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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中国官媒强烈反弹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中国官方强烈反弹。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接连批判穆迪“没有远见,恶意唱衰”,引发热议。有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的过激反应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中共掌管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经济改革不确定等因素,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与此同时,穆迪还将中国的8间保险公司,25间非保险金融机构,38间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穆迪的做法没有远见,将来实践会证明它是错误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3月4日向本台表示,中国官方与穆迪之间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标准不同。穆迪的评级是以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标准来衡量,不过中国的经济中,政府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的债务问题是严重的,包括地方政府债、公司债,如果按照市场的标准,有可能中国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但我们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政府强有力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央政府最后会为债务风险兜底,中央政府有种种的办法来化解债务危机。所以政府控制的经济也有它的好处,能够应对危机。而穆迪所发表的(评级)是按照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来预测风险。”另一方面,穆迪的举动也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新华网连续两天发文怒批穆迪。新华网3月3日的评论文章称,穆迪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却长期干着损害自己信用和操守的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评级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前者“苛刻”;一方面对后者“放松”。这种因人而异的选择性评级标准,只会透支其公信力和影响力,令其有关指标前瞻世界经济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评论还说,在中国财政状况风险可控、保持良好的情况下,穆迪却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不得不让人怀疑,穆迪是否也加入了“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阵营,想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有网民调侃道:现在不是流行封号吗?去把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给封了,它就不说负面了。网民“蒋宏晨”感叹:何必呢,就是个商业机构评级而已,某些媒体还预测4000点是牛市起点呢。网民“段段”则认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弄好,让它的评级出现失误,失去公信力,而不是一开始就嚷嚷人家错了。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3月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是一党专政,共产党管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在这个专制国家,统治者就相当于无限责任公司。既然是无限责任公司,那他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和他统治的合法性有关,最大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在他看来都是政治问题。所以穆迪这个机构对中国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估,可是新华社就对他们的评价恶意揣摹人家的所谓动机,说参与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行为,实际上他的本意并不是维护中国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维护中共形象,实际上背后他认为是打击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威胁了中共的政治统治,如此而已。”

自由亚洲|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辞职

曾多次在政协会议提案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近日辞职。据报,被称为广东“公示财产”第一人的范松青因公示财产提案“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是被迫辞职。对此,官方解释是范松青“因年龄问题”辞职。范松青周二接受本台查询时,以“不便接受采访”理由婉拒。2013年1月,范松青在广州政协全会期间提交有关提案,并率先向媒体公布收入、自家房产等。因为这次公开,其妻子、女儿到现在还埋怨他是“吃地沟油的命,操总书记的心”。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也是一个清官会被排挤出场的社会。因为整个官场,大多数人都浑浊不堪,很多人都有不明来源的财产。所以你要是提出财产公示,肯定是触犯了众怒。腐败是产生于特权体制,他并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上,所说的平等,他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一切强调特权,这种特权导致法制被破坏,也就导致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他(范松青)一个人想跟整个的特权体制相对抗,他当然只能是被辞职或下台的命运,我们学者也是一样”。胡星斗说,实际上,范松青是在拯救中共体制:“所以像贺卫方也被特权体制点名批判,反腐败实际上是缘木求鱼,如果想真正的反腐败,你就从公开财产开始。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在瓜分中国,他是一个国家衰弱的根源,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分利集团化,在掏空中国。这位政协副秘书长希望拯救这个体制,希望官员公开财产,他只能做堂吉柯德”。(责编:胡汉强)

自由亚洲 |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推出研究版《2050年中国宪法》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推出研究版《2050年中国宪法》, 其中特别强调保障中国公民权利。 胡星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实行宪政。他认为恰恰是宪政,才可以确保所有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执政党的安全。《2050年中国宪法》既吸收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长处,又结合了中国文化的优点, “就像我在《中国宪法》的原则中所讲的,组成国家的原则当中就包括合和、仁爱精神,当然也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精神,但是也包括仁爱合和这样的中国价值,我强调在过渡阶段,从现在到2050年,要尊重现在的社会秩序,在执政党能够推进宪政的前提下,尊重执政党的权威,在中国不动乱,不分裂的情况下,逐渐通过改革来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胡星斗教授说,他推出的这个宪法是试图融合一些左的和右的观点,融合理想与现实。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可以走新加坡的道路, “可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它没有什么民主,或者说民主很少,但是它有宪政和法制,因此未来的中国也是一样,不应该优先推行民主,而是优先推行宪政和法政,当然民主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民主可以滞后一点,先实行宪政和法制。” 胡星斗教授说,在他的宪法中,他没有直接讲西方的三权分立, “我强调的是要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对公权力的各种监督,监督机构包括国会议会,宪法、法院、新闻媒体,包括公民的监督,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至于叫几权分立并不重要,你可以五权分立,重要的是对权力要有制约。” 胡星斗推出他的宪政新书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于8月5日、6日、7日发表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钟成的3篇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以及《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胡星斗教授对此表示, “这些文章都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的,我的《2050年中国宪法》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是我的宪政经济学的一部分,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可能不能一下子实现宪政,因此,在过渡阶段,我提出我们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完全的宪政。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是目标是明确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德国之声 | 红卫兵道歉促“文革”再反思

自《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刊登“文革”时期一个红卫兵的道歉广告以来,《南方周末》、《潇湘晨报》、《新京报》等媒体先后刊发红卫兵的忏悔故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7日出版的《新京报》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179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被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被枪决。 张红兵回忆说,他和父亲在举报说,就知道母亲将被枪毙。他眼睁睁看着"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但他当时并不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直到中共批判"四人帮"之后,张红兵才直到自己错了,开始了内心的痛苦挣扎,最近决定公开忏悔。 今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的一则"郑重道歉"广告,"文革"中的红卫兵刘伯勤通过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道歉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6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文章《我也来道个歉》,作者宋继超为河北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称读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后百感交集,也想道个歉,"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他在1966年揭发郭楷老师的"反动言论",导致其遭受批斗,备受磨难,未满60岁就离世了。 7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再次报道,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历时5年,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共计32人。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7月27日出版的《潇湘晨报》报道,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登报就"文革"中参与批斗同事致歉。今年已经87岁的张琼英,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张红兵因母亲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而告发她,母亲两个月后被枪决 反思"文革",前进还是后退?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编委雷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中共在历史文件中已予以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对"文革"有过一阵反思,但是还没有深入即被中止。现在研究"文革"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关书籍必须报批才能出版。这导致人们对"文革"逐渐淡忘,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真相。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官方一直压制对于"文革"的深入反思。雷颐说,官方否定"文革",是希望大家忘掉历史,不再计较,"往前看",只是抽象地反思,具体的罪恶很难说出。 雷颐说,很多人写"文革"回忆,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自己辩解。因此这些个人忏悔很有意义。它们和制度反思可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他希望能通过个人忏悔激发集体反思。 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肯定,被外界质疑为"文革"翻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批评说,"新领导人肯定前三十年,对整个国家存在危险,因为当前中共对毛时代的错误反省不够,毛时代的种种错误至今没有公开披露检讨","'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不仅在重庆重演,目前社会很多做法也都是沿袭文革做法,比如人治、发文件治理、个人崇拜等"。 红卫兵的忏悔故事在中国网络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作家章诒和对此现象的评论被多次引用:"这种对生身父母的无情与绝决,对政治、对政治运动的向往与狂热,都是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捉弄孩子,扭折天性的结果。" 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网民"咖啡甜甜的"说:"是谁把好好的人变成了畜牲不如的东西?文革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仅仅是文革吗?即使文革前流行的革命价值观,从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肯定"文革"的声音。一个叫"帅哥叮当当"的人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很多评论,认为"文革"被人歪曲了,事实是那时候老百姓日子很好过,当官的受到监督,都很客气。方忠谋错在"介入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恩怨,我不表同情"。 雷颐认为,在反思"文革"的问题上,中国面临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

自由亚洲 | 楼市调控政策变调 发改委说一线房价还要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政府对楼市调控的政策近日发生转变。发改委官员周三称,一线城市房价泡沫不严重,未来房价还会涨。周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也对楼控只字不提。有分析认为,这种转变或与审计地方债有关。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房地产又被利益集团绑架。而持续高房价会加深民怨,加深社会不公,也会令中国的实体经济受损。 自从今年2月新国五条实施以来,中国房价不跌反升,有媒体周二报道,北京东北五环六环之间的孙河,地块楼面价也已高达每平方米5万元。虽然高房价已令许多民众的买房梦变得遥不可及,但发改委官员周三却称一线城市房产泡沫不严重,未来房价还会涨。 中国新闻网周四引述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出席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时表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会一直呈现上涨趋势,因为本地化的管理结构使更多的优质服务资源集中在这里,所以房价上涨是一种市场规律。 就在李铁表态的前一天,原住建部副主任王珏林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中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房价调下去,一直提房地产市场稳定、房价保持稳定增长。而同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更是只提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对楼市调控只字不提。消息一出,中国沪深股市房地产板块应声而涨,周四,地产相关股价纷纷上扬。 北京市民胡石根周四告诉本台: “房价一直往上涨我觉得真是让老百姓根本就不能承受。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通打工仔,工作一辈子也许在北京都买不上房子。我觉得对年轻人是一种威胁,只会导致更多的老百姓不满。” 而对于中央不再提楼市调控,网民“谈天说地LZJ”认为: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融资也多靠房地产抵押,房地产崩盘将导致金融危机,国家投鼠忌器,所以不提降房价。网民“真实话”则表示: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还有不少民众感叹,难道中国的经济只能依靠房地产了吗?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周三刊文称:从近三次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表态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态度的转变,例如去年年底的提法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一季度的提法是“抓好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保障工作”,而最新的提法是去“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兴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四向记者表示: “高房价实际上是对几个方面是有利益的,一个是开发商,第二有关的官员,第三就是现在政府的财政主要还是依靠房地产。地方债务问题和房价也有关系,地方债务要减少就要增加政府收入,政府收入很大一块就是依靠卖地来收入。房价、地价降下来,卖地的钱就少了,地方债务就更难平衡了,原来就是很大的一个包袱。” 香港《经济日报》周四的社论指,中央对楼市调控态度含糊,一是因为中央已将经济增长下限定为7.5%,而房地产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且中央刚宣布审计地方债,楼市作为地方主要财政来源,如果楼控会引爆地方债,因此中央只能继续被楼市绑架;二是或许中央正在部署楼控新策略,但因有关计划太大,因此在拟出全盘方案前,对楼市采取低调策略。但无论中央出于什么目的,政策沉默只会纵容炒风更炽,并令大陆蜗居民怨愈烧愈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房价如果持续上涨,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直接的后果是,收刮了民间的财力,使得广大的民众都成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都变成房奴阶级了。它是很不利于中国的财富分配,一个正常社会结构的建立。也会使得中国的实体经济进一步滑坡,因为人们都想把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投入到建筑业。所以在经济上,长远的后果是严重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透露,中国政府统计数据大幅度高估了中国的城市化率。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将于2033年到达百分之七十的拐点。中国专家表示,统计数据失误源于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星期二发布“城市蓝皮书”。中新社报道说,这份题为《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透露,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而全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约42.2%,比去年中国政府声称的52%低约百分之十。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社科院的这个所谓“最新数据”其实早已为中国学术界人所共知,也是一个老问题。 “因为政府统计的城镇化率百分之五十而,它包括了农民工,如果剔除农民工,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大家早都知道。” 有关政府高估中国城镇化率的问题,胡星斗表示,这和政府当局的财政拨款有密切关系,其政策目的性极强。 “在计算城镇化率的时候就算上农民工,但在财政拨款的时候,为了不让农民工享受城市福利,就剔除农民工。有利的时候就算上,不利的时候就剔除。”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到2020年约为60%,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九点五亿人,约占人口的68%,而到2033年中国将越过70%的城镇化率拐点,到2050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居住在城镇,之后这一数字将趋于稳定。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涉及到其获得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的演变以及社会身份认同,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百分之四十,他们在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 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表示,在中国,城镇和非城镇居民的划分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 “外国是通过工作、居住地方和生活方式来划分城镇和乡村。但在中国,这个主要体现了身份,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同。” 他表示,根据中国政府的发展策略,未来二十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但中国城镇化面临两个较大的障碍。 “一个是户籍制度,阻碍城镇化进程。第二个是城市高房价,如果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形成一个城市贫民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社科院的蓝皮书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镇化的障碍之一。该报告建议中国尽快开展户籍制度改革,从原来的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逐渐获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权益。北京的胡星斗教授也是这一建议的支持者。 “进入城市生活,三年五年之后,可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长一些,比如十年,其他城市三五年,小城市甚至一两年,农民工就应该可以获得完整的同城待遇。” 不过刘先生认为,中国八十年代初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城镇户籍人口只增加到35%,显示中国城市的政府部门并不愿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分享利益。他认为,中国应该立即以一刀切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最好是一刀切。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权利平等,中国许多行政法规都违反这个精神,户籍制度改革也是,造成了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以应该尽快一刀切进行改革。”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仅有的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并以户籍划分政治经济权利的国家。刘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尽快消除户籍歧视和城乡区隔,才能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更为健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自由亚洲 | 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好做难圆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让中国民间资本再度做起银行梦。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七月初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之所以使中国民间资本银行梦近日再度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和纲领性措施。 北京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表示,这表明中国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方面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政府试图打破国有银行金融垄断的局面,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创造条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为只有打破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如果金融系统垄断的坚冰无法打破,类似产业升级和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就无法解决。” 迄今中国只有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那就是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人民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总共1400多家,民营资产规模仅占比仅15%。 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大型国有银行与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占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95%,民营银行仅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5%,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让人不解的是,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的中国民营经济却只有占金融信贷资产大约20%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为之服务,而占GDP比重不超过40%的国有经济却有占金融机构资产大约80%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对此,北京知名经济学者曹思源教授表示:“我一贯主张大力开办私人银行,由私营资本创办银行。私营银行的比重应该是超过银行业的50%, 只有超过50%才能称其私有化。我主张中国银行业私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比重大于50%。” 曹教授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指导意表示赞成和欢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光远近日表示,“只有大量民营银行成为主流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中国民间资本设立民营银行近些年来政府虽然一直有诸多鼓励政策的支持,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中国让民间资本的“银行梦”始终好做难圆 胡星斗教授认为,未来一个健康的中国银行领域应该有至少50%的资本属于民间,来自民间。 “民营资本更多地进入银行业看待是中国政府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但要是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可能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需要中国决策层高瞻远瞩,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要总认为只有国家控制金融才能控制经济,才能稳固政权。否则,即使相比过去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民间资本在中国银行业也只能始终扮演小媳妇的角色。” 中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2013年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至少会设立一到两家民营银行,通过试点,权衡和检验民营银行的发展,为未来进一步开放银行业提供政策依据。 对此,曹思源教授表示:“中国银行业要引进民间资本即使是一下子开闸放水, 也得有个过程, 不是某个机构或某个文件一说就行动起来。从几乎为零开始,民间资本的进入需要时间。” 中国有学者曾说,民间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要突破“两重们”,即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玻璃门”是指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不存在看得见的显性障碍,但存在诸多隐性障碍将民间资本阻拦在外;“弹簧门”是指即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终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退出。 “玻璃门”主要源于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所存在的各种无形约束。“弹簧门”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优势和民间金融机构的相对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间资本被挤出。难道这次“指导意见”的发布已经推到了“两重门”,让中国民间资本有机会圆了多年的“银行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多名专家和舆论界知名人士在研讨会上揭露了黑龙江农垦体制的非法、官员的贪腐以及农工权益遭剥夺的事实。主持研讨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呼吁取缔黑龙江农垦的非法体制。 黑龙江农垦区国有农场群(简称黑龙江农垦)曾经是一个对年轻人颇有吸引力的地方。以前去过那里的朋友会告诉你,那是一个与富足和某种神秘浪漫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可是,近日在北京召开的“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会彻底颠覆您的想像。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如今的黑龙江农垦是一个农工权益遭剥夺、黑社会猖獗的地方: “有人说黑龙江农垦是阳光照进不了的黑暗王国。” 胡教授说,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集党政企公检法于一体的企业,而黑龙江农垦就是这样一个企业: “可以说这(黑龙江农垦)是计划经济的怪胎……这样一种权力不受制衡的体制必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黑龙江农垦农工刘杰女士表示,黑龙江农垦的官员素质太差: “它(指黑龙江农垦)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大……. 当官的都是黑社会性质,又没有什么文化,又不讲国家法律和道德,就是一些土皇上。” 刘女士说,农工都靠贷款垦种,常不堪税费重负;如往上反映情况,就受打压、被劳教、遭关押。她呼吁中央政府取缔黑龙江农垦的体制: “希望能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以期)废除黑龙江省的这种独立王国制度。” 胡星斗教授也希望中央从制度层面对黑龙江农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合肥业主省人大维权被抓捕 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绑架房地产业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安徽省兰亭公寓业主自周三起,连续三天在省人大前示威维权,抗议官商勾结,揭发开发商在证件不全的情况下强制业主收房,令他们无法办理房产证。在他们维权过程中,警察暴力执法,抓捕部分业主,其后释放。事件突显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官商勾结被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的问题,不仅令民众利益受损,甚至令政府相关的政策法规形同废纸。 中国的高房价一直为民众诟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公布,全球10大高房价城市中,中国占据了7个。普通民众即使积几代的财力,买房置业也难如登天,而即使是有钱买房一族,其权益也常因官商勾结而受到影响。开发商给官员送礼已不是什么新闻,甚至有官员兼任开发商,打造出质量糟糕、证件不齐的所谓“精品房”,使购房者利益受损。 周三,不少民众在微博发帖,指数百名安徽合肥兰亭公寓的业主在公寓对面的省人大前集体维权,抗议开发商在证件未能提供齐全的情况下,强制业主收房。他们身穿印有“维权”两字的白色T恤,手拉“圆我中国梦 还我血汗钱”,“亦官亦商 巧取豪夺 兰亭业主水深火热”等横幅,要求开发商给个说法。 兰亭公寓的开发商为安徽文越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是阳四清,而记者在安徽省文化厅的官方网站上看到,其另一身份是文化厅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有业主因此质疑文化厅与开发商互相勾结,欺骗百姓。 省人大附近的商户员工周五告诉记者,业主们的维权行动已持续了数天。 记者:“周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兰亭公寓的业主在省人大维权?” 对方:“好像是有。” 记者:“那您知不知道大概他们整个维权的过程持续了多久?” 对方:“好像好几天了。(周五)早上还有,好像现在没看到了。” 一名兰亭公寓业主缪先生周五向记者介绍说,开发商通知业主们6月27日前去收楼,但他们到达之后才发现,开发商只能提供房屋合格证,但无法提供竣工验收及消防安全的相关证件,因此无法办理房产证,从而引发业主不满,开始维权。 “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退房,我们就是要求他提供那个证,拿到以后我们办房产证不影响就可以了。他按照合同里面该怎么赔偿怎么赔偿不就行了吗?但是他们没有讲具体怎么赔偿。” 另有业主反映,周三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警察暴力执法。网民“若水-f”说:兰亭公寓合法维权业主在省人大外等待谈判结果,因开发商文化厅办公室在省人大内,可就在省人大前面被警察暴力无理由抓走还动粗打人,这社会还有天理吗? 本台记者周五尝试致电合肥市公安局,但电话无人接听。 根据民众发布到网上的照片可以看到,大量警察在现场戒备,阻拦着激动的业主。有业主被警察按着脖子,强行拖走。也有数名警察包围着一名业主,试图将他带走。 而在中国公权力不仅介入房地产的商业运作,整个行业也被相关的利益集团操控和绑架,以至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和规范受到冲击。 2011年,住建部着手进行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一事,提出将40个城市的信息联网,并于2012年6月宣布已完成联网。但至今仍未公布该40个城市的名单。其后,住建部表示,将于2013年6月底实现中国500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然而如今大限已过,不仅计划未能如约推行,住建部更是沉默了。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认为: “房产联网的事情遇到了阻力,主要还是腐败的利益集团在作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地方政府。” 《经济参考报》引述业内人士表示,住房信息联网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地方政府不配合、官员信息难公开、基础数据整理复杂等因素令这项工作寸步难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 | 苏州信访官员雷语疯爆网络:警察就是打人的

香港 — 江苏苏州一个小区的业主近日上访到苏州市信访局,控诉无良开发商时,遭遇阻拦。在和相关官员交涉时,说出了一句瞬间风靡网络的雷语,引发海内外哗然。 *网友:绝对实话* 有网友近日在网上上传一段视频,配文中所指的信访局领导的男子称“警察不打人,那警察是养来干吗的?”该视频立即被网友大量转发,疯爆网络。有网友说,该官员说了实话,说了民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还有网友说,官员的这种思维实在可怕,但是最起码说了实话,比30分钟的新闻联播信息量还大。 苏州巿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星期一回应称,6月28日视频中的男子确是该中心工作人员,但并非领导,已责令此人作深刻检查,但是没有说明此人的职务和姓名。 记者星期二致电苏州市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中心,负责回应媒体的官员表示无法在电话中确认记者身份,不能接受电话采访。 “因为我在电话中不能确认您的记者身份,所以我想暂不能接受电话采访。况且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苏州发布,发布了此事的说明。” 记者打电话给苏州市公安局外宣处,希望询问对苏州信访官员说法的评论,接电话的男士苦笑表示,刚出差回来,不太了解情况。 *警察成为打手* 黑龙江省“蒙冤警察”宋秀玲近年来为自己因反映公安厅买官卖官而受到打压以及也是警察的弟弟被冤枉入狱而不断上访维权。她表示,虽然她本人没有遭受过警察虐待,但在上访过程中听到许多访民被虐待的情况,包括其他的一些“蒙冤警察”。 宋秀玲说,许多地方的司法腐败之极。“司法腐败到极点,像我们警察都在上访,那老百姓会怎麽样,我一直都在说,没地方说理去。”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在2011年2月茉莉花革命散步期间被失踪60天,其中遭受警察精神 和肉体上的折磨。江天勇表示,这位官员说得确实反映了现状。 他说:“它反映了中国的现状、事实。这个官员说的,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法律,但是确实反映中国的现状,就是在人们心中由于看到的一贯如此,就认为警察就是打人的,不打人那还叫警察吗?就是这个概念。从官员嘴里面、警察嘴里面,类似的话,经常是脱口而出。比如有一次我在办案时,就在马三家劳教院,他的警察,我们说你要守法律呀,警察脱口而出,我在这地方守法律,这不成菜市场了。这跟这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出手打人的警察应该说是少数,但是,近年来警察作为一个整体,给民众的社会观感确实不是很好,尤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打手。 他说:“在体制上,的确存在着公检法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打手的情况。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公安更是成为某些政府,甚至是某些企业机关的打手,难以起到保护公民的作用。因此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他们的形象也是不佳的。” *维稳思维所致* 胡星斗教授表示,多年来强调的维稳更是让官员不思考如何为民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公检法来对付民众,消除杂音。 他说:“这也是长期以来进行专政教育的结果,也是维稳思维的结果,利用公检法,以 高压的姿态对付国民,就是为了维稳,一切就是采取高压的姿态。因此,长期以来就在官员的心中就产生了警察就是打手的观念。”   维权律师江天勇表示,警察本应是保护民众利益和生命安全的,让警察成为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打手,成为民众的对立面,不仅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fullrss.net

自由亚洲 | 美国部分参议员担心双汇并购冲击食品安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参议院15名参议员日前写信给美国行政当局,要求严格审查中国食品企业双汇集团并购美国米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一案,关注并购后可能造成的美国食品安全问题。 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参议院15名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参议员星期四致信美国行政当局,信函表示,他们担心中国双汇集团此前曝出的瘦肉精问题,并将全力关注其并购美国食品公司史密斯菲尔德一事,避免并购可能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15名参议员都是由20人组成的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民主党籍的委员会主席斯塔宾诺(DEBBIE STABENOW)和小组首席共和党成员考茨芮(THADA COCHRAN)。 他们表示,美国联邦机构应该严格公平地审查这次并购案,要把中国和双汇集团之前的食品安全记录纳入考量,在权力范围内要尽一切努力确保食品安全和公民健康不受损害。尽管美国国会无法批准或否决并购交易,但可提出阻挠意见,甚至迫使并购流产。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园说,美国人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自己都对本国的食品生产失去信心,奶粉都一定要买外国进口的,这一点中国政府自己应该反省,为什么本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产品?那么外国人会相信中国的产品吗?” 郑竹园教授表示,2005年,美国国会曾经成功阻止中国企业中海油对美国企业优尼科的180亿美元的并购。这次,中国双汇国际以47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的交易,也许会遭遇同样的麻烦。这一并购交易现在将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这次审查意味深长,不仅关系到猪肉问题,更关系到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整体看法。 郑教授说:“美国人现在不太愿意中国人来这里购买企业。但同时,中国人也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现在甚至连在美国的中国饭店的食品安全也受到质疑。但是,如果双汇并购成功,美国一定会加强对其猪肉生产的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会进入美国。”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此表示,中国食品在欧洲已经遭遇四面楚歌。 “中国食品安全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当然我想,如果双汇并购美国公司获得成功,双汇一定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去完善自己的生产安全制度,因为企业要生存,它必须适应美国更严格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胡星斗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双汇并购美国企业成功,他更担心,双汇在安全生产上会有双重标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淮橘成枳的故事,也就是淮河以南的桔子移到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我担心,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生产标准没有美国严格,双汇把不合格的产品留给中国人用。” 郑竹园教授认为,双汇的购买是目前最大的一宗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因此必然会碰上严格的审查和关注。这次并购是否能够成功,目前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纵览中国 | 郑汉良: 改革论坛顺利在京召开胡星斗表示诧异

中国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DR 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十八大刚落幕,北京改革派学者16日即召开题为《改革共识论坛》的讨论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有数十名著名学者及退休高官出席发言,至于为何该论坛得以顺利召开,报道引述与会者之一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主持这次论坛的《炎黄春秋》副社长吴思告诉香港明报,论坛在9月份已经开始筹备,并确定在十八大后召开,他说与会者发言极为热烈,议题面向甚广,包括政治、经济和民生等。 报道指,中共元老李锐和法学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自由派老人也不顾天气严寒而出席,两人在发言中将矛头对准政法委,江平指过去5年司法改革倒退,危及司法独立;李锐也以薄熙来事件为例,直言必须废除政法委。 胡星斗则在论坛上谈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民权,所谓的「美丽中国」都只是口号。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和学者吴稼祥在微博透露了论坛部分的内容:江平在会上指出,中国改革的共识应该是与国际趋同,而不是趋异,而十七大以来的司法改革是在倒退,因为不讲司法独立,又加强政法委的领导,「法院就很危险了」。 报道又引述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认为,中国必须确保司法独立,有些冤案就是政法委拍的板,「出了事,政法委又拍屁股走人」。对于政改,他认为关键要改革中共领导体制,否则政改难有成效,因为「一把手」权力太大。陈支持胡锦涛今次「裸退」,认为是个进步。 与会者中,以95岁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年纪最大,听觉不太灵敏的他,根据报道指出,依然精神矍铄。李在发言时直指政法委应当废止,并认为薄熙来在重庆为所欲为的情况暴露出来,对政改有好处。他还在会上强调「军队应该国家化」的观点。 此外,99岁的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未能到会,但报道指他托人在会上传话,说看见前领导人(胡锦涛)从军委主席上退下来,纪委也有个强大班子,令他对未来乐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也托人发言,指中国唯一出路在民主宪政,反腐要靠制度建设、改革须靠民间创造。 社科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针对「反特权」问题,认为统治者需树立平等意识,反对政治神秘化和暗箱操作。企业家孙大午则提出国家要「去意识形态化」,「我们要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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