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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 麦燕庭:习近平指斗争须除恶务尽 评论预期有新斗争

2016年3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出席政协会议闭幕式。路透社/Jason Lee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年初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发表讲话,指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两面人,至今仍然有人拉帮结派,这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必须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中国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有关言论用词甚重,反映习势力未稳,自觉党内仍然有人觑觎他的位置,须清除党内剩余势力,不排除会有新一轮斗争。有关讲话本月3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当中并无点名谁在拉帮结派,但挺习派的前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4日接受希望之声访问时明言,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副手曾庆红为首的集团在发动二十一个省市拒绝向习核心看齐,若不解决江泽民,体制将“改不动”。这份一万四千字的《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开始便盘点2012年底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成效,点名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和苏荣六件大案。但三年来,有关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分子对党员须严守政治规矩的指示置若罔闻,拉帮结派,有的明知在换届中没有安排他,仍派员到处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则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地方建“独立王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习近平明言,“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他要立下“军令状”,说到做到。习近平告诫八千多万党员,“莫用三爷(公子爷,姑爷,舅爷),废职亡家”,莫把多年积累的官场人脉为子女及亲属牟取非法利益,并要管好他们;而官二代亦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否则会从严处理。他续称,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侵蚀党的执政基础,中央不能投鼠忌器,必须将党国安全这政治放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对于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危害很大,须把他们“清除出去”。野心家等形容词是在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用语,并曾以此指骂时任国家副主席林彪。中国时事评论员程翔对本台指出,讲话反映习近平在党内未能服众,拉薄熙来下马后仍有人觑觎他的位置,令他觉得地位受到严重威胁,须要清除剩余势力。他估计,习没有说出口要处理的对象是江泽民和曾庆红,难保没有下一轮腥风血雨。他续称,习上台后一直致力巩固势力,但从讲话看来,势力并不稳固,连政治局委员张春贤也拒绝公开支持习核心,“难保常政治局常委会内也有人不服他。”

美国之音|中国黑客减少对美攻击,对他国攻势则变本加厉

美国联邦调查局2014年正式全球通缉逮捕中国军方黑客的公文告示美国民营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ireEye Inc.)说,中国政府看来遵守了同美国达成的相关承诺,停止支持网上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以利中国公司的商业竞争。该公司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显示,两年来被指来自中国网络攻击的数量下降90%,其中尤其以两国签署有关协议后的下降幅度最大。这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2013年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特种部队发动了大规模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攻势,5名中国军人还被点名。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等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火眼”公司说,该公司给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造成的难堪,可能导致这种黑客行为有所收敛。美国政府对中方企业以及人员的制裁也具足够威慑力。不过,美国另外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群攻”(CrowdStrike)副总裁迈耶斯近日对媒体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行动在美国以外则越来越多,主要攻击对象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另外还有印度的政治团体以及蒙古的采矿行业等。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支持网络间谍行动,并称自己也是网络间谍的受害者。

博谈网 | 在中国这个大趋势在放缓——这不是个好迹象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道)据《路透社》5月30日报道,季寿泉(音)和兄弟季寿方(音)在中国的创业城市温州打拼了20年之后,准备回老家了。他们说,他们没有希望在温州买房,也越来越难挣到体面的工资。中国依靠数百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来增加城市人口和消费。它希望这会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减少中国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过去三十年间重工业和出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打工潮在放缓,农民工们不愿意在全国到处走找工作,这个趋势会削弱城市化的努力。季寿泉说:“真的很难赚钱。”他现在在一家卡拉OK厅做音效技师,月收入5000元。“过去在KTV工作的6、7个朋友中,只有我们两个还在坚持。大多数人都回老家了。”他的出租车司机兄弟季寿方,说他们很可能最终也会回老家。兄弟两人已经省吃俭用攒够了在家乡安徽阜阳买房的钱,那里的房价是温州的五分之一。季寿方说:“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在温州买房是不现实的,除非你有自己的生意。”官方数据显示,在2015年,农民工人数已经接近1.69亿。但是仅比2014年上涨了0.4个百分点,是自2009年以来增幅最小的。在外省找工作的农名工人数下降了1.5%,是6年以来首次下滑。当局希望在2020年前,城市人口从2015年的56.1%上升到60%。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大量的待售屋库存显示城市化进程受阻,因为农名工很难在老家以外打拼出来。尽管有一些迹象显示房价在从衰退中恢复,但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待售屋库存在截止到4月的一年内上升了4.5%,达到了4.5亿平方米。在很多三线、四线城市,修建住房最初是为了吸收当局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但是,由于缺乏就业前景和社会保障,农名工们或者继续在中国最大最昂贵的大都市碰运气,或者干脆回老家。位于北京的智库机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经济学家王军(音)表示:“城市化应该基于人,而不是由人造城市来带动。”然而,一些业内观察人士指出,农名工买房和在其他城市定居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当地的服务保障,例如孩子免费入学和医疗服务。在中国的户口制度下,到城市打工的农名工在工作城市没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使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位于深圳的地产顾问公司戴德梁行(DTZ)执行主管Alan Chiang认为:“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按照计划的速度进行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住房过剩的问题。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瓶颈是户口问题。”分析师们认为,如果没有户口带来的社会福利保障的话,新移民不太可能会花钱(买房)。从一个更实际的层面上,如果要结婚或开设银行账号都需要户口。当北京当局鼓励城市提供更多户口的时候,地方当局给户口设了上线,以免当地资源用光。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可以达到其迁移目标,但是他们认为城市没有给农名工提供足够的户口。到2020年,当局希望城市居民中的45%有户口,而2013年这一比例是36%。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市场营销及国际商学院教授Siah Hwee Ang指出:“户口和高房价是两个重叠的问题,户口实际上是第一个关卡。首先要有户口,但是为了拿到户口,在一个地方必须要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只是拥有很多钱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住房实际上是第二个问题,而不是第一个。”阅读原文: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for-many-chinese-migrants-the-lure-of-the-city-is-fading-2016-5

法广|日本舆论与大部分人不要求奥巴马道歉

奥巴马拥抱慰问一位广岛原暴幸存者REUTERS/Carlos Barria继日本伊势志摩出席七国峰会之后,美国奥巴马周五(5月27日)前往400公里之外的广岛市继续进行访问,成为首位美国现任总统造访广岛,这座曾在70年前被美军投下原子弹的城市。从某种程度来说,奥巴马广岛之行以及他的发言内容,可能比G7伊势志摩烽会,更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而在抵达广岛前,奥巴马已多次表达,他不会对美国投放广岛原子弹事件进行道歉。他表示,他和安倍对广岛的共同访问将“向世界表明,昔日的敌人可以达成谅解,并结成最强大的联盟。”那么,有关日本舆论或者说广岛居民对美国投下原子弹这件事,奥巴马到底需不需要道歉呢?本台记者夏榕就此提问昨今两天在G7峰会现场报道的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楚良一回答说:“共同社有个舆论调查指,有73.5%的人说不要求道歉,有15.7%的人说要道歉,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不要求道歉的。日本他们在修建广岛纪念碑的时候,当时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错误’,说这个错误是谁的错误呢?就是一个主语,后来他们说不要这个主语了,就人类的错误,就这样!所以,从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日本现在说的日美关系来说,舆论和大部分人都是不要求道歉的。”

阎京生:齐奥塞斯库幸福至死的生活

被押赴刑场的齐奥塞斯库夫妇1971年,齐奥塞斯库夫妇对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进行了访问,回程时还简短访问了莫斯科。这次旅行是这两个人生涯中的转折点。在朝鲜的那一站,那简直是令人陶醉的特殊荣誉。平壤被设计成金日成现代传奇的纪念碑,而这个英雄的国家就像一个欢度节日的大兵营,给人一种兴高采烈的印象:盛大的游行和阅兵活动,穿着整齐制服的儿童,佩戴着金日成像章的人群,颂扬金日成的巨幅彩色宣传画……看到这些令人难忘的壮丽场景,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列娜相视而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坚定不移地用铁的意志强迫实行就行了。齐奥塞斯库24年的执政期可以清晰地划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71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到处充满着巨大的成就、繁荣、自由和希望;第二个阶段是从1971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持续的经济衰退、工业停滞、国际援助大幅度减少、国内日益严酷的政治控制以及人民群众和党员当中越来越多的不满、异议和失望,最终导致了1989年罗马尼亚的流血剧变和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终结。这当中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去朝鲜前后的齐奥塞斯库判若两人。在平壤目睹的一切似乎使他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并且在回国之后开始大力推行个人崇拜。这种转变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那野心勃勃的妻子造成的。在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自负地对丈夫说,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因为对于罗马尼亚民族来讲,他“太伟大了”。埃列娜利用她丈夫多疑的性格,使其越来越依赖于她的意见,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操纵齐奥塞斯库的决定,以加强她对权力的控制。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罗马尼亚的吹捧家为齐奥塞斯库奉上了众多的东方式头衔,包括“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的领导人”、“贯彻党的马列主义政策的化身”、“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热忱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等等。这些肉麻无耻的阿谀奉承加剧了他的人格自大狂和精神紊乱。罗马暴帝卡里古拉流传后世的一个著名故事是把他的马牵到罗马元老院,并且任命它为罗马执政官。“人类的星辰”也有类似的举动。1978年,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为了感谢他访问罗马尼亚时受到的盛情招待,送给齐奥塞斯库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幼犬。齐奥塞斯库很喜欢这条狗,给它取名字叫“考布”(Corbu,罗马尼亚语意为“渡鸦”)。他与这条狗形影不离,很快罗马尼亚人在提到这条狗时就称之为“考布同志”。人们经常看到“考布”坐着小汽车,在警察车队的严密护送下穿过布加勒斯特的场面。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有一次就见到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看到这只黑狗独自坐在‘达契亚’轿车的后排座椅上,仰面朝天,相当傲慢。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常有这种神态。”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每星期要去伦敦的圣伯利公司为“考布同志”购买高级狗饼干和狗粮,然后用外交包裹把它们寄到布加勒斯特。有一次齐奥塞斯库带着“考布同志”视察布加勒斯特的布兰科温斯克医院,医院的职工为了灭鼠而养了许多猫。那位四条腿的人民军“上校”在走廊里发现一只猫,并追逐起来。经过激烈的搏斗,上校和猫都受了伤。这两只动物被惊恐万状的医院职工分开,齐奥塞斯库发现“上校”的鼻子在流血,于是愤怒地中止了对医院的视察,乘车离去。医院的医生们都吓傻了,因为他们的猫擅自攻击一位罗马尼亚陆军的上校,这会带来严重后果。果然几天之后,一份拆除医院大楼的命令被送到医院。尽管这座医院在前一年为五万名患者提供了治疗,但是因为“考布上校”的鼻子在那里受了伤,所以必须把医院拆了。根据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张汉文、周荣子等人在《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的记载,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全国共占据了62幢宫殿、别墅和22座狩猎山庄。仅在布加勒斯特一地,齐奥塞斯库一家就占据了21座宫殿和别墅。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新华社记者有幸参观了这些行宫,齐奥塞斯库家族奢华的生活也得以窥见一斑。从担任党的第一书记时起,齐奥塞斯库就搬进了弗罗雷斯卡湖畔豪华的“春天宫”(Palatul Primaverii)。这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坐落于罗马尼亚高级党政领导人的住宅区——弗罗雷斯卡区,周围的街道由安全部队严密守卫,禁止老百姓穿行。春天宫门前一字排开德国产的黑色奔驰防弹轿车和英国“美洲豹”高级汽车。房子周围是宽阔宁静的林荫,栽种着法国梧桐和橡树。走进宫殿,一楼的大厅里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器皿、茶具、烟具、景泰蓝、玉雕,还有一对高大的明代青花瓷瓶。穿过大厅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两间大小不同的餐厅,餐桌上摆的餐具全是金或银的,在那间较大餐厅的长桌上还放着三个形状不同的金烛台。陪同新华社记者参观的军官说中间的那个烛台是纯金的,重约1公斤,另外两个烛台是包金的。春天宫的二楼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及其女儿卓娅住的六个房间(每人一间卧室和一间休息室)。中央的大厅里也摆满了和一楼一样的各种珍贵陈设,不同的是在墙上还挂着十几幅罗马尼亚大画家格里戈莱斯库、卢奇安、安德列耶斯库和多尼策等人的风景画和肖像画原作。这些油画都是罗马尼亚的国宝,原来陈列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馆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后来把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弄到家里,据为己有。埃列娜的卧室和休息室更加华丽,镀金的床柱雕满花纹,床上铺的是金光闪闪的高级丝绸被。衣柜里挂着数百套服装,光是貂皮大衣就有十几件,每件的价值都高达十几万列伊。柜子底层摆着几百双高级皮鞋。许多衣服和鞋上还挂着赠送单位的标签,说明埃列娜从未穿过。埃列娜的休息室约有60平方米,除了各种金器外还摆有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瓷制工艺品。室内一角的封闭式阳台十分引人注目,阳台两侧有人工小喷泉,右边的泉水从一只金鸭子的嘴里喷出来,左边的泉水从一条金蛇的口中喷出来。阳台上还摆着仆人给埃列娜端茶送水用的镀金小推车。埃列娜卧室盥洗间的水龙头、各种手柄、挂钩、甚至装卫生纸的小盒子都是镀金的。一枝插在景泰蓝花瓶中、有果有叶的树枝是用黄金制成的。左边墙上全是镀金片镶成的马赛克图案,房间天花板的浮雕也是镀金的。室内四周暖气片也都是金黄色的,陪同中国记者参观的罗马尼亚军官说这些暖气管也是镀金的(《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31-33)。新华社记者回忆说,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仅爱黄金,而且珍珠玛瑙、钻石翡翠、各种宝石也是他们的心爱之物。春天宫的抽屉里、桌子上、保险柜内都存放着大量金银首饰和宝石。在一座保险柜内发现几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装着齐奥塞斯库1.6万列伊的月薪和4000列伊的补助金,几个信封都从未动过。看守春天宫的军官还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座宫殿的庭院很大,里面一共散落着十四幢建筑物,埃列娜的母亲和齐奥塞斯库的两个儿子各占一座(齐奥塞斯库养的两条狗,即考布上校同志和它的“妻子”——另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也占用了其中的一座别墅,即12号别墅)。除了春天宫这座主要住所外,齐奥塞斯库一家还占有埃莱斯特拉乌湖畔的宫殿、斯纳戈夫的别墅和黑海海滨的行宫,在全国各县都至少有一个别墅、招待所或狩猎木屋。在众多的“行宫”中,利用率最高的要数位于黑海海滨的“海王星”休养站和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郊的斯纳戈夫别墅。“海王星”休养站位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以南30多公里,靠近保加利亚边境,附近还有“火星”、“土星”、“金星”、“木星”等多处休养站,每处休养站都是一处可以容纳3000到5000名游客的饭店-娱乐设施综合体。每年夏季齐奥塞斯库都在“海王星”休养站办公并接待外宾,从此这里也有了“夏季首都”之称,许多外国政要都曾在此受到齐奥塞斯库接见。1990年7月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参观了这处豪华的休养站。齐奥塞斯库一家的起居楼坐落于当地人称为“宝藏”的一片树林中,建于1969年,五年后才完工。建筑师把罗马尼亚建筑风格同西欧和亚洲的建筑风格结合到一起,楼内还有一段中国式的长廊。这座楼的一层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餐厅、电视室、娱乐室,二层是齐奥塞斯库本人、埃列娜、大儿子瓦伦丁、小儿子尼库和女儿卓娅的套房,每人一间卧室、一间休息室。中间的过厅旁是一间十分精致的小暖房,种满了奇花异草。在这一层还有一间“狗室”,面积约20平方米,里面有一间专供“考布上校”使用的椭圆形沙发小床,铺着高级锦缎,狗床前有一个方桌,两旁摆着两把扶手椅。在一楼也有一间类似的“狗室”。整座起居楼的外观并不显眼,但内部装修十分高级,地面上铺的花瓷砖全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空调设备、吊灯和其他电器是从西德进口的。所有的房间里都摆着精美的工艺品,以前还挂着贵重的油画,这些画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从国家艺术博物馆弄来的。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油画又物归原主,回到了博物馆里。“海王星”休养站供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室内游泳池建于1980年,设在两座圆形建筑里,两座建筑相连,第一座设有齐奥塞斯库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面对大海,墙上有金箔镶嵌的古代勇士像。再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午休时用的卧室、埃列娜的办公室和餐室。再往里走就是圆形的室内游泳池,里面的水全是用专列从喀尔巴阡山运来的温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自从游泳池建成后,齐奥塞斯库本人从未在里面游过泳,但他和埃列娜经常在游泳池旁边的躺椅上打扑克、聊天。“海王星”休养站一共占地18公顷,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还有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海滩和游艇码头。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罗马尼亚王室霍亨佐伦家族在喀尔巴阡山麓避暑胜地锡纳亚修建的夏宫佩列什城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度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但是从1974年起,城堡以“内部维修”的名义停止对外开放,原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中了这座宫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别墅。城堡附近的老赌场(1947年后一度成为人民文化宫)也被关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安装各种现代化设备,原来的赌场大厅变了宴会厅,剧院变成了会议室,此外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成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办公地。1981年,佩列什城堡的管理人员在宫里的木板墙上发现了一种真菌,它繁衍得很快,24小时内能扩散6厘米,并且能侵蚀任何木料。齐奥塞斯库夫妇知道此事后不敢再进入佩列什城堡,怕染上疾病。但是尽管如此,这座宫殿仍然不对群众开放,因为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城堡北边不远处又修建了一座三层的现代化别墅。由于工程难度大、所用的材料和设备极其考究和现代化,因此用了12年才竣工。新别墅在1987年落成后,齐奥塞斯库一家只来这里住过几次。在齐奥塞斯库家族遍布全国各地的多处宫殿中,有各种与百姓绝缘的进口高级食品,有豪华的加温游泳池、私人网球场、健身中心,有佣人、女仆、保健医生、营养专家和安全部卫队。齐奥塞斯库垮台后,罗马尼亚有关部门保存了不少有关齐奥塞斯库一家的生活档案,其中一份是1984年3月8日的午餐菜谱,有12道菜,包括罗马尼亚老百姓从未在市面上见过的黑鱼子酱、虾仁、锡比乌香肠、鲑鱼与河鲈鱼,而菜单中的猪肉、牛肉和羊肉,老百姓也很难在市场上见到。此外,齐奥塞斯库一家在佐餐时饮用的法国葡萄酒(每瓶500到1400法郎)、法国香槟酒(每瓶200到305法郎)和矿泉水都是从西欧进口的,甚至连餐桌上用的擦手纸也是进口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平时不与自己的子女一道吃饭,只是节假日才一起聚餐。齐奥塞斯库同志光是午餐就要12道菜,那么剩下的菜是不是给他喂养的“考布”上校同志吃呢?不是。“考布同志”也有自己的菜谱,是由营养学家精心配制的。一位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宫廷女仆后来回忆说,“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都是最好的肉),只有医生尝过以后,肉才能喂狗。晚上‘考布’总是与这位同志(齐奥塞斯库)睡在一起。白天,狗待在12号别墅,里面设施齐全,床、豪华的家具、电视、电话,应有尽有。”以1982年12月2日的菜谱为例,这条狗一天的食谱是:早餐(7:30)有两个法式牛角面包、1公斤伯萨尼亚肉卷、1公斤牛奶、LATZ狗饼干;午餐(13:30)是四公斤牛肉菜汤(成份包括牛肉块、500克面条或大米、胡萝卜、芹菜、盐);晚餐(20:00)是一公斤伯萨尼亚肉卷、500克通心粉或细面条、以及500克奶酪加甜布丁。根据罗马尼亚官方统计,从1965年到1989年,罗马尼亚国家为齐奥塞斯库一家在饮食方面花费了1025万列伊,为狗花去了217万列伊。为齐奥塞斯库一家服务的勤务人员的伙食费用达73万列伊,这还不算打猎、出访时的饮食费用开支。而在这二十多年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只从自己的腰包中掏了38万列伊,平均每天支付43列伊,只相当于一公斤猪肉的价格(《风云突变》P37-38)。除了遍布全国的宫殿外,齐奥塞斯库还拥有两艘内河游艇。第一条游艇叫“勇敢的米哈伊”号,建造于1969年,长64米,宽11米,看上去与多瑙河上的普通客轮差不多,但内部装潢截然不同。船上的一应设备全都从西方国家进口,齐奥塞斯库夫妇各占一间卧室,室内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的油画也是从国家博物馆里取来的。船上也有一间专门的狗室,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多瑙河地区“视察”时都要带着吃得滚瓜流油的那两条狗。船上还有几间客舱是给随行的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干部用的,但是他们的待遇比不上那两条狗,因为他们睡的是普通的双层床铺。“勇敢的米哈伊”号的船员最怕齐奥塞斯库夫妇上船,因为上级做了严格规定,“首长”上船后船员必须待在机舱里,不得上甲板,不得让“首长”看见他们。在行船期间,船员不得在船上做饭,因为菜锅里冒出的气味会“污染”空气,因此船员只能躲在机舱里吃罐头。除此之外,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驾临时,船员还有一个额外的侮辱性任务,就是用专门的进口消毒湿巾给那条狗老爷“考布同志”擦爪子、擦肚子、擦皮毛。1979年,齐奥塞斯库嫌“勇敢的米哈伊”号船龄太大,太老气,下令建造另一艘更大的游艇“米尔恰大公”号。本来一艘这样规格的船七个月就能造好,但“米尔恰大公”号却建造了七年,因为齐奥塞斯库经常去船厂“视察”,看到船上哪儿不中意就勒令修改,光油漆就涂了好几遍。“米尔恰大公”号的造价高达4亿列伊,等于几十条同型内河客轮的造价,年保养费也要1500万到2000万列伊。作为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拥有自己的专机本属正常,有两三架也无可非议,但齐奥塞斯库的专机却达17架之多!他有五架大型客机,其中两架波音707是在美国专门定造的,花了4500万美元,由于罗方要求增加生活服务设施,每架飞机比正常机型重5吨。飞机上设有卧室、浴室、厨房,浴室里各种挂钩和水龙头都是镀金的。除此之外齐奥塞斯库还有两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和一架罗马尼亚与英国飞机公司合造的“ROMBAC 1-11”型专机。总统机队还有12架直升机,其中8架购自法国,是最先进的“海豚”型直升机,每架价格1900万法郎,直升机上还有狗的专用座位。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最后十年里,罗马尼亚市面上商品缺乏,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长队购买食品的场景。每当埃列娜坐在防弹的“奔驰”轿车里从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呼啸而过、看到这种场景时,总要忿忿地说“瞧这些囊虫!”为了解决国内肥皂短缺的问题,齐奥塞斯库曾经提出把出口用的“罗娜”牌香皂提价投放国内市场,埃列娜却说“香皂用普通的,但外面用‘罗娜’的包装。这种肥皂对这帮懒鬼已经是不错的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爆发“蒂米什瓦拉事件”、国内形势风紧云急,当埃列娜听说该市的八百多名女工人也上街游行、要求撤换厂长、改善生活条件时,竟恶狠狠地说“放狗咬这些臭婊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32-133;《风云突变》,P51)秘密处决198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出逃失败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屠杀罪(有六万多人是殉难者);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在国外银行存款这一罪名是无中生有)。审判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一先一后被捆绑着押送到室外。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30米远。厕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当押解他们的士兵走开后,齐奥塞斯库高呼:“自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随后而来的埃列娜则唱起了《国际歌》。这时,持枪的士兵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齐奥塞斯库中弹后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齐奥塞斯库夫人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至此连续执政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瞬间土崩瓦解,罗马尼亚共产党亦不复存在。就整个东欧而言,南斯拉夫的铁托、波兰的盖莱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等人生活奢靡程度比齐奥塞斯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以铁托为最。但由于满足了民生需求,因此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始终没有发生过像罗马尼亚这么激烈的社会剧变。(资料来源:《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非常病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6月)来源:阎京生《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幸福生活》

自由亚洲|鲍彤:不足为训的耀武扬威——一些非说不可的话

两则新闻:一则上星期发生在肯尼亚,讲北京对台湾人有司法管辖权;另一则刚刚发生在布鲁塞尔,讲北京把台湾代表挤出了国际钢铁会议。这种东西,算胜仗,还是败笔?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作为老百姓,我是愚民一个,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种东西和内战是同样的货色。打压外国人就不应该,打压自家弟兄同样不应该。不管如何老谋深算,如何用兵如神,自己占了多少便宜,叫兄弟吃了多少亏,其实统统都是丑事和悲剧。如果下得了手,夸得出口,应该不属于普世价值,很可能是一种狂人特色。我体会不到海峡东边的心情。我在海峡西边看到这种新闻,心情糟透了。打压打压再打压,难道也算是良心、胸怀和智慧吗?我认为,“炎黄”对“炎黄”,必须有起码的善意。没有善意的“血浓于水”,太虚伪了。没有善意的统一,有意义吗?香港问题,同样的症结,同样的道理。香港回归的唯一根据是《中英联合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必要前提。谁也没有权力没有理由把昭告国际的声明当作儿戏。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权力,必须以外交和国防为限。超越了这条界线,由此而激起的以及派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当然应该由联合声明的破坏者负责。所以应该懂得,联合声明是破坏不得的。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需要和睦相处。民族无论大小,天然都拥有自治的权利。大汉族主义不可能起凝聚作用,一直在起着离心作用和破坏作用。六十多年经验证明,习仲勋的民族政策好,王震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

“巴拿马文件”:中国大陆资金外流香港是枢纽

香港夜景路透社照片“巴拿马文件”近期曝光金融界丑闻。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报道,爆出在巴拿马的莫萨克 冯赛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设立1万6千3百家离岸公司,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离岸公司占到29%,香港成为中国大陆资金外流枢纽。根据数天前曝光“巴拿马文件”显示, 在巴拿马的莫萨克 冯赛卡律师事物所的全球业务中,在中国大陆和香港8个城市拥有分所。同时,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离岸公司比例占到29%。显示上百名中国政要,社会名流通过离岸公司转移资产,而香港成为大陆资金外流的枢纽。北京对资本外流进行控制,中国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只能向外汇款5万美元。Orient Capital Research分析师安德鲁向法新社表示,由于近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房地产业在不同省市出现泡沫,让投资缩水。特别是中国政府继续反贪腐行动,让中国一些富人担忧自己的财产。而香港与大陆相比,有更多的金融自由,因此大陆富人通过香港设立离岸公司,转移资产。根据调查显示,具体做法包括通过涂改发票,增高向香港出口额,降低向大陆进口额等手段,帮助中国大陆进行资本外流。并且通过“离岸公司”隐藏客户姓名,对其资产进行管理。另外,香港一些银行知道中国大陆贪腐严重,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重要客户,他们也采取不问资产来源,不向外透露消息措施。

法广 | 台湾最新民调:73%自认是台湾人仅22%承认是中国人

护照贴「台湾国」 两人被拒入香港 2016年2月27日图片RFI/麦燕庭提供(DR)联合报今天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台湾民众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率,从1996年的44%、2006年的55%,攀升到这次2016年调查的73%,创近廿年来调查的新高纪录;只有22%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调查结果显示,在四个选项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73%,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10%,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占1%,是中国人的占11%。换句话说,只有22%的民众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另外有6%没有意见。至于民众对台湾前途的看法,调查发现,19%希望尽快独立,17%倾向维持现状以后再独立,4%主张尽快统一,8%主张先维持现状再统一,46%希望永远维持现状,6%无意见。从长期来看,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民众在1998年时占18%、2003年为35%、2004年为40%,2010年突破50%,去年更创下55%的新高,但这次调查,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比去年减少九个百分点。联合报今天的社论分析指出,台湾民众清楚理念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区别,知道在现状中缓动是保持台湾最大利益的选择。因此,尽管「倾向独立」的比率增加八个百分点,但「维持现状」还是位于钟形线的顶点;四成六民众希望永远维持现状,反映统独并非迫切议题。至于「台湾人」的自我身分认同大幅攀升,主要归因于老年凋零的自然因素,民眾对两岸分裂的历史记忆逐渐淡化,表现在新生代尤其明显。此外,台湾不断民主化,也使两岸的制度及社会差异愈来愈明显,影响了认同。

博谈网|郑也夫: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家庭范畴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中国社会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 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说法,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 福山敏锐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所说,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  

美国之音 |专家告诫华盛顿警惕中国军备危险信号

专家在听证话告诫警惕中国军备危险信号美国专家星期四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在美国国会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告诫华盛顿尤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信号。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及其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军事现代化将是中国第13个5年计划的重点,中国军备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他说:“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军事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2015年3月底,也门局势恶化,三艘中国海军舰只赶赴亚丁港,解救大约500名因也门冲突被困的中国公民。另外,中国还参与了由19国组成的打击海盗联合力量中,以及联合国在马里和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提高,不过总体上有上升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作出以下改进。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相差不是太远。他说:“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相差不远。”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克里斯托夫·杨说:“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由多艘作战舰队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他还提醒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

自由亚洲 | 唯色:拉萨废墟——尧西达孜(上)

1、“亚溪”又写“尧西”,在藏语里,“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溪”为庄园,藏人都知是何意。无论在藏人的传统中,还是在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亚溪”指的是达赖喇嘛家族。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所写:“亚溪(yab-gzhis),即前达赖喇嘛的家族。” 中国官方体制内的藏人学者也称:“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了专有名词。” 应该说,“亚谿”的准确含义,即“国父之庄园”。与许多藏人一样,我也一直以为,图伯特的历史上有多少世达赖喇嘛,就会有多少个“居于塔尖” 的“亚溪”家族。但学者说,“现有六个亚溪家族,包括现世达赖喇嘛家族在内。” 即: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八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家族拉鲁;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朗顿;以及来自安多当采(达孜)地方,即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这表明,有“亚溪”名号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将其罗列,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凭空冒出好几个“亚溪”家族。哦,他们在自己家族的名字前,堂而皇之添加的是“尧西”。尧西这个,尧西那个,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连他曾任政协官员的兄长名字都成了尧西•某某某某。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谁敢与“亚溪”或“尧西”沾边啊?那属于被革命的大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烦。那时候,连真资格的贵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铁匠、屠夫出身,有些干脆下嫁给过去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着的“贱民”。然而风水流转,短短二三十年后,又似乎变回去了。现如今,又有不少藏人恨不得自己一夜变成贵族身,而已为贵族身的,则绞尽脑汁把自己虚构成皇亲国戚、公主王子。甚而至于,原本持守严明的戒律代代相传却于不正常的年代不得不破戒还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历史的伤心产物,说来沉痛,无甚炫耀之处,却也蓦然间自封“尧西”。天下尧西是一家,难道跟历代达赖喇嘛家族并无丝毫关系的这些新生“尧西家族”,相互应该结为亲戚吗?而真正的、正宗的尧西家族呢?我想说的是,故乡属安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于拉萨留下的痕迹又在何处呢?容我指出:在老城与布达拉宫之间,在布达拉宫顶层向左俯瞰不远处,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一座庞大的白色建筑坐落在广阔的树木与花园之中分外美丽,这正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亚溪达孜府,今写尧西达孜。正如相关记录明示,它并不与其他贵族的府邸相邻;它是最长的转经路——林廓路线所囊括的拉萨城里“唯一一座独立式的府邸”,而它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居住在高高的布达拉宫里的尊者达赖喇嘛,当他想家的时候,朝左边望去,就能看见兄弟姊妹的身影,说不定还能依稀闻到母亲烘烤着他最爱吃的安多帕勒(面包)的香味,所以它正式的名称是“坚斯厦”。2、据尊者的母亲在孙女阳宗卓玛记录的口述自传(1997年台湾出版,名为《我子达赖》)中解释,“坚斯”的意思是“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的意思是“布达拉宫的东面”,如此诗意的称谓,透露的是安顿幼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边地家人的拉萨贵族们心思细密,富有人性。这幢专为尊者家族建造,且距布达拉宫不远的白色宅邸,在尊者于1939年从安多迎请至拉萨后开始动工,大概在1941年完成。但无常的是,坚斯厦属于尊者家族只有不及二十年的短促光阴,1959年3月17日夜里,当24岁的嘉瓦仁波切悄然离别已落入占领者手中的拉萨时,随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从此失去了家园。尊者的母亲回忆道:“这块地原来属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国大使曾经有意购买,但是遭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他说这块地方将来会有用。坚斯厦是块很大的土地,到处都是树木。”“我们在罗布林卡住了三年后搬到坚斯厦……政府派人来通知我们坚斯厦已经建造完成”。“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政府已经请喇嘛为这个房子祈福了,另外有四位喇嘛一直住在我们家。我们每八天就要在祈祷室祝祷,有时候还会邀请五十位到一百位喇嘛进行一个星期的祈祷。”“……坚斯厦共有三层楼,由西藏政府建造,后院之外还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用石块盖成,里面有许多柱子。……坚斯厦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宽,要用极粗的绳子才能移动。……坚斯厦一共有四个门可以进入,北南东西,每个门旁都有女侍与家人居住的宿舍。”“我有两个儿子在坚斯厦出生,其中一个在两岁时夭折,名叫丹增曲扎,他是个活泼的孩子,常跑到达赖喇嘛陛下的房里,把一切东西搞得天翻地覆。……我们请了噶东国师到坚斯厦起卦……(说)虽然他离开了人世,终究还是会回到父母身边,重新投胎到这个家庭。”“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我们请达赖喇嘛陛下在坚斯厦住了几天。自从我们的房子盖好后,达赖喇嘛陛下从未看过。他能来和我们同住,实在是我极大的荣耀,也是全家人的骄傲。达赖喇嘛陛下住在坚斯厦期间,他和政府官员、随从,以及每天来朝见他的群众的饮食都由我们供应。那可是重责大任。达赖喇嘛在长途旅行之前,每天都要进行祈祷仪式。所有的噶厦与许多贵族都要出席。因为达赖喇嘛陛下的造访,我们特地盖了新厨房与车道,这样他的座车可以直接开进房里。”在传记中见到两张尊者母亲站在坚斯厦房顶上的照片。可能是在洛萨期间拍的,佛母穿的曲巴因双肩系有刺绣的彩色编织带,而与卫藏款式的曲巴不同,应是安多风格。除了耳环,佛母没戴珠宝装饰,显得朴素大方。如佛母所言,自尊者父亲去世后,除了特别场合,没有再佩戴过安多特有的锦缎装饰物及其他装饰。3、但是,在中国军队进入拉萨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最初周旋的那几年,尊者母亲回忆道:“他们来到坚斯厦,行为跋扈粗鲁,并说如果把坚斯厦变成政府办公室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他们又说本来打算向我买这个地方,不过别人一定会说是他们从我这里偷的,所以他们改变主意,不打算向我买了。……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随时都会不请自来。如果他们事先通知我,我就会非常疑惑,不知道他们又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了。每当他们离去,我就感到无比轻松。我一看到他们就非常害怕,因为我必须谨言慎行,否则很可能因为无心的话语而害了其他人。”尊者母亲也回忆了离开坚斯厦的那天情景。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反抗中共的行动已经开始,但尊者母亲并未意识到,仍在家中刺绣,料理家务。虽然布达拉宫高墙下已有成千上万妇女在呼喊保卫达赖喇嘛,但不远处的坚斯厦却很平静。当身为尊者护卫队长的女婿赶来接佛母去尊者居住的罗布林卡,她辛酸地说道:“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坚斯厦和我的母亲,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就这么孑然一身地到印度。“我所有的东西都锁在坚斯厦里面,橱柜钥匙和一封短信包在皇丝布中,由我的强苏(管家)保管。……上面写着要他好好看顾房子,钥匙交由他来保管。……我连和母亲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带任何衣物就离开了……”。而尊者的外祖母,当时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无法骑马长途逃亡,只能留在坚斯厦,两年后孤寂去世于“世事反转”的拉萨。而几十年后,待我走近坚斯厦时,非但没有见到当年胜景,且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页。简言之,它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自治区政府第二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在我看来,这尧西达孜是拉萨的地标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座老建筑,却少有人知。这倒也好,免遭游客覆灭之灾。说起来,这座尊者家族宅邸还算幸运,虽已废墟化,而且还在继续废墟化,但完全坍塌也不会较快发生,至少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原址。尽管在尊者家族流亡之后,就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占为己有,在几十年里不停安排各色人等寄居,如今去问,得到的答复不会指认这是尊者家族府邸,而是会理所当然地说它属于西藏大厦。4、一位网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去年夏天在他的博客上张贴了十六张展示尧西达孜外表建筑及内部房间的图片,应该是拍摄于十几年而非今天,彼时尧西达孜尚残破不多,还能看到屋内墙上绘画着共产主义魔头群像:马恩列斯毛。他还写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文字,如:“经过西藏噶厦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父母,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的父亲数次协商,最终确定在布达拉宫东侧,距布达拉宫500米左右的平地上建造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建造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间。”“大概占地面积为3500平米、建筑面积为2700平米左右。建筑风格为传统藏式建筑;没有什么特殊或现代成分。整个建筑分为两大部分、即外院和内院。外院为两层,主要为佣人和陪同达赖喇嘛的普通官员使用;内院为三层,为主人、达赖喇嘛来时、高级官员和喇嘛使用。大小房屋(包括储藏室等)数量为100间左右。庄园坐落在今日拉萨市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北京中路),被周围临街商铺完全掩盖着庄园,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雪域灰土”显然知悉内情。他写道:“历史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大破坏期间,只有以下三种因素使有些文化古迹和贵族庄园没有被破坏:被军队占用、政府办公和招待所、人民公社仓库或集体生活场所。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就是因为被中共政府用作政府招待所才得以保存: 取名 (第二政府招待所)。”尧西达孜“自一九六四年被中共政府没收,一直到一九九0年被用作中共政府招待所,取名第二政府招待所。在中国经济不发达时期对政府的各级官员和政治会议接待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一九九0年中共政府建造现代化的宾馆:即西藏大厦。西藏大厦为半企业性质的中共政府宾馆,原先的第二政府招待所(达赖喇嘛父母庄园)归西藏大厦所有。自一九九0年至二00五年西藏大厦一直把达赖喇嘛父母庄园用作出租房,主要租给汉人打工者。在庄园大院的周围也建造了数百间的商品出租房搞创收。庄园房屋和庄园大院周围出租房统称为西藏大厦的(经济发展部)。”“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0年用作政府招待所,之后用作出租房并在周围建造了数百间场品出租方,这些商品出租方现在依然在产生经济效果。截止到二0一一年十二月,庄园房屋的使用、出租,以及周围临街商品房出租的综合经济收入估算为660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对庄园内部房屋进行的改动较大,主要是把大的房屋被分成两个房屋,以求通过出租得到最大经济效益。里面也是设立过几个办公室,主要管理租户和收缴租费。很多房屋的内部彩画被抹去,这应该是在被用作政府招待所时进行的。特别是庄园主楼的经堂、接待达赖喇嘛的房间等的墙面壁画和雕刻颜色都被抹去。里面的墙面上画有毛泽东、斯大林等的画像。”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 | 习近平的最不够朋友的的“老朋友”(高新)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孔子和平奖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刊出后被内地记者朋友提出补充意见,说的是“孔子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孔庆东之流和一直都是他们的幕后黑手,对外号称在人民日报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环球时报驻持胡锡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今年的孔子和平奖决定发给非洲大独裁者穆加贝,是基于胡锡进“揣摸上意”每每“中奖”,从未“跑偏”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没成想因此引发的来自整个世界的舆论挞伐惊动了当时正在英国伦敦享受女王御驾的总书记,由中宣部传旨“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捅的漏子自己补”,胡锡进这才不情不愿地弄出了笔者上篇文章已经介绍的“社评”,以满足上峰“必须强调‘孔子和平奖’不管发给谁都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要求。内地的记者朋友调侃说,习总此次英伦之行本来是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但期间发生在国内的两件中宣部系统的严重失职令他恼怒不已但又不便发火,其一就是北京的市级媒体公开报道了“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 ;其二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幕后导演的“孔子和平奖”授予声名狼籍的穆加贝。在互联网上多少作点功课就不难发现,“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的新闻在中央级党媒上一律不见,个中原因无需笔者在这里多作分析,百分之百是中宣部在第一时间就向所有党媒下达了“不准转发”,“严禁炒作”的禁令。但是,毕竟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你禁得了党媒,禁不了民间论坛,更何况还有手机微信,于是,“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被配上蟑螂点缀在包子上,蛆虫涌现在盘子里的实景彩色照片,改题为“主席套餐吃出蛆和蟑螂,极度恶心”,用现时代通信手段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也传到了正在白金汉宫出席女王国宴的“庆丰皇帝”的耳朵里。与此同时,“孔子和平奖”花落穆加贝,也被国际上正义的舆论指斥为“极度恶心”。评奖人之所以敢于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是基于穆加贝是习主席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但却不知道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在当面接受习近平邀请到北京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同时,再次向习近平狮子大张口,美元、大米.......什么都要,摆明了是借机敲诈,习主席怎么能不心中搓火?去年穆加贝在北京接受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热情款待之时,一个叫刘植荣的内地博客撰文质疑“援助津巴布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文中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于2014年8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他第13次访华。现年90岁的穆加贝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和最年长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8月25日热情称赞到访的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数人已经有了思维定式,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几乎是百分百地要援助。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29日刊发了题为《津巴布韦总统未如愿获得中国无偿援助》报道,报道称,穆加贝访华本希望得到100亿美元的援助,但他此次中国行仅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大米,以及用于建造学校和诊所的2400万美元援助款,另外还签署了一份价值20亿美元、未来建设一座煤矿、发电厂和大坝的协议,协议规定,中方提供的贷款要以津巴布韦未来的采矿税收收入为担保。过去,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也大都带着厚礼。中国的慷慨无私的援助让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富得流油,缺钱了就来中国化缘;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如果兜里不装着几亿美元的大礼,非洲人接待起来就显得冷淡。对如上内容,胡锡进之流不应该不清楚,但可能是因为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印尼再次热情会见穆加贝,“老友相见”依然还是惺惺相惜,称兄道弟,胡锡进才自信“习总还是很喜欢穆加贝的”。在今年北京阅兵的前一个星期,海内外各界均都还相信应邀出席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外国政要肯定少不了穆加贝,原因不但是中共政权已经给了穆加贝太多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还有习近平的北京阅兵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共同抵制,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则是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正如习近平在邀请穆加贝第十三次访华时当面对他所讲的那样:“中津传统友谊是在我们并肩反帝反殖反霸的光辉岁月中凝结而成的。”“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忘。”既然习近平都再三对穆加贝强调了“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穆加贝岂有在习近平的阅兵倍受西方国家冷淡的当口不亲身前往为习近平鼓掌打气的道理?但是,最后由中共外交部赶在阅兵式开始前两天才正式对外宣布的受邀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国家元首中不但没有穆加贝,“政府代表”中居然都不见津巴布韦的名单,足见穆加贝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在北京阅兵式的当口进行他的第十四次访华,绝对是因为习近平口袋里确实没那么多美元去满足穆加贝的交换条件。对此,内地的记者朋友分析说,依胡锡进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出穆加贝不到北京阅兵式上为习近平捧场的幕后端倪,所以他幕后授意“孔子和平奖”的评委们把奖评给穆加贝的时间应该是在北京阅兵式之前,因为当时没人会猜到穆加贝会对习近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拒绝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决定。据说当时的胡锡进曾提醒“孔子和平奖”评委会内的孔庆东之流:“今年如果不把我们的这个奖落实到穆加贝身上,明年可能就来不及了。他毕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刚刚读过陈小平先生的文章《谁是北京的朋友?》。文中说:9月3日,北京阅兵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习近平右手边并肩的第一外国明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挨普京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两位是北京阅兵仪式上的“最尊贵客人”。為显示其尊贵,当天阅兵式直播了习近平、普京和朴槿惠三人共同步行与观览阅兵式的画面。这场以抗日和反法西斯為主题的阅兵式,找不到击溃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联盟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国家元首的影子。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这次都没有给习近平面子,他们似乎相当默契地集体抵制了北京阅兵。在北京宣称参加出席阅兵式的30名国家领导人中,多数属於与中国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从中国拿走50亿美元支票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普京和他的俄国现在是被西方制裁的孤儿,这三个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特徵:他们都严重依赖向中国出口石油赚钱.....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艾克曼认為,“从出席观礼的贵宾名单看,人们注意到北京在亚太地区甚至亚太以外都显得相对孤立。”如果说中亚国家2个多月前,习近平受欢迎的程度可是大不一样。当时,前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签署仪式的有57个成员国。这57国的“含金量”比前来观看北京阅兵的国家高多了。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日本四个国家未加入,几乎所有亚洲和西欧国家都在这份名单中。其中最亮眼的,是包括英国这样的美国铁桿盟国。那时候习近平的心情,借用孔子的话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前后2月,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為什麼反差如此之大?”陈小平先生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朋友”,习近平的问题是“穆加贝到底还算不算‘朋友’”;胡锡进心里暗骂的是:“穆加贝这个老不死的真他妈得不够朋友”!(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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