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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谁改变了韩国:518运动 629宣言 一部电影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于韩国的印象,就是上街示威的大学生,电视镜头里面总是火光冲天的样子,那应该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中,有机会看香港的电视新闻的缘故。 到了1997年,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国民众纷纷把家中的金银首饰捐赠给国家,那个时候,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在席卷整个亚洲。...

纽约时报 | 挪威政府顾忌中国拒见达赖喇嘛

西藏的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周三开始访问挪威,以纪念他在25年前被授予的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然而,由于挪威政府为了对日益坚定自信的中国表示尊重,拒绝与他见面,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让这次活动蒙上了阴影,中国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分裂主义分子。...

法广 | 西藏 台湾 中国: 西藏流亡政府在台重申达赖喇嘛“中间路线”寻求西藏自治

据中央社报道,德吉曲央是应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萧美琴国会办公室的邀请,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演讲的。 德吉曲央指出,中国对西藏的政策,让西藏人民挫折、沮丧。她在讲演中特别提到藏人自焚事件。她说,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藏民也被强制安置,被迫改变游牧生活,而且有语言限制,中国还派出超过2万名军警进驻寺庙,对僧侣进行共产党的说教,诋毁达赖喇嘛。 德吉曲央表示,达赖喇嘛和藏人并没有寻求与中国彻底分离,达赖喇嘛坚持的中间路线,寻求西藏自治,而非寻求独立,是可以解决与中国争端的方案;藏区必须开放,让国际媒体、信息得以流通,中国政府也应与达赖对话,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  

香港雜評 | 孔誥烽:天朝順民與自治公民之間的抉擇

【明報專訊】一個帝國皇朝的幽靈,在主權移交15周年之際的香港上空徘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陝西省文物局,最近在籌辦一個題為「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的展覽,7月底開始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香港「文化局」長的大熱人選,更在臉書上鼎力推銷該展覽。 頌秦展覽的政治意義 若純粹從文物價值的角度看,這個展覽應該頗有看頭。對這個展覽的主題和時機作太多討論,也一定會惹來那種凡事都喊「不要政治化」的朋友之疑慮,但歷史文物從來都不會展示自己,而需靠展覽組織者的闡釋。這個展覽主辦單位要向大家呈現一個怎樣的秦朝,背後的政治意義是什麼,與今日香港政治有何關係,其實都在展覽網頁上的前言一目了然,畫公仔畫出腸: 秦代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局面,並為日後的版圖奠下了基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法治國,統一了文字、貨幣和度量衡制度,又修築馳道以確保政令通達全國各地;更修建長城來抵禦外族的入侵。凡此種種,都對往後中國歷代的皇朝,影響深遠。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15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將於7月25日至11月26日期間舉辦這個以富創新意念的多媒體節目配合的國寶級展覽。……(http://firstemperor.lcsd.gov.hk/tc/exhibition_introduction.php) 這個展覽開宗明義是「慶祝香港特區成立15周年」活動之一,而對秦朝的評價,亦明顯是單方面的歌頌。該前言的撰寫人可能擔心不諳國情的港燦觀眾無法從秦帝國的歷史聯想到當今中國專制體制之偉大,所以特地用上「以法治國」、「政令通達全國各地」等今天強國十分流行的政治正確語言,來描述一個兩千多年前的古帝國,可謂用心良苦。 當中秦代「以法治國」的「法」,當然絕非21世紀普世法治(rule of law)文明中的法,而是秦版法家用酷刑重典、焚書坑儒來達至輿論一律的「法」。以後再有領導人說要「以法治港」、「以法治國」,我們便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 以古代帝國來想像當代中國的政治版圖,近年可說是屢見不鮮。早前曾在中聯辦任職的強世功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即毫無避忌地以十分封建的天朝─藩屬框架去探討北京與香港的關係。這種返祖(atavistic)的帝國想像,在近年被泡沫繁榮衝昏頭腦的強國國民中間,看來頗有市場。例如前一陣子,便有中國學者無厘頭地拿日本沖繩反美軍基地和爭取東京下放更多權力予地方政府的自治運動借題發揮,硬「屈」沖繩居民要脫離日本,並重提沖繩前身古琉球王國乃中國藩屬的歷史;有的更乾脆呼籲「中國立即收回沖繩」,胃口不得不說大。 北京天朝意識的出現 當然,今日中國開始雄到無朋友,緬甸、越南、菲律賓紛紛拉攏美國平衡中國,連朝鮮的貧窮小朝廷,也敢常常公然不聽北京指揮,私自試玩核彈火戰、扣押中國漁船,讓北京在國際社會丟臉。到底這種天朝帝國的願景,真是大國雄起的必然發展,抑或只是新世紀阿Q的狂妄自慰,實在有待我們放長雙眼,慢慢觀察。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北方統治者以天朝大國的中心自居,但那是一個怎樣的天朝大國,也可以有不同版本。例如在2005年,國家文物局便曾讓一個「走向盛唐:文化交流與融合」展覽,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後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亮相。該展覽雖然強調盛唐燦爛大一統的基礎,但其歌頌的,卻是魏晉南北朝的文化開放和政治多元,這在展覽前言清楚地體現了出來: 東漢末群雄並起,揭開了近400年大分裂的序幕,直至隋唐才重歸統一。政治上的混亂,卻無阻文化的轉型創新,隨着外來文化、宗教、技術和器物的傳入,以及民族的融合,魏晉南北朝在文化藝術上其實是一個兼容並包的時代,至唐代更是中國史上的盛世。(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exhibitions/exhibition_details.aspx?exid=50) 這個展覽在2005年的3月到6月展出,剛巧配合了北京破格讓董建華下台,起用港英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作新特首時社會相對平和與樂觀的氣氛(雖然2004年的愛國爭論與人大否決2007、08雙普選,已造成極大裂痕)。「盛唐」展覽的主調與當時的社會氣氛,與今天那個「頌秦」展覽顯現出的極權氣質與今年特首「選舉」後香港社會的肅殺氣氛,形成強烈對比。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怎麼樣的帝國,北京既然以天朝自居,那麼居於帝國南方一隅的香港居民,在北京強權眼中,便當然只有做「馴服子民」的本分,在帝皇難測的恩威之下,既敬且畏。問題是香港在殖民地後期,已通過各種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自下而上地發展出一個青葱有力的公民社會。香港人一早便認同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以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自主公民自居。這樣一個現代公民認同,怎樣與中國敢言作家韓寒口中「沒有公民,只有草民與屁民」的返祖封建帝國接軌,可能便是所謂「香港人心不回歸」問題的核心所在,也是北大人要急急大搞國民教育,確保我們對強國的感覺正確、在看到神九發射時必要無比興奮的原因。 香港人的抉擇 香港主權移交的15年來,民主派與社運朋友,大體上一直能堅毅不屈地捍衛我們的公民尊嚴,為確保中英聯合聲明許下的自治諾言不走樣而抗爭。2003年的七一反23條大遊行和2010年的五區公投,便是這一漫長「公民拒作子民」反封建抗爭的標誌。 在特區的第2個15年,這個捍衛香港公民自主的抗爭能否持續?頂天立地的公民抗爭,會否最終被近年稍稍出現的,害怕激怒中央、跪求中央賜予民主的「申冤」式上訴取代?本來硬淨地為我們的公民尊嚴而發聲的民主派,會否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逐一蛻變成對專制統治者的忠誠大過反對的「忠誠的反對派」,最後淪為像中國「民主黨派」般的民主花瓶?這些問題,統統未有預設的答案,最終的答案,便在幾百萬香港公民與選民手裏。

中共要求自治区住拉萨藏人要五证俱全(有图)

【西藏之声6月13日报导】两名年轻藏人于上月底在西藏首都拉萨自焚抗议中共政府的统治后,当局立刻增派军警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除了驱赶来自西藏安多和康区的藏人外,严格要求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住拉萨藏人也要五证俱全。 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阿旺维巴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录音)上月27日,在拉萨自焚事件后,不管你多年留住拉萨,凡是从西藏安多和康区即被划分为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地的藏人都首先被拘押后,通过火车和客车强行遣返各自的家乡。 除了所谓自治区以外藏人被遣返外,当局也严格要求当地藏人要五证俱全。阿旺维巴说,(录音)在西藏首都拉萨打工或经商的来自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如果继续留住拉萨,则必须要五证俱全,所谓五证,分别是第一、所住旅馆或房东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和担保书;第二、所住地区地委会的介绍信;第三、户口本和各自家乡有关政府的介绍信;第四、身份证,第五、拉萨暂住证。 阿旺维巴表示,若缺少上述证件之一,就会同安多和康区藏人一样将面临被拘押和遣返的危机。 阿旺维巴认为中共政府的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清理来自其他藏区的藏人,而是通过这一整治活动,当局试图将更多的汉人移民到拉萨。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Voice of Tibet http://www.vot.org/?p=12276

爱思想 | 郑毅:试述民族自治权的产生、发展与新走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5 次 更新时间: 2012-06-20 09:23:49 郑毅:试述民族自治权的产生、发展与新走向 进入专题 : 民族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    ● 郑毅       【摘要】民族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是我实现国民族平等的重要保障。自治权的思想源远流长,在欧洲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经历中世纪的沧桑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当今西方的自治权理论在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我国的自治权思想源于统一国家形成之初,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使其体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特征。新中国建立后,自治权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重新阐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民族自治权研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又体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族自治权;产生;发展;新走向          一、“民族自治权”初探          “自治”在古汉语中并无与之对应的表述,只是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有“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其中“自治”意为“自己治罪”。《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1     当前学界对自治权内涵的认识可谓学说林立,莫衷一是。如有学者认为,自治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授予和规定的权限内,结合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自主地行使管理本地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特定的民族权力和国家权力。2有学者则认为,民族自治权是国家根据统一和自治原则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也是自治民族根据统一和自治的原则应该享有的权利。3还有学者认为,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享有的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事务的各项权力的总和。这是一项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权利,主旨是自治机关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4以上三种观点大致代表了当前学界对于自治权性质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纳为权利说、权力说和权利与权力综合说。笔者认为对这些观点可从如下角度进行观察。其一,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形式而言,自治权是由自治机关行使的特定国家权力,无疑具有权力的属性。其二,就各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模式而言,当自治权被授予各级自治地方后,其更大程度上是作为自身的一种权利加以行使,目的是促进本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以及本地其他各族人民权利的实现,因此“权利”也是自治权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之一。其三,兼具权力和权利特征是对自治权本质属性的正确认识和客观描述。其四,在权利与权力两种内在性质迥异的权能之中,自治权偏向于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权力的性质。     笔者认为,民族自治权简言之就是特定区域内的特定民族所享有和行使的自治权。因此,民族自治权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治权的性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同的法系对于自治权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自治权的本质是“权力”,其来源是国家的授予。亦即,在自治权的运行过程中,国家处于主导支配地位,行使自治权的主体依附于国家主体,其所享有的自治权源于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授予,国家作为授予者有权确定自治权的范围、权能及具体运行方式,并对整个行使过程进行监督,甚至可以随时收回业已授予的自治权。应该说,大陆法系对于自治权性质的理解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委托观念,本质上倡导的是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认为自治权的本质是“权利”,是享有自治权的主体所固有的、天赋的,而非源于上级机关的授予。这是一种源于自然法原则的发展。因为自然法认为权利是人所固有的,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虽然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国家这一群体形式,但这丝毫不能对人们所固有的权利产生限制和侵害,相反地,国家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捍卫、保护其公民权利的义务。因此,英美法系国家中存在的自治权通常范围较大、权能较多、限制较少,国家通常只是从根本法的层面对其范围作一大致的宽松确定,对于其日常运行的细节通常不予涉及。可以说,英美法系国家的自治权非但不是一种权力自上而下的纵向划分,反而是一种权利对权力自下而上的纵向监督。     由于我国现代法制的建立是遵循一种革命性而非改革性的进路,因此以上两大法系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学界在认识民族区域自治权本质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前文三种类型观点的对立就是对这一影响的形象诠释。那么,民族自治权理论又是经由怎样的路径发展而来的?西方传统的自治权理与论我国朴素的自治权理论有何差异?这些差异有对我国当前的相关制度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见,沿着西方和我国两条主线对自治权的源流、发展以及制度表现是十分必要的。          二、西方自治权的产生、发展与制度实现          (一)自治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自治思想的先声。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思想的自然意识。“这个时候的自治是一种完全社会意义上的自治,没有任何凌驾于社会自治共同体之上的强制性约束力的存在。”5原始而简单的社会关系尚不存在支撑一个具有至高地位的共同体机构的基础,因此人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受到来自于更高阶权能的评价、干涉和限制,此时可称得上是“完全的自治”。这也是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所崇拜的自然法精神将自治权的内在特质理解为天赋和固有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产生之前的人类的自治权在含以上很难与现今语境下的自治权的内涵等量齐观。或者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自己可以基本无拘束地按照个人意志为一定行为”在表面上符合“自治”的特征,但其本质上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充其量只是一种“行为的绝对自由化”而已。而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实质上是作为“公治”的伴生概念而相对存在的。作为“公治”典型代表的国家统一权力同特定主体、特定地域的自治权的分野构成了现代自治权产生、延续的客观基础。缺乏了“公治”的色彩,“自治”就丧失了衡量、评价自身价值的标尺与参照,自然也就在逻辑上被无情窒息了。     其次,自治思想的萌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学说成为近代自治思想的源头。“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质是“自治”的,即人们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自由自在的处置自己的人身及财产,而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多与别人的权利。”6事实上,自治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萌芽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时代的需要。其一,这是建立在人类历史数千年发展(尤其是自治的理念与需求)的积淀之上的,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虽然自治的意识滥觞于国家出现之前,但它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出现而消亡,反而在国家制度从原始向奴隶制、再向封建制、直至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内质和外在表现,在国家公治权力不断强化的同时实现了缓慢的发展与进化,并将历史的积淀以“先验+经验”的方式确定了下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所诱发的变革大潮中始现巨大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权力往往被以皇族为代表的少数的大封建主所把持,集权形式正在这种动荡之中被扭曲成剥夺大多数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工具。因此,与公治集权具有天然对应关系的自治思想被极大唤醒,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发展。其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为了反对黑暗的封建制度对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的无情窒息,亟需一种张扬个性、强调自由、标榜独立的理论在思想上武装自己,而自然法中的自治思想正好契合了上述需求。因此,古老的自治观念被作为革命派的思想武器被极大挖掘、阐释和发展,并随着历史变革的洪流白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进入到近现代自治理论的崭新时代。     最后,自治思想的形成。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至20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门进一步发展自然法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带有时代特证的自由主义和联邦主义理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广泛确立,自治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现的巨大发展也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进一步深化,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思想。现代的自治思想与传统意义上的自治有本质不同。其一,现代的自治思想是建立在统一主权的国家框架之下,相对于传统的自治思想而言,它淡化了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色彩,而是转而寻求两者在统一制度下最大的共生空间。虽然两者仍是以纵向的维度作为其本质分野,但横向关联与互动的关系却进一步显现并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其二,传统的自治思想更多的是源于一种自然的意识和状态,不存在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但现代的自治思想则在经过初期的理论草创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后,体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和经验色彩。其内涵更加明确,更加富于体系化,当然也更加科学和深入。其三,传统的自治思想既是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现实制度,也只是作为主体制度的细节补充和附庸而存在,地位有限;但是现代的自治思想不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甚至演化为自由主义、联邦主义等指导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虽然不同法系对自治权的认知有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治思想俨然就是现代联邦政体和单一政体下自治制度的直接源流。     (二)自治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自治权制度的产生。有学者认为,自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宪章和特许状里。7但这并不意味自治权制度就产生于中世纪。事实上,作为自治权的一种,区域自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罗马城市自恺撒以来即取得自治权”。8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通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罗马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罗马人并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僚体制来管理其所征服的广大地区,而是让分布于帝国境内各地的城市实行各种不同程度的自治,同时管辖其周围的农村地区。9这时的自治城市彼此间相对独立,几乎就是“国中小国”。但是他们都直接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并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国家大事、外交、军事、财政等重要权力。可见,虽然城市之间彼此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各不相同,但是中央政府对它们的统治和管理仍是相当有力的。     其次,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肇始于城市居民公社组织反对封建领主压迫的斗争之中。1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者群体逐渐分离。一些拥有手工业技能的农奴逃离农场和庄园,来到交通便利之处聚居,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者、商人、农奴和教士成为主要的城市居民。封建领主出于攫取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考虑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新兴城市重新至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于是引发了城市居民同封建领主之间的对抗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城市居民自愿结成自己的组织“公社”,兼具战斗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化,一些城市逐渐脱离了封建领主的控制并取得了自治权。“这些取得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只向国王或领主缴纳定额赋税。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制定政策、法令和铸造货币。城市有自己的法庭和武装,有权宣战、媾和。通过选举产生市长、法官等管理人员,行使行政、财政、司法大权。”10可见,这时的自治城市实际上就相当于封建国家的属国,虽然仍要象征性地缴纳赋税,但却实际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权力,实行一种类似于独立的高度自治。其自治权的范围不但远较古罗马时的自治制度为甚,而且也超过了当代联邦国家的州一级政府。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此时的城市自治表现为一种地域自治,但其本身确实源自于特定群体(有共同斗争目标的手工业者、商人、农奴和教士)的固定交往与融合。     最后,当代自治权在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体现出了不同的实践特点。自治权发展到今天,和各国的宪政实践相结合,走出了数种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从联邦制的美国、俄罗斯、瑞士,到单一制的法国、英国、日本,在大多数国家中都可见自治权的踪影。有趣的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自治权性质认识的传统分歧似乎对自治权本身的多样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兼具两种认识的新型自治制度——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个中典型——从自治权获得的层面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源于中央的授予,其内容和范围在宪法和法律上均有明确的依据;从自治权行使的角度看,其目的除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更多地则是为了确保实施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相关权利的真正实现。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外的自治权多表现为区域自治,即以特定区域范围确定自治权的边界,该区域内的有关合法机关成为直接行使该自治权的主体。如法国、英国、日本。但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却体现出兼具区域自治和群体自治的双重特点。从自治权的行使范围而言,其限定于特定的地域(即民族自治地方)之内,体现本地的实际;从自治权的行使主体而言,它是由特定的群体(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掌握的,并由该地方的法定自治机关直接行使。     (三)自治权理论与自治制度的耦合     粗略看来,自治权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描述与诠释很大程度上又可以抽象为分类法的问题。其中,两种关于自治的分类是需要极其关注的,一是政治自治和法律自治,二是人群自治和地域自治。     日本学者宫泽俊义认为,自治有政治自治和法律自治的区别,并以前者为核心内涵。政治自治是指国家领土内一定地区的公共事务主要根据地区居民的意思来进行;法律自治是指国家领土内的一定地区为基础的团体,或多或少有独立于国家的人格,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管理其公共事务。11笔者以为,这种分类体现了两种不同层面的理论关怀。第一,政治自治主要是从强调地方事务对于居民意志的反应程度的层面来理解自治权的,即要求在国家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特定地区的特定层级地方单位之下的居民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本地区、本层级的重大事项。理论上更偏重于对于实现特定范围内直接民主的追求。第二,法律自治则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来解释自治权的。由地方团体作为地方自治实现的组织者和实现者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充斥着浓重等等自由主义思想和分权思想的色彩。事实上,日本国宪法第八章(第92条-95条)关于地方自治的制度阐述兼具了政治自治和法律自治的双重含义。12     对于人群自治和地域自治的区分,是从自治的主体范围的角度而言的。亦即某种自治制度的适用对象究竟是特定的人群之内还是特定的地域之内的区别。第一,就人群自治而言,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权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人群”的内涵浓缩为“民族”,即特定人群基本上指的就是特定的民族,于是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区分。其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这是指传统上组成某一特定国度的宏观民族的共同体,典型的如中华民族、大和民族、犹太民族等。“民族国家的自治权”概念更多地被表述为“民族自决”。列宁在《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将马克思民族自决的思想进行发展,从而创立了“民族自决权”的概念。13二战以后,民族自决权的制度运用逐渐固定在了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解放运动的语境之中。《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宣言》、《国际法原则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都对民族自决原则进行了阐发。14其二,“国家内部各民族”中的“民族”,典型的如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纯粹的以这种“民族”的概念实施的民族自治制度多存在于非洲、南美洲的原始部落地区。即国家保护某一民族在自己的传统范围内实施本民族自治,并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过多的干涉。第二,就地域自治而言,已经在联邦制和单一制不同的国家类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实施联邦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基本是以特定地域为范围实施地方自治的;而实施单一制的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则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实施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单位。     如政治自治和法律自治存在极大内在耦合性一样,人群自治(民族自治)和地域自治也存在制度耦合的可能与实践。“民族国家”与地域自治结合的典型事例如以犹太民族为主体民族的以色列国的建立;而“国家内的民族”与地域自治结合的典型事例则首推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5可见,“自治”由传统的、单纯的“self-government”的含义发展为今天不同层面、不同特征、不同价值的实在政治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具体到我国而言,对于“民族自治权”源流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和总结无疑更为重要。          三、民族自治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自治权及其本质     虽然地方自治思潮在清末才传入中国,但我国从封建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民族自治制度。虽然那时的制度还很难称得上是当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但这些经验毕竟构成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因此从秦汉开始就基本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格局。为了更好地管理民族地区秩序、维护未定、促进发展,历朝历代都在民族聚居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行政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具有悠久传统与经验价值的以“羁縻、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管理制度。从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些早期的相关探索无疑具有朴素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色彩。如,秦汉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道和属国,中央王朝实行羁縻统治,道和属国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王朝,有朝贡义务,其余事务都贵少数民族酋首自主管理,中央只是作大面上的管制;又如,南北朝时,南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左郡左县,僚郡俚郡”,中央王朝支队少数民族酋首加官进爵,并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仍由酋首们按照传统统帅其民;再如,唐宋时设置“羁縻府州”,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不但继承了保留少数民族原统治秩序不加过多干涉的传统之外,甚至还允许其对外称“国”,其首领称“王”或“可汗”,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程度进一步加深。还如,在元明清时,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管理,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使得“民族自治权”逐渐走上真正的法制轨道。16     通览中国古代的民族自治权发展史,有如下问题应当被注意。第一,我国的民族自治权在古代封建社会就已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和实践基础。其中一些“以夷制夷”、“羁縻”等类似制度对当代历史条件下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深究细品。第二,从制度上来说,我国封建时期的民族自治权制度始终是在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内部诞生、发育、成熟的。中央王朝对于地方那种自上而下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特征是我国古代民族自治权赖以生存的独特土壤。第三,从形式上来说,古代的民族自治权要比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的更加广泛。古代的民族自治区域实际上相当于属国的地位,除了称臣、朝贡等有限的几项义务,几乎不会受到来自于中央政权的过多管制。但是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努力实现少数民族的较高程度的自治的前提下,仍由中央政府对自治区域内重要事项作出统一的安排。当然,历史经验表明,这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必要手段之一。第四,从本质上来说,古代的民族自治权和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立足点和归宿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体现为中央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削和压制,而后者则是以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前提下几大张扬少数民族的应有权利为己任。第五,虽然在本质和形式上存在不同,但是在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促进各民族间交流等积极目的上古今的制度设计却是存在诸多共通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借鉴古代封建时期的民族自治权思想时必须遵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论,正确认识有关的民族自治现象的本质,合理取舍,在最大程度发挥古代优秀经验和传统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近现代民族自治思想简要梳理     自从地方自治思潮于清末传入我国,政府、党派、知识界当等诸多主体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西方地方自治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来。一时间,五族共和论、单一民族论、弱小民族自治自决论等观点粉墨登场,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族自治的研究。在此仅从主要学者或党派的民族自治理论为视角对其做一简述。     第一,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理论。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等省地方势力为维护地盘和统治权而提出的政治主张。熊希龄、梁启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主张仿照美国联邦制,由各省自制省宪法,实行自制,并号召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制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章太炎、胡适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支持,一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受此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团体,如“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在一些团体的章程中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某些进步人士的民主要求。苏浙皖人士曾利用联省自治口号,于1924年推动浙江自治和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抵制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暴统治。联省自治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制整体的全面吸纳和移植,并在传播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进步理念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是一方面,联省自治理论本身并未直接涉及到民族地方自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推行联省自治无疑会使本来就严重的割据局面进一步恶化,不利于革命的进一步展开。因此,联省自治理论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     第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自治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方自治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批判联省自治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尖锐地指出连胜自治运动是“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17的本质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与追求政治民主、学习联邦制式政治自由等问题等同视之,认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因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地方自治扩展到哪一层,最重要的是看本国民众自我治理能力的水平。18陈独秀本人更是进一步指出,地方自治的重点应在城镇乡自治,而不赞成把自治权放到省一级。19可见,当时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当前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还是具有较大差别的。     第三,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孙中山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提出应以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五权宪法和国民大会四条措施来确保民权的实现。其中,孙中山对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评价:“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20在孙中山看来,地方自治更多的倾向于地域自治,本地区重大事项一概由民选的自治机关决定并实施。这种地方自治是否能适用于民族地方?理论上孙中山并未反对。但是显然的,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地域自治,因此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概念并不能是实现“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模式以县为单位,并不能对当前的自治区和自治州概念做出很好的回应。在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蓝图中,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自治(这与日本宪法学所谓的“政治自治”有本质区别),即自治机关实施在本自治地方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六种主要职能。21这属于低层次的地方自治。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自治,即自治机关在自治地方举办工业、农业、金融等合作事业,乃至从事自治区域之外的经营与运输。22这是高层次的地方自治。虽然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其中许多精彩的思想火花还是为给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董必武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作为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董必武在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信念国内更是贯穿董老的法制思想始终。一方面,他提出加强民族立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是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始终把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综合看来,董必武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在理论上充分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为实践打好坚实基础。其二,积极推动并直接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立法,在政策手段的基础上建设性地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其三,为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纸上到地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9月20日新疆省举行首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莅会祝贺,并发表了《加强民族团结,建立社会主义新疆》的重要讲话。其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则真正落实的关心就贯穿了该《讲话》的始终。23     第五,乌兰夫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乌兰夫是新中国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散见于1952年至1987年间《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总结》、《认真做好民族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十多篇报告、讲话、发言和文章之中。乌兰夫的相关理论主要分为对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定性和制度实践两个方面。在定性民族区域自治权时,他指出:“民族的自治权利,集中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上。”24并进一步指出自治权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按照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自治地方都应平等地享有法定的自治权利;25二是民族自治地方在一切地方性事务上应该有充足的自治权。26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方面,乌兰夫的思想又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即在上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尊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和汉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上级国家机关是否尊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能否实现自治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其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①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现自治权利的一个关键所在。②上级国家机关有责任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③上级国家机关切实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其三,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认为保障和维护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根由、重点、措施和途径。27     第六,彭真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彭真在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家法制领导职务,有学者评价其为“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在推动地方自治上事功最著者”28,其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也有一套较为独到的思考。是值得一提的是,彭真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一向是被置于地方自治大课题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因此其直接针对性地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著述并不多,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却一直被他在重要的场合反复提及。这一点在1981年彭真受邓小平指派全面负责宪法修改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1981年12月9日,彭真在给中央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对修改草案初稿中的主要问题作了十六点说明。其中第三点即提及“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搞联邦,不搞加盟共和国”。1982年4月22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彭真受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剑英的委托,作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他着重对8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再一次提及“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论断。29如果说董必武、乌兰夫等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考主要体现在理论和体系的层面的话,那么彭真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将民族区域自治纳入法律乃至宪法的体系的实践工作之中。     综上,我国与西方、我国的近代与现代对于自治权的理解、定位、适用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中的原因何在?这些认知差异又导致了那些制度实践的不同?新历史条件下我国自治权研究的新走向又是怎样的?          四、对民族自治权发展脉络的简要评析及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自治权研究的新走向          (一)对民族自治权发展脉络的比较评析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制度文化,民族自治权的基础与发展进路也存在诸多差异。即使在我国的论域下,不同时期的民族自治权的内涵也截然不同。根据前文的简要梳理,笔者谨从两个视角对以上问题做一浅析。     首先,中西比较的视角。第一,两者自治权的产生基础不同。西方的自治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自治市,这是一种很大程度上由居民自发连结成特定的组织而对组织内部事务自主决断的体制,虽然自治单位均归于统一的国家之下,但是仍然保留了较为宽泛的自治范围和权限。这在本质上源于西方社会对于自治权的“权利”属性的认同,即认为自治权是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进而由国家法律予以承认,遵循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进路。而中国的自治权则产生于中央对于地方的统一管理之下的有限自治,即源于自上而下的“授予”,这是基于中国传统上对自治权“权力”属性的认同。因此,中西方对自治权基础认知差异的本质在于对自治权属性的认知差异。第二,两者自治权的制度实践载体不同。随着近现代国家的建立,西方的自治权理论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政体形式下都找到了各自的制度空间和发展路径。既在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内部存在伦敦自治市(LondonBorough)的自治类型,又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内部存在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的自治类型。30而我国由于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一直实行典型的单一制政体,因此自治权理论一直被主要用于处理中央政府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关系的制度实践中。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特别行政区制度,但是其本质仍然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央地权力重构。第三,两者自治权的制度实践层面不同。西方的自治权逐渐发展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和地方与居民的层面两个维度,在日本等国家甚至出现了这两个维度并举并重的制度模式。但是在中国,虽然1982年宪法第3条明确承认了在理论上兼具两个层面内涵的“民主集中制”,但是自治权的制度实践却仍然仅局限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甚至有将“民主集中制”直接缩小解释为仅仅是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原则的观点。31第四,两者自治权的制度实践范畴不同。西方的自治权在殖民地独立运动(可更多地理解为“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过程中体现为民族国家和国家中的民族两个不同的制度类型,而我国由于传统上一直是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的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自治权在民族国家的领域本已实现,于是焦点便自然落在了如何以国内民族关系的处理为现实支撑来构建自治制度的问题上。     其次,我国近现代自治权制度实践比较的视角。就区别而言,我国近代的民族自治权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于不同自治权理论的比较、甄别、尝试与选择的过程之中,学者和革命者的目光在古今中外不同的自治权制度样本间游移不定,同一时期不同学者的认知分歧大、不同时期的认知分歧大、甚至同一学者的前后认知分歧也很大。因此近代民族自治权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可以描述为“理论移植+理论选择+制度尝试”。与此不同的是,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地域自治与人群自治相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成为我国新时期民族自治权的核心阐发,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第一代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迅速建立并成功实现,时至今日也已成为在全球视野内独树一帜的民族自治权实现机制。因此,现代对于民族自治权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可以描述为“理论选定+理论证成+制度建构”。就内在关联而言,虽然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同于近代任何一种关于民族自治权的理论构想,但是两者之间的内在承接关系仍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倘若没有近代对于诸多西方相关理念的引进、论证甚至尝试,就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迅速找到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自治权理论。可以说,当初我国在研究处理民族问题的路径的时候果断拒绝现成的苏联模式而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民族自治权理论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近代先驱们的困惑与思辨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我国在近代未能完成民族自治权的选定和制度实践过程,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试问在一个连实施何种国体和政体都尚不明确的时代,又怎么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民族自治权实现机制呢?“努力却失败”并不意味着那是“失败的努力”,不能因为最终的制度选择无果而全盘否定选择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基础性的价值与作用。     (二)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自治权研究的新走向     时间进入21世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治权理论也随之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新情况、新形势、新挑战也让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术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某些新的走向。如何适应新的走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奢华和完善自治权理论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如下四点应当被重点提及。     第一,民族自治权的研究由粗犷型转向集约型。早期的民族自治权研究,其重点在于少数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框架下享有什么程度的自治权、享有哪些自治权。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这一情况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段相当长的历程,虽然不免体现出某种粗犷型的特征,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民族自治权理论发展所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民族自治权研究的粗犷型特征体主要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多是自然的、经验的总结,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架构。不论建国初期有关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还是早期研究民族自治权理论的学术性成果,都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其二,研究的对象多是民族自治权理论一些基础性问题,如性质、范畴和类型等,量的研究常常难以避免地体现出某些表面性特征。其三,民族自治权的理论研究往往以实践为先导,即实践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落后于实践的缺陷导致足够的指导意义的功能和价值的丧失。其四,对民族自治权的研究往往是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然组成部分之一“顺带”进行的,少有专注于民族自治权理论的著作问世。而到了21世纪,尤其是借着《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的契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从粗犷型逐渐转向集约型,在民族自治权研究的道路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这也可以体现为如下几点。其一,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及民族关系法制化等理论的深入人心,民族自治权理论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宏观结构,学者们纷纷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通盘审视民族自治权理论的内涵、对象、体系、意义等问题。其二,研究对象上逐渐转向民族自治权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说早期的研究为民族自治权的范畴划定了较为明晰的界限,并从思想上走到纸上,那么当前的研究无疑意在如何使民族自治权从纸上走到地上。跳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传统框架,民族自治权被越来越多的同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与司法改革、西部大开发等问题相结合进行横向研究,程度大大深化。其三,研究程度的深入直接带来的是民族自治权理论开始相对超前于实践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先在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大规模的对上位法的解释适用性立法逐步为科学细致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指导性立法所取代。这种新发展反过来又为民族自治权理论本身的完善提供了新的动力。其四,大量专门研究民族自治权理论的著述大量面市,民族自治权逐渐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问题被学界所关注。32     第二,民族自治权的研究与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协调发展。我国各个民族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尤应得到更大限度的保护,这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实现机制之一。长久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一直集中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上,似乎少数民族的权利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足矣。殊不知,从民族分布的情况而言,我国的少数民族从来就有聚居和散杂居两种形式。如果说聚居少数民族的权利由于整体性和规模性等因素更容易实现的话,那么与汉族进行散居、杂居分布的少数民族的权权利就更有可能由于存在人口较少和分散性而被忽视。随着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渐健全,传统的重聚居而忽视散杂居的倾向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也终于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一道被置于协调发展的位置。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法体系,是以宪法的民族法律制度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为基本的”。33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被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专门研究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著作也纷纷问世34,理论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和深化。此外,《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的制定和审议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自治权与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协调发展关系,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其一,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并没有对传统的民族自治权研究造成削弱。从一元中心论到二元中心论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宪法学尤其是民族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然而双管齐下并不意味着民族自治权的研究被冷落,相反地,它在一个新的维度找到了更为理性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念下与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协调发展。其二,两者之间体现出一种积极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建立在民族自治权研究具有一定成熟度的基础上,并且从民族自治权理论中汲取了相当大的借鉴和经验;另一方面,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研究的发展反过来又为民族自治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照系,使民族自治权在适应历史要求的法制框架下的发展之路更加趋于明晰和优化。     第三,民族法学勃兴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提供了更高、更好的平台。作为宪法学之下的分支课题,民族自治权的研究虽然得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和国际人权法的重视,但却始终未能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人员少、成果数量有限、理论深度不足、体系框架不完备等成为困扰民族自治权研究又快又好发展的痼疾。然而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35民族自治权也由此找到了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其一,从学科视角而言,与宽泛的宪法学研究不同,民族法学专注于民族法律制度的解析与建构,其中就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焦点,36而民族自治权无疑又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焦点,民族法学对民族自治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其二,从研究对象而言,民族法学以民族关系为首要调整对象,兼以国家与民族地方之间的关系为重要调整对象。37调整对象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又可以全面归结为民族自治权如何的界定、实施、保障的问题。其三,从研究的成果而言,目前坊间对于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民族法学者之手,特别是在2003年国内两家民族法学博士点正式建立之后,民族法学的迅猛发展已经对民族自治权理论研究的深化产生了重大的规模化的推动效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宪法学界对于民族自治权问题的漠然。但随着当前宪法研究中权利保障问题渐成主角,相信民族自治权问题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宪法学者的关注。     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兴起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曾几何时,在宪法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央地权力纵向配置格局、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的思潮。这种研究思潮也为民族自治权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38其一,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的重新配置与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实现,必将使得民族自治权的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而言这无疑是值得翘首期待的福音;而对于学界来说,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哪些新的自治权、如何赋予、如何保障其实现、如何监督等问题却是摆在面前的全新课题。其二,作为我国一类地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自治权的实施,已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央地关系及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这是普通地方区域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民族自治权理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就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如何以既有理论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对中央与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纵向权力配置提供参照和借鉴。这种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可以从民族自治权理论本身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的已通知中获得有效信息。总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课题的研究中,民族自治权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子课题之一,这本身就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背景和视角。          郑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公法研究》第11辑,请以发表版本为准。          【注释】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10页。     2黄元珊、张文山:《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解读》,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3金炳镐:《试论自治机关的建设与自治权的行使》,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4吴仕民:《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5宋才发等著:《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6宋才发等著:《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张文山等著:《自治权理论与自治条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8【比利时】亨利·皮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2页。     9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361页。     11【日】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增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瑶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     12【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13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2页。     14参见田芳:《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以及王建学:《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15事实上,还有一种在一个国家内由两个大的“国家民族”彼此冲突与地域因素结合后产生的更为复杂的综合性自治,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实施的自治除地域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英格兰裔和法兰西裔两大民族之间的争端所催生的综合性地方自治。具体参见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4-495页。     16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17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18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     19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载《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15号,转引自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20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27页。     21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0-224页。     22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4页。     23具体可参见李资源:《论董必武民族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乌兰夫:《乌兰夫文选》(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25乌兰夫:《乌兰夫文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26乌兰夫:《乌兰夫文选》(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27具体可参见李瑞:《论乌兰夫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思想》,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8【美】牛铭实:《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29参见刘荣刚:《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9期。     30参见任进:《中外地方政府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第40-41页。     31参见王建学:《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32代表性著作有,张文山教授等所著《自治权理论与自治条例研究》,该书由法律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宋才发教授等所著《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等等。     33吴大华:《中国民族法学:历史、现状与展望》,载《法学家》1997年第4期。     34如陆平辉教授所著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该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等。     35其主要标志是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的正式成立以及《中国法律年鉴》将民族法学作为一独立的法学学科进行年度总结。     36参见宋才发:《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37参见郑毅:《试论民族法学的性质、理论体系及其调整对象》,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38有学者在这一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熊文钊教授主编的《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    进入专题: 民族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55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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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自治,垂范后世

   ——纪念恩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2012)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2012年6月12日,印第安纳南部小城布卢明顿,一位78岁的老人驾鹤西去。她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卓越的老师,一个大写的人。她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尽管得知Lin——这是我们对埃莉诺的昵称——罹患胰腺癌有些时日,但她仙逝的噩耗传来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我还和她通过邮件,她回信还是那么及时,语气还是那么乐观,怎么会走得如此突然?就在去年八月中旬,我前去看望她和先生文森特(Vincent Ostrom)时,她依然凌晨开始写作,依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怎么会如此快地离开我们?      虽然我知道埃莉诺身患绝症,但我从未直接询问过她的病情,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不想让别人表达同情和怜悯,更不想让疾病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她亲近的同仁和继任者麦金尼斯教授几个星期前告诉我,她正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自己的绝症并竭力与病魔作斗争,希望我不和她讨论病情,只交流学术研究。熟悉埃莉诺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她不想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学术志业,包括这个可怕的不治之症。   在患病期间,她一如既往地上课、写作、开会、指导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交流,甚至还长途旅行到英国、印度等地。就在她首次化疗之后的第二天,她还坚持参加了一个全天候的讨论会。几天之后,她准时出现在了课堂上,尽管她课堂的后半段与化疗时间存在冲突,她仍然引导学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若无其事地赶赴医院,剩下的上课时间由两名学生引导讨论,学生们大受鼓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一个视学术为生命、对弟子和同仁关爱备至的学者,离我们远去了。在她仙逝之后的第一时间,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洛比说:“印第安纳大学失去了一座无可替代的宏伟宝藏。”“终其一生,埃莉诺通过其开创性的研究,给这所大学带来了荣耀……。埃莉诺对其学生的关爱以及对同仁提供的不懈支持,将留下一笔远远超出印大的永久遗产。他们(夫妇)对印第安纳大学的慷慨贡献异乎寻常,包括埃莉诺的诺奖奖金在内,捐助达数百万美元。”      与埃莉诺分享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这样评价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与同仁,一位造诣深厚的社会科学家。……我很荣幸与她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将永志不忘她的为人为学。”      埃莉诺1933年出生于洛杉矶,大萧条的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她幼时帮助家人种些吃的。她中学毕业后希望读大学,但家人和社会并不支持,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不受欢迎。但她坚持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课余时间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毕业时手里只有八美元。她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读研,遇到的仍然是冷嘲热讽,但她是一个执着坚毅的女性,于1965年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那个时代,女性找工作遇到歧视是常态,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先是获得了一份临时教职,而后获得了正式职位。正是在这里,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的传奇人物,出了名地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埃莉诺从一位受到歧视的女性,成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从不服输,她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使她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等知名学术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密歇根大学、洪堡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她又以第一位女性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了一个学者几乎可以梦想的所有荣誉。      但她从不自大,从不打算停止手中的工作,从不打算停止与学生切磋和交流。她撰写了一稿又一稿,批改了一篇又一篇论文,从不厌烦,甚至自得其乐。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们交流,并帮助他们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成长,她和丈夫于1973年创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 Policy Analysis)——前不久印第安纳大学为了表达感激冠上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组织,它的名称和成立宗旨意味着,在这里,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同作坊中的师徒,老师手把手地向弟子传授技艺,并且,师徒之间完全平等地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合作。      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学术组织,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主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运作和治理中去。不象很多院系一样,这里没有官僚习气,没有拖拉作风,甚至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或者“管理”。它宛如一个平等自治的大家庭,奥斯特罗姆夫妇是这个家庭的祖父母。并且,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学生和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有同一个梦想:学习并践行自治。      我有幸跟随他们夫妇读书,在工作坊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刚到布卢明顿,我就被工作坊的平等原则和自治精神所震撼。尽管他们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总是认真聆听每个年轻人的发言,还不时地记笔记,甚至鼓励我等初出茅庐的后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相信,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理。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象征等级的座次安排,只有蕴含着平等精神的圆桌会议。那里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总是自发地组织各种讨论小组,自己确定阅读材料,自己确定讨论规则。      工作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实际上,打破学科壁垒自始就是设立它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夫妇从来都反对严格的学科界限,反对画地为牢,反对单一和封闭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为了管理的便利,而问题是不分专业的,为了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至关重要。跨学科的交流和切磋,经常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让每一个工作坊成员都受益匪浅。      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使得埃莉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朵奇葩。其实,早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就认识到学科壁垒的弊害。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里,她批评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离”倾向,意味深长地说:“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很少考虑个人通过建立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策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心企业家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私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政治学家经常将政府机构视为理所当然,几乎不考察建立新的公共组织的问题。”在这篇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论文里,埃莉诺借用了熊彼特等人的企业家理论,提出了“公共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的概念,并用来分析人们对地下水的治理问题。      那些在埃莉诺获得诺奖之后颇有微词的人士,大多是学科壁垒造就的狭隘门徒,不了解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价值,不了解经济学的鼻祖们开创的实为“政治经济学”,是包括多个学科的学问。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在多个领域都有著述。实际上,那个时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和(或)道德哲学家。今天,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依然在坚守着这种跨学科传统,奥地利学派巨擘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自由秩序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对财税宪章和寻租行为的考察,制度经济学派大家科斯和诺斯对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的分析,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扬。毋庸置疑,埃莉诺的研究理路属于这一传统。      埃莉诺一生致力于研究自治,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她为何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其实,当埃莉诺早年在加州大学学习时,文森特曾经是她的老师,后来,两人从师徒关系变成了夫妻兼同事关系,一起从事研究长达近半个世纪。文森特对埃莉诺影响甚巨,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为了探索民主的意涵,文森特早年研读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并对托氏的洞察力和民主观大为赞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核心是自治,美国民主的根基是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托氏认为,没有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只能产生“温顺的臣民”,不会产生“活跃的公民”。      受文森特的影响,埃莉诺将自治思想作为自己实证研究的核心理念,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民众自治如何可能。埃莉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美国国父们撰写的《联邦主义文集》(国内亦译作《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联邦论》),同样是通过其丈夫的研究和影响。文森特长期致力于研究联邦主义理论,对麦迪逊等人的复合共和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博拉尼(Michael Polanyi)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建立一个自治社会的基础是构造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即在一个社会里由多个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中心进行决策,形成一种众多个人和共同体依据契约关系平等共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个人之间、共同体之间不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一种自治和共治的关系。这种理论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讲,埃莉诺从事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着这种自治和多中心思想展开的,或者说,是对这种思想的检验和扩展。埃莉诺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人们自治的可能性,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自愿合作与集体行动。为了找寻答案,她把研究的场域确定在了共有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上,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者当属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见上海三联2000年版)。毋庸置疑,早年研究过的地下水治理问题依然吸引着她(文森特参与过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中的自然资源条款)。共有资源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消费具有竞争性或者替代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排除他人消费的成本很高)。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有资源的治理类似于公共事务,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令早期的共有资源研究者得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他通过共有草场的例子指出,每一个牧羊人都想放牧更多的牲畜,结果一定是过度放牧和草场毁灭,因而必然是个悲剧。致力于研究集体行动的理论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理性人和搭便车的理论分析中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除非人数非常少,或者,除非有强制或者选择性激励,理性或者自利的个人不会参与集体行动,即所谓“集体行动难题”。在这些研究和理论的影响下,不少人主张,若想避免共有资源的悲剧,要么是由国家来管理,要么是完全私有化。      埃莉诺的研究挑战了这种理论学说和解决方案。传统的理论假定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她看来,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受到认知能力、信息不完全、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她通过对地下水、灌溉、森林等共有资源的实证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世界各地的牧场、渔业等治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从阿尔卑斯山村民自治共有草地长达五个世纪的故事,到尼泊尔村民自治共有灌溉设施的经历,再到加州民众自治地下水的努力。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是这些成功的实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除了制度因素以外,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既然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自主治理共有资源,那么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方案就不足取。在埃莉诺看来,拥有暴力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有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固有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如地下水、海洋渔场等)很难被私有化。因之,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埃莉诺获得诺奖后,一些报道说她既反对国家,也反对市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至少不应笼而统之地这么说。如果说她反对国家的话,也许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其众多写作中,随处可见她对国家的警惕和批评,但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说她反对市场,则是大错特错的判断。尽管奥斯特罗姆几次使用“既非国家也非市场”或者“超越市场和国家”这样的标题(包括她2009年12月8日的获奖演讲),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市场的反对者。她仅仅想要表达的是,市场——准确地说“私有化”——并不适合解决共有资源这种非私人物品的治理难题。但是对于私人物品的提供和生产,毫无疑问,她是赞成市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派。这恐怕是几乎所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的共同点。      其实,哪怕对于许多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夫妇都不主张完全由国家控制和垄断。早在1961年,文森特就和他人提出了将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的重要想法,即国家负责提供某种公共物品,而其生产则完全可以交由私人企业,从而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讲,奥斯特罗姆夫妇赞成联邦主义和多中心制度安排的原因之一,同样是考虑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市场竞争特性。      实际上,以提供私人物品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同样是一种自治的秩序,与共有资源的自治秩序没有根本区别。两者都是个人自愿或者自发行动的结果,恰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除非发生一方侵犯另一方基本权利的冲突,都不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干预或者暴力。或者,换句话说,市场和共有资源的治理都可以由民众自主完成,不需要甚至不能由国家越俎代庖,否则将会损害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扭曲市场、破坏共有资源。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正的司法等公共物品,而其他的事务则由民众根据事务的特性自主治理。      当然,埃莉诺的共有资源自治思路完全可以适用于社会中一般公共事务的治理,比如乡村、社区的治理,甚至更大共同体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看来,一个民主的社会不是由“国家”、“政府”、“政党”或者“官员”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由民众自治的社会。这正是麦迪逊等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们在十八世纪的梦想,他们努力缔造的就是这样一个自治的复合共和国,一个多中心的自由社会。      既然如此,努力参与到一个自治社会的构建之中,无疑是对埃莉诺最好的纪念。      奥斯特罗姆(E. Ostrom)去世,她的诺奖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f8ii.html 以及作品一览 http://t.cn/hcWnh 其名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至少影响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印第安纳大学官方消息 http://newsinfo.iu.edu/news/page/normal/22577.html

自由亚洲 | 四川甘孜州新龙一僧人被虐致死 西藏自治区以外藏人被逐离拉萨(图)

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一名僧人在今年五月被指控涉嫌张贴抗议传单遭到当局拘捕,但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于近期身亡。此外,居住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外来藏人被当局陆续遣返回原籍,而自治区以内藏人留住拉萨则被要求证件齐全。 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索南星期二晚间告诉本台,今年5月,四川甘孜州新龙县政府及新建房屋围墙上贴有“西藏要宗教自由”、“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字样的传单。 此后,新龙县僧人嘎旺被当局怀疑与这起张贴传单事件有关,遭到拘捕,被关押在新龙县监狱,后被转押到康定县监狱中。 “当局来到嘎旺家,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下,强行将他带走后拘押在县监狱中,并对他实施毒打,以致最终身亡。” 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时报》引述一位境内消息人士的话星期三报道,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当局在今年5月25日左右拘捕了该县僧人嘎旺,并利用四天时间对他进行审问和拷打。 报道说,警方不顾嘎旺否认与张贴传单事件有关,则持续对他实施刑讯逼供。由于他被殴严重,加之不予医治,最终不幸过世。 印度色拉寺僧人索南向本台表示,嘎旺是新龙县绕鲁乡人,终年36岁,父亲叫吉嘎。从他被捕到身亡后,他的家人一直遭到当局的盘问和骚扰。当局近期通知他的家人来领尸。 “在他被拘押的八天后,当局从康定县打电话给他的家人,通知他们前来领取嘎旺的遗体。从嘎旺被拘捕至今,当局频频追问他的家人有关他张贴传单的动机,与谁合伙及幕后主谋等问题。当地藏人说,嘎旺的家人至今仍被当局骚扰和恐吓。” 《西藏时报》报道说,嘎旺因不予承认当局的无端指控,反遭刑讯逼供死亡后,甘孜州康定县当局向接到通知后前来领尸的嘎旺家属支付了28万元人民币,作为死者的赔偿费。 此外,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前主席阿旺唯巴对本台说,一位被拉萨当局遣返原籍的青海省藏人日前透露,自今年5月27日拉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局强制外来藏人返回原籍。 “当局近日在整个拉萨城内对外来藏人展开大规模清理整治行动,不管在拉萨买有住房或长期留住,凡是来自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藏区的藏人不准继续住在拉萨。很多外来藏人在行走路上被警方盘问原籍而遭拘捕,并被关押在拉萨东郊的蔡公堂监狱中,然后同籍藏人被集合在一起,由当局买票通过火车和巴士陆续遣返回原籍。” 另外,当局还规定西藏自治区以内居住在拉萨的藏人必须持有五种不同类型的证件。 阿旺唯巴说:“所需证件分别是,第一,拉萨房东户主的担保书及户口本复印件;第二,房东户主所在居委会开具的介绍信;第三,本人的户口本及身份证;第四,本人所属籍贯开具的介绍信及担保书;第五,拉萨市公安局统一印制的暂住证。当局说,这五种证件必须全部齐全,否则将予以遣返原籍。而有关藏人表示,证件齐全非常困难,首先最难获取的是拉萨居委会介绍信。” 阿旺唯巴表示,自今年三月起,当局在西藏自治区以内的藏民家庭中严查是否有家人流亡境外,被查到的家庭中其家长遭到传唤。 “从西藏流亡在外的藏人名单全在当局的手中,当局讯问家长是否与流亡的家人有联系,并要求留下流亡者的联络方式,包括电话号码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采访报道。

宪政三元:自由、自治、民主

  ——为吴稼祥《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而作       我和吴稼祥认识快二十年了。在1980年代后期,稼祥一方面在体制内当着高官,一方面和学界、新闻出版界频频互动,不断发表他的标新立异的文章。这是当时政治上、理论上生动活泼的一种体现,进入1990年代后就很难看到类似的情形了。稼祥宣扬新权威主义,我是不赞同的,当时曾在《经济学周报》上组织文章批评他的观点。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与19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表面上看有一种相似性和连续性,在精神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的。稼祥当时心目中的典范是伏尔泰,在绝对王权主义的庇护下反对封建制度、贵族阶层和宗教不宽容,首先确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实行主权在民、政治民主化打好基础。由于在“新权威”的外衣里面有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在跳动,三年面壁后从新权威主义者转变为联邦主义者,就不难理解了。以何新为代表的新威权主义则不同,他们明确反对自由主义,鼓吹国家主义;他们要的不是支持自由化的“新权威”,而是能够使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秦皇汉武”、 “一代天骄”;他们对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市场经济不感兴趣,却看好统制经济、军备竞赛;他们厌恶不利于“统一意志”、“凝聚国力”的种种“噪音”,要求用“镇制力量”来保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主旋律”,谁不赞成他们就给谁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他们所谓的“新”威权主义,旨在用一种国家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取代一种国际主义的“旧”意识形态,“镇制”的功能则维持不变。1989年事件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不同于19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1980年代末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中庸主义的涵义也不同于 19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中庸主义。       稼祥在本书中用清新易读的语言着重阐述了两个概念:联邦主义和联邦制。这种文体自然限制了对学术严谨性的要求,在稼祥对联邦主义的众多解说中,我比较赞成下面的说法:“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治”。联邦制则是根据联邦主义原则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中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逐级自治的国家虽然不都是联邦国家,但联邦国家一定是逐级自治的。” 联邦主义即地方自治原则是普适的,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岛国和城市国家;联邦制则是特殊的,虽然在大国中比较普遍。在当今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只有28个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占了世界二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世界领土面积排名前7位的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除中国外都是联邦制国家。世界人口排名前7位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有5个是联邦制国家,印度尼西亚也正在考虑是否改为联邦制。此外,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也都是联邦制国家。托克维尔说:小国总是要自愿联合起来,或者被人联合起来而成为大国,创立联邦制就是“为了把因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和因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       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由分散走向集中,后者由集权走向分权,演变的结果是实同名异、大同小异的合作与平衡型的地方自治格局。喻希来在《中国地方自治论》中指出: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英国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在实质上同类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称之为“复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因此,如果中国今后放弃单一制而选择联邦制,必然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       按照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观点:联邦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的,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从分散到集中的制度,由于受到历史(四分之三的联邦国家有殖民地的历史)、自然、民族、政治文化、经济和阶级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时候以意识形态的联邦制为基础的制度形态的联邦制成为民族国家构建中惟一可行的选择。中国与那些“先邦后国”、“先国后邦”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不同,它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也曾长期是一个单一制大国,如果中国实行联邦制,惟一的理由是出于海峡两边和平统一的需要。大陆与台湾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一个中国”,并不意味大陆本身先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大陆本身不实行完全民主化,仅有“闽粤自治”也不足以解开“台湾死结”。台湾的联邦制度、港澳的准联邦制度、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陆其他省份的州府自治制度,各种不同的地方制度可以并行不悖,但都要遵循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将是一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政治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政的施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仅与个人有关的事,由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仅与一个社团、社区、地方(统称为人群)有关的事,由该人群自行决定,这就是自治的原则。与一个国家所有人有关的事,由全体选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原则。上述三个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就事论事地不断审核与界定上述三原则的各自有效范围。        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现行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在这里要提出未来中国宪政体制的 “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可以在个人自由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社区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法院、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应根据位序原则来处理涉及人权与主权、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纠纷。       上述第四原则关注的是自由、自治、民主在广义民主价值体系中的相对权重与优位次序,而不是在实行政治转型中的时间先后顺序。我注意到,作为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的稼祥提出了“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战略,作为联邦主义者的稼祥则提出 “先联邦化,后民主化”的战略,稼祥似乎对当下就实行民主存有一种深切的忧虑。我不赞成“唯民主论”和“(民主)制度决定(一切)论”,也不赞成作为实行民主前提条件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教育)素质决定论”,但尊重体制内外所有提出负责任和具有建设性的民主化战略的人士。我期待稼祥在下一本书中,能够奉献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化系统思考的结晶,并与不同意见展开积极与深入的对话。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5%AE%AA%E6%94%BF%E4%B8%89%E5%85%83%EF%BC%9A%E8%87%AA%E7%94%B1%E3%80%81%E8%87%AA%E6%B2%BB%E3%80%81%E6%B0%91%E4%B8%BB.html

香港雜評 | Wingyee Lau:為什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

from here. 這篇文章,不止寫給香港及台灣想搞獨立的朋友,也寫給大陸的知識分子看,希望你們能放下謾罵的衝動,明白我(們)的想法。 首先,我必須承認,香港人和大陸人是有互相歧視的情況,香港人用來標籤大陸人的港式粗話很多,大陸人也天天在Youtube嗆香港無能要靠中央政府養。可是我認為,重點不是誰歧視得多誰錯得多,而是這個現象的成因及意義。 想香港獨立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香港人和大陸人並沒有同胞的親切感。我不是想說那些不文明不衛生的遊客,我是在說,即使是大陸的優秀人材,例如在香港的大學任教的教授,到香港發展的歌唱家音樂家等,我也不覺得他們跟我是「同鄉」。這就正如,無論你多敬重一個日本人或韓國人,你都只會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外國人」,不會覺得他有同鄉的親切感。香港人跟大陸人的文化底蘊是不相同的,大家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最影響香港人的,還是殖民地時期學回來的價值觀、國際觀和英語,同樣地大陸人有過不同的經歷,可能是比較多在貧窮中力爭上游的體驗等,所以大家的思想、視野是不同的。我沒有說香港人的性情要比大陸人高級(事實上我覺得大陸最高學府的學生要比香港大學生溫文爾雅,我也沒資格去看不起學養比我高的大陸學生),我只是想說出,大家的經歷和教育太不同,不是同一種人。這種「不同」的感覺,相信很多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朋友都感受過,人在異地就想找同鄉,可是很失望地香港人和大陸人互相都不覺得對方是同鄉,這不止是語言的隔閡,就是簡單的感覺。 我想,廿一世紀不應該再是強盛國家擴張領土的年代,我認為一塊土地屬於土地上的居民,屬於認了這塊土地為家的人,而不是周邊軍力強盛的人。只要想獨立就可以獨立,不需要搬出歷史因素,我也支持世界各地想獨立的人民。中原必須大統一是一種迷信,一種少人辯論過卻多人接受了的迷信。對大家最好的可能是一個美國式聯邦政府,或地方各自獨立,再成立一個像北約的組識互相保護,及一個像歐元區的組識加緊經貿往來。不過無論是北約或歐元區式合併都是自由加入的,互相尊重,不勉強同化。獨立不是鬧事,是很基本的人權,為獨立運動犧牲的人都是勇敢的民主鬥士。香港在過去幾千年都跟大陸是同一個國家,但這不代表今天也應該是同一個國家,因為最決定香港和大陸差異的,不是過去那幾千年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而是在近代中國發生的事,使得有知識的華人很多離開了大陸,而香港則學習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思想。香港的主權移交是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根據聯合國的Declaration on Granting the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殖民地有權公投要獨立還是留在宗主國,例如直布羅陀公民投票就選擇了繼續留在英國,即使前宗主國西班牙至今不承認英國主權。人權宣言中國有份簽署但沒份屐行。新界條款只寫租借不是藉口,殖民地的自決權是割讓或租借都平等享有的。 將來如果香港人跟大陸人思想文化拉近了,當然可以再合併,但不是今天這個仇怨已深的時候,就像情侶性格不合是應該暫時分手的。主權移交十四年,香港人跟大陸人合不來已是明顯不過,大家可以有限度地交流,但不能更親。大陸人說受到香港人歧視,其實他們自己也討厭香港人是不是?合不來不合則去,不要強迫對方歸化自己好不好? 我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祖先的身份認同不等於我的身份認同。這種國民身份認同很主觀的,我自己在大陸出生,我有很多親戚在大陸,但我在香港成長,甜酸苦辣都在香港經歷,所以我覺得香港是我家,不是大陸。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血緣關係不再去到大於一切的重要,我很欣賞美國那一套無分種族立國基於友誼的理想(雖然美國人實踐得不夠好)。對於大陸偏遠地區的貧苦大眾,我當然同情也願意捐助,但我對其他國家的窮人的憐憫程度是一樣的--換言之,對大陸山區農民的同情心是出於「我是地球人」的身份,並不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歸屬感。很可惜,我能認同在港南亞裔和東亞裔長期居民為半個香港人,絕不歧視少數族裔,但無法認同不愛香港的大陸人為同鄉。大家應該還記得,主權移交之前,及主權移交後起初幾年,香港人曾經有幻想過大陸人真是同胞,以為同是中華民族後裔就是同胞,所以在大陸混亂時幫助大陸人逃到香港、大陸有天災人禍香港人踴躍捐助。我自己起初來到香港沒被歧視過,完全沒有,可是近幾年,我們漸漸發現大陸人有錢了就不當我們同胞,只當香港一個賺錢賺福利的地方,完全失望。 我希望香港獨立,但並不是要香港跟大陸切斷交流,我願意見到世界各國都有更緊密的交流。除非大陸派軍隊鎮壓,否則我也不想看見香港人在深圳河築城牆的情況,而我也不認為自私的香港人願意服兩年兵役及花GDP 4%在國防上(新加坡是這樣獨立了)。我不認為香港跟大陸的經貿交流是單向的香港依賴大陸,根據我不完全的資料搜集︰港人在大陸消費要比自由行在港消費多;香港的米主要從泰國入口而非大陸;香港買東江水已比海水化淡貴所以是廣東省有賺;香港是自己發電,並有剩餘賣給廣東省;大陸人要透過香港獲得國際車牌;香港空氣污染七成來自大陸;大陸人來香港買大量奶粉因為品質較可靠;大陸人一方面罵香港人是殖民地奴才,卻又爭相申請居港權一起做奴才……這些都說明了,香港不是單方面依賴大陸。日本和韓國的最大入口國和出口國都是中國,但大家不會說他們因此是依賴中國是應該納入中國版圖對不對,這是全球化的趨勢和有comparative advantage下正常的經貿交流。 在大陸人眼中,香港人罵大陸女人和小孩吃東西弄污地鐵車廂是反應太大了,捍衛廣東話也變成生安白造貶低普通話而非理性語言學討論。可是,為什麼香港人那麼大反應那麼不理性?我看到的,香港人是好像一群痛失家園的災民無力地呼喊,我們無權管理不守禮的遊客,無力維護被侵蝕的本地文化,無權決定接收幾多移民,只好把一切悲傷憤怒都化作對大陸人的粗話,就像被欺負的小孩,他沒有武器只能丟丟石頭。我不認為懷念英國的一部份香港人是崇洋媚外,那是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我們絕對知道殖民地政府自己拿過好處,真誠為香港的官不多,但英國人為香港確立了廉潔、自由和法治,建立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把香港從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香港人自己做不到的,就看特區政府的無能便知。我不覺得這是奴性,我很佩服英國人的管治能力,就像學生對老師般的感恩。殖民地政府沒有教我們愛英國,以前政府口號廣告公民教育都是教我們愛香港。香港人在外國遇險,例如日本地震或泰國軍變,中國大使館不受理,反而英國會接走持有英國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我完全能理解他們認英國為祖國。還有,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精神,也是在殖民地政府下建立的。 為什麼馬來亞迫新加坡獨立,但大陸是迫香港合併?我看到前者是較文明。也想一讀《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香港要跟整個大陸拼軍力很難.但我們是不是跟整個大陸拼呢?不止西藏新疆內蒙,其實廣東及上海這些較為思想開放的地方,也有獨立的呼聲。歐洲人已覺醒了,不再想要統一對方,分成幾十個國家反而和平共處。不過,看到網上給大陸人罵的留言…我還是覺得,要令多數大陸人考慮一下分裂是很難的事。還有,我說的獨立是一個籠統的詞,大陸聯邦政府及香港高度自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台灣必須獨立,那是很基本的尊重。台灣的朋友,請不要懼怕對岸軍力。如果情況是解放軍對國軍,那當然解放軍勝。但打起來的實際情況將會是部分解放軍對全體台灣人民,加美軍支援,還有國際間對大陸侵略行為的譴責。大陸不可能調派太多兵力去打台灣,因為台灣要獨立,大陸境內就有很多受壓迫已久的少數族群呼應,大陸要先控制國內的混亂。唇亡齒寒,懇請支持香港,當香港被完全同化,下一個目標一定是台灣。無論你們要捍衛的是中華民國抑或台灣國的主權,我都很尊敬。請相信獨立運動不是尋釁滋事,是爭取很基本的人權。 有空再寫英文翻譯。大陸的知識分子們,看到這裡可能你們心裡已積了很多怒氣,感謝你們抽時間理解不同的觀點。我不是文史哲系學生,不懂分析或代表其他獨立支持者的想法,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感覺。我相信,香港獨立了,中港的仇怨會淡化,香港人和大陸人會學習互助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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