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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王岳川:肉体沉重而灵魂轻飘

身体与精神是一种“间性”关系:身体空间是精神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文艺美学、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西文化研究和战略等的教学和研究。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圣经》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时,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颇值得解读的现象——肉体成为了最流通的话语。人们开始从谈论灵魂进入到谈论身体,从谈论身体到谈论肉体,从谈论超越性思想到谈论下半身欲望。有人认为,这种对肉身的解放和欲望的渴求,消解了压抑身体的传统和对身体的控制和改造,成为了现代人反对霸权话语而彻底解放的标志。这一问题还得往深里思。 一、身体是灵魂与肉体的中介 人从高等动物演变而来,躯体在进化中产生了文明智慧,也学会了用文明的禁忌阻断动物性对人性的侵害,于是,裸露的身躯获得了衣物遮羞,乱伦时代让位于伦理时代,情绪的朦胧表达让位于语言文字的精确,四肢的行动听从于大脑的智慧,身体最终为产生精神和思想而脱离了蒙昧和蛮荒。 可以说,文明的压抑与身体伸展成为了矛盾,并留下了永远难以平衡的内在失衡。历史上道德对身体的制裁中西皆有,中国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道使多少女子的青春葬送在礼教之中;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又有多少女性被打上“红字”而在烈火中飘逝了身体。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横行冲撞的欲望,社会的基本秩序将走向失序。中西方在身体与灵魂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中缺少了中介——承载精神和欲望的“身体”,身体作为中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在现实世界中,人总是通过躯体触摸、凝视、姿态、言说等多种方式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但问题是,今天对身体的关注使人们的眼光拒绝了精神而不断滑落而凝聚在“肉身”之上。身体向肉体的下滑,使附加的各种眼球经济眼球政治眼球欲望的“被看”中变得更加沉重,精神也在失重中变成了边缘的存在。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也是给人消费的。”如今打着精神解放的旗帜解放了身体,更解放了肉体中火山喷发般的欲望,身体不再是承载精神的地基,而是否定精神的平台;凝视身体使得内在欲望徜徉于世,并获得世俗化的阵阵喝彩;力比多终于成功地冲破社会规范,而活跃在无思想或反思想的文化前沿。 这种对肉身的自由体验和讴歌,在人们接纳理论输出观念的热情中逐渐定型。美国进入中国市场使用了三“片”策略。一是“薯片”——麦当劳。它修改了新一代的生活方式编码和存在意识。二是芯片。芯片是电脑的心脏,连同操作系统进入了全世界,成为电脑网络的基本平台。三是大片。它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影视国际资本运作和行为模仿上,修改了全世界人所遵循的本土文化价值编码。这样一来,人的本体论就加速了转型的进程: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金、木、水、土、火构成宇宙的元素),到中世纪神性本体论(上帝、神),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到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人类确实经历着本体论转换。转换到欲望本体论以后,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在当代人的鼓动下走向世界性前台,人类将在获得肉身解放的同时告别神性和理性,成为精神溃败后的欲望张扬和肉身满足的“新新人类”。 在张扬“下半身”的肉体策略中,整体意义上的身体和身体升腾出来的精神死了。究竟是“书写身体”还是“身体书写”,有着本质的区别。书写身体使我们对身体的受虐状况和过分压抑加以关注,力求使被扭曲的身体在放大的视野中获得伸展。身体书写则满足和玩味于肉体,使得肉体从身体和精神中剥离出来成为一堆消失了人的差异性的性别载体,成为充满欲望享乐者制造事件和挑衅姿态的对象化身体。正如有人所说:“对身体的强调,从最初的针对市侩庸人的“美学暴力”滑向“伦理道德”的深渊,将是“下半身”走向终结的最大症结。首先确立一种平庸的身体伦理,然后通过对身体某部分的怪异强调与变形,挑衅这种平庸伦理,试图通过一种触犯众怒的伦理暴力,来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意义。此时,身体成为不折不扣的工具,在对抗一种道德专制中建立起另一种道德专制。”也许,那些对精神天生反感者定要通过对身体自渎达到对精神的自渎,在肉身裸露中关注性资本并建立另类感觉,唤醒体内被文明控制和压抑的骚动的欲望。当鼓励裸露和观赏诱惑成为女性唯一合法的社会身份而出现在公共领域时,人的目光已经不再具有超越性的清澈,而只是一派色诱视点的迷惘。 今天,镜子和磅秤成为女性自我修身和受他者目光支配的祭坛,在整容、减肥、人造美女的批量生产的身体经营中,女人们被怂恿成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体重”的对象,自我的身体仅仅成为了他者的消费性存在。这样一来,男性世界外在的强求性(对苗条、骨感、美貌的要求)变成女人对自我身体塑造逐渐认同和被看眼光标准的驯化过程。这种为他者目光而存在的身体,事实上已经消解了自我对身体的评价的主动性,仅仅浮在被男性期待和感知的纯粹肉体表象上。在这个意义上,“肉身化的女子的思想是公共性的,是因为她们的身体是公共性的。所以历史上风云际会的女性,多半不是淫乱宫闱的嫔妃,就是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身体的公共性对应着思想的公共性,身体的隐秘性则对应着思想的隐秘性。”我想,当在影视演艺界“脱风”盛行中,忘掉了文明的艰难历程和精神对身体的呵护而竞相赤裸相向时,这种倒退导致的人类低能和生命链条的退行将是可怕的“后天”。 二、人的解放不应从“伦理暴力”走向“身体暴力” 马克斯·舍勒(Marx Scheler)注意到“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现代社会性质,对身体的造反性加以关注。诚然,文明的过度压抑将导致身体的造反,这种造反超出了一定的界限,所压抑的本能的释放就隐藏威胁社会文明发展的危险。于是,一个当代的怪异公式出现在集体无意识中:人性解放=精神自渎=身体解放=肉体敞开=目光下移=感官刺激。女性身体又一次在解放的名义中背离了自然属性,而成为概念滑动下移过程中的实际牺牲品。对此,道学家的声音在今天已经微弱不堪,批判者的言辞也已经显得冗赘多余,因为大多数传媒控制在窥视和制造窥视的话语权力者手上。为了吸引眼球和获得点击率,伦理暴力走向了身体暴力。但是人们没有从审美风化史的性革命中看到身体的出路,也没有从本土女权主义中看到走出“性战争”的新策略,却从女性身体的被看性看到凝视中的男性文化霸权嘴脸。事实上,“男人主导的商业和情色市场把女人的身体塑造成了情色的偶像,它不但被装扮成男人渴求的对象,而且身体被抬高到女人群起仿效,竞相崇拜的地步,最终是女人身体的性感成了女人自愿为自己购买的商品。消费的女人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她们便是越是从自己的身体异化出去。”当女性违背了自己的自然属性,也必然会违背自己的社会属性,这种双重违背中“欲望暴力”必然导致“伦理暴力”。在解放身体的推波助澜中,女性遭遇到层层畸形的审美观,在这种日益固化的男权统治“秩序化”中,女性在身份自我认同方面出现了新的精神瘫痪。 当代文化中最大的神话是关于“身体”的神话。那种蔑视身体的封建礼教造成了对身体的长久戕害,如果仅仅是以自我身体作为观念反抗的器具,将身体化约为肉体,无异于在新的观念中再次对身体尊严加以戕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也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但这种支配不应该降低到动物的层面。今天不少人仅仅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手足、脸蛋甚至是人造美女的所谓的形式美,从而逃离自己的本来面目和本性而“生活在别处”。我看到不少对身体的重新命名的“文学身体学”“身体社会学”“身体审美学”,如果仅仅在冠冕堂皇的话语中张扬文学欲望学和肉体经济学,对精神和肉体的伤害将是双重的。不妨举一个关于诗人“生命写作”的例子来反观“身体写作”的文化盲点。这位诗人已经去世,苗强——一位大学语文老师,因脑溢血而濒临死亡,经全力抢救过来,然而他的大脑完全被洗空——不认识字也不认识人,变成了一个“成年婴儿”。他坚毅地像婴儿那样呀呀学语,经过三年他学会了两千多汉字,并每天坚持写诗而终成《苗强诗集》。他写出的是直指心性显露灵魂的纯粹的文字。经过这一次生命震荡,他头脑中所有的社会历史强加给他的精神残片被去掉了,那些现象学要悬搁的东西都已被悬置,去除了心上的阴霾,获得了赤子之心的自我观照。其诗歌当中逻辑语言明晰,意象叠加和语言图景寓意深刻。这是向精神极限冲刺的生命写作的典型。 身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像约翰·奥尼尔那样可以区分为五种“身体类型”,从大到小形成一个系列: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在文化研究时代,仅仅重视生理性的肉身状态,而割裂其与阶级、阶层、性别、族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沉迷于感性肉身并将其看成消费性的身体,将使身体遗忘自己的多元功能,而走向新的单面性。不过,这次不是理性的单面性,而是身体的单面性,人类就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不得不问:灵魂对身体的压抑应该造成的反弹是身体和灵魂互相分离,还是身体和灵魂互相憎恨?是在身体的反叛中放逐灵魂,还是身体和灵魂互相寻找?是在新的意义上使得精神肉体化或使肉体精神化,进而使身体和灵魂互相契合?还是让灵魂与身体互相遗忘,使身体不再成为文化动物的承载体? 在话语权力以男性为主导的时代,影视文化中的摄像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男性目光延伸性代言。视觉的看与被看关系隐藏了视觉与权力的关系。话语即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延伸。当代影像制作和广告,往往可以看到女性身体在视频中通常是以男性的欲望为旨归。身体介入文化产业的经济运作使身体积聚巨大财富,身体参与了权力机构使得明星具有了无冕帝王(影帝影后)的巨大追星族,身体进入消费主义参与了资本运作生产出变异的能量。诚然,“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可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局部的。局部的解放可能撼动整体,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脱离整体。……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其实,在注重“精神”的同时注重“身体”,注重身体的同时注重欲望的满足和精神的制约,是新世纪人类逃离二元对立唯一通道。正如古代神形论的辩证关系一样——皮(身体)之不存,毛(精神)将焉附?反过来,灵之意义不存,而肉之价值又安在?! 三、从文化下移与下半身写作中走向人性复归 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人尚活着;福柯说人死了,而写作者尚活着;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读者还活着;我想说灵魂死了,肉身还会活着? 身体与精神是一种“间性”关系:身体空间是精神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肉体对于灵魂,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模式。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所以,身体在看的时候能自视,在触摸的时候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躯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他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躯体的悖论”。艺术也同样如此。当艺术家作画的时候,他是在实践一种视觉理论: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家的“凝视”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的过程,人们在创作的同时,就在寻找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哲学。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凝视”,成为艺术家凝视世界的象征和自我生命的升华。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当代艺术在肉身沉重的时代正在发生位移——精英文学正在让位于世俗文学,上半身写作让位于下半身写作。但是,我并不悲观,因为这种局面同样是暂时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历史是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经过无数次僵化的“拉锯战”的合力结果。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形成了一个终极性的总体走向。可以说,文化下移也会有反弹——世俗化甚嚣尘上时会有复古,文化激进推进时也有保守主义的吁求。当代文化总体趋势是下移,然而是不是下移到下半身写作就不再回归呢,对此我仍然乐观! 当代写作在语体文体变革之后,身体变革是否是唯一的存在?身体变革之后审美修辞学具有怎样的形态?换言之,当从传统的文言文变成现代的白话文,是语体的变革;当押韵的诗歌变为不押韵的诗歌,是文体的革新。那么我们从书写的所谓大理想出发,冲破政治写作,走向身体写作,指的是身体的革命。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注意到,一些女作家勇敢地袒露生命和张扬精神写作,我在欣赏的同时又有些矛盾的感受。将“意识—身体—肉身—感觉—意义”这一极为复杂的内在关系,用似乎漫不经心的个体叙事说出,在生命的自由自在的漂流中,说明当代人这样一种存在焦虑:身体们怎样记住,精神才怎样回忆,凭肌肤、指尖、阳光、酒香、气息,将女性难以说出的东西豪放地无所顾忌地写出,然后以生命漂流的个我实践方式,说明自我的身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但是也许问题在于,对“身体感”和“性爱”的过分强调,这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有其重要的价值;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欲望者所利用并招致匪夷所思的误读。在我看来,从身体和性爱出发还不够,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个体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如何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从全球化跨国语境出发,从“他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才可以真切地查明自我文化身份,并对当今世界的东西方问题有新的推进。 上半身写作也罢,下半身写作也罢,其实是一个沉沦与超越的“度”的问题。这个“度”,从新时期以来从来没有掌握好。要么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越,写一些过分形而上学的东西;要么就是无限的往下沉沦,沉沦到理性之人都耻于同这样的写肉身者对话。在我看来,过分的沉沦和过分的超越一样,都是非人性的,也是没有前景可言的。回到“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之境,或许是人类不在肉体欲望中驻足太久,而获得丰满的人性复归的合理选择。 【原文链接】

吕嘉健:随笔写作与“精神的自由”

吕嘉健:随笔写作与“精神的自由” 进入专题 : 随笔写作    ● 吕嘉健        “文章”一事在中国从来是文人学者的专业能事,古人云“立德立言立功”,把写文章看作是千古荣耀传世的大事,李杜韩柳苏怎么也想不到21世纪任谁也能弄一个博客展览自己洋洋万言的灿烂华章,看来今天能够写字码字已经是very easy 的简单事情,真是“遍地写手下夕烟”。专业的文人学者今日之失败感最是强烈,还有谁敢于声称自己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写作本领?“我是作家”,“我是写作人”之类的标榜语大约要被看成是贬义词了。   传统文学观总是把写作看作是艺术和技术训练的积年修养,但是中国文人本来是没有写作的科学意识的,尤其是在非专业领域的文本范畴。这个传统意识影响至今,在无数网络写手的笔下,出手的都是所谓写手自己也不甚了了是何文体的东西,无以名之,假如你要他一定要给自己的文章确定一个文体概念,大家只好说,是“散文小品”、“随笔感想”和“杂文漫笔”吧。   在文学研究专业内,一般的常识认为,散文、随笔和杂文是属于容易写而很难写得好的文体,任谁都可以率尔操觚,下笔不能自休,文山笔海,却是许多废话的谰言;尤其是颇有些灵性的文士,满纸烂漫,文采斐然,但是风流者众,经得起逻辑和思想推敲者少,恰似俗艳招摇的邻家女孩和妖娆卖春的阻街女郎,霎眼妩媚而轻薄流荡,经不起回头一望。再怎样哗众取宠,无非也是在写作的卡拉OK之小室里一逞荒腔走板的噪声,为世界增加更多的杂音而已。当传统文风遗传至今,则这种恶俗之泛滥,不负责任之文字尤其贻害无穷。正如文·革血统像千年不死的幽魂绵延不绝一样,那种率性为文而丝毫不加科学思考的文章幽灵,断难根绝。所谓“散文三大家”杨秦刘的遗风尤其根深血茂,即如文章泰斗鲁迅,也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应,今天众多鲁家子弟,激烈仇视,刻薄狠辣,险走偏锋,横扫千军,无不快意文字,却令人汗冷森森。   在所有的自由文体之中,如散文、杂文、漫笔一类,都以抒发个人感性情绪感想为特长,宜其发挥自我文学性的天地,一任写家弄文逞才,矫情儇薄。今天大多数写手并非真正明了散文杂文漫笔与随笔的本质区别,众人都以为自己擅长写作随笔。其实我们的“随笔”概念绵延的是中国传统的文体观念。宋代洪迈说的“随笔”是“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笔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可见中国传统随笔是轻性的小品文,笔记文,以感性灵巧的性灵为文,不是从西方传入的以文化智性( 议论性灵)为优势的“现代随笔”。要区分抒情散文、杂文、小品文和现代随笔,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现代随笔。虽然我们曾经有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和张爱玲等等大随笔家,但是后来我们并没有建构起真正的随笔文体。中国文化环境特别营养着杂文、小品文的生长,而不养育真正的现代随笔,“政治批判”与“文化逃逸”是我们血液中的两大情结,要么“斗争”,要么“ 逍遥”,所以一写随笔,便融入了很多火药味、很cheap的个人主义。杂文的过于发达不是一件好事。不可否认,今日大量的网络文章真是写得纵横恣肆放言无忌 ,但在我看来,其中的文章少有真正的随笔。在漂亮潇洒的文笔、大胆泼辣的见解背后,时时走出来的是人性、人格、人心的“小”来,没有文化,没有智慧。这些文章只具有了对舆论的敏感,而缺乏了随笔的本质“精神的自由”。这些所谓的随笔不过是“杂文式的随笔”、“言论式的随笔” ,在“自由谈”和“随笔”背后是对庸俗政治态势的亦步亦趋,对花边新闻的即兴反应,对恩恩怨怨的耿耿于怀,对小人报以小人式的打击,投之以桃,报之以琼琚,非报也,永以为好也。让你读到那么多无聊的现实关怀和对卑鄙劣质的呈示,让你看到仿佛是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样的无休无止的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弥漫着火药味,执著着痛苦意气,小人心怀,女人脾气,是是非非,一团乱麻。中国人的自由追求竟是这样的么?   中国作家和文化人应当建立真正的随笔概念,当代无数的中国博客写手也应当学习写作真正的随笔体。在一切自由文体中唯有“随笔”一体最具有公共性和个性完美结合的气质,散文杂感可以率性纵容自己的脾气,但是随笔断断不可,因为随笔是“理性和灵性融和的文体”,是“科学和艺术结婚的作品”,是“智慧和技术调和的结晶”,是“现代知识分子和公共文化交往的媒介”,是“生活反思和文化批评的载体”。随笔在英文里是Essay, 最初出现于法国思想家蒙田(1533-1592)的《随想录》三卷,原意为“对多种主题尝试判断力的结果”。蒙田的《随想录》从读书记录下来的随笔感悟到人生的所有方面,以人道主义和充满魅力的文体表达了对人的意识、思想、科学等的高度关心。之后这类随笔逐渐成为文学和美术、文化和思想的批评文体,被称为“自由发挥的学术小论文”,它注重思索,但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注意贯穿有严密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客观的观察,但是却以“文化批评”和“理性思考”为特长。现代最擅长用随笔写作文化批评文章的,以法国的罗兰·巴特尔为首,中国则以钱锺书为最优秀。   假如你读过英国学者德·昆西的《论“麦克白”的敲门声》,你就会知道什么是随笔体的批评文章。此篇仅仅评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第二幕第二场,文体十分短小,却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有趣的命题,比如“单纯的思考力”是人类心灵中最低下的能力,并且最不可靠,告诫读者不要让自己的思考力去压制自己的观察 力。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描述读者对一篇或一段文章中的印象或直接的感情反映,用理论来说明为什么读者会受到感动。德•昆西对于人类情感作出了非常细致独到的分析,沿着德•昆西的思考,对于艺术 如何表现深刻丰富的人性,使后世的读者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启发。德•昆西在文中提出了“一切施加于任何方向的作用可以用反作用来加以说明”的理论,他以恐怖的敲门声为分析的典范,指出:在敲门声响起之前,我们这个正常的世界,充满善良人性 的世界,暂时地消失了,“必须把凶手们和谋杀罪与我们的世界隔离开来”,“必须使我们感觉到日常生活的世界突然停止活动”,“必须把时间毁掉;取消与外界 事务的联系;一切事务必须自我引退,进入深沉的昏睡状态,脱离尘世间的情欲”。但是,“当谋杀行为已经完成,当犯罪已经实现,于是罪恶的世界就像空中的幻 景那样烟消云散了:我们听见了敲门声;敲门声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人性的回潮冲击了魔性;生命的脉搏又开始跳动起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重建起它的 活动;这个重建第一次使我们强烈感到停止活动的那段插曲的可怖”。这里,联系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敲门声使我们更加感受到悲剧特有的那种“净化”、“怜悯”和“恐惧”的力量和效果。   真正的现代随笔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体系的文化内涵、智慧水平和文明程度,1984年“欧洲随笔奖 ”得主斯塔罗宾斯基特别强调随笔的本质是“精神的自由”,其灵魂乃是蒙田的“我探询,我无知 ”,智慧、思考,其躯体乃是主观和客观的沟通与融会,其血液乃是“科学和诗的结合”。现代随笔特别突出文化哲学的批判和探索精神。随笔必须在一切散文体中突出其深刻性、开放性、灵活性 、现代性,以自由的思考、理念的透彻、信息量的丰富、从容潇洒、独上峰顶的智慧性灵、举重若轻的宏大议论、细致阐发的分析思维取胜。真正的随笔同时也是真正有艺术性的,有逍遥游于一切人文领域的艺术优势和迷人的个人风格,直觉感性的聪敏和独登峰顶的高度优势的水乳交融。随笔的“随”决不是一挥而就写滑了手的即兴之笔,凡随笔涉及到渊博纵横、遗闻轶事、远见卓识、潇洒轻松等等, 越讲究有融化构思的功力,出之以闲谈,示之以个性,但内涵却需要有一种大家风度的艺术构思控制着,使其感性与理性交融,使其节奏恰当各种因素匀称,使灵活、热闹和意味深长组织得像生活本身一样,使乐趣和智慧相得益彰。   写一篇文章,怎样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种植下参天大树?天下信息、知识和理论方法之海涌山叠,无比复杂,你怎样选择使用最好最有价值最有概率性的材料,对你来说实在是非常考验你的文化耐心和科学意识的。你必须慎重作文,绝对不能率尔操觚,不能仅凭一时意气用事发一时之乱想;你必须竭泽而渔地对待每一个问题,从中精选高级的材质,做一些全面的调查考察,首先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前人都做过哪些贡献,有些什么不足和空白;你必须为有源头活水来,时时以阅读博览为基础更新你的见识和资源;你必须研究性作文,反思批判,以探索和发现为追求。歌德说过:“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要把它发掘到底,钻到它的深处,使若干年内谁也不能再写这个题材。因为你在作品中展现的思想的深度,使他们望而却步。每写一篇,务必要竭尽全力,尽可能地使写作也成为科学精神和艺术创新的园地。这就是写文章的敬业精神。这样的写作要求,值得今天无数的写手重视,写得多未必是好,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覆盖全球像垃圾一样的文字,再为它徒然增加一些废料,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当多数人都已经具有了制造垃圾的能力以后,应当考虑如何去创造一些有价值的值得人们关注和吸收的营养品了。对于这个以物质过剩和以粘贴拼合为特征的后现代世界,是时候该清扫各自的门户了。    进入专题: 随笔写作   

纽约时报 | 人民的意见就是国家政治的镜子

钱钢先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连载了他的《 10个关键词语里的十八大 》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用“词频检索”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迅速抓住“十八大”报告核心思路的手段,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确实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自从1949年解放以来,大陆政坛一直给人的感觉是风云诡谲,云遮雾罩,数次社会动荡都与政治斗争的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也不例外。各种版本的流言不停在网上网下传播,有的故事听起来简直就是民间传奇。 但我的感觉是,普通老百姓对政治话题的关注大多是故事性,而不是政策性的。简单来说,老百姓只是对宫廷斗争感兴趣:谁背后打了谁的小报告,谁又在茶里下了毒,谁设了鸿门宴,谁又和谁结成联盟来反对谁……这实际上跟追看《甄嬛传》实在没什么区别。而对于那些反而会涉及实实在在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的国家政策和事物,老百姓反而缺乏足够的兴趣。 当然,那些洋洋洒洒的文件报告总是让人看了第一页就想打瞌睡,流水账的数据的真实性也受到怀疑,当选个人大代表更是比登天还难。十八大?还不是《新闻联播》里的老一套,我一个小老百姓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区别?我既不能举手赞成也不能举手反对,大会照样开,日子照样过,你说我为什么要关注它? 所以说到底,老百姓不是不想关注政治政策,而是无力关注。很多普通人一方面虽然承受着国家具体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甚至满怀愤怒和不满,但另一方面同样这些人心里也存在着深切的政治虚无感。不论这种虚无感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最终的效果是让人们远离议会厅,走进小茶馆。 但我想说的是,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如果没有镜子,只靠自己用手摸,那他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有多丑,又丑在何处。对于国家政治来说,人民的意见就是这面镜子。如果每一个普通公民不起来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出无数只投赞成票的“中国脊梁”,那么那些引起人民不满的政策就不会有得到改善的一天。 当然,还有一些人不是不关注政治,只是关注政治的“门槛”对他们来说还有些高,就像很多政府报告,里面充斥着大量罗兰·巴特称之为“砖块”的套话,怎么来理解这些“砖块”呢?更别提一些涉及具体专业领域的文件,那里面的专业术语能把老百姓给绕进去还得让老百姓替政府数钱。 对于“十八大”来讲,这篇肯定会上万字的报告,很多普通百姓不可能有耐性读完,即使读完了也很难对报告内容形成有逻辑有条理的判断。而钱钢先生一系列文章最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此!它降低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普通人关注政治的“门槛”。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马上将要公布的“十八大”,它更是一种方法论,允许我们自己动手“解剖”其他现有或者将来政府发布的政策和文件。 一种解读政治方法就像一把阅读中国未来的钥匙。我想,手中握着“钥匙”的人一定也会有兴趣进行实践:有马鞍的人,就会想着找出一匹马。而这,正是重燃我们普通公民政治热情的第一步。改变,从关注开始。 我想这也是钱钢先生撰写系列文章的很重要的目的,做一个唤起广大公民政治热情的燃灯者。毕竟这些电视里播放报纸上印刷的宏观大论,这些“砖块”,不仅仅是文字虚拟世界的游戏,更是构建我们真实生活的材料。政治不应该是令人犯困的文件,不应该是令人感到遥不可及的高层设想。 至少现在,我们得以走进这报告文件的迷雾当中,可以更进一步地观察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和她未来可能的去向。 因此我想对每一个普通的公民朋友们说:欢迎围观“十八大”。

文字的良知——苏珊·桑塔格

译者 鲲之后   2001 年 6 月 10 号洛杉矶《 泰晤士报》 (洛杉矶《泰晤士报》编者注: 1963 年以来,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两年一届的耶路撒冷国际书展中被一个作家荣获,该作家的作品探索了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接下来的获奖者包括博尔赫斯、西蒙娜·波伏瓦、 齐别根纽·赫伯特、格雷厄姆·格林、米兰·昆德拉、 约翰·迈克尔·库切以及唐·德里罗。今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颁给苏珊·桑塔格,本文便是她 5 月 9 号在耶路撒冷的演讲。 ) 我们作家,为了文字焦虑不安。文字要有所意味。文字要有的放矢。文字是箭镞。箭镞刺入现实的粗糙皮革之中。文字越是咄咄逼人、越是普遍,它也就越类似一个个空间或者一条条隧道。文字能够膨胀,亦能坍缩。它能臭气熏天扑面而来。它常常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空间,其他我们更为憧憬的空间或者我们自认为已身居其中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些空间里,我们失去了艺术与智慧的栖息之地。到最后,诸多的精神追求我们不会再去珍惜,并将会遭遗弃、隔绝与尘封。 譬如,对我们来说 “ 和平 ” 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冲突的平息吗?还意味着一种遗忘?是意味着一种原谅?抑或只是深仇大恨之后的一种疲惫不堪、一种精疲力竭、一种如卸重负? 在我看来, “ 和平 ” 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胜利。胜利属于他们一方。 “ 和平 ” 对他们而言就是胜利,而对于另一方和平则意味着挫败。 当和平成为众望所归时,如果这一理念意味着一种无法接受的合法权利的丧失,那么貌似最理所当然的方式莫过于诉诸少于全面手段的战争了。如此一来,呼吁和平让人觉得若不是一种欺骗的行径,那肯定也是一种草率之举。和平成为了一个人们再也不知如何栖息的空间。和平必须重新构建,重新开拓…… 而我们所说的 “ 荣誉 ” 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严苛标准,荣誉似乎属于某一段遥远的时光。但授予荣誉这一惯例 —— 为了吹捧自身或者他人 —— 却有增无减。 授予一项荣誉即是肯定了众人某种共同秉持的信念。在这一时刻,接受一项荣誉即是相信自己当之无愧。(在所有的文明致辞中,得奖者大多会说自己受之有愧。)拒绝授予的荣誉之举似乎又粗鲁无礼又大煞风景,并且太自命不凡了。 通过历届遴选出荣誉的获得者,一个奖项累积成荣誉 —— 以及授予荣誉的能力。 通过这项标准,讨论一下命名备受争议的 “ 耶路撒冷奖 ”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中,这一奖项已授予给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些最杰出的作家。根据显而易见的标准看来虽然这是一项文学奖,但却不是命名为 “ 耶路撒冷文学奖 ” ,而是 “ 探求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的耶路撒冷奖 ” 。 是不是所有获此殊荣的作家都真真切切地捍卫了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他们 —— 现在我必须说 “ 我们 ”—— 都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我想不是。 他们代表了大范围区域的政治见解。他们中有一些人几乎都不接触那些 “ 大词 ” :自由、个人、社会…… 但作家说什么并无关要紧,最重要的是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 —— 我所指的是文学圈子的成员们 —— 象征着个人理念的不懈坚持和迫切追求。 我喜欢将 “ 个人 ” 当做一个形容词使用,而不是名词。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 “ 个人 ” 喋喋不休的鼓吹似乎让我深表怀疑,因为 “ 个人主义 ” 本身愈来愈成为了自私的代名词。资本主义社会在宣扬 “ 个人主义 ” 时有着某种既定的利益在驱使 —— 个人主义只不过等同于自我的无限膨胀,只不过是自由购物、自由获取、自由耗尽、自由消费以及自由丢弃旧物罢了。 在自我修养中,我不相信存在着什么内在的价值。我认为没有利他主义的标准,没有关于他者的标准就不存在文化(标准意义上的 “ 文化 ” )。我确实相信,在扩展人类生命为何物的认识中存在着一种文化。如果文学作为一项工程令我着迷,首先作为读者,然后才是作家,那么文学只是加深了我对他人的自我、他人的领域、他人的梦想,他人的言论和他人所关心的地域的同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创作者,我既是一个叙述者又是一个沉思者。理念鞭策我前行。但小说不是由理念写成,而是形式。语言的形式。表达的形式。有了形式我脑海里才会有故事情节。(正如纳博科夫所言: “ 事物的模式先于事物本身而出现。 ” )还有 —— 毋庸置疑,自不待言 —— 小说来源于作家对文学为何物或者应为何物的感悟。 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每一个文学著作都是或者意味着文学本身的一次记述。文学的防卫成为了每一位作家的主题。但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察觉到的, “ 在艺术中真理本身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真理。 ” 借用王尔德之言,我可以说: “ 在文学中真理本身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真理。 ” 这样,从描述性进而从规定性说来,文学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怀疑、一种道德顾忌与过分讲究。再从描述性与规定性去看,文学同样也是一首歌、一种自然、一种庆贺与狂喜。 跟其他的理念不同,比如说爱的理念,除了对他人的理念做出回应,文学的理念几乎从不浮现。这是一些相互作用的理念。 我印象中你们大部分人都如是说,所以我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因此,我要为更大的热情或者为不一样的实践创造空间。理念提供通行证 —— 我想要为不一样的感觉或者实践提供通行证。 当你们那样说时我却反其道而言之,不仅是因为有时作家们是职业上的竞争对手。不仅是为了恢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况,避免任何一种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向一边倒 —— 而文学是一种制度 —— 同时也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实践,扎根于内在矛盾的渴望之中。 我认为,任何一种对文学的描述都是不真实的 —— 也就是说,都是失偏颇的;每种描述只会引发争议。要想真真切切地谈论文学就必须带着一种悖论去谈。 因此:与文学的名义相关相称的每一部文学著作呈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理念与独一无二的声音,但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学,呈现了多元化、多样性与混合性这些理念。 我们对于文学的每一个见解 ——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文学作为一种个人精神的强烈追求;民族文学、世界文学 —— 都是,或者都能成为一种精神餍足的方式,一种虚荣的方式,或者一种自我庆幸的方式。 文学是一个系统 —— 一个多样的系统 —— 系统里有准则、野心与忠诚。文学的部分伦理功能是一门关于多样性价值的课程。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定范畴内运作。(类似所有的人类活动。唯一没有疆界的活动就是死亡。)问题是,在所有激发的创造性和才能当中,大多数人想要描绘的疆界会窒息着文学自由所达到的限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认同集体贪婪的文化中,而在世界广阔而壮丽的语言多样性中,有一种语言 —— 我说话写作所用的语言 —— 如今已经成为了主流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巨大人群中,英语早已登上舞台,其扮演的角色正如中世界欧洲的拉丁语言。 但是正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化的文化时,我们同样深陷于真正的或者新建的群体组织那些日益分化的诉求之中。 文学团体以及世界文学中旧的人文主义理念到处受到批判。这些理念对某些人来说显得幼稚,这些理念也在伟大的欧洲理念中被普世理念的宗旨玷污了 —— 人称这种宗旨为欧洲中心论。 近几年来 “ 自由 ” 与 “ 权利 ” 的概念遭受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贬损。在许多团体中,组织权利远远重于个人权利。 出于这种考虑,毫无疑问文学创造者可以做的,即是提升自由言论以及个人权利的可信度。即便是文学创作者将他们的作品奉献给他们所属的团体或者组织,而他们作为作家的成就仍以超越这个目的为准。 让一个获奖作家有价值或让人尊敬的品质,我们统统称之为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 但这种独一无二,是由个人默默修炼而成,是在反思与孤独中经过一段漫长的训练的结果,因此它会受到作家使命感所扮演的角色的考验。 我不会质疑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与志同道合者追求共同事业和实践的权力。 我的观点并非是将这些活动从作家构成文学的那片隐遁的、怪癖的内心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几乎所丰盛生命的其他活动都无可非议。 但是,出于良心上与利益上的必要性驱使,主动请缨去参与公共辩论与公共行动是一码事,因道德说教之需而断章取义、制造言论则是另外一码事。 不是说:在什么地方,就做什么事情;而是:为了什么,而去反对什么。 但一个作家不当成为一个制造言论的机器。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不写种族主义的耻辱时说过: “ 作家不是自动点唱机。 ” 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表意见,而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与讹传的帮凶。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工作就是让人更不轻易相信那些精神掠夺者。作家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充满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不同的经验。 作家的工作就是描绘真实:肮脏的现实,以及现实的狂喜。文学供给的智慧养分(文学诸多的成就)帮助我们去了解任何发生的事情,了解别的事情总是会到来。 我为 “ 别的事情 ” 着迷不已。 为了所珍视的权力与价值而产生的冲突,我着迷不已。例如 —— 时 —— 实话实说并不能促成公正。例如 —— 时 —— 要促成公正可能要扼制某些良好的真相。 二十世纪许多最为著名的作家,在他们舆论活动中,为了促成他们所理解的正义事业(其中许多事业都确实是正义的)而成为压制真相的帮凶。 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不得不从真相与公正中择其一的话 —— 当然,我不希望这种择 —— 我会择真相。 当然我相信会正义之举。但这是作家实行的吗? 样不一样的事情:演说,我现在就在演说;写作,让我获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奖项,不管我是否名副其实;以及做人,做一个团结他人、积极进取的人。 正如罗兰·巴特曾说过: “ ……言非其文,文非其人。 ” 当然我观点,政治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也是基于阅读、讨论与思索,而不是来自第一手的经验。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两个观点 —— 区区拙见,在公共舆论中我对某些事件都直接发表过这些观点。 我相信,集体责任感这一信念,被当作集体惩戒的逻辑依据,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是指滥用大批火力屠戮平民,摧毁他们的家园与铲平他们的果园和树林,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的权利,以及他们的工作、上学、医疗服务、自由进入邻近市镇与市区的权利……全都是为了惩戒敌方的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也许发生百姓周遭,甚至也许一点也不沾边。 我同样相信,除非停止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领地,紧接着 —— 尽早而不是推迟 —— 解散这些移民地以及撤去保卫移民地的军队,否则不可能会和平。 我敢担保,我的这两个观点已经给在座的许多人分享过了。我怀疑 —— 引用一个美国老话 —— 我是在给牧师布道。(转译,意为 “ 多此一举 ” 。) 但我是以作家的身份表达这些观点的吗?或者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我不是以平凡人的想法去表达,而是利用作家的身份来增加说话的分量?一个作家施加的影响纯粹是附加之物。而如今,这已经成为了名人文化的一个方面了。 在公共舆论中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观点若不是来自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总不免些粗糙。对于我浑然不知的东西,或者仓促得知的东西,如果我妄下结论的话,那只是在贩卖观点罢了。 回到开头,我将这个获奖当作一种荣誉。文学的荣誉。一个表达自己个人声音的工程。严肃的作家,文学创作者,不应只是传达不同于大众媒体的霸权话语的观点,他们还应该反对新闻广播与脱口秀的集体喧嚣。 关观点的问题在于人们被这些观点纠缠不休。无论何时当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操作时,他们总能见识 —— 更多。 无论见识了什么,总是越来越多。无论发生了何事,别的事情也总会到来。 如果文学本身,这项已经发展了将近千年的事业(在我们的认识范畴内,象征着一种智慧的话 —— 我认为确是如此,这也是文学举足轻重之根本 —— 那么,这也是因为文学书写了我们个人与人类共同命运的各种本质。在各种我们倍加珍视的价值当中,文学提醒我们会矛盾,时会无法克服的冲突。(这就是所说的 “ 悲剧 ” 。它还会提醒我们 “ 还 ” 以及 “ 别的事情 ” 。 文学的智慧与表达的观念势不两立。亨利·詹姆斯说: “ 对任何东西,我都没有最后的言论。 ” 摆出观念,甚至是正确的观念 —— 无论何时被问及 —— 都会让小说家与诗人那种发人深省和感知复杂性的高超造诣变得廉价。 信息从来取代不了启迪。但一些听上去类似信息的东西(除非这些东西更逊色于信息 —— 我是指具备获得信息的条件;我是指具体细微、具备悠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 对作家在公众场合表达观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让别人、让名流政客居高临下地说吧,让他们撒谎吧。如果一个作家与一个公众的声音能够代表更好的方面的话,那便是作家们会将表达观点和评判当作一种艰难的责任。 关观点还另外一个问题。观点是自我停滞的中介。作家应该做的,就是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震动。开通同情与新利益的大道。提醒我们大家或许,也仅是或许,孜孜追求让自己更不一样,更完善。提醒我们可以做出改变。 正如红衣主教纽曼所说: “ 在天堂则另当别论,但在这儿的人间生活就要改变,追求完美就要经常改变。 ” 我所说的 “ 完美 ” 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想解释但我只想说,完美让我笑逐颜开。我得赶紧补充一点,这并非嘲弄之言,而是喜悦之语。 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 “ 耶路撒冷文学奖 ” 。我接受这个奖项,这个授予所致力于文学事业的人的奖项。我接受这个奖项,并对在以色列与在耶路撒冷的所作家读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苦苦创造的文学充满了个人独一无二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真相。我接受这个奖项,以受伤受怕的人民的和平与和解名义。必要的害怕。必要的妥协与新格局。陈规陋俗必要的废除。必要的保持对话。我接受 这个奖项 —— 这个由国际书展赞助的国际奖项 —— 说到底这是我对国际文学界致以敬意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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