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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章太炎的革命论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泽东和列宁主义的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是否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祇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正面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负面的,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见革命是否推动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非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反革命。在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第三赋:“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西主义之睿人。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论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革命弄到一锅烩。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可以说,岂有立宪之世一党专政于国?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   唐先生说,“这可以和《秦政记》所说的持法相比附:”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论章太炎》)唐振常说,他认为,所以秦政记和代议制或为一谈。实际上是这样。秦政以来到清明以前之君相制衡,本来就是一种君权制衡论和废黜地方自治论;而日本和非封建以后之中国,视图两端。一为藩宗,一为郡县。后,又掉个,日本为废藩置县,中国为极权专制。表面上都是中央集权;但是,表里皆不一,实属不一而论。在这个前提下,章太炎肯定秦制,祇是(也许!)从君相制衡角度,附会代议制上、下,王、官之间的(也许)等同之制衡。唐先生否之,在1978年可解。所以,重要的是说到”司法不以元首陪属“之至关要则。这个东西现在说,就是(共)党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这样,章太炎之立宪说和革命说,挂一漏万地摘要于兹。   二是,章太炎反对袁世凯要他归顺而大责:“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国民之叛逆,抑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公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鲁迅亦评章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三为,章太炎主张的反对赤化运动,毫无不对可言,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做法。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无论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是秉承革命加传统的做法,实行对于专制主义政治的解构——解构之所谓,就是结构加批判——不是毛主义的破坏到底。我们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这方面无疑不是破旧立新之毛主义者,无疑不是德莫克拉西主义者,无疑不是极权主义人治论和认知论的祸首。这个祸首,恰巧是孙文引进的共产党。这是最为明确不过的事情。   由此做出的分野就是,我们看待暴力主义的内涵,要有一个同样的细读和分析。   一般而言之法国革命,确实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我们在龚古尔,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的书里每每见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观点。但是,法国革命之所以依然是一个阿伦特肯定的革命,就在于她的杀人和暴力,换取了对于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业已成为人类自圣经面世以来再一种普世价值论。其后革命时期产生的——为康有为不知道的,夏多布里昂所总结的:我们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使得后革命复辟时期,产生了文化复兴意义上的巨大反思。这个反思,一改暴力万能论而走向拿破仑法典意义上的宗教重建和法治重建。这个革命,最后还是回到一如英国革命那样的阶级调和论和宪政调试论;也就是说,革命不免暴力(英国人,弑君者克伦威尔,被思想界和舆论摒弃),但是,要看暴力换取什么和暴力如何不可以避免——如果君王调试了自身的位阶和权利,革命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所谓旧体制一味进行经济改变而不进行政治改变,就会产生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关系——也就是说,革命常常是在经济变革之初最容易发生(这是托氏总结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经验之谈)。   英国革命并未因为她是“大宪章”之发轫国而得以避免;法国也没有因为她早在15、6世纪就实行地方议会议员制度而规避得了(见夏氏《墓后回忆录》),他们都因为统治皇权的去留不决,而发生暴动。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前后之皇室,议会,人民之间的较逐,本来就是革命前各阶级较逐的延续——也同样是西方之所谓自由市,自由邦甚至汉撒同盟之类独立经济政治实体师范之经验所得(见亚当。斯密   《原富》)——所以,一如法国革命萌芽于百科全书之理念,英国革命却继续他们“第四阶级”之帮衬,使得国家的制衡与建设革命攻成(见孟德斯鸠论述英国暴民第四阶级之文字)。所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成为正面革命的理由,不能简单到认为其流血和屠戮,就予以否定和歪曲之地步。恰恰是参照了这种革命,而非那种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才日益变成正面暴力和罪恶暴力之分野的历史。   三、专制主义与革命和极权主义与无革命   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对于文化传统的解构,如果确是解构,就含有解构一词本身涵涉的不全破坏和结构其中之应有之义。这一点,纯粹暴力革命之列宁和毛不懂,眼下言革命必诽者,亦充满偏见。章氏所谓进行革命,光复旧物,本来就是不进行“文革”——是一个创建——完全不同于毛主席思维。以下冗援助例——“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郜元宝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是为《国学讲演录》之要义;关乎于此,在白话和新诗里,形声义三者或废有二;就是钱钟书所谓“稚騃之见”矣!(“早在《谈艺录》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他又说,‘按   Ezra Pound(庞德)论诗文三类,曰 Phanopoeia,曰 Melopoeia,曰   Logopoeia,与此词义全同。’钱先生在此把诗歌创作的三元素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声文’之特点,他又引用了李贺的诸多诗句,说明诗歌用字在发音上极为考究,不是祇以会意取胜称妙的。外国诗人,他则以法国的戈蒂埃等举例。”(见鄙文   《东西方误解汉诗析》)到了新华体和毛体,更加不堪于行文,于思维,成了没有形式的内容和没有内容的形式。这些文化观,皆说明章氏的先见之明,全无疯子和德莫克拉贼之遗,而不赘。   至于章疯子《谢本师》一例,更是说明章氏并不是不懂长幼尊卑之妄人;在其师过去以后再讲话。祇是他还是要坚持不同于老师之观点而已——其言,“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可以算是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之证。   在此文化层次,章太炎更加说不上是一个极端文化涂炭者;原因就是他的文化观和国学观仍是秉承传统之说。我们前此说明中国体制里的君权限制论;现在又说到文化传统论。章太炎在文化传统论上,秉承了中国文化因袭的良币,自不待言。而所谓革命和极权之双面刀,正好在这两个面向上,互补为害,双向罹祸。中国封建之除,恰好成为极权中央之先例;而又不能实行民主之自治于集权;成了或者一收就死,或者一放就乱的军政体系。所以,极权主义收拢了这个封建,却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齐废置。在此层面,极权主义一则反对传统,像毛;一则继承所谓偏致之传统,或言负传统,如纳粹,如毛。这样,章太炎之革命,起码在文化、“小学”方面,无此之嫌,倒是和康氏之君限制度;他亦鼓吹三权分立等——见康有为   《应诏统筹全局书》,暗通款曲,殊途同归。康氏云,“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而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司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驰,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   这个手足不授猷,就是要求参政议政权利;即“司法不以元首陪属”。   康、章观念实同。这难道不是耐人寻味的吗?   所谓革命反倒极权,从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讲,就是灭绝文化;章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反对之反,也耐人寻味。其间,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皇权,有封建,有民国,而不灭,就不是极权,而是专制。所以,即便在明清两际,也是出现了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良臣——试问,毛主席时代有没有毛谏和“一条鞭法”(章太炎颇赞其法;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削弱权贵势力呢?(文革除外,是为了另一个政变经)。所以,章太炎可以口出狂言,但是人们不单要看其言,还要观其言整体之真相,传统风格如何。这一点事关重要。所以,即便在最为疯狂的前世文人中间,真正做到数典忘祖和凌辱文化者,几乎不见;祇有到了毛,才真正是疯子痞子和魔鬼,真正做到暴殄天物,灭绝人性。章氏革命论差得远了!所以,不要一看到章太炎就生气;还是气毛,气共,气极权吧!   从这个历史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包括在革命与否这个范式的涵盖之中。我们的意思是,英国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罢,加上美国革命(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运动之内涵外设),都是发生在革命对峙专制而非极权之过程里。换言之,专制之法国,之太阳王,之拿破仑,不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因子的绝对黑暗政权。其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换一种通俗说法,印度甘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英国宪政的因素,使得甘地可以利用之,通融之和证据之。就是说,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本身,是革命前产生了政治载体(自由主义)和革命理念(百科全书,卢梭主义等等)使然;专制文化,专制政治、政权,是一个革命发生的“根据地”;菲德列大帝之德国和俾斯麦主义之普鲁士,都为专制+民主或可兼备之政权,从而产生某种或可无形,或可有形之革命。我们一再说过之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设金桥”之说法,和英国宪章,法国意志(普遍意志——)都是革命产生于兹,民主产生于兹和人民革命产生于兹的,革命前洗礼之证据——没有无革命资源的革命可以发生。旧制度本身,如果她还稍稍具备一点点人性和自由,革命就可以发生,进步就可以期待。所以,革命究为何物,就是革命对象、王朝诸公和革命人士一举并推之暴力。   在法国革命里,不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人,一再屠戮其他,而是屠戮罗氏本人在内的,各个派别和力量轮流杀人——这是一种残暴,却也同样是一种自由——这个自由,严重对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人杀死所有人;所有派别的革命——也同样区隔了以阶级定位,杀死其他阶级的定位。这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同于英法革命之要则,不可不察!所以,专制主义和革命产生的联姻,就是我们认可革命通则的理由。这个理由在遭遇极权主义政府的时候,失效,失序,失败!因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大区隔,就在于专制没有消灭或者尽数消灭革命资源,革命人气和革命潜能——而极权主义,消灭之,尽数消灭之,使得暴力成为政权暴力之唯一——而换言之,政权暴力并不以你不峙暴力而可以须臾改换成为非暴力。于是,革命难题,对于我们,成为暴力不选择,那么,选择什么,就成为选择非暴力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奏效之问!亦不可不考!(章太炎和吴稚辉皆因《苏报》案牵涉其中。关于何以清廷不抓吴稚辉,大概原因就是其官员(俞明震其人其弟与革命者之关系)和革命党人之瓜葛,之融动,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也是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极权主义中人或有此两面派乎?)   最后,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之门。   换言之,如果革命是进入一扇腐朽之门,那就是反革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22277489_3.html

邓正来与他的江湖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实习生 杨宝璐 编者按:在中国当代学术界,邓正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权威,特立独行,曾长期流浪于正统体制外,历练出迥异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侠气、豪气、义气甚至“匪气”。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英雄”,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人。他为中国引入了哈耶克,并将学术触角伸及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他还是中国少有的学术组织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气和包容,将天下英才尽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别“小路”进入体制,并与之拉扯和纠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围绕邓正来的争论触及中国本土学术许多根本性问题和方向。学者王焱评价说:“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1990年代是邓正来人生的顶峰,他成为民间社会科学的旗手。 进入体制内是邓正来的发展策略之一,但也为他的江湖气和个性魅力套上了枷锁,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了他一生。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5度,万泉庄附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邓正来追思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离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庙堂之上的遗体告别仪式,江湖之下的这场追思更为真实。三十余人挤满了约50平米的小屋,张维迎、张曙光等十余位学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邓正来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独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判断获得了普遍肯定。他们中,有的曾与邓正来一同创办独领风骚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下简称“季刊”)和《中国书评》,有的因在上边发表论文而声名鹊起,有的受其资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则受此感召走上学术道路。 追思会上,学者张维迎这样总结邓正来的一生——“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发布的官方讣告用59个字定义了邓正来的身份,包括一个罕见的称谓: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名片上空无一衔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以无可替代的能量接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旗,成为一众学人心目中的新“学术英雄”。 体制赋予了邓正来头衔,进入体制的尝试却成为一道分水岭。从任教吉林大学,到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组织者”邓正来由外而内,获得的评价渐趋多元。 相比体制给出的定论,伙伴们的结语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邓正来:“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他一生。” 新旗帜 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他成为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 邓正来曾经说过:“我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做学问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初识邓正来时,后者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近千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当时我就奇怪,这么大的项目,很难想象由个人来完成。”张小劲从此开始与邓正来密切合作,他在“老邓”身上发现的最大特点是:对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张小劲记得,1992年“南巡讲话”后,大批学者先后下海;邓正来这时提出办杂志,既没钱也没人,听来未免荒诞。 张小劲被派去图书馆,借了一堆官办杂志回来,邓正来翻阅后,觉得现有杂志的质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内圈外的朋友,筹备季刊。 杨念群属于编委会核心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杂志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希望从学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遗产,提出学术规范化问题。 刊物选在香港出版,实际的编辑工作则在北京万泉庄一带的地下室里进行。 “三四间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没事会去附近小馆子喝个酒,还是八十年代的氛围。我们负责稿件的筛选,老邓拍板。”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热”虽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却一定程度上在延续。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无论编委还是作者,都不拿钱;季刊根本无需约稿,就有足够的稿源,“而且拿来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杂志从未公开出售,只放在万圣书园等书店售卖,却迅速成为当时民间公认的中国头号学术刊物。 “这种影响力有时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渔表示,“官方庞大体制内这么高级的学术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也相形见绌。” 北大教授王铭铭1994年回国,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国书评》,惊讶于其国际水准,专门跑去编辑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时已搬到了六郎庄一栋两层农民房中,不变的是邓正来的热情和锐气。不久,王铭铭就成了邓的作者。 凭借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刊物成为了一代学者的舞台,对接了林毅夫等一批归国学者的国际化标准。 国内学者在此崭露头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曾发表近2万字的文章,是为其代表作的先声;为此,张小劲还专门去南京见了尚有点孤僻的高华,后者的名字随着文章刊发而渐为人知。 季刊还举办各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正是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季刊提供的硬卧车票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 归根结底,徐友渔认为,邓正来和他创办的季刊呼应了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型。一是他将自1980年代末逐渐流散的活跃分子重新聚集,成为“一杆旗帜”;二是迎合了知识界从美学等人文领域向更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的转变。 “季刊的文章,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把社会科学推到了前沿位置,邓正来可以说是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取代了上个十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位置。”徐友渔评价。 在江湖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三字经”。 1956年,邓正来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学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顾人生时,他都对此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随着“文革”爆发,1969年底,邓正来随父母进入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走后门”,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童工,一干8年。 工厂生活塑造了邓正来的性格,“真诚、认真、平实和不卑不亢”;他也成了“永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年可以干完三年的活”。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一年自学完了大学课程,大二开始就常逃课去隔壁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法学课,曾挑战西方哲学传统的休谟成了他的最爱。 邓正来一生的学术格局几乎都在那几年奠定基础。1982年,他考到外交学院,与众多国际法大师相识,并开始出版学术著作。 这段经历绝非全然愉快,在“外交无小事”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邓正来被形形色色的“秘密”包围。“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他后来自述,“正是在与各种体制交往的过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识。” 批判的意识和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促他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的路。1985年,邓正来离开体制,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学术个体户”。 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邓正来把铺盖放在同学办公室,平时背着书包到处跑,等同学下班了,就去那儿看书、睡觉。冬天,万一没赶上回去,就索性去地铁站,一边跑步取暖,一边等着头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车厢里就暖和了”。 没证件,借书要请好友帮忙,偶尔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还要撒谎搪塞。依靠翻译和兼职外语教师,邓正来才有了少量收入,辗转于北京城里七八处地下室,有的甚至紧挨臭水沟。 邓正来不会想到,当初的艰辛为后来的事业埋下伏笔。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杨念群看来,邓正来彻底的民间身份、靠朋友资助的状态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性格构成魅力的另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所获的近百篇悼念文章中,学界同仁总绕不开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初识邓正来者,对他的张扬不乏微词。学者童之伟早在20年前就与其相识,他印象里,邓正来虽自称学术个体户,“却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论道,说话气吞山河,将我这样讲师衔的大学普通教师,着实没看在眼里”,十几年后上海再相会,才相互视为知己。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袁伟时只好建议他先戒烟,再戒掉三五句就夹一句的“三字经”。 大小饭局往往成为邓正来的“独角戏”,他甚至会对初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在李泽厚回国时“‘训’了他六个小时”,尽管他早年还曾以《美的历程》一书赠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直言,“正来兄的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让我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直到频繁交往,刘擎才认识到他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他既有一种自视极高的骄傲,却也不妨碍他兼具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即使在后来复旦高研院成立的隆重场合上,有学者当众抨击他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也毫无尴尬之色,一笑而过。 对多数人而言,这位总是一身唐装、脚蹬平底布鞋的学者天生有股侠气。有学生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看到其装束,“急走几步,上前问道:‘是邓先生吗?’先生回了三个字:‘邓正来’”。 除了拥有过硬的学术背景外,这位“学术个体户”还难得地兼具了公关能力和判断力。在他斡旋下,那些由学界下海的儒商不时提供资助;而早在办刊之初,邓正来就与伙伴们达成共识,“决不能意气用事,把它办成《新青年》”,提出刊物的历史责任是引领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把刊物办成。1990年代初,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那么多的特质和能力。”杨念群总结说。 助天下英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 创办杂志之前,邓正来虽曾是1980年代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但毕竟只是众多“山头”中的一座;1990年代的独领风骚令其地位大不相同。 每期都有一位学术泰斗给扉页题写“为了中国”四字,陈岱孙、汤一介、季羡林、庞朴、费孝通、王铁崖、周一良、邓广铭、任继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为之挥毫,季羡林甚至写了三幅供挑选。 季刊一周年庆祝时,快90岁的陈岱孙坚持打车参加聚会,住院的钱锺书还专门打来电话祝贺。 再看看季刊创刊号的作者名单——除了老一辈学者外,郑也夫、林毅夫、樊纲、王沪宁、孙立平、俞可平等后来炙手可热的学人尽在其中。 除了刊登文章外,季刊还承担了一部分民间学术组织的功能。当时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分,每人可得万元“巨款”,但编委们最后决定,把钱拿出来创设社科研究项目,且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正是凭这笔资助,徐友渔完成了有关红卫兵的论文。 “他非常敏锐,对选题意义之重大有非常深的认识。”徐友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试图从上层政治路线中寻找路径,到了九十年代,我们都认为,中国转型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必须建成一个坚固的中间阶层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他做的事情,我有很深的体认。” 这种同时建立在现实和理念层面的感情,为邓正来织就了独一无二的人脉网络,他也十分熟练地经营着这张网络。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学者许纪霖说。 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这样解释自己被网罗其中的原因——自从1992年相识后,他就落入邓正来“抓差派活的对象范围”,“真正有一种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学术共同体的感觉”。 邓正来家里有个特别书柜,专收赠书。他不无自得地在随笔中列举了那些名字:从经济界的吴敬琏到法学界的江平,从政治学界的赵宝煦到哲学界的王元化,从历史学界的袁伟时到社会学界的孙立平——“这说明我在各个学科都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或同道,说实话,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据说曾私下抱怨邓正来带来的冲击,但随着拨款的改变、杂志本身学术标准的提高,它越来越具备真正的学术色彩。 一个悖论是,季刊带来的学术规范越是普及、邓正来推行的匿名评审制度越是被接受,季刊本身就越失去其独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逐渐变成了国家体制安排的东西,并且出现回潮,人文、国学慢慢代替了社会科学的声音。”杨念群说。 1996年,季刊停办。2年后,邓正来进入一个5年的闭关期——不接受任何出国邀请、不参加任何国内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约稿——以此表态要跟“学术消费”决裂,潜心研究哈耶克。 到体制内 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张小劲说。 闭关岁月,邓正来翻译了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再次占据了西学东渐的领军地位。 邓正来曾反复强调,自己独爱这条“寂寞与欢愉”的“小路”,但2003年,他却结束18年“个体户”生涯,加盟吉林大学,引来纷纷议论。 面对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法学界同仁张文显的邀请,邓正来以他一贯的张扬反问,“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 张文显开诚布公的解释令邓正来动容,最后提出“二不”: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也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 “我本意是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邓正来曾透露。 实际上,在邓正来创办两份杂志、试图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种建构不仅需要每个人的学术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 张小劲能理解老搭档的心境。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所以你看,他进入体制后,带学生花费的精力非常大,几年就带了六七十个硕士、博士”。 另一个促使邓正来转变的原因则是家庭。“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体制仍然控制着许多资源,产生很多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的钱毕竟没多到可以送孩子出国。”张小劲说。 在他看来,老朋友的这个决定,也考虑了策略,毕竟资源逐渐都集中到体制内,不加以利用不太可能;况且,曾经的学术伙伴们也都已投身体制。“当年生活水准比较低,大家都是小年轻,跟老邓走在一起,可以抛开体制和顾忌,但现在,难度不是一般地小,很多人都做不到,光是住房,就比当年困难得多,最佳策略就是回归体制内。” “体制本身也在变化。”张小劲补充说。 性格再次起作用,使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当学生们因其身体欠佳而“罢课”时,他痛斥道,“你们这是在逼着我变得和那些不上课的老师一样和体制进行‘共谋’,共同来‘混’你们宝贵的读书时光!” 这番斥责或许与他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有关。2005年,他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1990年代他发起的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仅是开始,“现在是将其推向第二阶段的时候”,核心是“自主性”,每一个参与其中、不自觉“共谋”的人都应反思。 带着一贯的锐气,邓正来宣布,要揭示、改革塑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品格的权力关系,他也随即面临评价的多元化。 当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试图在体制内重新打造一部“知识生产机器”时,批评也超越了学理层面。 新的“野心” 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加盟复旦,是邓正来真正融入体制的一步。 在他向复旦校方表达了加盟意愿后,考察、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校长助理的桑玉成身上。 有消息称,邓正来联系了多所高校,之所以要走,与原吉大党委书记张文显调任吉林省高院有一定关系。也有人表示,家庭因素仍令邓正来头疼。 邓正来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协助老师编制高等研究院的设立计划;但桑玉成说,加盟复旦前,邓正来并未提及这一设想。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我们相当慎重,我根据学校的指示,亲自找了好几位教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对他本人的评价不完全一致,但都持赞同意见,年轻学者对他的认同性会更好一些。”桑玉成透露。 几番沟通后,邓正来加入复旦,挂在国关学院名下,但提出“要重新搞一套”,不在现有机构中争资源;具体设想,就是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打造一个复旦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这一设想恰好搭准了复旦的脉搏。学校本来就意图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也希望通过高研院来吸纳一些高端人才。 一位熟悉高校管理的工作人员表示,“复旦是个整体,但各学院就像诸侯,门户之见还是蛮深的。有了具备影响力的学者后,再要引进人才就很难,高研院可以像熔炉一样,提供新平台。” 对于复旦这枚体制伸出的触角而言,邓正来本身的学术能力和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能量也充满吸引力。 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排名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唯一一个学术影响力跨越6个一级学科并同时在法学等核心社科学科位居前五的学者。 桑玉成同时表示,“‘学术组织者’概念用在他头上是再合适不过。比如高研院搞成立大会,邓正来就凭他自己,请来了国内外那么多学者,在全国学术界,我看很难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 为引进这样一个学术大腕,复旦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不仅提供了整一层的办公室和大笔预算,还为其协调了博士生名额、解决他牵挂已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正式投身体制,邓正来怀着一贯的骄傲和野心。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高研院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建成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中国和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重镇”。 去是正好 “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从无到有,邓正来大刀阔斧地建起了阵地,这种迅速扩张很快遇到掣肘。 “高研院刚开始那阵,活跃程度是上海滩从来没有过的”,上海的现实气质曾令张小劲“心有余悸”,1994年在那里召开的一场市民社会讨论会上,与会者一度要求为炒股休会一天。 桑玉成对邓正来的投入程度记忆犹新——饭局后总是回办公室工作,学生夜里两三点发来邮件,常能立即得到回复。至2011年,高研院已建起了四大讲坛、三个讲座系列、两个暑期班的活动架构,并出版学术期刊五种、学术丛书四种。 高研院的内外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有赖邓正来个人的能量。 获邀加盟的副院长纳日碧力戈从美国回来,因货物滞留找老邓“借点儿银子”,邓正来纠正,“不能说‘借’,说‘要’”,立即让太太提了厚厚几沓钱前去“救火”。这种感情维系着内部的稳定,当纳日的聘期结束、考虑挪动的时候,邓正来一句“你走了,我怎么办”就把他留住。 对外亦是如此。学者童之伟回顾了2012年两次会议前后与邓正来的多番电讯往来,直到2012年12月22日的晚餐上,已经胃出血的邓正来还端着一小杯茅台来敬童之伟,感谢他对会议的支持。在童的劝阻下,这杯酒两人都只沾了沾唇。 有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开创性和领军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但建立高研院后,缺乏实质性贡献,“还是靠个人魅力在支撑”。 大量活动本身也常遭诟病。张曙光就曾投送名为《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的简评,指出其“战线过长、精力分散”,且“造势有余、深度不足”,会议过于频繁,常出现开会时“各人各讲一套”的现象。 张小劲认为,如今学术会议数不胜数,学者们都疲于奔命,活动质量下滑实属难免;而邓正来的团队组织能力大多和他不在一个层次,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工作,“对他来说是伤害”。 有复旦校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比较说,学校两年内先后引进了历史学者葛兆光和邓正来,创办了相似的研究机构,同在光华楼28层,葛在西主楼、邓在东主楼。前者与多所世界级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者则显得热闹有余、后继乏力。 一位复旦校方人士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比较:“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葛兆光非常低调、仔细,一起吃饭时,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邓正来来了,一块吃饭,大家还不太熟悉,当时的王生洪校长比较温和,问他,我们喝点什么酒啊?他马上高声回答,‘五粮液!’” 上述人士认为,性格不同,导致研究院风格也大相径庭,体现在学术上,葛的规划更有持续发展性,邓的工作则令学生直接受益。 光华楼28楼的大教室是邓正来的“主战场”之一,很多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在复旦的4年多时间里,邓正来陆续请到桑德尔、约瑟夫·拉兹、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汤一介、周其仁、邓晓芒等国内外一流学者来校交流,亲历者表示,常能看到有学生全天站在窗外聆听大师授道。 王铭铭等学者也认为,相比国内不少浮躁的活动,邓正来召开的学术会议还算“能讨论些真问题”。 高研院的暑期班也相当热门。桑玉成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是好事,这样的事情,我总是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然而,持续发展始终是个问题,尤其在邓正来的生命倏然而止后。一位高研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老邓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今都不想去面对他已离开这个事实”。 对生前的邓正来而言,更深刻的矛盾依然在于一生纠缠他的体制。王铭铭比较了复旦与普林斯顿的高研院,认为两者有根本不同,“普林斯顿是利用自己的空间、财力来资助学者,学者获得资助倍感荣耀,而只要在作品前言里表达感谢即可;在中国体制内,高研院变成实体,招生、培养都有困难,在行政体制那么强大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自主权,高研院的资助也不如教育部的课题‘荣耀’,作品也不知道算谁的,极端的等级主义妨碍了高研院的建设。” 邓正来也不时与体制发生碰撞。消息人士透露,他曾代表复旦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竞争,并被公示为中标者,有关部门却因其身份的敏感性向教育部提出异议,后者随即改变决定。 还有一次,邓正来费心张罗好了一场国际社科大会,却被临时喊停。 对于这些碰撞,邓正来全都“顾全大局”,未予声张。随着体制本身的变化,他的能量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其中,甚至开始为上海社联主编《上海学术年度报告》。知情者称,“老邓搞这个报告,搞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新闻学,不是单找一个学者评估一下完事,而是设立好几个可变的模块,比如海外学者评价上海学说,他一一请人来写,再把国内学者找来上海开会等等”,将其民间能量灌注进了体制内。 然而,即使去世后,体制依然包围着这个上海生养、北方性格的汉子。高研院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接受采访;而复旦的校长、书记也“因为出差”未能参加其遗体告别仪式。 随着邓正来离世,人们难免要对这个特别的人做一番最终评价。对于他进入体制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效果并不理想;徐友渔不完全认可,“邓正来具有民间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体制内扎扎实实地做了事。从一生而言,前半期是成就,后半期是风光;风光的东西随着岁月逐渐淡化,成就的东西却可以有很多内涵。” 张小劲认同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的挽联,其中下联称邓正来“来是正好去是正好”——“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44

没写完的民主思想

   ——初忆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04日      ■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   ■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   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我说不出的悲伤。想起近18年来与先生交往的许多事情、许多细节,他跟我说过的许多话,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   早在1980年代末,我其实就读过先生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多年后才知是先生之作,原题为《“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直到1995年夏天,我才读到先生的大量文章,如《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这是我真正了解先生的开始。   也是那一年,我在西湖边的三联书店买到先生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浅绿色的精装本,正是1960~1970年代的艰辛岁月中,先生在故乡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个工程。这位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决心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他的言论几次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他选择了自谋出路,回到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种田,一去就是整整20年。 我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和第三卷的全部,爱因斯坦关切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那时,我读了《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那是包括许先生在内的中国物理学家、科学家群体走过的光荣荆棘路的见证。 就是那一年冬天,我意外地收到先生给我的来信,还有2000元人民币,托他弟弟辗转送来。当时,我妻子住院,信和钱送到医院的病床上。我与先生素昧平生,他只是读到我的一篇不成熟的长文《民主阶段论》,并听说我生活困难,就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信中说,这钱是一位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托他转送给需要的人。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冬天很冷,先生的问候和关怀成为永远的温暖。(长期以来像我这样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人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他在信中对我的有些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调首先把民主的概念搞清楚。从那时起,先生就走进了我的生命中,我们开始了跨越近18个年头的来往。 花25年搞清民主的概念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中关村,敲开了先生的家门。如同早已相熟的老友,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记得那天他留我吃了中饭,接着聊。他特别推荐我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问世后,他就注意到了,并主动给作者去信。 他真正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是1980年代初。1980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的论证。他说那时他对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很模糊,多年后自述:“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为了搞清楚民主的源流,从1988年前后起,他与夫人王来棣先生合作,决心写一部《民主论》,因为不久得知胡绩伟先生也要写一部同名的书,他们决定改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25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上,他主要负责撰写“民主在西方的历史”部分,从雅典一直写到美国,法国部分还没来得及动笔,他就倒下了。 他说,由于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他的视力只有0.1,加上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各种干扰又很多,写作断断续续,进展很慢,现在完成的主体部分,大约有19万字。 我有一次和友人去看他,友人告诉他一本荷兰的文献,英文版的,砖头一样的大书,他没有读过,就叮嘱友人帮他复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觉得跟他的研究有关,也会推荐给他,他觉得有价值,都会去买。他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处处体现出来。特别是他对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议会民主的形成和洛克思想的研究,都是见前人之所未见,对我们了解民主历史和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启发。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他不同意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他说:“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1999~2000年间,先生80岁时,他的晚辈要为他编文集,全部文章我校对了几遍,这是我完整地通读先生的文章,包括他1950年代写的。他亲自将文章分成六类:科学史探讨,爱因斯坦研究,哲学思考,为民主、自由、人权呼喊,念师友,忆往事。他将文集取名为《科学 民主 理性》,这3个关键词,正是他生命最后几十年中念兹在兹的,“五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正是他一心追求的。早在1988年他有文集要出版,就以此为题,最后书没有印出,拆版了。 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从1998年起,他与李慎之保持了5年的通信。他们的价值观有高度共识,对于具体的人、事乃至观点也有不少的分歧,在信中都有讨论,包括对顾准的认识。他们与顾准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顾准文集》自1994年出版以后,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小小的震动,李先生对顾准的思想和人格都极为推崇,许先生虽也“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却不讳言自己对顾准思想局限的看法。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顾准许多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他说,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 但当他看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却深受感动,对林昭的思想大为认同。2008年是林昭被枪杀40周年,我想编一本纪念文集,给他写信,他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他看到林昭血书中提出的“极权”这个说法时,感到万分震惊。因为“极权”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他是到1980年前后才首次见到,而林昭在1960年就知道了,并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林昭的事迹,使熟悉世界科学史的他联想到公元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思想家布鲁诺。他给寄来手稿时,还特意复印了一张布鲁诺的画像。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人、对事的评判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畅的日子并不多。19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10年,可以说是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18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在1980年代的一些观点,当时有些人不能接受,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发现,他反思得最彻底、告别得最早。我常常想,毕竟他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从立本小学到浙江大学,教育赋予他的气质是深水静流、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幻想一步登天。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对于他学习、工作、生活过11年的母校深怀感恩之心。“文革”时期他被揪斗,也曾关在浙大。当年在浙大他完成了物理系的学业,王淦昌等教授对他深为赏识,一心要他留校任教,他却决然离开,要投身颠覆民国的革命洪流,主动卷入那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历经磨难,最终回到主流文明的价值当中,民国教育给予了他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他对自己早年受的教育记忆犹新。 2000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他不大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自己走的路跟爱因斯坦不一样。但他认可我指出他的思想的三个源头:爱因斯坦的思想、台州地域文化、浙大“求是”精神。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坐标,成全了他一生的人格。 括苍之巅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擅……开学歌唱乐融融,漫烂见天真。迅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立本小学的校歌,曾和家乡的山水一同陶冶过他少年的情操。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国的关切意识,都是在括苍山下形成,《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这里译出来的。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镇,他们家的“高台门”和“风翻书楼”,正是在那里他最初遇到了爱因斯坦。1938年,他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考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从此,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先生毕生的追求,无论革命时代、“反右”时代、启蒙时代。如果要在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 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动摇。他给予我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自从1995年那个冬天以来,无论来信还是面谈,他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所以,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所以,他会穷25年去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所以,他会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童心;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各种社会不义,也可以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在最糟糕的沉默中,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这样做只是从良知出发。他并不赞同高调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一贯地坚持道义立场。 多年以来,每次去北京,先生的家几乎是我必去之处,我经常不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几乎无例外地在家。他常常要留我吃饭,几乎每次都是吃大馄饨(他牙不好),他亲自烧的,里面加汤圆,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喜好。 如今,王先生、许先生相继离开。对于我,17年来我一次次进出过的那道门永远关上了。岁月更替,荣华消逝,我的怀念将伴随着我今生的所有时间,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愿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中国的持久祝福。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4/nw.D110000zgqnb_20130204_1-02.htm

自由精神的启蒙者

   许成钢 许平 | 文     2012年12月31日,在妻子王来棣(见本刊2013年第4期《历史真相的寻踪者》)因癌症去世的当天,住在同一间医院的许良英在因脑溢血术后感染昏迷不醒十余天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相隔4周,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因医治无效去世,走完了他93年跌宕起伏的一生。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张家渡村。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许良英跟随母亲生活,年少时通过阅读对爱迪生、法拉第等科学家产生兴趣,植下科学救国的理想。中学时代,他读到爱因斯坦的著作,自此成为爱因斯坦的终身追随者——学术的和思想的。抗日战争期间,许良英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因显露物理方面才华,深得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欣赏。与此同时,面对社会黑暗,他的心逐渐从科学转向了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活动。他曾参与竺可桢领导的“文军西征”,沿途所见劳苦大众日常生活,感触极深,遂为共产党人的平等正义承诺而感召。1942年毕业时,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婉拒王淦昌要他留校任教的邀请,离开了浙大,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登报寻他。     1945年他返回浙大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在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于子三为当时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7年被捕被国民党在狱中秘密杀害)中,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发起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这是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解放前,他任中共杭州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他任杭州团市委学生部部长,与时任杭州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乔石同事。     1952年许良英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并在组建中科院的专家队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胡风的同学方然被打成“胡风分子”,作为方然的入党介绍人,许良英被批判,停职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政治冲击。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他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人,期待在中国建立科学哲学体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6月13日,许良英以党员身份在党内会议明确反对《人民日报》6月8日批判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文章。从此到处活动,游说,公开反对“反右”运动。因此他被打为中科院第一“右派”。声讨其“罪责”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的显著位置。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他被开除公职,被迫回到老家农村劳动改造,从此一去20年。劳改期间,在于光远、王淦昌及科学院一些领导人(如秦力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以一个“右派”(后为“摘帽右派”)农民的身份发起、规划、组织,并在后期克服“文革”的巨大困难,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还包括范岱年、赵中立和张宣三)。“文革”刚结束,文集获得首次出版,是当时世界上文字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文集。这使得爱因斯坦的科学、民主精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晚年许良英北京的寓所中一直悬挂着爱因斯坦的肖像,照片下的题词写着:伟大的心灵总是遭遇来自平庸者的强烈反对。曾多次访问许良英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谷得曼说,这句话也是刻画许良英的最好的写照。     1974年,由于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需要,许良英曾短暂逗留北京。他目睹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疯狂状况,清醒认识到“文革”的真相,并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他自称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和民主口号需要重提,中国仍需启蒙。   1978年许良英获得平反,重返中国科学院。他主持编写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被金克木先生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与钱三强等科学家一道为政治局授课,讲解世界近代科技史和科技政策,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听课者包括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深刻指出“新权威主义”之危害、最早阐释民主和人权基本原则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不是全部目的。同时,他强调宽容是维护人权的基本原则,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启蒙。   许良英一生最后20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与夫人王来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合著《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以推动中国民主、人权的启蒙运动。此书除法国部分未完成外,整体已经完成,只待出版。他与王来棣合作的《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和他个人的《走出伪民主误区》(分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12期、 2011年10期)是他们生前发表的最后两篇有影响力的作品。许良英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科学界的公认。为表彰他的贡献, 1995年9月,纽约科学院授予他“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     许良英正直善良,勇敢顽强,疾恶如仇,生活俭朴,毕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和民主。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与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2013年1月30日下午3时许良英遗体告别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遵其与夫人相同的遗愿,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事业。   作者许成钢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国之基金讲座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许平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2-01/100488729.html

最懂哈耶克的人走了

   年底,12月22日,我到复旦大学,参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未来世界论坛”第五届年会。邓正来先生担任院长,在基调发言组的最后发言。先生一如既往地底气十足,用他那极为严谨的语言纵论中西理念、现实。茶歇期间,邓先生对我耳提面命。晚上吃饭,似乎也一切正常。 然而,一周后,12月31日,在微博上看到“来自正来的2013年重生宣告”,这是先生第一条微博,说他在上周查出胃癌晚期部分转移,正在住院治疗。十分震惊。后来从先生助手处得知,会议结束,先生发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从此即留在医院。 邓正来先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理事会。理事们十分关心,乃委托我赴沪看望。1月12日,我推辞了早已安排好的一个讨论宪政社会主义的会议,一位青年才俊的婚礼,专程到上海医院中看望先生。孰料,这竟成最后一别。 与先生相识,已有十余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阴差阳错,走入行政,转到商业。皆不合性情,乃回到文字世界,而切入新闻圈。当时,杨浪先生在筹办《三联生活周刊》,我当见习记者。根据自己的肤浅观察,提出一个选题:民间学术生态。其中最为醒目的代表人物就是邓正来先生。 记得是在海淀某处公寓中,采访先生。先生局促于书刊拥挤的办公室中。谈的是什么,全忘记了,文章最后是否发表,也不清楚。但先生的神态至今十分清晰,清俊、严肃而刚毅。那种生活很苦,但很充实,先生乐此不疲。 这次采访对我影响极大。有朋友说,我与先生的人生路有相似之处:做学术个体户。确实,经济政治情势变了,读书人的生存空间扩展了。但是,先生能够那么从容地在学术和政治建制之外生存,思考,写作,的确需要过人的勇气。是的,不管是会场的正式发言,朋友的漫谈,或酒桌的嬉闹,先生身上总散发出一种强劲的“气”,饱满,有力量。他的生命因此而始终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即便微博所传那张穿着病号服的照片,也英气逼人。 先生的独立生存状态鼓励了我,我也走上了学术个体户之路,一边在新闻界工作,一边自己学习、研究。而与当时大多数热爱自由的青年一样,我学习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就出自先生之手:先生翻译的哈耶克著作:《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于1997年,《法律、立法与自由》出版于2000年,《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出版于2003年。这几本书放在书架上,这些年来,经常翻阅。 先生那种独特的翻译风格,以及每本译著前严谨而篇幅极长的译者导言,相信给所有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后者,可谓译界一大创举。中国人当学习西方思想、学术,翻译就是一条捷径。然而,如何翻译?今日坊间所见者,多为机械的翻译,译者对原著缺乏情感投入,对其学理亦无深入理解。故而经常词不达意,甚且贻害学子。 但中国另有一优良的翻译传统。严复当年曾采用“译述”之法,实际上是“翻译性写作”。这种做法透露了具有思想家气质的翻译者之主体性姿态:以我为主,融纳西学,铸就中国现代思想、学术体系。以邓先生之严谨,当然不可能采取严几道之法,但他与严几道之意相近,他进行的是研究性翻译,对文本及其所传达的思想既有同情性理解,又有本地化思考。故而翻译过程中,文思泉涌,不能自已,而写下那些长篇的序文,篇篇皆为中文世界研究哈耶克思想之经典论文。可以说,先生的翻译独具一格,或可称之为“邓氏翻译”,邓氏翻译的过程就是融西学以铸造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这构成了我的楷模。 邓氏翻译彰显了先生治学之显著特征:学以致用。先生是读书人,但先生也是践行者,以学问行道。他的学问不是自娱自乐,纸面上自我循环,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始终以世界视野,置身中国,探寻最为尖锐而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三十余年来,先生求索于中西学问世界,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求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实乃学界之真君子。 因为哈耶克,我得以有机会与邓先生近距离接触。2005年,我有意发起成立一个研究哈耶克的民间学术性组织,得到新竹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的支持,最后定名“华人哈耶克学会”。邓先生是哈耶克翻译、研究大家,当然在首批邀请之列。邓先生闻听此信,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并参加了当年8月26日在香山饭店召开的华人哈耶克学会第一届年会。邓先生恰为我的报告作评议。此后,邓先生多次参加哈耶克学会的会议,即便未参加,也关心学会的活动,在学会的电子邮件组中经常发言。 再后来,我又有另一个机会与邓先生共事。2010年底,我加入天则所,进入理事会,而邓先生正是天则所的资深理事。实际上,邓先生与天则所有极深渊源。邓先生出自民间,对于身在民间的天则所,心有戚戚焉。在天则的理事会上,他总是能够提出恰切的设想和解决方案。他还与张曙光老师共办学术期刊,试图撑开民间学术的空间,可惜刚出三期,就因众所周知原因戛然而止。 就在一个多月前,邓先生还积极准备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因为住院,没能参加。斯人已去。思绪万千,草就这么一副挽联,以告先生在天之灵: 死生有命,知命以顺命,生则任重。 道不远人,求道而得道,死而后已。 撰文/秋风(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http://read.bbwc.cn/NC8zNC83OjI6.html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悼念布坎南

     夏业良     2013年1月9日,公共选择学派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逝世,享年93岁。     1948年布坎南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期间他深受弗兰克·奈特和维克塞尔的影响,直至他去世,办公室中都悬挂着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照片。布坎南开始在芝加哥深造时还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选修了弗兰克·奈特的价格理论课程6周后,便转变为一个狂热的自由市场支持者。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发表于1896年的文章认为:只有得到一致赞同批准的税收和政府支出才是合理和正义的,用于支付福利项目的税收必须来自这些项目的可能获益者。虽然这些主张与主流观点不同,但得到布坎南的认同并对其后来的相关思考产生影响。     托马斯卡莱尔曾将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而布坎南深入融合政治科学、法学与哲学的独到研究则使经济学成为一种令人惊叹的理论预言。     布坎南持续思考“公共选择”或者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他认为现代政治意味着人们能够将自己设想成一个国王的角色,这也许是在下意识中呼应了激进的再分配倡导者和民粹主义休伊·朗的主题:“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政治的终极模式是社会契约论,他曾不无俏皮地将经济学称为“交易获利学” (catallactics),即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交易而增进自利。     布坎南有关公共选择的研究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体现,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则认为不应这样归类,布坎南的研究不仅引入伦理学、法律与政治学的思考,且的确将社会思考融入经济学。理解布坎南思想体系的关键是他对政治学与政策的区分。   在他看来,政治学是博弈的规则,而政策则聚焦于决策者在给定一整套规则范畴内所采用的策略。质疑何种博弈规则是好的规则,属于社会哲学范畴,而质疑决策者在给定规则范畴内所采用的策略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正是规则(社会哲学)与策略(经济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被布坎南称为“宪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布坎南开创了有关政治家的自利性和非经济力量如何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研究, 他为政治经济学注入生机和活力,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集中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注重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布坎南与塔洛克共同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假定政治场景中的个人行为主要出于自利,并且运用博弈论为政治行为者的选择构建模型,希望获得有关政治行为者面临激励时的分析视野。   在布坎南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如何在私人领域中做出选择,布坎南最先强调类似的自利原则在公共领域中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传统上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独裁专断的“社会计划者”,它有能力毫无偏颇地矫正私人市场的失灵。布坎南的贡献是指出社会计划者也对自利性激励作出反应,并且这些有利于决策者本身的激励有时会将决策者推向使得市场更加糟糕的境地。   布坎南对宪政研究的重大贡献是开拓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宪政经济学,宪政主义的伦理核心是宪政秩序,并可被称为“已实现的康德世界”,在此世界中个人将伦理法则作为行为的一般规则而加以接纳。布坎南认为一部宪法至少是为几代人而创立的,因此它必须能够制衡国家、社会与每一个人之间的利益。   布坎南被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准成员,他本人曾说:“我当然与奥地利学派有许多相类似的方面,我不反对被称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哈耶克和米塞斯也许会认为我是,而其他有些人则不赞同。”布坎南过去并不熟悉米塞斯,直到他1954年撰写一篇有关个人选择与市场投票的文章时才惊奇地发现:米塞斯有关个人行为方面的论述令人惊讶地与他本人想表述的内容极其近似。   笔者深受布坎南研究思维的影响,并曾有幸于2001年到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中心访问研究,与布坎南教授有过若干次面谈,以后也保持一定联系。他对中国制度变革、公共选择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关注和支持,令我们深受鼓舞。虽然大师已逝,但其睿智和丰富的思想以及勇于探索和开创的精神不灭!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pingyixueren/20130111/021914252099.shtml?bsh_bid=180470517

高华去世一周年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   今天是高华去世一周年日子,上午,我们南京的朋友和高华的爱人及孩子,在细密的雪中前往普觉寺高华的墓地,在到达时发现,已经有一束花静穆在高华的墓前。  

宋教仁死不瞑目:二次革命使其宪政理想流产

   章敬平   [导读]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   作者系法学博士,资深媒体人 1913年3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32岁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在北上京都的火车即将鸣笛而去的刹那,喋血于几声沉闷的枪声。 宋教仁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士,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法制院院长,是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者。喋血之前,他刚刚领导国民党取得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国民党代理事长,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是这个内阁制倡导者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孰料,壮志未酬身先死。 凶手很快落网,一个22岁的流氓兵痞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侦查、抓捕、取证、审讯,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突然传出凶手暴毙狱中的讯息,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袁世凯担心宋教仁出任总理损害他对国会的控制,所以密谋暗杀。也有人说,孙中山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让自己这个理事长位高权轻,派人暗杀了他。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死于政敌。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宋教仁临终之前,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了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以杜鹃啼血的口吻说,如果袁世凯能够这样做,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中山在宋教仁死后,亲自撰写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留学,公真第一人!” 可见,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后之评价,都离不开“宪法”两字。然而,宋教仁和他热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皇帝倒台之后的政治家,对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热情不高,他们热衷的是枪杆子,是三十六计。当政治人物之间出现分歧,指导他们搁置争议的不是宪法,而是“刺客列传”。暗杀,在民国时代,是除掉政敌或者疑似政敌的重要手段,袁世凯想用,黄兴想用,陈其美想用,孙中山也想用。一连串的政治暗杀再次说明:在一个宪法不曾至高无上的国家,在宪法不能为权力斗争划清边界的国家,政客之间的争斗,极易变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重温历史,在那个口口声声要共和的伟大时代,“暗杀”这两个字,不仅令当代人羞愧,也令后来者尴尬。放眼全球,政敌并不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早在宋教仁被刺一百年前,美国人在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中,虽然贬损了政治的颜面,却确立了彪炳史册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宪政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时节,联邦党人输掉了总统和议会两大选举,失去了建国以来的执政地位,失落的联邦党领袖,总统亚当斯和他的搭档国务卿马歇尔,决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党人士占据重要位置,给共和党领袖杰弗逊领导的下一届政府掺沙子。 恰巧,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递交了辞呈,亚当斯总统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任上的马歇尔。下野之前倒数第三天,亚当斯总统促使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总统可以任命四十二名下一届总统无法替换的治安法官。 3月3日午夜之前,亚当斯总统和马歇尔在匆忙之中,完成了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生效的全部程序,任命了四十二名治安法官。因为太匆忙了,包括马伯里在内的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没有及时发送出去。 第二天一早,新总统杰弗逊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档——新国务卿麦迪逊将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马伯里恼了,他以麦迪逊违反《司法法》为名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出任命状。人们以为马伯里胜券在握,毕竟,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他们联邦党人,和他是一个阵营的战友。 然而,这个在联邦党人丢掉政权后高贵地“潜伏”下来的马歇尔,没有利用老总统给他的司法权,和自己的“战友”马伯里一起痛击共和党人,他用我们叹为观止的法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他说,马伯里所依据的《司法法》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没有了,伟大的违宪审查制度诞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狭隘的党同伐异的闹剧,而是一座宪法至上的“丰碑”,“碑文”上写着:法院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们再看看宋教仁案,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大炮一响,袁世凯立即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时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他短暂的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宪法,也像昙花,还没怒放,就谢了。 我想,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http://news.qq.com/a/20110518/000326.htm

徐庆全:报人胡绩伟

     2012年9月16日上午7点零5分,著名老报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得到这个消息,感觉到很突然。9月12日,杜导正老曾去看过他。那天说胡绩伟报病危,可是杜老去了以后,觉得老人没有事。“感觉他精神还很好,见到我拉着手不放,跟我说话。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杜老电话里对我说。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从1936年参加革命开始编报算起,到1983年退休,胡绩伟编报近50年;退休后他又接着搞了五六年的《新闻法》——尽管后来胎死腹中,他在新闻界从业时间有50多年了。1990年被结束政治生涯后,他被誉为“两头真”的思想者。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   初见胡绩伟,是在1999年。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的感觉到被编辑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在煤渣胡同的住所讨要。他是我们刊物的编委,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地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谈到半个世纪前为何选择新闻行业,老人那像他家乡乐山大佛似的脸庞露出了笑容。“这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因素是我从小读书比较多,尤其是进步书刊多,笔头上很利索;客观因素是我身体多病,到战场上抗日那是承受不了的,也就只能选择用笔来为抗日做点贡献。”   若说到胡家三代,胡绩伟可以说是在四川的一个革命家庭长大的。他的祖父胡福全经营一个小茶馆,家境还算殷实;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与孙炳文是至交好友,与邓演达、吴玉章等人时有往来,是国民党的左派;大伯父胡良辅(字驭垓)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同盟会,并担任过四川民众保路运动东路军指挥,后被杀害。如今,到胡绩伟家乡威远县,还能在县城看到保存完好的“胡驭垓烈士殉国处”石碑。   先人的革命影响,少年时代的胡绩伟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刊。1935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华西大学数学系,只读了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选择用笔来做武器。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胡绩伟一方面受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等人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五个成员之一。“由于我读的进步书刊较多,遇事总能讲出一番道理来,我在部队就分管宣传,开始出版刊物《大声周刊》。”胡绩伟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天,为了对中国的现实发言,胡绩伟等人成立“图存社”,出版《图存》周刊。在起草发刊词时,胡绩伟等三个编辑决定同时写,择优采用,结果,胡绩伟的稿子被认为最好。“从那以后,我就坚定的认为自己以后就‘摇笔杆子’了。”   1937年12月,胡绩伟加入中共后,他成为在成都影响很大的救亡团体“星芒社”的领导骨干,并为这个团体创办了一份报纸:《星芒报》。当时,文艺界正在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创作大批直接为工农兵大众能够阅读的通俗读物。新闻界也在提倡创办“老百姓报刊”,使识字很少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胡绩伟任主编的《星芒报》也加入推手的行列。《星芒报》的文章很短,充分发挥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抨击,甚至采取如今我们流行的“段子”的方式。   比如说,因为《星芒报》宣传抗日,经常遭遇国民党封查。该报就以《校长与军长》为题进行调侃: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样的办报风格,直击“校长”蒋委员长,自然要遭遇国民党的查封。从1936年至1939年,胡绩伟参与主办《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一出刊就被查封。封了又办,办了又封,只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加起来有十次之多。   在这样的拉锯战中,胡绩伟也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办报风格:报刊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要为人民所直接掌握。   1939年,胡绩伟到了延安,主持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并担任主编,一办就是十年。胡绩伟把自己的努力目标概括为:办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他十年如一日地、全心全意地努力办好这份报纸。在他的主持下,报纸不只是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呼声,为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而且在形式上力求大众化,让识字不多的边区群众能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这样一份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受到了边区人民的热爱。当然,胡绩伟也是带着很强的党性来办报的,他的努力,也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以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称赞。1944年,他被选为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边区群众报》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   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到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在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的领导下,我工作得非常舒心。”胡绩伟说,“我与习仲勋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西北局当时的施政方针和政绩,《群众日报》都作过比较系统的报道和宣传。”其中令胡绩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习仲勋对民族和民主人士予以团结、感化、争取、帮助的宽容精神。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后,习仲勋对胡绩伟一再嘱咐:一定要对每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宣传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同工农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一样对待,一律在《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不能登摘要;对这些代表人物在会前和会中都要进行深入采访,对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访问记。习仲勋对每一篇访问记,都要亲自审阅,并找到他和记者,一面问一面改,改好后还要再看一遍,才放心拿去登报。习仲勋的这种政治品德也对胡绩伟以后的办报产生过影响。   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做总编辑邓拓的助手。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报体也都是苏联的。《人民日报》成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翻版。《真理报》的基本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党报要作党委的驯服工具”。换句话说,“党报就是党的喉舌”。尽管胡绩伟对个别问题有点怀疑,如对每天必须发一篇社论,社论的字数必须一样,而且一定要排在报头旁边的固定地位,他感到未免过于机械,甚至有点形式主义。但也只是怀疑而已。作为副总编辑,他必须让报纸成为党的喉舌,而不再像以前十多年办报一样实现自己的办报思路。   因此,在那些年,胡绩伟没有多少选择,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人民日报》都是率先垂范的。“放高产卫星的新闻是经我手发出来的,现在想想,真是觉得荒唐。”谈到这段历史,胡绩伟无论如何都不原谅自己。   1956年,在毛泽东“大鸣大放”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改版的社论题目就是《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的重点是要扩大反映实际情况和人民意见,要更多地研究和关心各项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即使是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相反的文章”也允许发表。胡绩伟完全信以为真,协助邓拓满腔热情地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谁知,他们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的一切卓有成效的努力,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死人办报”,因为《人民日报》没有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号召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的“阳谋”。最终,这次大改版以邓拓被调离,不少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而收场。   毛泽东指责邓拓“死人办报”那次谈话,胡绩伟也是在场者。毛指责“几位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邓拓),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的话,胡绩伟一直记忆犹新。“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实在憋不住,就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办好《人民日报》的关键是要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独立决定问题的中央委员主持报政。于是,我说:‘《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重要,有一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报社坐镇。’毛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需要有一个或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但现在没有适当的人选。’以后想起来,我当时的话也太幼稚。你以为中央委员就敢于独立思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点独立思考,不也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关键是体制问题,而对于党报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此后,胡绩伟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这一矛盾的途径。在“文革”关牛棚挨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过。因为“文革”时《人民日报》的主持者将“党性”发挥到极致,而在群众眼里则成为“戈培尔的报纸”。   听话,不听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点将,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此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去向留下了诸多的选择空间。如果把毛泽东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的话,一部分瞻仰者认为: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这一派人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派。另一部分人认为,房子留下来,但样式陈旧,我们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这就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邓小平说,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做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拨乱反正”派。胡绩伟成为这一派的重要的一员。   在“文革”十年,胡绩伟对自己的办报生涯进行了长久的深思,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的办报生涯里,在党正确时,报纸也正确;在党犯错误时,报纸也跟着犯错误。他想:当党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报社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是不是可以不跟着犯错误呢?他以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是必须做到的。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的,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如今,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政治选择空间,给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展现自己办报思路的机会。他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党中央定稿批示发表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社论一出,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胡绩伟也有同样的认识,但他说自己“只好服从”,而这种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听话,还是不听话?”胡绩伟在徘徊中走向了“不听话”。   按“两个凡是”的观点,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那是毛主席定的;而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对中央高层来说,邓小平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就无法复出;还有“文革”十年冤案如山,再往前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是毛主席定的,也无法平反;“文革”宣告了毛路线的破产,中国如果没有新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支撑,就无法向前进。   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在上述问题上一一“拨乱反正”。在推动平反“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胡绩伟曾被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训斥“党报不听党的话”,但他依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向前推进,与新华社等单位联手,最终使这一事件获得平反并由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在终结“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刊登的《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   在胡耀邦指导下写作的两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发表后,胡绩伟坚决支持,安排《人民日报》转载。他说:“这样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来发表。但是,当时社论要送给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来审查,肯定会被扣压。于是胡耀邦想到用‘特约评论员’的形式——表明不是本报人写的,而是社外人写的。”但是,党报的地位不同,即使是转载,胡绩伟还是招致了上面严厉的批评:先是吴冷西的指责,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不过,胡绩伟并不在意,他和当时其他人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干部一起,以民心所向为行为的准则。由此,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大转折进程。   很多过来人都记得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当年,这份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达到300多万份。人们记得,《人民日报》首先发表文章,对因“农业学大寨”而一路升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提出批评,导致这位副总理下台;人们也记得,一位商业部长因为在丰泽园吃饭欠账或者“吃了一整桌宴席才花了一碗汤钱”而被批评,《人民日报》立刻转载,并发表中纪委对这位部长的通报批评;人们更记得,震惊全国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人民日报》以无先例的口气发出批评,并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此后,石油部长被解职,甚至连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也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来源: 《财经》杂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1272740.html

紧急求助

   紧急求助:在2012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发布前夕,本人电脑(不明原因)无法工作,紧急求助小额捐款,用于更新电脑,或北京网友捐助一台二手电脑。工商银行卡号:6222020200066693819  姓名:高扬。邮箱地址 [email protected]  (注意拼写),捐助者请将姓名、金额发本人邮箱待今后公布,谢谢 。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2012年11月25日 09:59 来源:南方都市报     转眼间,当代知名法学家蔡定剑先生逝世已届两年。日前,“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的年度颁奖礼在北京举行,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内的诸多学术界、法律界人士出席。昨日,亦有专题研讨会举行,各界人士共同追缅英年早逝的蔡定剑先生。   一位法律学者的辞世,引来悼念、缅怀如潮,对其人格与思想的追念延续至今,其生前与逝后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法学界,而扩散到整个社会,这着实不多见。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大可多元各异,但其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与忧虑,却独独不可或缺。蔡定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贵的知识分子,他的言论与文字充满问题意识与实践色彩,他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建设者,亦是一个苦口婆心的布道者,他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有良知的务实改革者。2010年央视“感动中国”评选,将辞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列入候选,称其为“一个多年前的官员,一个行事低调的学者,却用他的行动赢得了全社会的推崇与尊敬”。   蔡定剑教授的为文为人,其生前勤勉奔波,对国家法治进程满是热忱。他把法治理念运用到最普通的现实生活,为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呼号、奔走,这个国家每有公共事件发生,都不会缺少蔡定剑先生理性、坚定的声音。从收容遣送到城管与小贩,从野蛮拆迁到反就业歧视,包括财政预算的公开、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而蔡先生的心愿,则正是让民主与法治、尊严与自由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的生活状态,并通过个案的示范与不懈的布道告诉人们,其实“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法治民主,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事实上时时攸关每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尊严与福祉,而依法治国的国家理想其核心意旨即在于,首先要依宪法治国,确保宪法精神得以贯彻,迫使权力得到强有力的规范和约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日前撰文所指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要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而在蔡老师生前,无论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内,还是回归学术之后,其孜孜以求的一个国家发展与改革重心,便是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再造,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与保障。   时间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怀念蔡定剑先生,并愈发深刻地体会到他对法治民主的坚韧追求,实为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财富。逝者已矣,但逝者念兹在兹的未竟事业与梦想,仍旧是生者所应当且必须继续的跋涉。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其特别指出,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推进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要尊重群众和基层首创精神。与此遥相呼应的是,蔡定剑教授生前亦撰文强调“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主张发挥和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公民的力量)参与改革,而其遗言更是直接点出了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主题。可以预见,未来社会的演进与国家的发展,都确定无疑地指向了改革与法治这两个核心点,动摇不得,更无法阻挡。   当我们在谈论蔡定剑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越是在这样的时刻,便越无法忘怀英年早逝的蔡定剑先生所留给这个时代的思想遗产。有媒体曾引用英国诗人乔治·艾略特的诗歌抒发哀伤,“用他们不懈的坚持推动人们的思想,让我们加入那看不见的歌队,那些不朽的死者重又生还”。而今我们依旧怀着这样的希望,由追缅蔡定剑先生出发,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寻回常识与力量,记取勇气与信念。   “走向法治是一次伟大的长征”,而“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http://news.timedg.com/2012-11/25/content_131152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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