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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文化禁曲120首网盘备份

文化部8月10日在京公布了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共计120首,记者看到张震岳、黄立行、许嵩等人的曲目郝然在列,张震岳的曲目达到5首之多,黄立行3首,许嵩有1首。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刘强表示,作为加强网络市场中的事中、事后监管的重点措施,“黑名单”制度将成为今后的常态管理方式。...

南风窗|李明洁:网络“国风”的历史时刻

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 2005年中国网民始破1亿,网络流行语现象初起。2013年打击大V,网络舆论下沉。2008年至2013年,流行语大量生成,广泛传播,成为当代中国显著的文化现象。 这5年,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这5年,也必将因为流行语而成为一个“历史时刻”。 当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国风”...

吴祚来: 温家宝的“政改”,为何如此艰难?

在  3 月 14 日温家宝在任最后一次记者会,温家宝依然表示推动 “ 政改 ” ,中国学者吴祚来认为,胡温时代,稳定压倒一切,政改难行。 如何评价胡温时代? 3 月 14 日上午是温家宝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明显感受到他内心的愧疚与坚持,他的愧疚是在任内由于体制与能力的原因。 记者招待会之后,有媒体采访我,对胡温当政期间做一个回顾,包括好的方面与不好的方面,我说,好的方面,如温家宝自己所说,在减免农民税收,十年义务教育免费,推进农村医疗保险等方面,均有作为,这也是政府应该做到的,因为政府欠农村的债太深重了,如果不一点点偿还,农民就没有任何生活出路了。 不好的方面,大家也都看得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到北京上访,中央政府无力为平民百姓主张正义, " 发展 " 像头怪兽,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展是 " 坚硬 " 的道理,超越了法律与人伦底线。 有趣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也是安徽人,陈独秀,他引进中国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两位先生本是结伴而行来到中国,近一百年后,中共只尊崇赛先生,而对德先生不置一词,德先生 " 被失踪 " 了。 当中央政府不能通过政治与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祭出的是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信条, " 维稳办 " 在公安与信访体系之外,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切包括人权与法治。从合法的上访到正常的学术活动,甚至律师正常的法律维权,也都被视为有碍稳定,予以制止或强制在家居住。 某种意义上说, " 维稳办 " 的设立,意味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的完全失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政治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维稳办来实现社会治理。因为违法者通过司法途径,而合法公民享有人权保护,在违法与合法之间,辟出一个稳定的政权概念,它为地方政府公开地非法使用权力埋下了祸根。 网络禁言与删贴更是无时不在,批评政府或曝光恶性事件的贴子,多以敏感的名义被删除,甚至总理或其它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讲话,如果涉及到政治改革或普世价值言论,新华社发通稿时,也会照删不误。 显然,以莫须有的理由禁止公民与乃至中央领导人言论,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公开执行,却内部掌控,甚至被当成国家秘密被保密。政治文明,文,就是形成文字,使人们有章可循,明,就是光明正大地执行,行政行为在阳光下,受到公民与宪法的制约与监督。从网络与媒体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看,政治文明的前提,还不存在。 最为严重的政治行为是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与禁止,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人大换届选举,独立候选人通过印制宣传单或上门宣传自己的参选主张,均被以各种方式禁止,而这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均是民间社会的政治尝试行为,这一届政府却如临大敌,甚至不惜动用警力。 它的严重性在于,民间社会的参政通道被阻滞,地方政府将一家独大,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力量对其监督与抗衡。地方政府通过内部指定,使官员或自己信得过的人,参与人大代表候选,这样,下一届人大代表就成为听信政府机构指令的角色,政府与人大同质化,本质上是废除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体制。 理论上的倒退表现还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上,尽管胡锦涛与温家宝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表现尊重与认同,但在〈〈求是〉〉杂志这样代表党中央声音的媒体上,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却被视为西方价值,中共或中共主导下的中国,要坚守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关媒体封杀对普世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主流媒体则连篇累赘地讨论自说自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色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一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搞西方议会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等等。经济上融入世界的中国,不愿意在政治理念或人权理念上与文明世界保持一致,要维护的其实是执政党永远执政的神圣地位。 正是对普世价值的不尊重不认同 , 才使执政者没有了理论高度与价值追求 , 整个国家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追求或 GDP 崇拜泥潭之中。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而只是致力于科学发展与经济繁荣,必然是使政治家沦为政客。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客将自己当成政坛上的过客,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只处理或糊弄自己眼前的行政事务。而政治家高瞻远瞩,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将对政治文明的追求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自己的微博中说,看了总理的答记者问,总的感受是: " 政治改革已经无望,经济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卷土重来危险。 " 我在微博中回应:政治改革无望,是因为权贵集团已经坐大,即便是财产公开这样的人大议案,总理也多次提到,也得不到落实,惶论通过政治改革去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权益? 而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悚听,而是离我们一步之遥,因为受文革训练的那些人还正当年,一些人还正当权,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于六十年代,文革的精神与方式,深入其骨髓,当他们遇到异已者,就会视为敌对势力,他们目无法纪,通过文革的方式无情打击,得心应手,文革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名义,对异已力量冠以政治污名( " 戴帽子 " ),然后就是进行非法打击( " 打棍子 " ),以自己的政治正确,来打击异已力量,以谋取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权益。以政治名义来超越法律,是 " 文革 " 精神遗产中的惯用手法。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负资产 江泽民时代极左力量曾遭受重创,原因是这些极左力量反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即,反对江泽民将中共变成全民党,反对中共吸收资本家或个体经营者为中共党员,认为这改革了中共的革命性质。极左刊物中流、理论前线等杂志因此倒闭或被撤消。 但极左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以乌有之乡网站为阵地,他们仍然具有雄厚的背景力量与资源。甚至一些高校教授、专家也纠集其中,共同发声,为极左力量发声示威。 这些极左力量不同情上访民众,不为工人建工会,不为农民争取农会权益,而是致力于恢复对毛的崇拜,以及反美、抨击 " 西方 " 普世价值,将启蒙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妖魔化为国内敌对势力。他们成为中国民间政治领域里的准宗教力量,既无理性,又不讲人权人性,漠视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与法治精神,他们活着仅仅是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或极左理念而生活与战斗。 极左力量如果仅仅表现为网络或生活中的噪声的话,中国的权贵集团则在无声地拒斥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也是江泽民时代为胡温时代埋下了种子。正是执政党全民化,将经济领域资本家引入执政党,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也权贵化,在尊重财富与资本创造的同时,使权力与资本同居一室,形成权贵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权力与资本形成合力,政府获得了发展的动能,当它没有遇到阻力时,它是推土机,而当它遇到反对力量时,它立即变形为坦克或装甲车。它以经济发展的形象出现,而它背后,藏着政府权力的魔爪。为什么胡温时代房地产奇迹般在增长,城市化进程也一日千里,助推力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财富软实力加政府行政权力硬实力。 无论城乡,农民的土地或城市人的住房,只要在权贵势力开发范围之内,都会先通过金钱交易来获得土地,一旦金钱交易无法进行,就会动力政府行政暴力,予以强制执行。 如果说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为权贵资本主义合体奠定了理论根基,那么,朱镕基的分税制,则做大了中央政府的绝对经济权利,国家一方面获得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分税制抽取民间巨大的税收利益。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都被赋予了巨大的经济权利。地方只能通过跑步 " 钱 " 进,来获得国家分配的经济资源与政策批文。 嗜血的经济发展一旦成瘾,就难以改变。任何体制性的改革或革命,都会使原有的权力与利益链断裂,而这正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没有清理过的历史政治负资产,尽管历史真相通过网络与媒体一点点解开,但执政者如果不通过还原真相,承认责任,通过妥协与和解,或赔偿与忏悔,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翻开新的一页。 政治改革需要政治英雄。邓小平经历过战争,内心有一份英雄情结,他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组成一个有变革精神的英雄团队,要做的是回归生活与政治常识,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田地分包到户还是深圳特区的设立,前者是改革,是顺应民心,回到生活常识,后者是面向世界,开放探索,要融进世界经济大市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大讨论,使改革派从理论上占领了思想的制高点。 而当代执政者,理论高地丧失了,普世价值的讨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一样,可惜,应该前进的中国历史,在这里陷进了泥坑里,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价值元素,被视同西方价值,被看成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思想渗透,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拒斥。接着,独立候选人也被严厉打压,任何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人,都被以各种方式控制。经济开放三十年之后,政治与社会不允许被开放。 只有广东的乌坎是一个亮点,可以与当年的小岗村承包土地相媲美。 胡温没有组合成一个有效率的英雄团队。而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政治英雄团队。这个团队不仅需要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也需要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胡温的团队与资源都极其匮乏,无力于扭转正在一步步溃败的社会,包括社会法治与社会道德,还有人文理想。 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但却被耽误的十年,也是一个泡沫式崛起,并走向溃败的十年。 政治改革要超越 " 中国逻辑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显然执迷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逻辑,也是网友们经常嘲讽的,逻辑分为人类逻辑与 " 中国逻辑 " 两种。总理认为,中国人民只要能管理好一个村庄,就能管理好一个乡镇,通过层层民主推进,就能搞好政治改革。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全中国只有乌坎村落实了村民自主选举,而其它的地区为什么不能有效实行民主直选?既有县乡级政府幕后操纵,又有地方家族力量甚至黑恶力量渗透,造成地方民主选举乱像。 中国的民主选举,大可不必一定要从落后的乡村开始,应该从先进的执政者那里开始,差额选举执政党的总书记与政治局委员,每一位参与竞选的领导人通过电视公开讲演,公开自己财产,公开自己的政绩,公开自己的政治愿景,通过开放的会议公开投票,这样的选举既可以取信于民,又是对基层民主的一次教育,更可以使被选上的领导人获得自信与尊重。 现在由于领导人选拔是组织内部考察与任命,所以经常造成谣言满天飞,似乎中国的领导人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猜测出来的。连总理本人也因谣诼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如果要进行基层选举,最应该公开选举的是县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公开直选,既不会受到家族力量制约,黑恶势力也难以插手,而电视与网络等方式,使被选举人所有的生活与工作都可以得以展示。让基层民众直接参与政治选举,是对人民的尊重,也不会造成政治动荡。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选举县委书记与县长,可以直选对本县市负责的县、市长,而执政党的书记由上级任命或党内选举,执政党与政府互相制约,以减缓可能造成的政治转型带来的冲击力。 我不怀疑温家宝总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信念与良知,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可以看成是他的政治誓言,面对记者提问,他也谈到了自己的焦虑: "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 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 总理对 " 国家 " 负责,但遇到焦虑的时候,却对 " 社会 " 产生疑虑。国与家之间,是社会,总理对社会谈到过责任吗?总理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了吗?这正是总理政治理念中的缺憾。 " 国家 " 概念中, " 家 " 只是 " 国 " 的后缀,胡温十年,国被继续坐大,而无数的 " 家 " 则难以为继 。 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或农二代无法融入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和平时代造成如此众多的骨肉分离,世所罕见。根本原因在哪里?农民的土地没有确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城市没有开放,不能让居者有其城市公民权。 我们看到,地方城市已开始松动,让农民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但由于市民的公民权利没有真正的代言人,没有真正的工会与农会,也没有自己选举的人大代表,所以,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同时体现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仍然充满变数,大量没有公民权利的农民进城,到城市更多的是接受剥削,而难以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福利。 胡温时代还剩下一年时间,我们仍然期待他们开启沉重的政改之门,给中国人民以政治文明的希望。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如果没有真诼正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带来的一切可能还会丧失,甚至 " 文革 " 还会重来,这不是危言悚听。 文化学者,专栏作家,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文集与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表公益性的博客文章达 2000 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DW

爱思想 |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这里的“1”也就是100%,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文革或红卫兵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1946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1990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countermeme)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停止打字。     2)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7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两会,你是否对得起每年的春天?

年年春天有两会,人们曾无比冀望两会。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两会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春天与希望,反而是一次次的叠加失望。本届两会更无长进。 国民与人大代表 大街上,司机也偶尔会谈论两会,多是牢骚满腹,认为两会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面临的问题,只是摆花架子开会,弄得满城交通紧张,不是这里戒严,就是那里管制,我一次上午十一点出门,连三环及三环与二环之间,都有多处交通管制,没有会议代表出行,也出现多处管制,令人不解。 两会之前,有司机希望利用两会罢工,想引起两会代表对出租行业的关注,因为出租司机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由于油价与物价上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紧张。听说带头起事的司机两会前就被拘留,出租司机行业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更没有政协委员,所以只有个别司机通过号召罢工来试图解决自己行业的问题。 我问一位司机,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吗?司机说,几年前有过,当时也是抓了几个司机,还判了刑。这位司机说,其实那次没有罢工,但政府还是做了许多让步,减免了许多费用,差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少交七八百元费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应该帮帮那些为我们争取权益的受政府判刑的司机。我能感受到这位司机的良知,但也感受到,他想去感谢那些维权而遭打击的司机,还是难以做到。 而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司机们将获得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就是每月会减少四天的份钱,一天平均二百元的话,也能减少八九百元的份钱,并将实施集体议价方式。 任何社会群体利益受损,都是社会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没有权利代言人,通过网络检索,我希望在媒体报道或网络信息中,找到出租司机中的人大代表,可惜,没有一条与之相关,也就是说,全国有一百多万辆出租汽车,但却没有专业性的人大代表,全国农民工有一点五亿人,而属于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也只有三名。尽管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代表将实现1:1,如果这个比例中,具体代表数字被官员占用,代表的意义也就被弱化了,或者没有实质意义。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独立参选的公民人大代表,这一条路被行政部门阻断,如果所有的代表都由党政机构内定,这些代表只能是党政机构的外围人员,百姓的声音无法上达,国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媒体报道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全部代表中,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媒体无法知晓,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领导干部的代表还占有多少?如果人大代表的数字都是国家秘密,这样的人大代表对百姓有何意义? 所以,不仅要公开人大代表姓名身份,还应该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接待日。否则一年一度的会议,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平时有效的沟通所代表的社区百姓,提交的议案提案,也是临时作文,无补于世。 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报告中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发挥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如果形象地说,全国人大是铺路架桥的,而党的意志则是火车头。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火车上还是在铁路旁,是一群观望者。如果火车上装的都是权贵,而人民只有旁观的权利,那么,火车的合法性与铺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 江泽民时代以来,党不再主张自己的政治意志直接成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予以实施。这一点,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执政党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不再在前台操盘国家行政事务。 但问题是,全国人大如果将自己定性为确保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那么,全国人大就成为虚设的橡皮图章,执政党如果决策错误,如果某些政策法规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那么,全国人大的"确保"岂不是背离了人民的权益? 我们要追问的是,人民的意志在哪里?代表全国人民的权利机构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里,有几处提到了人民的意志与人民的权利? 执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发现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经济需要,从而制定国策,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执政党固守自己的权力意志,一厢情愿地代表最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替天行道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并拥有真理,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全国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实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执政党如果犯错了呢?全国人大也要保证其错误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 由于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将全国人大的职能倒置,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分不清国家权力与自己代表人民的神圣权利。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说,90%以上的人大代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人大代表的使命是代表权利制衡和挤缩权力,但现在的人大代表却本末倒置,代表权力去压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要为公民建道德档案,最荒唐的是与领导握手就欣喜若狂,最无耻的是装哑巴或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素质如此低下,怎能指望人大代表维护公民权利? 即便是现在的共和国制度设计,也有着三权分立的角色扮演。执政党代表党派权利,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精神追求,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是人民权利意志与精英智囊的合作,一方面它制约或影响执政党,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政府的作为,它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使执政党与政府不至于一体化,不至于权贵合力,使国家经济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 现实的悲剧在于,人大因为既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贯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拨款,这样的人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利意志的主体,而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一部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机制被模糊了,被消解了,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通过代表的选票,来影响国家决策,来影响执政党的权力意志。 汪洋在谈到乌坎村民主选举时,说到,乌坎村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制度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相关规定,完全赋予村民自治与独立选举权,村民选举村长或村党员选举村支书,都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但我们却看到,全国人大由于人大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权利,人大委员长也没有意识到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要限制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将人民的意志做成国家意志,让政府与执政党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常识。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达网络文章达二千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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