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

纽约时报|孙旭培:中国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最佳时机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如何解决?孙旭培所参与的新闻法草案因为种种历史机缘而未能通过,中国的新闻立法也悬而不决;他本人因为常常在公共媒体直言新闻自由,而招致打压,新作迟迟无法出版。 2013年6月,腾讯网新闻中心编辑沈洪在北京对孙旭培进行了面访,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采访文字版,这是文字首次发表。 以下是采访第一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文化有史以来如何看待新闻自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中国筹备新闻法的曲折与艰难。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你是如何走上研究新闻自由的学术之路的? 孙旭培:我的特点是爱思考问题,思考是一种乐趣。常常思考、观察的是时事和政治形势。大跃进时期,报纸报道亩产几万斤,最高达十几万斤。作为农家孩子,我从小就知道一升米有多重?一斤稻能出几两米?根据这点知识推算,如果将十几万斤干净的稻谷摊在一亩田里,也有将近一尺厚。产量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呢?但是,面对报纸上不断批判“算账派”、“观潮派”的文章,我不敢说出来。 文革中,我在安徽淮北市工作,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议论时政,我说,中央是被“海派”控制着,我说的“海派”一词,用来专指从上海发迹的那伙人,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正好也可以包括江青,因为她也混迹过上海滩。淮北市委成立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的写作组,要求集中在招待所写批邓的文章,我挑开话题:“难道邓小平出来进行整顿不对吗?”马上勾起大家的心思,一层窗户纸捅开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说出了心里话,都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可批的。可这是个死任务,不写又不行。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我们来了个调侃之举。四个人齐刷刷跪在房间里的四张床上,朝着北京的方向,一边作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邓大人,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现在要批判您了。”说完,找来几本《红旗》杂志,四个人在上面东抄西抄,拼凑了一篇交差了事。 在1978年考研究生之前,我就曾对单位里的女同事们讲:“你们将来都会烫头发、穿高跟鞋、抹口红。”她们听了,都露出怀疑的神情:“这怎么可能呢?”有意思的是,过不多久,就验证了我的预测。进入八十年代,淮北矿务局的老朋友,经常问我对改革形势发展的看法,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将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所有好方法,中国都会用,谁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抢占先机。”事后,朋友们都表示佩服。我的传记(王英著的《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记载了这类故事。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讨厌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却仍然报考新闻专业研究生,目的是研究和解释中国新闻的荒谬,第二年就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写了近七万字。 应该承认,我的运气很不错,没有因为说了许多敏感的话而倒霉,我的那些淮北朋友没有一个去告密。他们是我终生的好朋友。经过文革十年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诡,总还有一种基本的民意在运行,顺着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无须悲观,社会终究会沿着民意走,那些张牙舞爪的势力终究会垮掉。这个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势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个人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摇。 问:你梳理过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从历史的大脉络来看,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了解吗?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生长出来的“自由”与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有共识吗? 孙旭培:可以说,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大多并不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意味着自由放任,为所欲为,是不受限制的。西方从17、18世纪那么多启蒙思想家开始,就强调自由对法律负责。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是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究其原因,部分是与传统文化对自由的理解有关,部分原因是与现代、当代的政治有关。 自由主义原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平等思潮,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却把“个人意见第一”说成是自由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自由”、“自由主义”等都是贬义词,它们同“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等概念相联系。特别是在当代政治中,一会儿说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没有自由的,新闻自由也是虚假的;一会儿又说那些要求民主的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彻底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是现在又说资产阶级是自由化的。对这些前后矛盾的理论,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会直摇头。由此可见,在一些权力者那里,自由主义、自由化都是打人的棍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挥舞。 谈到新闻自由,即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由,所以他要求新闻立法,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不可以批评法律,传媒可以批评法律和建议修改法律,但不能煽动人民不遵守法律。 中国是一个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了一个有点怪异的国家。世界各国都以宪法为最高准则,许多国家总统用手按着宪法宣誓就职,可是在中国,谁要提出依宪施政,按社会主义的宪法搞宪政,还是个冒风险的事;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媒体都认为这个词汇太敏感,极力回避。可见,与普世价值不接轨,就是与宪法不接轨。最近有个新闻,说深圳福田区三个干部上任拿着宪法宣誓的消息,使我们看到了落实宪法是人心所向。 问:似乎“一有自由就会乱”是共产党讳言自由的内里原因,一度,新闻自由还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属性标签。新闻自由阶级论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吗? 孙旭培:“一有自由就会乱”,真的是这样吗?毛泽东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两三百年,英法三四百年没有发生政变?无人作答。这些国家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争论不休,但政坛上并不发生突然的大事变。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对报纸实行的政策是,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平常好像风平浪静,可经常发生举世震惊的大事变。我国宪法规定的接班人突然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一个省部级领导人跑到外国领事馆以求保命,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会发生在自由民主国家呢?一方面,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可以消弭争执,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违反自由民主的制度也不可能取胜。现在从近处看,我国这几年,为了维稳,公民的自由削减不少,为什么还弄得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呢? 我国长期不提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民主可言。1952年我国还向革命年代的有功之臣颁发过自由勋章,自那以后60年里,我国政治生活中自由都消失了。好在十八大报告中,又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提了出来。 但我们要搞清楚,在各项自由中,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列宁、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点,掌握政权前都称赞美国的民主和新闻自由。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不想搞新闻自由,反而批判新闻自由。有什么妙方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搞阶级分析。说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搞那些形式,实际上不自由;无产阶级虽没有自由的形式,但有实质自由。人民没有地方去驳斥这种观点,这种诡辩就一直吃得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本应是全社会的,由某一个阶级实行自由是无法想象的。结果是,只有那些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们才有自由,整个无产阶级仍是没有自由。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实。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是指一切有中国国籍的人,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也同样有言论出版自由。可见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说法也是违背宪法的,可以休矣! 问: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同时改革也很曲折,左右力量斗争激烈。能否讲讲您在80年代参与新闻立法工作的经过? 孙旭培:新闻立法的经历更是充满斗争。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对媒体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闻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要求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说真话的权利。1984年中宣部新闻局起草了一个报告,建议筹备制定新闻法,由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负责。人大委员长彭真、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都批示:同意。我认为胡乔木是勉强同意的,这从他后来设置重重阻力可以看出。由于很难找到研究新闻法的人,胡绩伟要调我去全国人大,我不愿离开社科院这样的研究单位,于是教科文委员会与新闻所合办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招新闻法研究生,办《新闻法通讯》,编写《新闻法知识讲座》,跟胡绩伟到各地召开征求新闻立法意见的讨论会。后来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闻法草案。胡绩伟组织讨论,修改多次。我们的草案有两个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二是“报纸刊物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这招致胡乔木的不满。他做过许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闻立法的目的应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的创办,由出版法去规定,新闻法不要管;先出台出版法,再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结果很像个出版管理条例,在人大也很难形成统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过,新闻法就没戏了。 与此同时,上面还让上海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连同后来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个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闻立法,但总是被回答: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这显然不是真话。后来干脆回答: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胡乔木还通过中国社科院,撤销新闻法研究室,虽然我们上书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让新闻法室暂时保存下来,但很快又被合并到新闻理论室,无课题、无经费,还是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不存在了。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先后要求《人民日报》、新闻出版署兼并新闻研究所,经过多方努力,直到胡乔木1992年去世,我们新闻所才保下来了,但是也无法参与新闻立法了。只有我不时著文阐述新闻法治的意义,并进行各国新闻法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一本《新闻出版法学》。如此而已!尽管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但新闻立法从提出到现在三十年了,仍是有花无果。 问:当时您起草法案的主要诉求有哪些? 孙旭培:作为主要诉求,还是保障新闻自由,当然是适度的新闻自由。我从来不认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那样的新闻自由度,适合于中国。我从不讳言,彻底的新闻自由与一党制是不兼容的。适度的新闻自由要靠新闻立法来界定。用自由度来衡量当前的状况,我国新闻自由度是不及格的。实行新闻法治才能达到及格线。 另外,我们拟出的新闻法草案规定,“除了战争和全国总动员时期,不得实行新闻检查。”新闻检查中,报纸印刷前的检查,这种检查《大清报律》就规定有。还有一种检查是事前就规定不能报道,这个做法是更彻底的新闻检查。郭学明所著的《纳粹模式的警示》里写道:“希特勒上台后,大搞意识形态灌输,由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所有媒体。每天都对媒体下达书面指示,什么新闻可以发,什么新闻不可以发,什么新闻怎样说,甚至连标题都给出了。”凡是要对新闻进行集权控制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种办法。特别是我们的机关报、机关台体制,管得更死,面对无数禁令,许多社会问题哪怕已经很严重,媒体也不能报警,不能促成舆论,所以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堆积成山难以解决时才能引起注意。 问:在新闻法的制订过程中,哪些问题上有过分歧? 孙旭培:胡绩伟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按照他的总结有五条:其一,对制定新闻法的指导思想,一种意见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二,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是为全国人民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其三,一种意见主张“报刊的创办也可以由自然人进行”(见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草案),另一种意见则坚决反对;其四,一种意见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战争和国家总动员时期除外),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其五,一种意见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但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要强化监督舆论。 问:如今回头来看,您觉得8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新闻法有真正出台的可能吗?陈云的一段话流传很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孙旭培:新闻法在80年代有没有可能出台,很难说。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先生两年前还跟我谈起,当时总想把草案搞得好一些,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时机。我对上层的不同意见毕竟了解有限,但就我所知,出台很难。因为胡乔木要求先出台出版法,再考虑新闻法,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往后拖。但出版法草案像个管理条例,在出版法草案中,创办出版单位仍局限在要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框架中,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有抵触,在人大常委会中一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关于陈云的那段讲话,我也引用过两次,不过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驭民之术的角度去看是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 以下是采访第二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改革与新闻改革的关系,以及作为一名新闻自由研究者和倡导者的孤独。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在你的论文中提及:“美国那么高的新闻自由度对中国是不合适的”,那么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哪里才算合适呢?环顾世界各国的新闻法,您觉得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哪个?为什么? 孙旭培:长期以来,我所探讨的是如何在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现实国情下面实行适度的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自由度(这个词汇是我发明的)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很好了。即使不考虑现实国情,我也并不认为,太高的新闻自由度将适合于中国。 去年我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 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又有很特殊的国情,完全学哪一个国家的模式都很难,要在吸收多个国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在及格线以下。换句话说,就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或三五十度之间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适度的新闻自由的构想,会遇到来自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在两极中作选择:要么很不自由,要么完全放任的自由,没有中间境界。不过,中间境界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渐进改革中实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可控条件下实现。 问: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可期,另一方面又保持刚性的政治制度。因此流行一些观点: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其任务不在洗脑,而在维护党的正面形象和正当性。你怎么看? 孙旭培:你谈到有人说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我虽不完全认同,但认为毕竟是有了进步,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教师爷的说教面孔,变成公关先生的亲和的面孔,还是改进了对受传者的态度嘛。 关于“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认为,中国现在出现如此腐败和贫富悬殊,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们搞市场经济,起初没有做好理论准备,没有将政治改革、新闻改革的配套进行的理论准备,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地采取了先叫一切改革让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由于其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主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化,民主制衡、媒介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 1992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贵秀教授给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的课,我发言说:马克思主义讲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理,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搞自由经济,就应该是与民主政治相配合,而我们仍在搞集权政治,结果是:自由经济加集权政治,这样做行吗?王回答说,当然不行。随后,便笑了笑,不再作说明。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信,自由经济如果加集权政治和集权新闻,就必然等于极端腐败,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中央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监督很少、很弱,特别是在后来“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官商勾结、行贿受贿比比皆是,但媒体只能装聋作哑,“以正面宣传为主”,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很难解决。美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媒体开展扒粪运动,竞相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我们却大搞正面宣传,压住舆论监督,一时间,人们惊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说得尖刻一些,这种制度成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摇篮。 1998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视察,讲了很多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话,他甚至说,批评占49%,仍是“正面宣传为主”啊。他还说,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但是媒体在报道朱镕基讲话时,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却被丁关根部长删去了。我们的新闻宣传部门不思改革,中央领导人出来支持改革,他们却不让媒体人和广大人民知道。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也被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又大大弱化了。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关系? 孙旭培:新闻自由确实与国家制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等中国政治改革了,才能研究新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思维方式:要其他领域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所在的领域才能改革。每个领域的人都这样想,改革就没法进行了。 新闻改革一开始就力度太大,固然可能干扰政治改革,但新闻依旧管得很死,自由度太低,媒体不能为政治改革提供智力和舆论的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道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真是不假!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问:你做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什么样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还是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当然是真实新闻的自由,散布流言、谣言要受到追究。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出版自由就是新闻自由,英语里用的是同一个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当年说的出版自由都包含新闻自由,而且他们总是拿报刊说事的。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新闻自由,谈言论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样很难吗?你看我们的刊物发过几篇言论出版自由的文章?我们建国以来有哪个部门开过言论出版自由的会?连学术会议也不敢开。这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法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而我就是研究新闻自由的,所以常感,“我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但是,有宪法支持我,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支持我,还有一些有学术良心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支持我,所以我还能伺机发出一些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我始终坚持新闻自由对法律负责,这是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不受限制,所以民国初年的报纸上竟有杀总统、总理的言论,甚至号召军人倒戈反总统。现在有人反对普世价值,必然陷入这样荒谬的立场:要么反对新闻自由,要么就要不受法律限制的新闻自由。 我的研究成果,只要发出来,那些有权力的人面对宪法的规定,面对马恩的新闻思想,面对我的一环套一环的严格的逻辑论证,也很难批判。有位当年当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领导人,2005、2006年两年都邀请我参加政协的座谈会,两次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大意是说:你的文章我每篇都看,你的观点我都同意,就是有点超前。我说,我不是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我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能只谈眼前好用的。 问:你曾自述:“我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和倡导,很像沙漠中的孤独的旅行者”,是怎样的艰辛“吓退”了你的同道? 孙旭培:最主要的是新闻自由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一些主要学术刊物,不但不发表新闻自由的论文(对新闻自由持批判态度的除外),连新闻立法的论文也被打招呼不能发表。我曾有一篇论文最后一部分因涉及新闻立法,被删除才得以发表。我当时编了个对联自嘲:年年难过年年过过得不爽;篇篇难发篇篇发发得不全。横批:难上加难。 其次,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题目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社科基金资助,可是评职称不但要有发表出来的成果,还得要有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我先后带出9个博士生,有7个是研究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他们毕业后基本上都改做其他题目。对于像我那样,写处处设防的文章,他们暂时也不适应,我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人们总得先顾及生存、发展吧。但是我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写违心地批判他人的文章,这是能做得到的。 我自己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以后,我做了一个各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新闻法的比较研究的详细计划,请我的学生们汇集在一起,安排了10个题目,准备等到社科基金申请到以后就开始研究,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翻译费,就无法动手。而且中国学者花钱做课题,还要花几万元钱出版,因为出版社要靠上面限定的书号生存。但是我的申请再次失败了,我们的项目至今无法上马。有这方面知识储背的我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学人退避三舍更是可以理解的了。 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题目? 孙旭培:我这几年都是忙于两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我的自选集《通向新闻自由与法治的途中》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可是,我最重要的一本学术著作《坎坷之路:新闻自由在中国》,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本新闻学术著作,至今出版不了。我三十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怎么解决呢?许多问题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就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总结。这本著作,前年我就与出版社签了合同,但“南周事件”发生后,出版社干脆书面通知我,书不能出版了。原因有人告诉我,是为了出版社的生存。尽管他们也认为我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 我多次要求出版社为我提供一份书面资料,说明我的著作违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项禁载内容(其中前10条都是《出版管理条例》上所规定的)中的哪些条文。还有违背什么其他规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认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供。秘密在于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载”,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而禁止发表或出版。他们凭长期在极为严格的管理中所积累起来的感觉,就知道什么东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霉,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条例》。他们为我举出多个因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而导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这些事虽不一定发新闻,但在出版圈子里会拿出来杀鸡儆猴,让大家晓以利害。可叹在我国,并没有”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凭有关部门琢磨“社会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无权对“社会效果”做出评判。不过,我并不灰心,因为广袤神州毕竟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这两年我把这本著作中的一些内容抽出改写,作为几篇独立的文章发表,《炎黄春秋》上发的就是。你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也只是做这件事,如此而已! 问: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转变,文人论政传统的断裂,除了制度以外,新时期的文人自身是否也有需要反省之处? 孙旭培:“文人办报”是在有言论自由制度的条件下出现的,现在只有“党人办报”,而且是唯一政党的报纸。报人以党性原则为依归。只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对人民造成再大的祸害,也安然无事。大跃进、文革中一些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就是证明。他们是在既无新闻法,也无法有强烈的新闻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工作的。 现在,传统媒体的新闻人最需要反思的是,面对严重腐败,你们做了什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省部级,甚至厅局级的贪官是传统媒体先揭发出来的。我国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媒体不向国家和社会报警,不形成社会舆论促其解决。这当然主要应归咎于我国新闻管理上的弊端。可是,一些媒体在报道庸俗、低俗新闻方面非常起劲,表现为没有社会责任感。例如一些媒体报道母亲跟女儿争一个男人,争不过就投海,而被人救起。还有公公与儿媳妇通奸这类乱伦新闻也报。不断报这些新闻,会削弱人们的道德羞耻感。还有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一些人新闻理想破灭就一味捞钱。有必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广告总值也不断增长,但由于国家几十年来实行媒体总量不变的政策,足以用高收入养活一批不求进取、只求保住乌纱帽的新闻贵族。他们对新闻改革不建言,对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更是不敢去争取,只怕失去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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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报人胡绩伟

     2012年9月16日上午7点零5分,著名老报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得到这个消息,感觉到很突然。9月12日,杜导正老曾去看过他。那天说胡绩伟报病危,可是杜老去了以后,觉得老人没有事。“感觉他精神还很好,见到我拉着手不放,跟我说话。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杜老电话里对我说。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从1936年参加革命开始编报算起,到1983年退休,胡绩伟编报近50年;退休后他又接着搞了五六年的《新闻法》——尽管后来胎死腹中,他在新闻界从业时间有50多年了。1990年被结束政治生涯后,他被誉为“两头真”的思想者。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   初见胡绩伟,是在1999年。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的感觉到被编辑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在煤渣胡同的住所讨要。他是我们刊物的编委,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地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谈到半个世纪前为何选择新闻行业,老人那像他家乡乐山大佛似的脸庞露出了笑容。“这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因素是我从小读书比较多,尤其是进步书刊多,笔头上很利索;客观因素是我身体多病,到战场上抗日那是承受不了的,也就只能选择用笔来为抗日做点贡献。”   若说到胡家三代,胡绩伟可以说是在四川的一个革命家庭长大的。他的祖父胡福全经营一个小茶馆,家境还算殷实;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与孙炳文是至交好友,与邓演达、吴玉章等人时有往来,是国民党的左派;大伯父胡良辅(字驭垓)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同盟会,并担任过四川民众保路运动东路军指挥,后被杀害。如今,到胡绩伟家乡威远县,还能在县城看到保存完好的“胡驭垓烈士殉国处”石碑。   先人的革命影响,少年时代的胡绩伟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刊。1935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华西大学数学系,只读了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选择用笔来做武器。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胡绩伟一方面受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等人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五个成员之一。“由于我读的进步书刊较多,遇事总能讲出一番道理来,我在部队就分管宣传,开始出版刊物《大声周刊》。”胡绩伟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天,为了对中国的现实发言,胡绩伟等人成立“图存社”,出版《图存》周刊。在起草发刊词时,胡绩伟等三个编辑决定同时写,择优采用,结果,胡绩伟的稿子被认为最好。“从那以后,我就坚定的认为自己以后就‘摇笔杆子’了。”   1937年12月,胡绩伟加入中共后,他成为在成都影响很大的救亡团体“星芒社”的领导骨干,并为这个团体创办了一份报纸:《星芒报》。当时,文艺界正在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创作大批直接为工农兵大众能够阅读的通俗读物。新闻界也在提倡创办“老百姓报刊”,使识字很少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胡绩伟任主编的《星芒报》也加入推手的行列。《星芒报》的文章很短,充分发挥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抨击,甚至采取如今我们流行的“段子”的方式。   比如说,因为《星芒报》宣传抗日,经常遭遇国民党封查。该报就以《校长与军长》为题进行调侃: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样的办报风格,直击“校长”蒋委员长,自然要遭遇国民党的查封。从1936年至1939年,胡绩伟参与主办《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一出刊就被查封。封了又办,办了又封,只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加起来有十次之多。   在这样的拉锯战中,胡绩伟也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办报风格:报刊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要为人民所直接掌握。   1939年,胡绩伟到了延安,主持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并担任主编,一办就是十年。胡绩伟把自己的努力目标概括为:办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他十年如一日地、全心全意地努力办好这份报纸。在他的主持下,报纸不只是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呼声,为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而且在形式上力求大众化,让识字不多的边区群众能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这样一份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受到了边区人民的热爱。当然,胡绩伟也是带着很强的党性来办报的,他的努力,也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以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称赞。1944年,他被选为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边区群众报》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   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到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在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的领导下,我工作得非常舒心。”胡绩伟说,“我与习仲勋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西北局当时的施政方针和政绩,《群众日报》都作过比较系统的报道和宣传。”其中令胡绩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习仲勋对民族和民主人士予以团结、感化、争取、帮助的宽容精神。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后,习仲勋对胡绩伟一再嘱咐:一定要对每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宣传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同工农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一样对待,一律在《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不能登摘要;对这些代表人物在会前和会中都要进行深入采访,对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访问记。习仲勋对每一篇访问记,都要亲自审阅,并找到他和记者,一面问一面改,改好后还要再看一遍,才放心拿去登报。习仲勋的这种政治品德也对胡绩伟以后的办报产生过影响。   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做总编辑邓拓的助手。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报体也都是苏联的。《人民日报》成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翻版。《真理报》的基本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党报要作党委的驯服工具”。换句话说,“党报就是党的喉舌”。尽管胡绩伟对个别问题有点怀疑,如对每天必须发一篇社论,社论的字数必须一样,而且一定要排在报头旁边的固定地位,他感到未免过于机械,甚至有点形式主义。但也只是怀疑而已。作为副总编辑,他必须让报纸成为党的喉舌,而不再像以前十多年办报一样实现自己的办报思路。   因此,在那些年,胡绩伟没有多少选择,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人民日报》都是率先垂范的。“放高产卫星的新闻是经我手发出来的,现在想想,真是觉得荒唐。”谈到这段历史,胡绩伟无论如何都不原谅自己。   1956年,在毛泽东“大鸣大放”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改版的社论题目就是《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的重点是要扩大反映实际情况和人民意见,要更多地研究和关心各项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即使是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相反的文章”也允许发表。胡绩伟完全信以为真,协助邓拓满腔热情地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谁知,他们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的一切卓有成效的努力,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死人办报”,因为《人民日报》没有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号召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的“阳谋”。最终,这次大改版以邓拓被调离,不少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而收场。   毛泽东指责邓拓“死人办报”那次谈话,胡绩伟也是在场者。毛指责“几位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邓拓),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的话,胡绩伟一直记忆犹新。“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实在憋不住,就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办好《人民日报》的关键是要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独立决定问题的中央委员主持报政。于是,我说:‘《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重要,有一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报社坐镇。’毛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需要有一个或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但现在没有适当的人选。’以后想起来,我当时的话也太幼稚。你以为中央委员就敢于独立思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点独立思考,不也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关键是体制问题,而对于党报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此后,胡绩伟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这一矛盾的途径。在“文革”关牛棚挨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过。因为“文革”时《人民日报》的主持者将“党性”发挥到极致,而在群众眼里则成为“戈培尔的报纸”。   听话,不听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点将,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此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去向留下了诸多的选择空间。如果把毛泽东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的话,一部分瞻仰者认为: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这一派人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派。另一部分人认为,房子留下来,但样式陈旧,我们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这就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邓小平说,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做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拨乱反正”派。胡绩伟成为这一派的重要的一员。   在“文革”十年,胡绩伟对自己的办报生涯进行了长久的深思,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的办报生涯里,在党正确时,报纸也正确;在党犯错误时,报纸也跟着犯错误。他想:当党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报社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是不是可以不跟着犯错误呢?他以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是必须做到的。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的,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如今,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政治选择空间,给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展现自己办报思路的机会。他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党中央定稿批示发表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社论一出,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胡绩伟也有同样的认识,但他说自己“只好服从”,而这种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听话,还是不听话?”胡绩伟在徘徊中走向了“不听话”。   按“两个凡是”的观点,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那是毛主席定的;而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对中央高层来说,邓小平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就无法复出;还有“文革”十年冤案如山,再往前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是毛主席定的,也无法平反;“文革”宣告了毛路线的破产,中国如果没有新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支撑,就无法向前进。   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在上述问题上一一“拨乱反正”。在推动平反“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胡绩伟曾被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训斥“党报不听党的话”,但他依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向前推进,与新华社等单位联手,最终使这一事件获得平反并由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在终结“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刊登的《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   在胡耀邦指导下写作的两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发表后,胡绩伟坚决支持,安排《人民日报》转载。他说:“这样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来发表。但是,当时社论要送给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来审查,肯定会被扣压。于是胡耀邦想到用‘特约评论员’的形式——表明不是本报人写的,而是社外人写的。”但是,党报的地位不同,即使是转载,胡绩伟还是招致了上面严厉的批评:先是吴冷西的指责,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不过,胡绩伟并不在意,他和当时其他人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干部一起,以民心所向为行为的准则。由此,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大转折进程。   很多过来人都记得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当年,这份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达到300多万份。人们记得,《人民日报》首先发表文章,对因“农业学大寨”而一路升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提出批评,导致这位副总理下台;人们也记得,一位商业部长因为在丰泽园吃饭欠账或者“吃了一整桌宴席才花了一碗汤钱”而被批评,《人民日报》立刻转载,并发表中纪委对这位部长的通报批评;人们更记得,震惊全国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人民日报》以无先例的口气发出批评,并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此后,石油部长被解职,甚至连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也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来源: 《财经》杂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1272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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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俞梅荪: 危难时刻的智勇者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行使权力第一人

    2012 年9月16日 ,96岁胡绩伟去世了,我潸然泪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绩伟领导《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总书记支持下,开明办报,政绩卓著。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观点,被胡乔木( 政治局委员) 批评,被迫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时任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秘书,见证“八九学运”戒严后,胡绩伟建议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成为全国 常委会六十年来,委员行使权力 第一人。 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       纪念耀邦  释放民主诉求   1989 年4月4日 ,全国人大闭幕式,我见到仍受大家爱戴的四川代表胡耀邦。11天后,他因病辞世。 4 月21日 晚,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露宿等待向胡耀邦遗体告别。22日,追悼大会临时由人民大会堂正门(东大门)改道北门进入,我在其中。结束后,灵车从后门(西门)驶出,前往八宝山,广大学生的要求被拒。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学生大游行和绝食请愿, 各界上街 声援,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呼唤民主与法治。   5 月19日 晚,我在天安门广场,十点钟高音喇叭突然播放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人们震惊,愤怒责骂。随即传来,大量军车被市民拦截在六里桥等地。子夜,我到六里桥,许多军车和满载全副武装的战士,被市民们围住说教并送上开水和食物,劝其撤回,而茫然不知所措。有军官登高喊道:“感谢人民的关爱,我们奉命而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保证不开枪!”     危难时刻发起“紧急会议”   学潮持续一月, 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软禁;20万大军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 流血冲突 ; 党政军各方处于乱局之中。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行使《宪法》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们的基本权力,试图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5 月21日 ,北京 四通研究所曹思源和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受胡绩伟委托征集委员签名联署,来找我要请顾明签名。 顾明随万里委员长出访在美国。他们说:“顾明如在,一定会支持。”我未代其签名。 接连三天,曹和李征集到不少委员在《建议书》签了名, 11 位得知此事而表示同意,达 57 位,超过常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4 日,胡绩伟把联名《建议书》分送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附上亲笔信。由于万里的改革开放政绩卓著,曾发表讲话:“广大学生是爱国的。”他在国外的讲话十分开明,国内各界对他寄予厚望。   据赵紫阳回忆录( 2009 年香港版):“ 5 月 21 日 ,乔石(政治局常委)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赵)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彭冲找我(赵)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彭真(前委员长)也赞成。”   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随即,广大学生和市民环城大游行,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 万里回国,人民期待。”   25 日,我到机场接顾明,却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顾明问起,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自己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向顾明解释:“港报确有顾明是差误而道歉。”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30 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 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如下:   日前,香港文汇报和澳门日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紧急会议,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我们根本没有签名。盗用姓名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曾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信上签名,王和宋均未同意。为什么委员签名,要他们插手?为什么未经同意,竟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棼 1989 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随即,港报发表四通研究所声明, 大意是除顾明,其他委员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每位委员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公布了史学家 刘大年签名真迹。 编者按:“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六四”前夜,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大卡车分兵几路,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广大市民把公交车横在马路作路障,扔石头,英勇抵抗,不少人被枪杀。    “六四”之后,曹思源之妻告知,曹思源、李曙光等三人在 6 月 3 日上午 失踪,很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资深警官老同学打听,正好他被抽调常驻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等“暴乱分子”。 我到胡绩伟办公室拜访,胡不在,其秘书常大林在写材料,很消沉。 6 月 29 日 ,全国 常委会开幕,我在《简报》上看到委员们一致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批判赵紫阳,几乎人人表态,胡绩伟受到质疑被批判。没有看到胡绩伟和顾明的发言。   全国 常委会经表决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根据部分委员提议,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调查胡绩伟委员征集委员签名事件。   胡绩伟专案组三次通知顾明开会,两次送来材料,注明顾明亲启,我送到顾明家。我听到专案组联络员对顾明说,正在加紧审查。我不寒而栗,深为胡绩伟捏把汗。一向坦率的顾明从未对我说什么,没要我为他整理意见,看来只是应差。   当时,我在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看到 四川省人大罢免胡绩伟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决定(半年后公布,我应该不会看错)。   9 月底,施滨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记者)邀我探望胡绩伟。晚上 8 时,我俩找到东单煤渣胡同 3 号胡家,悄然绕到后门,隔窗看到胡老,推门闯入。得知我是顾明的秘书,胡老惊恐,我赶紧欠身鞠躬,以示敬仰,他放心了。   我说,顾明过去曾说:“历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从不整人。”我俩问了胡老一些家常,不便久留而告辞。我感受到胡老内心镇静,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后两月,胡绩伟专案组未通知开会,未见结案报告。   另据悉,胡绩伟案的事实查清后,三位正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是正当履行委员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   1990 年 3 月, 胡 绩伟突然被四川省人大和 全国人大分别撤销其代表和常委等职务; 原单位人民日报社党委,做出开除其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央,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常大林被调《博览群书》杂志。数年后, 他对我说:“胡老深入反思,不断在港刊发文,还撰文百万字,自编自印《文选》数集。”   胡绩伟的反思与呐喊   胡绩伟撰文:“八九民运”被镇压,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席卷全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代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以党代政,包办和决定一切,人代会成了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变成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北京发生大屠杀,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胡文指出:赵紫阳是正确的,罢免其总书记职务违反党章,被软禁被监控违反党纪国法。胡耀邦为党为国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被邓小平“逼宫”而下台,邓是历史的罪人,胡冤案应平反。   胡绩伟精神感召我为民办实事   胡绩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后来我尝试用宪政之法为弱势群体维权做了两件实事成先例,受到垂暮之年顾明的热情鼓励。   2002 年初,国务院新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把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合理使用软件,定为非法并处高额罚款而成恶法,百姓反响强烈。“两会”期间,我参与游说代表、委员, 60 多位分别向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交《议案》和《提案》,要求修改条例。年底,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把软件保护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   2004 年 初 ,河北省四万 水库移民款被当局挪用, 上访8 年未果。 “两会”前夕, 我 参与 指导移民们提出罢免该市党政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征集了一万三千失地农民签名联署,代其呈送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和吴邦国委员长,虽未被理睬,但“万民折”震动了地方领导,而对访民改打压为安抚, 用五亿元 解决了常年大规模群体性上访问题。   胡绩伟在位时主持起草“新闻法”,下台后一直呼吁翻案“ 六四” ,上书要求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参与签名)等, 直至去世,仍未实现。   两年来,中共体制内呼吁政改的开明智者朱厚泽、李普、谢韬等相继辞世,历史的重任正向吾辈袭来。                            (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   胡绩伟:九十五大寿赋诗: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 壮哉,寿追南山!     曹思源:悼绩伟   拔乱反正泽天下 ,    九旬思想更升华。 忘年之交缘何结 ?   一根藤上两 ” 苦瓜 ” 。 历史正邪终能辨 ,    宪政大道乐无涯 !     于浩成:敬悼胡绩伟挽联   胡公千古 党报总编辑,宣扬政治改革,主持起草“新闻法”,保障言论自由,无私无畏; 人大常委员,支持民主抗争,呼吁废止戒严令,抵制镇压行动,功败垂成。 ——于浩成敬挽 2012 年 9 月 17 日 胡绩伟简历 :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出生于 1916 年,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因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一事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 ============================ 本文写作轶事: 9 月上旬,得知 76 岁张显扬先生(中国社科院原马列所研究员)病危“弥留之际”,我悲痛之极,深感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之大,难以割舍。告知《动向》杂志张伟国先生,他约我写悼张文。我含泪回首 1985 年认识他以来,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亦师亦友的往事,历历在目。不料,胡绩伟去世,打断了我的思绪,而含泪先写悼胡文。后见孙长江说,张老师的生命仍在维持,有可能好转,先不忙准备后事。我很欣慰,未撰悼张文。 10 月 11 日 ,张老师奇迹般地出院了。张老师才华横溢,有着许多未尽的历史使命,抑或是胡绩伟抢先离去,而保佑张老师要活到奋斗到胡绩伟的年纪乎! 梅荪兄: 可能是你要写悼张文“冲”了一下死神。我国汉族文化传统中有“冲”一说。人若有去世的可能,为其提前准备后事,有可能把“去世”冲掉,这在《红楼梦》中有例子。还有用结婚之喜事来“冲”的。 这几年间,曾当面给我指导的谢韬、朱厚泽、李普前辈相继去世。在他们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我都疏于问候。我专心做与他们有继承性的理论事业,使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所以我原谅自己的顾此失彼。向张显扬老师问候,他除了有思想有原则外,还是个大帅哥呢!要长命百岁才行!我期待继续得到张老师的指点批评。 ——刘利华, 10 月 11 日 小俞: 谢谢你的这篇宝贵的历史记录的纪念文。 ——胡雪滔(胡绩伟之女) 10 月 13 日 附图 1 ,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图自新浪微博。   2 ,2008年10月10日,坐者左起李洪林、孙长江(立者)、胡绩伟、于光远、朱厚泽,后排右3高个施滨海。   3 ,2011年,胡绩伟在医院看资料。   本文初稿2000字,原载《动向》2012年10月号,修订为4800字文,首发《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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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 胡绩伟:中山陵前的沉思

【核心提示】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1995年第10期,作者:胡绩伟,原题:《中山陵前的沉思》 老伴要去南京探望8年未见的嫂嫂,我很高兴随行,完全是走亲戚,自费旅游,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颇感新鲜有味。 记得1953年初我第一次去南京,一晃竟是42年前的事了。 碰巧,这两次去南京,都是在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的高潮时期。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身份去作调研和采访;而这次,是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走亲戚,年过八旬,旧地重游,抚今思昔.自然引起了无限感慨。 那是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刚刚结束,可是,党内外从上到下有一股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凭借特权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在蔓延,应该承认,那时党中央的高层还是相当廉洁的,反腐倡廉的决策还是相当坚定的。那时,我刚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党的生活部,反腐倡廉正是这个部的一项主要报道任务,记得这年1月5日党中央下达《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新三反运动”。我第一次带着采访任务到外地去调查研究寻找重点的采访主题。我从济南、南京到上海。济南、上海都出现了大案要案,而南京还没有。 到了南京,先对江苏省和南京市作一般性的了解。主人还带我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中山陵和雨花台。当时,新闻界并不风行借采访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的现象,我到这些地方参观,主要是为了了解当时解放南京攻打总统府的情况和拜谒我所崇敬的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在参观蒋介石总统府时,陪同我去参观的主人,不经意地说,江苏省省级领导机关已分别搬进原来国民党中央级机关的办公旧址,越来越感到办公用房数量不够,质量不好,正在作改建和扩建的计划。 一个中央政府的原址竟然容不下一个省政府的办公机构,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这不只是一十机构繁简问题,一个办公用房多少问题.以及一十办公设施的新旧好坏问题,而是说,存在着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和办公设施的节约问题。 当然,比起那些已经发生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从隐患隐忧的角度来说,也并不是“新三反运动”中不值得一提的事。 可惜,当时我认识问题的深度还很浅,还没有那样敏锐的“新闻鼻子”,没有抓住这个主题来采访和写稿。回想起来,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思想障碍是受到“阶级分析观点”的束缚,还不敢把一个国民党中央级机关和一个共产党省级机关来进行对比,很怕在客观上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犯了立场错误。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宣传口径是“国民党官僚主义严重,贪污横行,腐化透顶”,怎么敢去议论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级机关比我们一个省级机关还相对精简节约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试想,如果当时能够提出这种防微杜渐的深层次的问题,该是多么好啊!如果在“大王之雄风”“起于青苹之末”就能识别风向,是多么可贵啊! 应该承认,当时我还是有一定的觉悟的。在我去上海之前,已经发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压制批评的严重官僚主义的事件,我们在上海核实了情况,写成了华东局决定撤消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党组和开除交通部部长的党籍的新闻。回北京以后,在1月23日发表这一新闻,同时刊载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华东交通部事件就是“新三反运动”中著名的重点报道,以后被称为“八大案件”之一。这篇社论,是在总编辑邓拓同志的指导下由我起草的。这篇社论经过邓拓同志修改后,送给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审阅批准,才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出来。 写这篇社论也是当时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结果。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是以《真理报》为榜样的,主要学习《真理报》是党中央的“驯服工具”,“一字一句都代表中央,不能闹独立性”。也学到一些好的东西,如要办一个“有牙齿的报纸”。马克思曾经说过:“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们当时十分崇敬马克思这一有关新闻学的理论,着重学习《真理报》开展批评的经验,不仅发表了“八大案件”,而且用马林科夫的话为标题,发表了《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马林科夫是当时苏共的总书记,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迫害和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这篇社论一开始还引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第五条说,这教导我们:“……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党就会不免于灭亡。” 这也说明,在建国初期,我们学习《真理报》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事隔42年,重读这篇社论,仍然觉得是一篇比较好的社论,对我们当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有研究兴趣的同志,不妨把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找出来重读一下。 可惜,报纸上揭发批评大案要案,几乎都遇到权威人物的抵制,“压制批评”的人并没有成为“党的死敌”;相反,敢于揭发批评的人反而成为“党的死敌”。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很快,采写“八大案件”的记者和编者受到追查和攻击。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的记者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采访编写了重大的批评稿件,硬说这是“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运动”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抛出的护身法宝,掩盖自已为非作歹、压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评者的利剑。一时间,党内外的正气下降,邪气上升,这种恶性发展很难得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这就使得贪污腐败这类歪风邪气,成为累整不改、越整越狂的难治之症。 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领导不能克已自律,奉公守法,不能闻过则喜,择善而从,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党就会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至今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把各种歪风邪气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应该对历次“整风运动”、反腐倡廉运动认真进行反思。 42年前,当我第一次瞻仰中山陵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起步,沿着四五十里长的中山大道,横穿整个南京城直达中山陵。大道两旁栽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浓荫蔽日,犹如一条绿色的隧道。孙中山的陵殿巍巍高踞在158米的高峰上。我沿着392级宽阔而整齐的石梯,一级一级地攀登上去。石阶上矗立着石牌坊,分别铭刻着金色大字:“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要义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陵殿里,我久久凝视着先生的汉白玉坐雕和卧雕,想到少年时对他的敬仰和崇拜,正是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主张,吸引我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道路。 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人,6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的社会仍然那么遥远! 站在陵殿前面,环顾群山,叠翠层峦,郁郁惹葱;俯览结队攀登谒拜中山陵的人群,油然增添了对这位雄踞峰颠的伟人的崇敬。当年,孙中山选择这一墓地时的一番话,犹在耳边回荡。1912年,孙先生辞去大总统后,一天,与胡汉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猎,被这方圆30多公里的钟山风景所陶醉。他情不自禁地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一国的领袖竟然要向国民乞求一抔土来作自己的墓地,更显出先生的高尚、谦逊和民主风度。 想到此,我脑际忽然闪过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他的遗体。我在一次会上特别介绍了中山陵的情况,并建议把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在香山的最高峰,供万世瞻仰。当时我还介绍了孙中山汉白玉的卧雕栩栩如生,不主张永久保留遗体;我提出火化遗体是毛主席生前的遗嘱,是他动员政治局成员签名的创议,我们不应该违背毛主席的遗愿。 虽然经过1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对毛主席的严重错误还认识得很不深刻。我当时并不反对修建纪念堂,只是不同意保留遗体。我认为不能以纪念毛主席为名来违背他生前的意愿,违背中央集体的决策。当时,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仍然盛行,连我这种妥协性的建议,理所当然地也被视为异端邪说。 在记忆中搜寻往事的是非曲直,眼睛总比当年更清澈明亮些。毛泽东当年火化遗体的创议,不能说不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思想好作风的一种表现。但是,新的中央领导人,惟恐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惟恐对毛的个人祟拜不够虔诚,对于修纪念堂和保存遗体方面,惟恐规格不高,态度不忠诚,人们也越难于提出异议。 记得当时我在提出不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意见之后,又提出了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在这之前,我还曾提出过改建中南海的设想。 当年开辟天安门广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是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性的威力。动辄召开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不是庆祝伟大的胜利,就是举行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了转变,再召集这种人多势众而又劳民伤财的大会,好象没有什么必要性了。广阔的天安门广场除了每年国庆节搞些突击性的花卉造型展览外,几乎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活动了。国庆一过,花草凋谢,造型的框架也只能拆掉,每年花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来搞这种临时性的展览,也是相当浪费的。因而我曾提出,最好订一个三五年计划,也是由各企业单位集资的办法,把天安门广场逐步改造为一个真正供群众观赏游览的花木葱茏的大公园。 关于改造中南海的设想,考虑到的问题就更多些。“文革”中,好多中央机关大砍大减,有的合并了,有的迁到外地去了,人员赶到“五七干校”去了,很多人都改行了。“文革”结束以后,我以为正是对机构、人事进行大精简的好机会,不仅不必照样恢复原来的老样子,可以改建为一个“精简、高效、节约”的中央机构。我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首先带头,不要搬回中南海,把中南海变成一个大公园,恢复原来皇家园林的面貌,这既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又有利于整个北京城的绿化、美化和空气洁化。 这次重游南京,也给我更深的启示。单是以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为主体的东郊风景区,方圆就有三四十公里。古树参天,灌木盖地,苍翠黛绿,姹紫嫣红,真是人间仙境。南京还有其他4个大的风景区,具有“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幽美静秀的花园城市,也将变成一个世界罕有的旅游城市。 我这次重游南京,摆脱了公费接待和官方应酬,感到特别自由自在,轻松愉快。没有作什么采访,只引起了一些海阔天空的联想。 总的说来,南京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特别是从高山顶上俯视全城,在一片葱茏之中隐现着条条街道,点点房舍,山水相映,清幽静雅。但是从地面来看,被绿荫覆盖着的街市,环境卫生还是很不理想。繁华的大街两旁乱倒垃圾,中心地区的水沟也流着乌黑的臭水;农贸市场摊点上的苍蝇实在太多。南京要建设成一个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城市的理想很好,条件也很好,但还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既要有理想的规划。也要有踏踏实实的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南京市政府附近鸡鸣寺一带的大街两旁散倒的垃圾还比较多,市政府对面有一条臭水沟,我想,南京市政府的领导们,总愿意先改善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起个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吧! 相关文章 资中筠: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徐贲: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右翼”是个什么东东? 把100年前口号拿来用是思想懒惰 《外交事务》:中国如何看美国 美国人小时候研习《弟子规》吗? 许知远:日本因素 苏小和:马克思与斯密的学术关系 毛泽东在党内走向个人独裁的历史逻辑一读高华 人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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