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

郑永年: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郑永年: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进入专题 : 政治变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例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但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相关正在发生的过程。一般上,当人们说“开放”时,指的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这里所指的“开放”是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互联网无法建立民主政体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作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但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府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它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情,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上所有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它现代通讯技术,例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他们为了做官而做官,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当然,这里的“城堡”是一个比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官员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堵又一堵的“城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结果怎样呢?如果官员躲在城墙内,总有一天老百姓就要围城。这是历史的规律。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了打破城墙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工具来和社会群体作互动。   互联网促进政治的开放性,这个作用更是表现在竞争和参与两个层面。从竞争来说,互联网可以大大丰富选举民主的内容。我们说政治竞争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就是通过竞争选拔,或者选举出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出人才,竞争就是要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这里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更谈不上竞争了。   不过,在中国,政治竞争不能仅仅是西方意义上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选拔传统,选拔制度在社会群体中仍然有相当高的合理合法性,而且也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政治,在西方已经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中国要发展民主,理想地说就是把选拔和选举整合起来。   无论是选举还是选拔,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选拔来说,互联网可以成为中国选拨过程的手段,可以藉此增加精英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互联网的开放性,至少可以避免小圈子暗箱操作的弊端,给小圈子政治注入阳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赋予网民评论和监督政治人物,或者那些想进入政治的人物的权利。在中国的官场,很多官员都是“带病上岗”。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干部很多年,但一旦使用则发现是一个“病人”。在腐败方面更是如此,数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一旦走上岗位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政治缺少阳光造成的。如果官员在阳光下成长,不仅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情况,更可以让阳光医治好很多官员并不那么严重的病。而阳光政治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选举来说,互联网可以给选举过程引入“商谈”因素,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现在的民主选举中,很多沟通只是单向的,即候选人告诉你,他(她)想做什么,来获取选票。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把单向沟通转变成为双向沟通,也就是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候选人。这种双向的沟通有助于发展出“商谈”民主。在“商谈”的基础上再行选举,从而提高选举民主的品质。   在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参与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互联网已经给人们参与政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改变着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性质。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   不过,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现在这个阶段,不论哪一个社会,已经在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和互联网之间,构成了相当强的紧张关系。如果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表明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传统政党对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他们宁可选择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必须发生变革。中国也不会例外。      不能忽视互联网的弊端      就是说,人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优势,但也不能回避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在释放出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给人类暴露出其不那么光辉的甚至阴暗的一面提供了条件。就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是互联网这一工具经常被操纵。互联网上现在泛滥着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概念崇拜等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体现这些因素的各个角色,即明星、政治家、富人和各种主义,都可以操纵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是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和情绪表露无余。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社会,非理性的情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人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没有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不过,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就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网络的自律行为,政府方面除了主观随意的政治控制之外,也并没有发展出对网络的有效监管。   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从积极面说可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但从负面来说,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的瘫痪。政府表明权力,表明等级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一个互联网主宰人类的社会。   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惠州,2012年9月23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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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http://dfzb.people.com.cn/note.php?id=16120920205223_ctdzb_001 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胡泳   2012 年 9 月 21 日 贵阳 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   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上情下达。网络问政也不仅仅是问计于民。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走向问责政治 ·          ·       [ 主持人 ]: 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老师为我们作专题演讲,胡泳老师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写作的《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他演讲的题目是《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有请。 [11:50] ·       [ 胡泳 ]: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回顾一下,在 2010 年的时候,“政务微博”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广东走得比较早,广东省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公安微博群,当时《南方都市报》约我写评论,我写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直面评论”,广东有一些地级市公安局开微博的时候,出现了删负面的评论,包括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的功能,限制别人对它进行评论,所以我第一条特别提出来,一定要直面评论。刚才汪玉凯老师讲到了人民日报微博为什么成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负面评论的一种态度。人民日报微博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删除负面评论,哪怕是骂人的评论。 [11:51] ·       第二个原则,也是针对当时广东一些公安微博产生的实际问题,就是官味太浓了,宣传味太浓,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请讲人话”。刚说出来的时候很刺耳,后来有媒体在传播的时候把第二个原则改成“学会讲话”,这不是我的原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则,叫做“结果为上”。这跟我今天讲的题目高度相关,就是一定要行胜于言,今天我提出来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实际上是落实第三个原则的问题。 [11:52] ·       在讨论什么叫网络问责之前,先分析一下什么叫网络问政。因为我们做研究定义概念的时候,有两种定义方法,第一点你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一点你反过来定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通过不是什么来论证它是什么。我们讲到微博问政这个词,到底什么东西叫做网络问政,这里面有很多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所以我想从反面来说,就是网络问政不是什么。 [11:52] ·       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者上情下达。人民日报有一个新媒体的版面,人民日报有这个条件能够调查到两会的代表,前两年做了一个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调查,采访了 97 名人大代表,题目是为什么人大代表要使用网络,有两条:第一条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第二条,要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互动,这个是典型的双向传播。 这些原因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除了我们讲到说官员在网络上面对民众的态度问题,比如说王旭明先生讲,官员喜欢说假话、做报告,除了形式上和内容上产生的疑问,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区别,大家都说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但如果你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仅限于这一点的话,网络认证最后会沦为官员的 T 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所以很多人一说到问政的时候,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听到大多数谈网络问政时都是在谈“听证”。比如说网络邮箱,开始市民写了很多邮件来,但到后来可能没有人管;还有网上信访,从上访到上网;还有大案要案来自网络举报非常多,这些都很好,但它们都属于“听证”的范围。听证的一个很大问题叫做人走政息,这是在中国政坛上太普遍了,有些官员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措施,这个官员一旦走了人,这个东西能不能持续,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 [11:53] ·       对于网络问政要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政府领导关注社情民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不值得赞扬。我通过网络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这个意见,解决了老百姓对你提出的疑问,对你提出的期望和问题,这个是真正值得赞扬的,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是所谓的网络问政。 [11:53] 第二个很大的认识,经常大家会说的,就是网络问政是什么?是“问计于民”。现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有“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三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刚才贵州的领导也讲到问计于民,网络问政经常被等同于问计于民。网络问政发挥了问政于民的作用这是好事,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样做足够不足够。 我说到这个问计于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汪玉凯老师都参加了新疆举办的会议,跟张春贤座谈,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到一个故事,他说 2006 年我在湖南的时候,第一次搞湖南党代会献计献策,网上来了 5000 个报告,反响非常好,但是我们的阻力很大,湖南常委中很多意见都不一致,有人把互联网上的东西看做洪水猛兽,这种反差和距离是非常大的。所以问计于民在一开始是需要有勇气的,真正问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克服阻力。湖南后来一直沿着这条路走, 2006 年他们做了“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 2008 年又组织了“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后来又提出一个口号叫“法治湖南”,这条路一直走得很好。 说到网络问政,一个津津乐道的个案就是广东的汪洋,五年以来他每一年都见网民,一开始他自己带头见,现在常委都出来见,与网民的互动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惠州、南海等这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一些对网络问政进行制度化考核的做法。 [11:56] ·       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张春贤,还是汪洋,在问计于民这个道路上都走得非常好,但我仍然要强调说,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网络问政一种新的东西来认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我甚至想大胆地来说一个我的观点,我觉得整个网络问政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 [11:56] 胡泳在演讲中 ·          ·       [ 胡泳 ]: 所以就涉及到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就是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结果,就是问责政治,或者叫责任政治。问政和问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是搞学术研究的,搞政治学研究的,可能稍微离开这个话题,讲得远一点,讲一下所谓的责任政治是怎么回事。 ·       在 1989 年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福山,那时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叫“历史的终结”,今天不讲这个,我想谈一下他最近刚出的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诸起源》,他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他分析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是怎么从一种部落式的结构变成一种国家的结构的。他提出政治秩序可以分为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国家,很多人都反感国家,他说没有国家其实很多事情发展不好,所以国家是第一重要的要素。但是国家出现的前提,一定完成一个转变,不能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方式。因为通常来讲人类社会原来的组织方式,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而国家要通过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所有的被统治者都是同质的公民。国家这个要素要从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东西,走向更加普遍的过程。 第二个要素叫做法治。法治不是说你有法律就行了,建成了法律体系不等于有了法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谈论法治,意味着法律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法律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国家的一切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因此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部长也好,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你违法了就会受到法治国家的硬约束。 [11:59] ·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问责制,政府必须感到对全体国民有一种责任。中国有 GDP 政绩观,为什么官员要去追求 GDP 的增长,你要问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难道 GDP 的增长就是政府的终极目标吗?你的利益驱动不能超越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且尤其是你不能把政治当做为自己发财,或者为你的亲属,为你所有的裙带关系发财的工具。问责制政府当然有很多的义务,从美国学者的分析角度来说,问责制跟自由式民主选举是相关的。 ·       福山做了大量的历史比较,来分析世界上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最有意思的是他讲到中国。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老祖宗有一些骄傲的地方,福山认为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是中国缔造的,因为从秦朝的时候开始,秦朝的东西延续了 2 千年,中国政治是延续了 2 千年,由官僚体系统治一大片的领土。在公元前 221 年就有这样的政权,但福山说中国的缺陷在哪里,第一是没有法治,第二是没有政府问责。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就缺少现在问责制的所有必要的要素,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观察,比如说英国在 17 世纪就已经是议会问责制,这个跟英国光荣革命和资产阶级贵族同国王的斗争,包括对征税权的斗争密切相关,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统治者靠什么来进行统治,我们靠什么?我们靠道义性的共识,我们靠道义问责制。 [12:05] ·       道义性问责是对上负责,从当一个问责制主要是往上负责,而不是往下负责的自己,你会发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缺失的,被统治者没有办法给统治者施加真正问责的可能性。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国问责是一种道义上的问责,而不是程序的问责,换句话说如果我是统治者,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我对你怀有责任的,我代表了你们最大的利益,代表这个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的。然而,我刚刚说过,道义问责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缺乏对下负责,这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循环,发现最后出问题都出在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上,最后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这个官僚体系有巨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王朝的问题在中国当代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网络问政仅仅等同于网络搜集信息,政府是不是尊重人民怎么样来治理的意见,这实际上一直是巨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狭义的公民参与。 [12:07] ·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当下,当我们还不能进行真正选举的时候,这个时候问责式的网络问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民有一定的能力,按照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当权者进行问责,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中,逐渐种下责任政治的种子,其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时这个种植过程是一个伦理提升的过程。道义问责制意味着你必须真的是道义的拥有者,你如果是没有道义,或者你只有名义上的道义,那么你怎么统治呢?现在网上的流行语就是“你被打过耳光吗”,如果打过一记耳光就会改变中国的未来,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和良性的状态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讲问责政治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意识我们对当下的人民必须有求必应,你不能光听到这个呼声,有求必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在现实情况下问责式的网络问政的价值在于,在现在的系统当中撬开一些裂缝,安装上一些把手,让我们政府逐渐被置于真正的公共监督之下,我觉得这个叫做真正的网络问政。 这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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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任剑涛: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任剑涛: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进入专题 : 改革    ● 任剑涛 ( 进入专栏 )        能否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正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不过,创造天量财富的改革,必须建立公平分配财富的制度体制。就前者言,持续地创造财富,依赖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后者而言,公平地分配财富,依赖理性的民主政体。两者都指向现代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试图将中国的改革推进到纵深地带、并赢得人们的积极响应、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以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作为今后中国改革的引导性力量。也就是说,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改革真精神的地步。          改革的处境:地方改革顶层设限          最近数年,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此起彼伏、不绝于缕。杭州的市民议事厅、温州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广州的网络问政、深圳的事业单位改制、成都的土地确权改革,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改革。而顺德的行政机构改革、珠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陕西神木与子长的医疗体制改革等等,则构成基层改革的有力组成部分。一些普通公民,也对改革怀抱很高的期待,并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所谓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就典型地象征着民众参与改革的新趋势。     但是,这些来自部门或地区的改革,并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相反,甚至受到了上层某些官员的扼制。比如对独立候选人不符合选举法的断定,对于深圳行政三分制度改革的缺乏支持,某些国家机关对参与式、绩效预算的缺乏热情,都体现出部分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于有关改革的疑惧心理或抑制态度。可见,推动改革的热情,上层官员未必如地方或部门负责人那么热情高涨。     可以说,如今的改革正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状态:对于改革的总体影响关涉不大的部门性、区域性的改革,不说是蓬蓬勃勃地进行着,起码也是有声有色地推进着;但是,涉及顶层设计的改革,却很少有重新唤起人们改革热情的有力举措。而且,即使是地方或部门推动的改革,也要拷问其是否真正具有公共意义。          改革的目的:私利与公益          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的总体处境。这时的改革,不是处在一种抽象号召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对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不敢明确支持、只能怀疑相待甚至先行抑制的情形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源自地方与部门的改革,是不是真正具有发挥公共效能、改革地方公众福利的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断定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价值导向上应该是人民主权。因此,还政于民与还权于民,乃是所有改革都必须坚守的价值底线。同时,改革必须是一个民众乐意参与、官方积极推动、收益民众共享的社会变革进程,这是一切改革是不是真正改革的决定性检验指标。因此,改革必须是经由制度改良实现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改善,而不是勉力推进改革的某个领导人或机构主观意志的体现。改革最终必须在人民意志的决定中得到认可或加以否定,而不是在上级领导的肯定中实现推进改革的领导人的升迁,抑或遭到否定而受贬斥。     于是,目前的改革需要保证公共导向、制度走势和公益结果。显然,地方还是部门的改革,都没有系统地保证这样的改革性质。这中间,影响改革性质、认同效应和评价结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主权究竟是不是改革的主导理念。这决定了改革究竟是为了实现领导的主观意志和职位升迁,还是为了民众谋求福利的本质属性。如近年对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影响甚大的土地征收、城乡居民的房屋拆迁,处在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状态。有些官员为了政绩,以改革和发展的名义,喊出了“拆出一个新中国”的口号。因此,民众的利益遭到明显的侵害。另一方面,改革者不能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改革的受益者只能是民众。但是,目前源自地方或部门的改革,改革者的个人收益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强大驱动力。这种收益,具有隐性的和显性的两种类型。显性的收益是一种大众、上级和改革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收益。这种收益就是改革者经由改革,集聚升迁的资本。隐性的收益是公众、上级与改革者本人秘而不宣的收益形式。不经过深入查证,人们甚至不知道改革者以改革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的巨大利益,甚至还夸奖改革者的无私无畏。人们乐意看到改革者显性收益的增长,但绝对拒斥隐性收益的激增。另一方面,改革应当从长官意志演进到制度建设。目前的改革还主要是长官意志的产物。直接从民众愿望出发的改革,或者是民众直接推动的改革,如独立候选人、维权运动,都受到有意的压制。显然,制度走向的改革与民众导向的改革必须统一起来,才能为改革聚集更为丰厚的动力资源,也才能保证改革的公益性质不走样变形,沦为私利的遮羞布。          超越改革的动机论          不能不指出的是,改革必须跨过几道关口,才能走向纵深地带,真正抵达改革的预定地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首先,必须承诺改革的“过河”目标。中国的前期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指引下启动并推进的。前者主要是解决改革开放的效果论问题,后者则主要是确定改革的目标论——改革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社会结构而成的现代化国家。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应难度的加大,“白猫黑猫论”再次变成了改革性质争执论,而需要抓住的“老鼠”已经被人遗忘;“摸石头过河论”也已经异化为全情摸石头、而忘记过河的眼前功利论。改革就此陷入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盲目状态。因此,摆脱改革的目前困境,必须以改革的过河目标引导改革的总体走向。这个关口,今天显然尚未跨过。     其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公共性价值。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革命家部署的改革。革命家自身的无私奉献精神,是经由烽火连天的战争检验过的政治品质。因此,中国前期的改革开放,公共性似乎没有引起巨大争论。但即便如此,邓小平自己就已经看到,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更由于改革开放产出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执掌权力的领导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会因之膨胀。加之“后邓时代”的改革,已经是守成者主导的改革。守成者是以和平理性谋求个人发展机遇获得主导改革机会的。因此,守成者主导改革,公共获益与私人收益之间的界限,将愈来愈难以区分。无疑,在保证改革公共性效益的基础上,必须对改革者予以利益激励。改革者的个人收益,与改革的公共性特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     再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制度化结构。邓小平那一代革命家以气势恢宏的政治布局,启动了改革开放,而且以强大的政治意志,作为推动改革开放曲折前行的动力。但是,改革必须走向一个制度化启动、制度化推进、制度化检验的新境界。就是一个改革还是不改革、真改革还是伪改革、为私利的改变还是为公共的重构,都由一个掌控权力的领导人无法主观支配的系统、严格的制度约束起来的改革。只有经过制度化的审查,围绕改革的公共目标展开的变革,才足以得到政策化推动的契机。     在三者之中,最为困难的是处理改革者的个人动机与改革的公共效果的关系。这个关口不过,改革就会处在一个由公益掩盖起来的、实则是由私利谋求所推动的变化的悖谬状态。于是,假改革就会泛滥,真改革就必定缺席。必须将真改革的所有动力曝露给公众,让人们正视改革者的显性收益与公众的公共收益之间的良性关系,不要被改革的单纯动机论所左右,从而走出苛求改革者仅仅基于高尚道德动机从事改革的精神陷阱;同时明确改革者的隐性收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关系,拒斥改革者假公济私的“改革”。          改革顶层设计的正当性          公正地给予改革者和公众以规范化的利益满足契机,从而为改革聚集更为实在的动力。道德上尚能被人们接受的改革者,追求个人的改革显性收益;道德上瑕疵较多的改革者,必定追求改革的隐性收益;较为可鄙的改革者,则以为公众谋求福利的名义改革,其实是为了自己独占改革带来的利益。当下主导改革的领导群体,不外基于这三种动机推进其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动机,是符合人性的。     在今天,推动改革不能再依靠英明领袖、无私个体。不将改革放置到公共制度的平台上,任由人们进行理性的检验、鼓励人们的质疑、促使人们的参与、汇集人们的智慧、形成干群的共识,改革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展开。改革就会处在纯粹政治号召、掩藏个人利用企图、假公济私的尴尬状态。     这就要促使人们回归真改革的精神宗旨。从结构上看,真改革乃是具有顶层设计的改革。中国的改革,长期处在顶层设计缺乏的随机性改革状态。这种随机性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效果。但30余年后的今天,随机性改革只能取得暂时效果,且遭遇刚性制度难题,最终无功或少功而返。     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改革的基本价值观念、总体制度结构和具体推进战略做出的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结构的中国认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它不是对于中国独特国情的封闭式自认,也对于此前残缺不全的改革取得的些微成就的孤芳自赏。认取现代基本结构,中国的改革就具有了灵魂,其结果,一定是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被理解为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也不能被理解为单纯汇集精英智慧的设计。一方面,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认作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就会将中国的改革固化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就难以告别英明领袖的主观意志支配国家命运的危险状态。另一方面,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看做是精英阶层的事务,也会将改革最深厚的社会公众基础瓦解,将改革变成精英间妥协或对立的玩物。因此,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绝对是中国公民自己的事务,每个公民具有不可推卸的关注和参与责任。          回归真改革          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的真改革,就是一种以下述几点为特征的改革: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这几点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一切以改革名义展开的活动,如果是在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由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导者大力推动的事宜,都是一种假改革之名,谋个人实利的伪改革。     回归真改革,就是一种以公民权利主导的改革,改革者必须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从事相关改革活动。除开现代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外,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须是在公众及其组织、社会舆论、上级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控制下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必须是具有公开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可以获得法律、规章和公众认可的显性收益,但绝对不能获取不可告人的隐性收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推进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真改革。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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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值得我们深思

来源:青天难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569f030100y69z.html 这一年,江西的一个钉子户用最无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证明不了有关部门的野蛮与无耻,只能证明汽油一点就着。 这一年,8名香港游客死在了菲律宾警察的枪口下,让香港人知道菲律宾除了有“菲佣”,还有“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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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睢宁式“网络问政”实乃温柔陷阱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报载,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宁人高国龙最近被“跨省追捕”了。原因是其在网上发帖批评睢宁法院的执行工作,两个法官带队赶赴上海将他抓回,并以诽谤他人罪对其处以拘留15日并罚款1万元。对此,睢宁县委一负责人称,这是为了在“网络问政”中“引导人民说实话”。 于民众而言,所谓的“说实话”,本来很好理解,简而言之就是说真话,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诉求,而不说违心的假话、空话和套话。换言之,所谓在“网络问政”中“引导人民说实话”,理应是鼓励民众说真心话,让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施政者才能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然而,睢宁官方以“跨省追捕”对待说实话者的颟顸做派,颠覆了“说实话”的原本内涵,见证了所谓的“网络问政”,不过是一张美丽的画皮,其背后实际上是个“温柔的陷阱”。同时,权力的话语体系也在其中展露无遗。其一,即便“让人民说实话”,也仅仅是有限度的“实话”。民众的实话不能以触碰权力者的利益为前提,否则,“过度的实话”便会遭致权力的惩罚。 其二是正话反说,所谓“让人民说实话”,实乃“让人民说好话”。其目的是希望人民为官方大力整顿官风而大唱赞歌、感恩戴德,感谢政府、感谢某某官员。而“网络问政”,正是给民众提供一个向权力者说好的“实话”的渠道。这条“道”上,只能开满“鲜花”、掌声阵阵,岂能有刺耳的噪音! 其三,所谓“让人民说实话”,更像是一种诱惑,一种甄别不和谐者乃至“潜在敌人”的手段。显然,这里的“实话”,于权力者而言,实乃“坏话”。此正所谓:诱人说坏话,秋后好算账。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翘起来。”同样,权力者暗地里说:打造一个放言的笼子,并许下一个美丽的诺言,便能引“蛇”出洞,并发现会唱歌的“夜莺”。而对“蛇”的打击,可谓一石二鸟:既能杀鸡儆猴,又能鼓励“夜莺”放声歌唱,岂不妙哉?! 显然,无论是何种“潜台词”,均证明了睢宁所谓的“网络问政”,实质上是一种在权力意志主导下的伪民主。说白了,这不过是为权力者政绩服务的单边游戏。而睢宁法院“跨省追捕”,不仅是一种滥权行为,而且也再次暴露了其角色的错位——法院僭越权责界线,由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公器,异化为权力部门压制言论自由的“打手”。 作为一种常识,一个政府不可能“一贯正确”,相反很容易犯错乃至犯罪。而来自社会公众的批评与监督,正发挥着啄木鸟的功能。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敢于面对错误,而且要能虚心接受公众的批评,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是公权力得以健康运行并永葆生命力的密码所在。而睢宁官方“跨省追捕”,无疑在原本就逼仄的言路上设置一道障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次自我纠错的良机。 社会言论的常态,是允许各种声音畅通,让民众的情绪得以疏泄。尤其在当今中国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的现实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应大力放开社会言论的渠道,以疏泄社会怨怼才是要事。即便民众在表达过程中,有过激甚至不实的言论,公权部门也只能以疏导的方式,提供更详实、准确的信息来自证清白,而非左堵右塞。 古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睢宁官方以粗暴手段掐断言路,远非明智之举,不但收不到“和谐”的效果,反而扩大了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公权力压制言论,或许能带来短暂的风平浪静,但在这种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却涌动着一种“抽象愤怒”(于建嵘语)。当这种“抽象愤怒”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形成危险的“言塞湖”。若任由“言塞湖”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劝募不成百万查黑手是自扇耳光 / 2011-09-01 23:50 / 评论数( 0 ) 双重压力下的写字教育如何突围 / 2011-08-30 23:26 / 评论数( 2 ) 国家机密不是特权私秘的挡箭牌 / 2011-08-28 10:47 / 评论数( 1 ) 政府采购不是特权的狂欢盛宴 / 2011-08-25 10:11 / 评论数( 1 ) 农村食品沉疴不只是监管缺失 / 2011-08-25 10:1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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