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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九号文件”秘密下达 意识形态斗争烽烟味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全面收紧言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加强,相继发生了高校“七不讲” 、“围攻茅于轼”、“大V封号”等事件,涉及到大学教育、中共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等一系列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源被认为是中共日前秘密下发的“九号文件”。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已被删除殆尽。 中国最近出现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异动,涉及到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其根源被指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即《中办发【2013】9号》)有密切关系。 这份文件高度保密,据称仅传达到县团级以上,而大陆新浪等网络媒体提及这份文件的报道也被迅速删除。 近日来,中共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对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学者等民间的自由派力量的打压比过去更加严厉。表现在过去以删帖为主的言论收紧演变成了近日有一大批拥有大量粉丝的公知类“大V”陆续被封号、封博;上周网上疯传中共勒令高校“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產阶级、司法独立),目前已有多位高校教师出面证实;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上月底及本月初在瀋阳、长沙的演讲活动遭遇“毛左”纠集多人围攻,警方没有出面阻止。 有海外观察家分析认为,“七不讲”太离谱,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竭力打造的开放和改革的形象明显不符。 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是左派所造谣言,给习李政权抹黑。 但针对“九号文件”及高校“七不讲”的传言官方至今尚未澄清,但目前“七不讲”和《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均遭屏蔽,而曾刊登过相关消息的重庆某报、河南《安阳日报》、吉林《辽源日报》的新闻链接均已失效。有学者及媒体呼吁中共尽快说明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相。 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创办人陈平周三对记者表示,民间开始动摇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引起当局的高度警惕。 “这种‘左转’不会时间长的,他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情,这个时代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是长不了的。结果就是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 据香港《苹果日报》周三以《地下党的九号文件》为题的评论文章称,九号文件的重点是要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视意识形态的七个问题,与“七不讲”内容相呼应。而早在去年7月,官方《党建》杂志就明确提出中共意识形态面临六大挑战,包括西方文化渗透、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意识形态对立、资讯网络化影响意识形态控制力等。九号文件所提的七个突出问题,显然是习近平主政后的强化版。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周三告诉本台,九号文件秘密传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温家宝都在讲,但现在就完全不能讲了,我估计这是根据中共九号文件的精神。他们很心虚的,他们不是公开的文件在传达,甚至包括他们的报道,七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到底七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什么?没有。这是个偷偷摸摸的行为,觉得现在这个政权有点风雨飘摇的味道。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有人说他更是毛泽东的孙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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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每周转载:关于京温女孩袁利亚之死(许多评论和照片)

事先声明: 本文的照片和评论是俺在网上收集的, 对于陈述事实的——如果陈述有误, 欢迎列位看官指出。 对于陈述观点的——不代表俺本人赞同其观点(俺只是让大伙儿了解一下网络舆论)。 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同学, 强烈建议去看看《 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 》 ★编程随想点评 (先发个点评, 免得有读者抱怨俺光转载, 不评论) 此案曝光后立即引发特大群体事件。朝廷出动大批军警维稳, 连直升机都出动了。据说军警多达4000人, 恐怕是 六四运动 之后, 北京最大规模的维稳了。 然后朝廷采样各种手段封锁消息(后面有贴图)。封锁消息的必然结果, 就是质疑声越来越大。 北京公安迫于民间舆论压力, 公布了很短很短的视频。但是捏, 不但没有消除质疑, 对官府的不信任反而更强烈了。 很多网友指出视频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很多人质问, 为啥只公布那么短的视频。(后面有转载和贴图) 俺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案的细节(包括自杀或他杀、包括视频是否造假、等) 俺比较关注的是, 朝廷的公信力。 从此事可以明显看出, 咱们的官府已经在”塔西陀陷阱”中越陷越深——公信力已经成为”负数”, 而且负的还不是一点点。 为啥朝廷会陷入”塔西陀陷阱”, 请看俺前几年的博文《 朝廷为何落入”塔西佗陷阱” 》。 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如此之差, 你觉得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会好到哪里去? 再来说说”维稳”。 如今的朝廷已经陷入了”维稳”的恶性循环, 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维稳”导致公信力下降, 加剧民众不满。 公信力下降和民众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其二 “维稳”越来越多, “维稳”费用也越来越高——最近3年都超过军费; 朝廷必须加大对屁民的搜刮, 才能维持这个费用; 对屁民的搜刮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如此的”恶性维稳”, 终有一天会崩盘, 俺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 通过袁利亚事件, 中共政权离坟墓又近了一步。 说到这儿, 俺再来煽动一下颠覆政权。 在埋葬党的过程中,其实每个网友都可以充当掘墓人, 为朝廷的坟墓添砖加瓦。 只要大伙儿多传播朝廷的阴暗面, 朝廷的公信力就会继续下降, 朝廷的统治基础就会越来越差。差到一定程度, 必然垮台(想想苏共垮台的例子)。 ★事件起因 5月3日凌晨4点多, 在京打工的安徽打工妹袁利亚(22岁), 离奇从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身亡。警方定性为自杀。 以下是”坠楼”现场照片 网传:(该传闻未获官方证实) 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死者的妈妈过去了, 去了大红门商城派出所要求查看监视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作家-天佑: 【谁有权看录像】北京京温商城女孩离奇跳楼, 警方定性为自杀。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现在死者的妈妈去了派出所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微评: 天佑想问一下, 是不是需要死者亲自到场签字才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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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进入专题 : 微博 中国政治    ● 童燕齐   雷少华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坚信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专制向民主转型。一些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宣称“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专制制度的极大挑战”,甚至将信息通讯技术尊为“解放技术”。尽管另一些人辩称“信息通讯技术更容易构造一致性”,但其他人还是相信“这种技术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尤其在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因互联网技术而促成的民众抗议行动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大大强化了。   也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一样,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特性,互联网不一定会对专制政体造成威胁;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对政治体制带来挑战甚至引发变革,但是它也可能会强化专制统治。即使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专制政权会开发出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并对抗那些反政府的批评言论。   21世纪出现了如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两者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加有效而且更难以被管制的工具。借助它们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信息比以往任何传统的方式都传播得更快更远。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极好地诠释了这些新型社会网络媒体在鼓动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言论的生态,目前已经有大量针对互联网和博客环境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还较少有人尝试进入微博与政治的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对中国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将会讨论微博的特性、与传统网络论坛的区别、中国微博的发展以及微博对中国社会抗议的影响。       微博与抗争性政治      微博的特性      继博客问世之后,作为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微博也在近些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6年,推特网问世很快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排在脸谱网之后的第二大信息网络和社交网络。如果说脸谱网的用户组建了一个个朋友熟人圈子,推特网则借助匿名关注和转发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   传统的博客作者,通常需要拥有良好的写作技巧与合理的逻辑性来表达观点,即使要伪造一些虚假信息,也至少需要让这些假消息看起来是逻辑合理的。但微博不一样,在那里只要用140字做一个无需任何论证的陈述即可,也无需任何形式的修辞,这是一种彻底的“快餐式”交流。因为这种特性——更少的词汇、更直接的信息,加上手机微博等便捷的使用方式让这种“引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节奏。   推特网在用户界面里设置显示了“粉丝”(即关注者)的数量,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当明星的感觉。公众人物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效果,他们也纷纷创建自己的微博账户,于是推特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公共交流平台。   和传统网络论坛匿名发帖的方式不同,微博实名制更加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博主是实名的,他/她的粉丝就会更加重视他/她的言论,会关注博主所发布的任何一条的信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为维护博主而“英勇奋斗”。   微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转发功能。如果你喜欢一个帖子,你可以点击“转发”按钮把它发布给自己的所有关注者。微软中国和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曾经用“病毒传播”来形容这种快速转发功能,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散播给大量的潜在人群。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博主拥有100个粉丝,他的每个粉丝也各有100个粉丝,只要博主的一条消息被其中的10个粉丝转发,那么就会有1000个人看到这条消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有100个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以此类推,经过短短的几次点击之后,这条信息就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所看到。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信息的传播限于较小的范围,且还有话费的限制。微博则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者不需要认识接受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粉丝们只要根据个人偏好主动地去关注信息发布的源头即可,这也是卡斯•桑斯特所说的“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作为公共信息传播者的微博正在逐渐取代手机短信,并且在鼓动社会运动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      微博战场的出现      由于看到了微博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效仿推特网,创立了一批微博平台,例如饭否、叽歪和嘀咕等。中国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陆续关闭了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新浪网”——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在2009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新浪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互联网公司之一,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内部人”,可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许可证的商业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新浪的微博服务能够垄断微博市场,尽管后来中国政府也允许其他公司提供微博服务,但是新浪已经牢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网民们也已经习惯使用新浪的网络服务。   李开复称:中国微博的信息功能更加强大,140个英文字母只能组成1-2个句子,但是140个汉字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推特网的用户只能将微博作为一种个人或社会沟通的工具,而新浪微博则提供了一种信息性更强、更有效的新媒体平台。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博的账户设计上。在过去,一个人需要浏览每个人的博客或者每个论坛来了解大众的声音;但是在现在,每个用户的微博首页都会显示他所关注的所有博主的最新帖子。如此一来,用户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消息。   由于能够上传图片和视频片段,微博的实时转播功能要强于电视媒体。例如,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引用了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相关照片,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这种实时转播的能力突破了官方的审查制度,并显示出微博用于发起网上抗议活动的潜力。因此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每个网民都是记者、评论员和侦探。   在意识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的媒体立刻成为了忠实的微博用户。到2010年8月为止,有466家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其中包括116家报社、243家杂志社、36家电视台和69家广播站。截至2010年10月,新浪微博认证了5886名开通微博的媒体人。目前,中国存在着几家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如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许多新闻媒体和名人倾向于在不同的服务商处同时注册账户,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微博的出现,阵地战的战场正在形成。它可以向广泛的读者传播信息、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实况转播和新闻报道,并因其低成本而吸引人们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一个政府很难彻底控制的空间,除非将其彻底地关闭;而对于政府而言,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了。      阵地战      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抗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少是“煽动”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网民看起来更愿意在网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而不是在大街上。   尽管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控制和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开放性。由于这种开放性,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政府的批评。要理解中国互联网评论的这种图景,我们需要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按照约瑟夫•史密斯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来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种划分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固化了。一些主要的论坛在中国的公共互联网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主要的自由主义网络论坛包括“天涯”和“凯迪”,著名的毛派论坛叫做“乌有之乡”,激进的新左派则主要集中在“四月青年”(英文网名叫做Anti-CNN),温和的新左派主要使用“中华网论坛”。当人们对一个特殊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所有的论坛都会联合起来批评政府。这些“共识”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学者们的分析样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另一些事件上,不同阵营之间还是存在大量的分歧。这些文章都是匿名的,所以找不到领导者和组织者,所有的网上抗议都成了个人行为。   微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微博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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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蔡名照接替王晨担任中国国新办主任

国新办目前还挂着国家信息办公室的牌子,负责监管中国的网络媒体。 中国官方宣布,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蔡名照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接替已改任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王晨。 国新办是负责中国官方对内和对外宣传的部门,其在体制上也有两个牌子,在党的体制内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又称外宣办,在政府体制内则是使用国新办的招牌。 此外,国新办目前还挂着国家信息办公室的牌子,负责监管中国的网络媒体。不过,最近有传言说,随着网络监管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国家信息办将从国新办的体制中独立出来。 蔡名照今年58岁,曾经在新华社任职20年,最初担任记者,之后升至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至2009年,蔡名照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期间曾大力推动网络内容监管。 2009年10月,他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在2012年9月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 按照惯例,国新办主任同时也兼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蔡名照出任国新办主任之前,北京曾一度盛传现任北京市宣传部部长兼副市长、前新华社副社长鲁炜将接任国新办主任。而且,中国官方在今年4月27日宣布,鲁炜不再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后,有关传言更是愈传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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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日媒:中日关系恶化影响环保合作

中国很多城市的空气质量都令人担忧 日本传媒和舆论周二(5月7日)对此前一天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中日环境部长会议反应冷淡。 各大传媒只关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中,中国环保部长周生贤缺席、改由副部长李干杰出席所体现的政治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周二说:“李干杰对日韩部长解释周生贤缺席是因四川大地震的应对工作,希望适当时候与日韩部长直接交换意见,但实际上周生贤缺席是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周一晚引述会场上日语同步翻译者透露的消息说,李干杰在会议上向日韩环保部长宣读缺席的中国环保部长周生贤的口讯时,把周生贤原来表示为缺席的“道歉”一辞临时更改为“致意”。 NHK认为:“这可能是中国避免被视为软弱而作出的判断。” 网络上形容周生贤缺席是中国抗议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问题的看法也很普遍。 自称“时髦天线”的网民说:“中国只关心政治,不关心死活,但我们只关心死活,才不关心政治。” 网络媒体上,更多的是批评中国在会议上没就释放PM2.5污染了日本空气做出道歉。 共同社分析说:“日中韩三国6日就建立有关大气污染问题的工作层面定期磋商达成了协议,细颗粒物PM2.5的防治措施有望全面展开,有利今后防控PM2.5的中方源头。” 但大部分的网民认为,周生贤缺席本身就意味着中方不重视解决PM2.5问题。 另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伸晃本身也被日本传媒、舆论视为安倍政权中的一个无力存在。 石原去年与安倍等竞选自民党总裁,结果被党内外视为不顾辈份、急于冒升,导致他陷于孤立。 安倍任命他出任环境大臣,当时也被分析为既有牵制石原的父亲慎太郎、又有给石原伸晃出难题的一举两得功效。 相信安倍不会重视石原主持环保事业的看法广泛,可能也是这次日本传媒、舆论反应冷淡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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