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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思想市场的自由

中国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直被中国政府严格管控,这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与民主的发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十月六日的一次演讲时说,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自由才能达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请看本台记者郭亚萨和李泽雨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张维迎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自由。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著有《市场的逻辑》、《中国改革30年》等书籍。...

罗慰年:李嘉诚“跑路” 守住资本的战略高度

香港地产商李嘉诚,是中国地产“跑路党”的带头大哥。2013年7月,李嘉诚高调宣布出售广州百佳连锁超市;2014年11月10日,李嘉诚抛售39亿元重庆大都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李嘉诚成功套现超过700亿港元。于此同时,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也于2014年4月8日,以9.28亿美元(约72亿人民币)售出旗下的盈大地产的北京盈科中心,李嘉诚在大陆房地产泡沫最顶峰退出大陆市场。李嘉诚撤离中国大陆楼市后,大陆的房地产就开始走下坡。...

自由亚洲 | 广东省经济转型升级要动真格的

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作报告时只字未提中国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取而代之的是把转型升级放在未来广东经济发展的首位。 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广东省在摸索经济发展方向上似乎也在领跑中国。虽然2011年广东省GDP首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居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首,但省委书记汪洋却在自己所做的广东省委会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本可以大肆宣传的GDP。广东社科院知名经济学者黎友焕教授表示,广东敢为天下先,率先将转型升级正郑重其事地放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广东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阻力: “因为一转型的话,GDP总量要下来,税收就减少。那么对很多人还对汪洋当下一任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样的指导思想的话,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他就不干了。因为转型是一个中长期的事,可能我这任转型的话,我这一任就没钱花了。尤其是在追求GDP,以GDP为评价标准的话,那就没政绩了,没政绩就不能升官晋升了。” 不过,黎教授说,在中国有一个优势是,一旦上一级政府动真格的,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必须服从,必须实施。黎教授认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将对全国的经济的反战模式有所启示: “广东应该说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也为未来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验。广东这一提对总的中国GDP的总量来说还是影响不大。当时我们要说的就是广东为什么提这个,因为对于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思总结出来的一个发展路径。全中国都应该像现在广东这样,不应该把GDP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全中国都应该走有经济发展的道路。” 然而,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国世平表示,广东将转型升级放在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第一位,不再一味追求GDP, 对广东和中国其它沿海发达地区是正确的选择,但未必适合中国中西部地区: “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它们还是要追求GDP的发展。因为它首先把经济发展上去。规模做大才能够产业升级。它还没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对广东来讲它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阶段。如果再这么走下去的话,中国的经济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沿海地区没有把GDP放在前面,所以对经济总量最需要的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做湖南、湖北、陕西等等,西部地区才要重视规模。” 中国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日前就对外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四大差距”:一是“城乡差距”, 二是“地区差距”,三是“收入差距”,四“行业差距”。中国各地一味追求GDP经济总量而忽视质量的发展不一定能够保证区域内百姓生活的富足,更不会使经济发展必然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幸福之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VOA:中国两会“十二五计划” 有意经济转型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重点之一是审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此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方向性作用。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开始降低GDP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更应该是求实质而非数字。 *温家宝:民生是出发点* 温家宝总理2月底曾明确表示,“十二五”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低于往年。温家宝说:“我们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在近期结束的地方两会中,已经有江苏、湖南、陕西等省明确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同时调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速。 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更是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陕西发展的主题是“富民强省”,首次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摆在全省工作的首位。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应该从对GDP数字的强调转为GDP的质量,注意高GDP背后的公平分配。他说:“牺牲一点数字,更多一点质量。收入分配、就业、环境保护、泡沫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涉及GDP的质量。美国不只看经济增长,还看失业,中国连失业指标都没有,现在多少人失业不知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认为,对国民最关键的是今后五年希望看到经济增长能带来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他说:“比如税收,尤其个人所得税制有重大改革, 把单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造成完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说制。” *加强市场作用 减少行政干预* 夏业良认为,除了对重要民生用品价格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市场的手段替代行政干预,房地产的“伪市场”就是如此。 他说:“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是畸形的,正是因为其并非一个真实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土地根据需要市场化配置的机制。老百姓有很大的心理反差,因为很多人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得国家稀缺资源,例如经济适用房。” 除了国内向“富民”转变之外,中国经济也在国际一体化市场中受到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从出口转向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 不过夏业良说自己对两会不抱希望。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是能够提案的与会代表更会唱赞歌,另一方面是政府以往缺乏诚意。 他说:“如果他们有诚意尊重代表委员的话,就应该把年度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审计报告在会前向代表公布,不应该在大会上宣读文字拖延时间。对网上评论应该放开,现在恰恰相反,国家动用一百万警力保卫两会,另一方面网络上又十分紧张,不准发表敏感文字。” 茅于轼告诉美国之音,四五年前曾听说有人提议让他当政协委员,不过因为他要求六四平反而取消。

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2010-10-19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不仅需要总量数据,更需要人均收入水准、货币购买力提高,不提货币购买力光提人均GDP与CPI纯属忽悠人。       有一连串的预测数据印证中国未来将发生变革,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人均收入提高、CPI处于高水位等等。在经济大变革时期,改革需要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数据,而不是以总量数据天天报喜愚弄天下人。       最新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10月16日,厉以宁先生表示,我国的通胀警戒线可以提高到4.5%,这与9%的经济增速是相配的。无独有偶,此前三天,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缺乏对比的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国际上就有更为乐观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为粉饰所用。按照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亚开行9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大陆排名人均实际GDP为6914美元,是2000年的三倍,排名亚太地区第十二位,为韩国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与财富花团锦簇,完全不需要什么改革。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度突破万元,达到10542万元;2004-2008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12336元、14053元、16165元、19524元、22698元。       好吧,就算亚开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不现实,用官方汇价计算。根据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保持稳定,基本上在6.81-6.85元的区间内运行,取中间值以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计,2009年人均GDP为3323.28美元,以2010年10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6.645计,人均GDP为3415.8美元,就算国人什么也不做,人均GDP就凭空增加了92.53美元。人均GDP按美元计是增加了,但国内通胀压力节节攀升,人民币购买力大幅下挫,公众的收入挫折感反而会增加,此时提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反而会激起公众的反感。       按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的说法,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这是规划中的一大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防止人均收入注水,同时公布收入平均数与收入中位数,以杜绝既得利益阶层攫走绝大部分财富。       我国收入分配极不公平,收入中位数大幅低于人均数,一个高收入者就遮蔽了无数含薪茹苦的中低收入阶层。以人均收入衡量总体财富的增长,以中位数衡量普通员工的收入增长,才能在品尝总量财富增长的同时体尝民艰。如我国较为富裕的宁波地区,最低工资增长,但送气工、送水工等力工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2010年年中送气工的高位数、中位数、低位数分别为5、3.5、2.5元/瓶,其中中位数和低位数还比去年下降了0.5元。       构建高中低的收入标准,以中位数来衡量,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出贫富差距、收入增长状况。如我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问题趋于严重,当地社会服务联会将全港住户分为高收入及低收入两个群组,高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32000港元上升至今年的32950港元,但同期低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却由10000元降至9000元,高收入人士月收入中位数是穷人的3.7倍。       再说通胀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两倍数,CPI的警戒线确实可以比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稍高,不过这需要前提,在政府公信力存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提升警戒弹性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       做不到以下几点,就不应该轻易尝试提高通胀耐受度。改革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我国的CPI数据饱受质疑,8月份CPI创下22个月的新高3.5%,但根据房价、菜价等涨幅,公众的痛苦程度远远大于3.5%的CPI涨幅。定下政策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恢复民众对于货币购买力的信心。目前的情况是,统计局说自己的一套,央行说自己的一套,而公众根据粮油等价格有自己的一杆称,必然造成国内预期混乱与货币的混乱。       举个例子,假设今年CPI上升4%,统计数据显示全年上升3.2%,加上资产品价格货币购买力下降5%以上,如此的通胀压力谁能承受?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货币信用崩溃。我国已有前鉴,绝不可重蹈覆辙。       相对真实的数据与公平的分配,我们可以忍受CPI达到4%。这在信用货币体系与信用政策下是务实之举,但在失信的体系下,这就相当于给了权贵者一根绞杀民间财富的绳索。       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绞杀民财为代价。拉美也罢,民国也罢,绞杀民财的代价昭然若揭。   注:昨出差,今夜半回家。     WD来沪,LL晚宴,与数位好友相见欢。无奈任务在身,匆匆数语,希望日后尽兴长谈。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东亚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

核心提示 : 2009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原文: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作者:Sherry Tao Kong,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发表时间:2010年9月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和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因为中国的出口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并且大多雇佣农民工,外界普遍相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或工资水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下岗的农民工在关闭的工厂外示威,数百万人可怜地失去了工作,踏上回家的路,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到的影响。 去年,我们估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13%-19%。但是我们当时强调,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事实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政策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的是中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施行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以及外部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的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增长到了第二季度的7.8%。到2009年年底,GDP增速已经超过了8%的预定目标。 现在,最紧急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对它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再次作出了评估。而再次评估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通过“中国和印尼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项目(RUMiCI)”进行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村家庭”的小组调查,我们比较了2008年和2009年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我们观察到,农民工的就业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而且工作时间或者工资几乎没有减少。那些在2009年决定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反而影响到了农村地区——失业农民工从城里返乡的地区。失业农民工手里没有太多钱,这就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这更加抑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出现。这种“乘数效应”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 以统计术语来说,2009年,至少有1,500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他们中间大约有80% 回到了农村重新务农,平均来说,只实现了全年工作量的52%。全球金融危机除了造成农民工返乡,我们发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了3,800万(占所有农村户口总人数的7.5%)。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农村的非农岗位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有所减少。 在我们的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农村的农业部门很可能给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村的非农雇工提供了就业缓冲。因为这种缓冲效果,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的失业。当然,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从长远看,小规模农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业取代。这会自然地导致农田的集约化,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得卖出他们的土地。那么,对这些人来说,需要有其它手段来缓冲未来的就业冲击。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缓冲将会怎样实现?中国将怎样走向全民福利体系,赋予农民工卖掉土地的权利?如何有效地从一个基于土地的,低效率的传统福利体系,转变成一个更适合现代经济的福利体系? 在未来数十年,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会对中国农民工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 Sherry Tao Ko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Xin Me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教授。Dandan Zha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名博士后 这篇文章是 Ross Garnaut , Jane Golley 和 Ligang Song ( eds )的 《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和发展》[英] 一文的概述。该文氛围三大部分【注:我们在考虑部分翻译该文,如果你愿意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们:xiaomi2020#gmail.com】: 1 .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户口改革的需要 2 .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3 . 双城记: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2010年的改革重点 相关阅读: 东亚论坛:渐进主义——对中国政治矛盾的一种解释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email protected]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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