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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不是二 | 杨争光:“知识分子”

1895年1月,德雷福斯被当众革除军职 题记: 这一篇文字,是阅读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演讲记录稿后的所思与所想,和《孔子不是“丧家狗”》一样,是从笔记本里挪出来的,当然,做了一些修整。壹...

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

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者:李零  北京大学教授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爱思想|张曙光: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1)

   面对中国当代转型的复杂问题和矛盾,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法学者、政治学者纷纷发声建言,或争取官方的认可,或影响大众的取向。而中国的哲学却似乎处于边缘和失语状态。    那么,这是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学者的无能吗?    我们不妨先把眼光投向二千多年前那个中国的轴心时代。看看先贤们当时在做什么、说什么,以此作为借镜和参照。    在二千多年前那个礼坏乐崩、战火连绵的大动荡、大变革年代,百家争鸣,诸子蜂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们纷纷以自己的思想和著述回应时代。    然而,理念和旨趣不同,回应时代的方式也不同,影响和结局就迥然有别。    货卖一时的是法家,他们主张法后王、讲耕战的理论指导了秦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然而,深得嬴政赏识的韩非子,却死于同窗李斯的陷害。李斯先是提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则为秦二世提供“督责之术”,结果却被其政治上相互利用的宦官赵高所害。不久,“寡情少恩”、“严刑峻法”的暴秦也在天下纷纷揭竿而起的造反中覆灭。韩李固然都死于他人之手,但何尝不是死于自己冷酷的理论?既然“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同事之间、君臣之间,相互算计倾轧不是更为正常吗?    儒家三代创始人孔孟荀以其宏大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热情,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劝诸侯们讲仁义、行王道。他们忧愤于“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致使上凌下僭、天下大乱;“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于是,或强调“克己复礼”,或提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些主张和劝说,对于那些心如虎狼或身处险境的诸侯来说,何止是“迂阔不达时变”?耐心地听完你的“高论”,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就算礼遇了。孔孟荀只好退回学者的本份,“死守善道”。    其思想和著述最为深刻、玄奥的老庄,又是如何回应那个时代的?    他们一个几乎一言不发,五千言的《道德经》,是老子西出归隐,被关令尹喜“强”求写下的。否则,大哲老子很可能湮没无闻,或成为更加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中华民族二千年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必定要重写。    另一个呢?宁可象拖着尾巴在烂泥塘里自由自在的老龟,也不愿出仕坐官。老庄对那个天下纷争的年代,或许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知道说了也白说,权势者不会听;于是干脆取出世态度,不趟那浑水。    现在看来,法家从某些事实的陈述中推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而儒家则认定自己的价值追求将成为普遍的事实。有儒而无法,中国人将更加信奉性善论,把愿望当真理;有法而无儒,中国人将更加自私和冷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道家对人性和文明的缺陷看得入木三分,并深知君主即使讲仁义,也远远不能企及“功成弗居”的天道自然,社会仍将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金字塔。于是道家不能不批评“人之道”而追慕“天之道”;惟有顺应天道,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道家这一取向的精神性和超越性,显然大于它的世俗性和现实性,这并不减损反而增强了它的深刻洞察力。    人生天地间。只有抓住人生的根本,哲学思想才能洞悉社会的问题。    哲学思想可以洞悉时代,却未必能扭转乾坤。须世人普遍理解并接受哲人的思想。    但是哲人头上并无光环。有光环者则非哲人。何况哲人的见解未必一致,如老庄与孔孟。    思想与学问的内容、旨趣、品类和层次不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就不同。    哲学家的思想往往是为后世准备的。道家和儒家不见用于先秦,却支配了自汉以降中国二千年的思想格局。道家给了后人“上善若水”的智慧,儒家给了后人“人能弘道”的担当。士人一生出入于朝野,更须讲“儒道互补”。而法家也仍然充当了统治者的秘密武器,如汉宣帝教训汉元帝所说“汉家自有家法,霸王道杂之”,是谓“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王霸两手,反映了中国社会即使家国同构,也不乏结构性的“上下”矛盾关系。中国的被统治者(小农)与统治者(地主),相反而相成。形成这一结构的要素无从转化或消失,所谓“舟与水”的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只要实行专制或专政的制度,就一定说明这个国家内部存在着等级的压迫和对抗,且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内部的利害关系。    西汉以降,佛教传入中土,在道家的接应下,逐步转化出中国式的禅宗,在基本组织——家族和官僚系统——之外,为那些受不了各类家长的强制、厌恶世俗的争权夺利的人,开辟出一方别样的天地。它即使并非“净土”,也终于让人有了差异化的选择。于是,农耕文明的中国呈现出“居家”为主、“出家”为辅的生活景观。    从中国本土产生出的儒道法三种原创思想,加上逐渐本土化的佛教,左右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面貌,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与性质。    社会的变化有它的逻辑,这也是人群的命运、不得不走的道路。它是由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所决定的。蕴含在这两大条件中的关键因素是人们的生存需要、能力与意识,及相互间的竞争关系。因而,只有人们自己的行为后果可以切实地教育人自己。    当然,能够汲取教训的,往往不是当事人,而是那些人的后人们。这已具有悲剧性,倘若如杜牧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则是双重的悲剧。——中国历史上偏偏经常上演这类悲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黑格尔在形容西方哲学史如同“战场”时,也说过,当你把别人的尸首抬出去的时候,抬你的人已经站到了门口。所不同者,黑格尔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思想的否定或葬礼促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节节攀升,社会也由此得到有力推进。在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却往往是“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设若没有“洋人”自“西天”而来撞开大清的国门,中国或许将会因金观涛先生所说的三大子系统的高度耦合,按照“五德终始”的次序因循下去,至今还在上演《三国》《水浒》《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故事。    ——五德终始本来是中国主导性的历史哲学,后来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康有为才将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加以标举并使其有了进化色彩。    成群的西方人不邀自至,携着坚船利炮,还有地球仪,惊醒了中国人“天圆地方”“天下一家”的大梦。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持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家国,连同与其互斥互补的思想理论,竟然“八宝楼台,拆开了不成片断”。早就变得封闭的整体主义世界观,由此被打破。    国人不得不背负起由“中西古今”交织而成的“十字架”,不再是从天人关系,而是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苦苦地理解和寻找着自己的命运与道路。    当时,有几人能意识到,世界性的西方殖民和东方农业国家要求独立的反殖民运动,产生于资本主义欧洲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理论,已经从宏观上“决定”了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俄国,然后是中国的现实可能与最激进的想象力?而这一宏观“决定”的宿命中又包含了多大的悖论?    进入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悖论”性质。    所谓悖论,即自相矛盾、自我撕扯。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出路,只能是梁启超所说的由“亚洲之中国”通过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变成“世界之中国”;然而,另一方面,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超大民族时,又不可能不强化后者的反抗意识和源远流长的整体主义大国情结。    由此直接激发出的,与其说是国人的理性,不如说是情感和意志。这样的情感和意志,既在价值上高于理性,又在真理上低于理性。    意志与情感,既属于群体,更属于个人,于是,大量的中国人内部分裂及其党同伐异和权力之争,就在所难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相互斗争或攻讦的派别,思维方式往往高度一致:都要把天下“定于”自己所认可的那个“一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革命的领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犯下那么大的罪错,仍然被一些人拜为偶像,除了他的政治眼光与军事谋略,就是他的不羁的意志和才情,似乎代表了整个民族应有的气魄与风采。    活力四射而又难以正常发泄的青少年们,尤其憧憬毛的这种意志和才情、气魄与风采。这无可厚非。    甚至为了成就他的“大事业”,而死了许多的无辜,包括许多大小人物,又算得了什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从来把臣民视为帝王成就霸业的工具,而这个传统又被近代以来的造反和革命的话语置换为不无神圣的“必要牺牲”或“代价”,即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理想牺牲现实,从而掩盖了它的血腥与荒谬的一面。俄国党如此,中国党也如此。    善于从中国古籍中吸取治国安邦、在敌我友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经验的毛泽东,关于时代的思想认识水准,却基本未超出中国农民的大同理想和阶级斗争论,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已经达到的认知: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依然会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显然,马恩最为关心的,一头是人类,另一头是个人,将其联系起来的中介是世界性的商品交换和交往。阶级则在这个交换和交往的矛盾解决中暂时充当工具。    直接决定着我们眼界的,是领袖指引下的集体的步调一致。只要团结如一人,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中国曾经刮过的“共产”风、遍地开花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后的三年灾害,与之构成鲜明比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印证了马恩的见解和预言。我们的邻国仍然以另一幅面目给予印证,不管它如何鼓吹“伟大领袖的主体思想”和“人民的伟大主体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文明转型注定不是和风细雨、一帆风顺的。倒是象中国的九曲黄河,并呼应着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这当然首先在于文明的不同和历史的落差。    家国变成党国,这也是向着民主即真正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进步了。中国的事情,不要指望一步到位。    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那曾经有效的政策及实践形式的二重性,因而也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而不至于因为这些政策和实践的一时成功而模糊了前进的根本方向?    问题更在于,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和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执政者,能否多一些理性的科学的怀疑和求真的精神,少一些情感用事即当下的境遇所激起的意气?少一些大家长的尤其是圣王的君临天下、颐指气使,多一些作为现代公民的民主的商讨式的平等心态? 否则,即使你主观上或许为了百姓,但你在大事业情结驱动下开展的运动,带来的往往是劳民伤财,甚至陷民众于悲苦之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0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 | 赵法生:尼山脚下的乡村儒学建设试验

   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传统乡土之所以文明,是因为它曾经是儒家文化的沃土,私塾、祠堂、宗族、家谱、家庙、家训、家礼和各种形式的祭祀礼仪,构成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乡土文化体系,培育了传统乡村忠孝仁厚的风俗,成为中华文明生命活力经久不息的源泉。但是,从几何起,礼义廉耻成了封建糟粕,经过又一次人为的摧残破坏,儒家在孕育它的乡村被连根拔起,一切教化体系荡然无存。与儒学的幽魂化相伴随的是乡村文化生态的荒漠化,许多农村人比过去富了,但是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却明显多了;和睦敦厚的邻里风气淡了,各种刑事案件却不断上升。过去,一户人家出了一个囚犯,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有的家庭或者从此从村庄消失,闯关东去了。现在,刑满释放者却往往有一种英雄般的感觉。对错、是非、美丑观念已经颠倒,维系着数千年乡村自治的道德底线正在垮塌,乡村仿佛被现代文明和传统道德同时抛弃。年轻人想方设法离开这里到都市寻找乐土。但是,农民工的身份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数亿农民工游离余城乡之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严峻的现实终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塑那里的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一个没有了价值和信仰的乡村是不会和美的,更不可能完成现代转型。    那么,乡村文明如何重建?尼山圣源书院的一些学者们决心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开始探索。尼山圣源书院是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们在泗水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书院位于尼山脚下,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百米。书院被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庄等村庄环抱,鸡犬之声相闻,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经过调查发现,夫子洞周围的乡亲们口里挂着的仍然是"孔老二",许多老人说起他来还心有余悸。十年动乱期间,这里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灾区,甚至夫子洞村本身在文革期间也被一度被勒令改名。夫子洞村八十八岁的冯大爷依然记得尼山孔子家庙中在被砸毁巨大孔子铜像。当年尼山顶上有五颗二千余年的柏树,排成一个凤凰的模样,当地人称"五老凤",夫子洞前面有二十四颗千年古柏,尼山山陂上也布满了几个人才能搂过来的松柏,它们统统于大炼钢铁以后被砍伐一光,剩下光秃秃的尼山,尴尬地迎来了2012年度的"儒家伦理与生态文明全球研讨会",在她的脚下盛大开幕。    从孝道开始。在一片历史的废墟上,重建乡村儒学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决定从孝道开始,因为村里老人们的处境普遍不佳。村里老人住的房子是最差的,被称为老人房。村支书说,如果老人还能下地干活,境况还过得去,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会被看成是家庭包袱,其境况可想而知。有的人连每年一百元钱的赡养费也不不给老人。甚至村里一些先富起来人的老父老母也处境惨淡,有人家中富裕却不愿意给自己的老父亲缴纳每年几十块钱的医疗合作基金。孔子曾经感叹有些人把养老人与养牲口看成一回事,但是,一旦拜金主义在大脑里占了上风,人们就会宁愿养牲口而不养老人。有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大爷,因为没有儿女,过继了同姓一个侄子,这个过继的儿子对老人一毛不拔,不但如此,村里给老人每月三百元的低保生活费,他大部分据为己有,每月只给老人四十元,果真是阎王不嫌鬼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从孝道教育开始,结果两场孝道课下来,村民反映热烈,第一次讲座就有几个老人落泪,他们回到家里还伤心不已,那肯定是老人在家里受委屈了。有些中年妇女抱着孩子来听孝道,村民反映,她们有的在家里可是经常甩脸色给老人看的。可是,这些不孝敬公婆的媳妇竟然也抱着孩子来听孝道了,因为她们心里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孝顺自己,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孔子的教诲是发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她们现在不孝敬,但是,只要坚持听下去,谁能保证她们没有幡然醒悟的一天?    来听课的孩子们有一道家庭作业,就是每天要帮助长辈做一件事,孩子们成绩颇为可观,有的饭前给爷爷奶奶搬凳子,有的给爷爷奶奶叠被子,一年级小朋友庞传奇的奶奶有腿疾,他年龄小还不会叠被子,就每天给奶奶端便盆。孩子们们的心中已经播下了孝的种子。    祖孙同学《弟子规》。《弟子规》是晚清秀才李毓修编写的一本蒙学教材,在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中备受重视。有人依然对于这本一千零八十字的小册子心怀芥蒂,以为它在宣传封建糟粕,也有人褒《论语》而贬《弟子规》。其实,《弟子规》本来就是根据《论语》中的一段话而写,主要教小孩子孝道和人生礼仪,比如"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以及"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之类。虽然不能说其中的每一句话都适用于今天,但其中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人生修养。然而,国学教育已经中断了一百年之久,这些基本的人生礼仪在孔夫子的老家同样也成了绝学。通过讲课,乡亲们对《弟子规》的人生道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十二岁的庞德贞老人心脏不好,但他坚持每次都来听讲。他从没有上过学,但靠自学识了几十个字,却坚持将弟子规的开头一段背了下来。七十八岁的孔令英大娘用了大半年时间才将《弟子规》"入则孝"部分背过,问她问什么能够背过,这位不识字的老人说,听了老师讲的人生道理,心里感到很舒服。不少老人带着孙子孙女来听。有的老人拿了自己的还要再拿几本送给在城里读中学的孙子孙女。《弟子规》,这本传统蒙学教材,是教孩子如何孝敬尊重长辈的,现在,他却成了孙子和爷爷们共同使用的教材,这是在为一个时代补课。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知识是在幼儿园学来的,《弟子规》就属于这一类知识。那些是最基本的人生礼仪与修养,是培养君子风范的温床,它们不但与现代社会不相矛盾,甚至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必不可少的素养。东南亚和港澳台的华人大多比大陆人富裕,可是那里没有富二代,既使富家子弟也彬彬有礼,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那里没搞文革,传统在那里没有断裂。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绩,组织了一次村民有奖背诵比赛,村民们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料。那是去年八月一个礼拜天上午,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来到书院,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还不断有人陆续走进来,晚到者只有站着的份了。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从四岁的孩子道八十五岁的老人。因为青年人多外出打工,没有设立青年组。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来他们两个也多次前来听讲,早已将《弟子规》全文背过了。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起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使得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结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因为教室里挤满了人,加以奖品足够有余,在有些混乱的热闹中便将五个发成了六个。可是,活动结束之后,村民不干了,纷纷质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并要求将奖品收回。原来,这两位重名的大娘,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模范,后者不但不赡养公婆,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殡,在村里知名度很高。学者们经过商量,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希望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媳妇的心灵。    知行合一的礼仪教育。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此外,还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曾经获得的过此一殊荣。可是,由于过去连礼仪也成了革命对象,终于造成了今天礼崩乐坏的现实。一些国人已经有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也获得了向异国他乡人证明了自己的何等无礼的机会。曾经的礼仪之邦因此而陷入尴尬,如何摆脱尴尬,得有点孔子所说"知耻近乎勇"的勇气,更需要闻过则喜力行精神。    于是,乡村儒学建设在开展《弟子规》教育的同时引入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来给老百姓讲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礼仪,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等,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    小小国乐团。豪情万丈的李白曾经高唱:"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他所说的"大雅",就是古代的雅乐。礼乐文明少不了乐,尤其是少不了雅乐,古人说得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此,讲堂请来了志愿者给村民教唱"跪羊图"等孝道歌曲,并录制了一些优美的歌曲定期在村里播放,从此,尼山脚下便再度响起了感人的乐声,令人回想起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前在这里弦歌不绝的往事。为了使得乐教经常化,从常来听国学的孩子中挑选了二十几小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小国乐团,当老师问到该由谁出任这个小国乐队的召集人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冯毅芝,她是东野村的四年级学生,是第一个获得背诵《弟子规》奖励的同学。从此,孩子们每周末都到书院里学唱歌曲,并经常在国学课堂上为村民演唱。君子之风的种子已然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也必将伴随着他们优美和稚气的歌声传遍四方。    重建乡村教化体系。尼山乡村儒学建设的推动力量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学者义工群体,他们包括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张践、颜炳罡、赵法生、陈洪夫等,他们深入到农民中间弘扬儒学,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自费为村民印制课本和发放奖品,是因为他们情系乡土,意在重建乡村的儒学教化体系。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基层儒学组织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基础,鉴于宗族组织已经基本被扫除干净,乡村也被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纳入到全国乃至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乡村儒学也应当建立与之相应的新的传播形式,此种形式不但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也不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因为那时的乡村,传统宗法组织处于解体之中而基本功能犹存。学者们依托书院探索建立专业性的乡村儒学推广组织,每月中与月末定期给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课堂,即使农忙时节也不间断。招聘义工作为传播儒学的骨干队伍,发起乡村儒学建设基金以解决资金问题。为了调动村民的学习积极性,将村民分成学习小组,开展不同小组之间的学习竞赛。他们还计划组建新乡约以解决乡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问题。为了配合儒学教育,在村里设立了传统文化宣传栏,墙壁上写上了修身齐家的格言。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播放《弟子规》与音乐光盘,使整个村子浸透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处境,试点办起了老年互助社,并给生活困难的老人发放生活补助。此外,乡村儒学讲堂还针对当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病人不断增多的现实,从省城济南请来专家义务讲解防止三高知识并现场义诊,又请来教育专家为家长讲解如何在现代社会教育好孩子。新建的乡村儒学传播组织必须是内生性、自发性、开放性和制度化的,它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道德文化支持。    乡村儒学摧开文明之花。春夏秋冬接踵而至,一年的时间匆匆而过。参加听课的村民也逐渐增多,从开始的数十人到一两百人,范围也从一个村子逐渐辐射到周围几个村子,不少人是听到亲戚的介绍后主动来听的。两个腿脚不好的老年人经常拄着拐杖参加听讲,那个眼睛快要失明的老乡每次都摸索着来到教室,并且跟着老师大声唱起孝道歌曲。有一次讲座期间,恰逢牟宗三先生弟子、台湾佛光大学谢大宁教授来到书院,眼前的情景使他感动地热泪盈眶,说自己仿佛看到了阳明后学儒学会讲的盛况再现。一年来的学习完全改变了村子的风气,原先婆媳纷争是村里的家常便饭,有的媳妇公开在大街上骂公婆甚至打婆婆耳光,这样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孝敬老人的风气。酒后骂街曾是村子的一大风景,开展儒学教育以后,乡亲们发现这一奇特风景不知不觉消失了。以邻为壑乱倒垃圾的少了,人们宁愿往前走几步将垃圾倒进坑里。村里孝亲模范越来越多,东野村61岁的孔庆珍下地劳动时不慎把腰摔伤了,住院期间儿媳妇一直伺候在床前,端屎端尿,病友们都以为是她的闺女。她刚出院就坚持来听《弟子规》,因为走动不便,儿媳妇就蹬着小车将婆婆送过来。村民庞令英有个82岁的叔叔,是个孤寡老人,老人的衣食住行全靠她照顾,秋后她就给叔叔买好了保暖内衣,冬天叔叔的心脏病犯了,她又陪老人到县医院治病@先怂担?艺飧鲋杜?惹着??骨住3?思彝ズ托持?猓??宋?忠苍诔晌?迕竦男路缟小?014年1月3日上午,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向村民冯宝清打听去小河集的路怎么走,原来这位教授是到尼山圣源书院开会的,他想看看中国乡村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没有出租车或公交,冯宝金主动用自己的三轮车将他送到5公里外的集市,并且按照约好的时间又去将他接了回来。教授拿出钱给他,这位村民分文不收,因为他也是乡村儒学的热心听众。教授十分感激,逢人便说孔子老家的人好。2014年大年初一,东野村一位老太太走进支部书记庞德海家里,说:"你们到底办的是什么培训班?我儿媳妇以前总朝我瞪眼,连该给的口粮都不给我。今年大年三十她请我到家里过年,摆上了酒菜还包了饺子。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为表彰先进,书院于2014年1月5日进行了东野村慈爱公婆、孝心媳妇与和谐家庭评比发奖,共有五个家庭和十八名村民受到表彰,村民们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灿烂的笑容在脸上绽放,他们是乡下人的榜样,也是乡村儒学建设一年来的初步成果。    一年的乡村儒学建设使乡亲们感到,他们正在与一个曾经失落的文明重新对接,而他们生活的乡土正是这一伟大文明的发祥地。从东野村抬头望去,巍峨的尼山横亘目前,沂河从它的山脚下静静流过。当年,夫子在这里登山临水,发出"逝者如斯"人生感叹,孔子当年的观景台遗址依然还在,可是沂河之水从那一声动人的感叹以来又流淌了二千五百多年。老子说过:"天道好还",孔子回来了,回到了他的老家,回到了他的诞生地,他曾经从这里出发周游列国,进而走向世界。但这次回来的,不是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歪曲的孔子,而是先秦时期那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贤孔子。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这位两千五百余岁的历史老人,近代以来曾经被当作了现代化的绊脚石,但是,东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终于证明孔子的道德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化相抵触,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它会成为弥足珍贵的道德资源。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将不但是孔子的重光,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凤凰涅槃。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2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论天人之际》代序与跋

   《论天人之际》代序    《论天人之际》(以下简称“本书”)是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一部专题研究。出于对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的重视,我在本书中特别借用了“轴心突破”作为分析的概念。    我认为只有在其它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对于这一论题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始终未断,不过没有机会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已。    一九七七年我撰写《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联经,一九八〇》,其中第四节题作“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即是本书整体构想的发端。但“哲学的突破”在本书中已一律改作“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的问题。    如所周知,有关“轴心时代”、“轴心突破”一套说法,是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正式提出的。(德文原本成书于1949年)但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他的“轴心”概念尚未普遍流行。    我在上述专论中虽提及他的“轴心时代”(按:文中译为“枢纽时代”),然而所知不深,以致轻易放过。当时我所用“哲学的突破”一词则借自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见于他为英译本韦伯《宗教社会学》(Max 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1964)所写的“引论”(Introduction)及其它相关论文。    帕氏“哲学的突破”是针对下面的现象而发: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the first millennium B.C.)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事实上,这便是“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说的一个提要。    帕森斯大概认为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因此并无一字提及雅斯培及其理论。我当时一方面以为“哲学的突破”出于韦伯有关古代世界宗教研究的创获,另一方面又感觉这一概念正可解释中国思想的起源,所以便毫不迟疑地采用了。    但一九八〇年代以后,由于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和他的朋友们的大力推动,“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引起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广泛研讨,其风至今未衰。最近宗教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信力建 | 信孚要闻(2.9)——吃包子,不如吃“螃蟹”

作者: 信力建   1、【南评晚钟】继排队买庆丰包子,各地又现新作:宁夏扫雪铲冰,江西排队打饭吃食堂。后包子时代亲民风景不断,只是,若单纯模仿,则难免显得山寨,而且多少让人感觉诚意不足。其实,官员们亲民可以多一些创意,并不是每一个领导吃包子都能吃出亲民范,吃包子不如吃“螃蟹”,比如主动公开个人财产。 2、世界卫生组织说,2012年全球癌症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中国首当其冲。就肝癌、食道癌、胃癌和肺癌这四种恶性肿瘤而言,中国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同样最多。报告说,中国新诊断癌症病例为307万,占全球总数的21.8%。癌症死亡人数约220万,占到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26.9%。 3、【美一组织拟发射百颗迷你卫星向全世界提供免费WiFi】MDIF计划,在2015年6月前,向近地轨道发射数百颗迷你卫星,这些卫星面向地球持续释放无线网络信号,覆盖世界各地,使用任何电子终端都能连接上无线网。 4、朝鲜和韩国在南北关系暂时缓和之际,宣布继续联合编篡朝语大词典,缩小双方文化差异。汉城的韩联社报道说,这部字典将包括南北双方分别使用的地方语言。这一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开始于2005年,但每次朝韩关系一紧张,这项工作就中断。朝鲜和韩国均使用朝鲜语或韩语字母,而双方的语言却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因为韩语中包括了其他文化融入韩国后的字词;而朝鲜却因为相对孤立,朝语中外来文化相对影响不多。 5、香港《南华早报》2月7日报道,原题:内地巨富们如何压垮加拿大移民计划 《南华早报》独家调查揭露,成千上万的中国百万富翁如何取道香港,获得加投资移民资格。这股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潮已迫使加拿大政府暂停受理投资移民计划,以清理早前积压的申请。此前加拿大的政策是,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的净资产,并向政府提供80万加币的无息贷款,为期5年,即可移民。该政策一直饱受批评,被称作允许富人买路移民到加拿大,对加经济并无多少长远助益。 6、社科院近期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相差24倍之多。 7、北京奥申委副主任,北京副市长杨晓超在索契冬奥会的一次新闻会上表示,北京和张家口完全具备办好2022年冬奥会的愿望、条件、能力及经验。中国奥委会去年11月正式提名北京和张家口联手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成功,北京将成为举办夏冬两季奥运的首个城市。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成功的希望不是很大。因为普遍认为国际奥委会不会愿意连续把三届奥运都交给亚洲城市。 8、越战结束40年之后,美国快餐连锁店麦当劳进军越南。越南总理阮晋勇的女婿阮宝黄是越方合伙人。不过,与西方其它主要品牌连锁餐饮店相比,麦当劳进入越南已经迟了一步。星巴克,赛百味,必胜客都已经在越南开张。 9、台湾总统府周五(7日) 宣布,驻美代表金溥聪接任国安会秘书长职务,现任秘书长袁健生将转任总统府资政,驻美代表一职将由外交部安排资深外交官驻派。府方人士说明,总统马英九这项安排布局,是在追求区域和平繁荣的大目标下,因应美经贸关系、两岸关系、与国防体制的新变化,所提出的通盘考虑。 10、《读卖新闻》称,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中方救援请求后派出3艘巡逻船赶往事故现场,但当天晚上,中方称重伤者将会得到附近的中国渔船救助,故取消了上述请求,日方巡逻船因此中途折返。据悉,重伤者已于7日晚被中国船接走。 11、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报道,安倍说:对我们来说,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此外,让我明确地说明一点,事实上两国绝不能发生冲突。我们不可以让冲突发生。尽管中国措辞强硬,“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也这么想”。 12、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朝鲜不要取消其主办战争离散家庭团聚活动的协议。朴槿惠总统周五在首尔在一个防务会议上说,朝鲜不应该再次伤害离散家庭。双方去年曾同意恢复离散家庭会面,但朝鲜在最后一刻退出,理由是它所说的南方的“敌意”。 13、日前,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宣布,H7N9疫苗研制成功。目前疫苗即将完成体外测试,预计最快下月最终完成抗体筛选,正式进入临床试验,未来将在活禽和养殖场工作人员、家庭主妇等高危人群中推广接种。 14、2014年,三四线城市将面临比2013年更大的风险,一些房企正逐步撤离三四线城市。在供应库存的压力下,崩盘的案例将会增加。专家表示,不少大型开发商从三四线城市撤离。投资房地产资金撤出,不仅会导致房价下跌,也可能使部分城市出现烂尾楼。(中国证券报) 15、【湖南官员谈过年:偷发万元奖金 过年不能太寒酸】郴州永兴县一名干部透露,县里规定年终奖不得超过2600元。“我们单位对外称是发2400元,实际上也偷偷发了万把块钱。”这名干部诉苦道,现在物价上涨,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多,“过个年也不能太寒酸吧,要不哪个有心思做事?”(潇湘晨报) 16、 “搬进新大楼没到一个月又搬了出来,这不是瞎折腾吗!”近日,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居民向现代快报反映,因为违规超标建设办公大楼一事,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被纪委调查了。昨天,现代快报记者从盐城市纪委获悉,目前,盐城市纪委与审计部门已组成调查组介入,对当事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进行停职调查。 17、昨日,某网房产数据中心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广州一手住宅全市网签量价同环比齐跌,十区二市网签5482套,环比降15.5%,同比腰斩,均价12527元/平方米,同比跌9.7%。 “穗六条”的影响开始显现,加之春节假期的到来,市场热度回落明显,全市推新货楼盘数量大减,成为网签量大降的重要原因。 18、【2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前600年02月09日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诞辰;前140年02月09日 汉朝名将霍去病出生;1916年02月09日 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国比赛;1921年02月09日 蒙古活佛宣布外蒙独立;1982年02月09日 中央要求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19、圈内盛传,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已被一家“大到不能倒”的非国有集团公司以1.5亿元人民币成功冠名,国内符合条件的就是中国平安了。据悉,中国平安是在击败了一家实力强劲的车企后,取得中超冠名权的。不过,中国平安方面尚未证实上述传闻。 20、文革缩影:厕所里发现一块毛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医生谢志向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决定把他们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中间放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叫这个是:“天女散花”。(谭合成《血的神话》) 21、【你,为什么一事无成】因为你随波逐流,不思上进,死爱面子;因为你畏惧父母、没有主张,不敢自己做决定;因为你天生脆弱,只想按班就部地工作;因为你想做无本生意,等天上掉陷饼。你总抱怨没有机遇,机遇来时你又抓不住,因为你不会抓!简单的话,值得深思的道理。(人民日报) 22、冯骥才:我们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

爱思想 | 吴稼祥:撑船过河——中国“试验主义”改革第二季

   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于2008年7月评论中国市场转型时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作为参与这种奋斗的一个努力,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专着:《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至少摸到了"边缘"。    一、"边缘革命"与休克主义    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秘诀,是上下互动,或者说政府与"草根"互动,推动"边缘革命"发生。对"边缘革命",作者没有下正式定义,只是给出如下表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他所说的"一系列'边缘革命'",是指4大"边缘力量"发动的"革命"-1,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单干(安徽),2,乡镇企业(江苏),3,个体经济(浙江),4,经济特区(广东)。这些草根发动的经济试验为什么会被容忍呢?科斯的解释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政府认为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政治影响。    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分析的参照系,显然是苏联变革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称"休克主义",被《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加拿大女作家娜奥米.克莱恩)定义为这样一种经济变革模式:利用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溃,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在极短时间陷于集体休克之中,也就是失去自主集体意识的状态中,进行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实现民营化或私有化。    科斯没有对比边缘革命和休克疗法,更没有探究为何中国没有走休克之路。他对边缘革命,也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更没有进行哲学探究,基本上是描述性概念,而非经济或哲学概念。只是匆匆提到,"80年代的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加推崇实用主义"。把中国改革哲学只归结为实用主义,也有简单化之嫌。尽管有这些缺陷,经济学大师的这部著作,对中国变革的解释,比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同类作品更好。    二、"边际改革"与试验主义    从经济分析角度,我更愿意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称为"边际改革"。所谓边际改革,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它的成本接近于零,收益趋向于极大化。用日常语言来说,"边际"就是不改,情况会更糟,改了,只可能好起来,不可能再坏下去。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要单干,不这样做,会饿死人;做了,就会有饭吃。再比如深圳,靠近香港的边陲小镇,逃港者地狱与天堂的边缘,逃港成功是天堂,失败,不是在海里淹死,就是被军警抓回来判刑。在这个小镇对香港开放来料加工,只会让它好起来,不可能让它坏下去。结果,深圳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1980年,深圳镇人口只有3万人,33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城市,2012年常驻人口1054万。可以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    边际改革,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河边改革"。"河边改革"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对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边缘人口而言,允许下河摸鱼,当然只是在河边,这个河边,对小岗村的农民而言,就是单干田;对于深圳镇蛇口居民而言,就是来料加工工厂。这些是自发的草根探索,为的是"甜头"。另一重是对政府决策人员而言,是下河摸石,是自觉地摸索过河的路径,是政府行为,为的是"领头"。甜头加领头,就是边际改革的精髓。甜头就是效益优先,好日子先过,领头就是将有甜头的改革复制推广。    中国边际改革的操作方法,是"两双法"。两,是两试法,试点与试错;双,是双轨制,存量与增量。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先有甜头,比如国企改革,企业职工首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头:下岗;再比如价格改革,消费者首先尝到的,也可能不是甜头,而是物价上涨。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改革如果快速全面铺开,失败了,代价大,社会容易震荡,甚至无法收拾。用特区或开发区的方式试点外国先进经济模式,错了,代价小,成了,收益大。用双轨制方法改革价格与产权,稳定存量基本面,改革新增边际量,新轨成功,再逐步扩容,最终把旧轨并入新轨。    三、"试验主义"改革哲学    边际与两双法改革道路所蕴含的改革哲学,与休克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哲学尚未命名,我肯定不愿意将其称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真理学说,不是行动哲学。为了方便,暂时称为"试验主义"吧。休克主义对人的理性假设,没有摆脱全能主义,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只要把国人打晕,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已被度入天堂。    试验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没有那么大信心,他宁愿相信,人是易犯错误的智能动物,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已经是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了。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试验主义者,他1982年9月2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邓小平试验主义思想应该直接来源于生活常识:即使学驾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学生手中的橡皮,扮演的,就是错误杀手。不过,作为被《时代周刊》称为当代英雄的大国领导人,肯定不只是一个靠生活常识指导的家庭主妇,他的试验主义思想,有根基深厚的思想来源。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其主要根系,1978年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为试验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经胡适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也提供了营养。根据冯友兰的理解,美国实用主义,是达尔文学说在观念上的延伸:生物是适者生存,观念也是这样,能"生存"下去的观念,都是对人有用(适用)的观念。    这两种哲学的着重点,都是真理的论证问题,不是行动方法问题,而试验主义的核心是行动问题,它这方面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有借鉴。儒家讲八大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儒家将其归结为4个字"内圣外王",王阳明总结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认识与行动不断互动,而且,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子在这一点上,持相近观点:"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中国改革是当代天下最大的事,最难的事,所以从小事易事着手,这就是以试点试错和双轨制为操作方法的边际改革,这就是中国试验主义的改革哲学。这不是全知全能的哲学,是学习与渐进的哲学。    四、撑船过河    显然,试验主义的河边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改革的目标是过河。    中国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次改革,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启动的,生活水平上的目标是小康,体制目标是基础市场化,物质文明目标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8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次改革的启动,从浅水区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改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决定性市场化,国家体制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就是18届3中全会决议所写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会产生的新问题是:第一,手臂不够长,很难摸到水里的石头,这是指仅仅零散的感性经验,已经不能满足非经济体制的构造,需要必要的理性思考和顶层设计;第二,腿脚不够长,到了深水区,有没顶之灾的危险。这时候,就需要有延长手臂的工具,也需要延长腿脚的工具,才可能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了两套解决办法,一套是指导方针方面的,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本质要坚持,就是试验主义的改革思想,同时,也需要顶层设计,避免改革和改革者出现危险,避免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要有改革路线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另一套是操作工具上的,要延长手,还要延长脚。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是延长的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延长的脚。这样一延长,中国试验主义改革,就从第一季升级到第二季。第一季是"摸石过河",第二季是"撑船过河"。为什么叫撑船过河?延长的脚,实际不是脚,是船,水涨船高,无论水多么深,也不会被淹死。延长的手,实际不是手,是撑船的竹篙,有了它,不仅能探明行船的路线,还能给船提供动力。    撑船过河,最怕激流险滩,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三股激流不能低估:第一是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主要是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正在让民众失去耐心;第二是土地冲突趋近于白热化,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大鱼吃小鱼的情况未有根本缓解,政府一级吃一级,最小的政府(乡镇)吃土地,因强拆导致的政府与被强拆者之间的冲突达到战争状态;第三是执政党内部的最高权力更迭周期像痛经一样既提前又滞后,内部权力竞争的不规范,有撕裂社会的危险。    幸运的是,十八大新执政团队撑船过河的决心是坚定的,对三股激流的认识是深刻的,措施是得力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愿撑船过河的艄公们都有东坡先生这番豪情。         2013年11月30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585.html

爱思想 | 肖建华 张中秋: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

   【摘要】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的统一性运动。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形成了道德人文法思想和礼乐刑政模式;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社会转型形成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模式;唐宋之间的社会变动,没有改变法的统一性,但理学使法的统一理论达到了顶峰,实现了哲理、法理与情理,天理、国法与人情的贯通与融合。晚清社会转型,使传统中国法的统一性解体,同时开启了新的中国法的统一性运动。法的统一性在传统中国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而且是统一在道德原理之上的,这对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仍有其价值。当代中国法正在道德与自由这两个基本原理的支配和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指引下向着新的统一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法的统一性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因发生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社会模式的转换。{1}{2}{3}{4}社会转型完成的标志是社会新模式,或者说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伴随着社会转型,法自身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它的体系的瓦解与重建。这个体系包括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为从学理上把握这一现象,笔者把这概括为法的统一性。因此,在这里,法的统一性是指法的统一理论和统一的制度模式。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有三次。它们分别发生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和晚清以来,其中在唐宋之间还经历了一次准转型的社会变动与学理统一过程。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在历史学中已有讨论,而且至今还有不同的争论。因此,本文对作为背景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采用目前的通说,而将重心放在对法的统一性的讨论上。    一、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    王国维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中开篇揭示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5}(P1711)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以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殷周之际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我们可以深入地观察到当时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运动。从社会形态来说,殷周之际是部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它的核心和意义,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5}(P1712)这种社会整体性的制度和文化的新旧更替,亦是当时社会中法的统一性运动的内容和趋势。    从理论上讲,殷商时期的主导思想是重鬼神轻人事,所以表现出严重的信鬼神轻民命的失德行为,以致它终于失去天下。有鉴于此,周从文王开始,就转变到了重人事尊德性的方面,把天命(帝位)与民命(用刑)通过道德联系起来,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提出“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尚书·召诰》)最后落实到“明德慎罚”(《尚书·康浩》)的德政思想上。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和完成,在理论上的统一性表现就是文王所演的《易》,亦即通常所说的易之“道”的出现。[1]对此,《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源于夏商、盛于西周的六艺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六艺即是后人所说的六经,这六经是先秦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在这六经中《易》是其他五经之原,可见《易》或者说易之“道”,已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或者说统一理论了。[2]因此,立基于《易》道之上的西周新制度和新文化,新就新在“道德”二字。对此,王国维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5}(P1712-1713)把这段话概括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宗法分封和道德文化这样两点。前者是西周社会的制度模式,后者是贯注于制度和思想文化中的统一理论,正是藉由这两者构成了西周社会的新制度和新文化,而道德则是它的核心。因此,史上所谓的周革殷命,其要害之处即在于此,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5}(P1728)    西周的道德文化表现到法的统一性上,在思想理论方面,由崇信鬼神而有蒙昧色彩的巫术法观念(如“天罚神判”),转向重视人命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如“慎刑”和“五听审判”),《易经》及《尚书》之中有关法的表述即是这一思想理论在历史文献中的表现。[3]在法的制度方面,其表现为由以刑为主的兵刑模式转到以礼为主的礼乐刑政模式,周公制礼作乐和吕侯制刑标志着这一模式的建立。[4]在西周,礼乐刑政都在制度范畴内,而“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5}(P1726)因此,礼乐刑政是道德文化支配下的制度模式,贯彻了西周“明德慎罚”的道德人文法思想。由此可见,以道德为精髓的周政不仅完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亦开启了以后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的范式和路径。    二、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    周政施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运动。[5]这次社会转型经春秋战国历秦到汉初基本完成,前后历时五百余年,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了从宗法封建社会向帝制封建社会的转变,表现到政治上即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6}(P3-16)与此相应,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法的统一性亦经历了危机、解体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思想理论方面大体与社会转型同步,但在制度模式方面要滞后到隋唐才告定型。    依据孔子和司马迁等后人的记述,西周是一个有道的社会,但从春秋战国开始,道为天下裂。(《论语·八佾》,《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所说的道不是道家之道,而是指西周时期的统一秩序和道德文化系统。它包括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道德人文思想和礼乐刑政模式,亦即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道德为精髓的周政,或者说文武周公之道。实行于西周的这个道,经过春秋战国和两汉魏晋及唐宋的融铸锤炼,最后发展成为完善的中国文化之道。这个道以德为核心,在理论上统摄百家而又贯通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和共通原理,因此说它是传统中国的统一理论。{7}(P144-149){8}(P899-906){9}毫无疑问,相对于它后来的完善形态,这个理论或者说中国文化之道,在西周时期还处于雏形状态。不过,对于简单的西周体制来说,文武周公之道可以说是当时的统一理论了,因此它不仅能满足主体的需求,而且还能引导社会向前发展。但随着社会变迁,文武周公之道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道为天下裂的景象。对此,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这样写道:“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缗然道德绝矣。”    其实,道为天下裂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动。这个变动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直接继承了文武周公之道,并在西周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道→德→仁→义→礼的儒家思想,荀子在这个基础上,即在“礼”之后又加上了“法”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文武周公之道的正传。但这段时期作为道的统一理论已经分裂为诸子百家,各家的思想往往既自成体系又互相责难。(《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在法的方面情况亦是如此,这使得西周时期以道德为精髓、以礼乐刑政为形式的道德人文法(礼治)思想被割裂,法在理论上的统一性由此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儒、墨、道、法诸家之说。{10}(P31-92)这个思想理论上的分裂一直到董仲舒在“天人感应”[6]的天道哲学基础上提出“春秋大一统”,并进而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被汉武帝采纳后才告结束。(《汉书·董仲舒传》){11}{12}(P1950-1969)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春秋大一统”综合杂糅了儒、道、法、阴阳诸家的思想,构成了连接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7]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一统”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也。”(《汉书·董仲舒传》){11}(P23)从董仲舒的这段论证可知,作为王朝国家的统一理论,“春秋大一统”必然追求思想理论和国家制度上的统一性,即所谓“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亦表明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中包含了法的统一理论,实际上这个理论亦是在综合杂糅了儒、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10}(P97)简单说,董仲舒顺应春秋战国以来的时代和学术趋势,立足于儒家特别是孔子和荀子的礼法思想,着眼于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摄取儒家的德礼、法家的刑名、道家的道和阴阳家的阴阳核心概念,通过以道家之道为形式、阴阳家之阴阳为方法、儒法两家为内容的方式,把它们综合杂糅起来,形成天(万物)有道→道分阴阳→阳主阴从→大德小刑的法的理论体系。用董仲舒的话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不任刑也。”{11}(P8)按照当时人们所信奉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观念,董仲舒的这个理论已连接了自然、社会和人类,弥合了春秋战国以来儒、道、法、阴阳诸家法思想的分歧,在形式上重建,在实质上继承并部分否弃和发展了西周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因此,如果说传统中国法的统一理论在西周还是雏形的话,那么,经过春秋战国到汉初五百多年理论与实践的分化竞合,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们已将它综合改造成为较完备的形态。在法的统一理论方面,道为天下裂的状况重新为道为天下合所取代,法的价值系统,即法律以礼为出入、礼为道德之工具,这种西周时期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得以重新确立。(《后汉书·陈宠传》) 作为汉代儒学之一的今文经学的董仲舒的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古文经学的批评和改造,魏晋时期又受到了玄学的冲击和来自道、佛两面的夹击,甚至到中唐时在社会上已形成儒、释、道三教并存而释、道兴盛的局面,但“春秋大一统”的理论在宋代理学成为官学之前,几乎一直是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和制度依据。因此,从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说,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一理论。{7}(P175-185)如果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它又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的文武周公之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944.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

爱思想 | 吴稼祥:民本数量论

   近来,出现了“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孰优孰劣的争论,有一种判定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舶来品”,凡“舶来品”必定劣于“土特产”。如果这个标准成立,恐怕连执政党的名字都要改吧。其实,无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是当代用语,但它的核心价值,都蕴含于中国古典民本思想。它们之间并不对立,就像百元大钞,与一分硬币并不对立,水,与H2O并不对立一样。    哀歌里的政治学原理    大禹驾崩之后,其子启继位,终结了传说中的尧舜之道:禅让制。所谓禅让制,是指最高权力更迭的一种遴选方式,即在位的元首生前退休,把位子让给统治集团内部推举、自己也认可的较年轻的继承者,或称接班人,比如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种制度,被儒家学派创始人称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禹终启继,被认为是“天下为家”,也就是“家天下”的开始。    这一开始,问题就来了:帝王为所欲为,因为他没有了可能随时被“禅让”的顾虑。启还好,因为反对他继位方式的部族众多,不敢怠慢。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以为天下太平,于是荒淫无道。太康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最爱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猎。打上了瘾,就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帝王。不仅夜不归宿,甚至渡洛河到对岸游猎,让野兽奔逃眼前,把百姓忘在脑后,一去百日不回。    民众不堪忍受,怀有二心。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看准时机,率众在河这边阻击太康,不让他回国,自己篡夺了帝位。被赶出宫的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母亲,到河边等待从帝王变成猎人的太康,心中郁闷,不歌不快,于是把老祖宗大禹的遗教编成歌词开唱,一唱就唱了五曲,史称“五子之歌”,其中第一曲最有名: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根据已有的成文文献,包括考古资料,这首歌词就是最早使用“民本”这个词汇的文本。对这句话中的后八个字,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第一章开头写道:“细细琢磨究竟何谓‘民’,何谓‘本’,何谓‘本固’,何谓‘邦宁’,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是国家政权应当遵循的政治伦理?作为国家要素的人民如何界定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谁固本?固谁的本?民何以成为本?作为人,民在作为国家之本的同时,自身又以什么为本?邦之本与民之本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问题。”    夏勇的这段阐发颇为学术化。如果就原文本上下文语境看,解释起来其实不复杂:“民”,就是被君王统治的普通百姓;“邦”,就是朝廷政令可以到达的区域政治共同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东西;“本固”,指民众支持,没有二心(本不固的情况是:“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尚书.五子之歌》);“邦宁”,是国泰民安,政治稳定。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述如下: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众同意的统治,才能稳定。这条“同意原则”,应该是古今中外政治学共识程度最高的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学金律。但让这条原理进入政治操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操作难题    在中国,让民众同意的统治者及其家族,被称为有德,或得“天命”。得不到民众同意(不得民心)的统治者,被认为失去天命,就应该被更换。根据民本原理制订的这条同意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首先来自民众意见的表达,以及对同意的计算。比如当时的夏朝治下,到底有多少百姓对太康的治理不满,这些不满是不是都得到了表达,表达的形式是什么,不满者在总人口里占多大比例,达到多大比例,统治者就应该被更换,是更换在任的统治者个人,还是更换整个统治家族(王朝)……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4000年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清楚过。其次来自如何更换违背同意原则的统治者。    第一个困难,显然是“民本”的数量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在比例上是否超过了必须更换的临界值;第二个困难,是程序问题,也就是更换的方法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从来不清楚,第二个问题自然难操作。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案例里,太康行为悖乱,让民众不满是肯定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不满,而且如何表达了这种不满。于是更换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随机事件。这类随机事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政变,二是改朝换代的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宫变政变更换的,大多是皇帝,而非王朝。也就是说,民众不同意的,是个别皇帝,而非整个皇族。“五子之歌”表明,太康虽然荒淫,他的五个兄弟倒还不错,结果,大禹的子孙后来还是恢复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说,夏氏王朝气数未尽,所谓气数未尽,就是没有让人民对整个皇族绝望。成功的改朝换代战争,被称为“革命”,这样的革命能够成功,就是整个皇族都被人民反对的证明,当整个皇族是异族时,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通过宫变与革命更迭失去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有五个问题:第一,很难区分某种宫变,是野心家篡权,还是顺应人民的心愿。第二,很难区分某种反朝廷战争,是革命,还是造反,前者如汤武,为的是以仁政代替暴政,后者如梁山,为的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或者彼可取而代之也。第三,这种变更,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在手段上是极端的。第四,战争通常是毁灭性的,使得统治更迭代价高昂。第五,宫斗或战场上的胜者,未必是国家治理的仁者,更可能比被更迭者更残暴,比如太平天国和李自成,这就是以更暴易暴。汤武革命,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本原则在操作上的五大难题。    人民的数量问题    前面提到,民本同意原则的实施,与数量问题有关。这里的有三个数量问题,第一,就是民众或人民“是否可数”的问题,如果把人民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一个有机体,那人民就是不可数的。世界各古典民族,包括中国,一般都不会这样来理解“人民”,基本上认为“人民”是可数的(把人民定义为一个整体,是近现代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者的爱好,近年来,英语世界的社团主义者们也染上了此爱好)。人民如果是不可数的,任何中国古典的民本政治和当代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民是可数的,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计数单位”。人民是以什么单位加以计算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对社会性质的认定。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最小计算单位是家庭,这样的社会不论怎样组织,都只能是“家族社会”。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庭是最合理的农业生产单位。商鞅变法想彻底粉碎家族权力对王权的限制,推行“单丁”家庭,也还是以家庭作为最小的计数单位。以个人作为“人民”的计数单位,是工商业社会的特征,最早这样做的,是古希腊的雅典。当个人意见被认为是有效的政治意见时,这样的“个人”,就被称为“公民”或“市民”,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只与“家族社会”相对,绝对不与什么“人民社会”相对。用人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是文不对题,除非你拿家族社会反对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与什么社会相对呢?与“帝制社会”相对。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避台湾,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人民社会”,也就是非帝制社会。人民社会解决的是“共和”问题,并不会解决民本或其现代形式——民主问题。人民社会的含义是,社会不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但社会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人民同意,并非废除帝制就能自动解决,以上提到的五大操作难题依然存在。除此之外,还可能产生第六个难题,那就是“‘朕’即人民”,统治者及其集团被当做“人民”的唯一发声器官,这样的器官永远不会发出对自己不同意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变成了虚构的实体,人民在整体上从“质”上消失了,还能用自己器官发出不同意声音的人,都被定义为“一小撮”“异己分子”,“人民敌人”,或其他,罪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各不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与人民的第三个数量问题,即人民的“数量多少”有关。    超多人口的压力    人民被“代表”被“消失”的可能性,与人民的数量,也就是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数量越多,被代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个人分量越小。当民众等于一个人时,其统治模式,就是“鲁宾逊-星期五模式”。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成为荒岛国王多年。他统治整个岛,但只治理一个人,就是他自己。24年后,他捕到一个野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星期五”,因为得到他的那天是星期五,自己成了他的主人。于是,这个岛国,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共两个居民。但这一君一臣,一主一仆,慢慢成了教友和生活伴侣。鲁滨逊为了与他交流,倾听他的意见,还教会星期五说英语。接着,他们成了合作伙伴,共同造船,以便离开荒岛,重返各自故乡。后来,他们并肩战斗,成了战友,消灭了上岛的敌人。最后,星期五跟随他逃离荒岛,回到英国和西方文明世界。鲁滨逊成为富翁,星期五又成了奴仆。    这个模式表明,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奴隶和主人均lim→伙伴。这就是说,在正常理性下,当被统治只有一个人时,被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上升,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下降,直到成为伙伴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假设,被统治者的数量与其成员的权重成反比。这个现象,在自然界里也能观察到,蜂群、蚁群与狮群相比,首领之下的成员的存在感是大不相同的,一匹蚂蚁,一只蚂蚁,对于其群体,几乎是虚无,而每只狮子,对狮群都至关重要。不过,数量越多、个体越小的群体,生存能力越强,越是独行侠,越是庞然大物,灭绝得越快,比如恐龙。从未有人担心蚂蚁、蜜蜂和耗子会灭绝。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更关心个人价值的思想家,都是小国爱好者,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近现代有孟德斯鸠等,中国古代有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更关心群体生存能力的,都是大国爱好者。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接受超大国家和众多人口,就意味着接受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问题只是如何在正面让帝王有家长意识,爱民如子,在反面用民本让帝王有船的意识,可载可覆,不忘随时被“革命”的危机感,这是儒家学派一直在做的事情。    由于偏好不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构造过三种基本国家模式:    ——三周(文武周公)构造的多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延续近800年。    ——秦嬴构造的单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断断续续延续2000多年。    ——老子构造的无中心小国寡民模式,最接近它的现实,是原始社会的小部落(“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它的文学版本,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由于华夏族地处世界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生成地带的边缘,生存压力超过一切,必须选择强大,在国家模式上,只能选择超大规模和众多人口,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国家面前,家庭无足轻重;在家庭面前,个体无足轻重。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本同意原则不可能进行程序操作,只具有事后的正当性追认功能:成王败寇。某次“革命”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成功。    从共和到民主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国民共和国,1949年共产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告别“帝制社会”,进入“人民社会”的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但这还只是“共和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另一个更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告别了农耕时代的“家族社会”,也告别了旧体制下的准农奴社会,中国开始进入“个人社会”。所谓个人社会,就是人民是可数的,而且以个人为最小计数单位。换句话说,个人,成了人民的最小构成单位,如同一分钱成为百元大钞,H2O成为水体的基本构成单位一样。    这就为用程序化的和平计票方式,取代传统的“宫廷政变”或“武装革命”方式兑现民本同意原则,为共和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除非你仍然认为,所谓“替天行道”的王朝流血更迭模式更优,否则,让个人社会进步为“公民社会”是可取的。公民是有政治权利,特别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当一个社会除了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等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它就是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要使它变为现实,就要落实在选举程序和选票上。落实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超多人口,公民个人权重太小,容易被广场效应和民粹主义所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化多为少,治理多中心化,利益多元化,社区自治,让选举先从小选区开始,先选镇长,再选市长,由下而上,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样,民本金则可望去暴力化,并逐步落到实处。    2013年8月27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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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利明: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借用这句话来概括法典的保障自由的功能是十分贴切的,同时,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出自由的真谛,即自由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的行为自由,而是在法律规范之下的自由。   中国传统上没有自由的概念。我们从庄子的《逍遥游》中的确看到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人无时不刻不在罗网之中,但却可以游刃有余。在庄子看来,人的身体在社会中受到各种羁绊和约束,但精神是可能自由的。所以现代学者认为,道家也是主张人性自由的,但是道家的自由思想并没有与现代意义上的规则设计相联系,这是一大缺憾。严复说,中国人对自由常误解为放诞、恣雎、无忌惮等劣义,因此,传统中国文化中,自由成为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其在翻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时,因找不到与自由(liberty)对应的概念,所以他采用了一种意译的办法,译为《群己权界论》,不过严复将自由称为群己关系,确实界定清楚了自由的本质。晚清时期,新式学堂在政法科的《学务纲要》中就已经提出了自由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其用权利来彰显自由的价值,并将二者视为一体二物。“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呼吁过自由,以自由的概念开启民智,但并没有成为全社会能够接受的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可。   从这一点确实可以看出,在自由这个问题上中西传统文化存在的差异。西方存在自由的传统。在罗马法中,承认罗马公民享有自由权。据学者考证,这种罗马法的自由权理念对近代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自由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许多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人都主张人生来是自由的,并认为,自由是个人享有的、与生俱来的、超越实体法的权利,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者都不得干涉个人的基本自由。否定个人依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就等于否定了个人的人格,因此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自由首先在宪法领域获得承认。例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明确宣布:“不言而喻,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1791年美国的《人权法案》第5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自此以后,西方国家的成文宪法都相继规定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在西方文化中,一方面存在自由的概念和传统,另一方面也认为法律和自由是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对于人们行为自由的约束,并非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或人的拯救。西塞罗指出,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毁灭。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为了自由,我们才做了法律的臣仆。”早在1790-1791年间,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尔逊(James Wilson)在费城讲学时就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法律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个人自由的学问。那些指导法律制度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原则应当融入整个社会,植入每个公民的大脑当中。”黑格尔曾经批评把自由当作任性的看法,他认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要受到法的限制。在西方社会,法律科学是一门同时关于法律和个人自由的学问,离开自由法律不复存在;没有法律自由更无从谈起。   在传统文化中我们缺乏现代意义上自由的理念,是因为缺乏规则造成的。一旦没有规则,很难确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自由,一个人不知道如何约束人的行为,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所以儒家强调人的教化,《大学》讲“君子有絜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儒家之仁乃絜矩之道,包括格物、致知、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但是这些本身还是道德的教化,并没有和自由联系在一起讨论。有学者认为,道家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道家反对所谓的社会治理的秩序、控制,老子讲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人来自天道,顺其自然最好,无须人为改变动物习性,所有事物依道而行,自然而然,是从本性发展出的自由。但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规则之下约束的自由,没有将自由与法律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由始终不能形成为一种制度,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因此并不享有真正的法律约束下的自由。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市场的概念,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出现古罗马法那样有关债法的详细规则,交易仍然主要采用口头方式,交易规则并不清晰,这就使得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并没有获得法律的保障。   社会进入到今天,自由仍然是我们要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社会能否真正成为充满创新活力社会的根本保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公众自由权不断增加的过程。例如,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但实际上,目前人口频繁的自由流动已经使得社会公众事实上享有了迁徙的自由。再如,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享有择业的自由,但实际上,人们通过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来现实地享有了择业自由。改革开放前,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土地上,不能随意流动,不论到哪里去,都要凭介绍信、通行证,否则买车票、住宿、吃饭都无法实现,寸步难行。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享有的自由不断增长。农民工自由进城、老百姓自由择业、企业自主经营,都是社会主体自由权不断增长的体现,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由意味着机会,自由意味着创造,自由意味着社会主体潜能的发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人民自由的扩大。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社会中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识,应当更大程度地保障社会公众的自由。所以,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但是,我们要重新讨论自由的概念,不能泛泛地从道德上理解,而必须将其与法律相结合。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的名言:“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就会理解自由必须依赖于法律的保障,且必须在法定范围内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和市场高度发达的社会,还是一个利益冲突频发的社会,人口众多,社会群体分化,社会组织越来越严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要提倡自由,首先必须要具有良好的法律为我们确立自由的规则。在现代社会,法律在社会治理、公司治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贝马斯说,这是法律对人类生活的“殖民化”。在美国,自由被视为最高的价值,许多权利如隐私等,都被归结为对个人自由的保护。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和边疆开拓,都彰显了一种个人自由的精神。自由女神像被视为美国人自由精神的象征。但是在美国,自由也受到了法律的诸多限制。例如许多州规定,定时倒垃圾、善待宠物、遛狗必须处理狗粪、不得随意抛弃垃圾、购酒必须出示身份证件等等。一些美国人抱怨,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太多的限制。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享有的法律上的自由比美国人享有的更多。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尽管如此,这些美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法律对其自由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限制人们自由的规定使社会更有秩序,人们能够普遍地在更为广泛的自由秩序中生活。道德教化虽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教化能使人内心自我约束,但无法为人们提供精细、明确的规则。   自由在中国,首先应当理解为法律下的自由、规则下的自由,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回归到真正的自由的内容。法定的自由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由确实是一种群己关系,法律下的自由就正确界定了此种群己关系。自由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人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为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延续,自由也不是随心所欲,无所界限的。自由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界限,一个人的自由应当以不损害甚至促进社会共同体的繁荣和发展为目的。因此,个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在一个法治社会,自由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不存在所谓的绝对自由的可能,没有所谓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自由止于权利。也就是说,任何人的自由必须受到他人权利的制衡。我们从事任何行为都不能妨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例如,夜半唱歌是个人的自由,但不能因此损害他人休息的权利;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妨碍他人生活的安宁。在私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视为自由”,但如果法律对个人权利的行使方式有明确的限制,则必须服从法律。   自由也应当与义务向结合。我们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必须遵守一定的共同的行为理念,为了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有序,法律规定个人应当履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这些义务就构成了对自由的限制。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集体主义,缺少个人自由理念,但是中国传统重视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这种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19九世纪法国法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曾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是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个人自由要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受到限制。在民主和法治社会,对于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对他人自由的保障。所以,我们应当培养良好的公民理念,自觉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法律确定了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而权利就是自由意志的法律体现。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权利之间总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一个人享有权利可以在权利范围内享有行为自由,但不得侵犯他人权利。而在这种状况之中,法典有助于确立内在的价值体系,法典本身就是规则的体系化,它清晰化了人民私权相互之间的界限,这就使得自由无法成为恣意,社会生活安定有序。   法定的自由还界定了个人与政府、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法典通过对权利边界的划定,具有保障私权和规范公权两方面的作用,通过权利边界的清晰化,政府的权力范围得以划定,未经正当的程序和正当的理由,政府不得任意限制和剥夺人民的权利。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就已经深刻地指出,政府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霍布斯甚至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害。所以,法治社会需要通过公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惩治黑恶势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保障人民自由的过程中,应当对国家公权力机关不当干预和侵害公民自由的行为,予以防范。而这同时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政府不保护人民权利的时候,其存在的正当性就颇值疑问了。   法定的自由须借助于法律来保障,人们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法治是自由的保障。在民法中,自由就成为核心理念。民法的所有规则都体现了对人格自由和财产自由的保护,并因此而确立了婚姻自由、契约自由、人身自由(包括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等具体原则。法律保障的民法上的自由主要有两类:一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个人享有的最重要的法益,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即便有万贯家财,也毫无用处。二是公民的财产自由,财产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财产和人身如果得不到保障,老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更无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就谈不上民生。法律所确立的各种权利,说到底还是为了保护人们的权利、维护人们的行为自由。比如,保护人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   本文载于王利明著:《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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