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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国防 　　 　　　　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 　　 　　　　柏杨去了。这个几乎与五四运动同岁的人，作为“五四”自由之精神的最后一个实践者，在五四运动89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有许多人，以他们自己对柏杨的理解，追忆柏杨，清理柏杨留下的精神遗产，也留下他们自己的思想足迹。 　　 　　　　初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该书1986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花城社”版本，不仅删除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而且，“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可见，对于中国人是否丑陋，那个时候就是有保留的，或者说，是没有勇气正视的。所以，读这本书首先就需要鼓起勇气，因为，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装进去了。 　　 　　　　但是你得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的态度是真诚的。总之，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许多年前读鲁迅杂文时的情形非常相似。但鲁迅所讲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事，离我们很远；而柏杨讲的很多人和事，就发生在今天，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曾经为此而感到困惑，改造国民性喊了也有几十年了，中国人的进步又表现在哪里呢？或者，中国人的自新，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吗？ 　　 　　　　柏杨以写作终其一生。他的写作，归为一点，就是“[[[只为苍生说人话](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凝聚在这里，为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耗尽了全部的智慧和心力。柏杨的身份，是学者兼作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个战士，不屈不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写作，从来不是要在文坛或者学术领地里占据一个位置，争取一个名号，而是基于现实，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国民沉迷于悠久传统的一种棒喝。 　　 　　　　有人曾经质疑柏杨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地位，这恰恰显示出我们与柏杨的隔膜。他的写作又岂是文学和学术所能约束的？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据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通鉴”的说法，正是在牢狱之中，他完成了那部以人的情怀观照中国历史的巨著《中国人史纲》。不要跟他讲你们的学术规范，一个“人”字，已经划清了他跟传统史学的界限。前几年，作为责编，我曾参与《中国人史纲》在内地的出版，他所给予我的教益，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柏杨以其写作证实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今天我们纪念柏杨，就是对于这种价值的一种认同。有人说，柏杨去了，柏杨的时代就结束了，好像柏杨的精神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了。这至少和我观察到的情况有些不同。我在书店里看到，因为柏杨的去世，他的很多书，特别是《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市场上已经脱销了。这种现象说明，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柏杨的，他的精神通过广大读者的阅读而存在，而延续。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和柏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有什么区别的话，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平庸化的倾向，他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表达对现实权力的屈从和认同。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由此看来，更显示出柏杨精神遗产的稀有和可贵。这笔遗产不是别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点，我们读了柏杨就可以明白。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社会担当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发烧的时候，保持清醒。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合理性的解释，事实上，他们有义务以其理性和智慧向公众揭示现实的合理性将怎样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落和灭亡。 　　 　　　　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说得多，做得少，习惯于坐而论道，崇尚清谈，发展下去往往就是扯淡。就像很多人都在参禅拜佛，其实只是在为自己梳妆打扮。用林谷芳先生的话说，只有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才有真实的禅可言，才可能领略生命的极致风光。修禅如此，继承柏杨的精神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 丰子余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台湾版分上下两部，上部《太阳旗》尤其精彩，下部则有些乏善可陈，本文仅对上部略在评说。 土著人有其独特的生存法则，开篇的打猎镜头与猎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当没有外来人群的冲击时，他们对猎头与被猎头都有着仪式般的尊重。这是他们的生活，男人在山里找猎，女人守住家门，等待归来的或者不再归来的丈夫。成人礼、舞蹈、山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大山的雄浑与灵气。如果没有外来族群的干涉，他们或许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历史的扭转，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土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与无法阻挡的现代文明在强大的火力推进下，瞬间便将土著人坚持了不知有多少世纪的传统蹂躏的粉碎。 由于土著人没有国的观念，只有族的观念，所以当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来的对“异族人”的蔑视更象是守卫自己的猎场不被侵犯，而不是卫国的高大情操。他们的反侵略的斗争初始并非是为了自由，直到他们被征服之后受尽压迫下的屈辱才激起土著人对自由的渴望。 莫那是从原始走向屈辱的见证者，而作为首领其忍让与耻辱感更胜他人。然而，他却一忍几十年，直到最后率领族人发起雾社之战。电影对反抗之心的演化交待得不够，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被关了几十年的雄狮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突然爆发，他怀念过去的自由，怀念血祭的味道，怀念猎头的豪爽生活。雾社事件中对普通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的残杀似乎洗刷掉了许多正义的力量。夹杂在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普通人往往成为牺牲品，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诊断。即便推到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压榨尽民脂民膏的时候，妇女与儿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当一朝沦落之时，妇女沦为婢，儿童沦为奴的惨状也屡见不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去理解当年台湾土著人的做法与理想有些不太合适。然而，与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观念的影响一样，我们也无法退去自己身上披着的文明去融入他们的观念。 就是两种无法融合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雾社的残杀事件。 电影尽可能多地给出各个年龄段的土著人、每个种族之间的人的相异处，试图用复杂的人性与文明来讲述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导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虽然许多人物扁平，但莫那鲁道、土著警察花冈一郎、巴万的角色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莫那鲁道青年时期桀骜不驯，既当英雄又当首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在他们伏击屯巴拉社人员的时候，有一族人冲到他的前面去被他击中，他狠狠地盯着受伤的族人说：“没有人能冲到我前面去！”年轻时的他是霸道的，然而，在与日本抗争失败后，他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一忍就是几十年。虽然中年的他仍旧保有着头领的部分尊严，但在日本警察面前仍旧是只能求人的角色。在溪边见彩虹遇父灵一节，他内心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从而走向殉道之路。他是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从一级头领走向受日本人统治的二级头领的直接受害者。可惜电影没有在人物内心戏上给他以更多的表演空间，上部的后半部分，莫那鲁道在歌声中完成从屈服到反抗的升华，而我们也就在那些美妙的歌声中见证了血腥的暴发。 花冈一郎是最具有矛盾心理的人，也是在手法上处理比较出色的一个人。可惜的是，他从一个受日本教育的怀疑论者到土著精神的信奉者的转变略显突兀，我们很少能够从电影中找到转变的确切轨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旧是电影中少有的丰满人物之一，其内心戏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令人动容。而他也是文明与文明碰撞间出现的第一代矛盾体，即，日本人统治不好么？有学校、医院等现代设施不好么？他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土著当中的受益者，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警察，有着自己的居所，有着美满的家庭。除却他土著人的标签，他的一切近乎完美。所以，他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是已经被日本文明同化了的一个人，然而，最后他却义无所顾地投入到了反日本人的斗争之中，而促使他做出最终选择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土著标签。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可以注意，即使花冈一郎起了个日本名字，当着日本人的警察，他受到的最大质疑也是族人们在雨街上对他的嘲讽，而没有把他打成“赛德克奸”。或许也就是族人们没有将其完全划到敌对的一方去，才给了他犹豫与矛盾的机会，最终选择站在赛德克的一边，走向最终的败亡。 小巴万的角色是电影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与儿童红十字军、红小兵联系起来似乎并不为过。这个角色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角色，最为成功的角色。这恰恰因为儿童角色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反思，成年人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将儿童引入到一条不归路上。小巴万在学校里受欺负，老师打过他。当赛巴克族人起事的时候，他带领族里的孩子将老师刺死，将躲藏的妇女与儿童刺死，以血祭祖灵的名义。这是一种对血腥的信仰，也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因为纯真，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拿别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英雄声名。当年的儿童红十字军何尝不是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当年的红小兵又何尝不是对领袖的纯真信仰？在孩子的眼里，有时候血腥是纯真的，那鲜血直流的场面与白雪一样让人激动，而不是生畏。当孩子被某种信仰激发后，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残暴，更容易肆意虐杀。当我看到那些妇女与儿童，其中包括他的同学们惊恐的眼神时，当看到血液泼红了门窗时，内心是复杂的。小巴万既是行凶者也是受害者，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仰难道错了么？只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间为了信仰做了错误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让我至今仍感动的。赛巴克的族人们去山上砍树，恰逢雨过出虹。他们在彩虹的陪伴下，跳起多年未跳的舞蹈，唱起多年未唱的歌曲，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那一刻他们是纯真的，只为着彩虹般的纯真的心。我多想他们可以一直跳下去啊，能够不为血腥、不为杀虐、不为反抗而自由地跳下去。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么耻辱地被文明同化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文明图腾“血性”战斗至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剩下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为自由的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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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這個說法源自大陸，可真是一件咄咄怪事，明明人口大勢是男多女少，找不到結婚伴侶的又怎麼會是女性呢？不過話說回來，我倒真的寧願這個世界剩女多，因為剩女剩下來了頂多也只是做做節目與眾同樂而已；男人要是剩了下來，後果可就很嚴重了。 三月八日的《印度斯坦時報》報道，自從1972年以來，印度全國強姦案的數量增加了八倍，而首善新德里更乾脆被當地官員宣佈為「強姦之都」。為什麼？原因很可能就是男人太多。大家曉得，印度至今難改重男輕女的習性，許多女嬰還沒出生就被迫流產，有些僥倖生得下來也難逃水淹土埋等不堪厄運，久而久之，竟形成了全國一千名男性對九百三十三名女性的失衡比例。男人一多，不只要強姦，就連盜竊殺人的案件都厲害了不少。我不知道犯罪是否真是男人的天性，只曉得這是許多人口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判斷。你信嗎？反正我是信了。 瀏覽大陸網站多年，使我堅定相信中國人民絕對不是熱愛和平的民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國男人絕對不可能熱愛和平。從美國、日本、韓國、台灣、越南到最近的菲律賓，每回只要出了辱我國威害我感情的爭論和衝突，都有男網民氣憤高喊「犯我大漢，雖遠必誅」，同時痛心國家領導人不夠硬不敢「亮劍」。我怎麼知道這些網民是男人？因為他們自己說了，「我們熱血的男子漢大丈夫」。 難怪幾年前，有一本外國學者談論中國「bare branch」（光棍）的專著，危言聳聽，預測中國未來很可能要發動戰爭，因為 2020年的中國將有三千萬光棍…… 所以還是剩女好，剩女多的世界也許才是一個「make love, not war」的烏托邦。

“‘ 全民诗歌月’的主要活动，是向中小学免费赠送诗歌教学材料，培养儿童对诗歌的兴趣。这样的努力，再加好莱坞电影人的鼓吹，似乎有点效果。比如，美国每年年底的盖洛普调查，‘十大最可敬之人’，曾为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的诗人玛雅·安杰洛，总在女子组名单上。” 　　   诗人艾略特曾在《荒原》一诗中声称：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北美的4月，正是冬寒与春花争锋的季节。计划上公园看樱花，却被突袭而来的大雪锁在屋内。古人遥想某位望郎归的女子，说是“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人们这时望春归的无奈心境，也就是“雪冻樱花”了。为了减轻这份残酷，美国诗人学院从1996年起，将4月定为“全民诗歌月”，让诗歌来调解冬眠与春萌间的心潮。   每年的诗歌月，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总要举行诗歌捐赠晚会。当晚名流云集，不少好莱坞明星还从洛杉矶赶来。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是铁定出席的。她曾多次在电影里诵读诗歌，可算诗歌的大众媒介传播大使。予人印象较深的，有在《苏菲的选择》里念着狄金森的“建造一张宽大的床”，在床上睡向死亡；还有她在《廊桥遗梦》里吟起叶芝的《漫游者安格斯之歌》，以此比拟那位风般不羁的稀客，并与之堕入婚外真情。 《廊桥遗梦》的导演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个老牛仔，在他导演的另一部电影《百万宝贝》里演一个拳击教练，口袋里却总是插着一本叶芝诗集。他还给瘫痪在床的女拳击手念叶芝的《茵那斯弗利岛》——笔者但愿在国产影视里也能见到这样的镜头：在生命的关口，不是讲那类到处可用的套话，什么“好同志你要坚持，党和人民非常关心你，书记亲自看你来了”，而是念一首恰当其情的好诗。在这首《茵那斯弗利岛》（叶芝出生地的一个湖中小岛）里，诗人和女拳击手一样，不畏艰难地要（去岛上）为自己开创另一种生活。   “全民诗歌月”的主要活动，是向中小学免费赠送诗歌教学材料，培养儿童对诗歌的兴趣。这样的努力，再加好莱坞电影人的鼓吹，似乎有点效果。比如，美国每年年底的盖洛普调查，“十大最可敬之人”，曾为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的诗人玛雅·安杰洛，总在女子组名单上。   按“中国模式”来推想，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早该是全民信奉的金科玉律。他们哪来的心思和时间，居然还会阅读诗歌？美国总统肯尼迪悼念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的讲话（1963年），或许可以说明一二。他说：“我们的国家实力很重要，但理解和控制这一实力的精神同样重要，这就是佛洛斯特的特殊意义。……诗人对人类行为的悲剧感，强制他反对自我欺骗和廉价安慰。……佛洛斯特整合了诗歌和实力，因为他视诗歌为实力逃离自身的途径。当实力将人引向傲慢时，诗歌为他重温了人的局限。” 如果诗歌有幸为小布什总统重温人的局限 ——比如叶芝的《茵那斯弗利岛》，诗人最后还是只能在灰暗的人行道，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或许他在决定入侵伊拉克时会想一想：美国人是否真有能力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总统或许实力太大，他要傲慢，谁也没办法。不过美国确实有不少诗人经理，他们说诗歌让他们在纷繁的商业世界里，保持一种情绪的清明，从而做出较好的业务判断，同时也得以欣赏生活中的简单乐趣。   美国前桂冠诗人泰德·库舍，就担任过保险公司的主管。整天计算利润底线的同时，他也出版了十来本诗集。别人大概在飞机上回想谈判得失，或兴奋或沮丧，库舍却在《夜航》一诗中仰望星空。但他又调侃说，其实下面人间“星云”更密。不过这或许是人类出于恐惧的徒劳。50亿英里（科学上讲，这距离其实不够）之外，一个星系熄灭了；感受到这一毁灭的冲击，一名农夫开亮了灯，守护他的牛棚和谷仓 ——他那小小的世界。整个城市或许都是如此。库舍在人类“巧夺天工”的现代化成就里看到了人的局限，表达在诗歌的婉转中。   诗歌提醒人的局限，诗歌当然本身也有局限。诗歌可以滋润心灵，但诗歌不是万能灵药。这一阵在审判的前证监会副主席、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据说《神州颂》是由他 “作曲”的。但他也收受贿赂1200万元，这还仅是起诉的数字。不过，也可以猜想，如果换个体制，王益或许不写什么《神州颂》，而是通过诗歌剖析自己的灵魂、被诗歌拯救也难说。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magazine . caixin . com /2010-04-16/100136086. html ）     【拓展阅读】   茵纳斯弗利岛   叶芝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坐着，树荫下蜂群嗡嗡唱。   我就会得到宁静，它徐徐下降， 从早晨的面纱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 译）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聂鲁达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 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像我灵魂，一只梦的蝴蝶， 你如同忧郁这个字。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 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鸽悲鸣的蝴蝶。 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 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 并且让我借你的沉默与你说话， 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 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李宗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