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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鲍彤:不足为训的耀武扬威——一些非说不可的话

两则新闻:一则上星期发生在肯尼亚,讲北京对台湾人有司法管辖权;另一则刚刚发生在布鲁塞尔,讲北京把台湾代表挤出了国际钢铁会议。这种东西,算胜仗,还是败笔?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作为老百姓,我是愚民一个,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种东西和内战是同样的货色。打压外国人就不应该,打压自家弟兄同样不应该。不管如何老谋深算,如何用兵如神,自己占了多少便宜,叫兄弟吃了多少亏,其实统统都是丑事和悲剧。如果下得了手,夸得出口,应该不属于普世价值,很可能是一种狂人特色。我体会不到海峡东边的心情。我在海峡西边看到这种新闻,心情糟透了。打压打压再打压,难道也算是良心、胸怀和智慧吗?我认为,“炎黄”对“炎黄”,必须有起码的善意。没有善意的“血浓于水”,太虚伪了。没有善意的统一,有意义吗?香港问题,同样的症结,同样的道理。香港回归的唯一根据是《中英联合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必要前提。谁也没有权力没有理由把昭告国际的声明当作儿戏。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权力,必须以外交和国防为限。超越了这条界线,由此而激起的以及派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当然应该由联合声明的破坏者负责。所以应该懂得,联合声明是破坏不得的。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需要和睦相处。民族无论大小,天然都拥有自治的权利。大汉族主义不可能起凝聚作用,一直在起着离心作用和破坏作用。六十多年经验证明,习仲勋的民族政策好,王震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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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文件”:中国大陆资金外流香港是枢纽

香港夜景路透社照片“巴拿马文件”近期曝光金融界丑闻。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报道,爆出在巴拿马的莫萨克 冯赛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设立1万6千3百家离岸公司,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离岸公司占到29%,香港成为中国大陆资金外流枢纽。根据数天前曝光“巴拿马文件”显示, 在巴拿马的莫萨克 冯赛卡律师事物所的全球业务中,在中国大陆和香港8个城市拥有分所。同时,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离岸公司比例占到29%。显示上百名中国政要,社会名流通过离岸公司转移资产,而香港成为大陆资金外流的枢纽。北京对资本外流进行控制,中国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只能向外汇款5万美元。Orient Capital Research分析师安德鲁向法新社表示,由于近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房地产业在不同省市出现泡沫,让投资缩水。特别是中国政府继续反贪腐行动,让中国一些富人担忧自己的财产。而香港与大陆相比,有更多的金融自由,因此大陆富人通过香港设立离岸公司,转移资产。根据调查显示,具体做法包括通过涂改发票,增高向香港出口额,降低向大陆进口额等手段,帮助中国大陆进行资本外流。并且通过“离岸公司”隐藏客户姓名,对其资产进行管理。另外,香港一些银行知道中国大陆贪腐严重,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重要客户,他们也采取不问资产来源,不向外透露消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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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台湾最新民调:73%自认是台湾人仅22%承认是中国人

护照贴「台湾国」 两人被拒入香港 2016年2月27日图片RFI/麦燕庭提供(DR)联合报今天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台湾民众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率,从1996年的44%、2006年的55%,攀升到这次2016年调查的73%,创近廿年来调查的新高纪录;只有22%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调查结果显示,在四个选项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73%,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10%,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占1%,是中国人的占11%。换句话说,只有22%的民众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另外有6%没有意见。至于民众对台湾前途的看法,调查发现,19%希望尽快独立,17%倾向维持现状以后再独立,4%主张尽快统一,8%主张先维持现状再统一,46%希望永远维持现状,6%无意见。从长期来看,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民众在1998年时占18%、2003年为35%、2004年为40%,2010年突破50%,去年更创下55%的新高,但这次调查,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比去年减少九个百分点。联合报今天的社论分析指出,台湾民众清楚理念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区别,知道在现状中缓动是保持台湾最大利益的选择。因此,尽管「倾向独立」的比率增加八个百分点,但「维持现状」还是位于钟形线的顶点;四成六民众希望永远维持现状,反映统独并非迫切议题。至于「台湾人」的自我身分认同大幅攀升,主要归因于老年凋零的自然因素,民眾对两岸分裂的历史记忆逐渐淡化,表现在新生代尤其明显。此外,台湾不断民主化,也使两岸的制度及社会差异愈来愈明显,影响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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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郑也夫: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家庭范畴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中国社会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 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说法,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 福山敏锐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所说,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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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专家告诫华盛顿警惕中国军备危险信号

专家在听证话告诫警惕中国军备危险信号美国专家星期四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在美国国会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告诫华盛顿尤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信号。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及其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军事现代化将是中国第13个5年计划的重点,中国军备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他说:“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军事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2015年3月底,也门局势恶化,三艘中国海军舰只赶赴亚丁港,解救大约500名因也门冲突被困的中国公民。另外,中国还参与了由19国组成的打击海盗联合力量中,以及联合国在马里和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提高,不过总体上有上升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作出以下改进。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相差不是太远。他说:“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相差不远。”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克里斯托夫·杨说:“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由多艘作战舰队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他还提醒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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