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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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者胡适的第121个生日

   ——元芳,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12月17日 蛮子晚报 =============== 晚报导读   今天是胡适先生的生日。毛泽东曾说到了21世纪,可以给胡适平反了。现在官方还是颇多禁忌。我们在这里心香一瓣,表达对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学人和公知的一份怀念。——@贺卫方   胡适诞辰。梁实秋有言:胡先生雅擅言词,…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到沉痛处辄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令听者不得不信服他所说的话语。…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或言语,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信。——@薛蛮子 =============== 胡适的语录   胡适:“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   胡适:“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中国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利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中国社会作对。”   胡适:“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 胡适的故事   胡适生活简朴,饮食随意,毫无怪癖和名士气。他一生走遍世界各地,喜欢出去吃小馆,饭后携走火柴一盒,作为纪念。外国记者想当然,在报纸上发出花边新闻,说胡适有收藏火柴的雅癖,遂有一火柴公司寄赠两箱火柴给他。胡适啼笑皆非,将它们悉数送给好友赵元任,赵元任用了好几年也没用完。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先生曾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 胡适日记选   7月4日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7日打牌。7月18日 打牌。   叶克飞:蒋梦麟执掌北大时一度窘迫,为了建设学校,或欠钱躲债,或借钱度日。胡适日记曾载,“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华府、纽约等地多次公开演讲。其中,3月2日在纽约的一场演讲由威尔基主持。《胡适日记》1934年3月2日:“晚上到Madison Square Garden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又3月4日:“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   争取言论自由一直是胡适的工作之一,胡适日记曾这样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后记: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是的,他们如果回来了,一切就会不同了,学者周质平曾感慨:胡适思想在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时,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思想界久旱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变成“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几年前,李敖来大陆,捐了35万元人民币给北大校方,要求给胡适在北大立个铜像。几年过去了,北大还没有为这位最著名的北大教授立个铜像。   元芳,胡适何时真正归来?   http://bo.mzwz.f3.cn/site/13958/index.htm

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1周年——对“名教”的思考

   作者: 松博伊     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1周年。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没有争议的贡献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引发的突出事件是“五四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给古老的中华带来民主与科学,而这些先进思想会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百年来的历史事实说明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民主和科学的确使很多国家的社会秩序稳定有序,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行呢?我们现在依据已经发生的历史倒推过去,来探求这个“为什么”,会发现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做好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语言文字毫无问题是文化的基础,中外文化交流首先是语言文字的交流。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重视过对语言文字的哲学研究(也就是本质的研究),也从没有认真将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化、逻辑化。任何思想文化都是靠语言文字传播的,这方面出现一些“小问题”,很可能导致外来的思想文化面目皆非,或被扭曲,或是残缺不全。胡适先生看到了这一点,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可惜是这场运动并没有沿着文化的轨迹去走,而是偏到了政治的方向上。     胡适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名教》一文就指出了国人在对“语言文字”的认识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今天再看这篇文章,不能不对胡适先生的睿智感到敬佩。这篇文章发表快九十年了,今天的很多问题追根溯源依然是老问题,甚至问题更多、更大。各种政治口号与商业广告“比翼双飞”,媒体上充斥的套话、大话、假话、昏话几乎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这些话语所以能活跃在社会上,是“名教”存在的证明。重温《名教》这篇文章,续写新文化运动,是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语言文字是一种“符号”,是将“现实”转化为“信息”,广泛传播特性和对人行为的控制作用是它的基本属性。通俗来讲,语言文字是用“符号”代表了“现实”。由于语言文字在人类社会中运用太广泛,以至于并没有反映什么“现实”的语言文字也很可能被感兴趣,甚至认为有什么“魔法”,可以制敌取胜。这就是胡适先生所说的将文字符号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也就是“名教”现象。所谓宗教就是摆脱“现实”的困扰,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世界上成熟的宗教都有稳定的“信仰”,虔诚的教徒通过“文字”(经书)的信仰,求得精神的升华。但“名教”所崇拜的只是“文字”本身,而不重视这文字是否有实际的内容。这种宗教除去在精神上可能带来短暂快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语言文字的态度败坏了语言文字的真正作用,而使“语言”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不了了之。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也成了中国人对语言文字的普遍态度。一方面把“语言文字”当成“法宝”,认为“法力无边”;另一方面又是当成庙里的“泥菩萨”,只能是“说说而已”。中国文化常将这种对人类相互交流的“语言文字”抱着“捧杀”的态度,一方面将语言文字当成“玩偶”,对“美学”化的“吟诗赏月”文章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直接产生影响的契约、法律文书之类的“文字”和叙述逻辑思想的文章并不重视,也得不到赞扬和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语言文字得不到规范化,人们也不重视和认真履行“文字”做出的“承诺”。法治淡薄,人治横行,这些也都是“名教”的表象。     语言文字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给现实的“物”或者“现象”命“名”,也就是将“现实”转化为语言;二是表明人的一个“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复杂的现实和一个人的态度用简单的标语口号甚至几个字是不可能表示出来。中国语言中有大量的贬义词和褒义词,里面有不少词语将“实际事物”和“态度”糅合在了一起,构成了词语的“名分”现象。语言的作用主要是“讲理”,“讲理”就要“事是事”,你的“态度是态度”,也就是“名”和“分”要分开,这样才可能有讨论的空间,谈“争名分”也就是不再讲理了。中国人善于创造“名分”之类的语言,在辩论中常显得很有“力量”,在讲理中靠“名分”来取胜,骂人的话语常常就是这类语言。例如“喜欢这个国家”和“不喜欢这个国家”表明了对这个国家的态度,你要再对某种“态度”表示肯定或否定,应当举出理由来。而我们的语言常常用一个“词”(或一句话)一揽子处理这个问题。如用“爱国”来表示“喜欢这个国家”,用“卖国”来表示“不喜欢这个国家”;前者就是“褒义词”,预示“正确”;而后者就是“贬义词”,要遭到谴责。这种作法也就是胡适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名分”的哲学。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懒汉”作法,对一种现象不去深入分析,仅从语言的“名分”,也就是从词的“褒、贬”上去决定正确与否。中国这种语言现象极大阻碍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中国百年来出现的不少社会大动荡多与此有关。这里举两个例子,造成的混乱至今仍然没有梳理清楚。这就是背负“恶名”的“剥削”与“封建”。   雇工现象自古就有,近代世界文明大发展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雇工现象也变得规模化、标准化(也就是所谓工人阶级的出现),并在百年前开始影响我国。这种现象到底会引起什么变革,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何完善这种制度……等等,这都是需要“读书人”去思考,去探讨的问题。在欧美,相当多的学者对“资本”与“劳动”交换的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对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给出了种种预测,对产生的各种矛盾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当时工业化生产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主流,“劳资”矛盾远不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个别“学者”知道和讨论这个问题应当是正常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以这种现象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长时间喧嚣于中国,这种违背文化知识正常传播的现象很是值得深思,而中国“名教”流行就是重要原因,“名分”特色十足的“剥削”一词的出现对“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传播功不可没。“剥削”一词是外来思想文化在中国“名教”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怪胎”。“剥削”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主要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进行的”。同时在对“剥削阶级”一词解释是:“在阶级社会里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其他阶级的阶级,如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解释对“剥削”说得很明白,有钱人的雇工现象就是“剥削”的“名”,而这个大贬义词表明了对这种现象的谴责,也就是所谓的“分”。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是“读书人”创造的,如同《水浒》中的“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放了出来,要收回已经是很困难事情。“雇工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定存在有消极地方,“剥削”一词的出现使得这个问题没有了讨论的环境,“雇工现象”轻而易举被“妖魔化”了,成了万恶之源。但这不是分析和推理的结果,更不是社会的现实,而是靠强词夺理,利用人们对“名分”的重视而实现的。百年来中国社会产生的混乱,也就是战争和运动,没有一个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法调和而产生的,但都打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旗”,喊出“打倒剥削制度”的空洞口号。在这个口号下的革命从开始就没有找到实际的“目标”,自然也就不可能结束,只能从一次混乱到新的一次混乱。“剥削”不正是始作俑者吗?这不是和旧时农村用“跳大神”治病同出一辙吗?   “封建”这个词的含义原本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词,柳宗元的《封建论》问世后,更不应该对这个词有什么探讨的必要。就是“封土建国”之意,是相对中央集权和建立郡县而言的一个词。从中国历史看,“封建”这种现象自秦以来就衰败了。不少人赞扬秦始皇,就是赞扬他对封建制度的打击。怎么能将秦以后漫长的皇朝循环也称为封建社会呢?这一概念的开始流行时是为了满足一个西方社会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需要,但这种违背语言基本逻辑的词意能广泛流传开来,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名教”,利用了人们对语言文字不是注意它所对应的“真实问题”,也不是注意逻辑思维,而是讲“名分”。有了“封建社会”这样的一个“恶名”,似乎就找到了社会很多不良现象的原因,“反封建”成了解决相当多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封建势力”也就成了当然的敌人。百年过去了,“封建”反得怎么样?充斥媒体的“宫廷戏”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这个滥用的“封建”一词,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至今仍然是严重的。人们常用“反封建”来替代“反专制”,认为“封建”等于“专制”,从“封建”一词的本义来看,恰恰搞反了。“封建”的原意是在行政管理上主张“分而治之”,有“分权”的含义,“封建”未必“专制”;而反封建是提倡“中央集权”,含有“专制”的一面。人们常常认为中国缺乏民主的基础是“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而从“封建”本意来看,中国民主基础差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这个时期太短了,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封建”一词在议论社会问题中频繁使用,冯天瑜先生为厘清这个问题写了一本《“封建”考论》,有五百五十多页,足见语言使用不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很难纠正。更可怕是这个“封建”的“名分”不知使多少人的人头落地,不知给多少家庭造成痛苦。   有人提出“语言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我同意这个看法,“语言腐败”就是“名教泛滥”。今天我们纪念胡适先生,就是继承他在促使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努力,无论是传承传统文化,还是吸收外来文化,都首先要规范我们的语言文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言文字是我们的“工具”,也仅仅是“工具”,而不能看成“宗教”。这里我愿意做胡适先生的“小兵”,打着旗帜,喊两句口号:“打倒名教,中国有望!”。  

用影像接胡适“回家”

   东方早报记者 黄小河     1965年出生的高小龙,在1987年西安某书店举办的一次港台书展中,第一次看到了胡适的样貌:“一个长得很帅的老头。”之后,高小龙阅读了大量有关胡适的书籍资料,他认为,胡适在近代中国文明史上的贡献远不止提倡白话文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非常欣赏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信念。”   今年11月28日,纪录片《重回适之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放映,“申奥片”的导演高小龙一人包揽撰稿、导演、摄影指导、旁白。对胡适这个人有着近30年情结的高小龙认为,“这不是一部拍给专家学者看的文献纪录片,而是拍给对胡适没印象或者心存疑惑的普罗大众看的,希望看后能够引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   《重回适之路》共有30分钟和90分钟两个版本,前日放映的是高小龙最新剪辑的90分钟完整版。该片脱胎于10集纪录片《先生》,剧组耗时1年,三赴胡适家乡绩溪上庄。同时,剧组还前往台湾胡适纪念馆拍摄,搜集了胡适当年在台珍贵影像,影片从“胡适是谁”讲起,是一部以民间力量、个人视角讲述胡适思想的纪录作品。由曾投资纪录片《发现少校》的越众影视出品。       提问“胡适是谁” 重拾胡适精神   《重回适之路》开篇提问,“胡适是谁?”除了这种开放式的问题,还有选择题。《狂人日记》是谁写的?A鲁迅;B胡适。如果选了胡适,那就丢掉了2分。在片子里,面对“胡适是谁”这样的问题,路人的答案千奇百怪,青少年多是摇头,说一声“不知道”。   画家、作家陈丹青在采访中说:“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今天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鲁迅,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胡适?在学界,固然很有一群人,但这范围非常小。而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一个阅读界,他是全社会的,他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陈丹青还说,“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的,你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之长,你还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在胡适的老家上庄镇上庄小学,高小龙拍下了学生们日常的一节课,学生的课桌旁都有一本当地自编的胡适读本。“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老师没有用先贤来称呼胡适,而只是用了乡贤,但是我觉得,这个乡贤远远不足以来称谓胡适先生。”高小龙说。    拍摄期间,在台湾胡适纪念馆,管理员特意带高小龙到了胡适的厕所,这位管理员对胡适的独特理解是从厕所中思考出来的,“这是胡适先生用的洗手乳、抽水马桶,还有浴帘。你不能小看他的生活习惯,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视野开不开阔,其实跟他们在国外的现代生活经验有密切关系,一个没有经历过现代式生活经验的人,你怎么能理解他能用现代的方式治理这个国家,来为这个国家构想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胡适的影响 不只是小圈子的事   纪录片《重回适之路》也从胡适的多方友人入手,从侧面描述了胡适的自由思想、耿介为人。片中旁白提到了胡适与罗斯福的“同学外交”,说道,“在抗日期间,胡适多次拜会了他在哥伦比亚的大学同学、美国总统罗斯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美国改变绥靖主义立场,为中国抗战主持正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来有美国学者感叹道,“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大部分原因就是罗斯福受到了这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影响”。   片子也记录了1948年,胡适在政治上选择与国民党共进退的立场,离开北京大学,流亡美国。在逆境中,胡适谨言慎行,努力保持着一些尊严和人格,过起了自己洗衣烧饭,出门挤公交车的生活。   胡适不是什么完人和圣人,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的。对于胡适、鲁迅这些民国先生的形容,陈丹青用了“耿介”这个词。对此片中如此说道,“1958年,胡适结束了在美国9年的寓居生活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这个离他故乡千里之遥的地方,度过了人生最后的4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在致辞中暗指五四运动和胡适提倡自由思想是导致大陆江山丢失的原因,胡适紧随其后发言,当着在座所有要员和学者同仁的面,对蒋介石的言论做公开的反驳,胡适一开口就说,“总统,你说错了!”高小龙认为,“胡适一生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远不该是只属于一个小圈子的事”。       补当年被遮蔽的那些课   2008年,《重回适之路》的制片人邓康延在拍摄《发现少校》时,无意中发现了1922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纪录片《先生》也是由此引发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在这十位民国先生中,高小龙主动请缨拍摄胡适的部分。   对于胡适,高小龙有着近30年的感情。他直到1987年西安某书店举办的港台书展中,才第一次在书中见到胡适这个“长得很帅的老头”,搜集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第一本就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他经常在书中念念不忘自己是徽州人,所以我也就添了‘胡适回乡’这个想法。”高小龙特意让演员装扮成胡适在胡适家乡上庄各处游走、走入胡适故居,走入适之广场、走入上庄小学和胡适儿时经常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他也把拍摄的花絮收入到片中,演员化妆时,胡适后人隔窗相望,问,“这是干什么?”胡适的扮演者说,“让胡适回家。”胡适后人点点头,满脸高兴。“这应该是温暖的一笔,让始终不曾还乡的胡适能回家看看。”    不过高小龙也在片中强调,“我们并不是在做情景复原,晚年胡适不曾还乡,情景无原可复。”   高小龙还觉得有件事情也很重要,那就是让胡适的后人胡从去趟台湾,到胡适的墓地扫墓。片中旁白说,“胡近仁是胡适的族叔,也是他早年最要好的朋友兼老师,亦是胡适在故乡的代理人。胡从则是胡适故居纪念馆的正式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为家计考虑,胡从的母亲向政府捐献了家公胡近仁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原件,从而换来了胡从这份有着国家正式编制的工作。”从未出过远门的胡从,一进台北的研究院院内,就独自走进胡适纪念馆,等摄像师发现跟上去,胡从已在胡适照片前双膝跪倒,长泣不起。到了胡适墓地,胡从给胡适泡了家乡的金山时雨茶,用家乡话告知长辈会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好,请他老人家放心。这一幕,让现场观众感慨不已。    学者、评论家熊培云在片尾说,“今天我们重回胡适之路,一方面要把它的精神捡起来,另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要去补课,补当年被遮蔽掉的那些课,胡适所倡导的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互相尊重的社会,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在追求自由,却真的缺少容忍。” http://wap.dfdaily.com/html/wh/2012/11/30/902605.shtml

吴麟:言论自由与责任伦理

     ——析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1905年,14岁的胡适求学于上海澄衷学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他写道:“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也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1962年,71岁的胡适在台北逝世,碑文上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2]终其一生,胡适与“言论自由”有着不解之缘。胡适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丰富实践,这从其报刊活动中可窥一斑。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参与创办、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他还形成了独特的言论自由思想,譬如:主张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在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   一、作政论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   周质平曾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概括为“冷眼与热肠”,认为“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指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他的一点清凉作用。”[3]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具体到论政实践中,胡适之所以能有“一点清凉作用”,关键在胡适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1、“敬慎无所苟”理念的提出   “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了一个团体“平社”,拟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杂志,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胡适为此撰写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其中指出:“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4] 具体议政方面,“言论自由须负责任”的理念体现为——应发表负责任的议论。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5]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第1号出版,胡适所撰的《引言》中亦称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6] 1933年,胡适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当时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对此建议,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7]   2、“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   吴相湘为胡适所作的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均 “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8]其中,胡适尤为突出,蒋廷黻曾回忆道:胡适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两点坚强特性,即“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9] 《独立评论》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244期,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对此,毛子水教授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10]这些政论的核心关怀是抗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其中有关抗日问题的政论更是体现了胡适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11]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伸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2]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13]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 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4]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做三十年的小学生”。[15]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16]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17]   二、实现“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具体要求   1932年,胡适回忆:“《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18]“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即是如此,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认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此后,胡适多次阐述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要求。     1、“独立的精神”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涵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0]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21]在1936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22]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5年“沪汉事件”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23]   2、“研究的态度”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24]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在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25]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6]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评道:“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戴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27]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28]1935年,胡适致信准备去日留学的陈英斌,就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29]   3、“清楚的思想”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还应有“清楚的思想”。明白清晰是胡适文章的基本特点。陶希圣曾评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30]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会上,周策纵亦以“平情顺理,清流浅丽”八个字概括胡适作品的风格。[31] 胡适认为:若滥用抽象名词,则思想难以清楚。1933年胡适致信向《独立评论》投稿的孙长元,胡适指出孙的文章有“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的抽象名词”的“时代病”,诸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等。同时,他表示希望“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因为“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32] 胡适在提倡作文应有“清楚的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5年,他以“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的文章为例,指出“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用同一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个不同的意义”。剖析陶文之后,胡适指出:这种“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是“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因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3]这一批评引起陶希圣的不满,胡适致信解释,指出思想笼统流弊甚大,认为“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34] 若要真正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和“清晰的思想”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胡适在与陶希圣关于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信函来往中,还曾提出一条要求——不能公然提倡自己良心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针对陶希圣所提的“两面标准”——学术上可以自责而教育国民时应当“自吹”,胡适驳道:“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35]   三、“敬慎无所苟”理念体现“责任伦理”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不过,胡适却很强调“责任”的道德内涵,具有强烈的“责任”观,将“责任”作为一种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因而,他认为“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追求。   1、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体现   胡适反复强调且尽力践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是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一种体现。“责任伦理”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1919年,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心志伦理”、“信仰伦理”等)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而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不是说心志伦理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这自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36] 可见,“信念伦理”强调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则强调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施路赫特教授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能为”的评价方式不同,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心志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7] 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强调“责任”概念的道德内涵。有论者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换言之,即“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38]胡适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之权责”的人士,虽未及韦伯的范畴和深度,但亦包含了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 譬如:1936年4月12日,胡适针对“广田三原则”所作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发表后,引起各方评论。5月4日,胡适撰文《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回应,重申“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强调“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十足兑现,不折不扣。……个人的挨骂,被刑罚,被暗杀,只是应负的责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责任是国家政府因采纳我的主张得着的种种结果,我都得负道德上的责任。自己肯负十足兑现的责任,然后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他人的考虑和信从。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武’的一天”。[39]在他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40]   2、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动因   1956年,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胡适指出“敬慎无所苟”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他写道:“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辩。……但这种激烈的争辩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41]这段回忆,体现了对“责任伦理”的自觉追求。笔者认为:这种自觉追求有着双重动因。 在个人层面,是因为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1919年,胡适撰文《不朽——我的宗教》,在剖析传统的“三不朽说”——“立德、立功、立言”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不朽论”主张。概而言之,它是指:“个人的一切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好坏大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该文强调了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即:“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42]后在《我的信仰》中,谈及《不朽》一文时,胡适再次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因此“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43] 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坚定,强调“小我”对“大我”的责任。1936年,周作人劝胡适专心“讲学”少“议政”,胡适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事者”,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指出“我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44]在议政方面,他以“负责任的舆论家”这一定位要求自己。1923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45] 在群体层面,则是因为当时身处“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渴望走向社会“中心”。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进入20世纪后,“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因浮动性和边缘化并未完全接替传统的“士”所扮演的社会领导角色,因此在近代中国日益边缘化。[46]不过,近代社会的转型,在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的作用日益突显,故“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有论者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47] 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在《独立评论》时期,他们提出和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为走向社会“中心”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的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丁文江就曾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之际,知识分子并不甘心所处的“边缘”地位,期望走向“中心”,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1931年9月30日,愈平伯建议胡适亲自出马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希望 “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认为“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48]在筹办阶段,胡适等给《独立评论》的定位是“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49]此后的实践,更表明他们期望“负责任的言论”能给“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一定影响,进而在社会“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当《独立评论》一年之内读者由“七千个”增加到“一万三千个”、“好几期都曾再版”,并且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时;胡适说这让他们“‘‘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50] 余英时曾指出现代中国的“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会造成不良后果——“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51]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许倬云笔下的胡适和傅斯年

  作者: 魏邦良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能做研究,能办行政,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这笔奖金。许倬云是残障人士,痛失奖学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主张科学救国,不重视文科,但碍于胡适的情面,破例捐了1500块美金,且说好下不为例。      靠了这笔钱,许倬云得以赴美留学。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相比之下,许倬云和傅斯年关系就更亲近了。因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是他们的校长。许倬云入学三个星期后,校长就找他谈话,勉励有加,因为他卷子答得好。后来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许倬云荣获第一,校长又去找他,大加鼓励。许倬云天生残疾,傅斯年特别关照他,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才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      不屈服权威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精神、政治理念,乃至他们的做人风骨,对许倬云都有很大影响。      不过许倬云并非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两位老师的教诲,他是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一点一点理解并接受了老师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      胡适的做人修养好,他的气量大归功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如果说胡适是从母亲那里“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那么,许倬云则是靠理性、靠慎思明辨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涵养、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他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事实上,许倬云留学五年的突破之一,就是懂得了“慎思明辨”的重要意义:“慎思明辨包括反省,这个过程常常变成我提炼自己的一个手段,且变成生活习惯了。有时候我也会很生气,但是生气以后,另外一个我立刻会在头上冒出来,提醒我不能够这么做。这就是我提炼自己的功夫。”      “容异”与“存疑”是胡适思想的两大基石。许倬云赴美留学后,通过阅读书本、观察社会,慢慢懂得并接受了这两块基石。由此他也懂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结识了一位微胖、秃顶的中年美国人,名叫柴勃尔。交谈中,许倬云向他讨教,作为一位留学生该如何读书学习,柴勃尔对他说:“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此后,许倬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他这句话的影响。读书之外,随时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许倬云赴美求学上的第一堂课,是威尔逊先生讲授的。威尔逊是美国埃及学首席教授,他上课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学期下来,一位日本学生问威尔逊:“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威尔逊先生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学生听后一脸茫然,以为老师在调侃他。而坐在一旁的许倬云听了威尔逊的话,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      留美期间,许倬云就按照柴勃尔和威尔逊的话为准则,来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发现了支撑美国文化的“巨大的结构”: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      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许倬云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许倬云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时候,许倬云发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已与胡适越来越近。      捍卫学者尊严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全才:“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做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      从身兼数职方面来看,许倬云很像傅斯年,因为他也做学问也办行政,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李济访美时就对杨联陞说:“史语所来了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      傅斯年是个严守规矩的人,任史语所所长时,他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在严守学术规矩方面,许倬云颇有乃师遗风。      1963年,中央研究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许倬云承担编辑任务。当时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写稿。但一些专家不按规矩办事,交了初稿后不愿修改。许倬云没办法,对不肯修改的,就把审查意见和审复意见两文并列,让读者自行判断。他知道这个做法有点伤人,但他说:“我要对得起文章啊!”一些老专家把状告到杨联陞那里。杨联陞批评他:“你一点尊师重道的观念都没有!”许倬云答:“杨先生,我们学术有学术的规矩,我照规矩办事。”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胡秋原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在系里的课拿掉。这些人都有来头,许倬云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但他宁可挨骂,也严守高等教育应有的规矩——不让官员给学生开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课。      李济是许倬云的老师,他对学考古的弟子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收买古董,因为那会鼓励挖坟盗墓。许倬云谨遵师命,不玩古董。张光直任中研院副院长时,一批竹简从湖北偷运至香港。张光直募集了300万港币,想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担心是假货,就让许倬云把一下关。许倬云交了10万港币的定金,将竹简拿回去研究。他确定全是真品,但却建议张光直退货。张光直问,既是真的,为何不买?许倬云答:“买就坏了我们史语所的规矩,就是鼓励偷坟盗墓。”许倬云宁可不要那十万块定金,也不肯坏了史语所的规矩。到手的真货不得不退回,许倬云其实也难过,但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傅斯年炮轰两届行政院长,气冲斗牛,名震一时;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许倬云赞叹:“这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而许倬云在捍卫知识人的尊严、弘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教育部突然来函说,据有关方面反映,你们用的教科书篡改了历史,必须换政战人员编写的教材。许倬云当即回函要对方告知“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对方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倬云便正告对方:“如果我是贵党党员,你们可以用党部的名义发文给我,但我不是贵党党员,碍难从命。”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许倬云尊重、服膺乃至敬仰胡适、傅斯年两位恩师。但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也指出两位恩师的局限所在。      许倬云承认胡适的贡献很大,但他也实话实说“不赞成胡适的科学主义”,并且批评胡适的“德先生”也不太清楚。      王小波是许倬云的得意门生,他转述了许倬云对中国人科学观的精辟分析:“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胡适和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傅斯年的两句名言强调的都是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他看重的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      许倬云当然也重视史料,但他同时也很重视理论。他的主要著作、重要观点都得益于马克斯·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这一观念给了许倬云如下启示:“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贝尔斯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      由此,许倬云确立了写作《西周史》的总思路: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扩展。      许倬云还把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观念,延伸到个人生命中,遂得出如下结论:“每个个人生命里面也有类似的一段枢轴世纪;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是文明的出现,在个人的生命里所谓轴心世纪是自觉性的出现,主轴是生命的尊重,终极关怀是生命的完成。”      许倬云用“仁”来概括这个“生命的完成”,于是他对“仁至义尽”有了如下解释:      “今天我们常常用‘仁至义尽’这四个字,但文天祥讲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也就是‘义尽仁至’。我对‘仁至义尽’的解读不同一般人,是照着文天祥的次序来讲,义是外面的,我做的工作做完了,应该尽的一切责任都完了,这时候我们的仁才算完成。因为我做仁的工作做完了,一切该做的都做尽了,所以我完成了自己,‘仁至’是仁就来到了,不是到达极点,是来到了。”      至于马克斯·韦伯,则为许倬云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他说:“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显然,韦伯的“理想型态”说为许倬云提供研究学问的先进武器。      许倬云主张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他说:“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所谓“掌握大线索”,其实就是胡适说的“大胆的假设”,而必须借助于某种理论,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假设”,亦即“掌握大线索”。      重视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理论中获取灵感,或许正是许倬云对两位恩师的一种超越。      “第三只眼”      许倬云和胡适、傅斯年最大的分歧可能是,在五十岁那年,许倬云抛弃了褊狭的国族观念。      赴美留学后,许倬云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次,主治医师爱克逊对许倬云说,如果台湾也有“残疾儿童之家”这样的机构,他愿意赴台做援助医生。许倬云感谢他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爱克逊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他还说,他没想到是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的是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区域的病人服务。许倬云听了他的话,为之汗颜,他觉得自己还跨不过民族思想这一关,还不能像爱克逊这样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管当时的许倬云还对爱克逊的想法敬而远之,但爱克逊民胞物与的胸襟对他无疑具备一种感召力,为他后来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      许倬云五十岁能抛弃褊狭的民族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学术研究中,他认识了一些日本学者,知道了当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有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反战而被捕甚至被杀了。由此,许倬云认识到,有罪的是日本军阀不是日本这个民族,要恨这个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不必仇恨这个民族。      促使许倬云思想转变,还因为,在一些朋友的启发下,他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可怕面目,而“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      “我到五十岁才把爱国主义放到一边,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思想转变,很大的原因就是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说一个日本教授,经历二战期间政府对日本人的迫害;还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在我们那里教书——这些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参加一个群体,是你自己的事情。”      傅斯年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常说的一句话铿锵有力:“汉贼不两立”;胡适早年在美国读书期间曾钟情世界主义,但后来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他又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并声称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政府。对于许倬云的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位恩师会首肯吗?换句话说,许倬云“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是对两位恩师的背叛还是超越呢?      不管对错,许倬云的结论完全出自独立思考。      由于身有残疾,同伴读小学时,许倬云只能在家“杂读群书”,广泛而随意的大量阅读为他后来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一个宽厚的基础。大学时,许倬云原本读的是外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同时兼修了考古系和中文系,横跨了四个系,这样“兼修并学”对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回顾这段求学生涯,他感慨道:“我从别系中学的科目,得益良多。我撒网撒得很宽,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触类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为没有用的知识,后来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赴美后,他浸泡在不同文化圈宗教圈中,参加形形色色的讨论,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吸取营养,终于炼出了“第三只眼”,摆脱了前辈们的局限,看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无福欣赏到的学术风景。      尽管胡适、傅斯年对他影响巨大,但拜通识教育所赐,许倬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文依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许倬云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编写)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79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胡适的反共产思想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前言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但这并不表示胡适的著作和研究全无禁区。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胡适晚年所写重要的反共文字多未收入, 而所有大陆所出有关胡适的研究著作,对胡适思想中的这部分不是轻描淡写,就是痛下批判。因此,胡适的这方面思想在大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展现和受到认真的对待。      这个情形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在台湾和海外的胡适研究上。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上的忌讳,而是胡适重要的反共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就更为困难了。      胡适著作在中国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的思想至今仍有违碍的地方,而这点违碍也正是“胡适幽灵”精神之所在。胡适晚年所写文字有不少是早年作品的摘要或复述,他的反共言论却是他晚年的“新作”。      中国大陆的学者,谈到胡适的反共,则不假思索地用些“反动”等不堪的字眼加诸其身。其实,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进步;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斗争,他的不妥协;胡适的“反动”,也正是他的思想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光焰万丈之所在。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就胡适思想整体而言,反共并不是它的“体”,而只是它的“用”。换句话说,一种反对意见的提出,必然是在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受到威胁或挑战以后,被动的,甚至于是不得已的一种举措。所以要了解胡适的反共思想,必须先审视他思想体系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价值取向是和共产主义不两立的。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胡适的反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他对广大众生的悲悯。这种悲悯是来自“抗争”,而不是“容忍”。      胡适一生服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实验主义,在社会改造上,反对彻底通盘“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来。 胡适经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话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Progress is not a wholesale matter, but a retail job, to be contracted for and executed in section.) 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团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分化成左右两个营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彻底改变,这恰是胡适主张的反面。这点基本态度的不同是胡适日后反共的哲学基础。      1930年3月10日,胡适写《漫游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同年4月13日,写《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地表示了他反对暴力的革命:      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      胡适早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期,就反对急于求成的革命,在他看来,任何急进和暴力的革命,都不免是表面的、短暂的,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浪费。他毕生所鼓吹的是:社会改革是没有捷径的,是必须从基础做起的。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他明确地指出“激进的革命与点滴的改良”(radical revolution versus piecemeal reform)是独裁与民主的根本不同之所在:“独裁政权的首要特征是他们都支持激进并带有灾难性的革命,而他们对特定的改革则讥之为肤浅而无用。”(The firs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s that they all stand for radical catastrophic revolution and that they all scorn and spurn specific reforms as superficial and useless.)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又提到了他在十三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并引了其中的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会导向政治的独裁。”(All social radicalism must inevitably lead to political dictatorship.)并引了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毫无疑问的是最独裁的东西”(Revolu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uthoritarian thing in the world)。 可见直到晚年,胡适没有改变过他在《问题与主义》中的基本信念。      胡适思想中反共的另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他一方面强调个体需为群体服务,个体的生命必须透过群体才能达到不朽; 但另一方面,他绝不抹煞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换言之,群体绝不允许假任何名义,对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进行压迫。“多样并存,各自发展”是胡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信念。任何违背这一信念的主义和教条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中,指出独裁集权与自由民主的另一个思想上的冲突是“一致与多样。”(uniformity versus diversity)的不同。他说:“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ly individualistic.)他认为:      严格的要求一致必然导致对个人自发性的压迫,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的是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      The desire for uniformity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initiative, to the dwarfing of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effort, to intolerance,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nd, worst of all, to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moral hypocrisy.      1949年以后的中国正是极端的要求一致而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胡适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种种问题,显得特别真实。      1955年,胡适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对民主的精义有极其独到的解释,最可以看出胡适思想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胡适一生除了鼓吹自由民主之外,同时提倡怀疑的态度,要人们不轻信任何没有证据的东西。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的名句是: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并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提倡者的武断,和追随者的盲从上。1931年,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类似的话又重说了一次:“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伹都不是针对马列思想的本身,而是针对信仰者的态度而言。1953年,胡适把这种不轻信权威的怀疑态度视为共产党批判胡适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适一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谓生产方式是决定历史发展最后和最主要的原因,在胡适看来,这至多不过是一个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胡适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始终强调偶然、多元,而不认为有最后和唯一的解释。这种偶然说的形成早在他幼时读《资治通鉴》,读到范缜《神灭论》时,即已种下因子。 这一点思想的种子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行事”, 使他不能轻易地接受对历史发展所作一元的解释。胡适并没有写过专论历史发展的文字,但从他零星的论述中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1927年1月25日,胡适和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在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胡适向比尔德提出历史的偶然说却绝不偶然,比尔德以写《美国宪法的经济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著名一时,他是偏向于从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学者。 因此胡适的偶然说是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提出的。      1935年,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对历史发展一元的解释,提出了批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在1920年代,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也是唯一解释。接受这个理论,往往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胡适根本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元解释,就更不必说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了。      胡适实验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使他不能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科学态度,使他不能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确切实验结果之前就妄下判断。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说: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这个态度和他1917年在美国留学时初闻俄国革命时的欢快心情是类似的。他当时认为“新俄之未来”是“未可限量的”,并曾有“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诗句。      1954年,胡适对自己二十七年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评价有过“公开的忏悔”。 当然,这个“公开忏悔”也是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晚年定论”。      胡适一点一滴温和的改良主义,主张多样并存,发展自我的个人主义,不轻信任何权威的怀疑精神,对历史发展多元偶然的解释,这种种都使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这些哲学上的基本信念是胡适反共思想的基础。      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      胡适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有过一段时间的低估和错估。在1928年5月18日的日记里,记了他和吴稚晖的一段谈话,吴稚晖认为:“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么想”。 1953年11月24日,胡适写《追念吴稚晖先生》又重提了这件二十五年前的旧事,承认自己的错误,佩服吴稚晖的远见。      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两党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发了一个电报给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力陈此意: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从这通电报最可以看出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和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个性。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回忆录《旅华五十年》(Fifty-Years in China)写《前言》(Introduction)时对马歇尔(Marshall)和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有所批评,认为马歇尔所主张的国共和谈是个实现不了的空想,(The Marshall Mission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impossible objectives.)但胡适同时指出当时他自己和司徒雷登是同样的幼稚:      其实,在那理想主义横溢的年代里,我也是一个国内事务和国际政治上的生手。我竟然如此天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发了一通长电到重庆转交给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严肃而又诚恳的向他说明,现在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一个庞大的私人部队……当然,我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In fact I, 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 So naive, indeed, was I that shortly after V-J Day I sent a lengthy radiogram to Chungking to be forwarded to my former student Mao Tse-tung, solemnly and earnestly pleading with him that, now that Japan had surrendered there was no mor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a huge private army...Of course, to this day I have never received a reply.      直到1947年胡适才真正感到共产党在世界上对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胁,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把“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归为同一类的政党。并指出:这类政党“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有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不惜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这类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虽然,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俄国共产党,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以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其集权却更远甚于胡适所说。 我相信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已清楚地感到共产党在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了。      1947年8月1日,也就是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发表之后十二天,胡适在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明白的指出: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这个时候,胡适已清楚地感觉到这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逼人而来了。胡适发表这篇文章,也无非是在逼人的逆流之下,希望大家对民主自由维持住信心,但他似乎还没估计到这股逆流竟能在两年之后席卷中国。      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发表之后23天,胡适又写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一文。在文末,他语重心长的呼吁: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1948年3月21日,胡适在给周鲠生的长信中,表示了他对苏联彻底的失望,并指出:“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雅尔塔密约签订之后,使胡适“不能不承认有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      从上引胡适1947和1948年发表的四篇文字来看,他的心情真是一篇紧似一篇。虽然他已经清楚地指出共产党所代表的是集权专制和侵略,但他的批评却始终是围绕着国际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而未及中国共产党一字。这绝不是他还没看出中国共产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和企图,而是他仍然想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一定的超然。作为一个无党派自由主义者,他仍然对两党政治怀着一定的梦想。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批评是在1949年以后。      从思想史上反共产      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晚年思想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个新使命。在一篇大约是1955年手写的中文残稿中,胡适把原来拟好的题目《胡适是应该被清算的》改成《我是根本反共的》。 虽然这只是一篇残稿的题目,但却很有意义。显然胡适认为反共是他“根本”的态度。他对这个态度不但不回避,而且以此自任。      1955年,也正是批判胡适思想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胡适写了《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我在这三十多年之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字。”然而,在批胡运动中,胡适却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克思主义战线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周扬则宣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这些“罪名”,或许也曾耸动一时,但现在看来却成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业绩了。胡适不但是反共的,而且是共产党思想上的头号敌人!      胡适的反共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的。其一是从他终身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中,来阐发自老子以来的自然主义与以孔子为代表的理性人文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的正宗和基底。这个崇尚自然和理性的思想基本上是反独裁、反暴力的,任何带着宗教狂热的迷信和暴力都不能轻易征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这个理性的人文主义不但是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是共产党思想控制所遇到的“抗暴防腐”力量。      在一篇五十年代所写冠题为《共产主义,民主与文化形态》 (Communism, Democracy, and Culture Pattern)的英文打字稿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思想和文化之中有没有什么成分是集权和暴力所不能摧毁的,而这个成分终将成为推翻暴政的最后力量。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他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能有效而且长期的抵抗共产主义:      1.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对所有政府干预的极度厌恶。      2.一种爱好自由与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尤其是对知识、宗教和政治批评的自由。      3.传统对个人权利和对怀疑态度的推崇——即使是对最神圣的事物的怀疑。      1. An almost anarchistic aversion for al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冉云飞评《光焰不熄》:重现被遮蔽的胡适

  冉云飞/文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近三十年内的中国大陆,除了五十年代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的脸谱化攻击外,对胡适根本没有像样子的研究。我记得从七八年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发表了耿云志《胡适小传》、七九年《历史研究》发表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同年《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胡适关于《水经注》的文章开始,逐渐有人开始做些政治正确的“研究”了,如像朱文华的《胡适评传》。此书现在看来,学问不扎实,观点很老套,但在1988年的大陆却也有点报春的味道。      此中尤以耿云志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个人也是因胡适研究而自我成长的一个标本。耿云志早期对胡适的评价,和大多数人一样,宁左毋右,有令人失笑之处。可是耿对学问有着知识上的诚实,其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真诚,从史料中得出。后来他编有《胡适秘藏书信》(四十二册)和《胡适书信集》(与欧阳哲生合编,三卷本),为胡适研究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91年胡适诞辰百年之际,耿云志组织了四九年后大陆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胡适研究纪念会,结出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与闻黎明合编)一书之果实。相应地,海外亦开始注意大陆的胡适研究,如在美学者李又宁作过胡适在大陆四十年之类的综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胡适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如欧阳哲生、谢泳、罗志田、胡明、章清、陈平原、孙郁、陈漱渝、智效民、程巢父、沈卫威、沈寂、廖七一等。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胡适研究者如余英时、唐德刚、周质平、江勇振、周昌龙、张忠栋、陈之藩、王汎森、费海玑、潘光哲的作品和文章也传到国内,形成了一股研究研究胡适的合力,使得胡适的研究在大陆呈现一点“显学”的意味。      民间也没闲着,2007年我和一干朋友在天涯社区开了个“网上胡适读书会“的博客,每个月请一人做研究胡适的心得,坚持了五年,从未中辍过。以今年为例,除了学界继续研究胡适思想及相关问题外,《东方早报》等发表了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的文章,而《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分别做了专辑,更有邓康延和高小龙等纠合民间力量,拍摄了大陆第一部胡适的录片《重回适之路》。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胡适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州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周质平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算是适时而来。      一、重现胡适“中国情怀”      我关心和研究胡适,大约也有十年的历程了,读过不少关于胡适的东西,但周质平这本依旧有他不可替代的新意。周质平利用他在普林斯大顿教书的方便,搜罗了胡适与其女友韦莲司的信,写出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胡适的情缘与晚境》等著述,对研究胡适的情爱世界和留学时期的生活、思想等,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更为难得的是,他搜罗了散见各报刊(包括未刊)胡适所写的英文著述,细大不捐地编成三卷本《胡适英文文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更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人们了解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胡适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我们都深知胡适在中文著述里,从最早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文字开始,非孝、提倡妇女解放、反对早婚及包办婚姻,几乎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可是他留学四年后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之婚俗》却为包办婚姻和早婚提供辩护,反而认为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成婚是不堪的社会习俗。事实上胡适早已奉母亲之命,与江冬秀订婚,并对这桩婚姻在骨子里并不认可。即便他在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后,他依旧写信给族叔兼朋友胡近仁说,他对这婚姻只不过是不愿违抗母命。我认为胡适在《中国之婚俗》里所说早婚及包办婚姻好处之理由,如可以避免女子暴于婚姻市场而除尴尬,可以解除年轻人寻找配偶的焦虑等,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对此周质平说:“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姻制度辩护,不如说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来一个理由”(P354)。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周延地解释胡适为何几乎在所有英文著述里,与中文著述里的观念如此不同乃至完全相反。      在《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一文里,周质平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胡适为何在英文著述里,对中国许多他批评的事物,如此曲为回护。除了“前言”和“结论”外,周质平从“从逻辑到科学”、“民主与自由”、“妇女问题”、“中国在进步”四个方面分析了胡适英文著述的内容。比如在中文著述里胡适说理学杀人,在英文著述里却说“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点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比如1951年写作的《中国传统的自然法》里,胡适不仅将汉代的《五经》解释成“自然法”,而且认为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圣经》,这与他在中文著述里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胡适是个有着健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有他们那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思想。只不过胡适的理智和学问,以及民主自由的常识,可以使他不会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深渊而不能自拔。但他的父辈及自己都身受外国凌侵、战争的毒荼,国家如此贫弱,使他无法不在情感和实用上尊重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富强所起的现实作用。胡适大部分英文文章发表的现实语境是:一是抗战时期,作为大使为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二是四九后中国大陆进入铁幕之中,台湾亦在威权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适难免要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里民主自由的资源,让世界上的同情者不要舍弃在灾难里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有“为宗国讳”的嫌疑,也难免在“国界”与“是非”之间陷入一定的内在紧张。      换言之,胡适浓厚的民族主义,以及为争取民主国家的理解与奥援,使得胡适不得不大量发掘中国文化里的正面因素——这些在中文著述往往被批驳得很厉害——以使世界上的友善之国,不至于目中国毫无可救之余地而舍弃之。也不妨说,胡适一生都有这样的“国界”与“是非”的无解之矛盾,以及在学问上有着体用两方面的内在紧张。但正如周质平所说:“谈胡适而不能抓住这点‘中国情怀’,谈的都不免只是他的影子,他的躯壳,而不是他的内涵和精神。这点‘中国情怀’是胡适一生安身立命之处。”(P353)      二、发掘胡适思想遗珠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真正新我耳目的章节,是周质平解读胡适英文著述何以与中文著述有诸多矛盾。但也许对大陆了解胡适不多的普通读者来说,最令他们惊讶的一章,无疑是《胡适的反共产思想》,因为这不符合读者们心照不宣的阅读预期。众所周知,出版审查中充满着神秘主义的管制方式,你觉得它断无可能出版,但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而《胡适的反共产思想》这种“漏网之鱼”会让读者、作者都充满惊讶,同时出版者也有着提心吊胆的顾虑。      周质平在书中的其它文章里,常常批评大陆出版胡适书籍特别是《胡适全集》,删除了不少反共产及相关违碍文章。他在《胡适与林语堂》一文里述及了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重印英文版《吾国吾国》时删除违碍文字时的“出版说明”:“林氏的某些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这绝不代表我们作为出版者的观点,希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为指导,慎审明辨。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个别地方的删节也请读者理解。”出版者写这样的“逃责”说明诚属不得已,除了有掩耳盗铃之功效外,还向官方作一种公开的输诚,以表明“我们也是听话的”。正是用这样的方式使鱼网网眼变大一点,以便漏网之鱼得以与更多读者见面。      上面如此多的词费,是为了想证明读者的惊讶是有道理的,因为作者周质平亦同样有点惊讶。“有些文字,在10年前,我绝不敢寄望能在大陆发表,这次能和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欣慰”(增订版序),此话诚非泛辞。出版者也玩了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更有“味道”的“出版说明”:“本书所收个别文章写作时间较早,世易时移,仅代表作者当时的一家之言,为了便于参考研究,内容仍然保留全貌。”这个说法固然有使鱼网网眼更大的功能,但并非全是托辞。因为有的文章发表较早,但后来有新资料出现,作者不及更改。如《胡适与钱玄同》一篇里周质平说钱玄同少有人研究,没有传记,又没有日记,为其编年谱困难等,都不是事实。作者2002年撰写此文时,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吴锐的《钱玄同评传》1996年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文章撰写的当年9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巨册《钱玄同日记》。      但我还是要认为《胡适的反共产思想》的确是周质平此书里最重要的文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适倡导民主自由,批判极权政治,是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批评者,但究竟是怎样批评的,很多人却不甚了然。即便胡适研究者,大多也只是零星读过一些胡适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何况周质平说“胡适重要的反共产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更为更困难了”(P201)。一如既往,胡适批评中共依旧是有理有节的,散发着理性平和的光辉。关地此点周质平从“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从思想史上反共产”、“对现实的直接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条分缕析地解释了胡适反共之所由来。“多年来,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把胡适反共歪曲成是为了讨好国民党来打击共产党。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诬蔑。在胡适的思想中,‘党’之上是有‘国’的,‘国’是‘千秋’,‘党’只是‘朝夕’。胡适的反对共产主义和他毕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共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他是为了人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P224)      三、再读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的关系,大陆有很多人研究,谢泳还曾编过一本学者之间的争论集《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不少人停留于非鲁是胡,非胡是鲁的阶段,而无法深入研究进去。很多人认为胡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鲁迅更体恤下层民众,其实这是只知见树木,不见森林。“‘群众’在鲁迅眼中,是愚昧、无知、自私的同义词,而他自己是自居于‘超人’的。在铁屋中呐喊,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这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共产党的批评家总想把鲁迅的伟大建筑在‘群众’和‘左’上,其实这两点正是他最不值一提的。”(P5)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吹捧的鲁迅,并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木偶与工具。      但问题是,鲁迅为何容易被共产党利用,而胡适并未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利用,甚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边都不待见呢?大陆吃鲁迅饭的人特别多,因为官方的支持,鲁迅和曹雪芹一样成了就业机构。一成就业机构,那里面的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真能研究出东西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来,如果有鲁迅研究的真课题,无非是“鲁迅为什么被利用”和“鲁迅为什么不高”,前者可以做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后者可以做心理学解剖,可惜至今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一文也未及此点。      鲁迅为何晚年参加左联?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我觉得周质平的一段话,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说鲁迅入左联全是出于哗众媚俗,固然不甚公允,说他完全没有被群众牵着走,也未必是实情。许多自认为是青年导师,领导群众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被群众带着走了,失了自己的故步。鲁迅入左联之后,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从领导群众到被群众领导的最好说明。”(P25)知识精英往往思考“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利用的问题,但知识精英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自己被“乌合之众”利用的问题。“杀人马者,道旁儿”,谁都知道,但当有人使尽鼓掌时候,你未必就一定不是那匹跑死了的马。而且即便跑不死,也会在不愿跑的时候被哄着跑。你不一定同意周质平说“与鲁迅相比,胡适是比较耐得住寂寞的,是比较能够在掌声喝彩之后寂寞度日的”,但这点足够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在《胡适与赵元任》一文里,周质平特别拈出赵元任的家庭和胡适的家庭进行对比,尽管并没有深层地涉及家庭教育问题,但我认为他已敏锐地观察到家庭教育问题对两家的不同影响。胡适算得上是教育家,但他的家庭教育恐怕并不完美,他很少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与赵元任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在英文中为包办婚姻与早婚辩护,除了有可能为自己的婚姻辩护外,还在现实意义上反证了包办婚姻在某种意义上的缺陷。胡适与江冬秀婚姻好坏,他人说起来容易隔靴搔痒,但胡适应酬太多,自己的学术工作和社会活动也要做,而江冬秀不少时间在麻将桌上,未免减少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胡思杜惨死大陆的悲剧因素很多,家庭教育之缺失,在这里面有没有一分原因——胡适影响了万千人,独在左倾思潮弥漫的时代无法影响自己儿子的价值选择,这里面可解释的意蕴太多了——值得人们思考。看了赵元任的家庭之乐,1939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给江冬秀写了封信:“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意识得到是一回事,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这点为人父母者想必都深有体会。      四、还需纠正的讹传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并非完美无缺。如上所举《胡适与钱玄同》一文就有一些可正误的地方。关涉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常常提及“打倒孔家店”的事情,很少有人怀疑“打倒孔家店”之说法的有无。为了写作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我查了不少原始文献,至今没有查到“打倒孔家店”的原始出处,更不知为谁所说。后来在《国家历史》杂志上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0-02/720342.html)一文,真是于心有戚戚焉。对于“打倒孔家店”一说,大陆上以讹传讹者固然不可胜数,如冯友兰在五十年批判胡适时曾说胡适:“他也说是跟着别人打倒‘孔家店’,可是实际上他是‘孔家店’的保护人。”(转引自《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40)冯在这里想剥夺胡适“打孔家店”的发明权,以便不把他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却讹成了“打倒孔家店”。      但海外一些研究五四和胡适的重镇如余英时等,讹传的也都是“打倒孔家店”。与胡适多次通信的陈之藩说:“先生(胡适)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想法现在是否有些商榷,有所修正,如冯友兰先生似的。先生说的善未易明,善未易察是什么意思?”(《陈之藩文集》一之《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第二封P45,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陈是一位科学家,行文做事也特别严谨,读胡适著述甚多,依然袭用旧说。“批评胡适‘打倒孔家店’的人何止千百,在这里他独举冯友兰而不及他人,正可以看出他很在乎冯是不是了解他的意思。”(《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39)我们不说批评“打倒孔家店”正确与否的问题,关键是,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一说。“打倒孔家店”之讹传是由胡适给《吴虞文录》作序,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名言而来。且不说“打倒”是个完成时,“打”是个正在进行时。大家都知道胡适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著称,但根本没有多少人想过胡适会不会把话说满到孔家店已被“打倒”的地步。虽然这只是个小细节,传讹以至习非成是,终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纠正的。      2012年8月15日至16日于成都      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2_08/16/16860514_0.shtml   

胡适——未完成的回归

  周昂        1949年以前的全民偶像,50年代的“反动文人”,如今熟知于一个窄小的圈层,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胡适的回归之路依旧没有走完。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对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普通人来说,胡适只是一个面目可憎而又难以说清的反动派。        “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出生于1959年的演员六小龄童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曾在2009年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他在两岸之间形象的差别,在这一段时期被对比得黑白分明。        2月26日这一天,台北各界赶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蒋经国于早上8点05分第一个赶到,他说,“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使我无限难受”。三天后的3月1日,全台湾公开瞻仰遗容,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对胡适遗像、遗体三鞠躬。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3月2日。上午公祭后,下午大殓发引。胡适灵柩被盖上了“国旗”和北大校旗。灵车从殡仪馆开到松江路,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送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动用一辆警车开道。灵车驶入南港镇郊后,“路旁一些贫寒人家在门口摆上路祭的香案,祭品有的只是些甘蔗、杨桃、香蕉、桔子和三炷香,案旁的男人或女人,手拈香火,双手拱拜,他们简直把胡适当成‘神’一样地恭敬着。”有记者写道。        这天,参加胡适大殓发引的民众高达三十万人。类似的景象,大陆的百姓们第一次经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新中国对胡适的离去没有丝毫反应。2月24日胡适病逝当天,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除了外交部抗议美国对越南南方武装干涉的声明属“国家大事”外,便是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物,邮电部发行了“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江苏省培训技术人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春灌,等等。        1962年7月,正在上学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放暑假,回老家安徽绩溪上庄——也是胡适的故里,把“胡适死了”的消息告诉绩溪父老,“老一辈读过书的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点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一个人的胡适路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北大街的东厂胡同1号,原本是胡适从1946年到1948年的住所。今天,胡适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坐落在其原址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7月,被称为中国“胡适研究第一人”的耿云志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1971年,历史为胡适的归来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负责人是李新。1972年10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        34岁的耿云志成为了第一批加入者,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又偏重思想文化这一块,胡适研究就成了逃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从这时起,耿云志开始接触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极左思潮依旧占上风,胡适这个人物依然敏感,不能做系统研究。“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观念,胡适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耿云志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的各方面工作。耿云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所里留存的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的胡适资料大致翻看了一遍。        此时,耿云志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些过去不同的理解:“胡适不是原来批判那样不学无术,而是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胡适是居功至伟,而且对国家、民族有长远的有利影响,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耿云志撰写的《胡适小传》发表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在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功劳做出了肯定。不过当时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有红学研究,“胡适对红学可以说是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很重要的一步,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些观点当时未能提及。        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了思想解放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二年,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中央指示,准备组织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耿云志受李新嘱咐,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章中“几乎全面肯定他的主张”。这篇文章被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拿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新鲜,而且也无法辩驳,“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占有那么多的材料。要不读那些东西,根本没法批我写的东西。”耿云志说。八十年代,胡适研究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冻。        1979年版的《辞海》对胡适的介绍,虽然保留了“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等评语,但也肯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到了1999年版《辞海》,上述反面评语也消失了。        不仅学界,一些普通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的一天,西安的外文书店搞了一个港台书展,高中刚毕业不久的高小龙在其中惊奇地“看到了一批我们历史里面所谓的坏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个封面的照片就是胡适坐在那儿,面对镜头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当时的刺激特别大。我那个时候对胡适只是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坏人,怎么会卖他的书?另外我说这个坏人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坏人,怎么长的样子这么好看,这么亲切,这么温和的一个人,哪是坏人啊?”        二话不说,高小龙把这本书买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带回去看,很多东西当时看不懂的,但是书就当宝贝一样放着。        未完成的回归        但是,胡适的回归之路依然不平坦。        1979年,黎澍与耿云志商量重印《胡适文存》,请耿云志做校对。校对了一多半,耿云志突然得知,中央一位大员在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发话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这是原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下面还有更狠的话,‘谁要出版胡适的东西,我就跟他拼命’。”《胡适文存》因而宣告夭折。       1986年,安徽绩溪写了一个报告,上交到统战部,希望把胡适故居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来征求耿云志的意见,并邀请他去部里开了一次讲座。“讲完了说,你干脆替我们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后来报告批示说对胡适还是要避谈,目前对胡适仍以不作全面评价为宜。不作全面评价,就等于不评价。所以统战部也没有对安徽做批复,安徽后来自己把它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是胡适诞辰一百周年,耿云志萌生了再组织一次研讨会的念头。但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出面搞这个事,都怕犯错误,被人追究”。趁着一次开座谈会下来休息的时候,耿云志与当时的社科院院长、党史研究权威专家胡绳说起了这个想法,“我说明年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尽管大家对他的看法、评价不一样。但是胡适在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建立的影响是谁都否认不了的。明年估计海外各地都会有活动,组织纪念。我们大陆的学界如果一点反应没有,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人家得说这些人当时怎么想的。”胡绳果然支持了他的想法,这使得耿云志得以用近代史所的公章向全国发邀请函。        至于地点,耿云志曾经考虑过合肥、黄山,但在绩溪宾馆,有个工作人员的话将他彻底打动了,“他说耿老师你在北京举行我们什么话都没有,你要在别的地方,不在我们绩溪举行,那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可见故乡人民对胡适还很尊敬,很有感情。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的论文集《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后来竟有机会再版,共发行了一万多册。这是很少有的。“1991年以后全国形成了一个气侯,后来唐德刚说形成一个新学科——胡学。”耿云志说。        此后,《胡适全集》上马,由耿云志任会长的“胡适研究会”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胡适研究步入了一个快轨。进入新世纪,耿云志认为胡适一些政治方面的主张也可以开始提及了。        2009年,最新版《辞海》的“胡适”词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胡适“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这或许可以视为一个例证。2010年5月24日,北大一场以“胡适人文讲座”命名的学术活动,被一些媒体认为是“胡适归来”的表征。        但是,“我想把胡适研究从学者圈走出去,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来了解胡适、认识胡适。这个做起来有难度。”耿云志说。        高小龙或许会对这句话有同感。2012年7月,高小龙执导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小型看片会。这是媒体人邓康延筹拍的《先生》系列中的一部。“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戾气,充满那种不宽容,充满暴力的基因,人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这很可怕,随时都有那种撕裂,真的是有彻底断裂的可能。胡适温润的性情,包括这样的宽容,是我们社会需要的。”高小龙认为,这部纪录片有别于以往作品的地方在于,它更加侧重于探讨胡适对当下的意义。        片子一开始,是一句旁白,“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项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这句旁白,是这部纪录片的年轻女制片提供的,她说这是她们这些80后非文科类大学毕业生对胡适的普遍印象。高小龙觉得这句话为他的这部纪录片提供了绝佳的启发和特别独到的切入点,“胡适之的一生,被压扁到今天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一个2分试题里了。”        随后是一段街头采访,问“胡适是谁”。“他是一个美男。”一位女生的回答引起全场观众一阵哄笑。        高小龙说,当时一共采访了六七十个人,“特别明显,就两极,要么就是特别了解,片子后面北大的学生,说得头头是道,基本上把胡适的东西给概括了,要不然就是完全茫然,没有中间层。”        胡适离开得太久了,他的知名度依旧仅限于窄小的圈层中。正如陈丹青在片中说的:“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你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显然,胡适向民间的回归,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74岁的耿云志目前的愿望是,“第一,如果有机会,搞一次中学生和小学生作文比赛,就以胡适为题,可以考虑在胡适的故乡绩溪,或者在北京哪一个学校里面小规模搞一次,积少成多;第二,我想呼吁一下胡适的故居,也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起来。胡适在北京住过好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没法找了。钟鼓寺的那一处很确定,应该保护起来。”        曾几何时,胡适是学生们的偶像。1952年11月26日下午,胡适在台北第一女中发表完演讲,走出讲堂后,被早已守在那里的数百名女生团团包围,要求签名留念。进退维谷时,幸有校长江学珠帮忙,胡适才匆匆挤上汽车,突围而去。        此情此景,时人只道是寻常。      来源: 中国周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81565735.html

今天,如何解读胡适?

  周质平,雷颐 欧阳哲生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新书发布活动(文字记录)   主题:今天,如何解读胡适?   主持人:九州出版社总编辑 王杰   嘉宾: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本书作者)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胡适研究专家)   2012年8月2日上午,北京三联书店      王杰:各位嘉宾,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社最近出版了《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本书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另外,到场的嘉宾还有两位学者,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另一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欧阳哲生先生。      我是九州出版社的总编辑王杰,今天的主题是“今天,如何解读胡适?”,我想先说几句,我们出版周老师的这本书,有一个前提,是我见到周先生的时候,被他的学问所打动,九州出版社这两年主要是以学术著作为出版方向,出版学术著作,包括出版胡适的著作,要有一个心态,那就是“心平气和”,温和的研究学术,出版胡适的思想研究,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另外一种思路,作为另外一种学术思想作为参考,这是我们的初衷。      下面请本书作者周质平先生讲话。      周质平:谢谢王杰先生,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到北京来。      我想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上与学术发展上会很明显的看出来,把胡适和鲁迅这两个人作为两个不同的典型,鲁迅当然是一个正面教材,胡适是一个反面教材。鲁迅,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称他为“三家五最”,是“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等。而胡适呢,在五十年代初期,周扬给他定的调,是“马克思主义最狡猾、最坚决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是当时五十年代初期 “批胡运动”开始的时候,周扬给定的调。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说,鲁迅在他的身后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大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人,有官修的全集,有官修的故居,有官修的博物馆,甚至于有官定的评论,都是官定的。而胡适呢,没有这些。      胡适,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都受到了一定的冷遇。一直到现在为止,出版最全的全集是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的《胡适全集》,但这个全集是算不上“全”的。在这里,我不是在苛求出版社做到“求全”的全,而是有许许多多的文字,我都可以看到的,包括中文的和英文的文章,都刻意的没有收入《全集》之中。换句话讲,胡适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忌讳。他的很多文字不能收在他的全集里面。而正是这一点“忌讳”,恰恰说明胡适的作品、胡适的思想都是和当今息息相关的,一点也没有过时。      我们可以说,与鲁迅相比,胡适身后的萧条,正是鲁迅所不可及的地方。鲁迅身后受到的礼遇,我刚才说了,一切东西都是官修的。这种由党和国家,由最高领导人在后面的全力支持,对鲁迅来说,在他的身后,其实并不见得是件好事。把鲁迅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解释成为某一个革命、某一个政治理想在服务,我想如果鲁迅先生身后有知,他会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有“捧”和“批判”两种,捧的过度,反而是传主失去了本来面目;而批判的,却不一定能将他批倒。想打倒的,打不倒,而捧起来的,却使其身后名受到的伤害更大。所以,几十年来,胡适在海峡两岸都有一定的忌讳。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有忌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热烈追捧,完全不是这样。尤其是最近蒋介石的日记刚刚公开,大家可以看到蒋介石对胡适是充满着戒心,甚至是痛恨的不得了。胡适去世的那天,蒋介石是如释重负,“我终于去掉了一块绊脚石。”国内很多朋友说,胡适是软弱的改良派,总是说他非常软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等等。这些,我想大家也都知晓。三联书店在1953年出版了8册《胡适思想批判》,我想这些文献都还在,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把这8册书拿出来看看。   换句话讲,如果今天我们要重新解读胡适,我想可以这样说,胡适的许多学术观点,后来的很多学人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超越并取代了他,胡适是起到了开路的作用;他在社会改革方面,例如妇女解放,对孝道的解释等等,在今天也已经不太新鲜了;而当前,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讲,一个很新鲜的,是他的政治观点。而他的政治观点,始终是有忌讳的,始终认为应该受到批判。但,我想,胡适的进步,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反动”。正是因为有他政治上的反动,才有他学术上的进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   胡适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他在四十岁后,很少有新的观点,1947年之前,他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直接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1949年以后的事。而这部分材料,对于国内的很多读者来说,还都是出土的、新的内容。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涉及了这些。我想,这本身也说明,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尺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来说,看到这个事件是非常欣慰的。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有将近30年的时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胡适研究的重新建立,是胡适“平反”的一个过程。中国有句话叫“官逼民反”,是造反的反,而胡适“返”的过程,是“民逼官反(返)”,是民间觉得不得不平反,在这样的过程中,当道才慢慢的开放对胡适的研究。我想,如果对胡适这样的一个人物进行平反,对中国的进步,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划时代贡献的。如果可以平反胡适,让他的所有作品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是可以为当道的合法性增加一个很大的砝码。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的这本书能和北京的读者见面,谢谢大家!      欧阳哲生:主持人,各位记者,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看到周先生这本大作出版,举行新书发布。我和周先生认识很早,已经有二十年了。最早认识是在香港参加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有关胡适的研讨会上见面。当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每年周先生都会来北京办普林斯顿大学的汉语暑期班,这一方面的成绩,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知道。其实周先生在美国学术界、知识界赢得声誉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他在汉语方面的教学颇具成就。   当然,作为同行,我对他的胡适研究是一直很关注的。他在胡适研究方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个是他整理出版胡适先生的英文作品,最早是在台湾的远流出版,《胡适英文文存》三卷,后来又出版了《胡适英文未刊遗稿》,这些作品也收到安教版的《胡适全集》中,这在胡适研究中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第二个是他研究胡适个人的感情世界,他发掘了胡适与美国的两位恋人——韦莲司与罗贝卡——之间的关系,在两岸出版了《深情五十年——胡适与韦莲司》,还有《不思量,自难忘——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这些书信是英文,他翻译成了中文。这也是胡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三个工作是周先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胡适专题的论文,在台北结集为《胡适与鲁迅》、《胡适丛论》,这两本的内容几乎全部汇入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这本《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新的文章。   在最近二三十年胡适研究的园地中,周先生是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大陆,最近二三十年的胡适研究得到的突破,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我想,这和我们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大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这个社会背景为胡适研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对之前的一些禁地、禁区进行一些突破,胡适研究也是在不断的突破之中,所以我常说胡适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线,也可以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尺度。刚才周先生也谈到,他的书能在北京出版,感到非常欣慰。也可是说是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希望,看到社会朝着人民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感受。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雷颐: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我和周先生认识也二十多年了。他写的关于胡适的文章,我都看过。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这本书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版,所以我看过之后,感到很振奋,也很高兴。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消息,还把书的封面放上去了。   正像两位所说,胡适在当前还是有禁忌的,而我觉得正是这种禁忌恰恰说明,他对当代是有意义的。如果说百无禁忌,那就说明他已经是个历史人物了。在海外,在港台,他百无禁忌,怎么说都行。但胡适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而在这里,禁忌越多,越说明他对当下有意义。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谈到的是胡适与鲁迅、胡适与冯友兰、胡适与林语堂、胡适与吴稚晖、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与梁漱溟、胡适与钱玄同,甚至还有胡适与孙中山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一个分析。其中,像林语堂在海外很多著述,我们看不到的史料,尤其是其英文著述,书中征引很多。我们谈到林语堂,就是他的小品文,他的幽默,而周先生引用了大量的英文著作,证明他不完全是这样,他有大量的政论文章,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开风气的人,很多事情,都是他开的头,他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例如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胡适有很深刻的论述。直到现在,我们还面对着“改良”与“革命”两个命题,是谈激进还是渐进;谈到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等等,现在都还在谈。三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谈到“民主”和“专制”时,认为中国民众素质太低,只能专制,不能民主。胡适则说,民主是最容易实行的、像幼儿园一样的政治。关于民主,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论。这些内容,都是当时激烈讨论过的内容。所以,胡适与当下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另外,在这里举办活动,我还想多几句。大家都知道,这个三联书店,前几天刚刚庆祝了它成立80周年。虽说是80周年,但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出版在1951年就没有了,给撤销了,但我们又不断的能够看到三联出版的书。它是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那些被批评的,或者文化色彩浓一些的著作,人民出版社用三联的副牌出版。所以那一套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就是用三联的名义出版的,而实际上当时已经没有这家出版社了。在当时,著作性质属于反面的,包括当时反修的著作,例如赫鲁晓夫的言论等,都是在三联出版。这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胡适生前身后的方方面面,研究起来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王杰:欧阳哲生先生的书里提到,1956年毛泽东讲“50年后是要给胡适平反的。”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给胡适“平反”,我们能做的是把胡适的一些学术思想介绍给大家。实际上,来的太迟了。   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大家!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1709738/

读胡适· 才晓得啥子叫“自由主义”

  郝明玮      野人评说:       读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文章,据当时的大家们评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代表作。胡适从师米国社会学大师杜威,这杜威来了华夏一回,了解了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之类的子,便自不惭滴将自己说成了“当代孔子”。当然,一个外国人当中国人的面说自己是啥子都是可以滴,也没人与他理论!实在需要说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孔子的“天下主义”的确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杜老儿的事情就无需追究了,只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将其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明相结合的那些文本,是有些价值的!当代人,尤其是目前、而今、眼目下的人,基本是不读,大概齐滴也不知道地......       看过胡老头儿一些文本,真要读懂这家伙好像很难。全集、文选、“博客”多多,不下功夫,不花时间恐怕是搞不懂滴!于是认为,读两篇过去大家推荐的胡老头的文章,仔细琢磨大概能够把握一些脉络?自己觉得,胡老头儿的《自由主义》一文甚好!断章取义一些片段,表示一些理解,也算差不多?       他在文章中说: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b,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地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他又说 :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 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 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了“和平改革 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他最后说: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http://mwhao.blog.hexun.com/78367931_d.html   

在銀幕上為胡適平反

  邱立本      中國主旋律大片《建黨偉業》二零一一年推出,紀念中國共產黨九十歲生日。但讓人意外的是,這片子展現胡適在中共建黨歷史上,竟然有重要的地位,顛覆了過去胡適是「人民公敵」的形象。      為何胡適這位自由主義大師,還會和中共的建黨過程息息相關?這部全球華人都關注的電影,娛樂性很高,不是某些網民所痛批的紅色主旋律。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去意識形態的電影,用愛國主義與明星來包裝,星光燦爛。      最耐人尋味的,是找帥哥港星吳彥祖來演胡適,戲分不少,並且還特別強調,毛澤東是胡適的學生,在北大旁聽胡適的課。      黨史專家說,這都是還原史實,而關鍵是片子強調愛國主義,花了很多篇幅來講五四運動。這將中共建黨的歷史縱深推到更早。清末和清帝退位的場面都交代了,就是要埋下一條主線: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關鍵是由愛國知識分子來主導。      其實胡適在一九四九年時,還被中共列為戰犯,全力通緝,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後來被迫和父親劃清界線,反右時自殺身亡。如今中共在銀幕上將胡適奉為座上賓,列為最高領袖毛澤東的老師,也在全球華人觀眾的心中,為胡適平反了。      這就是新聞,也是這電影所釋放的訊息:自由主義大師胡適,還是毛澤東的思想啟蒙者之一,兩岸也就沒有什麼可以爭持了。      而胡適還由帥哥吳彥祖來演,與那些北大的漂亮女生辯論白話文與文言誰更好。有些觀眾問:這劇情是瞎掰的嗎?      學者的研究發現:這也不是完全虛構,但時間不是五四時代,而是三十年代,可見這電影是穿越的風格,可以張飛殺岳飛,時空交錯。      這電影其實是半部國民黨的建黨偉業。從開頭的陶成章和宋教仁遇刺,都是國民黨的大事,但如今卻由共產黨來敘述,國民黨人看了,真是情何以堪。      觀眾會問:難道共產黨的建黨偉業,偷了國民黨的歷史?其實這不是偷,而是爭奪歷史的話語權和詮釋權。但到底是誰贏了?初看是共產黨大勝,因為它可以拍了大家都愛看的好萊塢式的建黨偉業,但從國民黨來看,則是胡適路線的勝利。      什麼是胡適路線?胡適提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路線,揮別了意識形態,也不再談建黨時的階級鬥爭和苦大仇深。      這肯定超越了那些左派的教條,不受去年薄熙來唱紅歌的風潮所影響。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鋒,這部電影暗藏了這條胡適路線,肯定為中國的改革派打氣。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何兵公然諷刺說﹕「今天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這真是一針見血,也顯示改革派敢於面對歷史真相,在嬉笑怒罵之後,要為當下的困局尋找制度的出路。      http://qiuliben.blog.ifeng.com/article/18856367.html

最后的岁月——晚年飘泊海外的胡适

  作者:赵映林      1962年2月24日,著名学者胡适不堪重负,带着欢娱和不尽的遗恨溘然长逝,终年71岁。   据台湾《中央日报》这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我们得知,胡适逝世的次日,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似乎是盖棺论定了。然而,就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这又是为什么呢?个中缘由,读完本文也就恍然大悟了。      客居纽约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蒋介石则一厢情愿希望胡适能为其活动美援。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不免悲上心头,虽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在纽约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并“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蒋廷黻想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拟拥胡为党魁。胡适对人说:“我不反对他组党,但我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绝不参加,更谈不上做党魁”。胡适这种“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使中国自由党流产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东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东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这下胡适可遭殃了。胡适1949年到美国,全部存款2000美元,坐吃山空,何来钱雇保姆?于是胡适只好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倒烟灰缸、化冰箱的冰,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变过去外出有车、家事有佣人的生活条件。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      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1万多美元的讲座,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他不愿吃嗟来之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以他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大陆有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水经注》,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学术界原来对此案几乎一直是确认不疑的。胡适穷追20年的时间,用了数百个证据,澄清了这一不实之案。这桩学术公案经胡适的考证后,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祖望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了戴震的书;全祖望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帮助颇大,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湮没的。      1951年12月17日,胡适已60周岁了。这天纽约的天气极冷,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在车厢里,暗自沉思,年过花甲,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于是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遂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中国思想史》的下卷;第二笔债是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半部分;第三笔债完成《水经注》校本的考证;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胡适最终由于众多的社会活动而未能完全了却“生日决议案” 所规定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胡适客居美国,并未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其爱国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浓烈。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政府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说法,胡适极为愤慨。几年后,他为司徒雷登的《在中国五十年记》作序时,还对此耿耿于怀,责难美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指罗斯福与斯大林妥协签定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所以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      回到台湾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此前他曾4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2月26日他随父母赴台,1895年1月随母离台回到上海。其间牙牙学语的胡适在台南住了9个月,在台东住了1年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胡适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湾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是1949年3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准备去美国活动美援。这月的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27日还由傅斯年、黄朝琴陪同到中山堂作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月底返回上海。      第三次是1952年11月,他在这月的19日从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机场受到蒋经国、何联奎(代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迎接。他在机场被欢迎的人群和大批记者包围着。朋友们争相握手,记者们抢拍镜头,被挤得寸步难行。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晚上,蒋介石在府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这次回台是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这些话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印行。讲演之余,胡适出席了各类宴会、茶话会,访问了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并和一些著名学者就《水经注》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切磋。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休息与享受了”。他在和30多位中学校长座谈时,提出中学应减少必修课,提倡选修课,“让学生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兴趣”。这是胡适改革中学教育的最重要设想。12月26日,胡适到郑成功祠献花圈,又到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简陋木楼,是原台南“巡道署”唯一的遗址。1893年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住在这小楼的附近。在仅存的小楼前留影后,胡适种了一株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60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父老兄弟姐妹欢迎,敬记谢意。”又为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嗣后,他又到了台东的旧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1953年1月17日胡适经日本返美。      第四次到台湾是1954年2月18日,4月5日离台回美。胡适这次回台,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说,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么能挑起“总统”的担子?表示“原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臣,不愿居官”。      1957年2月17日胡适以胃溃疡病重,在纽约医院将胃割去60%,到3月10日出院。这次病得不轻,所以6月4日他便写下英文遗嘱:身后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捐给北京大学;一切手稿、论文和身边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如有遗产则给子孙们平分。      这年的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而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1958年4月8日,在外流浪了9年零3天的胡适终于回台湾定居了。      大陆批胡及台湾讨胡      大陆批判胡适,始于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直到1957年反右才开始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阵线而免遭恶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里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同胡思杜如出一辙。)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但胡适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批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的两批资料(指大陆批判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刊物,主张在台湾实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从1951年6月开始,该刊物因经常登载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文论而处于逆境。这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自由中国》受到压制,胡适十分不满,他给雷震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这篇“获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是《自由中国》的招牌!”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都是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其中有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的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刊物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七版之多,仍供不应求。这下大大触犯了蒋氏,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发文,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会。蒋在讲话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管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胡适从1958年4月回台定居接任“中研院院长” 之职,到1962年2月去世,在台湾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3年又10个月。其间因操劳过度,引发心脏病4次,住院治疗休养达5个月155天。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必须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由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起草的“发展学术,培植人才”计划,经胡适最终改定为《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经胡适的努力,“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贯彻。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现代文明国家的民主与自由,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就导致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的不可避免。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选择。胡适对蒋介石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奉劝国民党“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跟胡适遥相呼应的《自由中国》在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使当局浑身不自在。到蒋当选后,又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穷追不舍。雷震进而酝酿组织新党——中国民主党。到此,国民党终于彻底撕下假民主的面具,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中国民主党也因此寒流而遭摧残。当雷案发生,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此后,他面见蒋介石为雷震辩白。又同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但都无效果。1961年7月26日是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1961年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0周岁生日。台北文化界200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可是他未等病愈便坚持要出院筹备在次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酒会上胡适见人才济济一堂,十分高兴,便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副院长”李济发言,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新院士发言。胡适表示赞赏吴大猷的画,但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1955年,胡适曾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民知道的。”他还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对祖国大陆,不是毫无眷恋之情的。      (原载《民国春秋》1992年第六期。2012年初补记:胡适手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为国民党政府所全盘接受,从而为台湾的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途径,奠定了制度基础,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工作,1986年李远哲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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