者,他溶汇进了传统文化;作为儒生,他接引进了自由主义思想。”   还是在蒙学时代,周德伟从其家传,就很好地接受了儒学的熏陶,打下了儒生的底子。该自传从周族先世写起,指出湖南周氏家族不下数十,大都尊宋代周敦颐为始祖。自己家的先祖通叟公去世遗嘱即为:“余本北宋周濂溪之嫡裔也”。而后叙及自己的先君及先长兄,盖在梳理周氏一脉耕读传家的士绅传统。这里必要叙录周德伟的父亲对他的期许与栽培,这关系周德伟的一生:“七岁中,乡里共迎塾师,父闻余将就私塾,乃急归,送余入学。缴学费外,拜师之日,须另送红包贽敬。乡里贽敬极微,自二百钱至五六百钱不等。父曰:今日小儿开蒙,发轫之初,此大事,余所重视,望先生善教之。又曰:小儿已识得数百字,望勿从一般世俗书籍开始。……又曰:先从论语开始如何?俾高尚其志趣,余欲此儿终身为儒生也。”读传至此,不禁想起09年拜访紫藤庐时所见到的周德伟先生的大幅照片,它悬挂在茶舍进门的右壁。据渝兄告知,那是周德伟60周岁的生日照,背景是上述自撰的联句,传主着一袭长衫恬立于联句之前,笑容敷面,淳然一儒者。这是一帧内敛着传统文化意味的写照,无论人,还是后面的对联。然而,1960年代的大陆中国,具有这种文化意趣的照片包括那袭长衫,想来早已杳如黄鹤。   不妨顺着这一线索往下追,“我从六岁开蒙到十三岁的七年中,完全受的是旧式家塾教育”,非经即史,兼及子集,是儒家文化形塑了少年周德伟。有了这样一个初步,1916年6月,父亲带着他去报考长沙府中学。时周德伟尚不满十四岁,发榜时名列第二,入学后被编入德文班(英文乃以后自修)。一次,也是湖南人的章士钊应邀到校讲演,内容是社会调和论。周德伟第一次听讲演,听得眉飞色舞。由于他是低年级,坐在第一排,他的神情引起了校长注意,后来校长把他叫到校长室,问他能否听懂。周德伟滔滔不绝把讲演大致复述,校长很高兴,便叫校工去图书室取来章士钊主编的全套《甲寅》给他看。这又是一次开蒙,从儒家教育中得到了治国平天下观念的周德伟,又从《甲寅》上初步获得了西方有关自由宪政的知识。1963年在纪念胡适的文章《我与胡适之先生》中,周德伟自陈:“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此刻,周德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中西两种文化不但在他的身上不打架,而且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初步“调和”决定了周德伟后来的一生(章讲演时的“社会调和”周德伟认为叫“协和”更合适)。可以看到,周氏其人一辈子的政业都出自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此一抱负不但赖以他所追随的哈耶克自由宪政之学说,而且周氏其人努力将它落实于自己的政业中。但,身为国民党员,周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党国体制;另外,周身属当年汪精卫、顾孟龙一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因而与蒋介石甚对立。这样的环境与际遇使周的抱负根本无从兑现。但,作为一个被历史陈埋了的人物,今天看来,至少在学术或思想的角度上,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儒家与现代自由主义“调和”或“协和”的可能。   1920年周德伟考上北大预科,进入北大前,据其自述,这样三个人对他深有影响,他们第次是章士钊、严复和胡适。前两位在西方法政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各有造诣,但他们向不反传统,文章几乎都是由文言构成。胡适比较复杂,新文化运动中有反传统的一面,因其推广白话文;但亦有不失传统的一面。比如进入北大后,周德伟曾请胡适开列一份应读书单,胡适从先秦诸子开始,一直开到满清的王念孙、王引之。另外,胡适影响周德伟,也是他的那部哲学史大纲。1919年夏,周德伟的父亲就胡著这样指点他:“著者信当代英才,以西学方法整理国故”,并谓:“学术信无国界也,余独不解西方学人之持论……,多与中国儒学通,今人之持论有时反不及古人。”此番言论,莫非是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化运动而发?自周德伟发蒙至考入北大,他的身上从来没有被种下过反传统的基因;相反,影响他的,基本上都是致力于中西学术打通的人。这就不难理解后来五、六十年代周德伟论述哈耶克时,经常援引传统儒学以与哈氏交互阐释,这样的题目就显示了作者的态度:《西方的自由哲学与中国的圣学》《西方的法治思想与中国的儒学》。不独如此,有了传统儒学的垫底——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试图推翻的对象——使他能够在他还是做学生的时代,便有能力抵御当时风行的俄化西学。   受新文化运动裹挟,周德伟初进北大,正是那些要求进步的北大学子集体左转的时代。周德伟开列了一份当时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名单,“会员有邓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国暄、范鸿稢、张国焘、李梅羹、钟继璜、金家风及金妻毛女士。范鸿稢于民国十五年被张作霖绞杀,钟继璜病死,金家风后来加入国民党,民国三十年加入汪伪政府,做了中委,其余的人都做了共产党的中委。”如果这份名单代表了五四那个时代青年潮流乃至主流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周德伟恰恰是这个主流中的另类。自传中,周德伟记载了当时他与湖南同乡邓中夏的一次冲突:民国十年秋余已升入预科二年级,邓康、罗章龙等邀余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教授主持,余思入会觇形势亦未尝不可。一日邓康(中夏)来访,请余每周赴长辛店教课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费亦由学会担任。余曰“余读书之不暇,何有时间教书?”邓曰“无阶级意识乎?”余受儒书及心理学之影响甚深,乃曰“余只知个人方有意识,阶级乃一集体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来意识?”邓曰“你不相信唯物辩证法乎?”余曰“辩证法之名称甚古,黑格尔之辩证法亦从心性入手,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问题甚多……。”……邓曰“既如此,你不够格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余曰“既称学会,应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辈为此固执,我愿退会。”……邓康大怒“你真不配做会员,请你退会。”余曰“我已言明退会,何待你请。”如此舌战,周德伟遂与该会分道扬镳,失去了以后也做中委的机会,更走上了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事后,有同学告诉周德伟:李大钊曾责邓康“操之过急,致使本会丧失一英俊青年”。然而,当初湖南老乡拉周入会,正是“会员当中有人看上了我这个穷苦学生,料想我的阶级意识浓厚”。此时的周德伟,阶级意识所以不进其脑,盖在于他的脑子里已经先行占据了传统的儒家意识。他拒绝去长辛店做工人运动并教书,是用孔子的话来抵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也没有了。”所以“我不晓得什么阶级意识,只晓得我自己的意识。我只晓得要读书,读不好书对不起我的父母,发展不了我自己的抱负。”这段事迹,除自传外,《我与胡适之先生》亦有记录,可以相互参看。   1923年,周德伟由预科递入北大本科读经济。所以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北大教授陶孟和推荐他读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读完《原富》,使我大为吃惊,原来治国平天下之术,悉在于此。彻底懂得了衣食足礼仪兴的道理,彻底地懂得了民富而后国富的道理,并引起了幼年所爱好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乃决定进经济系。”时北大教授顾孟余讲授经济学原理,“上第一堂课时,就问:你们为何要学经济学?学生寂静无声。顾先生曰:经济学不是教你们去发财的,不是教你们经营工商业或者从事银行会计业务的,而是教你们如何经世济民。习经济须高瞻远视,注意全盘人民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加深了解,从而培养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人才。此一学科,需辅助的知识甚多,牵涉到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哲学史学等知识,缺一不可。你们无如此等志愿,或无力奠立巩固的基础,改习他科还来得及。”周德伟当然没有改习他科,因为“此言正合我当时的抱负,亦符父亲对我的期望。”入读经济系,乃为周德伟十年后负笈英伦、追随哈耶克埋下了伏笔。   从发蒙到北大,回望周德伟的成长来路,可以清晰看见传统儒文化对他的滋养。这种滋养并非学问,而是一种自稚童始就开始塑造的精神人格。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首在立德。周德伟移居台湾时,把自己的寓所命之为“尊德性斋”,并且文章写完后,亦惯于文末注明何年何月写于尊德性斋。虽然,周德伟曾经把“德性”解释为“理性”,这种理性显然一种伦理理性而非认知理性,它是周在幼年时便经由其父一手栽种。在儒家那里,德是一种心性,从诚意正心修身始;也是一种扩展程序,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氏之父常以此为目标训育其子,而周德伟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先立德,后立学,复以所学为立功立言之具。可以看到,从欧洲归国后的周德伟,无论壮年从政(立功),还是晚年从学(立言),在知识上都不脱哈氏自由主义之框架;一如其一生,于心志上亦未脱儒家“修齐治平”之轨辙。   1933年7月,周德伟取得铁道部的公费名额赴英国就读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因铁道部要求返部服务,遂束装回国。留学期间,英国三年,德国一年,学业上主要追随哈耶克。在哈耶克的指导下,周德伟研读英国经验派的休谟与柏克,继之以康德以后的德奥知识论。在经济学上,研习新古典主义,包括维也纳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其时,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正相反对,后者因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成为哈耶克持续的批判对象。周德伟对此深为关注,且获益甚多,他直陈:“余此后一生与唯物论之异,反对一切全体主义,即形成于留学时期”。这里的“全体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即指政府权力因掌控经济从而掌控人类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此即“全体”)。可以说,年轻的周德伟因为遇上了哈耶克,使得他有幸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中最早反对极权主义的一位。笔者不免孤陋,但就我目前阅读,在1930年代抗战爆发前这个时间段,暂时还找不出第二位。相反,不但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此时尚未完全走出苏俄集体经济的迷思,至于中国知识界,更是在整体上倾向于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   抗战爆发后回国的周德伟,应湖南大学之邀,任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他和他的朋友创办了一份杂志《中国之路》,传播他在英伦习得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然而,面临那个时代整体向左转的趋势,周德伟的处境极为不利。《尊德性斋论著拾遗序》中,周德伟记录了自己当年在湖大教书时发生的一幕:“余在伦敦既熟闻凯恩斯及奥国学派之争议,斟酌实情,乃毅然采米塞斯及海耶克之论据,主张自由企业,反对当时流行之统制经济,并驳斥唯物论及任何形态之计划经济,影响颇深,湖南大学经济系学生,遂无左倾思想。”但,当时华北沦陷,北方各大学学生多来湖大借读,思想庞杂,很不喜欢周德伟的论调。不但散发传单,以相诋毁;因其不为所动,更直接书信威胁,声称“将以手枪相饷”。周的同事从旁观察,获知学生主动者的名单,给了周德伟。周按图索名,招十余学生到办公室,曰:“吾已知君等之所为,无论君等承认与否,吾已作此认定。今日之事,非君等以手枪击余,即君等退学。”并表示凡周某主讲之地,不允许抱有特殊政治目的的党徒大肆活动。那些左倾学生相顾失色,次日即全部退学。这件事周德伟没有惊动学校当局,只在自己的办公室以片刻谈话摆平危机。   然而,这并非仅仅是学生问题,而是时代问题。周德伟的知识理路,照样不得同事与社会之同情。古典自由主义既认为早已过时,周德伟也就被讥讽为保守落伍。迨至1940年代初转入中央大学,情况依旧,以致他无法在中大呆下去。同样,在国民参政会上,周德伟发现“高级层执政人员大谈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在思想上确确实实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玷污”,他用他的方式反驳,并驳倒了只待大会形式通过的粮食公卖及限价方案。不但得罪了朋友,引起严重误会,还获得了狂妄不听指挥的头衔。以至于下届参政会竞选,二百多名参政员都获得了候选人的资格,只有他一人因不受指挥而排除在外。在左翼潮流泛滥的那个时代,周德伟声称自己是“孤军奋斗”。   以后进入政府,周德伟所秉持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依然不时碰壁。如果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自觉意识,任何一个政府(包括蒋氏国民政府)无不想扩张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论政治还是经济。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常会据某方决议,决定征收财产税及强制收购黄金美元,并限定物价。这个方案正是1948年夏上海推行金元案的预案。周德伟闻之惊骇,乃著文给财政部长俞鸿钧力陈不可,否则会招致大乱。俞鸿钧将周德伟召到办公室,告诉他这是中常会决议,非照办不可。周回答:“德伟明知其不可,含默不言有违君子立身行己之道,部长一意执行,政治经济后果严重,部长当负其责。”俞问其该当如何处理,周德伟建议将他的文章签报行政院长,邀请专家研究。俞照办,因而这个后来扰动上海滩的金元案被搁置两年之久。但,两年后该方案还是由蒋经国挂帅在上海全力推行,它直接成为国民政府在大陆垮台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时周德伟已奉命代表国民政府参加联合国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赴欧美工作两年。1954年,周德伟著文“发表十年来之金融外汇贸易政策,叙及此事时,俞鸿钧先生尚健在,持文请益,相对嘘唏。”周德伟虽然官至关务署长,但在国民党的军政体系内,毕竟还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技术官僚。他的平生志向在这个位子上无从实现,更何况他所秉持的哈耶克那一套,与他所处的时代潮流不合。即使哈耶克本人,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孤独的反潮流者,因为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要等到1970年代以后,哈氏的思想才大放异彩。   以上只是大致勾勒了周德伟一生的某些片段,它给我们叠加出一个儒家自由主义的形象。然而,这样一个形象是失意的,无论从儒家这一面来说,还是从自由主义来说,都如此。儒家的“修治齐平”,周德伟充其量只能做到一半,齐平之愿,只是愿景。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精义,即是与极权主义抗衡。周德伟在留学时就有此自觉,无奈回国后几乎流于单打独斗,结果不敌潮流,自己铩羽而归,落荒到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岛上。还是1940年代初,周德伟因执己见而屡屡受挫,“常称述德诗人席勒之言曰,予乃未来世纪之公民,我之时代尚未来临。”   二         《不读的周德伟》,是我写周德伟的第一篇文字。他之不喜欢《新青年》,乃是我个人欣赏他的触点。该文09年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时,已逝的前主编成露茜女士在“编辑室手记”里说:“提起‘五四运动’就不得不讲到《新青年》这本杂志”,因此在接到文章时,“的确愣了一下:居然当时还有不读《新青年》的‘五四’人!”这“一愣”一“居然”,颇可玩味。一份杂志读与不读本两可,然而轮到《新青年》就“居然”起来,潜台词莫非是怎么可以不读。然而,这正可见周德伟在当时乃至今天的殊与异。“《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读过周氏自传,可以发现,周德伟不喜爱《新青年》,委实还有他没有说出的缘由。   以《新青年》为号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被称为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前不久一次会议后,我和一位称赞启蒙的朋友交流,言及我对这个运动的评价。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要推翻最不坏的儒文化,一是引进了最坏的布尔什维克文化。这就是启蒙,名副其实地启人入蒙。传统儒文化并非没有问题,它可以经由我们弃取,但《新青年》的态度是连根拔去。比如,当时有人建议《新青年》张扬新文学,但不必破坏旧文学。《新青年》回答:“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因此,新文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安得不取而代之耶”。该回信的题目是“论《新青年》之主张”,作者署名为胡适之、陈独秀。这种对传统文化一锅搅且欲整体排除的态度,对自小就接受儒家熏陶的周德伟来说委难接受。在那个风习已经形成的“只手打孔家店”(胡适)“少看或不看中国书”(鲁迅)“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吴稚晖)的时代,青年周德伟有他自己的表现。1930年春,为生计故,周在济南的山东省立高中谋得一教席,因对国文教材中那些充斥着新文化课文的不满,第一次上课时,“余初语学生云:‘中国文化流传四千年岂无一物可取,岂无变迁之沿革。君等日常所用之语言文字、资生之工具以及流行之风俗习惯究为先民之遗迹,抑为君等一手一足之所能创造?凡个人之临时杜撰能为社会一般所接受乎?’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正固其不必一一从头做起耳。如一一从头做起,尚有文化进步之可言乎?”于是周德伟的国文课偏以古籍为主,还特地给学生选上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且对孔子大加称颂。可以看到,那时的周德伟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文化甚为相左,而这一切却得益于他在童年时所受到的严正的儒家教育。他之所以对《新青年》无存好感,盖在于该杂志对传统文化那种整体性的否定态度。   这里带出一个堪有意味的对比,如果说《新青年》是从反传统走上了苏俄主义的道路;周德伟则从儒家出发,走向了自由主义。这个对比不妨是一个事实判断,那么,这里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价值纠结,即文化取向彼此相反的《新青年》和周德伟,到底谁是自由主义。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原是今天的一些学者早已把北大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策源地,北大传统也被视为自由主义传统。然而,这里的自由主义针对的显然是以北大《新青年》团体为主要对象的知识群,它当然不包括周德伟这样的学子(何况当时就年龄资历言,周也不够格)。问题是《新青年》与周德伟毋宁是排中的,如果《新青年》的价值取向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反对它的周德伟则不是。相反亦然,否则将会出现自由主义的淆乱。   也许对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我们需要重新体认。本文既然认可周德伟的路径(亦即从传统孔学走向西学哈耶克)属于自由主义,那么,北大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显得非常可疑。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近年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其中一篇为《五四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该文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写着写着,到文章最后,却产生了一个致命的怀疑:“是否可以说1919年以前这一知识群体是信奉自由主义?”可是,我们知道,还是1998年北大百年庆典时,刘军宁先生编了本《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开篇是已故李慎之先生的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紧接着刘军宁先生的前言也是《北大传统与近现代自由主义》。但,即使我们今天要在北大寻找自由主义的传统,无论如何也无法坐实到《新青年》的头上,哪怕它有过介绍自由主义的文字。正如一个人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一份杂志也不是看它介绍过什么,而是看它自己的文化主张和表现。根据以上笔者提出的新文化运动所做过的两件事,如果第一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反传统是非自由主义的话,第二件对俄式布尔什维克的引进,直接就是反自由主义。就20世纪前五十年《新青年》和新文化对北大乃至整个社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看,北大即或有传统,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激进主义;并且它的线条是从文化激进(反传统)趋转为政治激进(扬苏俄)。   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始,终而推向政治革命,无疑《新青年》是其中的推手。针对革命,周德伟在其自传第一章有过这样的讨论:“故予常感革命事业,只应革腐败政府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传统文化之积累,岂能一朝尽革……。如必欲尽去旧有之传统而后快,则真历史文化发展之罪人也……。文化只有演变及进步,非革命可施之对象。”问题在于,传统文化被革去之后,出现了价值真空,这时并非自由主义取代了传统文化及价值,甚至只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必不会用推倒的方式取代传统文化及价值。周德伟后来在论述哈耶克时,不止一次引用哈氏这样一层意思,十分精彩: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切价值生长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自然也有传统文化生长的空间。那么,如果不是自由主义成为北大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又是什么思潮将一代青年学生裹挟而去。自传第12章,周德伟痛陈:“五四运动后号称觉醒时代,实则自陈独秀吴虞吴稚晖倡为打到孔家店之说后,过去的文化遗产,已尽失其信用……,胡适之当时被崇为思想家,实则彼毫无独立之思想,仅为乾嘉时代考证诸子之续。如此何能满足知识青年一贯解释事象之欲望,而青年心灵又如一张白纸,一无所有。如是四千年之文化遗产丧失无余,如是唯物主义及历史辩证法乘虚而入,掌握了青年之心灵。”这里,周德伟对胡适不免严苛。在《新青年》反传统的阵营中,胡适算是有自由主义气象的一位,毕竟他还主张文言白话可以讨论。至于后来《新青年》鼓吹的苏俄那一套,不仅与胡适无涉,胡适还参与了批评(可见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但,周德伟对胡适下笔往往毫不客气。新文化后期苏俄主义抬头,在周看来“大抵由于胡适之、吴又陵等在北方摧毁旧思想后,自己在思想上又一无建树,俄国革命成功后更刺激青年思想左倾,以致……”。不过这一段文字周德伟声称是1930年汪精卫在上海对他所言。   根据《新青年》的表现,不难形成这样一个判断,文化激进主义本身无以形成自由主义。然而,从周德伟的个案看,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却能断断续续发现一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里必得注意,周德伟不喜欢《新青年》是以严复和章士钊为参照的;因为周认为《新青年》的“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当年对周德伟形成影响的三个人第次是章、严、胡,胡暂且不论,章严二人,周德伟在自传中时有提及。比如周在北大由预科升为本科,由于没选胡适的课,所以说自己“不能冒称为胡门弟子也”。他选了王世杰的比较宪法,但,“对我而言,斯课已不新奇,自清季维新运动以来,国内报章杂志讨论法律及宪法问题之文章不少,尤以甲寅为最有系统,我均娴熟。”后来在济南教书时,其国文课除了古籍,“近人之文则取严译天演论,章行严白芝浩内阁论,一明社会演化之理,一明宪政法制。”应该说,以儒学立身的周德伟是通过章严二位走向西学乃至自由主义的;但可以看到,无论严复还是章士钊同时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当年周德伟在中学课堂上偷看章士钊的甲寅,被清华毕业复留美归来的西洋史老师发现,认为甲寅大都是英国典籍中的片段介绍,不是整本成系统的著作,于是送他三本严复的译述,要他按顺序阅读,不懂即问。这里不在于章严二位把周领进了西学之门,而是从自由主义角度看,如果有一个传统,严与章都是其中的重镇。不用说,因为译述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当为中国自由主义之始。章士钊的甲寅先于《新青年》一年(创办于1914年),从这两本杂志的作者构成来说,由于《新青年》的作者起初多来自甲寅,有人便认为甲寅是《新青年》的滥觞。但这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即甲寅以英伦取向为主导,是一份自由主义性质的政论杂志,它尤其注重自由主义在国家政治法律上的建构。《新青年》不然,它以法兰西文化为主导,偏重于伦理、文学与文化,一开始就带有排斥传统的激进主义色彩。因此,民初的章士钊是继严复和梁启超之后的一位自由主义知识人(至于章人生后期的依附性转变不在此论),他的政治主张即是在北洋时代推进英伦式的政党政治和内阁政治。   然而,在自由主义之外,观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严章二位分明又都是保守主义者。进而言,这里的保守主义未必不是自由主义的变相。因为保守相对激进而言,无激进即无保守。当激进主义整体上排斥自己的文化传统时,保守主义保持传统存在的合理与必要,本身就带有自由主义多元的色彩。严章等人俱不排斥西学,惟其在西学中得自由主义之堂奥,故不会返身与传统过不去。新文化运动兴起,严复的福建同乡林琴南和《新青年》论战,在严复看来大可不必,他的意思,新文化不过“如春鸟歌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章士钊是位调和论者,不独在政治上主张党派调和,文化上亦主张调和中西。这两位在介绍西学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文言表达(这一点对周德伟影响极大,乃至自己的人生晚年,其行文仍不脱文言色彩)。巧合的是,影响周德伟的第三人胡适,从语言角度比较过章士钊与严复,说“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从传播角度,用白话翻译西学,自然受众更多。但语言是文化的命脉,用古文介绍和翻译西方自由主义,于此可见章严二位的文化心志。   以上曾言北大传统不是自由主义,或曰,自由主义传统即使诉诸北大,也不能把《新青年》看成自由主义。但,假如中国自由主义可以构成一传统,比如它从严复、梁启超、章士钊、(半个)胡适到后来的周德伟,倒也与北大不无关系。不用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校政时的兼容并包是自由主义的。即就本文所涉,严复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章士钊和胡适同一年进入北大(1917年),周德伟又是北大的学生(这里只有梁启超与北大无缘,周德伟的看法是胡适不喜梁启超)。这里,必得判明胡适的身份,所以说“半个胡适”,是指胡适当时只有文化激进没有政治激进,另外即使在文化激进中,胡适尚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接纳新旧讨论。因此在那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激进主义知识群中,胡适毕竟还表现出半个自由主义者(其另面就是半个激进主义者)的形象。   如此拉出一条自由主义的人物谱系,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是否与北大有关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严复梁启超时代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关系不大,那时文化激进主义尚未出现,因而也无所谓文化保守不保守。但新文化发生后,自由主义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对我们后人来说,便产生一个认知归属的问题。过往我们往往把自由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视为一体(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新文化),但,错了。激进主义的五四新文化非但产生不了自由主义,甚至还会葬送它。相反,早已被历史陈迹化了的文化保守主义,在那里,我们却看到了自由主义的身影。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是我读周德伟后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的一种体认。这种自由主义落实到传统那里,指的就是儒家。不独周德伟是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其实从严复开始,一路下来,即使是新文化时期的半个胡适,都是深受儒文化影响的士君子。即以胡适论,五四过去没几年,傅斯年(孟真)就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认为“孟真此论甚中肯。”如果思想西洋化可以是指自由主义化;能让胡适安身立命的那个传统,若非儒文化,还能是什么。周德伟虽然有时瞧不上胡适,也并非没有理由,但我还是要为胡适说几句公道话。除了新文化那一时期外,就其一生来看,胡适庶几就是英美自由主义和传统儒文化协和而出的一个风范。这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协和,我以为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上的挽联就很精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不知该联是否出自蒋氏自己;如果盖棺论定,真的,很难有其他内容比这幅对联更适合胡适的了。   新文化/旧道德,或,旧伦理/新思想:这新旧关系在《新青年》那里是二元对立;但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那里,却是二元协和,甚至很圆融。如果不必用楷模、师表之类的高词,周德伟本人不也是一个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标本。读其自传,可以发现,周氏其人不但是一个纯粹的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很纯粹的恪守旧道德的儒生。第十七章是记述他自己在英伦的留学生活,有一节概述颇能说明问题:“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海耶克为指导教授,对彼所主持之讨论班从未间断参加,仍每二星期访罗宾士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之拉斯基及希克斯等名人在课业外,各仅会谈一次。留英三年从未涉足舞场及电影院。”这是海外留学式的“三年不窥园”。所以,周接着说“不解音乐及西方美术,……实为余之大缺陷,注定余之旧式儒者生活。”然周德伟的儒生形象非仅表现在“旧”的生活方式上,他的道德奉持毋宁也是“旧”的。周传中有他读北大休学一年回家亲侍父疾的记录,父亲去世后,因养家之需,遂彻底放弃北大学业,致使未能获得北大文凭。晚年写传时,周德伟谈及这些,言“此虽细故,愿述于此,俾后辈知余之一辈如何奉养长辈也。现在儿女均在美国,美国制度,养老由政府担任,就业人员均只自顾其小家庭。余之儿女虽未染此恶习,但中国文化传统亦不可不令彼等知之。”   于此可见,周德伟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一个市场主义者,文化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前两者间无隔阂,当不奇怪;可怪在于,两千多年前的传统儒家又如何与现代自由主义走到一起。隔阂未必没有,但也未必不可打通。先秦儒家本身就是一开放的系统,比如佛教乃汉代西域外来,虽然唐儒辟佛(韩愈),但宋儒却援佛入儒转而成就理学(朱熹)。同样,后来的儒学也没有抵抗西方基督教的记录,因此,它并不会与从宗教宽容中走出的西方自由主义天然抵触。周德伟晚年有一项工作很有意义,即着力于自由主义和传统儒学这两种文化的内在沟通,使其彼此发明(周自己的语言是“互相验证”)。在他看来,儒学中亦有今天自由主义所尚崇的多元成分,如《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另外,借助哈耶克的表述:“给予一人之自由,必须平等的,无条件的给予人人,否则为特权”,据此,周德伟则以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对应。此即自己要想有所建立,必得让人人都能有所建立。“如坚持并推行一己的价值丛,排斥其他价值丛,则被排斥者,感到精神压迫,失去自由,乃起反抗。同时汩没人之灵明,更使文化单调而衰落,以致死亡。”当然,更重要的,周德伟师从哈耶克,哈氏虽是德语学人,但承袭并推重的是休谟那一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经验传统,强调社会生长的自生自发秩序。不但这种秩序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由秩序,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自由才能发挥其生命而不致被摧毁。对重经验重传统的英伦自由主义,周德伟食髓知味。如果说自小儒文化的浸淫,使他亲和传统;后来的英伦自由主义,则使他更深入地体味到传统的价值。因此,周德伟认为:“成功的自由社会在一甚大的范围内,乃接受传统、尊重传统并导传统于发展之途的社会。”   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周德伟的精彩在于,他在他自己的身上,很好地完成了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接。如果这是一个个案,它让我感到,现代与传统,其实可以互相支持;而且自由主义在本土生长,委实也离不开传统的支撑。自由主义在西方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如洛克的《政府论》),也是一种伦理哲学(如密尔的《论自由》,其伦理性由严复翻译的书名则更清楚“群己权界论”)。如果人与政府的关系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伦理关系的话,传统儒学的价值马上彰显,毕竟伦理本身就是儒学的用力,而且越往后越内化为德性之学。固然,伦者,关系也,在各种关系中,自由主义和儒文化各执之“理”可能有所偏差,比如自由主义注重各种关系中的个体,强调权利本位;儒学更关注各种个体所构成的关系本身,强调义务本位。但,除了儒文化在义务之外并非天然排斥个体及权利,而且权利与义务这两者同样也并非天然对立。在彼此协和的意义上,权利与义务乃一枚分币之两面。权利如果是自由主义的标举,义务则可以让儒文化成为其支撑。没有权利的义务(这往往是传统社会的缺陷)和不讲义务的权利(这经常是现代社会的毛病)同样可怕。就后者言,缺乏义务和责任的权利极易导致权利的放纵,当它一旦不顾及群己之界而伤及他人时,这个社会肯定是霍布斯所谓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个人自由当不复存在。因此,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伦理哲学上的自由主义无以离开个体道德的支撑。   在西方,自由主义其来有自,它有它自己的道德资源。比如亚当•斯密先有《道德情操论》而复有阐释经济自由的《国富论》,很难想象没有道德自律支持的经济自由(乃至由此而滋生的其他各种自由)能维系几何。那么,当自由主义进入本土,可以发现,支撑它的道德资源我们并非缺乏,甚至未必需要引进。传统儒学自先秦伦理哲学发变为两宋道德哲学,在如何“做人”(即立德)这一点上,无论是“礼”以为规范的外在他律,还是“德”以为指归的心性自律,确实有它相当丰富的遗产,就看我们如何选择。故此,着眼权利本位,自由主义可以用来纠儒学之偏;同样,在德性的养成上,儒学亦可用来垫自由主义之底。   以上一节是我在评估周德伟这一历史人物的意义时,延伸出来的想法。自觉还不成熟,赶紧打住。由周老先生体现的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显然是一个大而复杂的题目,需要再行深入,这里只是献芹而已。                  2011年1月31日完      附:周德伟先生的《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其实是一部“史”的性质的书,该书在叙述上穿插交错了传主个人的曲折经历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为曲折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如其你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话。但我的文字并没有突出史的意义,甚至论不及史,这显然与我个人的兴趣关注有关。我看重的不是那注定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尽管我阅读时对此抱有很大的兴致。只是兴致之外,我更想找寻那过去的历史中能够留下来并对今天有所启示的东西。我以为从我的角度我找到了,用这样一个题目固定下来,并围绕它写成这样一篇文字。谨以此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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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紫藤庐:“以茶会友 畅所欲言”

走入紫藤庐,耳边传来柔和的乐声,还能看见置放于木桌之上装了水的煮水器、茶壶、茶杯。一些宾客压低了声量进行交谈,另一些宾客则弓着身子在托盘中拿点心。该茶馆过去颠覆性的形象已被淡化了。 茶馆的主人周渝表示,"在80年代,一些人士担心自己被当局的情报部门关注,因此不敢前来紫藤庐,这些人士中以做生意的人士居多。" 他表示,他在30年前打造这家茶馆时,就设定了这是一个能让所有人聚集的场所,让无法在公众场合发表论述的人士畅所欲言,包括知识分子、地下文人、人权份子及反对派政治家。 "饮茶的意义在于思想交流"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周渝经营紫藤庐已多年 周渝前额的头发灰白,嘴上的灰白胡子修剪的很利索,手上忙不迭着茶水活儿,以热水为茶杯加热,再将茶水倒入茶杯。他说,他也开了一家酒吧,但由于不胜酒力,因此他发现还是茶馆比较适合自己。 周渝表示,"中华茶道是非常不正规的,没有一些戒律的礼节,不像严谨的日本茶道。中华茶道受传统道教、儒家价值观熏陶,重视礼仪、社会、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们的茶文化是浪漫、富想象力的,而饮茶的意义在于思想交流、进行有价值讨论。" 另一名现在担任记者职务、至今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江春男,是以前一些持异见的地下杂志的创办人,也是紫藤庐的老顾客。他表示,"我们常在这里碰面,有时也到附近其他一些地方。由于这里有很多耳目,若我们有很多事商谈,我们会到别的地方去。" 周渝可以打造这样一家茶馆,与其父周德伟有着很大的关系。以前,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周德伟在战后曾在政府手中获得一份台湾大学的教授职务、一所位于大学附近的房子。该所木房是日本殖民时期下的产物,院子里种满了芳馥的紫藤花。 后来,周德伟移民到了美国,把这所房子留给儿子,并继续保留了"自由"的风气,因为该所木房演变成了以紫藤花为名的茶馆,并迅速成为了反对派知识份子的议会场所,也是政府烦恼的来源。 周德伟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奥地利学弗派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支持开放经济思想的拥护者。他在1949年为了躲避共产党而逃离至香港,之后再到台湾。其实他在20年代就加入国民党,成为台湾战后颇受尊敬的人。他是蒋介石专制和干预政策下,拥有自由思想的人士。 几经周折走到今天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紫藤庐墙上挂着泛黄照片,述说着过去老旧的故事 这家紫藤庐在创立期间曾面对些许波折。周渝表示,"以前,一些人士曾表示要起诉他,因为这是一个政府所有的房子,不能作为一家茶馆的地点。那些人士要求与我谈判,要我在关闭了茶馆后才能在此继续生活。最后我自费建立了紫藤庐。" 之后,该茶馆渐渐摆脱了这样的打扰。在戒令于1987年获解除后,现在已没有人阻止周渝经营茶馆。许多以前的常客成为后来的知名人士,在此聚会的民进党甚至于2000年至2008年成立了政府,成为了重要的决策者。 现在已成为历史遗迹的紫藤庐,是繁华台北的一处清灵之地。一个有着美式作风、名叫隆夫的日本人对记者表示,当他到访台湾时,他经常会流连于此。他表示,"8年前,我从航空杂志中知道这家茶馆,我感到好奇,想要亲身体验中国茶道。" 周渝对此表示,茶馆现在有很多常客是日本游客,有可能是因为日本人重视茶道的缘故。据悉,有时候,周渝的一些旧识会回到这里,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就像回到过去一样。 作者:Mathias Boelinger 编译:蔡庆晖 责编:谢菲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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