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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8]: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前一个帖子介绍了 胡.耀.邦下台的始末 ,今天来介绍一下十三大的权力布局。因为8九年那批朝廷大员的职务,都是在十三大敲定的。所以,十三大形成的权力格局对8九年的走势很关键。 ★相关概念扫盲   大伙儿要明白,伟光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它的权力体系有很多层次,不明就里的同学看着这么多名词,会比较晕。今天俺趁机扫盲一下。熟悉党国官场的网友,请跳过本节。 ◇中央委员会   首先,党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民间俗称"裆中央"。这个"裆中央"大概有一两百号人(也就是中央委员),他们都是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从 理论上讲 ,这帮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来滴;而实际上捏?嘿嘿,你懂的 :)   "档中央"里面的家伙,除了有正式滴,还有候补滴,人数通常也有一两百号人。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投票表决权。如果正式的委员出现空缺(通常是去见马克思,也会有人因为政治斗争而出局),排名靠前的候补委员就可以顶上空缺。 ◇中央政治局   然后,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简称政治局,人数通常在10-30人之间。能进政治局的家伙,就有资格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要有了这个头衔,基本上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拿错钱)或者生活作风问题(上错床)被搞掉。但是,政治路线出问题(站错队),还是会被搞掉滴。 理论上 ,政治局是"裆中央"投票选出来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再然后,政治局里面还搞了个"常务委员会"。 理论上 ,党章并未对常委会的权力有详细的规定。实际情况是,政治局人数不少(二三十号人),有些人平时还不在帝都,凑在一起开会不太容易。所以,平常处理一些党国大事,都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并拍板。所以,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   综上所述,能够进这个常委会的家伙,那可是大大滴牛B了。通常,他们的人数在3—9人之间,而且总是保持奇数(以免投票时一半对一半)。比如说,当今朝廷的政治局常委,就是9个人,民间俗称"挡中央的九长老"。   常委都由哪些家伙组成捏?首先,党的总书记(老毛时代叫党主席)显然必须是常委。其次,总理通常也是常委。其它的常委通常还包括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第一副总理等家伙。 ★角逐总书记   扫盲完基本概念,先来说说总书记这个位子。话说老胡是在87年1月份被废黜,而新君要等到十三大召开(在那年的10月份)才能选出,这期间就出现了帝位的悬空。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老邓就指定当时的总理赵.紫.阳 代理 总书记。但是,挂着"代理"的帽子说明老赵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名正言顺的继位之人还要等到十三大召开,才能揭晓。因此,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改革派和保守派展开了暗中较量。 ◇总书记的重要性   俺在《 八十年代的朝廷 》一文介绍过,当时的总书记没啥实权,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以老邓、陈云为首的几大元老手中。因此,有些同学可能会纳闷:总书记又没啥权力,有啥好争的?此中之奥秒在于:在87年,邓/陈这两大元老都已高龄(八十多岁),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因此,十三大选出来的总书记,只要能熬到两大元老上西天,就算是熬出头,有希望自己当家作主了。 ◇两派的如意算盘   既然老邓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已经充分说明,他想让老赵接替皇位。老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滴——虽然废掉了老胡,但是经济改革还得继续搞;而老赵是改革派的干将,而且还是经济方面的行家(老赵主政四川时,经济搞得不错),论资历也足够(老赵跟老胡的年龄相当),实在是帝位的不二人选。   但是捏,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有自己的另一套算盘——他们想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占据总书记这个职务。至于人选捏,保守派决定推举邓力群参与竞争。邓力群,以下简称小邓,以区别于老邓(两人并无亲戚关系,特此声明),此人的介绍在" 这里 "。   小邓被保守派称为理论家,文革前曾任党刊《红旗》杂志的副总编,82-85年任中宣部(俗称真理部)部长。他不光理论功底了得,在政治路线上还极端保守,动不动就拿出"毛.泽.东.思.想"这根鸡毛当令箭,小邓也因此获得了"左王"的绰号。有这样一个人才,保守派自然要力挺。 ◇小邓落选   为了增加邓力群的胜算,保守派的几员干将(比如王震)到处放出风声,为其造势。过不了多久,风声就传到改革派高官的耳朵里。改革派意识到:一旦让"左王"当上总书记,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改革派的一员老将——李锐——挺身而出(此人的介绍在" 这里 ")。李锐在党内也算是元老了:解放前当过高岗、陈云的秘书,解放后当过水利部副部长,59年和彭德怀一起被打倒,文革后当过中组部(也就是古代的吏部)副部长。在政治立场上,李锐坚持改革,跟邓力群势不两立。除了政治路线的对立,两人还有一段比较八卦的私人恩怨。   话说40年代延安整风那会儿,李锐被诬陷为特务,他跟他老婆范元甄都被隔离审查。而负责审查他老婆的,恰恰是小邓。据说范元甄是当时延安的四大MM,于是小邓见色起意,后来发展到OOXX......(以下省略800字)。再后来,事情败露,小邓在某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而那次大会的会议记录(《1945年1月31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李锐也一直保存着。虽然小邓乱搞男女关系,但并不妨碍他在解放后继续升官。这是因为,从延安时代开始,党内高层的私生活就比较糜烂。比如毛太祖本人,不知临幸过多少小萝莉......关于这个话题,抽空单独开一篇来聊。   言归正传。鉴于两人之间的恩怨,李锐决定旧账新账一起算。他特地写了一封信,通过赵.紫.阳转交给老邓。信中列举了小邓的三大罪状: 1、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2、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3、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论证小邓"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信中还附上了当年的批小邓生活作风的会议记录。信的末尾是这样总结的: 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不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话说赵.紫.阳这个人还是有些政治手腕的。他等老邓看完信之后,又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件事——小邓最近提出了"第二次拨乱反正"的口号。这下可触到老邓那敏感的神经了。要知道"拨乱反正"一词,是用于否定文革的专有名词。而小邓胆敢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明显是想否定改革开放。   有了上述这2件事儿,老邓针对李锐的来信,给出了3点批示: 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 于是,小邓彻底跟总书记无缘了。 ◇老赵当选   说完了小邓的落选,再来说一下老赵的当选。可能很多同学想当然地认为:老赵背后有老邓力挺,就能轻松当选。其实不然。当时老邓虽然是党内实际上的一把手(陈云是二把手)。但是重大的人事任免,需要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方的意见。如果某个任命遭到其中一方的极力反对,就没戏。比如刚才提到的小邓。   那么,保守派为啥没有极力反对老赵捏?这有几个原因。其一,老赵在当总理期间,埋头搞经济改革,不过问老胡的政治改革;其二,在声讨老胡的那次生活会上,老赵也跟保守派一起声讨老胡(详见 前一帖 )。所以,保守派觉得老赵或许比老胡更好相处。再说,小邓出局之后,保守派也没有其它合适人选,也只好同意让老赵登基。 ★角逐政治局常委   经过本文开头的扫盲,大伙儿已经知道常委的重要性了。接下来就说说常委的争夺战。 ◇老家伙的去留   在开十三大之前,常委有5个人:赵.紫.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老胡虽然被废黜,但是常委的职位暂时还保留着,算是给他点面子。5个人里面,有3个是老不死的家伙。而且老陈和老李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以,老邓想通过这次换届,逼迫老陈和老李退出常委,并以此带动其他的老家伙也跟着退居二线。   到了临近十三大的7月7日,邓太上皇 又一次 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老臣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老邓不愧是官场老手,他一上来就主动表态——年纪大的老人,应退出常委,让位给年轻的新人(所谓年轻的新人,也都是60好几);因此,他本人下一届就不再当常委了。既然太上皇都带头表态了,老陈和老李也就不好再继续占着茅坑了,只好也跟着同意要退下来(据说他们两人心里是老大不乐意)。为了安抚老陈,老邓把自己中顾委主任的头衔让给陈云,也算是给点面子。另外一个元老彭真,原先担任人大委员长。既然其它3个老人都退出常委,他也只好把委员长的位置让出来。   大伙儿请注意:老邓虽然不再担任常委,但是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并没有让出来;再加上他的亲信杨尚昆,在80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老邓依然稳抓兵权。所以,老邓退出常委,他的实力不但没弱化,反而强化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退为进"。 ◇7常委变5常委   话说3个老家伙退下之后,老胡由于被废黜,自然无法再当下一届的常委了。所以,常委里面,只有赵.紫.阳一人留任,其他都是新人。这在伟光正的历史上是很罕见滴。   在筹备十三大的时候,老邓考虑把常委从5人扩大为7人。原本打算加入的新人,分别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在这6人中,小胡、万、田都是改革派,再加上总书记赵紫阳,就可以在7人的常委会中占据压倒多数。   话说到了7月7日在老邓家开会,谈到了新常委名单的时候,有好多老人都反对万里进常委。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到: 万里平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 。鉴于多位老臣反对,邓太上皇只好作罢。但人家万里好歹也是第一副总理,比李鹏这个副总理的排名靠前。如果李鹏都进常委,万里却没进,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老邓提议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作为安抚。   总结一下邓家开会的结论:老人全退出常委,7常委的方案被改为5常委。荣升常委的小年轻,分别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新任领导班子   在天朝,党是领导一切滴。党内的座次排好之后,其它方面的座次大体上也就定了。十三大在年底开完之后,次年紧接着就开七届全国人大。当然,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代表们都是走过场——名单早已内定。下面这些新任命的朝廷大员,对 6..4 的事态发展起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俺做个简介,让大伙儿先混个脸熟。 ◇ 赵.紫.阳 (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紫.阳是因为经济工作搞得好,从地方一路升到中央的。他文革前当过广东巡抚,文革后当过四川巡抚。他在四川的经济改革被老邓看中,80年调入中央并干了7年总理。他不像老胡那么耿直,也比老胡更有政治手段。比如刚当上总书记不久,老赵就找了个机会撤销了"中央研究室"(这里面都是保守派的智囊、笔杆子),让保守派元气大伤。 ◇ 李鹏 (总理,政治局常委)   李鹏属于保守派。此人不学无术,靠着"周恩来养子"这层关系,居然能一路混到总理(看来周的这块金字招牌太牛B了,不给面子不行啊)。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滴,在民间长期流传很多关于小李的笑话,讽刺其素质低、无能、草包。老邓也晓得李鹏不懂经济,特意要求赵.紫.阳在升任总书记之后,依然要主抓经济工作。   这个小李虽然业务上无能,但野心不小。当上总理之后,他就一直盯着总书记这个宝座。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搞掉老赵,自己就可以成为一把手。顺便再说一下,李鹏家族的腐败,是出了名滴。其腐败程度与江.泽.民家族不相上下。 ◇ 乔石 (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乔石这个人,据说城府比较深。他不是明显的改革派或保守派,可以算是骑墙派(关于这点,后面还会提到)。从85年开始当中央政法委书记,十三大接替陈云当上中纪委书记。他主要掌管全国的政法系统(主要是司法、情报、治安等)。 ◇ 胡启立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政治局常委)   胡启立(小胡)文革前曾被老胡大力提拔,当上团中央候补书记,时年32岁。80年时,他更以51岁的低龄出任天津巡抚,在当时可算是改革派的政坛新星。87年进常委之后,他已经被视为下一代接班人。如果不出意外,等老赵退休,小胡就可以登极。可惜8九年出了意外。 ◇ 姚依林 (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   姚依林是保守派干将,陈云的亲信。貌似经济方面还比较在行,由于他年龄较大且身体不好,当时就定了他只做一届。其女婿是当今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王岐山。 ◇ 杨尚昆 (国家主席,军委秘书长)   杨尚昆也算是元老了,而且是老邓的亲信,他俩在解放前就有很深的交情了。他刚挂上的这个"国家主席"头衔,实际上是虚衔。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军委秘书长一职。所谓的军委秘书长,平日要处理军委的各种大小事务。老邓把他安插在这个职务上,就是为了牢牢控制军委。控制了军委,也就控制了枪杆子。   由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在军中安插了不少亲信,其弟杨白冰更是从成都军区的小官一路高升到总政治部主任。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 万里 (人大委员长)   万里是改革派干将。文革刚结束时,他和老赵一起主政地方省份(赵担任四川巡抚时,他担任安徽巡抚)。赫赫有名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就是他在背后撑腰。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时候,民间很多人都看好万里会顶替总理,可惜让保守派给搅黄了。万里不能接替总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大(他比李鹏大了12岁)。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email protected]

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7]:胡.耀.邦下台

★八元老私下开会,商定帝位的废立    前一个帖子 ,俺介绍了"八.六.学.潮"的来龙去脉。这次学潮的规模之大,用"朝野震惊"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此事对朝廷高层的保守派,震动尤其大。因为学生们公然挑战保守派非常看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党内保守派的底线,也是邓太上皇的底线(关于这点,俺在《 太上皇邓.小.平的政治路线 》里,已经介绍过了)。老邓这个人,在经济上是改革派,但政治相对保守。面对学生们公然挑战四项基本原则,邓太上皇龙颜大怒。于是,他决定跟朝中的保守派联手,应对这场危机。   邓太上皇既然主意已定,当即在12月27日召集了7个朝中老臣(分别是: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到自己的寝宫开会。大伙儿请注意,这七个老家伙基本上都算是保守派,其中的邓力群、王震、胡乔木三人,更是保守派中的顽固死硬派。在会上,面对大规模的学生闹事,这些个老家伙自然是一致声讨,并且把矛头都指向了当朝皇上(胡总书记)。最后,邓太上皇做总结发言,大意是:当今皇上立场不坚定(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对大规模的学潮却表现软弱(没有强硬镇压),如此之人难当大任(必须立即撤换)。与会的七个老臣一致同意太上皇的意见。毕竟,这几个保守派的老家伙,早就对胡.耀.邦的很多做法看不顺眼了。于是,胡废帝下台的命运,就在这八元老的赞同声中,被决定了。   决定搞掉老胡之后,老邓找了几个人(据说是:薄一波、杨尚昆、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私下去跟老胡通气,希望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主动提出辞职。沟通的结果是,老胡同意主动辞职。毕竟,老胡也知道自己并无实权,真正掌权的是老邓。老邓让他下,他不得不下。 ★政治局的批胡"生活会"   朝中的保守派得知老胡要倒台,欢呼雀跃。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门针对老胡的"生活会",其目的是:不光要让老胡下台,还要把他的名声搞臭。因此,朝廷中的保守派事先都进行了充分准备,写了很长的发言稿,罗织了种种罪名;而朝廷中的改革派,大部分都不知情。直到会议前一天才被通知去开会。   在元旦过后的1月10日到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和中顾委的几个老家伙,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针对胡.耀.邦的"生活会"。老邓大概是考虑到他和老胡长期的私交,拉不下面子,没有参与此会。陈云和李先念,不知何故也未参加。最终由另一个元老薄一波主持会议。   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胡这个人比较耿直。因此,他没有想到保守派会玩花样。生活会的第一天,他按照安排,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并提出辞职。他的发言一结束,那几个准备很充分的保守派元老,就纷纷站出来,声讨胡耀邦的种种罪行。声讨最起劲的,当属保守派干将邓力群(关于此人,俺后面还会提到),唾沫横飞地讲了5-6个小时。   保守派针对老胡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包括: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立场方面,不光保守派同老胡有分歧,老邓作为改革派的头头,同老胡也是有分歧的。俺在之前的《 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 》有专门介绍。显然,政治立场问题是废黜皇上的主要依据。   除了政治立场这个主要罪名,还有其它一些捕风捉影的事,也被拿到台面上来说。比如老胡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自然会提拔很多年轻干部(当今皇上和宰相,都曾被老胡提拔过)。保守派就以此为罪名,说他提拔亲信,组织小团体小帮派……还有其它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俺就不一一列举了。   长达6天的生活会,对胡.耀.邦的精神打击非常大。据说某次散会后,老胡在怀仁堂门口大哭了一场,这是从未有过的。可见他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想必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最终导致老胡过早去世。 ★关于胡赵之间的矛盾   在上述生活会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俺有必要提一下。保守派高管恶毒攻击老胡,这个好理解。但是某些改革派高官居然也见风转舵,批评其胡.耀.邦来。在这里,俺不得不提一下赵.紫.阳。在那次生活会上,老赵做了如下发言(以下是原话,引自《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   俺原先对老赵的印象还不错。但是自从看到老赵的这段发言,就觉得他人品有点问题。在《 聊聊政客的人品 》这个帖子,俺列举了人品的几种境界,从老赵的言行,可以归入第三类(为了自保,不惜伤害他人)。   关于胡赵之间的矛盾,民间有很多传言。有一种说法是,老赵为了自己能升任总书记,不惜在背后告老胡的状。关于这点,俺觉得应该不至于。从老赵在8九年的表现来看,他不是一个官瘾很大的人。另外,在各种比较可信的资料中,俺也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证据,说老赵为了升官而排挤老胡。   但是,老胡和老赵之间,确实是有点矛盾的。   在政治方面:老胡比较开明,关注政治改革;而老赵在没有当总书记之前,主要精力都在经济改革方面,对政治改革并不热心。老赵直到自己当了总书记,才意识到: 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是有问题的 (至于会有啥问题,大伙儿看看天朝的现状就知道了)。   在经济方面:老赵长期在地方工作并主导了地方省份的经济改革,他在经济方面比较务实。而老胡在经济方面比较理想化,有时候提出的一些经济指标会脱离实际。在老赵当总理期间,有时候会抱怨老胡插手国务院的工作。 ★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话说生活会开完之后。紧接着在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老邓和陈云倒是参加了。他一上来就发话: 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 老邓的言下之意,就是只通过公报,不允许讨论。所以,这个所谓的扩大会议,说白了就是走过场。对于熟悉我党运作的同学来说,这应该是见怪不怪了。   最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如下公报: 1、 一致同意 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2、 一致推选 赵紫阳同志 代理 党中央总书记 3、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4、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上述公报在党内传达之后,老胡基本上算是退出政治舞台了。虽然他还保留了政治局委员,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email protected]

敏感词库|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九常委” 2011-10-1

[编者注: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的搜索禁词,除了括号内的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家中央军委,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章程 九常委,九长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本届常委) 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建行,乔石,刘华清,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邓小平,毛泽东(历届常委)...

李克强坐稳总理位 知青一辈掌管中国

访京,到鼓楼姚记炒肝店吃炸酱面和包子。李克强「视察」香港,理应到茶餐厅帮衬炒河粉,但李是安徽人士,安徽菜重山珍而轻海味,蒸出来的菜式尤为少见。港府晚宴招呼王光亚之海派口味,可用清蒸星斑、大虾王,对付李克强的味蕾,则要熏、焗、炸等重口味,故而烟䱽鱼、焗响螺、炸子鸡颇为合适。 李克强的团派背景源于北大,当时胡启立相中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欲委以团委书记之职。经济系毕业的张炜却要求到第一线工作。下任学生会主席李克强却极愿意当团委书记,北大团委书记曝光率高,和中央领导接触多。至于张炜被安排到天津开发区,白手创业。他属于开拓型新一代,绝非胡锦涛那类政治辅导员出身的团派可比,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都对张炜颇为赏识,胡启立还特别安排邓小平到天津开发区考察。所谓「宰相起于州郡」,成绩斐然的张炜看来是未来社稷栋樑。孰料六四枪声一响,张炜愤而辞职,于是仕途戛然而止。张炜后来去国,获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却再也难以踏入国门一步。 李克强则从北大团委书记直升团中央,在中央机关长达十六年。直至九九年才初试人间烟火,外放河南省五年,后又到辽宁省两年。这都带有历练性质,未闻有何非凡政绩,倒是河南省劣迹斑斑,以致当下大陆「河南人」竟成了骂人话,不过那多係李长春留下的孽债。说到辽宁,出的贪官最大最密集,却和李克强无甚瓜葛。李到目前为止,官声还属清廉,顶多把女儿送去美国留学,然而谁个不是?习近平的千金还是哈佛新生呢。 李克强的问题是能力远不如王岐山,美国政界和财界对王岐山评价均不俗,连李光耀也说:论能力王岐山当总理比李克强更合适。八十年代「改革四君子」(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王岐山)都是叱吒风云的青年才俊。惜乎六四之后,他们全都被指为赵紫阳的班底,只有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仅以身免,其他三人都成了体制外的閒云野鹤。 王岐山本人是平民出身,他和姚依林女儿是自由恋爱,原谈不上攀龙附凤,但毕竟与红色豪门沾上边,这倒成全了李克强稳坐未来总理之位。只缘习近平已笃定做王储,宰相就不可能再让太子党担任。说到能力,李克强不可能比李鹏更差,江泽民当年找朱鎔基给李鹏当副手(常务副总理),王岐山亦堪当此任。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全数是知青出身。知青一辈将掌管这个国家了,可惜他们都没有外国留学背景。中国要完成现代宪政国家之质变,莫非要等到「官三代」、「官四代」学成归国?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左右两派的新动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爱思想 | 丁东:胡耀邦关心蒯大富

丁东:胡耀邦关心蒯大富 标签: 蒯大富 胡耀邦 文革 ● 丁东 ( 进入专栏 ) 胡耀邦还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的时候,蒯大富是一名共青团员,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蒯大富知道胡耀邦,胡耀邦不知道蒯大富。 文革开始后,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因为派工作组进驻首都中学,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为与校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有王光美参与,幕后有刘少奇支持,曾蒙受极大压力。这一个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派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子成为名人,进而成为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好景不长。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卷入武斗,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了五大领袖,从此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接着,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在清查五一六过程运动,蒯大富开始受审查,1973年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83年3月10日,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1984年送往青海共和县塘格尔木劳改农场服刑。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五大领袖”之中的另一位韩爱晶,还有许世友的儿子徐青和魏京生。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但这只是一种私下议论,并没有影响到对蒯大富的审判。 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到青海视察,听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时,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话当时在监狱干部中作了传达。 胡耀邦为什么要过问蒯大富?蒯大富也不清楚。惟一可以查到的线索是魏京生给胡耀邦写了信,要求解决治病问题。所以胡耀邦在青海视察期间,专门听取了汇报,并指示对魏京生等人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 胡耀邦这次视察青海四个多月以后,就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然而,他对蒯大富发出的善意,还在起作用。 1987年9月21日,劳改农场派车让蒯大富和魏京生到青海湖鸟岛旅游。蒯大富有如下记录:“车沿着青海湖南岸长驱一百来公里,远望海心山、白石山,广袤无垠,水天一色,赏心悦目。适逢湖边重镇江西沟召开科普大会,联合国亦有官员参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惜鸟群大部南徒,但尚有大批飞鸟在湖边觅食,我亲尝了一口青海湖水,咸度和高汤差不多。返程中车出故障,竟在无人的鸟岛留宿一夜,玩得尽兴,累得也够呛。”他还赋诗一首:“不见白骨无人收,牛羊遍布青海头。影影绰绰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沟。湖光山色争妖娆,雁鸣鸥叫赛歌喉。我爱神州大地美,洗净烦恼忘却愁。”诗虽不工,蒯大富的心情却溢于言表。 一个多月以后,蒯大富徒刑期满。比他刑期短一年的韩爱晶已经留场就业,分在农场管教科工作。蒯大富不愿意终老于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信,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或者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当年的另一位团中央书记胡启立,这时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对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立忱也说:“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 蒯大富返回青铜峡铝厂当了助理工程师。并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罗晓波结了婚,生了女儿。当时铝滞销,厂里请蒯大富出马推销。蒯大富带着妻子、女儿,在全国转了三个月,为厂里销售了600多吨铝。他说,各地厂长、处长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走到哪里,企业负责人都愿意见见他,所以销售很顺利。这也说明,胡耀邦宽厚对待蒯大富,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最近,韩爱晶编著了一本名叫《清华蒯大富》,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进入 丁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龚旻闻:采访胡锦涛,到底有何难?——评《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

2011 年7月22日下午,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举行个人新书发布会,这一题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的大作是他在拍摄 大型纪录片《需要》过程中编辑而成的系列访谈录之一。该书内容超过50万字,分上下两册,附赠读者一张时长20分钟《需要》集萃光盘。 新书发布正值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

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权重,万人仰视,可以得到表面上热烈的掌声和客气的笑脸,但不一定得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尊重和水乳交融般的感情;银海金山,富可敌国,可以买到香车宝马,豪宅盛宴,却买不到知识、品德和人格;哗众取宠,表面文章,可以哄人于一时,但换不到真心的拥护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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