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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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栋:以梁启超为中心勾勒近代中国

     大二时偶读《新民说》,从此痴迷梁任公,表现之一就是在书店但凡遇到研究梁任公的著作,不管质量好坏、作者是否名家,只要不是盗版,统统拿下。这么些年下来,倒也猎获颇丰:迄今为止大陆出版了74本相关研究专著,我已将其中42本收入囊中,42本印着“梁启超”三个字的书与《饮冰室合集》在书架上并成一长排,场面颇为壮观。朋友看到我这一长排书,惊叹之余,九成会问两个问题:买这么多,你读了多少?能不能给推荐一本最经典的梁启超传记?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谁规定书买了就必须读?看它们摆在一起,爷就高兴!第二个问题则让人颇为头疼,因为任公仙去后,虽然先后出了十几个版本的传记,但却没有一本被公认为“经典”。列文森、张灏、张朋园与黄克武诸先生的相关著作倒是都能达到“经典”的水平,但他们的著作又偏偏都不是完整的传记,而只是截取任公思想的一个片段进行研究。所以第二个问题,只能敷衍着推荐:传记没有经典的,去读《梁启超年谱长编》吧。这个推荐显然很不厚道,一则年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二则这本书七百多页,一般读者若对梁任公没有足够兴趣,必是望而裹足,不敢去碰的。因此有时不免感叹:都说天道好还,那为何写出《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这样经典传记的梁任公,却没有人来给他写本经典的传记?   最近购得几本2011年以来研究梁任公的新作,其中解玺章先生所著《梁启超传》一书,腰封上赫然印着“(梁任公逝世)83年以来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记”,虽然明知是书商的宣传语,但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于本书的某种自信。于是首先拿来一读,翻开目录,便被本书有些怪异的结构震了一下:全书的主干部分全由“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短语组成,单看这目录可能还以为此书是本会议论文集。所幸作者文史功夫俱佳,一读正文便让人欲罢不能,而章与章之间颇为连贯,并没有因为独特的布局而显得松散。直到读完,才豁然领悟本书结构的妙处:梁任公一生经历丰富,甲午海战到北伐战争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或风潮,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并与事件的主人公有交集——好像近代中国也只有梁任公一人有如此经历!于是,通过“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布局,恰恰可以提炼出任公一生行迹精华,还能顺理成章的勾勒出一幅近代中国素描图。作者的用心与功力,单从这打破常规传记结构便可窥见一斑。   世以康梁并称,对梁任公影响最大的人,确实非康有为莫属。康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则如孙悟空的筋斗云,梁这辈子折腾来折腾去,落得个“流质易变”的恶名,但其思想始终没能跳出康有为“改良”的范围。解先生在本书扼要介绍了梁任公的家世与婚姻后,便以戊戌政变为界,分两章来论述康有为与梁任公之间的分合纠葛。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关于康梁关系的论述较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扬“合”隐“分”,对于他们之间的“合”论述详尽,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则着墨甚少、言之不详。比如学界公认的康梁第一次分歧,乃是流亡日本后梁任公一度倾向革命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主张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推翻满清。而康有为却过不了光绪知遇之恩这道坎,固守改良主张并斥责梁任公,师弟关系极为紧张,不过这次冲突还是以梁任公妥协而告终。以往著作写到梁任公的妥协,便认为康梁和好如初了,但解先生则认为从这次事件后,康梁之间开始产生隔膜:康对梁开始疑忌,梁也渐觉康的顽固乃是一种负累。这个论断显然为我们重新认识康梁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另外,比较康梁异同,也是学界的一个兴趣点。以往最经典的比较是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而解先生则在比较二人异同后认为: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晚年由于太落伍,所以一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总被别人嘲笑;梁启超则以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这一精彩的比较,相信任公泉下有知,也会许为知言吧?   毛泽东同志从学生时代就喜欢玩大字报,据他自己回忆,生平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呼吁推翻满清政府,然后选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张大字报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主席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优异的革命天赋与强烈的革命冲动;二、这位日后超一流的权谋(政治学术语,无感情色彩)大师此时对于权力的认识似乎还处于很傻很天真的状态,至少还没有意识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不知道当他在学校的BBS上发自己这份处男贴时,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与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早已斗得势如水火。年轻的毛此时如果知道这一局面,肯定会疑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干嘛不合作反而要争斗呢?一般的史家可能会归咎于康有为的顽固与愚忠,或者回答二者政见不同。但解先生通过考察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史,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答案:两派在领导权问题上没有可能达成一致。如果两派合作,则只能在君主立宪与革命排满中选择一面旗帜,如果选择君主立宪,就意味着孙文必须要放弃革命教主的地位而在立宪阵营中至少要屈居康有为之下,这显然是孙文无法接受的;同样,如果选择革命,就算康有为能摆脱对于光绪的愚忠,以他的孤傲自负,又岂肯屈居孙文之下?所以虽然经孙中山与梁任公努力,两派一度有合作的可能性,但还是以梁任公被康有为责骂、派往美洲而告吹。更戏剧性的是,梁任公经孙文介绍而认识了檀香山的华侨,但他却多少有些忘恩负义的将当地兴中会会员发展为保皇会会员,严重掠夺了革命派的财源,导致孙文大怒,两派因而势成水火。平心而论,孙文并非如国共两党宣传的那样纯洁似圣人,他这辈子玩的政治花招要远多于梁任公,但单论檀香山这次事件,梁任公办得确实有些不厚道。无怪乎直到任公去世后多年,当政的国民党才别别扭扭的给他发了份褒扬令。   梁任公的政治生涯始于公车上书,止于扑灭张勋复辟。在这期间他亲历了戊戌变法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巧合的是,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一个人,除了张勋复辟他没有条件参与外,在其他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梁任公颇有交集,以至于所有版本的梁任公传记,都回避不了这个人——袁世凯。解先生虽然只用了“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章来集中探讨二人关系,但在梁任公与康有为、杨度、孙文、蔡锷等人的章节中,也都有涉及梁袁互动,对梁袁关系的论述在本书占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梁康关系。读者如果对梁任公有感情的话,阅读梁袁关系这段大多会十分憋气,因为在护国之役前,梁与袁每次交往的场景都是梁被袁轻松利用、玩耍。解先生对于梁任公一定是怀有感情的,因此才会有“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的感叹。不过幸好,这种感情并没有影响到本书的客观。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判断一本“研究梁任公”的专著是否客观,只需先翻开戊戌政变一章,如果作者破口大骂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不是见识短就是脑子里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他的著作也很难做到客观。因为劫持慈禧这件事极为危险,性命攸关,维新派与袁世凯并非深交,却想当然地拉袁入伙。袁在得知后权衡利弊,将事情汇报给上司,倒也谈不上“出卖”。解先生同样提出了“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吗”的论题,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通过资料还是含蓄的认为戊戌失败主要因为维新派在政治上太过幼稚,不能太苛责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为学贵在客观公允,解先生在这点显然做到了。   除了康有为、孙中山与袁世凯,本书还涉及杨度、蔡锷、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其他11位人物,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与学界,都是对近代中国深远的风云人物。因此,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以梁任公为中心,打通了近代中国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既客观详尽的描述了梁任公精彩的一生,又顺便勾勒出了一幅近代中国的风云图景,堪称佳作。当然,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首先,梁任公一生交游广阔,肯定不是14位人物所能涵盖,比如梁任公与张之洞、段祺瑞、王国维等人的关系,本书鲜有涉及;其次,“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很宏大,就像“梁启超与胡适”这样的话题,已经有人写出了38万字的专著(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梁任公与其他人如康有为、杨度等的交往同样可以论述得很宏大,但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尽可能提炼浓缩,所以有时读起来仍不过瘾。另外,本书对于梁任公晚年的思想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质疑介绍的较少,收尾似有仓促。这些或许都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完善了。然而,无论如何,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的问世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终于有一本能让人很有底气去推荐的梁启超传记出现了!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追寻现代中国宪政思想

   一百年前的立宪思想值多少钱?264.5万元。讽刺皇帝的信件值多少钱?713万元。 12月6日晚,北京国际饭店,“南长街54号”藏梁氏文献秋拍专场落锤,尘封百年的梁启超(1873-1929)重要档案146个标的全数拍出,总成交价为6709.2万元。其中,梁启超1910年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从18万元起拍,经过40余轮竞价,最终以264.5万元成交。梁启超1916年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成交价成为当晚最高价,也被称为是信件拍卖的奇葩。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长街54号”秋拍专场负责人谢晓东说,这场拍卖估价5000万,并不算高,“我们通常一两张画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们花在这批档案上的精力可是大得多了,原因就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南长街54号”(梁启超在北京时的常住居所)档案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包括280封与家人及晚清民国军政学要人的信件、600多册书籍以及手稿、家具等近千件,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2012年8月,匡时拍卖与梁启勋后人签订委托协议。 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化拍卖,不如说是一场延续了近年来关于“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的激荡之旅。 早在这场拍卖之前,“梁启超热”在2012年已经点燃。5月,梁启超400封家书结集为《宝贝,你们好吗》出版;9月,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推出评论家解玺璋新作、60余万字的《梁启超传》,一度热销;10月,清华国学院发布《梁启超文存》。匡时拍卖还先后组织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图录》新书研讨会、“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等活动。 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被戴了最多派别“帽子”的人——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反革命等,被胡适称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的思想者,忽然走出历史的尘埃,在当下中国掀起多种思潮波澜。 2008年解玺璋提笔写《梁启超传》时,不曾想到,四年之后会遇到一个如此热情的时代。 “大家对梁启超的关注,最近越来越强烈,这不仅限于学术界,我觉得更像一种社会情愫。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找一种思想资源。在近代史上,没有比梁启超更合适的资源了。这一点,人们正在形成共识。”解玺璋对此评价道。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写过一本《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1953)。他在书里对梁启超做了一句经典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或许,梁启超就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解玺璋对梁启超最早的兴趣,是198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二年级的他,以《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为题写了一篇论文,获学校青年论文比赛二等奖,并得到导师方汉奇青睐。“80年代初,社会对梁启超完全缺乏关注。北京图书馆里一本本线装的《时务报》,蒙着厚厚的尘土,我是第一个借阅者,要弹半天灰才能看……” 这和今天的情形天差地别。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冯俊文说,《梁启超传》上下两册、定价72.8元、“很厚很贵”,自9月13日面市后短短两个月内,发行超过五万册,在当当、卓越、京东三家网站销量就超过了一万四千册。据说还有一万册正在加印。“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意外。像这类思想书,我们之前预估销量也就是两万多,三万就很好了。” 写《梁启超传》,解玺璋首先突破的是两个心理上的坎儿:一个是政治定性,一个是道德评价。梁启超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也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 从1897年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奠定中国君主立宪之根基,到赴美考察,明确美式共和在中国的不可行,再到亲力推动君主立宪,参与设计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梁启超对符合时代性的国家治理一直满怀渴求。从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到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对在时局动荡中构筑一个现代国家内在的秩序始终充满热情。这位天赋异秉的学者,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将宪政、法律、财政一脉贯通。他在对西方的观察中意识到宪法的重要意义,指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全盘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原则……“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收藏市场也是一种风向标。已知的梁启超文物多收藏在国家机构手中,而“南长街54号”文物的数量规模和史料价值如此惊人,拍卖价格可见一斑:比如写于五四运动前一年的《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成交价为368万元;“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成交价为379.5万元;《反对袁世凯称帝》信札底价25万元,最后以356.3万元成交,超出底价逾14倍。谢晓东说,“近几年,社会上对梁启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他真正的地位和贡献正越来越多地被世人了解,这个趋势势必会继续下去,而这个过程就是投资的空间所在。投资人可以自己估量,五、六年后,梁启超的文物将是什么行情。” 梁启超一生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风云,在巴黎和会上亲眼目睹北洋政府代表陆征祥考虑签下割地山东半岛给日本的丧权辱国条约的情景,写信给民国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汪大燮、林长民,要求“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合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信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封写于1919年7月1日的巴黎来信也出现在匡时拍卖会上。 至于梁启超最有趣也最受争议的“屡变”,宪法学家高全喜参观了“南长街54号”预展之后评价说,“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吗?” 从历史的蒙尘,到市场的追捧,如果说梁启超是思想史上“从来没见过如此成功的失败”,但愿眼前这股流行不是“从来没见过如此失败的成功”。撰文/樊夏 总之 曾四次修改的我国现行宪法,被期待成为“识国民原理、通世界大势和知政治本原”的国家制度根基。   http://read.bbwc.cn/NC8wMy82MDEy.html

制度与民性——百年回读《新民说》

     当有百分之百华人血统的美国人骆家辉“天意难测”地来到这个国度,习惯了前呼后拥派头的我们,突然不习惯“自己手提肩背行李”的上任架势。如果这次上任的还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如其前任洪博培之流,想必他也是习惯于如此架势的),国人肯定不会如此关注。政治家是喜欢做秀的,骆大使这次亮相做秀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说。我们的反应则属于“少见多怪”,他并不需要刻意为之。最近有专家在报上撰文“指点迷津”,断言骆家辉是为了“讨好中国民众”,是在“做秀”。我曾撰文指出,这位专家要么是在讨好“有司”,急于为有司解困,要么是秉承有司的旨意,“以正视听”,否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这种我们看起来“少见多怪”的事,在人家早已“习以为常”了。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给中国带来一个“下官威”的骆大使说,“我们都是直接代表美国及美国文化作为自由、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我突然觉得骆大使的国家观念很强,权利义务明确,自由平等观念深入,谦逊而又不失威严……。这不就是梁启超,这位思想启蒙大师百十年前声嘶力竭所提倡的“新民”所应有的特征吗?算起来骆家辉的祖父应当是梁启超先生所谓的中国“旧民”的一员,在梁氏猛烈抨击“旧民”的年代,跑到了美国做小工。骆家辉是这位“旧民”的第三代后裔,怎么在遥远的美国能“洗心革面”,一下子就成了“新民”呢?相较而言,按照梁启超先生的“新民”标准,我们倒有点“不学无术”,不思进取了,看来得好好补课了。遂重新捧读那些让黄遵宪、胡适等大家都“茅塞顿开”的雄文——《新民说》。   当年梁启超作为引领时代的骄子,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刊》发表了一组政论文章,主旨是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新民说”已提出百多年了,已成为“旧说”了。皇帝已成“昨天的黄历”,革故鼎新的历史已走过一个多世纪,扬眉吐气的生活也已宣告诞生了一个甲子,生生不息的斯民见证了沧桑巨变。身临楼宇林立,目接光怪陆离,回首昨天,恍若隔世。然目睹周围,茕茕张皇,蝇营狗苟,乃至谄媚邀宠、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比比皆是时,方知新民之权利与义务意识淡薄,新民之自由与公德要求全无,智识尚缺,奴性未泯。何故哉?国民劣根性难移?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莫胜于鲁迅先生了,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概括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更替而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先生多数作品的基调。鲁迅先生将中国的社会病症归结为“吃人”的伦理纲常,归结为“国民的劣根性”。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梁启超先生,则不只是在“彷徨中”“呐喊几声”,而是孜孜求索、悉心求证。首先在列强环伺之窘迫中,考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相较于其他民族,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独立自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以及较强的政治组织能力、健壮的体魄和坚忍的意志。进而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当代丛林中”,非具备这些品格与素养则“自辱于其内,受制于其外”。反躬自省,我们恰恰在上述诸素养方面有很大的缺失,所以“欲国安富尊荣,在新民之道”,民性不革新,现代化国家无从谈起。   梁启超先生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探求落后的病灶,寻求自强的良方,很多人将其视为思想文化革新的先导,改良主义的翘楚。对于梁氏药方当时就有人说“倒果为因”,片面夸大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忽略了思想文化是寄生于政治生态的。后来有学者则较温和地指出,梁启超的“新民说”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了。”当代则有学者欲盖棺定论,说梁启超陷入“制度造人”与“人造制度”的循环,在其“流质善变”中,最终钟情于立宪改良主义而不能自拔。对于这场百年之前的历史争讼,方家之述备矣,至今难有定论。今百年回读,一个清晰的感觉是:《新民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奴性是国民的病症,病灶则是政治上专制、思想受钳制,外加时局动荡频仍、生计憔悴,还有一帮“学说”在助纣为虐,主要病灶则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役人秘诀是愚民、弱民、穷民,在缜密的专制网络中,有的只能是顺民、良民,培育的就是奴性。“故夫中国群治之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   “天赋人权说”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抵抗权利,是“不证自证”的“元权利”。“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权利之智识,维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然而专制是一种暴力统治,追求王霸天下,从霸业基础考虑,这样的“最低程度的权利”也是有足以动摇其根基的。于是便弱民:“日讲滕缄扃鐍之策,务使有力者不能负之而趋。”对胆敢不示弱者“杀无赦”;于是便柔民,“柔之以律令制度,柔之以诗赋,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书期会。”乃至“天下英雄尽入殼中”;于是便愚民,愚之以纲常伦理,愚之以仁义道德;还有扰民、疲民、穷民、恫民、分民、钓民……。   从现实看,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是掠夺,只不过这种掠夺常具有伪善性和隐蔽性。而长期看,其更恶的后果是培育了人的暴戾之气,使人人心里都怀有“皇帝梦”,并在可能的范围,如家庭、乡里、行业中演绎着暴力权威。演绎不成,则摇尾乞怜,伏地甘受暴力之辱。鲁迅先生在那篇有关“奴性”的随笔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为人,还不及牛马’。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喜为太平的盛世了。”显而易见,虽牛马生活而不知其辱的罪魁祸首是暴力。   一方面是“专制久而民性漓”,另一方面则是“学说隘而思想窒”。中国“秦汉而还,孔教统一”,所谓的正统思想出于一端,吞噬了社会的生机。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全国之思想消沉极矣。”最终画就了的是一副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的“奴性社会”的长卷。   在痛陈专制之弊后,梁启超先生有几句气势磅礴的话常被人引用——“救之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勿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虽逾百十年,读此“两个必取”仍觉痛快,思之则易激愤。   积数千年“专制之功”,革除混浊的专制政体所培育起来的奴性流毒绝非一蹴而就,且“身奴”易改,“心奴”难却。当惯了奴隶的人一旦被主人夸奖了,便会兴奋异常的,受到小恩小惠则会“母亲啊”“亲人啊”的感激不尽。“翻身农奴做了主人”的我们经常对“公仆”的“服务”忍气吞声,并处处自觉维护“公仆”的威严,以致“让领导先行”成为一种下意识时,就应明白我们仍是一个“心奴”。而当我们寄希望于“贤君良相”,暗地呼唤“乱世出酷吏”时,当“中国人就是需要管制”成为一种认识时,就该明白,“心奴”非但未去,还在留念“身奴”的地位。   奴性与专制并驾齐驱,新民与新制度相增相长。教育界人士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套用一下:“没有不合格的公民,只有不合格的制度”。专制造就了身奴,并进而成就了心奴。“身奴”是有形的,我们可以痛而齑粉之,无形的“心奴”则挥之不去,这当中固然有惰性和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造就新的意识去让心灵有所依附。没有“新民”意识主导,“旧民”的奴性一有机会就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只有当现代民性枝繁叶茂,成为一种习惯时,奴性才会无处遁性。造就新民性不只是呐喊几下,而需活生生的实践。像专制衍生了奴性一样,在民主的实践中将衍生现代的公民意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实践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是新民之道的必然选择。历史反复证明,在强大的社会性、制度性的极端之恶支配下,阿伦特倡导的个体性的独立思考、坚定意志、审慎的判断力这三种对恶的抗击力是可以期望但无法指望的。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的善。对任何个体的道德期许往往是一种过分的苛求。   新民!何新之有?何处得新?当下国民的人性所受到的诟病无以复加,人性的革新,非冷嘲热讽,或道德说教所能奏效,也不是单纯的所谓重塑国民性所能胜任。骆家辉的美国梦对我等的中国梦应有很多启示,而“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则显得有点“神经过敏”了。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责任编辑:程仕才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082343839.html

大哉,梁启超!

     ——作为现代中国之立国者之一的梁启超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此次观看 “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展览”,并聆听了讨论会诸位先生的高论,我感慨良多。诸位所言,大多集中于梁氏的思想学术贡献,以及此次首度公布的书信文物的史料价值,尤其是清华国学院参与此事,显然旨在把梁氏最终定位于“国学大师”的尊崇地位,并以此彰显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光辉。对此,我当然没有什么疑义,梁启超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地位,高标史册,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首,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我的老同学刘东副院长,苦心孤诣,积极襄助此事,无非是出于一片丹心,为清华国学院守魂,为未来中国学术赓续一炷香火。   不过,适才目睹了楼上布列的煌煌数百件信札,尤其是其中的“梁启超致袁世凯信札”、“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以及多篇梁启超致梁启勋、梁启超致父亲的信札,我不禁对于主流学界关于梁启超国学大师的最终定位,产生了些许疑惑。看看这些信札中揭秘的梁启超数十年奋力投身的事业之遗痕,那些有关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的历史风雨和政治涛浪,那些涉及现代中国发轫之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司法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构建之细节,无不与梁启超的“德”“ 功”“言”密切相关。当然,梁氏是国学大师,但此国学大师非彼国学大师。我一直以为,民国初年的那批读书人,他们不是传统的讲席教授、饱学之士,而是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开国立宪的建国者,梁启超承前启后,无疑是这批读书人的杰出代表。   纵观中西文明史,时至今日,任何一个文明国族无不经历着一番天翻地覆的古今之变。这几年我在主编一套六卷集的资料文献汇编,名曰:“六国立宪时刻法政资料汇编”,大致300万字。其中收录了六个大国在现代国家创建之际的政治与宪法性的文献资料。今天浏览“南长街54号藏品”,我颇有一番惺惺相惜。我主持编辑的六卷本之人物和篇章,与此次展览的梁启超物件相仿佛,遥看英美法俄德日六国开国立制之人物,那才是绅士文豪一时俊杰。相比之下,梁启超、张謇等民国学士,完全不让于欧美之开国者。所以,我想说的是“国学大师”似乎并没有穷尽梁启超之与现代中国的蕴含,清华国学院未必是梁氏的完美归宿。我更愿把梁启超视为现代中国的开国者之一,他首先或根本性的是一位立国创制的政治大家,其次才是启发中国学术的国学大师。   或许有人从事功层面上质疑梁氏的政治家地位:瞧!他可惜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或许他不该从事政治这种肮脏的事业,晚年寄托清华国学院,发黄国学,开出新章,才可谓适得其所。但我对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却另有一种审视。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个失败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失败的不是他,是我们这个国族,是这个古老中国在经历古今之变中步入政制歧途,而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穿越百年尘埃,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开国之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耶?回望百年中国历史,近观“南长街54号藏品”,我耳畔回响的与其说是“国学”之“之乎者也”,不如说是“国是”之“天地玄黄”。今天我们过于把“政”与“学”两厢分隔了,一说到开国者就想起孙中山、毛润之云云,其实历史的真实远非仅仅如此,我更愿说,梁启勋、张謇诸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开国者,而且其承载的历史天命或许更为光明正大与悠久绵远。   在清华国学院襄助的这个展览,谈上述我的这番谬论,还望刘东兄海涵。喔,清华也不是象牙之塔,这数十年不也出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家,但愿他们能深得先导师梁启超的风骨与精神,成就梁氏未竟的开国之事业。   2012年11月5日 于北京西山寓所

梁启超的预言

    题记: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有很多,我们认为,他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民主为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国号。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这是为什么?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中国观念,按照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的说法,是世界性的。        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说“印度亦称摩揭陀为中国”。那是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为国教,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成为佛教中国。但仅仅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溃了,摩揭陀中国随之解体。        太炎先生认为,“摩揭陀中国”仅仅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来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属性,也没有天下观的主张。        可汉土中国有所不同,它有王朝领域的中国,还有历史形态的文化中国。王朝在兴亡交替中改朝换代,而文化,无论兴衰,都在发展,明末清初,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那“国”便是王朝中国,而“天下”就是文化中国,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虽多劫难,迄今未衰。        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统一提供范式;每当易代之际,文化中国都会以民间为基地,为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异族入主后,文化中国亦可以夏变夷,以革命攘夷。        关于文化中国,儒家用“道统”来解释:“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后,就拿“道统”来说事,雍正帝说,是不是中国,不要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么?但文化中国远不止“道统”一面,还有来自《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民间社会的那一面。        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性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其自然形态曰“江山”,社会形态称“民间”,文化形态叫“历史”。而“道统”出于儒术,不过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只要一家一姓的王朝还在,“中国”就只能是王朝的中心属性和领域,不可能成为国号。        到了晚清,王朝中国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可文化中国里,早已有了世界地图,有了孔子与耶稣同源,还有中西会通的几何学。有人说“清初之学大”有二,一是响应明末顾炎武的号召,做天下兴亡的学问,二是接着徐光启做中西会通的学问。王朝中国排斥西方并以夷视之,可文化中国却为西学的到来作了准备,预留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有《醒世歌》问世: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颠覆了王朝中国的天下观。        叶德辉对此很不满,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都是黄种,可见开天辟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满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说:中国是“中道之国”,且“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当时能支撑中国脸面的,也就这道了。没过多久,郭嵩焘出使英国,连道也靠不住了。        因为,郭发现西洋立国也有“道”,其道一为议院政治,一为民选政治,他在《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谈到英国两党制,他说,二百年前,英国就“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        中国政治,是圣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为一国公民政治。因此,“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么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有点蔫了。        原来以为技不如人,现在懂得道也不如人。那时,中国正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金乃皇家色,就选了三角形黄龙旗来代表,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        郭嵩焘却唱反调:国旗都是长方形,没有三角的,而且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求救的信号,黄龙旗因此变成了病蛇旗,以此为国旗,“太为失考”。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临时凑合,为建海军,凑合了一面国旗,为办外交,李鸿章还凑合了国歌。        国旗、国歌就这么凑合,还有国号呢?连凑合都没想过,黄遵宪曾建议,以“中国”为国号,他说,世界各国,都有国号,独中国无之。各国称我国人,称汉人,称唐人,都以朝代称,不以国号称。各国称我国,或称支那,或曰差那,或谓差能,皆非我国固有名称,究竟“差”哪?        “差”在家天下,王朝霸占了中国,还要国号干什么!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够了,何必为中国正名?起初指望立宪,立宪失败了;后来转向革命,革命异化了。在通往立宪之路上,中国人第一次脱离王朝而有了独立的国体意识,梁任公一呼,有《少年中国说》出。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蜕去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        梁任公得风气先,他发现:在王朝的废墟上,走来一位美少年,那是谁?啊中国!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自然四季,冬谢春生;天地之际,青春受谢,方死方生。美哉!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后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阳,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辽矣,日月所照,风水所及,新中国萌芽矣。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谓,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国,或为酋长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王权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体?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梁启超先生之说,或出自西学民主思想,亦源于文化中国之理想。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被他说中了!这一年啊,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原文地址:http://www.jguo.cn/article-16286-1.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58566.shtml

梁启超传:解读近代中国新视角

  《梁启超传》在京发布 钱理群、刘再复等学者高度评价      9月13日下午,学者解玺璋埋首四年创作的《梁启超传》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以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与会。学者们对这本书号称“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央视主持人阿丘担纲主持,活动吸引了上百位读者参加。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在《梁启超传》序言中,学者刘再复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社会价值,认为他“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各类关键性人物的关系”,因此“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梁启超传》从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关系入手,以梁启超为轴心,横铺开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作者解玺璋拨开了清末明初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局面,深入到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核,写作视角独特。刘再复认为:“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      梁启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通过办报、出版等形式,推动了古老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下的中国,和百年前梁启超所面临的时代一样,都面临各种思潮的交锋。作为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这也给梁启超研究赋予了更多的当代意义。      《梁启超传》,呈现文明建构的历史      传统历史教科认为,梁启超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倾向“保守”,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想,梁氏晚年所秉持的“保守主义”也好,“渐进式社会改良”也罢,或许才是真正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路径。作者详尽描述了梁启超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对他的选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这本书并非就梁启超而说梁启超,解玺璋在这本书里面所想要呈现的是整个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这种恢弘的波澜气象,是此前的同题传记所不具有的。可以说,解玺璋用五十余万字重构了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内在脉络。他力图 “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传》刚一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学术界的热议外,在各大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量也创下同类图书新高,这表明读者对梁启超以及那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         精彩看点:      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人杰,秘诀何在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有三个院士——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目前唯一在世的少子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其他几个子女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有专长,可谓满门俊秀。这种奇迹的出现,和梁启超“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位学生就曾感叹道:“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      梁启超在二十三岁就写过《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他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早期教育是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大事;而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就在教育,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面对九个个性迥异的子女,梁启超教育理念的核心是“爱”,他在给子女的信件里曾多次提到发自肺腑、纯真的爱才是造就人才的关键。从梁启超存留下来的大量家书可以看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不仅关怀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立身、立德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梁启超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其次,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要求子女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再次,要心地光明,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      梁启超自身的性情、品格和眼界胸怀都非常人可比,他在家庭教育中也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求子女既要有胸怀天下的高远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辛勤浇灌多年后,才造就了满门俊秀的教育奇迹。      民国初年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与决裂      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成为维新派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见《梁启超传》之“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章)。1908年慈禧死后,梁启超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袁世凯被罢官后,海外维新党气势大振。但等到清朝气数已尽,民国前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反而由对抗走向了合作。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认为孙中山和黄兴革命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在目前的局势下,为了国家的统一,只能选择支持袁世凯。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者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政府。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经过多方博弈,袁世凯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就任大总统。此时梁启超的观点也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局势,只有借助袁世凯,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宪政理想。而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地位。所以,梁启超在1912年9月归国受到“英雄般凯旋”的待遇,其中就有袁世凯所委派的专使。此后他组建进步党,选择与袁世凯结盟就任司法总长,也是上述动因(借助袁世凯实现宪政的理想)的直接反应。      只可惜,梁启超在袁世凯身上所寄托的理想终究落空。及至袁世凯谋划称帝,梁启超抛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犹豫地与弟子蔡锷等走上了反对帝制之路。      谭嗣同绝命诗的真伪问题      谭嗣同最为人所熟知的诗文应该是那首绝命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到底是谭嗣同所做,还是维新派为了宣传革命而伪作,历来多有争论。直到1995年,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在清末刑部官员唐烜的《留庵日钞》中,找到了谭嗣同这首诗戊戌年间的刑部抄本。      唐烜1889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戊戌年间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大量事实,尤其是对戊戌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得非常详细。不过他记载的文本和通常传抄的版本略有出入: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些细节上的差异,或者是辗转传抄造成的,或者是梁启超所做的改动,但这首《狱中题壁》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梁启超证婚,大骂徐志摩陆小曼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之前,经妻兄张君劢介绍,结识梁启超,后来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此后他先后爱上林徽因与陆小曼,并与张幼仪离婚。历经坎坷之后,1926年10月3日,他与陆小曼举行了结婚典礼,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邀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是徐志摩的父亲坚持的。梁启超本人,对陆小曼离婚再嫁徐志摩是不赞同的,因此他在婚礼当场对徐志摩夫妇讲了一篇训词,将二人训斥了一番,并提出疑问“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婚礼后的第二天,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还提到“盼望他(指陆小曼)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      谁能料想到,梁启超一语成谶。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山东济南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5岁。谁能说这事跟陆小曼毫无关系呢?      梁启超为何身后寂寞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古人云“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他的弟子张其昀在梁启超下葬后就注意到“舆论界甚为冷淡”,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怕在近代史上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他的预感并没有错,在梁启超生前国民党就对他多方限制,死后迟至1942年国民党才对他颁布了褒扬令,他的门生吴其昌读完之后百感交集,涕泗横流。         除了国民党掌权后刻意的压制、矮化之外,梁启超身后寂寞恐怕与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在一个鼓吹暴力革命的社会氛围里,改良主义必然会被视作异类而加以排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梁启超的弟子像徐志摩、蒋百里、丁文江以及蔡锷等都早夭,其他弟子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等都在学界享有大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甚小。这也是梁启超思想长期以来得不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重拾梁启超的政治遗产      好在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2000年以后,梁启超的思想穿透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得到重视。龙应台就曾经写道“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们当下知识分子最关切的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范围。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http://book.163.com/12/0914/16/8BCILOMS00923M2M.html

梁启超:坚定的超级立宪派

  有人看到梁启超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发表在《清议报》上。此时,距戊戌政变发生不足一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亦不久,严复所翻译之《群己权界论》尚未发表。在中国,即使知识界,对宪法、宪政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一无所知。所以,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一般意义上普及了关于宪法和宪政的知识,同时,也在总结百日维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        一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实行立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他认为,中国的立宪可以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派重臣出洋考察、成立立法局,草定宪法、向国民解释和宣传各国宪法的相关知识、公布宪法草案,请全国士民展开讨论,并由全民公决。他预测这个时间需要20年。不管这个时间表是长是短,他一再提醒大家,由于日本已经“得风气之先”,顺应时势,实行立宪,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要迎头赶上,则不能不将立宪作为当务之急,“须臾不可缓”。        他总结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所以失败的原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忽略了从制宪入手。他说:“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异同,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他希望清政府也能像日本这样,将立宪确定为基本国策,并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终有一天,中国也将以君主立宪国的新面目出现在东方。        五年后,他的这套方案终于被清政府采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决定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显然是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有意思的是,这时的梁启超,其实是个清政府悬赏十万两白银通缉的“大逆不道”的罪犯。        立宪非止一种,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梁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就不同了,以英国为例,“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杜绝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力欲望,并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于是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而且是“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他希望当权者能看清时势,实行立宪,这样才能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     实际上,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的几年里,梁启超一直在民间进行宪政的启蒙与宣传。光绪28年(1902),他写了《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章。        同一年,他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篇所谓小说,纯是梁启超为了阐发他的宪政理想和见解,穿插几个人物于其间。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正是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见的长篇辩论,整个第三回,1.6万余字,只写这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辩驳,你来我往,44次,在小说写作中也算作“至是而极”了。        所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请梁启超代为起草考察宪政的报告,以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和请定国是的奏折,可谓找对了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任公此信未记日期,徐佛苏多年后追记为“乙巳年”,即1905年,应该属于误记。不过,请一位流亡海外的朝廷要犯起草给朝廷的奏折,这样的奇闻恐怕只能发生在清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很显然,梁并不相信中国的立宪可以一蹴而就。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立宪应该有步骤地进行,既然日本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那么,“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这是因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在这里,制度建设和思想启蒙,应该表现为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没有绝对的谁先谁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他有一篇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文章,就是作于1906年初的《开明专制论》,此文一直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维护专制”的铁证。其实,细读此文就会发现,梁启超所谓“开明专制”,并非维护专制制度,而是希望在实行立宪之前能有一个预备期,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当然,“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如果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那么就应当承认,梁启超的主张自有其道理在。这个道理就在于对国民素质的认知,应该实事求是,对于国家社会组织的状况,亦应实事求是。        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变化之速,却是梁启超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7月13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朝野上下都以谈立宪为时尚。梁启超也主动结束了与《民报》长达两年多的论战,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运动中去。他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例如何。”        为此,他和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筹划成立了政闻社,并出版《政论》杂志,鼓吹立宪,制造舆论。这时的梁启超俨然是立宪派的幕后导师和精神领袖。        应当看到,清政府在关于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对形势的估计,与梁启超并无矛盾,其中讲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以上这一番说辞都是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反复讲过的,而且,清政府提出九年的预备时限,较之梁氏先前关于二十年的建议,至少缩短了一倍。但也许是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又为形势所迫,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之后,梁启超逐渐放弃了稳健的主张,转而要求速开国会,及时立宪。     三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梁启超对君主立宪仍然情有独钟。他在宣统三年(1911)9月16日冒险回国,就是看到了还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可能,还想为此而搏一搏。     梁启超说:“本初(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他还说:“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但南北双方的政治博弈不仅没给清皇室留下太多时间,也没给梁启超留下太多时间。他这次回国,几乎一事无成,很快就失望地回到日本。     这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尽管文章对于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与其它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做了非常详尽和深入的对比,认为前者最适宜于中国,并且详述其理由,但他对于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前景已经表示出深深的绝望。他在文章的结尾慷慨痛愤地说: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梁启超此时颇有些感伤,但也无可奈何。随着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他选择了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但在政体方面,他希望能采取政党内阁制,以促进民主立宪的落实。     这期间他参与了进步党的创建,并依托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对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加以制衡。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     他从中外历史经验中看到,“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所以他选择了不甚满意之政府,勉予维持,而集中力量对付“祸国最烈之派”。于是便有了在二次革命期间对袁世凯的支持,有了在总统选举中力挺袁世凯,有了在国会中对国民党势力的排斥。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袁世凯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最终走到恢复帝制、黄袍加身的老路上去。     四     民国四年(1915)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使帝制运动公开化,梁启超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仅痛斥帝制之非,而且,借此机会阐明了他坚持立宪的态度:“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     很显然,梁启超是个坚定的超级立宪派,有人看到他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他说:“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如果政论家一定要对国体问题说三道四,那他就是“不自量之甚也”。不仅政论家如此,政治家也应如此。“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主要的并不在于政治家的选择和政论家的鼓吹,而要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政治家或政论家都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国民,如果他们强行选择一种国体要国民接受,都可能给国家带来动乱和灾难。     他解释道:“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子,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复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     经过数年的社会震荡,国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喘息未定,不过,共和国体毕竟确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的。所以,梁启超绝不能容忍一班文人鼓吹第二次变更国体,更不能接受袁世凯要当皇帝的事实。     虽然梁启超一再表示“君主立宪”最适宜中国的国情,但既然共和国体已然既成事实,他宁肯选择“民主立宪”。他说:“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易,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真实且矛盾的心理活动,随后他与蔡锷等起兵反袁,与其说他功在再造共和、再造民国,不如说他心中的共和与民国,还是立宪的共和与民国,而并非专制的共和与民国。这一点,对当今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多的启发。     解玺璋:1953年生于北京,学者,其著作《梁启超传》即将出版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2099131&time=2012-09-02&cl=106

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

  刘再复      三十年前,大约是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这部传记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革命神圣”的思潮压倒一切,激进主义覆盖学术界,梁启超自然也成了“历史罪人”,受尽冤屈,受尽凌辱,受尽贬抑,受尽“革命大批判”。自从有了1980年的阅读经验之后,我再也不读其他新出的《梁启超传》了。因为我害怕会再次产生阅读的恐惧,只愿意独自沉浸在《饮冰室文集》里。尤其是在国外,我的阅读研究一直处于沉浸状态。我常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同样,因为沉浸于《饮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惧”,此次阅读解玺璋的新著《梁启超传》,仍然“心有余悸”。没想到,一打开目录,就被他新的构架与写法所吸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这种传记构思与传记框架,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但多了一个贯穿始末的主角中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络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      翻过目录,进入文本,才知道此书竟达一千页(最初校样———编者注)。面对这样的长篇,我又生了畏惧,可是,一读进去,却放不下了。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梁氏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向中国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创造,可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梁文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这种文体冲破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既冲破桐城派,也冲破章太炎、吴汝伦,力求明白畅达,再加上他自己于说理中掺入情感,“笔端常带情感”,便形成一种深入浅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文风,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解玺璋的千页大书,因为有“梁文体”支撑,又有梁氏那种把义理和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配合,便赢得古今两种语言韵味兼有。于是,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谢谢你,玺璋兄,虽然我从未见过你,之前也从未读过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读,却一阅倾心,觉得“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是深邃的,是有胆有识的。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梁启超也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伟大的。      常说历史是公平的。但要实现历史的公平并不那么简单,至少需要时间。梁启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之风重新吹遍中华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风逐渐减退,梁启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      2010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爱怨交织的往事》,表达了对胡绳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表示,我将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他的中国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量数百万册,影响巨大。我多次细读此书,受益匪浅,尤其是胡绳那种严谨而流畅的文字表述更是让我仰慕。可惜,全书的框架却有一个致命的根本性缺陷,这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单轨暴力革命史,丢失了“建构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历史,变成一部片面残缺的单轨近代史。(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从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我们可以看到,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包括工艺器械建构、社会制度建构、思想文化建构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建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作了巨大贡献,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梁启超则功高盖世。他不仅研究、考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其历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变革中充当急先锋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更是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说,他的启蒙广度(包括启蒙内容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无人可比。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在于它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我们从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解著不是近代历史事件编年史,而是以梁启超为中轴的历史人物活动史(其实也包含着历史事件)。人是历史的载体,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过去常说“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不是机械运动,而是人的能动运作。解著摒弃章回体的编年写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这就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识、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      (1)他是一个既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      (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有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谦和包容是中国最缺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情怀),所以朋友很少,人际交往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含的如歌如泣的诗意。解玺璋正是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性格,所以才选择“主客融合为一”的写法,并获得虽只写人物却覆盖大面积近代史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构思与写法是成功的。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就叫做《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与生发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确乎如此,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氏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那么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这种变迁,在近代风云变幻多端的时代里,不正是唯国家利益为重,对个人面子不予计较的伟大人格表现吗?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      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所以便在读后写了上述心得,以见证解玺璋兄的立传之功德。      (本文为《梁启超传》序言)      刘再复(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1941年出生于福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鲁迅研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先后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学校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http://www.21cbh.com/2012/nfcity_826/304479.html

为梁启超“摘帽”

    ◎解玺璋        开始准备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两道坎儿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儿是历来对他的政治定性,另一道坎儿就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        政治定性几乎成为多年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必由之路。梁启超头上就被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全不管这些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也不问给他戴的究竟是帽子还是桂冠。        道德评价更是我们摧毁一个人的利器。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经常碰到朋友们问我,梁与袁世凯什么关系?他与安福系又是什么关系?他的研究系究竟怎么回事?这些质疑的背后,他们的潜台词,显然并不看好梁启超这个人。可见,那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终归蒙蔽了不少人。        问题是如何才能迈过这两道坎儿?我知道,这并不很容易。但是,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从读书入手。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五遍,同时,有选择地读了《饮冰室合集》。虽然我在30年前上大学期间浏览过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毕竟很有限,理解得也很浅薄。那时仅为了写论文,内容则局限于梁的早期新闻实践。这一次就不同了,我要全面、完整地了解、认识梁这个人,书写他的整个人生,而究其一生,尽管只有短短的56年,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不仅在漩涡中挣扎、浮沉,而且,常常试图引领潮流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不过,读懂梁启超,是需要时间的,三五年不行,十年八年也不行,即使用了一生的精力做这一件事,也未必能够做得很好,也不敢说把梁启超读懂了。我只是半路出家,这几年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读梁启超,他的著作、文章,读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些篇章反复读过不止一两遍,但实事求是地说,离读懂梁启超还差得很远呢。我只能说,通过这几年的阅读,我离梁启超更近了,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和发现,增进了与他的感情。这已经很难得了,对我来说,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有了质感和体温,渐渐地在我心里生动起来,重新获得了早已逝去的他的生命。        当然,要读懂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兼顾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不可能一刀两断。所以,读懂梁启超,第一个要读的,就是康有为,只有读了康有为,才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比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我才明白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订“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除此之外,要准确把握戊戌政变之前的梁启超,不得不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汪穰卿、陈宝箴、陈三立、张之洞、叶德辉、熊希龄等等,正反两个阵营的人,都不能不有所兼顾。        事实上,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梁启超与章太炎,他们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和权贵,以及如何对待孔教等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又不同于梁启超与孙中山,以及与张之洞、叶德辉等人的分歧,叶德辉编写《觉迷要录》,痛骂梁启超时,只有章太炎仗义执言,为梁启超辩诬。即使是在《民报》与梁启超论战时期,章太炎的态度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亦有很大的不同。民国前十年的情形更加复杂,只有回到那个时代,设身处地地观察、思考人们的言行,才能比较准确地写出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这是我写作《梁启超传》最突出的感受之一。        编辑补白:听“铁葫芦”图书的朋友说,解玺璋版《梁启超传》估计本月底、下月初发行。以前每每碰到解老师,总是打听“梁传”的进展情况。这回踏实了,掐着手指数着等着,我们先在此预热一番。      http://bjyouth.ynet.com/3.1/1208/10/7365554.html

梁启超:最苦与最乐

   人生什么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       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乃越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

走近伤痕累累的梁启超

  郭世佑       最近,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主办的“香山论坛”邀我专程主讲“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中山毕竟不是梁启超的故乡,而是近代反清革命先行者孙逸仙的家园,从新会茶坑走出的梁启超恰恰是孙公生前很讨厌的论敌。我有点佩服主办方的雅量,同时也担心,对于长期被教科书渲染、嘲笑的所谓 “保皇派”与“变色龙”梁启超,究竟会有多少中山市民感兴趣?更何况,中山的地域很小,当晚还撞上港星谭咏麟的专场歌会,能有几个愿意抛开娱乐的愉悦与狂欢,选择枯燥乏味的学术讲座呢?       还是没想到,到场听众虽不及北京的三味书屋或高校校园那么爆满,但热情不减,好几位法大毕业的学子还准备了鲜花,像亲友团一样相约而来,另有听众从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地赶来,除了听讲,还请求签名与合影。两天之后,我还收到一位听众转来的信息:“前晚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的讲座在中山市图书馆举行,恰巧当晚有谭咏麟的演唱会,朋友送给我三张票,说真的,我丝毫没有犹豫过,带着十岁的儿子径直去了图书馆。感受是:如果把平时的会议和继续教育都换成郭老师的讲座,那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当然,这种想法过于奢侈。”       看来,中山市民对梁启超的宽容与期待,要比心胸狭窄的国民党胜强多了。当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都是元勋做派,盛气凌人,百般嘲讽曾经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尽量给他难堪,生怕让他分享民国的荣耀。1925年中山先生病故时,梁启超不计前嫌在先,亲临祭悼,张继等人却气势汹汹地围攻在后,还要抱拳打人。4年之后,任公撒手尘寰,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盛大的哀悼活动,追念这位“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的民权主义启蒙第一人,惟有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格外冷清,胡汉民就坚决反对褒奖那个曾经让他们倾巢难敌的“中国之新民”。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移居重庆,为了嘉奖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们,才不好意思独遗口碑甚佳的梁启超,让梁氏搭个便车,沾点北洋政要的光。       恕我直言,至今为止,我们的教科书过于看重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却相对忽略建设层面的历史贡献,还喜欢用“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把复杂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二分化。二分化就是简单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不是爱国的,就是卖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落后的,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神话革命者,丑化、矮化、妖化或愚化非革命者,此类叙事所显露的历史观倒是同国民党的正统史观很合拍,后者就把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新生当做国民党的专利,神化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史,贬低他人,连非兴中会系统的黄兴、宋教仁与华兴会都曾成为冷落的对象。       前人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来衡量“大丈夫”的“三不朽”,能在这三方面都有建树的人其实不多。认真审视梁启超五十六个春秋的生命历程,参照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则不难发现,梁任公不仅是一位开启风气的启蒙思想家与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是一位矢志报国的政治活动家,一位德才兼备的智者。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既低估了研究的难度,也看轻了他的分量。       就立德而言,如果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要员相比,梁启超的为人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了。在那家国受欺的艰难岁月,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他讲是非,明大义,轻名利,重感情,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光明磊落,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态,在某些关键时刻,则以平淡朴实的大手笔写实爱的海洋,他的宽容使他人为之逊色,人间为之添彩。他除了谢绝檀香山华侨小姐何惠珍的执著爱情、善待成见很深的刻薄师长康有为,还能包容协和医院对他的手术事故,竭力阻拦家人起诉协和,从容地告别人世,连身内之物都能如此看轻,这恐怕不是绝大多数革命家与思想家所能做到的吧。他虽娶王桂荃为偏房,那完全是夫人李蕙仙的安排,而且两房和睦,子女无猜,都与梁启超平等待人的人格感召有关,他还为国家储备了三个院士。家庭的融洽,不仅妻妾成群的乃师康有为不可比肩,恐怕连革命元勋孙中山、黄兴的家属也难达到。       就立功而言,且不说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也不说他与蔡锷将军师徒俩是怎么掀起反袁护国高潮、捍卫民国新国体的,即便是晚清最后十年,无论是推翻清朝,还是建立民国,都不能完全绕过梁启超的贡献。历史的真相已经很清楚,清朝的垮台并非革命党人单枪匹马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张謇为首的君宪党人,以及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联合行动所得,正是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摄政王载沣镇压下去之后,请愿者们绝望与转向,才使清朝统治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加上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临门一脚,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得以定局。    不仅如此,只要不是纠缠于“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的形式区别而忽略“立宪”的实质与“民权”的同一性,那么,就近代民权主义的内涵与理论建构而言,梁启超比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说得更多,更透彻,更具有系统性与说服力。连同盟会会员林伯渠也记得,他是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才受到鼓舞,走上反清之路的。郭沫若也承认:“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国人常以泛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待梁氏思想的多变,其实,他的多变是学者型的变,不是政客式的变,是不断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还可以讨论,却不是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并非人品的问题。    至于立言,梁启超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除了唤起民权,推动政治革命之功,他还是“史学革命”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也是近代新闻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拓荒者,更是首屈一指的报人与时评家,其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捷、语言之犀利,文采之飞扬,举世难有其匹矣。    长期以来,对于光彩照人的梁启超,我们的教科书与历史宣传确实把他矮化和妖化太多,伤痕累累。明年2月就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国民了解和理解他,吾等责无旁贷,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曾承诺浙大与法大的弟子,等我退休之后,有点空闲,就为梁启超写一个电影剧本,现在却添了一份忧思:全国人民都不大读书了,何况影视明星,谁能扮演梁任公呢?       《法治周末》2012年3月27日,略有删节,编者改题为《还原真实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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