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适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前言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但这并不表示胡适的著作和研究全无禁区。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胡适晚年所写重要的反共文字多未收入， 而所有大陆所出有关胡适的研究著作，对胡适思想中的这部分不是轻描淡写，就是痛下批判。因此，胡适的这方面思想在大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展现和受到认真的对待。 　　 　　这个情形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在台湾和海外的胡适研究上。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上的忌讳，而是胡适重要的反共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就更为困难了。 　　 　　胡适著作在中国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的思想至今仍有违碍的地方，而这点违碍也正是“胡适幽灵”精神之所在。胡适晚年所写文字有不少是早年作品的摘要或复述，他的反共言论却是他晚年的“新作”。 　　 　　中国大陆的学者，谈到胡适的反共，则不假思索地用些“反动”等不堪的字眼加诸其身。其实，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进步；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斗争，他的不妥协；胡适的“反动”，也正是他的思想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光焰万丈之所在。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就胡适思想整体而言，反共并不是它的“体”，而只是它的“用”。换句话说，一种反对意见的提出，必然是在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受到威胁或挑战以后，被动的，甚至于是不得已的一种举措。所以要了解胡适的反共思想，必须先审视他思想体系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价值取向是和共产主义不两立的。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胡适的反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他对广大众生的悲悯。这种悲悯是来自“抗争”，而不是“容忍”。 　　 　　胡适一生服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实验主义，在社会改造上，反对彻底通盘“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来。 胡适经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话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Progress is not a wholesale matter, but a retail job, to be contracted for and executed in section.) 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团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分化成左右两个营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彻底改变，这恰是胡适主张的反面。这点基本态度的不同是胡适日后反共的哲学基础。 　　 　　1930年3月10日，胡适写《漫游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同年4月13日，写《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地表示了他反对暴力的革命： 　　 　　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 　　 　　胡适早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期，就反对急于求成的革命，在他看来，任何急进和暴力的革命，都不免是表面的、短暂的，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浪费。他毕生所鼓吹的是：社会改革是没有捷径的，是必须从基础做起的。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他明确地指出“激进的革命与点滴的改良”(radical revolution versus piecemeal reform)是独裁与民主的根本不同之所在：“独裁政权的首要特征是他们都支持激进并带有灾难性的革命，而他们对特定的改革则讥之为肤浅而无用。”(The firs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s that they all stand for radical catastrophic revolution and that they all scorn and spurn specific reforms as superficial and useless.)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又提到了他在十三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并引了其中的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会导向政治的独裁。”(All social radicalism must inevitably lead to political dictatorship.)并引了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毫无疑问的是最独裁的东西”(Revolu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uthoritarian thing in the world)。 可见直到晚年，胡适没有改变过他在《问题与主义》中的基本信念。 　　 　　胡适思想中反共的另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他一方面强调个体需为群体服务，个体的生命必须透过群体才能达到不朽； 但另一方面，他绝不抹煞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换言之，群体绝不允许假任何名义，对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进行压迫。“多样并存，各自发展”是胡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信念。任何违背这一信念的主义和教条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中，指出独裁集权与自由民主的另一个思想上的冲突是“一致与多样。”(uniformity versus diversity)的不同。他说：“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ly individualistic.)他认为： 　　 　　严格的要求一致必然导致对个人自发性的压迫，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的是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 　　 　　The desire for uniformity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initiative, to the dwarfing of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effort, to intolerance,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nd, worst of all, to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moral hypocrisy. 　　 　　1949年以后的中国正是极端的要求一致而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胡适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种种问题，显得特别真实。 　　 　　1955年，胡适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对民主的精义有极其独到的解释，最可以看出胡适思想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胡适一生除了鼓吹自由民主之外，同时提倡怀疑的态度，要人们不轻信任何没有证据的东西。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的名句是：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并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提倡者的武断，和追随者的盲从上。1931年，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类似的话又重说了一次：“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伹都不是针对马列思想的本身，而是针对信仰者的态度而言。1953年，胡适把这种不轻信权威的怀疑态度视为共产党批判胡适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适一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谓生产方式是决定历史发展最后和最主要的原因，在胡适看来，这至多不过是一个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胡适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始终强调偶然、多元，而不认为有最后和唯一的解释。这种偶然说的形成早在他幼时读《资治通鉴》，读到范缜《神灭论》时，即已种下因子。 这一点思想的种子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行事”， 使他不能轻易地接受对历史发展所作一元的解释。胡适并没有写过专论历史发展的文字，但从他零星的论述中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1927年1月25日，胡适和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在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胡适向比尔德提出历史的偶然说却绝不偶然，比尔德以写《美国宪法的经济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著名一时，他是偏向于从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学者。 因此胡适的偶然说是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提出的。 　　 　　1935年，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对历史发展一元的解释，提出了批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在1920年代，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也是唯一解释。接受这个理论，往往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胡适根本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元解释，就更不必说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了。 　　 　　胡适实验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使他不能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科学态度，使他不能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确切实验结果之前就妄下判断。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说：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这个态度和他1917年在美国留学时初闻俄国革命时的欢快心情是类似的。他当时认为“新俄之未来”是“未可限量的”，并曾有“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诗句。 　　 　　1954年，胡适对自己二十七年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评价有过“公开的忏悔”。 当然，这个“公开忏悔”也是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晚年定论”。 　　 　　胡适一点一滴温和的改良主义，主张多样并存，发展自我的个人主义，不轻信任何权威的怀疑精神，对历史发展多元偶然的解释，这种种都使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这些哲学上的基本信念是胡适反共思想的基础。 　　 　　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 　　 　　胡适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有过一段时间的低估和错估。在1928年5月18日的日记里，记了他和吴稚晖的一段谈话，吴稚晖认为：“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么想”。 1953年11月24日，胡适写《追念吴稚晖先生》又重提了这件二十五年前的旧事，承认自己的错误，佩服吴稚晖的远见。 　　 　　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两党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发了一个电报给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力陈此意：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从这通电报最可以看出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和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个性。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回忆录《旅华五十年》(Fifty-Years in China)写《前言》(Introduction)时对马歇尔(Marshall)和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有所批评，认为马歇尔所主张的国共和谈是个实现不了的空想，(The Marshall Mission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impossible objectives.)但胡适同时指出当时他自己和司徒雷登是同样的幼稚： 　　 　　其实，在那理想主义横溢的年代里，我也是一个国内事务和国际政治上的生手。我竟然如此天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发了一通长电到重庆转交给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严肃而又诚恳的向他说明，现在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一个庞大的私人部队……当然，我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In fact I, 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 So naive, indeed, was I that shortly after V-J Day I sent a lengthy radiogram to Chungking to be forwarded to my former student Mao Tse-tung, solemnly and earnestly pleading with him that, now that Japan had surrendered there was no mor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a huge private army…Of course, to this day I have never received a reply. 　　 　　直到1947年胡适才真正感到共产党在世界上对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胁，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把“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归为同一类的政党。并指出：这类政党“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有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不惜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这类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虽然，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俄国共产党，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以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其集权却更远甚于胡适所说。 我相信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已清楚地感到共产党在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了。 　　 　　1947年8月1日，也就是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发表之后十二天，胡适在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明白的指出：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这个时候，胡适已清楚地感觉到这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逼人而来了。胡适发表这篇文章，也无非是在逼人的逆流之下，希望大家对民主自由维持住信心，但他似乎还没估计到这股逆流竟能在两年之后席卷中国。 　　 　　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发表之后23天，胡适又写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一文。在文末，他语重心长的呼吁：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1948年3月21日，胡适在给周鲠生的长信中，表示了他对苏联彻底的失望，并指出：“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雅尔塔密约签订之后，使胡适“不能不承认有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 　　 　　从上引胡适1947和1948年发表的四篇文字来看，他的心情真是一篇紧似一篇。虽然他已经清楚地指出共产党所代表的是集权专制和侵略，但他的批评却始终是围绕着国际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而未及中国共产党一字。这绝不是他还没看出中国共产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和企图，而是他仍然想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一定的超然。作为一个无党派自由主义者，他仍然对两党政治怀着一定的梦想。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批评是在1949年以后。 　　 　　从思想史上反共产 　　 　　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晚年思想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个新使命。在一篇大约是1955年手写的中文残稿中，胡适把原来拟好的题目《胡适是应该被清算的》改成《我是根本反共的》。 虽然这只是一篇残稿的题目，但却很有意义。显然胡适认为反共是他“根本”的态度。他对这个态度不但不回避，而且以此自任。 　　 　　1955年，也正是批判胡适思想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胡适写了《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我在这三十多年之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字。”然而，在批胡运动中，胡适却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克思主义战线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周扬则宣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这些“罪名”，或许也曾耸动一时，但现在看来却成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业绩了。胡适不但是反共的，而且是共产党思想上的头号敌人！ 　　 　　胡适的反共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的。其一是从他终身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中，来阐发自老子以来的自然主义与以孔子为代表的理性人文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的正宗和基底。这个崇尚自然和理性的思想基本上是反独裁、反暴力的，任何带着宗教狂热的迷信和暴力都不能轻易征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这个理性的人文主义不但是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是共产党思想控制所遇到的“抗暴防腐”力量。 　　 　　在一篇五十年代所写冠题为《共产主义，民主与文化形态》 (Communism, Democracy, and Culture Pattern)的英文打字稿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思想和文化之中有没有什么成分是集权和暴力所不能摧毁的，而这个成分终将成为推翻暴政的最后力量。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他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能有效而且长期的抵抗共产主义： 　　 　　1.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对所有政府干预的极度厌恶。 　　 　　2.一种爱好自由与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尤其是对知识、宗教和政治批评的自由。 　　 　　3.传统对个人权利和对怀疑态度的推崇——即使是对最神圣的事物的怀疑。 　　 　　1. An almost anarchistic aversion for al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冉云飞/文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近三十年内的中国大陆，除了五十年代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的脸谱化攻击外，对胡适根本没有像样子的研究。我记得从七八年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发表了耿云志《胡适小传》、七九年《历史研究》发表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同年《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胡适关于《水经注》的文章开始，逐渐有人开始做些政治正确的“研究”了，如像朱文华的《胡适评传》。此书现在看来，学问不扎实，观点很老套，但在1988年的大陆却也有点报春的味道。 　　 　　此中尤以耿云志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个人也是因胡适研究而自我成长的一个标本。耿云志早期对胡适的评价，和大多数人一样，宁左毋右，有令人失笑之处。可是耿对学问有着知识上的诚实，其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真诚，从史料中得出。后来他编有《胡适秘藏书信》（四十二册）和《胡适书信集》（与欧阳哲生合编，三卷本），为胡适研究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91年胡适诞辰百年之际，耿云志组织了四九年后大陆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胡适研究纪念会，结出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与闻黎明合编）一书之果实。相应地，海外亦开始注意大陆的胡适研究，如在美学者李又宁作过胡适在大陆四十年之类的综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胡适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如欧阳哲生、谢泳、罗志田、胡明、章清、陈平原、孙郁、陈漱渝、智效民、程巢父、沈卫威、沈寂、廖七一等。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胡适研究者如余英时、唐德刚、周质平、江勇振、周昌龙、张忠栋、陈之藩、王汎森、费海玑、潘光哲的作品和文章也传到国内，形成了一股研究研究胡适的合力，使得胡适的研究在大陆呈现一点“显学”的意味。 　　 　　民间也没闲着，2007年我和一干朋友在天涯社区开了个“网上胡适读书会“的博客，每个月请一人做研究胡适的心得，坚持了五年，从未中辍过。以今年为例，除了学界继续研究胡适思想及相关问题外，《东方早报》等发表了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的文章，而《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分别做了专辑，更有邓康延和高小龙等纠合民间力量，拍摄了大陆第一部胡适的录片《重回适之路》。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胡适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州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周质平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算是适时而来。 　　 　　一、重现胡适“中国情怀” 　　 　　我关心和研究胡适，大约也有十年的历程了，读过不少关于胡适的东西，但周质平这本依旧有他不可替代的新意。周质平利用他在普林斯大顿教书的方便，搜罗了胡适与其女友韦莲司的信，写出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胡适的情缘与晚境》等著述，对研究胡适的情爱世界和留学时期的生活、思想等，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更为难得的是，他搜罗了散见各报刊（包括未刊）胡适所写的英文著述，细大不捐地编成三卷本《胡适英文文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更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人们了解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胡适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我们都深知胡适在中文著述里，从最早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文字开始，非孝、提倡妇女解放、反对早婚及包办婚姻，几乎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可是他留学四年后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之婚俗》却为包办婚姻和早婚提供辩护，反而认为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成婚是不堪的社会习俗。事实上胡适早已奉母亲之命，与江冬秀订婚，并对这桩婚姻在骨子里并不认可。即便他在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后，他依旧写信给族叔兼朋友胡近仁说，他对这婚姻只不过是不愿违抗母命。我认为胡适在《中国之婚俗》里所说早婚及包办婚姻好处之理由，如可以避免女子暴于婚姻市场而除尴尬，可以解除年轻人寻找配偶的焦虑等，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对此周质平说：“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姻制度辩护，不如说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来一个理由”（P354）。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周延地解释胡适为何几乎在所有英文著述里，与中文著述里的观念如此不同乃至完全相反。 　　 　　在《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一文里，周质平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胡适为何在英文著述里，对中国许多他批评的事物，如此曲为回护。除了“前言”和“结论”外，周质平从“从逻辑到科学”、“民主与自由”、“妇女问题”、“中国在进步”四个方面分析了胡适英文著述的内容。比如在中文著述里胡适说理学杀人，在英文著述里却说“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点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比如1951年写作的《中国传统的自然法》里，胡适不仅将汉代的《五经》解释成“自然法”，而且认为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圣经》，这与他在中文著述里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胡适是个有着健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有他们那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思想。只不过胡适的理智和学问，以及民主自由的常识，可以使他不会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深渊而不能自拔。但他的父辈及自己都身受外国凌侵、战争的毒荼，国家如此贫弱，使他无法不在情感和实用上尊重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富强所起的现实作用。胡适大部分英文文章发表的现实语境是：一是抗战时期，作为大使为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二是四九后中国大陆进入铁幕之中，台湾亦在威权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适难免要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里民主自由的资源，让世界上的同情者不要舍弃在灾难里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有“为宗国讳”的嫌疑，也难免在“国界”与“是非”之间陷入一定的内在紧张。 　　 　　换言之，胡适浓厚的民族主义，以及为争取民主国家的理解与奥援，使得胡适不得不大量发掘中国文化里的正面因素——这些在中文著述往往被批驳得很厉害——以使世界上的友善之国，不至于目中国毫无可救之余地而舍弃之。也不妨说，胡适一生都有这样的“国界”与“是非”的无解之矛盾，以及在学问上有着体用两方面的内在紧张。但正如周质平所说：“谈胡适而不能抓住这点‘中国情怀’，谈的都不免只是他的影子，他的躯壳，而不是他的内涵和精神。这点‘中国情怀’是胡适一生安身立命之处。”（P353） 　　 　　二、发掘胡适思想遗珠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真正新我耳目的章节，是周质平解读胡适英文著述何以与中文著述有诸多矛盾。但也许对大陆了解胡适不多的普通读者来说，最令他们惊讶的一章，无疑是《胡适的反共产思想》，因为这不符合读者们心照不宣的阅读预期。众所周知，出版审查中充满着神秘主义的管制方式，你觉得它断无可能出版，但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而《胡适的反共产思想》这种“漏网之鱼”会让读者、作者都充满惊讶，同时出版者也有着提心吊胆的顾虑。 　　 　　周质平在书中的其它文章里，常常批评大陆出版胡适书籍特别是《胡适全集》，删除了不少反共产及相关违碍文章。他在《胡适与林语堂》一文里述及了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重印英文版《吾国吾国》时删除违碍文字时的“出版说明”：“林氏的某些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这绝不代表我们作为出版者的观点，希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为指导，慎审明辨。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个别地方的删节也请读者理解。”出版者写这样的“逃责”说明诚属不得已，除了有掩耳盗铃之功效外，还向官方作一种公开的输诚，以表明“我们也是听话的”。正是用这样的方式使鱼网网眼变大一点，以便漏网之鱼得以与更多读者见面。 　　 　　上面如此多的词费，是为了想证明读者的惊讶是有道理的，因为作者周质平亦同样有点惊讶。“有些文字，在10年前，我绝不敢寄望能在大陆发表，这次能和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欣慰”（增订版序），此话诚非泛辞。出版者也玩了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更有“味道”的“出版说明”：“本书所收个别文章写作时间较早，世易时移，仅代表作者当时的一家之言，为了便于参考研究，内容仍然保留全貌。”这个说法固然有使鱼网网眼更大的功能，但并非全是托辞。因为有的文章发表较早，但后来有新资料出现，作者不及更改。如《胡适与钱玄同》一篇里周质平说钱玄同少有人研究，没有传记，又没有日记，为其编年谱困难等，都不是事实。作者2002年撰写此文时，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吴锐的《钱玄同评传》1996年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文章撰写的当年9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巨册《钱玄同日记》。 　　 　　但我还是要认为《胡适的反共产思想》的确是周质平此书里最重要的文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适倡导民主自由，批判极权政治，是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批评者，但究竟是怎样批评的，很多人却不甚了然。即便胡适研究者，大多也只是零星读过一些胡适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何况周质平说“胡适重要的反共产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更为更困难了”（P201）。一如既往，胡适批评中共依旧是有理有节的，散发着理性平和的光辉。关地此点周质平从“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从思想史上反共产”、“对现实的直接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条分缕析地解释了胡适反共之所由来。“多年来，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把胡适反共歪曲成是为了讨好国民党来打击共产党。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诬蔑。在胡适的思想中，‘党’之上是有‘国’的，‘国’是‘千秋’，‘党’只是‘朝夕’。胡适的反对共产主义和他毕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共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他是为了人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P224） 　　 　　三、再读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的关系，大陆有很多人研究，谢泳还曾编过一本学者之间的争论集《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不少人停留于非鲁是胡，非胡是鲁的阶段，而无法深入研究进去。很多人认为胡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鲁迅更体恤下层民众，其实这是只知见树木，不见森林。“‘群众’在鲁迅眼中，是愚昧、无知、自私的同义词，而他自己是自居于‘超人’的。在铁屋中呐喊，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这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共产党的批评家总想把鲁迅的伟大建筑在‘群众’和‘左’上，其实这两点正是他最不值一提的。”（P5）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吹捧的鲁迅，并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木偶与工具。 　　 　　但问题是，鲁迅为何容易被共产党利用，而胡适并未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利用，甚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边都不待见呢？大陆吃鲁迅饭的人特别多，因为官方的支持，鲁迅和曹雪芹一样成了就业机构。一成就业机构，那里面的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真能研究出东西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来，如果有鲁迅研究的真课题，无非是“鲁迅为什么被利用”和“鲁迅为什么不高”，前者可以做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后者可以做心理学解剖，可惜至今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一文也未及此点。 　　 　　鲁迅为何晚年参加左联？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我觉得周质平的一段话，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说鲁迅入左联全是出于哗众媚俗，固然不甚公允，说他完全没有被群众牵着走，也未必是实情。许多自认为是青年导师，领导群众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被群众带着走了，失了自己的故步。鲁迅入左联之后，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从领导群众到被群众领导的最好说明。”（P25）知识精英往往思考“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利用的问题，但知识精英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自己被“乌合之众”利用的问题。“杀人马者，道旁儿”，谁都知道，但当有人使尽鼓掌时候，你未必就一定不是那匹跑死了的马。而且即便跑不死，也会在不愿跑的时候被哄着跑。你不一定同意周质平说“与鲁迅相比，胡适是比较耐得住寂寞的，是比较能够在掌声喝彩之后寂寞度日的”，但这点足够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在《胡适与赵元任》一文里，周质平特别拈出赵元任的家庭和胡适的家庭进行对比，尽管并没有深层地涉及家庭教育问题，但我认为他已敏锐地观察到家庭教育问题对两家的不同影响。胡适算得上是教育家，但他的家庭教育恐怕并不完美，他很少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与赵元任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在英文中为包办婚姻与早婚辩护，除了有可能为自己的婚姻辩护外，还在现实意义上反证了包办婚姻在某种意义上的缺陷。胡适与江冬秀婚姻好坏，他人说起来容易隔靴搔痒，但胡适应酬太多，自己的学术工作和社会活动也要做，而江冬秀不少时间在麻将桌上，未免减少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胡思杜惨死大陆的悲剧因素很多，家庭教育之缺失，在这里面有没有一分原因——胡适影响了万千人，独在左倾思潮弥漫的时代无法影响自己儿子的价值选择，这里面可解释的意蕴太多了——值得人们思考。看了赵元任的家庭之乐，1939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给江冬秀写了封信：“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意识得到是一回事，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这点为人父母者想必都深有体会。 　　 　　四、还需纠正的讹传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并非完美无缺。如上所举《胡适与钱玄同》一文就有一些可正误的地方。关涉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常常提及“打倒孔家店”的事情，很少有人怀疑“打倒孔家店”之说法的有无。为了写作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我查了不少原始文献，至今没有查到“打倒孔家店”的原始出处，更不知为谁所说。后来在《国家历史》杂志上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0-02/720342.html)一文，真是于心有戚戚焉。对于“打倒孔家店”一说，大陆上以讹传讹者固然不可胜数，如冯友兰在五十年批判胡适时曾说胡适：“他也说是跟着别人打倒‘孔家店’，可是实际上他是‘孔家店’的保护人。”（转引自《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40）冯在这里想剥夺胡适“打孔家店”的发明权，以便不把他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却讹成了“打倒孔家店”。 　　 　　但海外一些研究五四和胡适的重镇如余英时等，讹传的也都是“打倒孔家店”。与胡适多次通信的陈之藩说：“先生（胡适）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想法现在是否有些商榷，有所修正，如冯友兰先生似的。先生说的善未易明，善未易察是什么意思？”（《陈之藩文集》一之《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第二封P45，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陈是一位科学家，行文做事也特别严谨，读胡适著述甚多，依然袭用旧说。“批评胡适‘打倒孔家店’的人何止千百，在这里他独举冯友兰而不及他人，正可以看出他很在乎冯是不是了解他的意思。”（《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39）我们不说批评“打倒孔家店”正确与否的问题，关键是，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一说。“打倒孔家店”之讹传是由胡适给《吴虞文录》作序，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名言而来。且不说“打倒”是个完成时，“打”是个正在进行时。大家都知道胡适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著称，但根本没有多少人想过胡适会不会把话说满到孔家店已被“打倒”的地步。虽然这只是个小细节，传讹以至习非成是，终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纠正的。 　　 　　2012年8月15日至16日于成都 　　 　　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2_08/16/16860514_0.shtml 　　

　　周昂 　　 　　　　1949年以前的全民偶像，50年代的“反动文人”，如今熟知于一个窄小的圈层，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胡适的回归之路依旧没有走完。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对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普通人来说，胡适只是一个面目可憎而又难以说清的反动派。 　　 　　　　“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出生于1959年的演员六小龄童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曾在2009年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他在两岸之间形象的差别，在这一段时期被对比得黑白分明。 　　 　　　　2月26日这一天，台北各界赶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蒋经国于早上8点05分第一个赶到，他说，“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使我无限难受”。三天后的3月1日，全台湾公开瞻仰遗容，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对胡适遗像、遗体三鞠躬。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3月2日。上午公祭后，下午大殓发引。胡适灵柩被盖上了“国旗”和北大校旗。灵车从殡仪馆开到松江路，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送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动用一辆警车开道。灵车驶入南港镇郊后，“路旁一些贫寒人家在门口摆上路祭的香案，祭品有的只是些甘蔗、杨桃、香蕉、桔子和三炷香，案旁的男人或女人，手拈香火，双手拱拜，他们简直把胡适当成‘神’一样地恭敬着。”有记者写道。 　　 　　　　这天，参加胡适大殓发引的民众高达三十万人。类似的景象，大陆的百姓们第一次经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新中国对胡适的离去没有丝毫反应。2月24日胡适病逝当天，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除了外交部抗议美国对越南南方武装干涉的声明属“国家大事”外，便是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物，邮电部发行了“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江苏省培训技术人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春灌，等等。 　　 　　　　1962年7月，正在上学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放暑假，回老家安徽绩溪上庄——也是胡适的故里，把“胡适死了”的消息告诉绩溪父老，“老一辈读过书的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点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一个人的胡适路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北大街的东厂胡同1号，原本是胡适从1946年到1948年的住所。今天，胡适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坐落在其原址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7月，被称为中国“胡适研究第一人”的耿云志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1971年，历史为胡适的归来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负责人是李新。1972年10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 　　 　　　　34岁的耿云志成为了第一批加入者，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又偏重思想文化这一块，胡适研究就成了逃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从这时起，耿云志开始接触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极左思潮依旧占上风，胡适这个人物依然敏感，不能做系统研究。“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观念，胡适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耿云志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的各方面工作。耿云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所里留存的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的胡适资料大致翻看了一遍。 　　 　　　　此时，耿云志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些过去不同的理解：“胡适不是原来批判那样不学无术，而是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胡适是居功至伟，而且对国家、民族有长远的有利影响，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耿云志撰写的《胡适小传》发表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在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功劳做出了肯定。不过当时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有红学研究，“胡适对红学可以说是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很重要的一步，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些观点当时未能提及。 　　 　　　　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了思想解放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二年，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中央指示，准备组织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耿云志受李新嘱咐，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章中“几乎全面肯定他的主张”。这篇文章被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拿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新鲜，而且也无法辩驳，“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占有那么多的材料。要不读那些东西，根本没法批我写的东西。”耿云志说。八十年代，胡适研究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冻。 　　 　　　　1979年版的《辞海》对胡适的介绍，虽然保留了“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等评语，但也肯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到了1999年版《辞海》，上述反面评语也消失了。 　　 　　　　不仅学界，一些普通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的一天，西安的外文书店搞了一个港台书展，高中刚毕业不久的高小龙在其中惊奇地“看到了一批我们历史里面所谓的坏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个封面的照片就是胡适坐在那儿，面对镜头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当时的刺激特别大。我那个时候对胡适只是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坏人，怎么会卖他的书？另外我说这个坏人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坏人，怎么长的样子这么好看，这么亲切，这么温和的一个人，哪是坏人啊？” 　　 　　　　二话不说，高小龙把这本书买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带回去看，很多东西当时看不懂的，但是书就当宝贝一样放着。 　　 　　　　未完成的回归 　　 　　　　但是，胡适的回归之路依然不平坦。 　　 　　　　1979年，黎澍与耿云志商量重印《胡适文存》，请耿云志做校对。校对了一多半，耿云志突然得知，中央一位大员在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发话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这是原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下面还有更狠的话，‘谁要出版胡适的东西，我就跟他拼命’。”《胡适文存》因而宣告夭折。 　　 　　　1986年，安徽绩溪写了一个报告，上交到统战部，希望把胡适故居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来征求耿云志的意见，并邀请他去部里开了一次讲座。“讲完了说，你干脆替我们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后来报告批示说对胡适还是要避谈，目前对胡适仍以不作全面评价为宜。不作全面评价，就等于不评价。所以统战部也没有对安徽做批复，安徽后来自己把它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是胡适诞辰一百周年，耿云志萌生了再组织一次研讨会的念头。但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出面搞这个事，都怕犯错误，被人追究”。趁着一次开座谈会下来休息的时候，耿云志与当时的社科院院长、党史研究权威专家胡绳说起了这个想法，“我说明年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尽管大家对他的看法、评价不一样。但是胡适在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建立的影响是谁都否认不了的。明年估计海外各地都会有活动，组织纪念。我们大陆的学界如果一点反应没有，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人家得说这些人当时怎么想的。”胡绳果然支持了他的想法，这使得耿云志得以用近代史所的公章向全国发邀请函。 　　 　　　　至于地点，耿云志曾经考虑过合肥、黄山，但在绩溪宾馆，有个工作人员的话将他彻底打动了，“他说耿老师你在北京举行我们什么话都没有，你要在别的地方，不在我们绩溪举行，那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可见故乡人民对胡适还很尊敬，很有感情。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的论文集《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后来竟有机会再版，共发行了一万多册。这是很少有的。“1991年以后全国形成了一个气侯，后来唐德刚说形成一个新学科——胡学。”耿云志说。 　　 　　　　此后，《胡适全集》上马，由耿云志任会长的“胡适研究会”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胡适研究步入了一个快轨。进入新世纪，耿云志认为胡适一些政治方面的主张也可以开始提及了。 　　 　　　　2009年，最新版《辞海》的“胡适”词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胡适“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这或许可以视为一个例证。2010年5月24日，北大一场以“胡适人文讲座”命名的学术活动，被一些媒体认为是“胡适归来”的表征。 　　 　　　　但是，“我想把胡适研究从学者圈走出去，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来了解胡适、认识胡适。这个做起来有难度。”耿云志说。 　　 　　　　高小龙或许会对这句话有同感。2012年7月，高小龙执导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小型看片会。这是媒体人邓康延筹拍的《先生》系列中的一部。“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戾气，充满那种不宽容，充满暴力的基因，人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这很可怕，随时都有那种撕裂，真的是有彻底断裂的可能。胡适温润的性情，包括这样的宽容，是我们社会需要的。”高小龙认为，这部纪录片有别于以往作品的地方在于，它更加侧重于探讨胡适对当下的意义。 　　 　　　　片子一开始，是一句旁白，“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项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这句旁白，是这部纪录片的年轻女制片提供的，她说这是她们这些80后非文科类大学毕业生对胡适的普遍印象。高小龙觉得这句话为他的这部纪录片提供了绝佳的启发和特别独到的切入点，“胡适之的一生，被压扁到今天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一个2分试题里了。” 　　 　　　　随后是一段街头采访，问“胡适是谁”。“他是一个美男。”一位女生的回答引起全场观众一阵哄笑。 　　 　　　　高小龙说，当时一共采访了六七十个人，“特别明显，就两极，要么就是特别了解，片子后面北大的学生，说得头头是道，基本上把胡适的东西给概括了，要不然就是完全茫然，没有中间层。” 　　 　　　　胡适离开得太久了，他的知名度依旧仅限于窄小的圈层中。正如陈丹青在片中说的：“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你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显然，胡适向民间的回归，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74岁的耿云志目前的愿望是，“第一，如果有机会，搞一次中学生和小学生作文比赛，就以胡适为题，可以考虑在胡适的故乡绩溪，或者在北京哪一个学校里面小规模搞一次，积少成多；第二，我想呼吁一下胡适的故居，也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起来。胡适在北京住过好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没法找了。钟鼓寺的那一处很确定，应该保护起来。” 　　 　　　　曾几何时，胡适是学生们的偶像。1952年11月26日下午，胡适在台北第一女中发表完演讲，走出讲堂后，被早已守在那里的数百名女生团团包围，要求签名留念。进退维谷时，幸有校长江学珠帮忙，胡适才匆匆挤上汽车，突围而去。 　　 　　　　此情此景，时人只道是寻常。 　　 　　来源: 中国周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81565735.html

　　周质平，雷颐 欧阳哲生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新书发布活动（文字记录） 　　主题：今天，如何解读胡适？ 　　主持人：九州出版社总编辑 王杰 　　嘉宾：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本书作者）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胡适研究专家） 　　2012年8月2日上午，北京三联书店 　　 　　王杰：各位嘉宾，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社最近出版了《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本书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另外，到场的嘉宾还有两位学者，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另一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欧阳哲生先生。 　　 　　我是九州出版社的总编辑王杰，今天的主题是“今天，如何解读胡适？”，我想先说几句，我们出版周老师的这本书，有一个前提，是我见到周先生的时候，被他的学问所打动，九州出版社这两年主要是以学术著作为出版方向，出版学术著作，包括出版胡适的著作，要有一个心态，那就是“心平气和”，温和的研究学术，出版胡适的思想研究，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另外一种思路，作为另外一种学术思想作为参考，这是我们的初衷。 　　 　　下面请本书作者周质平先生讲话。 　　 　　周质平：谢谢王杰先生，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到北京来。 　　 　　我想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上与学术发展上会很明显的看出来，把胡适和鲁迅这两个人作为两个不同的典型，鲁迅当然是一个正面教材，胡适是一个反面教材。鲁迅，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称他为“三家五最”，是“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等。而胡适呢，在五十年代初期，周扬给他定的调，是“马克思主义最狡猾、最坚决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是当时五十年代初期 “批胡运动”开始的时候，周扬给定的调。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说，鲁迅在他的身后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大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人，有官修的全集，有官修的故居，有官修的博物馆，甚至于有官定的评论，都是官定的。而胡适呢，没有这些。 　　 　　胡适，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都受到了一定的冷遇。一直到现在为止，出版最全的全集是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的《胡适全集》，但这个全集是算不上“全”的。在这里，我不是在苛求出版社做到“求全”的全，而是有许许多多的文字，我都可以看到的，包括中文的和英文的文章，都刻意的没有收入《全集》之中。换句话讲，胡适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忌讳。他的很多文字不能收在他的全集里面。而正是这一点“忌讳”，恰恰说明胡适的作品、胡适的思想都是和当今息息相关的，一点也没有过时。 　　 　　我们可以说，与鲁迅相比，胡适身后的萧条，正是鲁迅所不可及的地方。鲁迅身后受到的礼遇，我刚才说了，一切东西都是官修的。这种由党和国家，由最高领导人在后面的全力支持，对鲁迅来说，在他的身后，其实并不见得是件好事。把鲁迅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解释成为某一个革命、某一个政治理想在服务，我想如果鲁迅先生身后有知，他会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有“捧”和“批判”两种，捧的过度，反而是传主失去了本来面目；而批判的，却不一定能将他批倒。想打倒的，打不倒，而捧起来的，却使其身后名受到的伤害更大。所以，几十年来，胡适在海峡两岸都有一定的忌讳。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有忌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热烈追捧，完全不是这样。尤其是最近蒋介石的日记刚刚公开，大家可以看到蒋介石对胡适是充满着戒心，甚至是痛恨的不得了。胡适去世的那天，蒋介石是如释重负，“我终于去掉了一块绊脚石。”国内很多朋友说，胡适是软弱的改良派，总是说他非常软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等等。这些，我想大家也都知晓。三联书店在1953年出版了8册《胡适思想批判》，我想这些文献都还在，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把这8册书拿出来看看。 　　换句话讲，如果今天我们要重新解读胡适，我想可以这样说，胡适的许多学术观点，后来的很多学人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超越并取代了他，胡适是起到了开路的作用；他在社会改革方面，例如妇女解放，对孝道的解释等等，在今天也已经不太新鲜了；而当前，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讲，一个很新鲜的，是他的政治观点。而他的政治观点，始终是有忌讳的，始终认为应该受到批判。但，我想，胡适的进步，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反动”。正是因为有他政治上的反动，才有他学术上的进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 　　胡适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他在四十岁后，很少有新的观点，1947年之前，他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直接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1949年以后的事。而这部分材料，对于国内的很多读者来说，还都是出土的、新的内容。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涉及了这些。我想，这本身也说明，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尺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来说，看到这个事件是非常欣慰的。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有将近30年的时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胡适研究的重新建立，是胡适“平反”的一个过程。中国有句话叫“官逼民反”，是造反的反，而胡适“返”的过程，是“民逼官反（返）”，是民间觉得不得不平反，在这样的过程中，当道才慢慢的开放对胡适的研究。我想，如果对胡适这样的一个人物进行平反，对中国的进步，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划时代贡献的。如果可以平反胡适，让他的所有作品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是可以为当道的合法性增加一个很大的砝码。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的这本书能和北京的读者见面，谢谢大家！ 　　 　　欧阳哲生：主持人，各位记者，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看到周先生这本大作出版，举行新书发布。我和周先生认识很早，已经有二十年了。最早认识是在香港参加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有关胡适的研讨会上见面。当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每年周先生都会来北京办普林斯顿大学的汉语暑期班，这一方面的成绩，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知道。其实周先生在美国学术界、知识界赢得声誉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他在汉语方面的教学颇具成就。 　　当然，作为同行，我对他的胡适研究是一直很关注的。他在胡适研究方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个是他整理出版胡适先生的英文作品，最早是在台湾的远流出版，《胡适英文文存》三卷，后来又出版了《胡适英文未刊遗稿》，这些作品也收到安教版的《胡适全集》中，这在胡适研究中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第二个是他研究胡适个人的感情世界，他发掘了胡适与美国的两位恋人——韦莲司与罗贝卡——之间的关系，在两岸出版了《深情五十年——胡适与韦莲司》，还有《不思量，自难忘——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这些书信是英文，他翻译成了中文。这也是胡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三个工作是周先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胡适专题的论文，在台北结集为《胡适与鲁迅》、《胡适丛论》,这两本的内容几乎全部汇入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这本《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新的文章。 　　在最近二三十年胡适研究的园地中，周先生是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大陆，最近二三十年的胡适研究得到的突破，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我想，这和我们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大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这个社会背景为胡适研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对之前的一些禁地、禁区进行一些突破，胡适研究也是在不断的突破之中，所以我常说胡适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线，也可以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尺度。刚才周先生也谈到，他的书能在北京出版，感到非常欣慰。也可是说是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希望，看到社会朝着人民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感受。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雷颐：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我和周先生认识也二十多年了。他写的关于胡适的文章，我都看过。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这本书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版，所以我看过之后，感到很振奋，也很高兴。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消息，还把书的封面放上去了。 　　正像两位所说，胡适在当前还是有禁忌的，而我觉得正是这种禁忌恰恰说明，他对当代是有意义的。如果说百无禁忌，那就说明他已经是个历史人物了。在海外，在港台，他百无禁忌，怎么说都行。但胡适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而在这里，禁忌越多，越说明他对当下有意义。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谈到的是胡适与鲁迅、胡适与冯友兰、胡适与林语堂、胡适与吴稚晖、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与梁漱溟、胡适与钱玄同，甚至还有胡适与孙中山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一个分析。其中，像林语堂在海外很多著述，我们看不到的史料，尤其是其英文著述，书中征引很多。我们谈到林语堂，就是他的小品文，他的幽默，而周先生引用了大量的英文著作，证明他不完全是这样，他有大量的政论文章，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开风气的人，很多事情，都是他开的头，他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例如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胡适有很深刻的论述。直到现在，我们还面对着“改良”与“革命”两个命题，是谈激进还是渐进；谈到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等等，现在都还在谈。三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谈到“民主”和“专制”时，认为中国民众素质太低，只能专制，不能民主。胡适则说，民主是最容易实行的、像幼儿园一样的政治。关于民主，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论。这些内容，都是当时激烈讨论过的内容。所以，胡适与当下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另外，在这里举办活动，我还想多几句。大家都知道，这个三联书店，前几天刚刚庆祝了它成立80周年。虽说是80周年，但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出版在1951年就没有了，给撤销了，但我们又不断的能够看到三联出版的书。它是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那些被批评的，或者文化色彩浓一些的著作，人民出版社用三联的副牌出版。所以那一套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就是用三联的名义出版的，而实际上当时已经没有这家出版社了。在当时，著作性质属于反面的，包括当时反修的著作，例如赫鲁晓夫的言论等，都是在三联出版。这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胡适生前身后的方方面面，研究起来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王杰：欧阳哲生先生的书里提到，1956年毛泽东讲“50年后是要给胡适平反的。”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给胡适“平反”，我们能做的是把胡适的一些学术思想介绍给大家。实际上，来的太迟了。 　　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大家！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1709738/

　　郝明玮 　　 　　野人评说： 　　 　　 读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文章，据当时的大家们评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代表作。胡适从师米国社会学大师杜威，这杜威来了华夏一回，了解了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之类的子，便自不惭滴将自己说成了“当代孔子”。当然，一个外国人当中国人的面说自己是啥子都是可以滴，也没人与他理论！实在需要说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孔子的“天下主义”的确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杜老儿的事情就无需追究了，只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将其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明相结合的那些文本，是有些价值的！当代人，尤其是目前、而今、眼目下的人，基本是不读，大概齐滴也不知道地…… 　　 　　 看过胡老头儿一些文本，真要读懂这家伙好像很难。全集、文选、“博客”多多，不下功夫，不花时间恐怕是搞不懂滴！于是认为，读两篇过去大家推荐的胡老头的文章，仔细琢磨大概能够把握一些脉络？自己觉得，胡老头儿的《自由主义》一文甚好！断章取义一些片段，表示一些理解，也算差不多？ 　　 　　 他在文章中说：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b，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地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他又说 ：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 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 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了“和平改革 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他最后说：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http://mwhao.blog.hexun.com/78367931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