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残精选

编程随想 | 聊聊洗脑和脑残——分析“脑残的起源”和“脑残的觉醒”

  看近期的博客评论,大伙儿对“反洗脑和政治启蒙”的需求比较高。前几天俺写了《 澄清“言论自由”的各种误区 》,算是“政治启蒙”之一;今天发一篇“反洗脑”的心得,与大伙儿交流。 ★菜鸟 与 脑残 的差别   经常在上网的同学,对“菜鸟”和“脑残”这俩词汇应该很熟悉。感觉好多人把这俩混为一谈,所以先来聊聊这俩的区别。   “菜鸟”一词指的是:某人在某个领域缺乏基础知识(尚未入门)。   虽然有的“脑残”也属于知识水平低下,但“脑残”一词其实跟“知识水平”无关。“脑残”主要是强调某人在“思维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方面的欠缺。 ◇“领域”的差异   刚才说了,“菜鸟”是指在【某个领域】的水平较差。也就是说, 菜鸟是“领域相关”的 。换句话说,其实 每个人都是菜鸟,只是领域各有不同。 为啥这么说捏?因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领域/学科,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全才”。不论你多牛,对于 99% 以上的学科和领域,你都是菜鸟。   和“菜鸟”相反,“脑残”是领域无关的—— 脑残的人,不论从事什么领域,依然是脑残。 为啥这么说捏?因为“思维能力有缺陷”,无论到啥领域都一样。   但脑残也可能是某个领域的“老鸟”,这是不矛盾滴。比如: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流水线工人,并不需要很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自知之明”的差异   相对而言,菜鸟比较有“自知之明”,而脑残比较缺乏自知之明。通俗地说就是:菜鸟通常意识到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知识水平】较差;而脑残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力】有缺陷。 ◇“自我可塑性”的差异   “自知之明”的差异导致了“可塑性”的差异。   只要菜鸟愿意付诸努力,他/她有可能(在某个领域)改变自己菜鸟的状态——这就是“自我改变”。   而脑残(尤其是重度脑残)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思维能力的问题,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变”。 ★脑残的起源   前面喷了一通口水,解释“菜鸟和脑残的差异”。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不论是否“脑残”,其实大脑的生理结构都差不多。所以脑残通常都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习得性”)。要搞明白“脑残形成的机制”,先介绍一下“认知的机制”。 ◇认知的过程   认知的过程其实是很复杂滴,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为了节省口水,俺把认知过程简化成如下步骤:    第1步   先通过感官获取外界的信息。为了叙述的方便,俺把感官【直接获取】的信息称为“印象”。    第2步   大脑会对各种“印象”进行处理(此处需要运用思维能力),形成“观念”。   举例:   假设有个小孩,某天看到狗咬人。那么“狗咬人”这个事情就会在他/她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过了几天,此人再次看到“狗咬人”,又会留下一个印象。如此反复几次,大脑中就会留下多个相似的“印象”。然后大脑就会对这几个印象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观念:“狗是危险的,会咬人”。    第3步   大脑会对记忆中的各种“观念”进行处理(此处需要运用思维能力),形成你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包括你的“三观”)。    比喻   假如把“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比喻成“盖房子”。那么“印象”如同基本建材(水泥、钢筋、涂料、等);而“观念”相当于用建材搭建出的“墙壁、柱子”;最终的思想体系就如同你自己建好的一栋房子。 ◇正常教育的过程   那么,在认知过程中,“教育”起啥作用捏?“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培训人的思维能力。去年写了一篇《 如何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其中提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 教育的价值在于训练思维,而不在于传授事实。 】   对应前面那个“盖房子”的比喻: “传授事实”就如同给你提供建材——这【不是】关键。 “训练思维”就如同教会你“如何用建材来构造墙壁和柱子”,以及“如何用墙壁和柱子来构造建筑物”——这才是关键。   在正常教育之下,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个人偏好的差异),所以每个人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都可能不同。这就是“多元化”。 人类社会就如同生态环境,多元化才有活力,才有竞争力。   上周俺写了一篇博文谈“言论自由”(链接在“ 这里 ”),那篇的结尾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霍尔姆斯大法官的名言:【 宪法原则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思想的原则”——不是确保我们喜欢的思想的自由,而是确保我们所憎恨的思想的自由。 】   美国从最开始的13个州不停地发展,如今已成唯一超级大国,这其中有很多因素。有人归因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有人归因于美国利用一战和二战大发战争财。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 对国家发展而言,最关键的因素必定是“人的因素”。 为啥美国的立法如此强调“言论自由”?美国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惜纵容暴力言论和煽动仇恨的言论(具体请看 俺的举例 )。因为言论自由之后,各种思想才能自由传播。思想自由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多样化/多元化。多元化程度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才会增强。 ◇洗脑教育的过程   俺在博客中不止一次提到:天朝洗脑教育的最大特色是“灌输”。所谓的“灌输”就是直接把一整套东西(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强行塞到你脑子里。   还拿“盖房子”为例。天朝的灌输式教育,就好比直接把一栋【现成的】房子拿给你。某些懒惰的同学心中可能会窃喜——有现成的,岂不是省了自己搭建。如果你也这样想,恭喜你,你有成为“深度脑残”的潜质。   直接把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塞到你脑袋中,有如下几个坏处: 1. 你被剥夺了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自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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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的脑残粉

文/方可成 ( 为腾讯《今日话题》撰稿 ,延伸阅读《 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15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谓见诸各大媒体的纪念文章。毫无疑问,西哈努克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辞世,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阵营又失去一位重要人物。 勿庸讳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种由官方赐予的称号,它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经历。 不要认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脑残粉,也不要认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穆巴拉克这样的专制国家领导人。如果你俯身探入时代的洪流,去详细了解那些被称为老友的人物的命运,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暴君,有投机者,有争议人物,但也有不少值得尊敬的人物。 老友分为“四代” 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和195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绝对不是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虽然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代”,它们之间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 一代老友,是那些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请注意,左翼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他们的职业以记者、医生为主,其中的很多人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 二代老友,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登场。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或政党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 三代老友出现的标志,则是1972年的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他们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人们,尤其是为中日、中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的正常化作出贡献的人们。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衣冠楚楚”——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能够为“友谊”发挥更大作用的不是记者和医生,而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比如基辛格、田中角荣。 四代老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他们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他们是最“杂”,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另一些人,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著名的四代老友是萨马兰奇。他曾说:“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站在鸡蛋一边的老友 以代际划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的群体,很难给他们安上统一的描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的一代老友,是最“纯正”的老朋友。 当他们来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支相当弱小的力量,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可以说,在那时,并不是共产党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 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简单的“站队”、“押宝”,也不是怀有单纯的人道主义便可做到——要知道,当时抵达共产党根据地的记者、医生及其他外国人,都是历经艰险,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他们所做的,是打破新闻封锁,去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去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 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后来,鸡蛋变成了墙,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被列入老友名单的人,并不等于现存秩序的“死忠”、“脑残粉”,更不等于被利益收买的人,也多半不是什么投机主义者。事实上,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和政府,有的直接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反感个人崇拜,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就拿最著名的老友、曾经在国庆节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埃德加·斯诺来说,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托马斯这样评价他:“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斯诺一直注意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 专制国家领导人只是老友中的一小撮 去年春天,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相继被赶下台。一个段子开始在网上流行:“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段子当然是有其讽刺意味的——尤其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人们的理解中往往等同于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者。 穆巴拉克的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被《人民日报》十度以老友相称。他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来源于他的对华友好态度,所以,他大约可以被纳入“三代好友”的行列之中。穆巴拉克本人曾经十余次访华,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过,能够以埃及领导人的身份与多代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可见他霸占权力的时间有多么长。结果,他在短短18天的时间里就被抗议的民众赶下了台。 比穆巴拉克下场更悲惨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这位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上校从未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理由很简单:卡扎菲在任期间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却告诉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直到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 实际上,位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榜单前列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记者、作家、政客、商人、科学家、电影导演……看过这张榜单你就会知道,穆巴拉克这样的专制国家领导人只不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中为数很少的“非主流”。 结语 套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一代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也是丈量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尺度。若有时间,不妨细细阅读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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