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蒋经国

1970年的那一枪 (台湾七十年代之三)

   作者:张铁志 这位七十五岁、头上只剩稀疏白髮的老先生经常独自走在喧囂的群眾中──各种街头的社会运动,不论是环保的、人权的。老人常常是眼睛泛著可爱的笑意,而当他谈起人权问题时,你又总是感到他的诚恳与执著。   周围的朋友对他总是无限敬意和喜爱,这倒不是因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过去十几年一直在民间社会从事人权运动,以及很少人到他这个年纪却仍然不懈怠。   不过,四十年前,他確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纽约开枪刺杀蒋经国──虽然他並没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黄文雄,如同那个世代的台湾人,经歷了日本皇民化统治,1945年日本战败后对回归祖国的期待与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枪弹与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肃杀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时期,他被「自由中国」所启蒙。进入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认识了一些来自东南亚的侨生和美国来的学生,从他们口中接触左翼思想、禁书和美国民权运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两名学生因为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们有来往的研究生黄文雄。这一年他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   彼时的美国正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整个社会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搅。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后期,运动者的气氛开始从抗爭转向革命──不了解这个气氛,就无法理解为何黄文雄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 1968年四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杀,让无数美国黑人与白人陷入悲伤与愤怒。因为他一直主张非暴力的和平运动,最终却死於暴力,而几年来的校园反战运动也无法阻止美国继续轰炸越南。於是,黑人运动中出现了主张武力反抗的「黑豹党」,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运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也出现了主张暴力行动的派系「气象人」──他们製造炸弹放置在公共或商业建筑。除了美国,德国、日本及许多地方的学生运动都开始「走向革命」,他们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战,或者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他们也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革命,激进气氛瀰漫著校园。   彼时黄文雄正在在康乃尔大学念社会学博士(同时期李登辉也在康乃尔大学念书),在学校中他和左翼学生多所来往,深受影响。1969 年四月,康乃尔大学的黑人学生持枪佔领宿舍,抗议学校的种族主义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几个领导份子都是黄文雄的朋友。当然除了参与美国左翼学生组织,黄文雄也参与了台湾人的异议组织。 这一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准备一步步接他父亲的班。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赴美访问。在美国的台湾人团体进行各种抗议,如当他在白宫访问尼克森总统时,他们在白宫前举行反蒋抗议,散发传单:「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 」 4月24日,蒋经国到纽约市的广场饭店(Hotel Plaza)参加餐会。已经计画数天的黄文雄终於等到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锁,对著蒋经国开了一枪,但他的手当场被警察打开,没有击中蒋经国,並且当场被逮捕。在被数名警察压在地上时,黄文雄挣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这句话也是他的故乡岛屿上无数人的心声。 在被起诉后,他竟然得以弃保逃亡。这又是一段传奇。 在国外流亡26年期间,他参与许多国际人权工作,但是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们,这段经歷他始终没有公开说明。 黄文雄在日后解释他之所以要进行刺杀计画,主要是希望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画,挑起国民党党內权力斗爭,藉此鬆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以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参与美国学运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財的台湾已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96年,台湾解严后的第九年,黄文雄终於回到台湾公开露面。他是台湾最后一个海外黑名单。 回台后,黄文雄一直持续从草根人权工作,曾担任臺湾人权促进协会会长等职位,而没有像大部分知名异议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后的政治名位──他曾经一度担任陈水扁时期的总统府人权諮询小组委员,但是后来因为不满陈水扁的人权政策而辞去。今年政治大学颁给他荣誉校友,他也没有出席。黄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兹在兹地为人权而努力。 当年的那一枪可以说是打在台湾歷史的关键时刻。台湾的政治转型正是从那之后开始:保钓运动、大学杂誌、蒋经国的「革新保台」、72年增额立委选举。有人说,是那个未遂的刺杀,刺激了蒋经国思考为何台湾人如此痛恨国民党,因此推动改革。他是否真的这么想,我们无从得知,而那一枪是否真的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启动鸣响也很难论断。重要的是,从彼时之后的民主化进程至今还有许多未臻完好之处,还有许多公民的权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黄文雄从不懈怠地继续阅读、写文章、上街头,直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枪 。 (本文刊登于新世纪週刊2012-1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2ecv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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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如何完成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作者: 郑东阳   本文原标题: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提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今年恰逢蒋经国过世二十五周年。此为凤凰周刊2009年第9期,彼时正逢蒋经国百年诞辰。这位威权时代的最后领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在其身后,终于完成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划时代变革。盘点蒋经国的政治遗产,既有他的大政治家品格--使之成为一个造就时势的英雄,又有全社会的推进合力--把蒋经国造就成英雄的时势。     他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他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前,他孤寂无力的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     这是蒋经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亲睹专制强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历史为他安排的这次彩排,蒋经国茫然无以应对,无人知晓他那一刻心中的感伤和悲凉,无人知晓他是否担心身后的评价。     以令人不忍和近乎无情的方式为蒋经国送行,何尝不是历史为一位伟大者精心设置的一次英雄谢幕。其时,他几乎已丧失视力,看不清台下,更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听到远处在地平线上不断汇集的声音。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另一说法是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   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大呼的声音,蒋经国终生难忘。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而台湾的“特务头子”即蒋经国。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若无其事,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蒋经国是一个为民主时代的政客立下标杆的独裁者。他既非拥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亦非乃父那种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更非善于故做神秘,营造高高在上的非人类形象的领袖。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   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定早年苏俄经历和其后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与蒋介石败退大陆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项目已在今日被认为是败笔。但“十大建设”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十大建设”成为今日台湾人概括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20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过分归功于他,而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为渐培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他持之以恒的勤政更给那个时代所有台湾人留下深刻印象。   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当然,那个令蒋经国终生难忘的声音,让蒋经国深刻感受到,仅有民生,是远远不够的。   【亚细亚的孤儿】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城”,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当台湾被光复时,只是个从大陆败退力量对抗大陆的据点和重返大陆的跳板,两岸一统时,台湾又是个可随便让与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事件中的高雄冲突,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的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当年刚迁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份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份子。   从1960年代起,蒋经国就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中华民国”,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蒋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说:“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虽然台面上依然保持着民族大义,但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但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而1973年李光耀访台时,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汪洋中的一条船】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的党外人士受1977年“中坜事件”许信良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   刚刚就任“总统”不到七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20年前,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曾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民间一片叫好。在蒋经国主导下,思想对战首先发起,特务控制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1960年,雷震被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李敖判刑,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台湾进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机的蒋经国深知,对雷震、李敖等一小撮外省籍异议分子的手段,已无法用于本省人风起云涌的政治诉求,“镇压”不是办法,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   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致电省主席陈诚,要他多选拔素质高的台湾人担任要职,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才有2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为了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尽量不让体制外精英从事反政府活动,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从7人增加到23名。   在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的第二年,他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因农业问题被蒋经国当面咨询后,受邀加入国民党,第三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辉迈入政坛快速通道的起点。   与李登辉一起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本省籍政治菁英还有林港详、吴伯雄、陈正雄等人。李登辉这批第三梯队的本土干部,因善于演讲表达,被本地人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吹台青”毕竟是党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无法根本解决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权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这场“吹台青”运动,蒋经国还是放不下“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则只开放次部门。同时,这些本土精英必须遵守国民党党内的规定,采用严格“梯队”培养。   若有人耐不住论资排辈的煎熬,很容易就会与党离心离德,与日后苏共叛逆叶利钦颇为相似的许信良就是其中一个。   本省籍的许信良很早就被国民党刻意栽培。1973年,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李焕的推荐下,许信良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员并顺利当选,被列为党内“第三梯队”。   但许信良经常拒绝执行党的政策,公开批评与反对当局的多项提案。1977年11月,因未获省党部提名,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多次警告,回到家乡桃园脱党参选桃园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涉嫌作弊被选民抓赃,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高达2万之众,他们焚毁了中坜市(桃园县的城区)警察局,烧毁镇暴车、摩托车数十台。最终,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也因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受中坜事件鼓舞,党外声势上升,接下来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尽管美丽岛案几乎将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一网打尽,但审判过程中媒体连番累牍的报道,更使国民党声名扫地。   蒋经国执政以来,台湾最值得炫耀是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情治”还有“经济的高增长率”。但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选民却根本不买“生活比过去更富裕”的账,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再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威权”。   此时的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党外运动风潮中,像汪洋中一条破损的大船。   【从逆势独夫到顺势英雄】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蒋经国接待外国政要“国宾馆”的台北圆山饭店内,刚刚被选为主席的游锡堃用颤抖的声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数天前,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已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消息传出,生恐万一蒋经国意外,形势或许急转直下的党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组党。   情治部门立即向蒋经国呈上公然非法組党的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深知此为大势所趋,淡淡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完成这一步观念的跨越,蒋经国用了2年时间。   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刘宜良)在美国被枪杀,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尽管几年前,蒋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长诗负气出走时,蒋经国派人拦下飞机,蒋孝武竟拔枪命令飞机起飞的粗野鲁莽,让蒋经国深感此儿不堪继任大统,但多年来,蒋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数在培养。   但江南命案彻底让政权父子相传的可能被击得粉碎。   美国官方称,“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绝不能容忍。”这是蒋经国第二次被美国人敲打。   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踏上美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蒋经国,他听了一些美国驻台湾代表说,蒋将军的手段“有点厉害。”当翻译未将此意传达给蒋经国后,杜勒斯又重复强调一次,并指明是蒋在在处理安全事务上的手段,他建议在美国实地考察一下人权经验。   蒋经国听后只是喃喃自语,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知道了。   那时的蒋经国对美式民主那套颇不以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   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近在身边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斯的垮台、数任韩国独裁者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调整和安排。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华邮》董事长葛兰母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在匆忙诞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在殚精竭虑半生,蒋经国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之举,完成了由被时势和潮流推动,到转而推动时势潮流的转折,也完成了从独夫到英雄的跨越。   蒋经国是个从未有过民主社会经验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晓自己从魔瓶中释放出的民主会塑造怎样的台湾,那个幽灵不可遏制、也无法再收回,是留给身后的人们用更长时间来完善实践的巨大历史遗产。   蒋经国在公共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马英九一直在他身边揪心地盯着他,15年后,马英九在《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20年后,马英九大选中击败民进党,为蒋经国那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赋予更深意味的诠释。   1996年5月,为纪念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新闻业殉职者,人们在华盛顿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华人。   因《蒋经国传》殉身的江南,曾在书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这位姓名被刻入纪念碑的历史推动者,大约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触动的蒋经国,也会成为一位历史的推动者。只是蒋经国的名字没有留在类似的纪念碑上。   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11074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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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的同异谈起

  王思睿        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說:蔣經國先生和鄧小平先生在關鍵的時刻做了關鍵的決定,扭轉了關鍵的歷史的方向,這是驚天動地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一個新的方向。蔣經國先生在兩次能源危機之後,知道臺灣那個地方沒有任何天然的物質,所以要靠自力更生,可以說是卷起袖子全心全力來推動,所以他推動了“十大”的建設,推動科學園區的建立,等等的作為為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之後,更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權的政治,奠定了政黨互動的模式,甚至於再進一步開放了黨禁、報禁,取消了戒嚴,同時也促進了兩岸人民的互動。小平先生開放改革,不但轉換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且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這都是跨時代、了不起的作為。小平先生講到,改革開放的路線要管一百年,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陸的經貿的發展,經濟的成長,可以說樣樣都是名列前茅。          連戰的意思是說,蔣經國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業績,可以成為兩岸現在和平共處、將來和平統一的現實基礎。在他的演說中,其實已經涉及到了蔣經國和鄧小平兩位先生以及他們各自開創的治理模式的同與異,但他作為大陸的客人,出於禮貌的緣故,沒有把這個話題展開。      一、 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相同點        我們先來看蔣經國和鄧小平的相同點。他們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接受過相同的政治啟蒙教育。他們都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仕途——蔣經國在蘇聯被扣為人質,與父親蔣介石斷絕關系,娶俄羅斯姑娘為妻,回國後又從共產黨員被培養為國民黨的接班人;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幾次被打倒,又幾次復出——終於達至權力極峰。他們都曾經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信徒,以後又與之告別——蔣經國回歸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鄧小平“不爭論”的實質就是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把“白貓、黃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貫徹到底。他們分別主持了臺灣和大陸在關鍵時刻的政治轉向,並且維持了社會穩定,推動了經濟發展。就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而言,鄧小平的貢獻還要超過蔣經國,蔣經國只是發揚光大了陳誠、嚴家淦等前輩的業績,而鄧小平則要排除陳雲、李先念等同輩的幹擾。          再來看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相同點。二者都是所謂“東亞模式”的代表,與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模式、韓國樸正熙模式、新加坡李光耀模式、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模式、菲律賓馬科斯模式屬於同類。也就是政治上威權、專制,經濟上放權、自由化的“一手硬、一手軟”的體制。就其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的一面來說,東亞模式不同於蘇東模式、南亞模式、拉美模式,已被歷史證明是成功的。半個多世紀前,東亞的起跑點遠遠落後於蘇東、拉美,與南亞不相上下,現在則把三者都拋在了後面。而蘇東實行極權專制,拉美實行軍人獨裁,南亞實行民主政體,可見經濟增長業績與政治是否民主關系不大。就其威權政治的一面來說,東亞模式不同於歐美模式(西歐、北美、澳新模式),但是,除了中國大陸以外,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經過1980年代的民主化潮流後,與歐美模式的距離已經大大縮小,東亞模式現在或許應當稱為“前東亞模式”,就像“前蘇東模式”一樣。      二、 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不同點        但是,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也有兩個顯著的不同點,第一點是宋楚瑜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談到的,第二點為連戰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一語帶過。          宋楚瑜說:創造臺灣經濟奇跡的經驗系於同時維持一高兩低,一高就是持續的高經濟增長,兩低就是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率。同時要維持穩定的物價水準和充分的就業,最後通過稅制跟教育,讓窮人有翻身的機會,力求維持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個的社會和經濟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夠富起來,更要讓所有的家庭都能夠富起來。依照臺灣的經驗,達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於社會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讓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來攀爬社會的階梯,而另一方面“知識就是權力”,正如培根所說的,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窮。舉例來說,蔣經國先生執政的16年當中,就是從1972年到1988年,臺灣每一位公民所得從482元美金成長到5829元美金,增長了11倍,但是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4到5倍以下的水準。          臺灣在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一直保持著較低的基尼系數,這是一個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的成就。也就是說,“均富”在臺灣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且是一種現實。用一位長者的話來說:“大陸是語言上的社會主義,臺灣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在1980年代曾一再講:“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窮,不是那樣子。”“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至於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但是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的現實:一方面是億萬富翁的紙醉金迷,一方面是數千萬城市國營、集體企業職工的下崗失業。用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話說,就是出現了“斷裂社會”。為什麽鄧小平後來不再那麽強調“共同富裕”或者講了話也不起作用了呢?與下面要說的第二點有很大的關系。          連戰說:蔣經國在經濟發展之後,更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權的政治,奠定了政黨互動的模式,甚至於再進一步開放了黨禁、報禁,取消了戒嚴。啟動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是蔣經國在“一高兩低均富發展”之外的第二個大成就。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蔣經國痛感不搞民主化,臺灣將無法保持長治久安,也無法贏得國際尊重,因而在短短的七年時間裏,就毅然開放報禁、黨禁,解除了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狀態。在蔣經國去世十幾年後,臺灣民主化就已經基本完成,並獲得世界民主陣營的廣泛好評。          在後,鄧小平卻從與蔣經國完全相反的方面吸取教訓。雖然他說中共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但該報告中所規定的黨政分開舉措,至今還沒有兌現。1980年代開始的政治改革進程,不僅是停滯了,而且是倒退了。坦克沖進天安門廣場後,統治者對於重新贏得合法性已經喪失信心,因而只能在“政權就是鎮壓之權”上下功夫。這就要求團結內部,提供激勵,一致對外。對權錢交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給一夜暴富留足空間,這是晚年鄧小平模式以及後鄧小平模式的一種統治術,並不是幾句“反腐肅貪”的漂亮話就能夠掩蓋的。       全民均富還是“不落空”階層獨占,啟動民主還是強化威權,這是蔣經國模式和鄧小平模式的兩大不同點。      三、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所謂“東亞模式”,其實又可以分為兩支,一支是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四小龍”,一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前者的共同特點是政府的學習能力和行政能力強,官員比較廉潔,政府能夠出臺和施行均富政策;後者則反之。顯然,這與四小龍同屬“大中華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有著很大的關系。而中國大陸現在卻出現了“菲律賓化”、“印度尼西亞化”或者有些人所說的“拉美化”的趨向,這自然不能從文化上找原因,只能歸咎於過去的制度背景或者領導者的個人因素。        宋楚瑜說:臺灣經驗,不是規律,是人做出來的,蔣經國個人有重大貢獻,親民、勤政、廉潔、果敢……。蔣經國的勤政和廉潔,連政治對手臺灣民進黨也不否認,蔣方良的晚年境況,島內外人士都看得見。筆者也註意到,臺灣的大財團,太子黨出身者絕無僅有,基本上都是臺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對於大陸貪汙腐敗肆無忌憚的現狀,鄧小平個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出現過新聞監督、議會監督、政治反對派監督的萌芽。豐澤園飯莊廚師陳愛武投書《人民日報》,導致白吃白喝的商業部長王磊下臺;人民代表於光遠等人質詢“渤海二號”沈船事件,導致了石油部長宋振明下臺;筆者擔任編委的民刊《北京之春》出專刊並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配合人民代表追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中南海大興土木,導致了領導人豪華住宅工程的停工。而鄧小平“反自由化”,首先反掉的就是這些監督制約統治階層腐敗的最有力措施。          鄧小平的念舊、護犢、不作為,使貪汙腐敗之風在1980年代愈演愈烈。鄧小平復出後,把他的老哥們薄一波、王震、楊尚昆、宋任窮、彭真等人重新扶上臺,置於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的監軍位置。他的老朋友中有人很不檢點,本來“整黨”應當整這些人的不正之風,但他們卻說動了鄧小平,把整黨變成了整“三種人”,也就是把文革中反腐敗的“造反派”作為整黨的主要對象,使黨內腐敗分子更加肆無忌憚。          鄧小平的子女在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使他有一種內心的愧疚,想要對子女有所補償。他開了一個口子,結果是太子黨辦公司之風吹遍了神州大地。陳一諮最近在《三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風骨》一文中透露了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1989年5月17日晚飯時,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趙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開了一個“太上政治局常委會”。看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認為:“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視抗議學生與民眾如寇仇的鄧小平終於下定了最後的殺機。顯然,鄧家子女對於鄧下決心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正所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鄧小平可以說是一位政治博弈大師——善於韜光養晦(曾先後向毛澤東、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和左右平衡(犧牲手下保全自身),但與“總設計師”毫不相幹。“總設計師”是要動腦、動腳、動嘴的:要勤於學習,系統思考;要勤於調查,反復比較;要積極鼓吹,善於動員。而鄧小平是個懶人,有時間就找人打橋牌,改革開放時期年齡又大了,想跑也跑不動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真正的設計師是胡耀邦、、萬裏、田紀雲等人,任仲夷、項南、袁庚等人也有很大的功勞。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胡平、王軍濤、張煒也是改革的設計者,但胡王沒有機會擔任落實改革藍圖的工程師,張煒也只是在天津開發區進行了小試牛刀的實驗。鄧小平能夠起到的最好作用就是給這些改革設計師和闖將當後臺老板。然而,就像當年的毛澤東一樣,每當鄧小平從後臺走到前臺時,往往就要壞事。1986年,他出於與戈爾巴喬夫競爭的心理,親自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結果,民間的政治熱情剛剛有所表現,他就緊急剎車,還搭上了一個總書記胡耀邦。1988年,他想要憑借中共的“政治優勢”強行啟動“價格闖關”,結果引發群眾搶購,改革的民意支撐動搖,隨後又搭上另一位總書記。除了1983年的所謂“嚴打”(炮制了大量新的冤假錯案),我們想不出鄧小平為制止政治腐敗之風采取過什麽有效的措施;反之,我們卻可以指出他在推波助瀾方面的大量舉措,這其中就包括鎮壓,從而為權錢勾結、黑白通吃的所謂“精英聯盟”鋪平了道路。      四、 統治集團在政治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或者說社會強勢群體的工具。這種國家理論只說出了片面的道理。其實,從國家誕生以來,就既有統治的一面,又有治理的一面。作為治理者,國家機器就必須超脫於特定階級的利益與欲望。近代以來,隨著行政官僚化和議員有薪制,所謂“統治精英”更與“資本精英”和“土地所有者”劃清了界限,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權被所謂“精英聯盟”挾持,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不是一般的現象;是末世的征兆,而不是“盛世”的象征。          從中國歷史上看,只有東晉和一些朝代的末世(唐末、明末等),皇權才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傀儡和工具。秦皇漢武,對於富人是毫不留情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說明他不甘於被功臣集團挾持;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手段之兇狠,世上罕有其匹。毛澤東從來不願意成為“黨官僚階級”的傀儡元首,這也是舉世公認的。強人鄧小平何嘗願意像一個末世之君那樣被人牽著鼻子走,晚年鄧政權及其後續政權淪為“精英聯盟”的傀儡,乃是“”後遺癥,所謂“形勢比人強”。          如果我們承認蔣經國在均富方面的業績,就不好再說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或者“精英聯盟”從來不會心甘情願地讓出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他們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願景的最大絆腳石。執政黨擺脫特殊利益集團的包圍和束縛,把國家的前途(和平崛起、和平統一)和全民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使政府能夠表現出一種超然性和前瞻性,這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能夠在大陸實行的一個必要條件。        五、 錯失的胡耀邦模式        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胡耀邦比蔣經國小5歲,如果不是因為某些歷史的偶然性,我們今天要比較的或許就是蔣經國模式與胡耀邦模式的同異。          胡耀邦與蔣經國的共同點要更多一些。胡耀邦親民、勤政,毫不遜色於蔣經國,蔣經國跑遍了臺灣的20多個縣,胡耀邦則跑了大陸的1000多個縣。胡耀邦的廉潔有口皆碑,他的子女也很爭氣,沒給他添什麽麻煩。胡耀邦最突出的一個優點是好讀書,他對於西方的人權觀、民主觀沒有抵觸情緒。          筆者曾說,中國共產黨正在步中國國民黨後塵(參見王思睿:《我的“三民主義”:媒體民營,政黨民辦,政府民選》)。共產黨的國民黨化,關鍵是要取消“四項基本原則”。但是,胡耀邦模式和鄧小平模式在取消這些基本原則的次序上是不同的,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也是不同的。後者導致了社會弱勢群體要承受更多的改革成本,更多的眼淚和辛酸。          胡耀邦模式首先要取消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他所信任的筆桿子李洪林、郭羅基等曾在這方面作過許多文章。其次是共產黨領導,即使按照比胡耀邦模式稍保守的中共十三大政改方案來辦,諸如政法委、各部黨組、中宣部直接插手文化行政事宜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也早就應當廢除了。再次是社會主義制度,胡耀邦模式會先在所有制改革上著手,把國有企業的產權分給工人,而不會起勁地“砸三鐵”、削弱社會保障制度。最後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胡耀邦的理論家王若水、蘇紹智等人主張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人道主義”等概念來改造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馬克思主義,使它具有更大的理論包容性和時代適應性,信奉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將會社會民主黨化,成為未來多黨制格局中的左翼政黨。          鄧小平模式則以“不爭論”的名義首先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在當今中國,正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與自由主義者同樣沒有言論自由。其次是社會主義制度,1992年南巡之後,鄧小平已經不再在乎社會主義這塊牌子了,這一次,他要憑借共產黨的組織優勢來“砸三鐵”、砸工人的飯碗。再次是共產黨領導,鄧及其指定的“核心”通過改變共產黨的性質來取消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三個代表”成為代表三個精英階層,左翼工人政黨蛻變為右翼威權政黨。最後一個舍不得拋棄的鎮家之寶是“專政”。筆者曾指出:現在,原有組織系統的三條線有兩條已經萎縮,黨群系統在基層社區和單位已經沒有多少實際功能,行政系統已經無法進入到非公有制單位內部發揮作用,惟一得到強化的是公安保衛系統(參見王思睿:《政法系:與公民社會一起成長》)。但是,沒有“軟權力”配合的“警察專政”、“特務專政”遠沒有中共當年的“群眾專政”厲害,事實證明,只靠專政手段也阻止不了“顏色革命”。      六.歷史考驗胡錦濤        如果按照鄧小平和胡耀邦曾經商定的安排,中共十三大時“鄧小平全下,胡耀邦半下”,由胡耀邦接任鄧小平的軍委主席,由胡啟立接任胡耀邦的總書記,那麽胡啟立擔任兩屆總書記之後,中共十五大選擇新領導人時,作為首選的很可能還是胡錦濤。如果胡錦濤的仕途以及大陸的政治發展沿著這樣一條路徑走過來,中國現在的面貌就會大不相同。          讓我們大膽地設想一下。在1980年代後期,是由著名黨內民主派、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在主持起草新聞法,在胡啟立第一屆任期內(1987—1992),制定了新聞法、出版法,取消報禁,《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改組為真正的民營報紙,中央電視臺成立類似於BBC那樣的理事會。在胡啟立第二屆任期內(1992—1997),中共實行黨內直選各級領導人,黨組織與國庫徹底脫鉤,通過了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新黨綱黨章;實行司法獨立,法官終身制,法院系統垂直領導。在胡錦濤第一屆任期內(1997—2002),制定地方自治法和社區自治法,市長和市議會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制定結社法,允許自由成立工會和農會,成立各種NGO(NPO)組織只須依法註冊備案,無須雙重主管部門批準成立。在胡錦濤第二屆任期內(2002—2007),制定政黨法,取消黨禁;制定新的選舉法,由選民直接選舉國家主席和國會議院。如果沒有“”導致中國大陸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三胡依次執政,有秩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就不會出現1990年代的兩岸關系倒退,到2005年,無論是連戰、宋楚瑜或者陳水扁、謝長廷訪問大陸,將會是兩岸當局的會談而不是兩黨會談,所獲的成果將會是兩岸和平協議甚至是和平統一協議而不是區區一紙新聞公報。          如果歷史沿著上述的路徑走過來,胡錦濤將會輕而易舉地贏得基本完成中國民主化與勾畫兩岸和平統一藍圖的美名。可惜歷史上有太多的偶然性,而每一個偶然性都會展現一幅面目全非的圖景。當年北京大學競選的另一位主要參與者房誌遠曾經說過:歷史就像高速公路,錯過了一個出口,就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到達下一個出口。現在的胡錦濤,繼承的不是他的兩位團派前輩,而是一個在政治血脈和精神氣質上都相差甚遠的“十三年”。他要完成胡耀邦的未竟事業,面臨著極大的困難,需要非凡的膽略和智慧。          胡耀邦下臺以來,最大的社會變化就是一個“不落空”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們從反自由化、反民主化中受益匪淺,一夜暴富,“以錢賣權”,“以權撈錢”,黑道白道通吃。他們底子潮,害怕民主化後的清算,因而千方百計地阻擋民主化的進程。他們收買了一部分高級官員和知識精英,結成所謂“精英聯盟”,給改革者布下了天羅地網。胡錦濤想要沖破這張羅網,確實很難。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面。經過二十年的曲折經歷和理論反思,中國知識界更成熟了,按照有些人的說法,自由民主主義已經成為新的道統,知識界對於世界文明主流和中國具體問題有了更加透徹的研究。工人農民的政治自覺性更成熟了,對於時那種“民主化與我的切身利益無關”的認識,許多普通民眾已經有所悔悟。公民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體制外知識分子、民間資本、中介團體、非政府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正在茁壯成長。如果胡錦濤準備踐履他的“三民主義”——“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就不難從執政黨內和廣大民眾中發現足以抗衡“不落空”既得利益集團的民主化動力。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4%BB%8E%E8%92%8B%E7%BB%8F%E5%9B%BD%E6%A8%A1%E5%BC%8F%E4%B8%8E%E9%82%93%E5%B0%8F%E5%B9%B3%E6%A8%A1%E5%BC%8F%E7%9A%84%E5%90%8C%E5%BC%82%E8%B0%88%E8%B5%B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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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伟人蒋经国

作者:朱新梅        蒋经国最终坐上台湾总统的宝座,固然与他的父亲蒋介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实在也配做台湾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蒋经国没有把“江山”丢掉,反而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向现代民主制度的华丽转身,不仅给台湾带来了长久的稳定与和平,自由与发展,而且以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协条发展向大陆全面展示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确保两岸之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还与大陆展开了长期的制度竞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为大陆实行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样板。        蒋经国之所以能在其有生之年开创台湾的民主,是其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总体把握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虽然也是长期一党专政,但是在建设现代宪政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战争年代,仍有限度地保障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法治国家等现代制度。虽然总体来说,这些民主自由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民主、法治、自由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国民党并没有抛弃这一核心价值信念。        蒋经国与国民党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在台湾实行一党专政,也有一千一万个理由把统治权传承给自己的家族,比如维护台湾的安全与稳定(因为与大陆的对抗,比如特殊的国情等),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选择开放党禁报禁,选择言论自由教育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使人民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自主成长,而不是强要代替人民选择,替人民当家做主。蒋经国之所以主动结束了一党专政,使台湾转向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并坚信,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私利,任何现代政府的公共权力都应还给人民。蒋经国有这样的认识并能最终还权于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考虑到国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不久就痛失大陆执政权,更难能可贵。        开放党禁后,虽然国民党曾经在政党竞选中失去了一次执政的机会,但通过公正公开公平的选举,国民党现在取得了再次执政的权力。诚然,国民党可能会再次失去执政的权力,但是台湾已经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台湾的政党正走向成熟,人民已经将政党关进了笼子,它不可以肆意打着各种为民服务的旗帜蹂躏人民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不仅能保持稳定和平,更能实现经济的腾飞、文化与科技的创新,在国际上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并为中国人赢得尊严。        要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与训练、没有宗教信仰、刚刚经历过战争惨败的民众中间实现民主,并不是像喊口号那样简单的事情。蒋经国能在最后自己当政的10年内使台湾转型为民主社会,与其到台湾后一系列的改革和逐步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蒋经国意识到,必须改造国民党,使其成为廉洁的政党,获取人民的支持,为此,蒋经国早在1973年就在台湾实行了财政公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其次,蒋经国逐步开放“立法院”议员席位,吸纳本土精英参与公共政治,尤其是采用竞选方式,培训台湾人民的民主素养。第三,蒋经国在内外环境下,着手建立“全民共识政府”,这意味着对公民社会的开放,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因此而培养对国家的责任感。当然,最后,蒋经国次第开放了党禁报禁,还人民以自由,并最终实现了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        蒋经国站在世界历史潮头,主动拥抱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将一个传统文明带入现代文明。他不仅具有开阔的视野,伟大的胸襟,更具有超越的眼光,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使命感与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与能力。正因为如此,虽然偏安于台湾一隅,蒋经国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在与大陆和中共的长期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这就是在国际上树立台湾民主自由的形象,并凝聚了台湾人民的意志,为台湾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民意基础。在大陆人民心目中,台湾的国民党已经焕然一新,不再是蒋介石时代的贪腐无能反动政党,而是马英九一代的清廉魅力型政党。        六十年来,历史的硝烟散尽,战争的风云飘逝,两岸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如今,两岸人民在文化、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往来。随着交通与媒介的高度发展,大陆人民开始了解并熟悉蒋经国。人民逐渐了解,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蒋经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将要大于孙中山的贡献,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并率先提出了三民主义,但真正让中国人民从被奴役的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获得全面的自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是蒋经国。蒋经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中国人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bs.21ccom.net/thread-404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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