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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李东生+汤灿”、“谌洪果”等近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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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变局,引发对中国未来路线的对立与分裂

周兆呈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3月15日,可能是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节目历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天。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次日的政坛“平地惊雷”,一整天的震荡之后,人们将视线放到暴风眼的中心地带,仔细琢磨那块天地的变化。拜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所赐,重庆卫视的新闻传播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地方台的镜头里依次出现的面孔,都成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这些跨国的观众群里,也包括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最近和几位拿奖学金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80后、90后学生聊天,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聚焦在重庆的变化。他们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功课之外,就是不停地上网,搜索各类网站,也流连于不同媒体之间,看消息、跟进展,比较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虽不至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却也忽然发觉自己和同学们很久没有如此关心政治了。按他们的话说,真没想到故事的背后充满了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一夜之间境况突变的残酷。   8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批人,在政治经济的盛世中长大,未曾经历过惨烈的时代。不像70后以及更早的两代人,或切身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或亲身经历了80年代末期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对政治斗争的感悟,不仅仅是从小说、影视和回忆录中获取,也埋藏在生命的深处。相比之下,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文革记忆,也直接跳过八九,对中国最高层政治权力的风风雨雨,一片朦胧,缺乏直接的认知。   说起来,这其实是种进步。意味着这一代的人,不是在斗争中长大,而是在繁荣中成熟。他们生活与成长的氛围是一个急遽发展、喧嚣蒸腾的环境,没有大的政治与经济波折,历史的动荡多由教科书和纪录片拼凑而成,他们更追求张扬自我个性和价值,与那些正年富力强、占据社会主流阶层的上一代相比,他们政治上更为单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与感受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敏感的,在跌宕起伏的政治剧情下,他们可以迅速成长。越是波云诡谲、起伏突变,越能够锻炼心智、启发视野。寻找和搜索信息的得心应手、网络平台上的娴熟操作,以及群体交流、广为传播的技巧,更可以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课营养——因为,重庆事件不仅将是中国政治学的经典案例,也将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影响着准备参与其中的人们。   重庆卫视3月1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一小段并非首播的某白酒商业广告,迅速被外界放大成为标榜“无广告公益卫视”的重庆卫视在政治形势改变之后,要进行转型的标志。骤然被置于放大镜下的重庆,无论是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都会引起不一样的解读。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外界一厢情愿地在政治谜团下,视之为一夕变天之后对过去高压的强力反弹。   此次变局,牵涉的是个别人事变动,引发的却包括对中国未来路线、发展理念的对立与分裂。这一方面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但另一方面,这些分裂的争论方式,却再一次突显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和面对彼此思想体系的差异,并没有形成解决的方案。理性辩论的空间不足,对非我阵营的异议思维,宽容对话、互相尊重的空间并未形成,标签化、成王败寇的传统性思维,仍然广泛存在。彼此之间的暴戾之气,或许是因为文革的余毒犹在,也或许是多年来社会等级差异、公平不足、资源分配差异的不满情绪造成,或者两者皆有。 为追求政治制度的进步而对重庆模式叫停,然而在处理重庆事件的过程中,透明度有限,地方官员拼命学习贯彻、统一思想、表态效忠,随后是一系列的清理前任痕迹,这些传统的政治作为,无法体现出政治理念的进步。   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重庆事件的起伏,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现实的政治教育。重庆事件撕开了中国政治路线斗争、权力分配的更残酷一面,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矛盾、贪污腐败等社会议题,而是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风云激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或是没有经历过类似他们的兄长辈、叔伯辈经历的那么多且复杂的政治风波,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

梁振英“一开始就是只跛脚鸭”

(联合早报网专稿——联合早报记者明永昌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游秋萍博士认为,此次香港特首选举是历届特首选举当中最具争议的一次。这不仅体现在口水战的激烈程度以及丑闻的频密揭发,也包括选举的小圈子性质,引发外界质疑香港的政治领导人选拔,是完全按照北京当局的意愿,以及出于候选人各自代表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   游秋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过去两天举行的民意投票显示,超过22万香港人当中有超过一半不支持三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更早的民调则显示港人可以接受选举流选。   游秋萍认为,虽然民调如此,但新特首依然能够在这样一次小圈子选举中顺利产生,说明本次选举完全无视普通香港市民的意愿。   选举结果也意味梁振英成为香港回归后以最低民望上任的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选举前夕,民调支持度只有35%。相比之下,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上任时,民意支持都高达60%至80%。游秋萍以“一开始就是只跛脚鸭”来形容梁振英当选,认为他今后在赢取大部分港人支持和治理香港方面将面对巨大困难。   游秋萍认为,建制派的分裂也将加剧新特首治港的难度。梁振英在上任后筹组管治团队或不得不寻求中联办的帮助,而这将进一步损害“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原则。   此外,有些人还担心,梁振英对于异议和批评的容忍度较低,香港的公民自由可能会因此受损。   另外,也有人担心,此次特首选举偏离北京预期,中国当局对于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可能会再三考虑。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这门政治课

重庆这门政治课 作者:周兆呈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2-3-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19:16 阅读量:5389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城外城   3月15日,可能是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节目历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天。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次日的政坛“平地惊雷”,一整天的震荡之后,人们将视线放到暴风眼的中心地带,仔细琢磨那块天地的变化。拜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所赐,重庆卫视的新闻传播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地方台的镜头里依次出现的面孔,都成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这些跨国的观众群里,也包括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最近和几位拿奖学金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80后、90后学生聊天,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聚焦在重庆的变化。他们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功课之外,就是不停地上网,搜索各类网站,也流连于不同媒体之间,看消息、跟进展,比较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虽不至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却也忽然发觉自己和同学们很久没有如此关心政治了。按他们的话说,真没想到故事的背后充满了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一夜之间境况突变的残酷。   8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批人,在政治经济的盛世中长大,未曾经历过惨烈的时代。不像70后以及更早的两代人,或切身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或亲身经历了80年代末期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对政治斗争的感悟,不仅仅是从小说、影视和回忆录中获取,也埋藏在生命的深处。相比之下,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文革记忆,也直接跳过八九,对中国最高层政治权力的风风雨雨,一片朦胧,缺乏直接的认知。   说起来,这其实是种进步。意味着这一代的人,不是在斗争中长大,而是在繁荣中成熟。他们生活与成长的氛围是一个急遽发展、喧嚣蒸腾的环境,没有大的政治与经济波折,历史的动荡多由教科书和纪录片拼凑而成,他们更追求张扬自我个性和价值,与那些正年富力强、占据社会主流阶层的上一代相比,他们政治上更为单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与感受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敏感的,在跌宕起伏的政治剧情下,他们可以迅速成长。越是波云诡谲、起伏突变,越能够锻炼心智、启发视野。寻找和搜索信息的得心应手、网络平台上的娴熟操作,以及群体交流、广为传播的技巧,更可以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课营养——因为,重庆事件不仅将是中国政治学的经典案例,也将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影响着准备参与其中的人们。   重庆卫视3月1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一小段并非首播的某白酒商业广告,迅速被外界放大成为标榜“无广告公益卫视”的重庆卫视在政治形势改变之后,要进行转型的标志。骤然被置于放大镜下的重庆,无论是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都会引起不一样的解读。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外界一厢情愿地在政治谜团下,视之为一夕变天之后对过去高压的强力反弹。   此次变局,牵涉的是个别人事变动,引发的却包括对中国未来路线、发展理念的对立与分裂。这一方面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但另一方面,这些分裂的争论方式,却再一次突显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和面对彼此思想体系的差异,并没有形成解决的方案。理性辩论的空间不足,对非我阵营的异议思维,宽容对话、互相尊重的空间并未形成,标签化、成王败寇的传统性思维,仍然广泛存在。彼此之间的暴戾之气,或许是因为文革的余毒犹在,也或许是多年来社会等级差异、公平不足、资源分配差异的不满情绪造成,或者两者皆有。   为追求政治制度的进步而对重庆模式叫停,然而在处理重庆事件的过程中,透明度有限,地方官员拼命学习贯彻、统一思想、表态效忠,随后是一系列的清理前任痕迹,这些传统的政治作为,无法体现出政治理念的进步。   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重庆事件的起伏,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现实的政治教育。重庆事件撕开了中国政治路线斗争、权力分配的更残酷一面,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矛盾、贪污腐败等社会议题,而是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风云激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或是没有经历过类似他们的兄长辈、叔伯辈经历的那么多且复杂的政治风波,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 作者:陈迎竹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0:55:12 阅读量:3948次   风暴从西南边刮起,瞬间席卷全球目光。薄熙来曾是全球瞩目的中国政治明星,红色家世背景、讨好的外貌,一度被某些人比作大陆此岸的马英九。   然而巨星陨落真是突如其来的吗?   几年来“唱红打黑”掀起的声势令人侧目,直到风暴暂时止息的今天,所谓左右派系或者路线、意识形态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政治人物在做人行事上,不能不注意历史潮流。历史潮流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从民众切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便是历史潮流,因为与民众实在利益相反的作为,终究会招来逆反。   对旁观者或处身其间的人来说,政治纷扰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言行常常都能理据十足。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可以让人听出耳油甚至泪流满面,在宣传机器全面启动的环境下,黑白转换一点都不困难。那么掌握过往的历史轨迹就非常重要。   资深政治人物都有轨迹可寻。在自由民主社会,过往的历史会成为媒体挖掘、政敌和民众质疑的依据,也可能是支持者力挺的理由。公开与透明因此是绝对必要的政治逻辑,因为不这样无法让人知道这人好不好;即便他有瑕疵,但能不能胜任公职,选民自己负责。   没有选举也不透明不但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反而是一种麻烦。不仅政坛人士麻烦,民众也麻烦。大小政治人物往往不能从密室操作的政治上找到最适当的遵循路线,为民服务也可能是大错;民间、媒体和知识界在非常时期也容易迷失方向。   想到在言论自由的大时代如上世纪初叶到中叶,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滚滚大潮,有学问的人也会作出错误的抉择,就知道政治有时候很像丛林。   但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丛林,避免做小兔子。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体尊严的尊重,是最大的成就之一。现代社会许多法律和政治议题,甚至社会、文化、环保论述,最终都可以找到通向肯定个体的道路。这已经无关西方东方或任何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而是人类文明的进展指标。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行事作风上有悖于此,甚至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基本上就应该受到质疑。   政治家爱找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道德的理由侵犯个人权利,因为这对工作或政治意图的完成是最容易的,也能满足凌驾众生的权力欲。当集体权力可以被武装成无坚不摧的坦克摧毁个人权利时,问题已经很明显。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除了是否尊重个体权利,还有就是对一些人类基本原则是否敬畏。这包括在执法时有没有严格遵循自己国家所定的法律?有没有以强权凌辱弱势者?对明显错误的历史秉持什么态度?而观察这些必然以行动为主,而不是言谈。   不公开透明的政治会掩盖这一切,使人们被误导,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众对传言就应该加以考虑,在选择追随者时,不要过于投入。   每一种文化都教育孩子要守法,不能欺负弱小,要孝顺父母而不是斗争父母,要尊重他人等等。如果掌握权力者长期触犯这些原则,即便反复说着肯定这些原则的话,也必定会累积逆反的潜流。旁观者因此在评价时都必须纳入考虑,而不能只从政治势力消长做肯定与否的取舍。   政治上很多课题确实因国家、地域、社会和文化而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不相适用,但人类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是检验政治人物最好的标准。

薛涌 |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专栏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 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 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 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 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 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 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 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 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 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 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 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 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 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 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 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 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 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 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 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 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 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 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 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 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 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 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 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 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 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 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 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 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 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 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 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 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 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 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 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 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 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 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 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 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 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 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 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 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 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作者:胡舒立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2012-3-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5 9:22:37 阅读量:4973次   【财新网】(记者 胡舒立)一次记者招待会问题不少,牵涉方方面面。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在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时,同时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实在意味深长。   这是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来,再度强调《决议》之重要和不可忘却。此番温总理谈《决议》,有具体的上下文:   ——首提《决议》,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复提《决议》,是谈到王立军事件。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对王立军事件的看法,及“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这一问题时,温总理先是回答对王的调查“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继而明确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此后,他显然是有所准备地再提《决议》,称“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他还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众所周知,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建国后32年的历史做了回顾评价,其中份量最重之处,就在于全面否定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认定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至今,对《决议》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虽有诸多讨论,仁智互见,但其否定“文革”的重大积极意义被高度肯定,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6周年、结束36周年。历史并不很遥远,但已经隔离了两代人。当今中国对那场内乱记忆其实并不深刻。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也没有丰富的“文革”历史展示和检讨。有关档案严格“保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媒体讨论也常常遭遇人为障碍。在一定程度的“集体失忆”下,为“文革”辩护,甚至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噪音也有了圈子不大、能量不小的市场。温总理说,“文革”影响没有完全清除,这是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给出的一个重大而准确的判断。   于上一代,“往事不堪回首”;于新一代,反思“文革”遥远而陌生。不过,真的忘得了吗?至少,总理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显示,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遗忘。        

BBC | 学者解读温家宝中外记者会问答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 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三(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涉及很多外界关注的话题,包括“文革”重新发生的危险,以及公开批评被称为“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市现政府。 著名社会学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温家宝近几年关于中国政改和社会问题的讲话中最具体、最诚恳的一次,其中的内容信息值得多层次地解读。 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中国政改的提问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承认文革回潮的危险 中国大陆人现在已经不那么经常地提起文革,尤其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更是尽可能地回避提及文革,而温家宝总理这次的讲话,是近几届中国政府最高层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可怕的、潜在的文革回潮危险。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因贪污腐败、贫富不均和官员专权等导致的民怨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在有识者呼吁用加大多元政治民主化和自下而上的制衡来应对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只有用毛泽东的治国路线才能解决目前的社会冲突。 在学者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社会出现用文革式的心态、手段和政策来对付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之际,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则证实了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威胁。 警惕左派更左的建议 而温家宝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事件问题时的态度,就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显示了中国高层权力之争白热化、毛派和左派失败的象征。 丁学良教授不赞同这种解读,他认为尽管出现了王立军事件,尽管温家宝现在批评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市现政府,但并不能说明试图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毛派和左派已经完全失败,这只能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重大打击。 他说,王立军事件暴露了重庆市的真实情况,而且说明“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模式不仅在全国无法推广,就是在重庆实行,产生的后果也很可怕,因为连掌管重庆所有警察和公安权力的最高长官王立军都因此被逼上主动的、自杀性的极端道路。 丁学良教授在较高评价温家宝总理周三的这次答记者问的同时警告,要警惕左派们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能性,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会把中国引向绝路。

胡舒立 |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一次记者招待会问题不少,牵涉方方面面。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在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时,同时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实在意味深长。 这是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来,再度强调《决议》之重要和不可忘却。此番温总理谈《决议》,有具体的上下文: ——首提《决议》,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阅读全文

中国选举与治理 |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动情回答:将像负轭老马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   在回答记者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时,温家宝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   我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应尽的责任。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而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欣慰。   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最深情诘问:几千年文化恩泽难消几十年政治恩怨?   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温家宝表示,“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在过去四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民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过去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四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四年。未来四年可能要延续这样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里面,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6月份,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展出,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你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温家宝: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点什么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   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双边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我2009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坦诚愿望:我愿去台湾自由行 但还得看条件   在回答记者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时,温家宝说,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警示回答:"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完全清除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最明确回答:房价还没回到合理价位 调控不能放松   在回答关于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时,温家宝明确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谢谢。   温家宝: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和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经济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   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第三,房地产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以缺少,因为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促进公平。    最具决心回答:最后一年将做几件难事 不留给后人   在谈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已经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温家宝: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最具勇气回答:对"拍砖"坚持人言不足恤 继续奋斗   在回答关于网友“拍砖”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面对谣诼,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您常常会上网,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工作、对您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会有“拍砖”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温家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   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最掷地有声回答:任何力量阻挡不住中国民主发展   在谈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时,温家宝表示,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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