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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作者: 信力建   2013年6月22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信孚教育集团赞助的“中外合作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北大教授马万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协理副校长陈焕贤、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赵中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亚哲、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金连等出席会议,除了听取三所合作大学办学的经验教训、发展方向、价值理念外,与会者还就人才培养的观念倾向,“教育主权”和“教育特区”等问题进行了争论。 教育开放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信力建:我们曾经去过西交利物浦,也跟校长进行过交流,花了很长时间,在整个过程里我们感受到他说的是比较真实的,他没有请我们吃饭,就给我们吃盒饭,在吃饭的两个小时里他很细致地给我们介绍了学校情况。在民国的时候,在中国有13所外国的教会大学,这13所教会大学在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支撑了抗日战争和后续的中国社会,而且这13所大学当时是在国际上都保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平的。目前中国现在重新看到了这么一个景象,又恢复了中外合作的大学,我觉得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们对中国、对中国的前途要抱有乐观或者是审慎乐观。假如这个过程能够不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或者回到世界同步发展的轨迹上,而不是跟国际越走越远, 为什么我们要有教育开放,我个人认为所有知识或者是信息99%都在英语里,汉字或者是汉文所承载的知识、科技或者是信息是非常少的。假如我们不用英文去思考,用英文认识这个世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或者是很大的缺陷和遗憾。我认为人类只有一个人类,没有两个人类,也不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如果能够沿着这种开放的态势发展,是充满着希望的。尤其是西交利物浦只用六年时间就能够创新出自己办学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中国大陆有示范效应或者有参考价值。 开放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王烽:2012年《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对外教育开放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国内的成长。中外合作办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构,一个是项目,项目大概是1700多,但是作为机构来讲是非常少的,一开始就是三所。传统的看法都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首先是引进优质资源,其次是把教育的消费让它消费在中国。我们作为研究教育体制改革的,更注重的是它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促进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开辟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这个功能非常明显,刚才我们听了学校的领导的演讲,跟我们常见的公办大学的校长书记他的演讲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想事,他们心里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有自己狂热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公办大学至今没有哪个校长有这样的激情、有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个环境里长不出来,在那个环境就长得出来? 我听说有一个老师大夏天去上课,发现教室里的空调没开,结果这个老师扭头就走不上了。后来校长追着这个老师道歉,就因为你没有把我的教学条件给我到位,这是发生在三个中外合作学校里其中一个学校的事情。对于公办大学教师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学校里怎么样体现出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尊重,怎么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这是你不管有什么先进的理念,这是搞好教育最基本的东西,公办大学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教育开放能否冲破意识形态禁区? 张亚哲: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就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中国改革永远引进的是技术和工具,但是如果不能引进体制或者是不能开放体制的话,整个引进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再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著名的一句话,所有国际跨境办学最大的驱动力并不是价值观驱动,而是利益驱动,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承认,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我举纽约大学为例,我去纽约的时候跟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交流过,纽约大学为什么要加入阿布扎比和上海这两个,全世界资本最集中的地方。原因很简单,要给他的学生培养全球视野设立一个基地和基础,这一点是它的策略和战略,而并不是首先考虑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如何得到优化和发展。 第二,民国时代所谓教会大学,能培养出民国时代新公共知识分子,是由于中华民国开放性的体系并不拒绝教会大学完全传递它固有的价值观所致,在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完全不可能复制。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突破,中外合作办学将慢慢的还是回归于营利性的教育比较好。因此,我个人认为,从总体宏观环境上来讲,所谓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引入优质教育就能够带领中国高等教育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历来被证伪,而且将来一定被证明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诸位专家和学者应该对此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信力建:你这个问题太过理想主义,在中国做事情应该有中国的特色,未必要一下子就要触及意识形态,在中国牵扯到意识形态就不用走了。我们暂且可以把很多非意识形态的大学引进中国。当你讲到有灵魂的生活,这是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天主教国家的公有特色,但是有智慧的生活或者有信念的生活未必跟这个有什么距离。西交利物浦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是在培养一个有正确思维的人,这也是代替的方案。当我们看到三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时候也不允许外国资本进来,我们不能听罗大佑他们歌的时候,卡拉OK有这样的歌那样的歌不能唱的,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意识形态不能唱呢?我们看电影,西方电影如果得到奥斯卡的大片中国能不能看呢?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意识,也不存在任何的形态,仅仅存在智慧和愚蠢之分。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化就可以有所作为。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学校合作要有耐心 陈焕贤:就UIC来说,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注意这些问题:第一是使命与目标,两个伙伴大学要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关系有一个很清晰的决定。还有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与投入,对双方合作的关系要非常明白;第二方面是组织策略,在内部我们发现应该有一个组织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高层的领导把这个合作讲得非常清楚,让校内的同事能够明白;然后设立一个适当的战略性的规划与评估合作的技术。另外激励机制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合作的回报,就是合作是有收入的,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分配政策。 我校治理结构是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是法人,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五个人从北师大来,浸会大学有五个人,校董会主席由北师大担任。我们学生的毕业有两个证,一个是教育部发的毕业证,另外一个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证。 每个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决策过程各有不同,所以也不要太介意,如果中间发现问题,我们有空间可以解决。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个大学现在的资源有限,大学都应该看看研究理论,然后根据自己内部的使命与目标加上具备适当的基础设施的支持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上海纽约大学 文化多元与国际视野 赵中建: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是建成一所世界级、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学。我们第一届的招生整个情况非常好,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中外学生各占一半;师资队伍也比较特别,有40%的老师全部来自于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聘用的40%,另外还有20%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是来自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学习生活环境,要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沟通合作的能力,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特别的重要。 为此,我们会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开学时我们就会为每一位学生指定一名学业导师,学生在选定专业后,将选择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秉承教研相长的大学传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充分利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资源,学生将会有一到三个学期在纽约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教学点选课学习,开拓自己的学习视野。 开放促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的对外开放,经济开放我们从中外合资发展到可以外商独资,中外办学在对外改革方面上能不能再走一步,就是允许外国学校来独资办学,政府做好规定看看哪些是不可以的,在这个框架下允许外国学校直接来办学校。 西交利物浦 管理体系要扁平化 席酉民:由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化的社会彻底使得我们很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教学行为、生活行为等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redefine,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未来的大学?还有就是教育反思。大学由于网络化导致学习行为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学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教育,老师把它打碎讲知识点一点点喂。我们现在要转到Golbal citizen,学生在中间,学生是学习的中心,学生是学校的中心,教育的过程要彻底发生改变。 我们认为大师和大楼在教育中间的地位在下降,真正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新的教育理念,有没有教育平台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这是一个网络体系更重要,教育文化体系重要,教育平台组织架构更重要。全世界的最好的大学现在依然使用的是上世纪管理学界最推崇的层级化的管理体系,包括国内最有名的大学。所以西交利物浦不满足于办一个学校,我们需要探索,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使得效率释放出来,大学的效率释放出来。我们所有老师和学生都会来讨论,系与系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怎么样进行联合,我们叫做专业群。在我们学校不成立学院、学部,系是最高权力机构。系是保证教学过程的秩序,保证学校机构扁平化、网络化、非层级化的根本。 改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现存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 杨成铭: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一有纲要,二有宪法,三有五个法律,四有两个行政法规,还有一个部门规章,一个规范性文件。总的来说,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和法律环境已经形成。然而,现在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教育机构审批权都在教育部,工作量非常大,枪毙的也不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外合作办学这一块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减轻负担,应该走向适度审批、重监管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教育部只保留对于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机构的审批权,对于大量项目的审批权应该下放给省市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委托有关学校来掀起进行批准前的准备工作。所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主管的处室要集中精力做好教育监管工作。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监管工作现在是软肋,2009年虽然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评估的一个通知,而且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并没有全部铺开,就选了四个省做了实验。去年年底又下发通知要进行评估,但是我看那个通知一下问题出台了,它只是在项目和机构到期之前作为他们自评的一个评估,然后上交,这就是说评估只是事后评估,监管也只是事后监管,所以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事前监管,更没有事中监管,在制度上就没有这种安排。这种周期较长、又不注重过程的评估,今后的效果大家是显然可知的,所以要把教育部目前用的大量人力和时间用于审批项目和机构的时间应该改用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事中进行监管,使监管日常化、常态化、制度化。 人才培养要有国家观念 王晓阳:中外合作办学在管理体制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比如它相对比较弱化党委的领导理事会的管理,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国内大学想做而做不到的。我们现在强调大学资质、办学自主、学术自由,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看起来是比较有希望得到的,所以这种制度的优势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给我们国内大学的一个推动和刺激的地方。 我也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刚才听到西交利物浦和上海纽约大学都提到培养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包括国际化和中国需要的人才之间怎么去平衡,西交利物浦最后培养90%都到英国还有别的学校读研究生,是不是成为了预备学校了,当然也有人说清华成了预备学校,可能西交利物浦预备更好了,因为是全英文教学。不是说为发达国家为美国为英国培养人才就叫世界公民? 第二个问题,它的利益驱动或者是背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就是你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国际范围的流动,然后强调人才的技能,可以被国际大跨国公司所聘用。我们跟发达国家竞争的时候,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人才技能培养的话,可能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支配,我们没有更多强调国家的利益,价值理性方面我们意识的太少了。哪怕中外合作办学也要强调要有中国情怀,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意识。所以有管理的开放和合作办学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不能敞开大门什么样都进来,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回应。 人才观念不能太狭隘 马万华:我们不把中外合作办学看的那么简单,也不把它看成猛兽一样冲击我们,我们在引进资源的时候国外也有一些研究,关于发达国家到各个大学,到发展中国家去办分校,它是什么现状。曾经有人说,这些只是泡沫。今天我们引进来并为我们服务,但是西方的研究也在谈这些什么时候能够破灭,早晚是要破灭,这种讨论非常有意义。文化冲突是有的,两种思维模式在管理上就不一样,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完全不一样。想象中我们应该觉得这样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认为应该是那样做的事情,最后讨论的时候发现我们完全想的不一样,还要再讨论那种坚信,这种坚信就表现出来这种文化冲突、管理冲突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利用它的积极因素。虽然都有利益诉求。比如说美国要到中国来开一所大学,当然有他利益诉求,我们也是有利益诉求,如何两者的利益诉求去创造一个共赢的环境,我们如何去共赢。为中国来讲,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确实匮乏。211、985有多少?没有那么多,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起码有200所,我们211才一百所,针对13亿人有一百所大学够吗?不够用,所以利用优质资源为我们服务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我们服务,促进我们整个社会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人才观可能要有所改变,我在美国十多年,发现这些没回来的人在那边也传播我们的文化。我曾到芬兰一个北极大学,见到中国人,包括到阿根廷也没有想象会遇到中国人,我发现他们在那边传播中国文化,要说他们不为国服务是不是太狭隘了?30年的发展,中国能够这么快建立影响力,能够忽略他们的成就吗,我觉得忽略不了。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并不了解我们,他们认为你们都是为了辛劳。后来他们渐渐了解我们,说你们真了不起,本国学生拿博士要十年,你们学人文科学五年六年就拿起来了,你们真是忍辱负重,你们很能吃苦,他们改变了这种观念,靠的是海外的中国人。 解放思想,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对外开放 杨东平: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来认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确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发言已经谈到的,除了规划纲要里提到的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为了提高中国整体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的程度。第二方面,要满足社会和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扭转教育贸易的逆差。比如平时要送出去30多万人,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在国内上学呢,这个问题是很真实的,因为教育贸易是WTO里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全世界教育国际化都有这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国家利益,让他们人走的更多,有一部分让国内来接受先进的教育。第三方面,规划纲要里也讲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进发展,教育开放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我们从经验上很容易认识,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对外开放来带动的,国有企业自己改是改不好的。只有通过多样化体制性的竞争,才有可能慢慢改变他们的行为。同样中国的公办大学是目前为止计划经济色彩最强烈的公办机构,希望它自我改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开放了对香港地区的大学招生,清华、北大马上就改变了,通过开放和竞争来促进改革是我们看到最有效甚至唯一管用的方式。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认识今天开放的程度,比如改革开放30年了,8所具有独立法人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中国国内有3000多所大学,本科以上的单位将近2000所,如果是10%洋大学的话,会使得高等教育格局完全不同了,会面临真正体制性的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促进对外开放。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开放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我们现在2003年前后颁布的这些东西很多是完全落后于现实的,而且还不够细化,像外资的引进、区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办学、关于外职教师的进入,尤其是关于学生权益的保障在现在的管理当中是非常欠缺的。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柴静: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归去来兮》,主编范铭,编导郭小龙,策划余阿水 导视天舒) 来源:柴静博客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858/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柴静: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25, 19:03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柴静 :记得当年 柴静:不在北京买车的六个理由 柴静: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诚实 柴静:青春是十九岁时身无分文在雨中的记忆 柴静: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神奇!摄像机+水+低音炮,即可让流水静止,甚至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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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 陸海空軍刑法 》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归去来兮》,主编范铭,编导郭小龙,策划余阿水 导视天舒)

中年格瓦拉: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柴静 | 我们经历磨难,是为了更好地安慰他人

1 《桃姐》里有一个细节,老人院里年岁最大的老婆婆,从来没人探望过她,也不说话。有一天半夜,拎着一只印花的小包袱,死命地砸老人院的门“我要回乡下,我要回乡下”。 护士劝也没有什么用。 老人院里的老花花公子挽着她的胳膊,慢慢地原地小跑,哄着她“好,好,回乡下去” 老婆婆象个小孩子一样,这样跑着小圈,被安抚了。 《桃姐》的安慰,是这样的一种安慰。 编剧Roger是电影的监制,这是他经历的真实生活,在晚年怎么样照顾家里的中风的老女佣的故事,写的是年青孩子在老人突遇病痛时的觉醒,有一种“我给了她很大安慰”的心情,但我看时还是觉得某种与他的隔膜。 叶德娴把这个隔膜道破:“我没敢跟Roger谈,我怕我会骂他” 她在现实中,去过桃姐住过的地方,“我看到那个房间我就很辛酸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放在一个老人家在这个房间里。她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洗衣机的,还有两个大箱子,属于她的就是一个床------你会让你妈妈这样做吗?" 我说,演员为什么要想这些事 “我想了,我真的对不起,我会想的。怎么你不把这个老人家搬到靠近厕所的那个房间呢,也是空着的。晚上她要从这里走到那里去厕所,老人家,常常都是要小便的。” 这些是几十年,几代人来的习惯,Roger不自知,也许桃姐亦无自觉,叶德娴知道这个老女仆已经是感恩的,跟大家庭合影时,人家让她在第一排坐着,她又惶恐又欢喜。 我问叶德娴“你知道她会这样想,为什么还要替她心酸呢?” 她说“她是认命了,你可以过得好一点的,你知道吗桃姐?在来得及的时候要对一个人好一点,不要将来后悔,不要,不要” 她演出这份心酸-----别人提起桃姐的名字象女佣时,她敏感得象被刺到一样,身子向前一耸“我惹你了吗?”,夜里柱着拐去公共的厕所,用卫生纸塞住鼻子,纸条挂在外面那种滑稽的栖徨.这个家族打算给她小房子安身,她对这样的施予表现感恩,但又脸上无意流露的那一点疏离,她演出了也许当事人也不自知的酸楚。但了解了这个酸楚,好象又是对逝去的人的一点安慰。 2  戏里那个老花花公子,借钱,甚至骗钱去嫖妓。桃姐知道,还是给他三百块,是觉得,这样岁数的人,还能活多久呢? 叶德娴谈起这个细节连连摇头说:“不要脸” 又问我“你怎么看?” “我原来跟你想法一样,但我恰恰是被你演的角色说服了……” “啊,不,不要脸的” 大家都笑。 她个性如此,一尘不染。拍电影时不许抽烟打手机迟到,一律罚款,这次许鞍华抽烟,她当面指责,再抽,就直接转身走人。罗大佑写《赤子》给她唱,录音后发表时,她觉得不够完美,也出口指责罗大佑。 她律人律已都严格,两个小孩子小时候不可以喝糖水,只能喝牛奶和水,因为惧怕她,把放坏的牛奶也全部喝掉。她也不能忍耐求全,她模仿电影里Roger看都不看她,伸手冷淡接住米饭的动作,“这样子,我绝不可以接受,必须要尊重我”.孩子长大后,移民海外,她从不主动联系“以前就是太主动了,才会破坏,现在不要了,不再要破坏了”,她只是象桃姐一样保存着孩子幼年时的头发和穿着,有的已经生锈。 我之前对她,除了听过《赤子》,一无所知,采访时才知道她在台上落泪是因为这歌是想起儿子。她问我,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歌。 我想了一下,说:“这里面有我的体会吧……一生人有几个,血脉跳得那样近,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 她接过话去说:“一个亲人,他们不能相处,所以他们要离开。反而这样,可以保持一点的尊重。因为跟一个人相处,真的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跟自己相处,也很不容易。” 她一人生活,凌晨四点半独自去山里,赶上香港说的暴烈的黑雨,一个人在树下躲着,闻土地和树被雨溅起来的新鲜的腥味,去观星,拍日全食,看海豚,说自己不怕孤单,也不需要扮演别人眼中认为应该的样子,只要能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就好。 但有一个瞬间,她说起有次在朋友家,那家小孩子三四岁,她进门时,孩子躲起来,她装着没看见,左找右找,孩子欢天喜地扑上来“他的眼睛里,是那种好多年不见又重逢的那个高兴,真是天真,真是感动人” 她说起时脸上沉醉的柔和,牵得我心里抽动。这样的时候,又怎么往下问呢?还需要往下问吗?我也不知道。我只说了一句不是记者应该说的话:“我跟你打个赌,你一定是个好奶奶。” 她笑起来,又凝住了,感喟“命运吧,这就是命运” 采访结束时,我站起来,准备走,她指放在我们身边的玻璃杯,说“你不喝水的?” 我还没答话,她自己笑了“我又来了” 我坐下,端着水杯:“听你的,喝水,喝柠檬水,是不是?” “给小孩子喝的时候,不要放柠檬,切点苹果就好了,甜甜的……” “好,我记住了,将来给他喝” 告别的时候,走到楼梯底下,已经看不见人了,她还回头对我说“要观星,去观星哪” 现实中,叶德娴孑然一身,但还是有刘德华这样的人,理解她的狷介,揶揄她让她开怀大笑,投钱给一个这样不容易有回报的电影,能让她在将晚年生命再一次投掷其中,得奖时单膝跪地把奖杯给她以示尊重。而在这部电影的结尾,那个老花花公子,怯懦地,闪闪缩缩地走进教堂,在桃姐的棺木上放上一小束花。 我们的人生,各得我们的安慰。 3 年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叫《生命从45岁开始》,是讲残疾人的生存和感情的,一起贴出。 有位女性看完写过短信给我,说当天晚上,她丈夫酗酒,父母责骂她,她在那样的心情里,看了这期节目,觉得心里得到安慰。 一期节目,一个电影,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但那种安慰是,你可以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人,也对生命诚实,他们经历的痛苦或者心酸,你能了解,你觉得也能因之而被了解。 我们经历磨难,是为了更好地安慰他人。

杨支柱 | 韩寒谈计划生育

作者: 杨支柱    2012-03-11 10:12 星期日 晴      杨支柱编            韩寒:我是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因为对于相对比较有钱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或没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还要去国外生小孩,那他们想生几个生几个;那对于收入很差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跟没有也是一样的。唯独受害的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发生的不人道的、反人类的事件。比如强行的堕胎,上环,结扎啊......      韩寒:有钱人为了减轻国家人口负担,完全可以移民,这样多生不光不罚款,还可以再将中国的人口减少三个以上。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管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多赶走点富人,可以最迅速而有效的拉近贫富差距,一举多得。      韩寒:我不会贯彻计划生育,因为我可以负担我的孩子,让我的女人和孩子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坏的情况,就算有一天我被政府和汽联一起和谐,我去黑市飙车都要让我的女人和孩子和家人过好日子。谁结扎我女人,我结扎他全家。      韩寒:打算生三个,希望可以有女儿,连名字都想好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所以希望3个小孩名字合在一起是 野百合 ,分别叫韩小野、韩小百、韩小合。如果只生两个,就变成 野合 了,很难听的。所以,第二个孩子小百 很重要,一定要生出来!   

一五一十 | 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作者: 中年格瓦拉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 所见所闻 , 民主 , 社会 , 法治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孤岛客 |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闪读|12-75 ★ 《西棒槌》,杨葵著。 “桑德尔在本书(《公正》)后记里说,他的两个儿子‘从能拿起汤匙的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争论了’,想象一下,这真是一幅可爱的画面。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对‘公正’问题,该向这两个孩子学习,多讨论,少结论。”(P204) ★ 《话题2011》,杨早+萨支山编。 这套年度书系自2005年出版至今,已跨过6个年头。新近出版的2011卷收杨早先生所撰的“辛卯年激辩辛亥”一文,文中提及秦晖先生对辛亥百年纪念潮的一个判断: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这判断适用面比黄河还宽。满眼都是烂编剧,好演员管屁用? ★ 《流影海德园》,黄小邪著。 喜欢电影宝岛诚品让-考克多朱天文罗大佑李寿全梅尔维尔,还不就是张泠或黄小邪。读书,观影,写作,她像一只往复迁徙的飞鸟,不断亲历并描画文化景深……而说到底,黄小邪是一个生活在大陆的台湾人,一个幻觉在小菊儿胡同的民国人,一个游走四方的光影捕手

孙骁骥 | 陆客消费,港人受过?

2012年01月12日 14:30:25        位于香港尖沙咀广东道的D&G店铺或许还不太适应门口一下子聚集这么多人。但仔细一瞧,来的不是客,全凭手一举。手举标语的人们此行目的显然并非购物,而是游行示威。原来,这家D&G店铺早前阻挠香港市民在店外公众地方拍照,并拒绝道歉。此事经媒体曝光,“名店霸权”的做派立刻惹起港人大反感。香港地网络顺畅,“脸书”组织社会活动的高效得以体现。1月8日,逾千人响应网上号召,涌到该店外以示抗议。     人们举出的标语花花绿绿,比如有高举“反对霸权”、“歧视香港人”的标语,要求D&G为事件道歉。也有人在店门贴上“一团和气”的纸条,以及用纸剪贴拼出“可耻”二字表达不满。香港《都市日报》的相关报道称,聚集及拍照的示威者声言该店侵犯港人自由,不断高呼“道歉”、“开门”等口号。其内心之愤怒程度,可以想见。     但是仅仅一个“禁止拍照”就引起如此大的反应,港人行为是否过激?非也。以下场景可作解释:你看那示威者中,有人手执人民币,向店方大呼“我有人民币,我要入去买嘢!”又问“是不是讲国语就可以入去买嘢?”还有人拿出一叠人民币,高叫“我要购物”,讽刺店铺保安容许内地游客拍照,不许港人拍照的荒唐行为。这几乎令人追忆起过去“华人与狗”的耻辱牌示。直至夜晚,仍有数十人继续在店外聚集。有示威者说,此举会进一步分化港人与内地人。     真正令香港消费者的怒火“集体爆发”的原因,在于店家采取了双重标准。我想,这种事情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足以触犯当地居民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底线。当然,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在电视媒体的一段采访中,一位自称为大陆游客的质朴中年男性,面对镜头用乡土气息浓厚的口音打圆场: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嘛,大陆人能拍照,香港人应该也能拍。     这段视屏采访不播还好,一播出去,无疑会为当地人的愤怒之火增添新的燃料。用北京话讲,此举叫“得了便宜还卖乖”,只令人徒增反感而已。于是,更激烈的一幕通过电视画面,传送到了我们眼前:刚好此时路上经过一辆大陆游客的旅游车,所有游行的港人立刻转身对着车喊“蝗虫”,并整齐地用普通话问候车上人的母亲……毕竟,尖沙咀一代已沦为了陆客购物的中心,此之不足,居然要实行“禁拍”?拥有言论自由的港人绝不会哑巴吃黄连。     对于这次“禁拍”事件,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打起了官腔,“我个人理解国际名店有关措施旨在防止侵权,但店外始终是公众地方,名店员工无权亦无理由禁止游客及市民拍照。”唐英年也说,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对待各地旅客应“一视同仁”和“自由开放”。但主席先生和特首候选都没有说恐怕也不敢说的,是这一阵阵用粤语喊出的咒骂背后那令人实在无法面对的港人身份认同感。     众所周知香港人瞧不起大陆人久矣。大陆人的形象长期以来就是港剧中的“阿灿”,换句话说是偷渡而来的农民。而现在,当这个“农民国”的经济力量成为世界老二,当中国兜里揣着钞票,谁不服就拿钱砸谁的时候,香港人不认怂都不行,于是只好“看得起人民币甚过看得起大陆人”。没法子,搵钱不易啊,老细。但是香港人内心与大陆人的疏离感,这些年无时不在增大。     最近,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香港人身份认同进行调查,发现仅一成七受访市民会自称为“中国人”,较自称“香港人”的低20至30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新低。在各类别身份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评分最低。有学者指出,内地持续发生的群体暴力事件及温州动车事故等等,都直接影响香港市民对中国的认同,如今的“禁止拍照”风波,更是“减分”的事件之一。     香港街头过去流传着罗大佑、蒋志光合唱的那首《皇后大道东》。记得当中一段歌词是:“百姓也自然要斗快过终点,若做大国公民只须身有钱”,言语间讽刺了香港回归之前,不少“中环精英”们出于对赤色政权的恐惧,举家移民欧美的事实。如今看来,移民这事情还是早走早好,否则,下次大陆的官太太和二奶们杀将过来血拼一番,是不是干脆要港人禁足呢?如此荒唐的港人治港,不要也罢。       上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方可成 | 2012开年十大猜

《南方周末》的2012开年十大猜,你也来猜猜看? 1、伦敦奥运,中国金牌第一还有戏吗?(背景: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 2、社团登记会在全国放开吗?(背景:深圳、北京、广东已经放开) 3、官员政绩考核会废掉GDP吗?(背景:李克强讲话,国外经验是更重视“国民收入”) 4、房价会跌跌不休吗?(背景:中央说调控不手软) 5、学童非正常死亡会直线下降吗?(背景:校车事件,事实上中国学童意外死亡不只校车) 6、“胡马会”还有戏吗?(背景:胡总最后一年任期,马英九选情堪忧,但可能性反而大了) 7、内销食品合格率也能99%吗?(背景 :《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称中国出口欧美日食品合格率超99%) 8、2012年中国城市空气优良会大幅下滑吗(背景:地方将开始以PM2.5作为污染标准) 9、电视剧会越来越短吗?(背景:广电总局规定电视剧不准插播广告) 10、世界末日真的会降临吗?(背景:玛雅人几千年的一个古老传说)   ——————分割线下是我的回答———————— 1、伦敦奥运,中国金牌第一还有戏吗?(背景: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 相当有戏啊。当然,前提是无法像中国那样举全国之力办奥运的伦敦,能够顺利把奥运开起来。 2、社团登记会在全国放开吗?(背景:深圳、北京、广东已经放开) 不会。实际上深圳、北京等地也不是完全放开。政府对社会的重新认识和尊重,将是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在换届之年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范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3、官员政绩考核会废掉GDP吗?(背景:李克强讲话,国外经验是更重视“国民收入”) 不会。如今,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最重要手段,也即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找到新的维护合法性手段之前,抓GDP的那只手不会放松。更何况2012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堪忧,中国的GDP增速也面临大幅放缓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放弃以GDP考核官员政绩的方法。 4、房价会跌跌不休吗?(背景:中央说调控不手软) 会。但不同地区的跌幅会很不一样。 5、学童非正常死亡会直线下降吗?(背景:校车事件,事实上中国学童意外死亡不只校车) 不会。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大人们都无暇自顾了,何况孩子。 6、“胡马会”还有戏吗?(背景:胡总最后一年任期,马英九选情堪忧,但可能性反而大了) 不会。胡总很忙。 7、内销食品合格率也能99%吗?(背景 :《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称中国出口欧美日食品合格率超99%) 不会。就算年底有关部门宣布内销食品合格率达99%,我也估计有99%的人不相信。 8、2012年中国城市空气优良会大幅下滑吗(背景:地方将开始以PM2.5作为污染标准) 不会。PM2.5也可以是有中国特色的PM2.5。 9、电视剧会越来越短吗?(背景:广电总局规定电视剧不准插播广告) 会。否则怎么给广电总局提供颁布新禁令的理由啊? 10、世界末日真的会降临吗?(背景:玛雅人几千年的一个古老传说) 不会。“2012末日论”是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它的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谈资,给商家提供赚钱的好机会。好莱坞大片《2012》已经赚了一笔,接下来的一年里还会有哪些企业和个 人粉墨登场?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别了,“社会恐惧症” 重新发现罗大佑 大萧条中谁不会失业? 2011“两会”十大言者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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