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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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胡发云:台湾,我漂移的故乡

一个曾在民国生活了十一个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后,又一次踏入了民国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汉出生,同一天,内战中日显颓势的蒋介石令行政院长孙科、总统府资政张群等,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并向中共表达了和谈意愿。未果。数日后,老蒋黯然下野。...

微信|胡发云:老傻

拍剑东来还旧仇: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男人。老     傻胡发云       老傻是一只小猴。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猴,而是一种快要从我们这个世界上灭绝的猴。 去年初冬,妻子从集贸市场买菜回来,说看见有人在卖两只小猴,一点点小,关在一只逮老鼠的铁丝笼子里,冻得缩成一小团,可怜死了。妻子每去一次集贸市...

新浪博客|胡发云:作协制度是极权国家的一项重要安排

近日,博友说,胡发云、方方该退出作协。我说我近十年前就已经退出三级作协并奉还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十五年前已经宣布不再参与职称评定。我这样做,只是想安静一点,自在一点,不再陪他们玩那些无聊游戏。但我从未以此来要求同行。而且我只是退掉了作为群团组织的作协身份,并没有辞去我的工作。我一生都在体制内——从工人、到企业干部、到专业作家——但尽可能不让这些妨碍我的思考和表达,哪怕付出代价。我纳税,也尽力用纳税人给我的一点工资,做一点对得起他们的事。...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春寒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口不绝,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愚弄公众,欺世盗名。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的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候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 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的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此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会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李乾,來稿

老虎庙 | 林牧之女谈《烛烬梦犹虚》出版幕后点滴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史料 , 党史 , 资讯 【老虎庙按】近日偶然通过微博朋友引介读到了傅国涌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31255283.html》,为林牧遗作读后感。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搁置多年的电子版《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下载链接忽然下载量猛增。知道是傅国涌先生的文章给力,也知道了我这多年来对宣传林牧遗著的不力。看到如此之多追求历史真相的青年来读林牧,心中倍感欣慰! 林伯伯生前思想如山却留字如金,这除因了终生忙碌,还有晚年时常遭遇文字封杀缘故。记得那时在网上根本无法搜索“林牧”相关。我与林女虽走的近却也难得楼台之月。听说从2006年起就时常被监视,被绑架,被旅游的林牧老先生遭遇,同学们非常气愤。我则利用我的博客发声,为林先生鸣不平。小说《思想家木木的天下旅行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6/05/2570471.html就写于那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封锁已有程度,我不得不把“林”字分解而为“木木”。小说发出后不久,林牧先生逝世(2006.10.15)。我写博文以祭奠,而那篇文章竟然没敢用一个字,而是用一张写有文字的图片“制作”而成(下图),即使这样,也在一年后被发现,亦被封锁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589337.html…… 一个身旁之人,但凡说起林牧都要如此唯诺,可以想见林牧先生生前若想发点文字那该多难!而这样一位老人竟然曾被誉为党内四大才子之一,曾任胡耀邦助手,任省级宣传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关于这些遭际,林牧女儿在下面文字里多有描述。为了大家阅读《烛烬梦犹虚》的方便。今天我将首次公开林牧之女林红为其父著作所写“出版感言”。因为出版时的某种需要,当年未能将这篇重要文字编入书中。因此这里所发就成为首发。遗憾的是林牧先生著作至今不能在大陆发行。                父亲自传出版感言 [林牧之女/林红] 父亲写了一辈子字,那些稿纸摞起来肯定超过他的身高。这些年,我经常看到父亲给别人的书作序,而他一个写了一辈子字的人,竟然没有一部自己的专著出版。现在他的自传将要出版,而他却看不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帮助父亲在电脑上处理文字,至今最少也打了有一百多万字了。“六四”以后,父亲的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他的所有重要文章,全部登载在海外报刊上。 这期间,我们家因为这些文字,遭遇了两次抄家。父亲所有的文字(包括信件、笔记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被抄得精光,作为父亲当时思想的一个纪录,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些文稿有些父亲能记得起来的,在抄家后挑重要的又重新写过,有些在当时就准备了备份,存在朋友处而幸免于难,但大部分至今还躺在西安市公安局的某个角落,难见天日。 记得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给父亲整理稿件时对他说:“老爷子,你写了一辈子文章,大部分都是替别人写的,现在人家写得不如你的人都出书了,你也应该好好写点东西,出一本书。”父亲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等过几年再说吧。”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开始写你的自传了,你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你要是不写,以后这些事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还是没有答应。有一天我和大弟和父亲一起去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两个一起又一次动员父亲开始写自传,父亲有点动心。过几天送给我一摞稿纸,说:“我已经开始写自传了,不过只写了我在老家的事,你先把它打印出来,放在那里,后边的等我有时间再写。”结果这部分(金城旧事)在我的电脑里一放就是七八年,父亲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内容。直到他去世那一年,过年时去了几个老朋友家,回来后告诉我:“你石伯伯、王伯伯他们都让我写自传呢,看来,今年我得把我的自传写完。”我说:“你原来写的那一段到现在你也没有校对,你应该先把那个校对一下再写别的。”父亲说:“那一段写得有点勉强,等我把后头的写完,再重新写一遍前面”。 这一年父亲陆续写出了“走向延安”、“两次反右,三年大饥荒”、“我在批习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等篇章,在“自由圣火”杂志分期发表。同时委托海外的朋友们代为寻找出版商,和出版资金。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又收到袁红冰先生的信,催问父亲到澳洲参加会议事宜,回家后我对父亲说:“袁红冰又给你来信了,你去不了澳洲,给人家回封信吗。”父亲说:“这部分快完了(自传两进两出部分),大概还有两千多字,我明天早上赶一赶,这部分自传写完后,我不准备再写了。最近,我要写一篇关于自由文化运动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文章给他们,在会上用。今天晚上我写封信,你明天来和我写的这部分稿子一起,打印了给袁红冰发去。自传等到了海南再写,在那儿没有资料只能写自传。”(我们原计划11月初去海南。)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后的话,第二天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走,写好的文章和信整整齐齐的摆在茶几上,看着这些稿子,我不禁痛哭失声。 父亲的自传原计划写三十万字,目前完成的部分只有十五万字,他生命中最精彩的阶段还没来得及写,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警察的监督下: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一有风吹草动电话就被掐断,两次抄家、一次被绑架到临潼强行“疗养”,三次被迫出外旅游……其中大部分事件,我都和他一起经历。这些经历,以及自传其他的缺失部分,只能由后人来写了。 一年多以来,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朋友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德高望重年逾九旬的胡绩伟伯伯和古道热肠的胡夫人狄沙阿姨,对自传和文集的编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狄沙阿姨的启发下,我才能想到自己组织人来编辑父亲遗著,想到在千里之外寻找合适的编书人。 感谢可亲可敬的于浩成伯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要求,为父亲的自传写下很有分量的序言,给父亲的自传增色。 感谢在父亲刚刚去世时帮助我整理父亲遗著,几个月时间看完全部文稿,写了厚厚一本校对笔记的马晓明先生,是他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初步校对,减轻了后来者的负担。 感谢胡发云大哥,在自己百忙中不能亲自参与编辑时,建议自传由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编辑,他亲自监督,自传编辑的每一步他都给与了中肯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在没有任何编辑经验的情况下,毅然接下编辑任务,编辑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找他这么一个毫无名气和经验的人编辑这本书呢:其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其二,由于张是我的同学,是著名网络写手,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对父亲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我一样熟悉,我们之间容易沟通。这本书的编辑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张世和是付出了真情实感的。 更需要感谢的是周勍先生,保存了父亲在人间的唯一影像资料,弥补了父亲没有写完的自传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并将父亲口述亲自整理成文,无偿的提供给我们。 感谢樊百华先生在独立编辑父亲文集时,对自传编辑同样给予了关注与帮助。 感谢杨海在几年前的《脊梁》一书中写了父亲的生平,并对父亲在六四以后所做的事情,做了较为详尽的交待。 特别要感谢袁红冰先生,在接到我的委托不久就给父亲的自传找到出版商和出版资金。 感谢国际学者基金会提供出版资金,感谢赵晶女士一年多来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作的实际工作。 我的父亲从青年时期起,就全身心追求民主自由,八九民运以后,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付出了种种努力。在此过程中,他既严肃又热情、既执着又宽容,尽管个性上肯定有一些弱点,但在公正公平、关怀弱势群体方面,他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熟悉、喜爱父亲的各界朋友们一定比我更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自传之外,我希望父亲的文集能够在展现父亲的思想方面,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也在这里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朋友们继续提供帮助,为父亲文集的出版一起努力。除了替父亲感谢外,我则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一年来,父亲自传和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的种种,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父亲、关心我父亲的书的长辈、朋友,再道一声谢谢! [2002年4月5日] 【下载】《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20万字) □ 此链接本月31号前下载有效 点击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1f030e85540bba0f1a0161a94cf762d8 □ 115网盘(免注册)可下载 点击 http://url.cn/0qXfUM?type=1&from=19&u=laohumiao&s=3&f=1&skey= □ 五柳村专递(感谢陶世龙先生提供在线阅读) http://56cun.jigsy.com/linmu

颜昌海:中国“五毛党”的希特勒情结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三句排比粗话拒绝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并通过微博炫耀粗话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并持续发酵。为孔庆东撑腰的乌有之乡网站刊文称,山西日前有五人火烧数百份《南方周末》再度让事件延烧,此举招来众网民的讽刺与抨击。 乌有之乡网站日前刊文指,山西太原民众在17日下午举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火烧汉奸媒体南方报系”活动,他们买断该市部分报亭的最新一期广州《南方周末》,将数百份报纸堆放在广场公开焚烧,指南方报业集团“歪曲历史、诋毁中共地位和威信”。文章描写道,“大家怀着对汉奸媒体的愤怒,纷纷拿出打火机,点起堆起来的南方媒体汉奸报纸,熊熊大火烧起,大家从火中看到汉奸媒体的丑恶嘴脸;看到了这些汉奸媒体将要得到的可耻下场……”;文章还称,这个南方报业诋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所谓的地位和威信,他们的所有一切行径在反对毛泽东。该文被转贴至凯迪社区,不过转贴的网民在题目上加了个附注“五人就自称代表中华民族”。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焚烧报纸的确实只有五个人。该文也立刻引起了各网民的热议,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焚烧报纸的人: 左罗二世:看来这些是天生的奴隶相。老毛没把这些人批斗死骨头痒了。 导航员:哈哈哈哈,我看到的不过是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被代表了5:这几个老儿怎么不跳到火里一起烧? 述而篇第七:只有焚烧政体,民族才能得救。 孔庆东11月7日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庆东声称,他斩钉截铁的答复了“三个骂娘的排比句”。微博发出后激起众多网民的愤怒。恰逢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引来中国媒体“炮轰”。新华社11月10日也加入了“倒孔行列”,批评孔庆东把辱骂记者的粗鲁当个性,敦促北大解聘孔庆东。同时北大学生也呼吁校长辞退这个“五毛教授”。 面对媒体和学生的声讨,孔庆东似乎毫不示弱。他在自己的第一视频阵地上,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新华社“公然对抗新闻出版总署和宪法”,“带头制作虚假新闻,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脱离党中央的领导,公然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并暗示自己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大领导支持。而极左据点乌有之乡网站以及重庆媒体则为孔庆东撑腰,将矛头对准新华社和南方报系。 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孙,系中共党员;在媒体上很活跃,曾在多家电视台和院校发表演讲,并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公开美化“文革”而闻名,成为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今年8月,孔庆东在接受《重庆日报》专访时,曾为“唱红打黑”唱赞歌,《重庆日报》还说孔庆东十分关注重庆,多次赴重庆调研。而2010年11月在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起诉报社和记者)辩护时,孔庆东就曾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衊我们革命先烈,诬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衊全体中国人民。”但当时包括新华社旗下报刊在内的各大媒体均狠批孔庆东,质疑其动不动就拿“革命先烈”、“全国人民”说事,十足文革思维下红卫兵的行径。 乌有之乡支持孔庆东的文章说,粗口骂南方报业记者事件拉开了左右两派决战的序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文章也指出,孔庆东身后积聚着中共极左派势力,文革大有死灰复燃之势,长期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围堵南方报系,同时为西南某地的做法唱赞歌。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出了很多问题,而向右走,向左转,还是走回头路,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看不出方向。孔庆东粗口骂记者,折射的是中国左右两派的路线之争。 继山西五位“毛左”焚烧南方报刊后,11月18日,又有河北以“燕赵儿女”为名义的“怒烧南方报刊”事件。“毛左”的行动,引起学术界惊呼和驳斥。有专家认为替文革叫魂现象是因当政者中有余孽,也有学者认为“毛左”有市场,是因为1980年代改革出现巨大问题。大陆的一位化名“1社会主义好”的“毛左”发微博披露“燕赵儿女怒烧南都汉奸报”。微博消息称:11月18日上午,河北数位网民,受数百位网民的委托,也代表着所有“爱国同志”,将收集来的数百份汉奸报刊,在石家庄郊区野外垃圾场焚烧填埋。消息还用文革的语调大骂南方报刊是“汉奸报系”,受美国操控、“铲除卖国贼”云云。记者追踪了解到,该新闻由大陆的《民声网》以“朗朗乾坤”名义首发稿,并在“左派”旗帜网站乌有之乡上同时刊登。该消息在微博上快速传播出去,转发超5.5千次,跟帖评论超3千。“毛左”举动似乎激起众怒,评论几乎一面倒的对此表示不满,当中不乏有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等。 这个化名“1社会主义好”微博也提供一个乌有之乡的链接,说孔庆东在和司马南对话,慷慨激昂称:“恢复毛主席的那个党才是中国的出路!”。不过点击进去,发现该网页已被删。孔庆东言论中也有意挑汪洋整顿南方报刊,“南方报刊的罪恶目的就是就是破坏汪洋同志的名誉,让中央以为汪洋同志妄图篡党夺权。强烈要求汪洋整顿之!。” 大陆一家报社的高级编辑许林对此表示,文革焚书红卫兵的义愤填膺再现眼前。广东湛江的市民东震表示,“我考,文革阴魂死灰复燃了,难不成这两年红歌一唱不少人脑就残了?” 著名学者吴稼祥表示,“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今夕何夕,莫非赢毛?”;有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居然有为万恶不赦的文革叫魂者,他解释:“这不稀奇,当政者中有余孽。” 政法大学教授仝宗锦表示,“看到焚烧《南方周末》的消息,我在想,如果一拨人以类似方式焚烧《人民日报》,不知会有何种后果?” 漫画专栏作家朱静雅表示,“两天内看到的第二起这种新闻,我决定一会儿去买份《南方周末》来提高他们的零售量”。山东的王祖哲表示赞同,并说“大家用点脑子吧——你那么折腾,当权却在看热闹,并不派警察来抓你,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很傻的,很无聊,很寂寞。 ”法律学者俞梅荪说,早在1998年,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就向他推荐《南方周末》,说是该报最能反映社会问题,且他只订阅这一份报纸。俞梅荪介绍,自己跟踪调查近一年有关四川自贡开发区强征三万亩土地,强拆民房,严重侵害三万多失地农民权益,还撰写大量文稿发表在《博客中国》后,引起各方关注,其中《南方周末》记者因此前往实地调查。一周后(03年12月)《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记者的新闻调查报告。 不过俞梅荪也认为,“但是,离反映劳苦大众在权贵经济和警察治国中的呻吟和呐喊,离现实的需要,只能挂一漏万,远远不够啊!”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焚烧南方周末,实际上今天“毛左”对改革本身产生巨大问题的一个愤怒。陈永苗认为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今天“毛左”有市场是因为改革本身出现的巨大问题。 事实上,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的“毛左”泛滥,不仅仅是文革的死灰复燃,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希特勒纳粹党的源头。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具有浓厚的希特勒情结,更是对中国执政党“文改”的反动与嘲讽。 能与中国“五毛党”有共同语言的只有德奥帝国时期的元首希特勒——两者都极端迷恋“统一思想”与文化专制。10月29日,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对此进行了诠释——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以《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为题,讲述了“希特勒改变德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命运”,用“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辛辣讽刺警告大陆执政党:切莫以“建立文化强国”的“文改”,重蹈希魔以文化清洗制造“知识难民潮”的覆辙。李工真指出: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复兴的民族情绪,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体制内和国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知识难民潮”。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棍占据。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当年被德奥帝国驱逐的爱因斯坦等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这就让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也因此而迅速强大——是希特勒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帮助了美国,毁了德国。 李工真的演讲让人们想到,近日中国“五毛党”的焚烧《南方周末》——开始了中国极左势力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也令人担忧,文化体制改革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五毛党”文化清洗运动的“文改”结果,是中国日益沦为无声的中国! 其实,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包括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等党内“秀才”被禁止公开发表文章,包括焦国标、贺卫方等知名青年教授被清洗出北大或流放新疆,包括程益中、李大同、长平、杨锦麟等媒体人被清除或调离重要媒体,包括是余杰、王怡等青年“传道”者被禁止公开出版著作包括徐友渔、朱学勤、王鲁湘等学者被边缘化,包括章诒和、沙叶新、胡发云等作家被控制言论,也包括刘晓波、艾未未、髯云飞、等知名文化人进监狱、失踪、软禁……,也就是说,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大形势下,“文化清洗”趋势更加提速,中国“五毛党”的文革做派更加激烈,而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希特勒情结就更加猖獗!有例为证—— 10月26日,广电总局下达“限娱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禁止各级电视台自由编排播出娱乐节目! 10月31日,“光明日报”禁谈“道德滑坡”——其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评论《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竟然对多次承认中国社会现在出现道德滑坡的温家宝进行不点名批判——温家宝也离文化清洗只有五十步了! 11月1日,南方都市报再次报导:中国三成民营企业家已移民,年底将有近半数千万富豪考移民!财经观察家叶檀的《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让人想到,希特勒创造的“知识难民潮”正在中国再现,并且有企业家移民潮配套! 11月2日,有研究者发现,街头网吧已成为禁区——深圳街头的网吧几乎都变成了“动漫游戏吧”,以收发电子信息为主的网吧已基本从市场上消失。“建立文化强国”让中国人已从要求言论信息自由转型为只需要游戏自由。而这一现象并非深圳独创,全国各地皆然。 当日,南方都市报有篇记述一农妇因家暴上访被拘留、劳教、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电击的“深度报导”:《农妇吴春霞染“病”记》,但无论是南方都市报网站或任何一网站,都搜索不到此文——显然,关于为上访者鸣冤的文章,近日已成为网站和搜索的新禁区!…… 至此,“文化清洗运动”的雏形已然浮出水面了! 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最相似的,当然是毛泽东的十年文革。而中国“五毛党”也正是通过发扬“文革传统”来远攀秦始皇,近学希特勒。“文革传统”的精髓,就是睁着眼睛说谎话和强行推销谎话。明明是全国武斗天下大乱,却要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且要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层层宣讲。此次的《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通篇皆是“文革传统”——明明“小悦悦事件”是继三聚氰胺毒奶、双汇瘦肉精、局长日记、“组织部长收集女下属阴毛”等事件,再次证明中国官德败坏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但“文化清洗”却说:“与30年前相比,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这种与全国人民眼见为实相反的谎言,并不是五毛党的独创,而是十年文革的直接传承! 可见,希望用颠倒黑白的谎言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让全民接受指鹿为马,是五毛党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给他最主要目的。可以预料,在五毛党和极左势力的压力下,中国大陆文化清洗将更加残酷,思想禁区将与日俱增,“万马齐喑究可哀”势必再现! 前一阵子深圳发生一宗耸人听闻的强奸案。犯案嫌犯是当地半官方的执法人员(联防队员),平日已恃势凌人,这一回则带人闯入民居,殴打居民,并把人家的妻子强奸。在法治不彰的中国大陆,这类恃势行凶的案件虽令人发指,却不算罕见;官员、公安、富二代打死、开车撞死无辜平民的事件也时有所闻。今次强奸案之所以备受注目倒不是因为嫌犯是执法人员,而是因为受害人的丈夫杨武案发时不吭一声,不敢反抗,任凭妻子被强奸,引起内地不少传媒及网民批评,有的传媒批判杨武是“最窝囊丈夫”,还不断追访逼问杨武及受害的妻子,质疑、侮辱两人,仿佛杨武比打人强奸的嫌犯更可恶。在大陆这种扭曲的政治社会体制下,把受害人当贼办的事时有发生,而像杨武及他家人这样的弱势者也不会有多少人替他仗义执言。 表面上看,杨武没有拼死保护身边妻子好像“枉为人夫”,好像很窝囊、性格好像被扭曲得不像样。但只要稍稍看看历史,稍稍看看中外古今的经验,就会知道长期在强权压迫下,人性随时面目全非,可以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可以表现得非常冷血冷漠,可以窝囊愚蠢得难以想像。二次大战初期,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在各国全力推动反犹太行动,把原来散居各处的犹太人集中到“隔离区”( ghetto),以方便管理。当然,困居在“隔离区”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这原来只是个死亡中转站,他们大都以为多撑一会便有重过正常生活的日子。为了这一点点似有还无的希望,“隔离区”的犹太人作出了很多匪夷所思、迹近冷血的决定:首先,他们自愿把区内的病人交出,送上到集中营的火车,以节省口粮;接着,纳粹德国要求进一步减少“隔离区”人口,他们又主动把老人送走。往下来,一心灭族的纳粹党以没有生产力为理由要犹太人交出十岁以下的小孩。这一回,部份犹太人终于有些抗拒,要求反抗及交涉,以救回小孩。可“隔离区”领袖Chaim Rumkowski却认为大家应忍辱负重,弃小孩保大人,以免触怒纳粹。他还发表了一篇后世称为"Give me your children"的演说,情辞恳切的游说犹太人接受事实,当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我不得不伸出颤巍巍的手,哀求你们交出小孩,不然将有更多人牺牲。”结果,他说服了其他人,把接近一万个十岁以下的小孩交到纳粹手上,他们不久就被送进毒气室。到一年多以后,整个“隔离区”的人都被送进集中营, Chaim Rumkowski也不例外。 现在,中国大陆权贵们在斥巨资打造文化大国形象。然而,文化影响无法通过金钱获得,在空洞的文化符号之下,其实是要对内加强社会控制。德国《世界报》11月7日的社论认为,这“给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敲响警钟。他们想到毛的文化斗争,1957 年的‘百花齐放’以55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劳改告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国家陷入动乱。文化舞台甚至在毛死后也不得安宁,……。”该报写道,“中国想通过文化出口的跳板获得全球影响,这个雄心前所未有。4500万海外华人被当作‘天然的爱国’盟友,北京当局投资巨额外汇开展形象攻势,在外国电视台插入广告短片或者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映。国务院从2005年起用巨额资金扶持孔子学院,至今已在150个国家成立360家孔子学院和数百个孔子班。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班本来只是教授语言,然而它们正在发展成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机构。中国媒体‘走向全球’的战略也耗资数十亿,在外国设分部以打破西方的舆论和信息权威”;评论指出,在争夺文化和公共舆论的世界棋盘上,“文化影响是无法购买的,如果这个宏伟诉求对内空洞无物,就更无法获得。” …… ……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文革历史的“隐匿者”

《隐匿者》出版于2009年,那年社会上刚刚发生“十禁书”事件,胡哥的长篇小说《如嫣@sars.come》 位列其中 ,所引发的争议尚未平息,胡哥说他又在着手第二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创作,并且即将杀青。那天他也没说是什么书名,现在来看便是《隐匿者》了。   《隐匿者》是写文革的故事,却并非当年的“伤痕文学”。虽然故事基于文革历史而生成,且大多篇幅里有文革回忆式的文字,但看过之后,谁都明白,作者为那个文革故事埋下一个大大的伏笔:隐匿者。换句话说,作者在向现代社会揭示一个现象--倘若历史被连续了看,那么那些文革中曾经扮演三种人“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的人,他们的现代境况以及心态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一阶段“安定团结”、“聚精会神搞四化”、“团结一心向前看”的“大局”思路主导下。反映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被列入禁区;揭示“改革开放”年以来社会负面问题的题材亦被认为不利于团结,后来有被认为不利于稳定而时时被“敏感”。所有文艺创作被文艺界的中央文件“主旋律菜单”所替代。也就在如此背景下,一些文革罪孽的制造者亦被妥善安全地隐匿起来,就好像潜伏。当然,我不主张对罪孽的出演者做以追责(个别涉嫌直接制造命案者例外),因为那样去算的话,全中国几乎无人避嫌。但是不做个人追责并不等于不对文革所制造的全民族道德沦丧的检讨和对经验教训的忏悔。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并不能够完成这个反思,但却被强行关闭了对这个话题深入探究的大门。它被人为地划入了禁区,历史被武断割裂。   那么,大的历史被隐匿了,自然就有无数个人的认识就此中断,从此被“隐匿”。   索咪咪的父亲锁一夫是市里著名的文博中学老校长,文革中吉为民是索一夫的学生,在一次对索一夫的审问中,吉为民出手扇了老校长索一夫一耳光,遭受天大奇辱的索一夫事后自杀死亡……四十年后,吉为民成为文博中学所在市的副市长。吉为民为人处世百般谨慎,在幻像丛生的政治风云和人事纠葛中,他秉承不介入任何派别,不参与任何私人恩怨的天条。最终稳固站稳官位,得天下一片喝彩。也正因如此,吉为民亦成为党内各派拉拢的对象,直至文博中学对吉为民攻坚的最终成功。此间,吉为民无意间被以市领导的身份出任了文博中学校友总会的会长。而文博中学给吉为民带来的其实并非眼前的荣光,四十年前因他的一巴掌而自杀的索一夫的阴影成为他永难逃脱的“鬼缠身”。而恰在此时,索一夫的女儿索咪咪的出现彻底捅开了他的心中纠结。吉为民陷入了极其的痛苦之中。   所幸,《隐匿者》里的这个文革罪人选择了自我暴露来解脱这场心灵苦痛,并最终获得索咪咪的原谅。而索咪咪也在一次偶然的追索中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文革资料中获得了对此事的准确印证。   索咪咪:我将这些都复印了,带了回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它,但它存在着……后来,我又读到了很多东西,我早就听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资料很多。但多得超乎我的想象。我发现了一大批活跃于今日各界的精英、政要们的名字,还有一些戴满桂冠享尽衰荣的离世者--有官员,有学者,由作家,还有各种时代的各种名人……他们几乎都成为某一段历史的隐匿者--包括那本大事记的编纂者们,在不久之后的另一次清洗中,他们几乎都成为了5.16分子或'极左派',从此也从社会生活消失了,而将他们打下去的那些人,在文革结束之后也隐匿了起来……就这样,一拨又一拨的人,都成为了我们当今社会与生活中的隐匿者。于是,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还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十年前,我在一份声明上的签字。我已经忘了,起码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起过。和吉副市长说的一样,仿佛从未有过那回事一样。但是我想,这一切,真的能够永远隐匿吗?   小说《隐匿者》中,索咪咪和吉为民对这段杀父之仇的历史处理的很理想,很阳光,也体现了胡哥创作小说时是以巨大的包容能力来处理此类历史纠葛的愿望。其实这也才是社会和谐的愿望,他没有躲避历史,一味求得表面升平景象。是基于面对历史矛盾的检讨和向前看,谁都知道:也只有如此才能够轻装前行。   掩卷深思,我在想: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多少“隐匿者”呢?倘若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匿者”就此永远隐匿,社会真的就可以和谐永世,可以真的就盛世太平么?   我是多么希望隐匿者们此刻能够看到我的这篇小文啊。 收藏到: Del.icio.us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2009年5月22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作者:胡发云 来源:大风网 来源日期:2010-4-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 13:41:45 阅读量:23次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一)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问:对于我们这些 90 后,我们到底是过分地相信党了,还是对党相信不足了?(大笑)在您那个年代,会不会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入党的问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到底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信,还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不信?(笑)   答:文革当中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笑,鼓掌)一个人信不信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要别人说,你要相信党,那可能就有点糟糕了。我相信一个人,是基于我对他的认知、观察,然后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如果辅导员说,你要相信党啊!我觉得这样的党可能有点问题了。(鼓掌)   (念)老师你好,我们知道,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扭转文革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周恩来一直维护着毛主席的威望的,请您谈一谈周对文革的影响。   答: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周身边的人,包括对周恩来研究多年的人,最近一直在写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有些文章在大陆出来了,有些文章出不来。关于周恩来这个人,尽管他满身的现代知识分子气,留过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骨子里面,那种封建权相的东西还是太多。他是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干起事来,完全没有自己理念的这么一个人。他在文革当中,有多次机会,是可以扭转,减缓,甚至改变文革的方向的,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畏甚至恐惧,让他放弃了很多这样的机会。这是文革史上另外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本来像他这样的一批人,上个世纪初,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沐浴过西洋风,又读过很多西方现代著作的人,他们应该比毛泽东更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的宪政法治国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这个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乡下秀才打败了。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整个文化,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像李达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鼓掌)   魏光焰:我在这里说说行吗?   答:可以。   魏:这样说听得见吗?   答:这是武汉很有名的女作家魏光焰。她今天来给我捧场(掌声)   魏:上面有个同学提到了我们的教育问题。再就是这位同学刚才提到为什么要归咎于毛泽东,我觉得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几千年以来,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愚民政策。我们的所谓思想教育课,与其说是思想教育,不如说是不许你有思想。(掌声)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执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效忠以外,不允许你有任何政见。曾经在四十年代,我们中国有一个民盟,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这个民盟党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把党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只要对政见不同的,就采取打压,甚至消灭、暗杀这样的政策,所以在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宝藏,这样的人被暗杀了以后,民主党派倒向了共产党。但是结果是什么? 57 年民盟剩下的民主力量全部被扫光。这种教育酿成了一种集权,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集权在中国极容易推广,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还要继续下去,还会发生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无数次。这就是要说的几句话。谢谢。(鼓掌)   一男生:我想打断一下——我看上面的纸条太多了,我如果再不提问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比较有必要。在武大讲文革的人不多,您今天过来讲,很难得很难得。现在在思想方面共产党对那些在他伤口撒盐的人可能有一点那个……我怕您今天讲座,说的一些什么话……这里面可能有国安局的人来听,您会不会遭到封杀什么的,我很担心这个。(笑)   答:谢谢,谢谢。没关系。我可以把所有讲的话录好音给国安。我想,他如果作为一个社会身份,他要干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人,他要求真,你坦率地对他,我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那么让他知道你所讨厌的或者关注这个人,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对话造成一个良好的条件,我希望国安的人来。(掌声)   答:这个条子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念):“老师您好。刚才您讲了许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其中您当时的表现是如何?(笑声)文革爆发时,您只有 17 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您已经 27 岁。请问这其中您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拷问,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并享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拷问。你所获取的一切,都是要你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给你们打扫教室的女工,我可以说,你到一边去我不跟你说!但是,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给你们讲文革,讲一些道理,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拷问。我也希望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专家,都能面对这样的拷问。我希望你们的拷问能够带到课堂上,老师,你文革中干了些啥事?(笑)或者说 ** 的时候你干了一些啥?(笑)   关于这个话题,我得稍微费点功夫啊。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是武汉市较早的一代本土的西医。 30 年代初,我父亲进入一个教会医院工作。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 年日本人打到武汉附近。武汉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役,叫武汉保卫战。当时我父亲出于一个武汉市市民的责任,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热血,放弃了安全舒适的生活,担任一个前线救护医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武汉保卫战结束以后,撤到宜昌,撤到贵州,撤到广西,最后撤到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经他的手医治过很多的抗日将士。但是,日后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让他在 49 年以后,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名称,叫伪军医。伪就是假。但当时他这个军医是货真价实的,他参加的部队也是货真价实的合法的抗日军队,今天,中国政府把它叫做中国军队了,算是为他正了名,他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军医,是一个有着热血的,有着民族正义感的、有着献身精神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但是 49 年以后长期地在一种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工作,尽管没有受到大的打压,但是是属于当时社会当中的另类。他的工资待遇也好,职务也好,随着我们极左路线的膨胀,是官越来越小,钱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他自己的学生都当上局长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从小也就在一个比一般人接触得多一些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生活。我父亲的兄弟几个都是医生,有的人没有跟着抗战部队走的,以后日子反倒比较好过了。我的一位叔叔,是市二医院的医生,他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我祖父,就留下来,他倒成了一个历史比较干净的医生。然后他就有条件收藏很多的音乐唱片,或者是旧时代的书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小时候受到的一部分体制外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我叔叔那儿完成的。很小就看过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石膏像,听过《天鹅湖》,看过一些解放以前的 30 年代的书刊杂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些价值观,同时看到了很多的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包括我们有一些从文坛上消失的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这些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快乐,同时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正当我开始成熟的时候,是讲阶级斗争了,是要学雷锋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口味了。但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厌恶那些极左的音乐艺术。我们原来 14 中最开始在武大附中放的那个晚间的结束曲是一个很优美的瑶族舞曲,(唱)后来是什么?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个对于我来说,觉得是一个很粗俗的音乐,是五声音阶,只有都来咪索拉,就这么五个音,这五个音用孔子的话说是郑声淫一类的,是我们的民间小调中常用的,它起码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一样,但是当时,如果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我不反对,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主流,甚至因此来代替所有的音乐形式,就是我非常抵触的。这是一。第二,我看了很多古典诗词,后来兴起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什么呢?我发现毛主席诗词不是都好,不好的句子是很生硬的,很粗糙的,甚至是不合格律的。当时我 15 、 6 岁,看了许多唐诗宋词,辛弃疾的,李清照的,李商隐的,包括陆游的,柳永的。当看到毛主席被人家夸得不得了的一首词《沁园春 ? 雪》,其中有一个句子:“原驰蜡象”,这是一个压缩了的句子,大雪覆盖着一座座山岭,就像平原上奔驰的蜡象,这个怎么也算是犯忌的,这样的语言很生硬。还有《菩萨蛮 ? 大柏地》中的“弹洞前村壁”,就是子弹把前村的一个墙壁打了一些洞,叫“弹洞前村壁”,当时我暗中想,这样句子谈不上好吧?但是不敢说。当时谁说毛主席诗词不好,那可能不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态度、阶级立场,甚至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在内心的焦虑当中。我青春的这种欲望,对于美的这样一种判断力,和我们社会强加给我的这些东西发生了冲突。我在这次讲座开始之前播的那几首歌,也都是我非常厌恶的,有的是从意识形态上,有的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比如说,同样是一首歌“万岁毛主席”,(唱二首歌的不同旋律),这个蒙古版的我就喜欢,就不喜欢前一个。但是恰恰前一个版本,是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到晚唱的。这个是一个人的艺术感受方式对某种艺术方式的天然排斥。   可以说一直到了 1966 年的 10 月,红旗杂志发了一个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那篇社论以后,在那之前我和这个运动是抵触的,疏离的,是不忍心看学生打老师的,我们学校有好多老师都非常棒,在当时全市都没有几个一级老师,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他们是被第一批红卫兵那些干部子弟打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数学老师最后自杀了。对于那付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是反感的,但当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驳,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的颠狂的状态。对我来说,当时最好的是不上学了,天天游泳、看书,自己在家里弄弄音乐拉拉琴。一直到 66 年的年底,我串连回来,我碰到了一些跟我同类的青少年,有我们当时省里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中科院武汉分院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的女儿,还有武汉市的一些文艺家的孩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被时代的大潮推到了社会边缘。但是青春的渴望——需要温暖,需要柔情,需要集体的这样一种呼唤,忍受不了被时代抛弃,忍受不了精神的孤独,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宣传队吧。就这样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宣传队,不依靠任何人,我们打了一个旗号叫“红鲁艺”——“红色鲁迅艺术学院”的简称,这是延安时期的一所艺术学校。这个宣传队当时是武汉市非常棒的一个宣传队。由此,我们进入到了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个人没有办法逃离时代的命运,后来,我们的倾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立场,让我们选择了一个和我们相近的一个组织,最后进入到文革当中。这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自己的对于文革艺术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一群孤独的人——少男少女——走到一起,大伙能够在演出和休息的时候,在一块去外地演出的途中,感觉到了青春的友情和温暖,这个对我们的印象远比我们的参与运动的过程要深刻得多。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网上有我的一篇题目为《红鲁艺》的纪实文章,收在社科院的徐友渔主编的《 1966 ——我们那一代回忆》里面。那是十三年前, 1996 年文革 30 周年的时候出的一本书——《红鲁艺》中可以找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比我讲得要详细。我多少也做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内心的剖析。   剩下的岁月,我在文革进入了武斗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宣传队撤到了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候叫华工。那时候,已经没法再演出了,我们就过着一种很自由的很松散的读书的和文艺的生活。这个时候,来了三个人,这三个军人,一个是后来被禁影片《苦恋》的作者白桦,也是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是电影《东进序曲》的编剧所云平。一个电影《柳堡的故事》中那首非常著名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的曲作者,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作曲家高如星。他们因为右派,黑帮,反动权威的罪名,被当时的军队迫害,没有地方躲,就藏到我们的学生宿舍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接待并照顾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几个特殊的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成为了忘年交。   这是第二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们下乡。   下乡以后回城。回城以后,我了解到我所在的工厂,一些工人在文革中经受过很多的不公,这个我在我的小说《葛麻的 1976-1978 》当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大伙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葛麻是武汉的一曲楚剧中的人物,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仆人,我写的这个工人是一脸的麻子,人家管他叫葛麻,是我们厂的真实工人,这是我在工厂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在这种经历当中,我的思想开始左倾,我开始从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官方的文件当中,找到我对抗特权阶级的思想资源,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我把它用来作为我反对当时社会特权的理论依据。当时毛泽东提出来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把它用来引证我自己对于那些掌握大权的党政干部,作为对他们的这种特权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我在这个期间写了一批东西,当时也在报刊上发表,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赞同。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有的地方相当地幼稚,有的地方是不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意思是什么,而它当中的某些话语,某些理论给了我鼓舞,给了我一种力量,给了我一种合法性的依据。这大致是我的心理。   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 76 年,尽管我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从来没有好感,特别是他们在文艺上的这样的一种极左的做法,包括样板戏,我都不喜欢。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边甚至还说过样板戏的很多毛病,包括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女光棍这一类的话,当时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注意,当时不叫国安,在单位里是叫保卫部门。但是对用这样的手段,用玄武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当时表示了我的态度,我说这只是一次宫廷政变,我刚才看有条子:你身边是不是有卧底的人,我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有的,真要有,是永远躲不开的,除非你不说话。   那是一段思想很活跃,同时也很混乱的一个阶段。疯狂地看书,疯狂地思考问题,但是由于我当时得到的资讯材料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感悟,去掌握一星半点的我们认为是真理之光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沉闷,很暧昧,也很漫长的。那么一直到了 76 年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后来恢复了高考,但我已经对这一套没有兴趣了,或者说,我自己觉得,当时读过的书或者掌握的东西,在读本科当中已经不可能再给我更多了。我当时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但是我们单位给我写的政审报告非常坏,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最后没有录取,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一直到 1985 年,刘道玉校长在武大首次创办作家班,很宽松,可以选择任何的学科,我想再进一步学习一些宗教、哲学、美学,民俗学这样一类课程,这样我就到了作家班。不小心成了你们的校友。这是一个粗略的过程,我想我的很多东西在我的书里,包括在《如焉》,包括在《葛麻》,包括在《处决》,包括在《红鲁艺》这样的一些作品,我都带有某种自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说这一次我的这个长篇写完,那更是一部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放进去,不管是思考的痛苦还是自我的批判。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不能欺骗自己,可以欺骗自己一段时间,不能欺骗自己一辈子。(掌声)   问主持人:好像已经超过了时间?不知道几点结束?   主持人:再回答几个问题吧!   (念纸条)所谓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卫国战争,国共双方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称谓,你有什么看法?中共在这场战争的的作为,很难称作中流砥柱,您对中共这样公然篡改历史的做法,您有何看法?   答:这个同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是中共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日寇入侵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而日本军队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共逃避掉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剿。并利用这样一次机会,在后方扩大自己的军队势力,中共当时的主力部队,几乎没有打几场大仗,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在后方休养生息,开荒种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共有太大的抗日战争的片子,倒是在打国民党的时候,辽沈战役啊,淮海战役啊,平津战役啊,规模特别大,我们就是《小兵张嘎》,伏击一下,打几枪就走了,几个农民,埋几颗地雷就跑啦。我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他作为一个军人,后来被编到八路军。八路军,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是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的军队,全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们到了这样的部队以后,作为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他们看着国家的江山一寸寸丢失,看到自己的老百姓日益受到蹂躏,很多指战员是希望打仗的。当时只有彭德怀和少数的几个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是主张打仗的。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最早的恩怨,就是他当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时候,打了一场毛泽东并不同意的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党史材料完全解密的话,是可以知道当时党中央一再阻止他们正面和日本人发生冲突,要保存实力,这是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了。我岳父后来在临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辈子打了很多仗,打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值得打的,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日本人的那些仗。”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老军人,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人,他在最后说出来的那段话,我感到非常欣慰。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叫《驼子要当红军》,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掌声)   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意思哦,(念)你以为文革中大量的疯狂与残忍的事件都是体现了人的本性之恶,还曲扭了人性?   答:人的本性当中天然地有恶,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在一个好的社会当中,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当中,在一个有非常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会慢慢地越变越好。而当一个社会,它失去了对恶的控制力,甚至去激励这样的恶暴发出来,那么,人的恶是没有止境的,甚至恶到令人发指,恶到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片子,我们已经知道了,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一些学生我都认识,是前些年认识的,应该说北师大女附中是京城素质最高的、最有教养的,甚至人都很漂亮,这么一个学校,她们可以在某一个瞬间,变得比德国法西斯、比日本法西斯还要残忍。是这个制度,这个教育,激发了我们心中的恶,并且把它散发出来,扩大,而且自己还不以为是恶。在文革当中发生了无数次的这一类惨痛事件,包括广西大规模的吃人,包括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不同观点的群众,包括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几起屠杀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包括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亲手组织的张志新、林昭这样的全国都知道的大事件。张志新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她因为不同意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些作为,临死的时候仅仅因为担心她喊毛主席万岁,把她的喉管先割断,然后再押到刑场。这样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古今中外的对待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从这点上说,文革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激发了人类最深刻的最强大的一种恶的力量,这种恶的力量一直到今天还在释放。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样的事件看出来,不管是从普通百姓身上,还是从官员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不对文革进行最彻底的清算,不对它们进行一种最彻底的思考,并且制订一套永远杜绝文革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文革的受害者,或凶手。   问:胡老师,我对您今天晚上您的这个讲座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见,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在场的也许有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他们跟我听完您的讲话会是不同的感受。我想说的是历史是连续的,对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它的探讨仅仅是头疼医头,就事论事的话,我想也许是无济于事的。它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地震,它是五四和 ** 之间的一个历史的断层,如果我们不把五四和 ** 加入时间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其实会得出非常有局限性的结论。为什么我说历史是连续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 1966 年文革暴发以后就陷入了那么大的空前的那么一场混乱中,但是我要说,如果把五四这些青年学生扔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也许我们迸发出的那种破坏力,那种破坏的欲望会比当时更强。但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钥匙在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以至于当时就埋下了文革的伏笔,这一点您在讲座当中只是稍稍地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解决文革当中所有人都从人变成鬼的一个重要的钥匙。五四的时候,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当时许多别的民族在欺辱中国人,其他肤色的人在屠杀中国人。 49 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屠杀中国人,很多人在看电影《南京,南京》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辛酸,非常的恐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都没有消停,但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在 1949 年以后,从 49 年到 1976 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这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反思,在文革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毛泽东他只是点燃了那枚巨大炸弹的导火索,但是制做这枚炸弹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罪,为什么在文革当中,批判过别人批斗过别人的那一批现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在回忆起文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抱怨,说文革那段历史毁了他们的青春,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权力,而不提自己在那段历史当中为什么给那么多人带去了很多苦难和痛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民族文化深层次的那些要点当中进行挖掘和反思。刚才那位作家女士,她说因为二千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这种教育,我想在她的基础上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当然从秦始皇那个地方是一个断代,他之后的文化都是悲剧性的文化,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其实只教会了中国人如何去向善,如何去审美,但是忘教了中国人如何去求真。卢梭曾经说过“人性是发展的”,但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在漫长历史当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人的本性,恶的那一方面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是善的那一面,是发展出来的,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连续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革以及在文革之前,大跃进之后的那个自然灾害,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其实是一段悲剧历史的延续,在这之前,是别的民族在屠杀中国人,在这之后,是中国人自相残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应该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反思,才能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掌声)   答:谢谢你的发言,我申请把这位同学的发言加到我今天的整个讲座当中去,作为它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太展开,我开始讲了,研究文革要从五四起。它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十年动乱,它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要细讲的话,可以讲到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打倒”这个词,就是从五四开始的,或者说从五四以来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流行的词汇。“打倒孔家店”,打倒某某某,这个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先生都没有逃脱这种左倾的极端主义的这样一个情绪。他当时跟许广平在谈恋爱,许广平有时候就把她在北京女师大当中的一些情境告诉鲁迅先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了杨荫榆校长,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激动起来了,我就喊一声“打倒杨荫榆”。鲁迅先生是赞同她的,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激烈的方式,我们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用怎样的方式是次要的。那么这样一种目的论,不计手段的目的论,最后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激进青年和激进的政党他们天然的一个原则。包括文革当中戴高帽子、游街、示威、画鬼脸,这个我们在文革以前的很多电影中都看过,在描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时候,就把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沿着城市乡村的道路,到处游街,批斗,最后枪毙。那么,红卫兵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给走资派戴高帽子,这样的东西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是他们的前辈告诉他们的,所以一类的东西,我们都从我们的红色革命史当中可以找到他们的老师在前面怎么教他们的。对于文革当中的暴烈行为,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它已经被赋予了一种革命的合理性。当它这种合理性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大义凛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个红衣帅哥的说法,愿意作为今天我讲课的补充。完全赞同。(掌声)   我最后再抽三两个条子。对于大伙的热情,我确实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打住才好。今天是周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我的作品。(念纸条)老师您好。您的《如焉 @sars.come 》据说被禁了,图书馆也借不到,你能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答:这本书应该说是禁而未禁的一本书。是我们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打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破产的禁书事件。因为这本书在 06 年在江南杂志上发了以后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在武汉还召开过有全国各地来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你们学校的邓晓芒、程亚林、李工真、赵林也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当时全国媒体一片赞扬声。但是我估计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还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不大看刊物。但是 06 年 10 月份出了书的单行本,出了书的单行本之后,他们比较重视看书,后来据说是专门有一批老人,退休的一些老人,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没事在家看书啊,哪部书有问题,给我们写一个报告。(笑声)我的书呢,不幸或者说有幸进入了报告。进入这个报告的一共有 8 本,有老共产党人、人民日报原副刊部主任袁鹰的一本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说到一些五七年反右的背景,就是当时他不愿意写反右的文章,但是上面要他写,他就写,写了以后呢,还要他署名,那么他就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我说这是一个老报人、老共产党员的良知的发现,起码是对自己某一段历史的解脱。然后还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批旧社会的戏子在人生经历上的遭遇。应该说这样的东西也不犯大忌。有中央电台的一个记者写的关于我们湖北的一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的故事,因为这个人给地方政府惹了麻烦,所以也是一个敏感性问题。这么样的七八本书,就被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的副处长顺口一说,就点了名,就是说是禁书,不准出,出版社要怎么样。但出版社现在既是党的一个喉舌,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单位,一下要把这么多书封了,他心里憋气不说,还要受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一透露出来后,章诒和首先发难就写了文章——《我反对》,立刻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它把我们一个本土作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因为当时有些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一些各大电视电台媒体也都来采访,当时我们也都说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像田英这样的老共产党人也耐不住了,他说,你们说我这本书泄漏了国家机密,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大半辈子,我有六十年党龄,我的党龄比你们署长的年龄还大,我不知道什么是泄露国家机密吗?我只是说了反右那段时间,你们强迫我代表你们的意思写批判人家的文章,我觉得说不过去。那么这样一来,迫于国际上的压力,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宣称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就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这种尷尬处境,出版社就说没这回事我们的书照卖。但是我们一批人呢还不依不饶,我拿到了当时他们的会议记录,然后就把会议记录拿出来了,你说没有这个事情,某某某哪一天记录的什么话都在上面,你们干的那些事情,以为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秘密可言了。所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我说共产党原来曾经是一个地下党,所以很多工作呢都是要口口相传,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了,上级给下级一个指令,你要背下来,万一这张纸上写的,你看了记好,然后呢,要咽进嘴里,吞掉,所以现在还是那一套,就是一个电话打来,你是谁,你不要问,这本书不能出,有问题……还是地下党那一套,我说你现在成了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干地下党呢?我就说,你们 57 年, 66 年那种虚妄的到的崇高感都没有了,你知道自己的话拿不出去,见不得人,所以就用地下党的方式。我说类似于暗夜里的背后打闷棍,这些话亚洲周刊都照发了。我还说,你如果说发现问题了,你直接跟我说,胡发云,你的《如焉》有哪些问题,一二三四,告诉我,你还得允许我反批评。我说这样才是一个有气度的国家。不能说你说了,不让我说,你得让我说。所以《如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解禁了,但还是不许上媒体,不许评论,不许介绍,在一段时间里不许介绍我这个人,不许采访,但我发现他们控制力还是非常低,就在他们发出这个禁书令不久,就有电台找我做一个直播节目,我说《如焉》你们最好不说,说了把你们给连累了。但说着说着她就提起来了,我也就只好说了,因为是直播,当时就出去了。(笑)就在几个月之前,湖北台专门做了一个节目,也说到《如焉》今年的珍藏纪念版面世的事。所以我想,要就是我们这一局面的松动,要么就是他们的控制力在减弱,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声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后的一次信心,在这样弱小的空隙当中,在顽强地生长,我希望他们和在座的一样,都长成参天大树。(热烈的掌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2009年5月22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作者:胡发云 来源:大风网 来源日期:2010-4-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 13:33:29 阅读量:36次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一)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 1966 年 5 月 16 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 5?16 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 5?16 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 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 6 月初被揪出来的, 6 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 24 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 49 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分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 13 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有十大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革命造反这一个阶段发展到 1967 年的 1 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夺权。武汉也开始夺权,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个地方做后台,夺权做得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 1949 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 1967 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笑),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的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 1969 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五十岁往上头,你看那个履历, 1969 年入党, 1972 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 1975 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1969 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 1976 年,这 7 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说,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 1965 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力,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类似的这样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组织,“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文革结束以后,上面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尽管这两个集团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时候还是互相斗争的,互相有些牵扯的,但是一旦形成这样一种话题,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会得罪现任的领导,因为现任的领导为他平了反,给他恢复了工作,你不能说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么很可能还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还要穿小鞋,所以这样一种历史的迷雾,就被这些人一直就这么吞吐的,到今天就越来越浓厚,越来越迷蒙,让后来的人可能永远在他们的叙述语境中走不出来。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是 1976 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德国战后,他们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为他们的纳粹运动,做了极其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我说,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他的价值上是被彻底摧毁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尽管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倾向的群众小团体,但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我说,你要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以一次宫廷政变完结的,类似于玄武门之变。那么这样的一次政变,他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而从上到下的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的各个时间是互相交错互相叠加的,这样一支队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这样一个队伍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号,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就像华国峰,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以后,他依然是要执行伟大领袖的遗愿,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一切去做,尽管后来邓小平把他作为凡是派打下去了,邓小平坚持的,从骨子里面,从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还是这个执政党的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它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我们觉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这么一段岁月。    73 、 74 年的时候,当毛泽东发起第二次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就是因为 1969 年之后一批干部复职,而他们因为在 67 、 68 年受到一些冲击,复职以后呢,一个想出气,一个想张扬,第三个要想补偿损失。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滥用权力最多的时候。所以不久之后,毛泽东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掀起了一个反开后门的运动。开什么后门?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些好处,这个同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说大伙都下农村了,去东北,去建设兵团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弄去当兵了。别人的孩子是到厂里当翻砂工,他的孩子可能是化验员。别人的孩子入伍三四年还提不了干,他一两年提干了。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占小便宜,或者收受一包烟啊,一瓶酒啊,在当时那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这种事情都被人家看作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有招工的权力,你收了人家的一块表,一辆自行车,那就是犯了大忌了。所以当时这些干部一出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对我说过,这些人回来要‘巴本’的,武汉话就是说,把失去的东西要加倍地抢回来。到了 1976 年以后,又有人说过,这些人出来又要巴本了,那么这样的话在后来的 30 年当中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证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地循环、反复,而在等到下一次另外一个非理性的运动,甚至是暴力的运动,我们才做另外的一种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文革,是谈历史,也是在谈我们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对文革的一个粗略的认识,能引导我们把握文革的命脉和它的走向,同时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今天有一个更加深厚的了解,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了解。如果说,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很可能还要面对一次文革。前几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左派网站的(笑),它的题目叫《特大新闻》。这个新闻有点搞笑,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些人的那种思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同志,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 50 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笑),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神社(笑),并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属中国(笑)。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名称,蒙中历来是一个国家(笑)。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笑),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大笑)。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 Lai 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 24 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 980 万亿(笑);企业主动改制归公; 129 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 2500 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大笑);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 60% ;房地产商纷纷跳楼自杀(大笑)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些东西在网上流行,好多网站都有。它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弱势人群,当他感到极度的无力感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君主,来解救我们,那么这样一种思路,依然是有可能暴发文革的思路。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大学生跟当初红卫兵一样的权力,你们可以把校长打一顿,你们可以把老师赶出校外,让他们去给你们扫街,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到美国串连,到北京串连,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管什么什么,我想在座的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为这样的读书,这样的就业,这样的人生,它在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种公正,看不到一种法制,看不到一种非常光明的前途,那么他积累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没有一种适当的理性,他最后也会变为文革的一种基础。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想剩下的时间给大伙提问。大伙可以随便提,我尽可能坦率地答。   后半场与学生对话开始:   一女生:我听我父母说,我们这一代人好高骛远,我们上一代人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性格当中有激进的成分。但是我们作为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安定比较舒适……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我们这两代人的差别?   答:刚才那位小学妹啊,提的问题挺有意思。她说有人提出来他们父母这一代——也就是和我们相接近一点吧——是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不管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冲动。而你们这一代呢,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富裕的,平和的环境中,所以不可能有参与这种运动的冲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与文革同时发生,或者稍后发生,有世界范围里的几个大学生运动,日本的,香港的,拉美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 68 年的“五月风暴”那种红色运动,法国的那些学生都很舒服的,也很浪漫的,国家对他们非常宽松。他们在追求一种信仰,追求一种理念,有的时候,人并不是非要因为个人的某种利益得失,才去干什么事情,特别是年轻学生,他有一种崇高感。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为自己,他在为别的东西,在那儿奋斗,在那儿冒险,在那儿吃苦。所以在这样一点上,我不太相信物质决定论,有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比较舒适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种道德感崇高感的鼓励,有时候会做出比别人更冲动的事情。   (念纸条)老师请问您对入党一事怎么看?(众大笑)   答:纸条很多,我就简单一点说啊,我没有入党啊,所以我只能从旁边看。我的一些亲友也入了党,但是我知道他们入党不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主要是因为利益。我只能说,你尽量做一个不坏的党员。(掌声)   (念纸条)老师您好,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把许多他当年的战友们抛出来了,说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是赫鲁晓夫,是野心家,说彭德怀是苏修特务。他们就没有一点别的办法了吗?   答:数十年当中,包括刘少奇,包括彭德怀在内,他们自己也出了力,把毛泽东捧到神的位置。当他们发现圣上也对自己发威的时候,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少奇最后说了一句非常苦楚的话,当红卫兵要把他赶出中南海,要揪斗他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知道是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吗?是他最先在延安带头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依然没有放过他。最后怎么迫害死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事情,没有自由了,然后不断地被批斗,然后没人管,最后以一个化名死在河南开封,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彭德怀也是这样,彭德怀也是最后被折磨而死。所以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是极端残酷的,有的时候比封建宫廷的斗争还要残酷。   (念纸条)老师您好,我对江青这个人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她是怎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又是怎样在文革中翻云覆雨,很想听听您对她的看法。   答:江青是个很复杂的人(笑)。江青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江青是一个懂艺术的人。同时江青也是一个残害过很多人的这么一个人。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自己说了一句真话——“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那么,她实际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作为爱着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妻子,她跟着毛泽东干,努力实现毛泽东的意图,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我觉得在对待江和毛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我们这个策略做得不是很合适。以后我想会对他们都有一个更加合符真实的、更加公正的评判。江青后来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罪名,她就自杀了。   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念纸条)我想问一下毛泽东在文革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文革的错该不该怪毛泽东?   答:如果不该怪他的话,很多人都不要怪了,因为他是一个决策者发动者,从头到尾的领导者,那么文革当中,可以说任何一个步骤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当中有好的,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不好的。我刚才说到了,我不想从政治上去简单否定这么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是一个有干大事业的宏伟理想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有极大的历史局限的人,再加上他个人性格上的问题,性格上的毛病,他对当今世界上所有现代的知识文化的疏远,或者说拒绝,对英美的文化西方文化,他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他对中国的封建文化了解和吸收的是非常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如果说, 49 年以后他携宪政之风,能够走一条新的宪政之路,那么,他将是我们国家三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现在他自己把他自己打倒了。以后对他的分析可能有更多的批判的东西,只是我们当局还要用这面旗帜,用他的威望,来维护一种稳定。说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掌声)   文革与 89 学潮有相似的地方吗?   答:文革和 89 ,可以说文革的某一个阶段和 89 是相似的,就是当毛泽东在 1966 年 10 月提出来向一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时候,有一批学生基于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可以说公平,比如说求真,比如说理性,比如说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比如说对特权的憎恶,他们去反对一些原来奉为圣灵的那些党政军高级官员。就我个人来说,我对那些运动初期被批判被打倒的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黑手、黑帮,我并没有太多的恶感,我甚至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包括写《苦恋》的白桦,包括我们市里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领导人程云,包括写《九九艳阳天》歌曲的作曲家高如星,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十多年以来一直被打的一个人,而今天用权力的力量,用从上到下的方式把他们再拖出来打一顿,最简单说是不够厚道。第二,他们已经被他们当年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所以当后来把矛头对准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的时候,我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整人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不在于他们的路线对不对,比如我看陈再道的大字报,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他看病的时候摸人家护士的屁股,这个我就想,你原来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你看病的时候摸了护士的屁股,还奸污了多少多少人,而且还有当事人出来揭发,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底线你冲破了,我就认为你不是个好人。我想很多人当时起来造这样一批人的反——比如说你拿高工资,你多吃多占,你给自己子女谋利益,你还有很多超越了做人最简单的底线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你的错误路线更令人厌恶,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掌声)   (念纸条)老师我想多知道一些李达的事情。   答:我想作为武大学子,知道武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老校长李达,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李达的故事很长,我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乡,比毛泽东长三岁,学问、资历、家世都比毛泽东强(笑)。后来因为在党内和某些领导人关系不和,退了党,去教书去了,到湖南师范大学教书。 49 年以后他重新又回到了公职人员队伍。 58 年到武大,当时他是湖北省官职最高的一个人, 6 级。另外一个 6 级我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李达是 6 级。李达当时因为和毛泽东这样的关系,对某些人吹捧毛泽东的哲学到达了顶峰,他是坚决反对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坚持这么一家之言是得罪了毛泽东的。他和很多人都争辩过,他说哲学没有顶峰。在这样一点上,李达还是坚持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但是李达又是一个诠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毛泽东思想最后得到这么广泛的传播,并且这么富于学术的力度,我想李达功不可没,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李达在 57 年反右的时候,从学术的角度对右派进行过非常犀利的批判,但他都仅仅止于学术,但他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机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所以当 1966 年他陷于自己所钟爱的、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政权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痛苦万分甚至是死不瞑目的,这就是一个一代中国哲人的悲剧。他不如当年一起共同学过某种专业或者也当过武大校长的王世杰,人家到了台湾,下场比他要好一点。(掌声)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毛泽东是这样一场运动的策划或者说领导者,所以我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首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如果把它归结为一个人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不能认可的,有些就像您说的,文革在那之前有它的起因,毛泽东这个人,比如说党内,或者说社会的环境造成了他后来的一种错误决定,所以我觉得在面对毛泽东是否是一个文革的策划者,或者说是一个煽动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才造就了毛泽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是不是因为党内的环境,社会的环境,造就了毛泽东的错误决定——   答:我来先把第一个问题答了,要不然忘了,一会儿你还可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实际上文革是一个机构所操作的,但是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策划的,在文革的整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整个政治机构并没有瘫痪,它最高的那一部分依然在有效地运行,包括周恩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局的常委,包括军队。他们都在有效地运作这台机器,中共这台机器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有时候一百个人就剩下五个人,它还在那儿运转。那么文革之前呢?我想,你们如果了解一下“四清”史,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你就知道刘少奇一行,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前搞过三年的小文革,就是在我们的农村,清干部的思想、经济、组织、作风。当时所有的做法和文革一段时期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刘少奇在本质上说,如果毛泽东不打倒他,他绝对是一个文革的好干将。邓小平不打倒他,也是个好干将。那么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个人的品质,这确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一个政党的框架造成的,所有的人进去了,你都没有办法逃脱,你除非灭亡。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问:第二个就是说,很多问题提到了,文革当中,群众参与的热情这么高,主要是当时的那种境遇和欲望的矛盾,我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比如你们那个时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一种教育和禁欲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对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对爱情的追求,或一种教育上和经济上的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想法,比如说,像今天这种竞争吧。但是您那个时代可能是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种权力的争夺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在一种经济的追求上,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出现文革,现在这种新的矛盾,也是造成一种文革的原因吧。我想请问您一下,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何去何从?比如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入党,入党获得即得利益,比如学分加分,保研啊。但是这种既得利益会和理想有冲突。   答:我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入党。我刚才说了我的亲友很多都入了党,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党内的好党员,而且希望做党内的健康力量,以后能让一个党改革得更好一些。不管以后依然是一党专制还是有多党共存,那么只要有一些基本价值认同的成员在各个党派里边,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合作,这样的竞争,甚至这样的 PK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现在我们从西方政治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良性的例子。包括南非,包括解体之后的前苏联现在的俄国,包括整个前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都做得比较好。你刚才说到了年轻人,他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现在关键一点,就是要寻找到一种最基本的价值方向,如果说整个社会在迅速地犬儒主义化,功利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保留自己灵魂当中最后一点纯净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底线,我们不可超越,不能践踏,那么,我觉得这样做下去还可以自救。如果说,一个人干的坏事,干的超底线的事情太多,他最后就会放弃掉自己的所谓精神追求。我们现在所以有那么多官员成批地、前仆后继地腐败、堕落、贪赃枉法,就是他们在不断地这种自我消蚀当中。他们最后的一点底线自己都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你做了一次,做了二次,你就再没有一种道义感去坚持那个所谓的普世的价值。今天的学生,我觉得还没有踏上社会,你们会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你们一旦工作,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学校的生活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当你们进入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你们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那个时候会面临很多人生的痛苦,会有新的选择,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降。(掌声)   问: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刚才您讲的那个,我觉得我受到的启发就是您讲到的解读文革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它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么当时十二三岁的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时候是受到压抑的,所受的教育是缺乏真善美的,您是这样讲的吗?(答:对。)那么我想结合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您觉得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当中,“美育欣赏”是叫美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叫真吗?“思想道德法律基础”是叫善吗?如果是的话,您对我们这样受过真善美教育的学生满意吗?您觉得我们还会去发动第二次文革吗?(掌声)   答;我想,你自己已经回答了。是叫真吗?是叫善吗?是叫美吗?就像我听到的一首歌一样,把《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改成了——(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吗?”一样的。(掌声)那么我想,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感受和选择。这种强加给学生的科目,是我一直深恶痛绝的。我可以赞同在学校里面开设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课程,但是学校也要开设另外的课程,让学生在自由的学习和思考当中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只接受一种理念,一种学问,有的甚至是伪学问。(掌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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